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馮睎乾在坪石邨訪問我

這已是差不多四年前的事，昨天忽然記起，想及其中細節，有不少感觸，覺得值得寫出來，留個記錄。

2019 年 1 月，內子和我先到長沙旅遊，然後到香港，幾天後與多位大學同學飛到台南玩了幾天，返回香港後又留了幾天，全程約二十天，玩得很開心。到台南前，與馮睎乾夫婦及郭梓祺吃晚飯（記得還有見山書店的 Sharon）；然後馮睎乾說想訪問我，是替《蘋果日報》做的訪問，會出文章。我爽快答應了，儘管心裏想我不太值得訪問，因為對我有興趣的讀者實在不會多。

由於訪問要拍照，我提議坪石邨為訪問地點；那是我由小學四年級開始，居住到二十多歲的地方，對我的性情和興趣發展都有莫大影響（那裏的公共圖書館是其中一個大影響）。以坪石邨作為我的香港背景，是十分合適的。

到了訪問那天，除了馮睎乾，還有攝影師；好像還有另一位負責錄影，但我的記憶已模糊，不肯定。我特別記得有專業攝影師，因為我要擺姿勢配合他拍照。其中幾張，攝影師叫我走到黃石樓下面的運動場，盤膝仰天，作沉思狀；我有點感到不自然，但也照做了。拍照後便找一個地方坐下，馮睎乾開始訪問，攝影師繼續拍照。

整個訪問大概是一小時多吧，談的東西應該不少。馮睎乾問了很多問題，記得大都是關於我成長和學習的經歷；我有問必答，但現在已記不起具體說過些甚麼，可見當時的談話內容對我而言沒有特別之處。依稀記得不知談到哪個話題時，我先後提到了梁文道和陳雲（兩人和我都算是相識），但已忘記說的是甚麼。訪問完畢後，攝影師先離去。馮睎乾和我道別前，兩人站在坪石邨距離地鐵站不遠處，又聊了一段時間，這次主要是馮睎乾告訴我他的工作近況。

馮翁由於拖延症嚴重，一直沒有把訪問寫出來，而我亦一句也沒有問他，因為文章出不出來我也無所謂。後來，《蘋果日報》便消失了。

王陽明論鬼

 

《傳習錄》卷上〈門人陸澄錄〉有一段是王陽明回答陸澄錄關於鬼的提問：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

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

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王陽明的答法很能反映宋明儒的頭腦和視角——凡事都透過倫理道德的鏡片（the moral lens）去判斷。

他首先說怕鬼是由於「不能集義」、「心有所慊」，即怕鬼的心理根源是道德的。這很容易自圓其說：假如你說自己很善良正直，但仍然怕鬼，王陽明可以堅持認為你其實集義不足，心仍有所慊，只是你不自知，所以才怕鬼。

門人子莘（馬明衡）的反駁很合理：邪鬼要害你時，哪管你是善是惡；就算你集義而心無所慊，邪鬼仍然可以害你，所以我們有理由怕邪鬼。

王陽明的回應模稜兩可。他以反問（「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來提出邪鬼不能迷正人，這好比說壞人害不了好人，說來動聽，但我們沒有證據相信，儘管大家都希望是真的。無論如何，這仍然視鬼為真實。可是，他接著說怕鬼是由於心邪，非鬼迷人，而是人心自迷，例如所謂被色鬼迷，不過是好色而已。這就是間接說鬼並不真實了。

假如王陽明相信有鬼，他說的「好色，即是色鬼迷」等等便沒有說服力，因為鬼可以令一個本來不好色的人變成好色，而本來好色的，則不必勞煩色鬼。假如王陽明認為根本沒有鬼，那麼他便應該直接以這一點來解釋為何沒有理由怕鬼，而不必談甚麼「集義」——無論你是好人還是壞人，邪人還是正人，如果沒有鬼，你便沒有理由怕鬼。

結論：王陽明論鬼，有點在鬼扯。

王國維與《資本論》

 

李建民在《民國的痛苦：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七》裏提到：

王國維晚年讀過《資本論》，讀的可能是日譯本。王氏曾預言共和中國最後走向社會主義。王國維的道德政治哲學，與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的資本學說不同。借用法國思想家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話：王氏閱讀《資本論》有著「意識形態方面的困難」。（頁33）。 

《資本論》到 1930 年才有第一個中譯（非全譯本，是陳豹隱翻譯的第一卷第一分册），那時王國維已去世三年了；英譯本早在 1887 年已面世，而第一個日文全譯本在 1920 至 1924 年出版。王國維懂日文、英文和德文，李建民認為王國維「讀的可能是日譯本」，大概是估計他的德文程度應該未足以閱讀《資本論》原文，而日文則比英文好。

何以見得王國維的日文比英文好呢？這看法至少可以從一件事得到佐證。王國維於 1901 年在上海與日本學者藤田豐八見面，事後藤田這樣評價王國維：「頭腦極明晰，且擅長日文，英語也很不錯，對研究西洋哲學深感興趣，前途令人矚目。」（見黃進興〈兩難的抉擇：王國維的哲學時刻〉）這裏「英語」應該指閱讀的英文，而非口說的英語；被一位日本學者盛讚「擅長日文」，王國維的日文程度一定頗高，至少比「很不錯」的英文好。此外，王國維曾在日本居住，第一次是 1902 年留學，但數月後便回國；第二次是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後，隨羅振玉寄居日本京都，這次居留達五年之久（期間回國一次，一個月後返回日本）。生活在日文語言環境那麼長，王國維的日文比起與藤田豐八見面時的程度，肯定是更上層樓。

王國維讀的是日譯本還是英譯本，這問題其實遠不及「王國維晚年讀過《資本論》」來得有趣和值得細味。他早年熱衷於學習西洋哲學，但在長居日本期間，已決定放棄哲學，改治經史之學（在此之前有一段研究文學的過渡期，寫成著名的《人間詞話》和《宋元戲曲史》）。王國維在潛心經史之學的期間拿起《資本論》來讀，除了由於關心國家種種可能的發展，實在難以想像有其他理由。

然而，王國維未必到晚年才讀《資本論》。根據陸曉光〈王國維讀《資本論》年份辨〉：

王國維讀《資本論》是在二十世紀初。這在時間上不僅比 1928 年開始翻譯《資本論》的郭大力、王亞南早了至少二十年，也不僅比陳寅恪「二十年代初」讀《資本論》早了十多年，即便與李大釗讀《資本論》的時間相比照，王國維也是早了約十年。由此當可認為，早在二十世紀初就讀過《資本論》的王國維，可能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早接觸《資本論》的學者。 

如果王國維是在早年讀《資本論》，那可以歸入他當時對西學的興趣，是相當容易解釋的事，但也因此遠不及「王國維晚年讀過《資本論》」值得注意。

陸曉光一文還指出有證據顯示王國維讀的是《資本論》德文原文：

姜亮夫述及他當年兼任雲南會館學刊編輯，某日要為該刊封面繪畫配填一首詞，試填後晚上去導師王國維先生家請教。於是就有了「銘刻在我心裏幾十年的一件事」：（先生）一改改了近兩個小時。在他改詞時，我隨手翻看兩本書，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資本論》，只見書裏面用好幾色打了記號。靜安先生看了看對我說，「此書是十多年前讀德國人作品時讀的。」這事在我腦中印像很深，我當時感到先生不僅學問廣博，而且思想也是非常前進。 

如果姜亮夫所言屬實，王國維的德文程度一定不低，可能和他的英文程度差不多，即藤田豐八說的「很不錯」。那麼，王國維的語文能力比我一向以為的還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