成也 Rallies，敗也 Rallies

距離美國大選日只有三天，如果你認為民調可靠，便有理由相信特朗普敗選的機會很高。幾乎每次到選舉前最後一星期，相方民調距離都會明顯拉近；這次沒有，那顯示特朗普的落後是確實的、難以挽回的。這次大選，主要民調機構做的綜合分析，肯定小心翼翼，努力不重蹈 2016 的覆轍。雖然 2016 的民調其實沒有一般人以為的那麼不準，but perception is everything，假如再一次被大部份人認為完全不準，那會是整個行業的大悲劇。

另一方面，民調做了前車可鑑的調整，不表示不會犯新的錯誤，因為特朗普畢竟是不尋常的候選人，有可能製造意想不到、因而被民調忽略的因素。無論如何，不少特朗普支持者一口咬定「民調不可信」，理由只是「上次錯得離譜」，卻沒有看過 2016 民調的細節。其實，「上次」應該是 2018 的中期選舉，那次的民調是相當準確的。民調不一定可信，也不一定不可信，要看細節，這才是對待民調作為證據的理性態度。一口咬定「民調不可信」，很可能只是拒絕接受、甚至拒絕考慮衝擊自己信念的證據。

也許有人會說：「這次民調不可信，是因為民調結果反映不出特朗普的競選氣勢；只要看看他的 rallies 人數之多，與會者熱情之烈，便可以知道他的競選氣勢是如何的強大。」（"rallies" 在這個語境的意思是「支持者集會」，但還是用英文比用中譯傳神。）這一點不難回應：單是 rallies 的人數和熱情，根本反映不出美國選民整體支持特朗普的人是較多還是較少。無可否認，他的支持者仍然為數不少，但比起四年前是多了還是少了？沒有可靠的數據參考。可能沒有增加，甚至減少了，而 rallies 反映的，不過是特朗普的忠心支持者比四年前更熱烈地支持他。

四年前，特朗普靠 rallies 展示他乃不一般的參選者，尤其是那聽起來很「平民」、很「直接」的說話風格，跟所有政客都大為不同，令不少選民有耳目一新之感，有助他勝選。然而，四年過後，這新鮮感早已磨蝕殆盡。特朗普現在舉行的 rallies，只能吸引他的忠心支持者。假如他在 rallies 裏說的話關顧到那些不是忠心支持者、但仍有可能轉向他的選民，那麼這些 rallies 在競選上仍有點作用。可是，特朗普不但沒有這麼做，反而變本加厲，在 rallies 裏盡是討好忠心支持者，誇張和無中生有的說話連珠爆發，確實一時掌聲雷動，令特朗普大為滿足，但同時嚇跑了 undecided voters。

美國民眾深受疫情之苦，疫情成了大選的重要議題，因此，就以特朗普這個星期有關美國疫情所說的話為例吧。他在一個 rally 當眾取笑在場的 Fox News 節目主持人 Laura Ingraham 戴口罩：「我認不得你啊，那是個口罩嗎？不是吧，你戴口罩？（轉向觀眾）我從未見過她戴口罩，她現在是十分政治正確了！」Ingraham 是 Fox News 的一大「特朗普推銷員」，特朗普這樣取笑她，應該沒有惡意，而只是想得到一些現場效果。無論如何，他那「反口罩」和「反政治正確」的立場於是展現無遺，現場觀眾立即報以熱烈的笑聲和掌聲。另一例是特朗普毫無根據地說美國很多醫生虛報 Covid-19 死亡人數，不是（或懷疑不是）死於此病的也當是，為的是得到金錢利益。

試想想，眼見美國疫情那麼嚴重（最新數字是超過九百萬人感染，接近二十三萬人死亡），而現任總統卻好像不當一回事，嘲笑人戴口罩，更胡亂指控疲於奔命的醫護人員，那些不是特朗普忠心支持者的選民會因此而轉向支持他嗎？當然不會。

如果特朗普這次敗選，舉行這些 rallies 是敗因之一。

國安法之後

網上已有不少人 — 當然包括法律界人士  — 綜合和分析了香港國安法的內容，我不會做得更好，這裏只是想寫一點個人感想。雖然早已預了國安法會很快通過和生效，但昨天知道它通過的那一刻，還是有點悵然若失，感到鬱悶，因為香港肯定從此不一樣了。數小時後國安法內容終於公布，比我想像的更惡、更辣，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共在香港可以想抓誰就抓誰、想怎處理就怎處理。最可怕的是，犯了國安法的香港人，很可能被送中受審，定罪判刑後，便會被關在中國的監獄！

國安法對我有直接影響的，只有兩條，都是在第六節（效力範圍）：

「第三十七條ㅤ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或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公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

第三十八條ㅤ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 適用本法。」（批：「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這是中文嗎？）

我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所以第三十七條適用；不過，即使我放棄這身份，第三十八條仍然適用。因此，我以後是不會那麼輕易去香港的；即是說，如非必要，便不踏足香港。我很有機會因觸犯國安法被抓嗎？不是。我非名人，無甚影響力；假如有個抓人名單，應該沒有我的份，就算是榜上有名，也必定排在最末。可是，我好歹也在《蘋果日報》寫過文章稱習總為豬頭，罵林鄭為賤婢， 並支持香港的抗爭運動；雖然被抓的機會甚微，但不是零，這個不大的險我還是不願意冒的。

連我這樣處境相當安全的人也有顧慮，香港有很多人見到國安法的內容後害怕，那是自然不過的事。其實，國安法的第一個重大作用就是要香港人害怕，然後聽話。我相信聽話的人比害怕的人少，始終會有人繼續反抗，這些就是剩下的真正的勇者：勇氣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卻堅持去做應該做的事。

我不懂得在這個極其惡劣的情況下寫勵志的說話，寫多了也不過是在做文章。心仍鬱悶，但另一方面我明白世事千變萬化，難以逆料，香港並非必死無疑。留一絲希望，有機會便盡一分力。就這樣。

選後分析真容易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選前民調全線失誤，而且是大誤，眼鏡片跌破滿地 (包括本人的) ；民調為何如此不準？這恐怕要搜集充分資料，做深入的研究，才可以有定論。另一方面，這兩天已有不少文章分析特朗普為何勝出，還有連環馬後炮，說如果是桑德斯出選，肯定會打敗特朗普，就算一定要女候選人，麻省聯邦參議員禾倫 (Elizabeth Warren) 出選也會遠勝希拉莉云云。既然選前民調那麼不可靠，特朗普的勝出那麼出人意表，我不認為這些馬後炮有甚麼說服力。當然，寫的人都列出一些「理據」，但那只是一堆假設和猜想；選前都有很多論證和數據支持「特朗普勝出機會很低 (或頗低)」，而且很合理和一致，但特朗普卻勝出了，現在還來講甚麼「桑德斯會打敗特朗普」，那不過是意識形態的宣洩，根本毫無建設性。

輸了，就是 blame game 的開始。有些選後分析將特朗普的崛起和當選歸咎於美國自由派精英 (liberal elites) 看不起普羅大眾，激起強烈的反精英情緒，令特朗普有機可乘，加以利用；Fordham University 的神學教授 Charles Camosy 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 "Trump won because college-educated Americans are out of touch"！Camosy 的論點十分概括，而且大多沒有數據支持，只是他老兄說了算；例如他認為由於大學教授以自由派人士居多，他們自己與普羅大眾脫節，於是教出來的學生也與普羅大眾脫節，甚至當自己的政治見解是普遍的知識，人人都應該接受。真的？我只能說，至少我認識的美國大學教育不是這樣的，而我自己教學生時，經常鼓勵他們自我批判和反思 (尤其是道德、宗教、和政治信念)。

美國不少人 ¾ 特別是在東西兩岸以外的州份 ¾ 有反精英情緒，那是事實；自由派精英不了解那些較保守、教育程度不高、和入息低的人的想法和需要，那也是事實，但這只是特朗普得勝的其中一個因素，而且重要程度如何，又是要深入研究才可以有定論。一些選後分析執著這一點大做文章，寫文章很容易，但提出這麼簡單化的觀點，只會誤導讀者。

簡單化的觀點可以走另一個極端，就是將特朗普的當選歸咎於白人的種族主義情緒，這當然也有「理據」支持，例如白人男性年收入高過二十五萬美元的，投票給特朗普的人數比 2012年投票給羅姆尼的還多，另外更有三K黨表明支持特朗普，在他勝出後立刻明目張膽搞慶祝活動。不過，這也極其量只是特朗普得勝的其中一個因素。

雖是已知的事實，但要基於這些事實而推出合理的政治結論，是很困難的事，評論者往往立場先行，草率判斷。讓我再舉一例：希拉莉得的總票數比 2012年奧巴馬得的少六百多萬，有些評論者便立刻認為那是因為太多人不喜歡希拉莉，就算是反對特朗普的，也有很多提不起勁投票給她。然而，這只是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不是主要因素，實難判斷；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傳媒一面倒預測希拉莉會輕易勝出，以致很多本來打算投票給她的人沒有投票，因為認為自己不投票她也會當選。

寫選後分析文章是容易的事，只要拋點書包，列些數據，然後推出幾個大論點。假如要我寫一篇像上述那位教授的分析文章，我可以一揮而就，但我不會這樣做，因為我自知政治見識有限，又沒有做過有關研究，何必獻醜？(這一篇不算是選後分析，只是表達了對選後分析的一些看法。)

「不做我自己」

昨天在網上見到一句政治口號，出自香港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的一位候選人：「如果有一日我唔係做緊自己，推我落嚟！」，似是豪情壯語，但想深一層，卻不肯定他是甚麼意思 ---  誰可以不做自己呢？據聞這位候選人是讀哲學的，也許這句口號暗藏精深的哲理；以下讓我嘗試分析「不做我自己」（或「不做自己」）的意思，看看能否令這句口號容易明白一點。

先談最抽象的理解：「我」或「我自己」就是一個人在任何時刻用第一人稱（「我」或「我」在其他語文的對應字詞）來指稱的當下的那個人。就算你患上嚴重的失憶症，忘記了自己的身世和經歷，不認得從前相識的人，可是，當你說「我很餓」或「我希望能盡快恢復記憶」時，這個「我」仍然有所指 --- 當下的你。假如「不做我自己」的意思是不做這個意義下的「我」，那麼，「不做我自己」便不可能是說得出並且可以發生的事，因為一說「不做我自己」，就已用了第一人稱。這大概不是那位候選人的意思，否則，他根本不可能「唔係做緊自己」，那句口號就未免太取巧了！

「我」的意思當然可以豐富很多，指的不只是當下的「我」，而是一個有歷史的「我」；這個「我」的存在，是由一個人的出生延續到現在的這一刻。當你說「我小時候愛去荔園」或「我現在對香港的前景很悲觀」，這兩個「我」指同一個人，有身體成長和發展上的因果相連，也有第一身的記憶重疊。在這個意義下的「我」，「不做我自己」有可能嗎？可能的，但是極罕見：如果同一的「我」不只要求延續的身體，還要求（或只要求）重疊的記憶，那麼，當一個人徹底失憶，他便不再是同一的「我」。這應該也不是那位候選人的意思，因為根據這個理解，他的口號便顯得無力 --- 「如果有一日我徹底失憶，推我落嚟！」那還用你說？

英文有「Be yourself」這句忠告，意思大致是「不要刻意令人有好感和印象深刻，更不要裝模作樣，只要自然而真誠地表達自己便可以了」；那位候選人說的「唔係做緊自己」，會不會正是「做不到 be oneself」的意思？有可能。然而，搞政治講究形象、巧言、手腕、妥協等等，很難想像任何搞政治的人可以符合這些要求，卻又同時能夠堅持 be oneself。因此，假如那位候選人說的「唔係做緊自己」即是「做不到 be oneself」，他的支持者也許便應該立刻「推佢落嚟」了！

「自己」或「自我」還有另一個意思可談：每個人都有很多身份，但不是對每一個身份都有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 ，而那些有「自我認同」的身份，便組成他的「我之為我」的自我了解。例如一位華裔美國人可以對「美國人」這身份有自我認同，但對「華裔」這身份卻完全沒有自我認同；在他的自我了解裏，他只是美國人。「不做我自己」，可不可以根據這個意思來理解？可以的，但這個理解和上一段說的很接近，只是「be oneself」那個「oneself」加了「自我認同」的限制而已。

身份的自我認同是可以改變的，從前有自我認同的身份，可能會變成沒有自我認同，反之亦然。那麼，「不做我自己」是否可以理解為：從前有自我認同的身份，現在不再有自我認同了？這個情況，準確的形容是「不做從前的我」，而不是「不做我自己」。假如這才是那位候選人的意思，他在口號裏便的確提出了一個「推佢落嚟」的理由；問題是，當他「不做從前的我」時，他便應該會自然退下，不需要別人「推佢落嚟」了。

林鄭月娥的膽量

香港立法會否決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食水含鉛事件，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總結發言時，好像很機智地將諺語「人到無求品自高」改成「官到無求膽自大」，用來形容自己有膽承認制度有不足不善之處，有膽指出事件被政治化，有膽冒着被批評護短的風險、為公務員討回公道。林鄭擺出義正詞嚴的樣子，真是官威十足：

然而，從她所說的，我們就是偏偏見不到她的膽量何在！

「官到無求膽自大」這「金句」，也許真的有點道理，但用在林鄭的身上，卻不見得恰當。「官到無求」的「無求」，只是就官的身份而言，否則便應該泛說「人到無求」；官的無求，大概就是不求升職加薪，不求上司讚賞，不求有更大的權力和資源等等。具備了這些無求，一位官大人會因此而在哪些方面變得大膽呢？當然不是在投資、愛情、飲食、健康、旅遊等與做官無直接關係的事情上變得大膽；官到無求膽自大，就是不怕做出一些當官者一般不敢做的事，例如自把自為、堅持個人立場而不理會上司的指令。

林鄭形容自己「有膽」做的，在香港現時的政治環境，肯定不是當官者一般不敢做的事，何膽大之有？承認制度有不足不善之處，會因此而丟官嗎？當然不會！指出食水含鉛事件被政治化，不但絕對不損官位，反而可能會得到梁特首甚至是來自北京的讚許。至於被批評護短，已完全談不上是甚麼風險了，因為這些批評只會被林鄭當耳邊風。

假如林鄭月娥順應民意，在調查食水含鉛一事上為民請命，說出冒犯梁振英的話，那才是真正的大膽。她在這件事上的真正看法，我們不能肯定；不過，就算她心裏十分不贊同梁振英政府的做法，她會有膽量說出真話嗎？相信讀者心裏有數。

梁振英口中的「青年工作」

根據《南華早報》的報道，梁振英早兩天接受傳媒訪問時，對於為何參加佔領行動的多是年青人，他這樣解釋：香港政府對青年工作或許有盲點，過去十幾年這方面工作做得不好。那「青年工作」四字真妙，因為這個詞語組合不是一般香港人慣用的（大概除了社工），梁振英這一用，便露出了他的共產黨思維 --- 所謂「青年工作」，就是對年青人實行共產黨愛說的「思想改造」。

我在網上找到《共青團90年資料庫》（竟是正體字的），其中一個資料類別是「三代領導核心論青年工作」，讓我隨便引幾段給大家看看共產黨說的「青年工作」是怎麼一回事：

毛澤東：「思想政治工作，各個部門都要負責任。共產黨應該管，青年團應該管，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管，學校的校長教師更應該管。」

鄧小平：「一部分青年人對社會的某些現狀不滿，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注意引導，不好好引導就會害了他們。[...] 帶好新一代，否則就會帶壞一代人。弄不好會使矛盾激化，會出大亂子。」

江澤民：「希望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同志，要高度重視教育和青少年學生的思想工作。[...] 總之，抓好教育和青少年學生的思想工作，直接關係到我們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能否取得成功，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否取得成功，大家都要從這樣的高度來認識問題，開展工作。」

香港政府兩年前強推國民教育失敗，現在又打算向中學的通識科「開刀」，要削減其中的政治內容，甚至將這科改為選修，為的就是要做好梁振英口中的「青年工作」。香港中學的通識科課程也許有不少有待改善之處，但學生從這科多少可以學到點獨立思考和批判思考；梁振英為了做好「青年工作」而針對通識科，並不是「胡亂出招」，反國民教育的同道看來又要出力了。

關於撤退與失敗的一點思考

雨傘佔領運動持續，雖然佔領者的意志和聲勢到現在仍然沒有明顯減弱，然而，除非佔領行動發展為大家都不願見到的暴動，否則，佔領者遲早要和平撤退；無論是大規模一起撤退，還是不同激進程度的佔領者先後撤退，對於爭取真普選，爭取貫徹一國兩制以保衛香港有別於大陸的文化和制度，關鍵的問題是佔領者是否帶著失敗之心而撤退。

何謂成功？可謂失敗？沒有一定的答案，不同的人著眼點有異，在這件事上自然會接受不同的成敗標準；我想談的是心理，只要你同意這場抗爭需要轉為持久戰，而且形式也可能要改變，那麼，你便不得不注意這點：這一次視撤退為失敗，才最有可能引致真正的失敗（這裏我用的失敗標準是「最終甚麼也爭取不到，香港繼續走向與大陸同化之路」），因為自認失敗者難以再度奮發，那便沒有足夠的人打持久戰；反之，假如撤退而沒有失敗之心，甚至認為已取得階段性的勝利（至少已展示了年青人的政治意識、意志、和抗爭力量），保住了戰意，才有打持久戰的條件。

因此，我十分反對一些好戰的「勇武」之士鼓吹「撤退即失敗」之說，這些人之中有些好作網上軍師，指指點點，儼如行軍佈陣，視這次抗爭為一場將會勝敗分明的戰爭，大有只許勝、不許敗的心態，堅持不勝不撤，甚至妄想不撤便會勝利。假如越來越多佔領者聽從這些網上軍師，真是後果堪虞。

當然，何時撤退為最適合，實難定奪，但即使不是在最適當的時機撤退，即使撤退得不夠漂亮，只要不抱著「撤退即失敗」之心，只要撤退後有打持久戰的意志，以這次佔領行動所見的香港年青人質素，我有信心說一句「香江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佔領運動同時是證成過程

香港的雨傘佔領運動已持續了兩個多星期，接下去會怎樣發展？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怎樣才算成功？如果失敗了，應該怎樣做？這些問題我都不懂得回答。至於提供策略，我更沒資格了；不過，有一點我倒想特別強調一下，這大概也不是我獨到之見，但值得寫出來。

佔領運動爭取的是真普選，為甚麼真普選對香港（的將來）那麼重要呢？如果只是說「因為民主很重要」，未免過於簡略，而對於不認為民主重要的香港人，這個答案甚至完全沒有說服力。要說服這些香港人，難道要向他們講解民主的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s）和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s）嗎？但這種抽象的論述恐怕也難以改變普羅大眾的看法。然而，這種論述並不必要，因為雨傘佔領運動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證成（justification）的過程，證明爭取真普選的重要，也顯示了非用較激烈的大規模行動不可。

參與佔領運動的眾多香港人不會有完全相同的訴求，然而，有一點相信他們都有共識：香港現時的政治制度令香港逐漸「禮樂崩壞」，包括官商勾結、地產商壟斷經濟、官官相衛、傳媒自我審查、廉政公署今非昔比、政府漠視民意、政治打壓日益明顯和嚴重。爭取真普選，就是要從政治制度的改變來扭轉這個「禮樂崩壞」的情況，因為一個有民意代表性的政府必然要受民意監察，也必須回應大部份市民的訴求，絕不能只隨政府內少數人的意願而行。沒有人能保證有了真普選後的政府一定能扭轉現在「禮樂崩壞」的情況，但真普選至少是一個變好的必要條件。

假如這個共識是錯的，香港並非正在「禮樂崩壞」，那麼，佔領運動便出師無名；我說佔領運動同時是證成過程，意思就是佔領運動彰顯了香港「禮樂崩壞」情況之嚴重，我們看到的包括：

- 警方拘捕運動的學生領袖，搜查他們的住宅，查扣電腦，並且將他們拘留四十八小時，要出動人身保護令才放人。

- 有涉嫌黑社會分子多次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警員在場時毆打示威者。

- 涉嫌受僱人士公然包圍一間傳媒機構，阻止報紙運出；即使有法庭禁制令，在場警員卻不執法，甚至有人當場撕毀禁制令。

- 一班警察將一個示威者拉去暗角，拳打腳踢，而影到警員暴行的傳媒機構有明顯的自我審查動作。

- 梁振英政府完全沒有跡象打算回應參與佔領運動的眾多香港人的訴求，只是用盡各種手法打擊佔領運動。

佔領運動的確引致不少市民生活上的不便，有些人甚至蒙受相當大的經濟損失，他們有怨言，相信大多數參與佔領者都明白，亦因此而有歉意。然而，除非你先認定了甚麼學生被人利用和外國勢力作祟，又或者你完全不在乎上述的「禮樂崩壞」情況繼續惡化，不介意將來住在一個言論不自由、貪污嚴重、諸事靠走後門的地方，否則，你便應該支持爭取真普選。也許你贊成爭取真普選，卻不認為佔領運動是最佳的爭取方法，那麼，你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提出呢？如果沒有，你可能說到底只是不能忍受佔領運動帶給你的不便，妄想有一個「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爭取方法。

心繫香江

這幾天除了必要做的事情，我幾乎甚麼也沒有做，是沒心情做，大部份時間都花在關注還在進行中的香港人政治抗爭運動，主要是看臉書，因為臉書的消息最快，當然也有看香港和英美報章的報道，總之就是不想錯過任何有關消息。我太太亦不遑多讓，其實是猶有過之 --- 警察施放催淚彈那晚，她因為擔心更壞的事情會發生，幾乎徹夜不眠，而我早在催淚彈出現前便支持不住要睡了。上一次我們兩人一起這麼關注一件政治事件，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那種似曾相識卻又恍如隔世、憂心忡忡卻又帶點興奮的感覺，非筆墨所能形容。

這場運動的發生，是時也，勢也，不是任何人或任何組織可以策劃得來的；會怎樣發展，結局如何，皆難逆料。到目前為止，參與的香港人表現出的文明質素及和平手段，只能用「令人讚嘆」四字來形容，足令所有香港人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我不想浪漫化這場運動，亦不敢樂觀，因為現時仍然危機重重，中共及香港政府寸步不讓，使用「拖」字訣；這邊廂參與運動的人隨時會支持不住，由於群龍無首，最終或散或亂，甚至內鬥。現在這個膠著的情況，是令人十分擔憂的。

我多麼渴望自己有良策可獻，可是，現在的形勢實在太複雜、太多變數了，雖然有些做法我認為有充分理由反對（例如暴力手段和標榜「打到共產黨」），但如何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局，我實在全無頭緒。我絕無諸葛孔明之才，也不是甚麼謀略家，我只是個讀哲學和教書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既然不知，就不多說了，不過，香港人爭取的，我絕對支持，雖然不期望短期內會成功，但相信爭取才有希望，不抗爭就一定失敗。

 

以上我用了「政治抗爭運動」一語而不用「佔領中環」，因為我認為這場運動已遠遠超越了原先「佔領中環」的構想，實在不宜再稱為「佔領中環」。有人稱之為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但說這是一場革命，似乎是言過其實了；我較喜歡 ‘the umbrella movement’ 這稱呼 --- 祝福香港人撐著雨傘前進，不懼風橫雨狂，可以早日收傘，一天光哂！

為甚麼，不掉那星？

傳說中，有這樣的一首兒歌：

東邊一顆小星星，

西邊一顆小星星，

一顆星，忽然掉了下來。

為甚麼 ---

只掉這星，不掉那星？

今早一覺醒來，在網上首先看到的，是香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吳亮星那令人憤慨的行徑和嘴臉；我想起了這首兒歌，心裏禁不住問：為甚麼，不掉那星？為甚麼容許如此一個混蛋胡亂主持這麼重要的會議？

在議會一片混亂的情況下，吳亮星強行表決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結果「獲得通過」。在此之前，吳亮星已多次涉嫌違反議事規則和濫用權力（例如禁止某些議員發言，甚至驅逐他們離場），連建制派議員也批評他處理得很混亂；然而，吳亮星繼續穩坐主席之位，管你混亂不混亂，依不依會議程序，總之最後完成通過議案的任務便成了。

有人認為吳亮星的問題是無能、無知、和無恥，但更嚴重的問題看來是他根本不尊重會議，經常一臉不耐煩和不屑，間而說話透出怒氣，好像這整個程序都是多餘的，「阻頭阻勢」，恨不得盡快結束。制度裏越多這樣不尊重制度的人，就越顯出制度在崩壞 --- 問題不只是這樣的人在破壞制度，而是制度早已開始崩壞，才容許這樣的人掌權得勢。

看看這吳亮星，立法會功能組別金融界自動當選議員，身兼中國銀行(香港)信託董事長及新鴻基地產屬下數碼通非執行董事，而這兩公司都有參與新界東北發展；有人指出吳亮星不適合主持有關東北發展撥款的會議，因為涉及利益衝突，他卻一於少理，只一句「確信沒有任何利益需要披露，無任何不妥」，在建制派護航下，繼續當他的財委會主席。明明涉及利益衝突也不避嫌，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又為甚麼？如果不是制度開始崩壞，又怎會這麼容易讓吳亮星得逞？

有朋友認為吳亮星這次霸王硬上弓通過撥款，反而增添香港政府的麻煩，除了無可避免的司法覆核，也會令反對派議員更落力阻撓其他撥款申請，而且有可能刺激更多香港市民支持佔中。這是短期較樂觀的看法，可是，長遠些看，制度很可能進一步崩壞，甚至連司法獨立也保不住。

我隔洋遠眺那星，看到的是黑夜，不是光明。好心噏。

「不像大陸人」

今天讀到一篇令我感動的文章，寫的是中港矛盾；非罵非諷，也沒有標榜中立理性，只是平平道來，夾敘夾議，透過描寫一些個人體驗和跟一位「本土派」的交談，便點出了中港矛盾的癥結。

我說的是楊不歡早兩天發表的〈焦慮的香港人〉，內容我不想講得太多，因為希望大家讀原文，親自經驗這篇文章的感染力。然而，我不得不談一談文章裏特別令我感觸的一處：作者是香港新移民，在跟那位「本土派」談論了不少中港之間的問題後，對方「讚美」她「不像大陸人」。這句「讚美」，不知要有多少偏見才能承托得起？

這令我記起數年前一次飯後閒談，對方也是大陸人，談的不是甚麼家國大事，但涉及一些中港兩地的分別；這位朋友言談間表示他認為香港人驕傲，自以為了不起（意思應該是粵語的「懶巴閉」），我當時不懂得如何反應，只好顧左右而言他。讀完楊不歡這篇文章，我禁不住想像，假如當年這位朋友補充一句，「讚美」我不像香港人（因為他似乎對我印象很好），我便會對他說，很多香港人都不是他認為那樣的，他恐怕是有偏見了。

當然，就算我當時說了，大概也不會改變那位朋友的偏見，正如現在對那些激進「本土派」說他們對大陸人有偏見，他們不但會不以為然，甚至會更為憤怒。一團火已燒得頗大，煽風容易，救火卻難；一些本來合理的說話，這時便像是潑在火上的少許水，只會令烈焰更張。

楊不歡說得對，中港「權力大小對比之懸殊，使港人感受到政治上無孔不入的侵蝕，加之超負荷的遊客，龐大的陰影將小小島嶼籠罩其中」；香港人恐懼的，是中共的魔爪已開始肆無忌憚伸入香港，這個城市的美好之處早晚會被磨蝕殆盡，而一些香港人對行為不端的大陸遊客那麼憤恨，也許是因為已經視他們為那魔爪上的尖指硬毛。至於那些「不像大陸人」的大陸人，由於他們在中港矛盾中一直沒有甚麼影響力，有些香港人便當他們是極少數，甚至索性當他們不存在了。

令人擔憂的是，中港矛盾這團火很可能會越燒越烈，那些「很像大陸人的大陸人」和香港的激進「本土派」都有份令火勢擴大；然而，燒的是兩方，得益的卻不知是誰。

不必再問「什麼是中國人？」

拜讀本土派健筆孔誥烽教授鴻文〈什麼是中國人？〉，不無感慨：很多時候，政治論述都不過是為了效果，能有實質影響，甚至只要能鼓動或在精神上支持同路人，便足夠了；文章討論的問題，即使煞有介事，洋洋灑灑，其實只是幌子而已。孔教授討論的「什麼是中國人？」，正是這樣的一個幌子。

孔教授引經據典，大談種族民族主義的起源、中華民族「想像的建構」、大漢族的排滿意識、五族共和的主張、中共的公民民族主義觀、改革開放後種族民族主義觀的復興，如數家珍，然後得出這個大概沒有什麼人會反對的結論：「1911年之後百多年來，如何定義中國人，仍是爭論不休的題目。若再加入美國、新加坡等地的海外華人一併考慮，問題便變得更為複雜。」

然而，像大多數「幌子政論」一樣，孔文的結尾才是真章：

『下次有人再以「大家都是中國人」召喚你我時，我們不妨帶引對方進入一場思辨之旅，反問：什麼是中國人？你搞清楚怎樣界定中國人了嗎？至少我們也可以用港女的氣勢回應：「你自己仲有咁多嘢未搞清楚，咪嚟煩我啦！」』

這是針對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的人，例如早前因此禍從口出的香港藝人官恩娜。假如要先搞清楚怎樣界定「中國人」，才可以（在某些語境）使用「中國人」一語，那麼，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的確不妥。可是，請不要忘記，那些一聽到「大家都是中國人」便心火起的人，都會堅持「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孔教授提出的霸氣一問，一樣可以向這些人招呼：「什麼是中國人？你搞清楚怎樣界定中國人了嗎？」孔教授學識豐富，頭腦清晰，難道連這麼簡單的一點也想不到？

孔教授在文章裏沒有提及這些堅持「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本土派，但如果不是因為這些人的言論，「大家都是中國人」這句話怎會在香港引起激烈爭論？孔教授又怎會有需要寫這篇鴻文？假如「中國人」一語由於定義不清而不應隨便使用，那麼，無論說的是「大家都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都可能不妥（註）。假如對「中國人」一語可以各自表述，那麼，未搞清楚應該怎樣界定「中國人」，並不成其為指責別人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的理由。孔教授為何只針對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的人？

那些堅持「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本土派，關心的可不是「什麼是中國人？」這個問題；他們只是強烈反對別人將他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簡稱「中國人」或「強國人」）歸為一類，這才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這句說話的真義。孔教授在文章裏好像很學術地討論「什麼是中國人？」，骨子裏不過是要支持「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這個本土立場；否則，以他在文中提出的論點，根本沒有理由只針對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的人。

看穿了本土派只是用「什麼是中國人？」做幌子，下次有本土派要求你先搞清楚怎樣界定「中國人」，你也不妨用港女的氣勢回應：「慳啲啦！」

  

（註）當然，「中國人」一詞的意義未含混到令我們難以判斷「法國人是中國人」的對錯。順便一提，孔教授用的「華人」一語，不見得比「中國人」有較精確的定義。

香港人 • 自己人

庫斯克的一篇博文探討了「誰是香港人？」與「身份認同」的問題，考慮了不同的看法，還論及中港矛盾和終審法院最近對新移民申請綜援的裁定，應該是在示範香港中學通識科著重的多角度思考吧。庫文的論點我大部份贊同，只有兩點看來是搔不著癢處，另一點則過於點到即止，而這三點都可以用「自己人」這個概念來進一步探討。

第一點是關於終審法院的綜援裁定：

『「永久性居民」這幾個字，其實是香港人劃分我者和他者的一條心理分界線，所以當綜援七年限制被裁定是違憲的時候，香港人感覺像天塌下來一樣，除了是因為新移民會掠奪香港資源的印象之外，就是因為這一條心理分界線。』

庫斯克說的「我者」，應該就是「自己人」（粵語也可說「自己友」）的意思；凡不是自己人的，就是「他者」了。假如這裏談的是香港人（註）對「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的劃分，那麼，即使香港人不得不「接受用七年時間取得永久居民身分的內地移民就是香港人」，不得不同意這些新移民「有資格申請綜援、公屋等社會福利也是天經地義」，他們仍然可以另劃一條「自己人 vs 不是自己人」的分界線，劃分了「真正的香港人」（自己人）和新移民（就算住滿七年，也不是自己人），而這條才是心理分界線 ---「真正的香港人」對終審法院的裁定「感覺像天塌下來一樣」，不只是因為非永久性居民也可以領取綜援，還因為那些不是自己人的新移民勝了一場大仗。

第二點是關於雙非兒童的身份：

「對於很多本地人來說，他們雖然是香港永久居民，但他們父母都不是香港人，而且大部分都住在內地，所以他們只是法律上，而不是文化認同上的香港人。當雙非兒童來港報讀幼稚園和小學的時候，造成了北區學額緊張，香港社會對雙非兒童及其家長的負面情緒，可謂火上加油。在很多人心目中，雙非兒童不是香港人。」

為何雙非兒童「雖然是香港永久居民」，卻「不是文化認同上的香港人」？那些遲至小學甚至中學才來港的，也許（卻不一定）會有文化認同的問題，但從小來讀幼稚園的雙非兒童，三四歲起就在香港成長和學習，大有機會成為「文化認同上的香港人」啊！「在很多人心目中，雙非兒童不是香港人」的真正原因，恐怕是因為雙非兒童的父母明顯不是自己人，加上不少雙非孕婦闖急症室產子，令人反感，她們誕下的雙非兒童，即使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也很難被香港人視為自己人了。

第三點是關於非華裔香港人：

「不會說粵語的華人，人們也不會當他們是香港人，而能操流利粵語的非華人，也只有看似中產的（例如喬寶寶、利君雅），人們才會覺得他們是香港人。很多懂流利粵語的基層南亞裔人，一般人也會當他們是異類。」

庫斯克只是點出這個現象，卻沒有探究為何有此現象：為甚麼同是非華裔，同是居港多年，同是能操流利粵語，中產階級的被（一些香港人）視為「非華裔香港人」，從事低收入工作的則被視為「阿差」？說到底，這也是當不當你是自己人的問題 --- 認為你是優質的，便較容易接納你為自己人；認為你不那麼優質，便較容易著眼於你跟「我們」相異之處（例如膚色），而當你是「外人」了。

「自己人 vs 不是自己人」的劃分，是人之常情，在群體生活中有其作用，有時甚至是必需的。然而，當這個劃分伴隨的是群體之間的嚴重矛盾和衝突時，我們便有必要思索以下的問題：我們是因為某群體裏的人行為不為我們接受，所以將他們劃成「不是自己人」；還是因為我們早已（由於各種因素和影響）將他們劃成「不是自己人」，所以他們的行為特別容易不為我們接受？這個「不是自己人」的群體，是否真的那麼單一，以致我們有理由對這個群體裏的人「一視同仁」（「不是自己人」當然可以再分成幾類，但對每一類我們仍然可以問這個問題）？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尤其是在香港現時這個複雜的政治環境，但正因為如此，這些問題的答案對「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都同樣迫切和重要。

（註） 雖說討論的是「誰是香港人？」，其實香港大部份居民都不會懷疑自己是不是香港人；這裏就假定這些（大多）是貨真價實的香港人，對於這些香港人，問題嚴格來說不是「誰是香港人？」，而是「誰也是香港人？」。

香港何去何從？

早兩天收到香港寄來的《我佔中》，是一本討論佔中運動的文集，我寫的一篇文章也給收錄了；書已出版了好幾個月，應該是編輯寄來的吧。

我那篇文章寫於佔中運動發起不久，講的主要是某些人企圖打擊佔中所用的種種手法，其中一種我稱之為「一味靠嚇」：「危言聳聽，指佔領中環之日，很可能就是中環變成天安門之時，中共出動解放軍鎮壓，寧願和香港一拍兩散。佔領中環就是和中共鬥大，香港人輸不起的。」然而，剛結束的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宣布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據說港澳辦都被納入其架構中，有論者認為這顯示中共立意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及打壓策劃佔中的人士；有些人更言之鑿鑿，說由此可見中共手段越來越強硬，假如佔中成事，中共必會武力清場，不惜血洗中環。加強控制及打壓一說合理，但血洗中環云云，仍未免誇張 --- 不是絕無可能，但目前這個看法還是純屬猜想，沒有甚麼有力的理據支持。

無論如何，中共對佔中運動看來是越來越不敢掉以輕心，打壓手法將會越加無所不用其極，佔中之路必然障礙重重。中共的河水早已大犯香港的井水，要挽救香港的自由和法治，不能不訴諸行動；任何政治行動都有可能失敗，但打一場沒把握的仗，總好過不戰而敗，坐以待斃。

當然，佔中不是唯一可能的行動，而且發展到目前為止已有不少難題，領導者的一些建議也有難令人信服之處；不過，這個運動已成聲勢，只要能爭取到更多人及更多不同階層的人支持，而行動的計劃又周詳，那麼，成事的機會仍是有的。假如佔中成事，結果會是如何，仍是未知之數，但除非是血腥收場，否則對香港的政治前景應該是好處遠大於壞處。

這邊廂有人積極參與佔中運動，努力以行動挽救香港，那邊廂有人以香港左翼（多被稱爲「左膠」）為攻擊目標，甚至是唯一的攻擊目標，口誅筆戈，儼然左翼滅盡之日，便是香港光復之時。這些攻擊左翼的言論越來越過火，最近連某知名社運人士一償環遊世界的夙願，也成為他的罪狀！須知中共就愛看你們自相殘殺，即使你們不自相殘殺，中共也會想盡辦法分化香港人的陣營、為敵人製造敵人，坐收漁人之利。與其互鬥，何不合力抗共？

說句老套的話作結：香港何去何從，端賴香港人的集體行動。

范太與陳雲：維穩二重唱

今早起來，讀到三則新聞，都與佔領中環運動有關。

第一則是在《信報》網站讀到的，據報「佔領中環」一詞在中國兩大社交網站 --- 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 --- 已成為敏感詞，搜尋之下顯示的是「根據相關法律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即是，被河蟹了。假如報道屬實，可理解為中共對佔領中環運動越來越不敢掉以輕心。

第二則是在《主場新聞》讀到的，標題有趣，是〈協恩女學生 KO 范太〉，報道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出席協恩中學的通識科講座，被一女學生質問她為何認為爭取真普選是不顧全大局。范太的回應是：佔領中環等於是自殘香港，但犧牲香港利益卻不一定會令北京改變立場，倒不如在普選的問題上「有幾多攞幾多，先慢慢講」。她這個「攞」字用得真妙，因為有歧義，可以指主動去攞（主動爭取），也可以指被動的「畀幾多攞幾多」。當然，范太不會鼓勵香港人主動爭取普選，她說「有幾多攞幾多」，真意是先順從中央的決定，以後再慢慢打算，千萬不要搞對抗。那個「攞」字，不過是令她唱的維穩小調沒那麼露骨而已。

第三則也是在《主場新聞》讀到的，標題也醒目，是〈陳雲：佔中發起人是壞蛋追隨者是笨蛋〉，只是複述陳雲一篇文章的內容。稱佔中發起人為壞蛋，就當是修辭吧，不計較了；然而，陳雲文章的內容擺明車馬是攻擊佔中運動，卻不是提倡更激進、更勇武的抗爭，而是勸說香港人現階段不要搞事，「要普選，只需要提出原則性的要求，一人一票選特首，提名委員會必須全民平等參與，然後責成政府盡早提出普選的諮詢方案，這就解決了」。他在七一遊行前夕也說過類似的話：「港人只須靜待中共宣布香港普選方案，舉凡不符合普選者，港人嚴加拒絕即可。」講得真輕鬆！到時貨不對辦，如何責成政府？如何嚴加拒絕？陳雲這些話跟范太說的「有幾多攞幾多，先慢慢講」一樣，把中共溫和化了，彷彿中共會跟香港人有商有量，只要大家有耐心，中共始終會給香港真普選的。假如你相信范太或陳雲，因而反對佔中運動，中共還會不歡迎嗎？因此，陳雲唱的是變奏的維穩曲，這次跟范太同一日開腔，貌離神合，可說是維穩二重唱了。

（補充：不錯，陳雲有解釋為何反對向政府提出普選細節：「將來細節導引出來的、意料不及的後果 […]，例如導致土共的或財閥的候選人長期當選，那個後果是由香港市民自己承擔的，因為細節是你們市民向政府提出的！如果選舉細節是由政府向市民提出的，那麼市民可以反悔、可以輸打贏要，向政府要求修改到最好為止。」這是個不能自圓其說的講法。根據陳雲的建議，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舉凡不符合普選者，港人嚴加拒絕即可」，即是說，政府提出而最後得以實行的方案，必是香港市民同意的；為何市民提出的，就須要承擔後果，市民同意的，卻可以反悔？其實，就算是市民提出的，假如是真普選，有真民主，普選的細節在日後發現有嚴重弊端時，仍是可以在民主機制中修改的。）

總評《香港城邦論》兼澄清孔誥烽教授之誤會

早前寫的一篇〈《香港城邦論》的中共死結〉，主要是為了有個交代：我終於讀了《香港城邦論》，評價仍然是負面的。本來打算在這篇文章之後不再談城邦論了，然而，從讀者得知孔誥烽教授最近在一個論壇裏提及區區在下，受寵若驚之餘，我卻對孔教授所說的話感到有澄清之必要。〈《香港城邦論》的中共死結〉只集中批評一點，以下我澄清了孔教授的誤會後，會給《香港城邦論》來一個總的評價。

孔教授說我讀過《香港城邦論》後，認為裏面很多東西都很合理，有很多地方都認同（可看以下短片 5:40 開始那部份：土意識與香港社群論述論壇 01孔誥烽），此乃大謬不然也！孔教授指的文章，是我在 6月10日發表的〈城邦論、城邦派、城邦教〉，那時我只看了城邦論幾十頁，文中沒有任何一句表示認同城邦論的觀點，正面的用語只有「有紋有路」四字，指的不過是行文的條理（比較：我可以認為一個風水師的說話有紋有路，但仍然視風水之說為迷信）。因此，孔教授之言，完全不是我的意思。

事實上，讀完《香港城邦論》，我有點覺得浪費了時間，因為此書由頭到尾主要是一連串的 propaganda，嚴謹的論證當然欠奉，有不少地方更完全是陳雲他老人家說了算，信不信由你，願者上釣。城邦論也許能滿足一些人的政治幻想，而對於提高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和開展這方面的討論，此書也的確功不可沒，可是，若依照書中提出的路線來追求香港本土的長遠利益，恐怕會是死路一條。

我不是以學術著作的要求來評價《香港城邦論》，否則此書更不堪入目。除了低級錯誤（例如以勞思光為香港的英美哲學代表；見 p.102）、穿鑿附會（例如胡亂引用 Lacan 精神分析理論裏的 ‘acting out’ 概念；見 p.53）、和資料來源闕如的重要聲稱（例如聲稱戈爾巴喬夫曾對鄧小平說蘇聯改革之路困難重重，就是因為沒有像香港這樣的城邦；見 p.62），最要命的，還是 p.161 的那兩個註腳，竟說「這當然是筆者的判斷，無法證實的，筆者也無須理會人家的駁斥」和「這也是無法證實的」，跟陳雲在網上廣為流傳的金句「算了！我判斷到你的態度」有異曲同工之妙 ；如果是搞學術， 就算是證實不到的，也應該拿出一點證據來支持吧！因為上述這些學術毛病太明顯，所以，算了，我判斷到陳雲的態度根本不是在寫學術著作，就無謂以學術著作的要求來難為他了。

《香港城邦論》的死穴，正如我在〈《香港城邦論》的中共死結〉一文指出，是它那向中共謀取香港自治的策略 --- 互相保護，你給我們自治，我們便保證會獨善其身，絕不參與任何促進中國民主發展的活動，幫助中共政權「延年益壽」（p.92）。爭取香港民主的確不必從促進中國民主入手，應由本土開始，可是，《香港城邦論》提倡的不只是這一點，還有 --- 而這是其論述核心：若要香港自治，先要保證中國不會急速民主化，即是先要保住中共政權，並向中共明確表達香港人有這樣的了解。

然而，怎樣才可以向中共明確表達這個了解呢？這不很清楚，但應該包括不做任何中共認為會對其政權有壞影響的事。假如是這樣，《香港城邦論》提出的策略等於自廢武功，因為連佔領中環這樣的公民抗命行動，也會被中共視為對其政權有壞影響。這也許就是陳雲反對佔領中環的原因（之一），他對中共蠻有信心的，反而對發起和支持佔領中環的人士諸多猜疑和惡言。陳雲在七一遊行前發表的「情勢分析及勸告」還這麼寫：

「中共經歷三任特首之挫敗，應當知道香港除了給予普選之外，無法統治，也無法維繫國際金融城市的地位，繼續協助中國繁榮穩定。故此，中共是有必要給予香港普選的，而在目前香港人口構成（大陸人移居香港多）、政黨勢力（親共與拒共者均勢）及本土意識逐漸成型的狀態下，普選的結果不會令共產黨尷尬。故此，港人只須靜待中共宣布香港普選方案，舉凡不符合普選者，港人嚴加拒絕即可。民主派的佔領中環行動，是多此一舉，而且民主派要設立功能組別的建議，除了保存地產財閥及親美勢力之外，也是陷共產黨於不義，更有坐大之後，趁中國內亂而發動顏色革命之虞。故此，中共在研判形勢之後，將鐵腕對付佔領中環之追隨者。」

相信大多數香港人對中共都沒有這麼大的信心。大家都靜待了很久，不是嗎？與其繼續靜待下去而最終「得個吉」，不如現在就主動爭取，齊心合力，審慎樂觀而努力不懈，還有成功的希望；總好過將來悔恨當年太天真太傻，錯信中共，以致不但害了自己，還對不起下一代。因此，反對城邦論，不是反對由本土開始爭取民主，而只是反對與中共勾結（「與中共勾結」是陳雲自己的用語）。這點講清楚了，本土派和城邦派的分別，在以後的討論便可以少一些無謂的糾纏。

《香港城邦論》的中共死結

終於讀完《香港城邦論》，此書出版已一年半，現在才來寫評論，是遲了一點，然而，以下我提出的「城邦論的中共死結」，在我看過的眾多評論中，都沒有人作為重點詳論；既然我認為這是對城邦論的重要批評，當然是遲寫好過不寫了。

陳雲城邦論的論述核心，是「香港人要趁早完成一國兩制的自治建設，也要中共接納香港的城邦身份，在亂世互相保護」(p.54)。為何有此論述之需要？陳雲的看法是：「中共仍未行憲，而香港先走一步，施行憲政與民主選舉」，香港的城邦格局「令中共寢食難安」(p.127)，因此，中共收回香港的主權後，「中共官僚千方百計要瓦解香港城邦」(p.148) ：

「是故中共在收回香港之後，堅決延長香港的普選日程表，堅持收回《基本法》的剩餘權力，毫不猶疑地採取人大釋法，牢牢地將《基本法》當作地方法律來處理，尤其不喜歡反對黨和市民提出的司法覆核及憲法審查，避免賦予《基本法》實然的憲法地位。」(p.127)

然而，城邦論提倡的，不只是香港人根據《基本法》爭取落實一國兩制的高度自治（這一點沒甚麼爭議），還有的是「要中共接納香港的城邦身份，在亂世互相保護」，這才是此一論述可議之處。假若中共接納香港的城邦身份，讓香港真正自治，那當然是一天光晒，明天會更好，可是，中共為何要這樣做？陳雲認為因為這樣做對中共有利，「中共容許香港城邦繼續發展，將是中共延年益壽之舉」(p.92) ：

「使中共的富人可以在香港寄存和管理財富，使香港繼續發揮金融城市的樞紐和屏障作用，幫助中國企業集資，阻擋國際大鱷對中國的金融掠奪。國際政治方面，吸引國際社會及民間組織來港設立區總部，聯盟日韓，拉攏南洋，使香港可以協助中國成為亞洲大國。」(p.149)

既然容許香港城邦自治對中共有這麼多好處，而「中共是殘酷而冷靜的政治現實主義者」(p.158)，「稍為有頭腦的中共領袖，都會想到這些問題的」(p.212) ，那麼，為何中共仍然視香港的「城邦生態格局」為「心腹大患」(p.146)，「千方百計要瓦解香港城邦」(p.148)？陳雲這樣解釋：

「中共在理智上、在戰略上要保全香港的城邦格局，但在感情上、在戰術上卻不願見到自治的香港城邦繼續存在。在戰略上要維繫香港，在戰術上要消弭香港，這是中共收回香港之後的大尷尬，中共舉棋不定之際，戰術將取代戰略，官僚的私利取代政治家的公益[。]」(p.64)

這是說中共之所以要扼殺香港的城邦自治，是由於感情壓倒理智；在另一段，陳雲說得更直接：

「中共出於政權顛覆的恐懼，要一下子毀滅香港有生力量的慾望，大於要扶持香港有生力量、長期吸取香港有生力量的慾望。」(p.39)

城邦論提出的香港與中共「在亂世互相保護」，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對中共說「毀滅香港的城邦格局，可以為中共舒緩革命威脅，換來苟安的局面，但也令中共無法鍛煉自己，無法抵擋種種山雨欲來的危機」(p.149) ；另一方面是對香港人說「急速民主化的中國，比起極權的中共，更能危害香港」(p.51) ， 因此，香港人若要自保，最佳方法「不是推翻中共，改造中國」，而是只求香港城邦自治，絕不插手中國大陸的政治。

急速民主化的中國是否會危害香港，與本文要旨無關，暫且不論，以下只討論上述的第一方面。這裏，城邦論有一個死結，就是對中共有糾纏不清的理解：假如中共現時對香港的政策是由於感情壓倒理智，中共的理智如何能突然反過來壓倒情感？假如中共是「冷靜的政治現實主義者」，中共現時對香港的政策就不會是由於感情壓倒理智，而是中共冷靜計算出來、權衡利害之後的結果，要是這樣，中共就絕不會樂意讓香港城邦自治。

《香港城邦論》裏的中共，除了同時是冷靜的政治現實主義者和感情壓倒理智，還是「歹毒但愚笨的政權」(p.34) ！如果中共是因為愚笨，才有現時對香港的政策，才會破壞一國兩制，阻止香港自治，那麼，要求中共明白城邦論的智慧而與香港「在亂世互相保護」，不是要求太高了嗎？陳雲曾在一個論壇說城邦論是「同中共勾結的餌」，勾結也許不是問題，但先要搞清楚勾結者的路數，才有較大的成功機會，否則隨時賠了夫人又折兵，勾結不成，反而間接當了中共的維穩機器。

正是由於城邦論有這個死結，對於香港人如何從中共取得自治權，陳雲沒有任何具體的建議，只有一廂情願的期許：「只要香港人覺醒而團結自強，也許中共出於無奈而接受或歷久而開竅，香港自治運動仍是有可為的」(p.174) ；「但只要香港人決意自治，老共也會深明大義，放香港一馬」(p.220)。最後一招，則是「不要問，只要信」、「信者得救」的宗教式呼籲：

「至於那些問題：香港人能夠從中共取得自治權嗎？香港離開大陸可以生存嗎？香港有足夠治港人才嗎？這些問題，通通不須問的。有了信念，就有答案，就有實踐的道路。」(pp.189-190)

與其靠信仰城邦論，不如以實際行動爭取香港自治，由爭取 2016 雙普選開始；只要拒共，不必反共，也不必與中共勾結，助其延年益壽。

城邦論、城邦派、城邦教

放暑假了，有較多時間看書，終於拿起《香港城邦論》來讀。看了五、六十頁，雖然有些論點不贊同，整體而言仍覺得陳雲寫得有紋有路；令我吃不消的，只有前言裏那個阿爺孫女的意淫比喻，真是太重口味了。我應該會把全書看完，至於會否寫點回應或批評，則要看情況了。

無論是否贊同城邦論，也可以視之為值得思考和討論的論述，然而，網上的爭論有不少都集中在陳雲和他的支持者，尤其因為最近陳雲的出位言論甚多，有「新聞價值」，易激起反應。陳雲的那些出位言論，或誇張、或偏激、或戇居、或神化，其實大多與城邦論的主要內容無關，無論他說這些話是詐癲扮傻還是真心膠，除非我們有興趣的是陳雲這個人，否則可以不理 --- 不，是應該不理才對。對城邦論有興趣，就討論城邦論好了。

至於城邦派和城邦教，我認為是存在的，但兩者可以分開。支持城邦論的主要論點者，都可以歸入城邦派，這個「派」字，跟「左派」、「右派」、「民主派」、和「建制派」等用語裏的「派」字用法一樣，用來泛指一班政治立場相同或非常接近的人；這樣的一個「派」，是不需要有幫主或掌門人的，城邦派的人可以視《香港城邦論》為他們立場的理論依歸，卻不須要以陳雲馬首是瞻。

城邦教則不同了，那是一個 cult（這個字通常譯作「邪教」，我認為不妥，卻又沒有更好的中譯，只好用原字），教徒不只支持城邦論，還崇拜陳雲，而陳雲亦有教主之姿，不時自吹自擂，甚至自我神化。這些教徒的崇拜是盲目的，無論陳雲說些甚麼，他們都支持，無論陳雲說的話如何荒謬，他們都認為有道理（或用各種方式「理解」為有道理）--- 真是教主放個臭屁，教徒也會說：「好香！」

城邦教徒都是城邦派的，但城邦派的不一定是城邦教徒。究竟有多少城邦教徒？我不知道，相信不會太多吧，但的確是有的；陳雲在黃家駒的生日有以下一段臉書貼文，竟有近三百人 like ，這些都應該是城邦教徒了：

「香港曾經是這樣的。本土意識、第三勢力，是中美雙方都不願意在香港看到的。因此，李小龍、黃家駒都早死。（請不要像左膠那樣質問我，更不要誤會我要他們早死。）你活到我這個年紀，在我的夾縫位置，就會明白。而我可以活到如今，不被人整死，寫城邦論、遺民論、邦聯論，是個奇蹟。」

無論你怎樣善意理解這段文字，除非你是城邦教徒，否則，「因此，李小龍、黃家駒都早死」中的「因此」，是無論如何也啃不下的（假如你說我是捉字蝨，那也證明你是城邦教徒，因為「因此」這個詞語，以陳雲的中文功力，是不會不小心用錯的）。

有位朋友勸我不要再理會陳雲：「Ignore 佢把啦，注意佢變成害佢呀。」他說得對，不過，《香港城邦論》我還是會讀下去的。

愛港與愛港主義

有些朋友看了拙文〈愛國與愛國主義〉，以為我是間接批評支持陳雲香港城邦論的所謂城邦派，實在是捉錯用神了；那篇文章的重點是：愛國者不必接受愛國主義，而反愛國主義亦不一定要反對愛國。有些反對愛國的人（例如我在文中直接批評的李怡），的確是混淆了愛國和愛國主義，用了反對愛國主義的理由，來反對愛國；因此，愛國和愛國主義的分別，仍然值得釐清。

至於城邦派，的確是反對愛國，但不是以反愛國主義為理由；城邦派之反愛國，不過是他們主張的「中港區隔」的一以貫之 --- 對他們來說，香港人理應愛港，卻不應愛國，因為香港人一愛國，那中港區隔便難以堅持，而中港區隔一失守，香港的本土利益將盡喪矣。

這「中港區隔」的論述，是對是錯，說來話長，但我至少不肯定愛國和支持「中港區隔」是不相容的。當然，兩者是否相容，要看「愛國」指的是甚麼；例如司徒華就這樣理解「愛國」：

「我認識到，真正的愛國，並不是愛一個政黨、一個政權、一個領導，而是愛自己的同胞，愛民族的傳統文化，愛祖國的大地山河，即是人民、文化、土地，這是我愛國的根本因素。」（《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p.107）

根據這個理解，愛國是基於文化和國族的身份認同，愛國者可以不認同「中國人」的身份（「中國人」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卻不會不承認自己是華人；可以痛恨現在的中國政權，卻依然十分關心這個國家的前途。這樣的愛國，與主張「中港區隔」並無抵觸；這樣的愛國，可以同時反共；這樣的愛國，自然與愛港相容。

城邦派認為愛港就不應愛國，假如他們說的「愛國」是指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政權和政策，那麼，「愛港就不應愛國」是合理的；可是，假如他們說的「愛國」包括司徒華那樣的理解，那麼，城邦派的愛港便可以稱為「愛港主義」：愛港主義者之愛港，有如愛國主義者之愛國，是排他的；愛國主義者排除的是自己國家利益以外的考慮，愛港主義者排除的是香港本土利益以外的考慮；愛國主義者當然不容許國民愛其他的國家，愛港主義者也是只許香港人愛香港，就算是司徒華式的愛國，亦不能接受。

愛港主義者最愛罵人的是甚麼？當然就是「賣港賊」了。

愛國與愛國主義

支聯會一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引起不少爭議，陳牛在〈他們早就沒在討論愛國了〉一文點出了一個重要的分別，而這分別是不少爭論者忽略了的：愛國不等同愛國主義；準確點說，愛國的人不一定接受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不只一種，不全都是陳牛說的「把國置於一切之上，盲目去愛」，那是極端或盲目的愛國主義，有些愛國主義是較溫和、較講理性的。無論如何，愛國主義之為「主義」，是一種看法或主張：愛國主義者不但自己愛國，也認為所有國民都應該愛國，認為不愛國是不對的，好比對父母不孝，是一種道德錯誤。

愛國則是一種正面的情感，對象是自己的國家，愛國就是關懷自己的國家，因國家的盛衰而喜悲，願意為國家付出自己的資源。當然，愛國也有程度之分，像其他的愛一樣，可深可淺，不一定是陳牛說的「非常樸素的感情」，也可以是激烈的、義無反顧的，甚至是非理性的。

愛國的人不一定接受愛國主義，他們之愛國，可以與愛國主義全無關係，可以只是基於個人的經驗或情感傾向，也可以是出於對國家的歷史、文化、和各方面的成就之鍾愛和崇敬；他們不會因為自己愛國，就認為其他人也應該愛國。換言之，愛國者不一定是愛國主義者（英文的 ‘patriot’ 可以指愛國者或愛國主義者，‘patriotism’ 也有歧義，可以指愛國主義或愛國情操，但 ‘A patriot does not have to believe in patriotism’ 是甚麼意思，相信不難明白）。

無可否認，愛國過激過烈者，容易陷入愛國主義，但兩者仍然是可以分開的。混淆了愛國和愛國主義的人，很容易因為接受了反愛國主義（anti-patriotism），而得出「愛國不對」的結論，李怡就是一個好例子。他在〈守護心智，避免愛國主義侵入〉一文，將 Samuel Johnson 的名句 “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譯成「愛國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也許不是他翻譯的，而是他接受了這個譯法），明顯是混淆了愛國和愛國主義，正確的譯法是「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意思是無賴會用「人人都應愛國」為藉口，以逃避指責或攻擊敵人。李怡接著說「愛國是當今普世價值所不容的東西，稱之為死老鼠絕不過份」，就是指愛國不對；然而，當今普世價值所不容的，應該是愛國主義，而不是個別的人的愛國情感和行為。

愛國主義難令人接受，是因為我們沒有理由接受不愛國就是罪，可是，沒有理由接受不愛國就是罪，並不等如有理由接受愛國就是罪。假如一個人真心真意愛國，卻不鼓吹愛國主義，認為愛不愛國是個人的事，可以有個人的理由，不必強加別人身上，這會是普世價值所不容的嗎？

當然，以中國的情況來說，「愛國」愛的是甚麼，愛的對象值不值得愛，都大有討論餘地，但肯定自己對「愛國」的理解以及反對愛國的理由都是對的，從而肯定愛國一定不對，跟那些認為不愛國是罪的人，恐怕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