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讀胡適》

 

數月前替牛津大學出版社辦了點小事，總編輯林道群兄說要給我車馬費；我說車馬費倒不必，如能寄我一冊董橋的新作《讀胡適》，我便很開心了。林兄本來說由於香港和美國的郵政服務受疫情影響，郵寄可能有困難，誰知第二天他便告訴我已用速遞將書寄過來了。原來郵費是書價的四倍，弄得我挺不好意思。可是，結果速遞不速，書一個多月後才寄到，離譜之至，但總好過寄失。除了《讀胡適》，林兄還附寄了一本論述尼采哲學的小書，真有心。

《讀胡適》印刷精美，設計典雅簡約，捧在手裏已頓生好感。我拆開包裹後急不及待即時讀起來，一口氣讀了五十頁，好看！在第四十七頁讀到董橋引胡適〈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的一段，真巧，我兩個月前的網誌文章〈胡適與蘋果〉正正引用過這同一段，於是大有同好之感。雖然是忙裏偷閒斷斷續續地讀，也不過是幾天便讀完全書；讀畢後，想到兩字形容：親切。

此書以「回」為單位，共八十八回；不是小說，卻分回，我相信作者的意思是，他只是在說胡適的故事，也是在說他自己「讀胡適」的故事。這不是一本關於胡適的學術著作，而是很個人(personal) 的書；八十八回，說了兩層故事 ，胡適的，和董橋的。董橋這樣描寫此書的寫作用心：「讀胡適，寫胡適，我其實只想挑我愛讀的讀，挑我愛寫的寫。在這任性的時刻我慶幸我不是學者，不搞學術，愛怎樣放肆就怎樣放肆。」(p.137) 放肆得好！

董橋寫得最精彩的，是用事例來顯出胡適的性情、品格、學問及視野，有時候讀者可以從同一個例子見到其中數者；內容充實兼有趣味，敘事中帶著恰到好處的感情，所以好看。說到胡適的品格，我讀過很多關於他生平的材料，根據這些材料，胡適的品格有兩個相反的可能：他一是真正的仁人君子，一是非常成功的偽君子。我認為是前者，而董橋這本書沒有改變我的判斷。從《讀胡適》可以看出董橋十分喜愛和敬佩胡適，卻非崇拜；這很好，因為一崇拜，便容易盲目。董橋對胡適品格的判斷是敏銳的，例如他寫胡適如何面對政治權力，便很通透：「這似乎是胡先生一生應對執政黨的策略，有點怯懦，有點鄉愿；有點狡黠，有點心術。胡先生天生個性裏有甩不掉的矛盾和吞得下的妥協，這也許正是他留得住風骨的法門。」(pp.173-174)

見過不少人批評胡適學問不高，我敢對這些人的百分之九十九說，胡適的學問比你們高十倍好不好。董橋說：「胡適之學問好到什麼境界我不敢說。我可以大膽斷言的是胡適之真是淵博。」(p.198) 用「淵博」二字形容胡適的學問，那是用心讀過他大量著作的人都應該贊同的。胡適不只是博，因為博可以是廣而不深，多所涉獵而已；但胡適研究問題都鑽得深入，而他研究過的問題很多。有一段長時間胡適被中共抹黑得很厲害，「胡適學問不高」也是當時抹黑他的一種手段，說不定這種抹黑的影響至今存留。無論如何，如果你自問有理由說胡適學問不高，那麼你對「學問高」的標準一定要超級嚴格。胡適確實沒有獨樹一幟的學術建樹，但那不等於學問不高；他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禪宗史研究、 戴東原研究以及一些文字考據的著述，都是一流的，無疑有學術貢獻。胡適曾經與錢穆爭論《老子》的成書年代，若比較兩人學問，錢穆的史學成就無疑遠高於胡適，但學術視野相比於胡適就未免太狹隘，西方的學問錢穆就不懂了。

最後，讓我指出《讀胡適》裏一項我很懷疑是錯誤的資料。董橋這樣寫：「胡適之一九五六年九月決定去加州大學講學，在哲學系授課。」(p.266)  這裏說的加州大學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當時趙元任在那裏任教，胡適到訪及講學，應該是趙元任穿針引線；但趙元任是東方語言及文學教授，不是哲學系的。根據胡適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所說，他在加州大學演講的題目是「近千年來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分十次講；可是，柏克萊的哲學系在那個年代已是分析哲學主導，不會容許這樣的演講題目，也不會邀請胡適這樣學術背景的人來授課。因此，「在哲學系授課」應該是搞錯了。其實，假如胡適真的曾在我花了數年時間苦讀鑽研的柏克萊哲學系講課，我會覺得是美事一樁。

（原載於《蘋果日報》2020年6月27日）  

大學排名這遊戲

 

大學排名是美國人搞出來的，最初只是小圈子玩意，沒引起大眾注意。大學排名受各方重視，乃始於198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 "America's Best Colleges" 排名，這雜誌自此每年都登出美國的大學排名，而且越來越多人留意。本來這只是美國的事，但後來「傳染」到其他地方，很多國家現在都有大學排名，十多年前還開始有全球和各大地區的大學排名；近年各式各樣的大學排名榜多不勝數，單是全球大學排名便有二十多個！

假如大學排名跟甚麼「電影史上十大電影」和「全球最宜居住城市排名」等，大家只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倒是有趣之事。問題是，大學排名受各方重視到一個程度，已嚴重影響高等教育的方向甚至質素，一切評估皆以能夠量化為依歸。我說「受各方重視」，這「各方」至少包括大學行政階層以及教職員，也自然包括家長及學生，於是大學爭排名，學生爭入排名高的大學。

大學爭排名，爭的不是名氣，因為名氣很穩定，不會每年因排名的升跌而驟變，但大學行政階層仍然可以用排名為管理工具（management tool），以分配資源、整理架構和增加籌款等。不過，這裏的因果關係有點含糊：如果大學不重視排名，便不會用排名為管理工具；但如果大學不想用排名為管理工具，便不見得有理由重視排名。無論孰因孰果，惡性循環卻是肯定的：大學因為重視排名，所以可以用排名為管理工具；大學為了用排名為管理工具，於是更加重視排名，於是更加可以用排名為管理工具 ……。

美國一些頂尖大學裝作不重視排名，例如招生活動裏的 admissions officers 會斬釘截鐵地說 "We don't give a lick about rankings"，事實當然並非如此。這一點我有親身經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將 national universities 和 liberal arts colleges 分開排名，因為這兩種大學的結構和重點都不同，應該用不同的準則。小兒入讀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那年，我們送他到校園，出席了校長的演講；校長好像漫不經心地提到威廉姆斯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liberal arts colleges 的排名位列榜首，然後說「我們不重視排名」云云。當時我信以為真，後來小兒在那裏知道的事情多了，告訴我威廉姆斯其實十分重視排名，而且很懂得玩這遊戲，所以才可以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連續十七年排第一。

大學為了推高排名，有很多手段可耍。讓我舉個較簡單的例子。大學排名的其中一個準則是收生率，收生率越低，分數越高。有些名牌大學向大量高中學生寄資料，鼓勵他們申請，即使明知他們大多根本沒可能被錄取。申請人多了，收生人數不變，收生率便下降；史丹福的收生率由二十年前的 20% 降至今天的低於 5%，這做法是一個主要因素。有些大學甚至「篤數」，聲望頗高的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幾年前便被揭發向排名機構提供虛假數據，可謂不擇手段。

大學排名不過是數字遊戲，各大學的水平不會年年有變化，但排名機構每年改變排名準則的比重，結果便不相同，否則年年排名幾乎一樣，誰有興趣留意呢？可是，這樣的排名變化根本沒有多大參考價值。為了寫這篇文章，我查看了好些大學排名，找到一個好例子，湊巧是關於威廉姆斯學院的。財經雜誌 Forbes 由 2008年開始有大學排名，漸受重視，由於所用的準則集中於本科生教育，尤其著重學生畢業後事業上的表現，因此不必分開 national universities 和 liberal arts colleges 排名；威廉姆斯在 2014年排第一，擊敗哈佛、耶魯、史丹福等舉世知名的大學，在 2015年 和 2016年排第二，但到了 2017年卻排第十三！一年內跌了十一名，那是因為威廉姆斯學院一年內質素大降嗎？當然不是。

亞洲大學爭排名尤其激烈，爭世界排名和亞洲排名；《紐約時報》幾年前報道過，南韓、台灣、印尼和馬來西亞各政府宣布投入資源，要竭力將國內至少一間大學推進《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的一百名內。香港已有幾所大學入了一百名，但爭排名之心不會因此而減，大學教授們唯有繼續多多製造國際期刊論文。想做本土研究，而且是中文著述？或是想多花些心機和時間教學，減輕學術研究的份量？小心教席不保，或升職無望。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9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