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想讀但未讀的十本書

剛看到姚崢嶸寫的〈2014年想讀但未讀的十本書〉，覺得比起寫讀過的十本書更有意思。愛讀書的人總慨嘆想看的書遠遠超過自己有的看書時間，不得不有所取捨，有些是忍痛割愛，有些是暫且放下，都各有因由。既然有意思，我不嫌效顰，也來寫我的十本吧！（次序隨意；有趣的是，我的書單上有兩本跟姚崢嶸的相同。）

(1)  陳鴻祥，《王國維全傳》

這本書是到海寧旅遊時在王國維的故居買的，本來打算回家即讀，可是後來讀了兩三章便擱在一旁。不是書寫得不好看，而是太大部頭（六百多頁），一時氣餒，便被其他書吸引開去了。王國維是一位我特別感興趣的人物，這書始終是要讀完的。

(2)  Thomas Hurka,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英美哲學少講人生問題，我認為是大大不該。這本書是朋友推薦的，作者乃多倫多大學的哲學教授，講的正是人生中有甚麼真正值得追求；我看過目錄和前言，認為有趣，而作者的行文亦平易近人，應是一本看得舒服的書。

(3)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這是 2014年的熱門書，本來和幾位同事（來自不同學系的）說好開讀書組，一起硬啃這本巨著。可是，我們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後來不了了之，而我自己也提不起勁獨力看；書評倒讀了好幾篇，最後決定知個梗概便算了。

(4)  Arthur Danto, What Art Is

這是 Arthur Danto 的遺作，是本小書，只有百多頁，本來打算讀，也相信不用花太多時間便可讀完；然而，書買了之後一直放在那裏沒有看，也許是今年事多，沒閒情思考「甚麼是藝術？」這個我雖然有興趣卻又未至於念念不忘的問題。

(5)  李懷宇，《許倬雲談話錄》

這是史學家許倬雲的口述自傳，講的主要是他的成長和求學經歷，由李懷宇筆錄，書的下半部是李懷宇的延伸寫作。我在網上讀到此書的節錄，覺得非常有趣；我的胡適熱還未退，多看兩三本關於胡適的書後便會讀這本。

(6)  Saul Kripke, Reference and Existence

Kripke 的 Naming and Necessity 是英美哲學界必讀之作，這本是姊妹篇，同樣是根據 Kripke 的演講整理出來的；Naming and Necessity 早在 1980年便已出版，這本書卻等要到 2013年，距離當年的演講整整四十年！這本書遲早會讀，也許用來做教材是最佳的閱讀方法。

(7)  Atul Gawande, Being Mortal: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

這本書講生死問題，作者是醫生，他的書我未讀過，但老婆大人幾年前讀過他的 Complications: A Surgeon's Notes on an Imperfect Science，讚不絕口，說內容豐富和寫得十分有趣。這本書我有興趣看，但同時又有點不自覺地拖著不看，這也許多少反映了漸老的人對死亡問題的態度。

(8)  Eric Steinhart, More Precisely: The Math You Need to Do Philosophy

雖然哲學不要求很強的數學訓練，但哲學裏運用到數學的地方也不少（例如邏輯哲學、知識論、形上學、和科學哲學）；我的數學底薄弱，一直引以為憾，這本書對我來說是上佳的「惡補書」。明年今日之前，我一定把這本書讀完。

(9)  錢穆，《師友雜憶》

本來打算暑假時讀這本書，卻因各種原因沒有做到。我年青時視錢穆為追不上時代的舊派學者，後來因各種機緣而多讀了他的書，並轉為佩服他的學問。這本書也是遲早會讀的。

(10) Leo Tolstoy, War and Peace

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我讀了《安娜卡列蓮娜》（讀英譯本）和《復活》（讀中譯本），卻始終不能「的起心肝」讀《戰爭與和平》；想起上個月到中大的演講是關於托爾斯泰的，不禁慚愧。然而，我卻不敢誇下海口，說 2015年會讀了這部小說。也許這本書會年年列在「想讀但未讀的十本書」上？

不要做個齷齪之人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丈夫》深刻生動地描寫了一個典型的「齷齪之人」，故事非常簡單，講述一個生活乏味、無甚成就可言的低級稅務官如何無理地對待在舞會裏暫享快樂的妻子。

這位丈夫年青時可能有過精彩的日子，讀過一些文藝和政治評論著作，並時常唱歌，可是，現在他自我介紹時只會說自己是稅務官，其他一概不提。有天某騎兵團要在他住的小縣城過夜，縣城裏的太太小姐們看著那些英武的騎兵，決定為這「盛事」辦一個跳舞晚會。舞會那晚，太太小姐們與騎兵翩翩起舞，可是，有趣的是：

「她們的父親和丈夫退到遠遠的後邊去，擠在前廳寒傖的飲食部旁邊。那些司庫員啦，秘書啦，管理員啦，都生得乾瘦，害著痔瘡，舉止笨拙，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不像樣，因而不肯走進舞廳，光是遠遠地看著他們的妻子和女兒們跟那些手腳靈活和身材勻稱的中尉們跳舞。」（《契訶夫小說全集 5》，汝龍譯）

本來自慚形穢也沒甚麼的，自己退到一旁，讓妻子或女兒享受這快樂的時光便可。然而，稅務官不止於自慚形穢，看著妻子在跳舞時「全身表現出癡迷和歡樂」，他便「心裏不痛快」；這「不痛快」並不是單一的情緒：

「種種淺薄的感情像老鼠似的猬集在他心裏，有嫉妒，有煩惱，有受了傷害的自尊心，也有由於常喝白酒，長期過著停滯的生活而往往在小官們心裏產生的那種狹隘的內地人憤世嫉俗的心理。」

他終於忍不住走到妻子面前，當著她的舞伴要求她立刻跟他回家去 --- 沒有給任何理由。妻子起初不願意，但稅務官威脅會大鬧一場，妻子只好依從。契訶夫這樣描寫稅務官的齷齪心理：

「回想她在俱樂部裏那種快活神情惹得他多麼生氣，感到這種快活如今已經煙消雲散，他的心裏不禁洋洋得意。他高興了，滿意了，同時卻又覺得還缺點甚麼。他很想轉身回到俱樂部，設法鬧得大家都掃興和難堪，讓大家都領會到這種生活多麼渺小可憐，平淡無味，只要他們在街上摸著黑走路，聽見腳底下的爛泥咕唧咕唧，知道明天早晨醒來，沒有別的指望，只好仍舊喝酒打牌，他們就會明白這一點的。啊，那是多麼的可怕！」

為甚麼我形容這種心理為「齷齪」、形容稅務官是「齷齪之人」呢？「齷齪」一詞多義，有「骯髒」的意思，也可以用來形容品行，嚴重的指卑劣低下，稍輕的指器量狹小、眼光限於利害得失、並且受自我中心的情緒支配；我用的是最後一個意思，這也與「齷齪」一詞的本義較為相應 --- 「齷齪」本來指牙齒緊密相連、不留半點空間，可以用來比喻容不下任何令自己不舒服的東西（有如食物碎屑留在牙縫裏）。

齷齪之人不一定社會地位低下、一事無成、沒有學識、或生活不如意。歸有光《亡友方思曾墓表》云：「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間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可見有錢人之中，亦有齷齪之人；甚至有學識的人，也可以符合上述「齷齪」的三個條件：器量狹小、眼光限於利害得失、並且受自我中心的情緒支配。這種人，往往以己度人，像那稅務官，以為別人的生活一定像自己的那麼沒意思、沒趣味。

為甚麼不要做個齷齪之人？理由很簡單，契訶夫上述那個短篇亦間接表達了：因為齷齪之人會令世界多添不愉快 --- 自己的不愉快和別人的不愉快，而後者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蔡東豪與《立場新聞》： IBE 練習

這兩星期關於蔡東豪和《立場新聞》的文章，也許有人已嫌太多，無論是罵是護，似乎可以講的都有人講了。我這一篇，試以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又稱 'abduction'，以下簡稱 'IBE'）來評論，希望能合情合理之餘，還有點新意。不喜請插，厭者勿看。

IBE 是一種推論方式，簡略而言，其原則如下：對於某一事物或現象，如果有超過一個可能的解釋，我們應該接受最好的那個解釋；所謂最好的解釋，一般的標準是最簡單直接、最符合我們已有的知識、和最能解釋其中的細節。讓我先舉一個簡單的 IBE 例子，然後才應用到蔡東豪和《立場新聞》一事；為了論述方便，我會用 'explanandum' （指被解釋的事物或現象）和 'explanans'（指用以解釋的假設、說法、或理論）這兩個詞語。

Explanandum：一位我不認識的漂亮女生迎面而來，忽然向我友善地點頭，嫣然一笑。

Explanans 1：那是我曾經教過的學生，她認得我，我卻記不起她。

Explanans 2：我儀表不凡，很有吸引力，漂亮女生對我頓生好感。

Explanans 3：那是電視台「偷拍鏡」之類的節目安排，想拍下漂亮女生引來的反應。

Explanans 4：漂亮女生乃外星人假扮地球人，在做實驗研究地球人的心理和行為。

毫無疑問，explanans 1 是最好的解釋，我應該接受，否則便不合理。

好了，說到蔡東豪和《立場新聞》，事情當然複雜得多，而我亦沒有任何內幕資料；以下不過是本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原則來評論。蔡東豪以「我恐懼、我誤判、我愧疚」為由結束《主場新聞》，對於他復出搞《立場新聞》，不少評論都集中在他當日的的恐懼和誤判。

Explanandum：蔡東豪因恐懼和誤判而結束《主場新聞》，卻半年不足便復出搞《立場新聞》。

Explanans 1：令蔡東豪恐懼的因素已消失（或至少減弱），他亦認為已有更好的判斷和計劃，壯志未酬，於是決定重張旗鼓，延續被逼中斷的志業。

Explanans 2：蔡東豪依然恐懼，但認為已有更好的判斷和計劃，想到搞網媒能帶給自己的種種個人利益，終於不顧恐懼，唯利是圖。

Explanans 3：蔡東豪依然恐懼，也未有更好的判斷和計劃，只是神經錯亂，忽發奇想，臨急招兵買馬，豁出去了。

Explanans 4：蔡東豪已被收編，所以不必恐懼了，也不必有更好的判斷和計劃，復出搞《立場新聞》只是替中共在香港維穩。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 explanans 4 是最好的解釋，但問題在於《立場新聞》主要仍舊是《主場新聞》的班子，再加上董事會有吳靄儀和練乙錚等爭取民主的有影響力人士，如果這是維穩之計，未免兵行險著得太匪夷所思了。Explanans 1 比起 Explanans 2 （搞網媒可以賺大錢？）和 explanans 3 （蔡東豪神經錯亂？）也是較好的解釋，因此，我接受 explanans 1。

也許還有其他可能的解釋是比 explanans 1 更好的，只是我想不到；然而，這個小小的 IBE 練習，至少可以提醒大家應該客觀地比較不同解釋的優劣，不要先認定某一解釋為真，然後不顧一切反對其他解釋。

從派對談到科學與文學

早兩天我家開了個派對，參加的人不算多，只有十多位朋友，但氣氛非常好，大家都玩得十分開心。

我家開的派對有兩種，第一種是離地象牙塔分子的知性狂歡：一起看藝術電影然後各抒己見、哲學讀書組的聚會、或為特定題目而設的交流會。我說這些是派對，因為例必有吃有喝，而喝的例必是有酒精的飲品；酒酣耳熱，高談闊論，雄辯滔滔，有人忽有所悟，有人若有所失，然而，最後大都盡興而歸，這不是派對是甚麼？

第二種是貨真價實、左鄰右里式的吃喝玩樂派對，只談風月，不論政經大事，更不會一臉嚴肅地討論科學、哲學、文學、音樂、電影等「悶死人」的題目；除了大吃大喝，嘻嘻哈哈，互相取笑，還會打麻將或玩撲克牌（我其實不喜歡打麻將，也不喜歡玩撲克牌，但有時要捨命陪君子，我也不介意)，以小賭怡情之心，共享人間易得之樂。

我的朋友中，參加第一種派對的，隨時可以參加第二種派對，亦能從中得到樂趣；可是，參加第二種派對的，卻有不少對第一種派對完全沒有興趣，這是他們的損失。後者大多是華人朋友，他們雖然都受過高深教育，有些是博士教授，但讀的都是些腳踏實地的有用學科（例如會計學或管理學），對離地象牙塔式的知識敬而遠之。

這兩種派對就像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每個世界的視點和經驗都有限制；能夠接觸和進入不同的世界，眼光才會擴闊，亦較容易養成能容納異見的器量。所以說，多去些不同類型的派對，是好事。

這令我聯想到一些讀科學的人對文學沒興趣，甚至嗤之以鼻，認為那不過是浪費時間的矯情想像；也有些讀文學的人嫌科學太過不涉人間煙火、冰冷無情，甚至視科學為理性霸權，能窒息人豐富的情感和想像。事實上，科學與文學並不互相排斥，讀科學而涉獵文學，或讀文學而兼懂基本的科學，這才是正道。

馬奎斯《百年孤獨》裏的小鎮書店老闆乘火車遷回老家，他堅持攜帶三大箱多年寫作的文稿，放在旅客車箱裏；可是，火車列車員不允，兩人便爭吵起來。後來列車員終於讓步，書店老闆概嘆說：「等到人類坐一等車廂，而文學只能擠在貨運車廂的那一天，這個世界也就完蛋了。」其實，他應該說：「等到人類坐一等車廂，而文學和科學著作只能擠在貨運車廂的那一天，這個世界也就完蛋了。」

哲學比較特別，可以說是在科學和文學之間，但也是不應該只能擠在貨運車廂。我自從轉讀哲學後，也沒有停止過閱讀文學作品，後來連科學也逐漸涉獵多了，發覺視野的確比從前擴闊了很多。今天，我就讀了一篇知識論的論文，聽了一個關於時間的科學講座，還看了一個契訶夫的短篇，感覺就好像是去了三個得到不同樂趣的派對。

「反疫苗教」的香港區傳道人

歐美的反疫苗運動（the anti-vaccine movement）沒有停息的跡象，而根據醫學期刊 Pediatrics 的一項最新研究，那些關於疫苗的正確訊息，無論理據有多客觀多有力，都無法改變反疫苗人士的錯誤觀念，甚至會令他們反疫苗之心更強！有人將反疫苗運動比作一個 cult，不無道理，因為反疫苗運動有明星級的推動者，例如美國的 Jenny McCarthy，像是教派的傳道人；追隨者則信心堅定不移，對於任何不利自己立場的證據，都不為所動，可以用似是而非的說法來反駁，就算要訴諸各種陰謀論，亦在所不惜。

「反疫苗教」已傳到香港，而樂評人林綸詩和作家湯禎兆合著的反疫苗書《素人父母》一出版，兩人便儼然成為「反疫苗教」的香港區傳道人了。「傳道人」一說，絕非生安白造，林綸詩自己早兩天在《明報》發表的文章〈作為父母的覺醒 〉就這樣說：

『有時會想，若能令少一個人打針，已是積了點福。在我眼中的「傳教」計劃，很多醫師更是天天行善 --- 不單呼籲別打針，更是嘗試扭轉毒針帶來的害處，髗底療法、順勢療劑、中藥針灸，醫的方法都是以疫苗創傷作基點才能成事的，在這個平行時空，沒有人爭論疫苗是否有害，並已着手事後工作 --- 另一邊廂，反疫苗卻仍是「滅絕人類」的所為。』

她有「傳道」計劃，目的是行善積福，卻要忍受別人指責她推動的是「滅絕人類」的所為 --- 這種語調，真是充滿宗教情懷啊！

然而，疫苗是否真的如這些反疫苗人士所信的是毒針，須要用客觀的方法判斷；他們的「宗教情懷」，卻正正是客觀判斷的障礙物。因此，這些「反疫苗教徒」很多時候連基本的批判思考也做不到，隨便接受傳聞證據（anecdotal evidence）、以偏概全、和混淆先後與因果（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林綸詩以下這幾句，就是最佳例子：

「為何大家不能聽無數母親的話，而只去信專業、科學呢？一切都在我們眼前發生。有父母說，打針後，孩子性情大變；有父母說，早產的孩子吃得多抗生素，面愈來愈青，反應也愈來愈慢。[...] 那支一歲 MMR 針令我這位新手媽媽覺醒了。孩子發燒，看中醫，毒至肝、肺、腦袋、中耳，吃十四劑藥後，紅疹發至全身表面，針毒就在眼前。」

有些事實，只要稍動腦筋，便不會犯這些「反疫苗教徒」所犯的謬誤。林綸詩說：

「大家說反疫苗者破壞社區免疫力，傳染病爆發時，染病者卻多是有接種者。」

這是事實，她只是指出而沒有加以解說，但她既然以此作為反疫苗的論點，言下之意應該是「疫苗根本無效，否則傳染病爆發時，染病者便不會多是有接種者了」。可是，由於絕大多數人都接受了各種疫苗注射（至少在歐美及其他先進地方是這樣），這個事實是意料之內的，完全不能證明疫苗無效，而且是個很容易理解的事實：沒有疫苗能百分百防禦相應的傳染病，假設接種某疫苗的人中有百分一仍會染病，並假設某十萬人的社區只有一百人沒有接種這疫苗，那麼，這傳染病爆發時，即使這一百人全都染病，人數仍會遠遠不及那十萬人中的百分一（即一千人）；然而，受惠於疫苗的人，卻以萬計。

我沒有那麼黑心，希望那些反疫苗人士的子女染上可怕的傳染病；另一方面，想到反疫苗運動會增加傳染病爆發的機會，無辜禍及那些接種了疫苗的小孩子（記著，沒有疫苗百分百有效），我便心有不忍，因而成文。

投緣何必氣質同

創馥的新書《黑格爾新釋》剛出版，他說已寄了一本過來送我，感謝之餘，亦期望快點讀到他對黑格爾哲學的詮釋。說來慚愧，黑格爾的著作，我從沒讀過，只是很久以前讀哲學史時看過一些二手資料，依稀記得當年的印象是「這樣的哲學太天馬行空，不合我口味」；這個印象當然可能是錯的，但從此我就與黑格爾絕緣，不但不看黑格爾的原著，連討論他的書本或論文也一概不理（幾年前曾經因為朋友的極力舉薦而動念讀一讀 Charles Taylor 的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不過最後還是打消了念頭）。然而，創馥這本新書卻是要看的，不只是因為「畀面」，還因為我是真心的好奇。這本書內容豐富，揭一揭目錄便知，除了專論黑格爾，還旁及亞里士多德、笛卡兒、斯賓諾莎、和康德等其他重要哲學家；我對創馥的能力有信心，相信這本書不會令我失望。

說起來，我跟創馥認識不過一年多一點，之前只是臉書之交，後來我邀請他合寫《宗哲對話錄》，才成了朋友。有趣的是，對話錄已寫到第八章（共有十章），而兩位對話者亦由「哲人丙」和「哲人丁」改名為「宗信」和「哲懷」，可是，我們第一次真正見面，是在三星期前我到中大哲學系演講時（演講當然也是創馥玉成其事的）；我說這次是「真正見面」，因為之前透過 Skype 討論過幾次，但只見影像，始終是隔了一層。

創馥的學術背景跟我的相當不同，他本科讀訊息工程學，跟我讀的中國語文及文學可說風馬牛不相及；就算大家後來都讀哲學，他去了海德堡，我去了柏克萊，興趣和訓練亦有明顯的分別。說到分別，最大的也許是氣質：創馥為人真誠，謙和平實，內斂卻不木訥；我也真誠，卻過於外露，甚至間或狂狷，修養大大不如也。我好酒，他只能淺酌；他會飛（玩滑翔傘），我十分畏高；我愛聽音樂，他卻說自己有 musical anhedonia（看來他此言非虛，因為我曾經介紹他聽孟德爾遜的小提琴協奏曲，而他竟不覺得悅耳！）... 儘管有這麼多分別，我就是覺得與創馥投緣，雖然跟他只認識了一段這麼短的時間，而且交往不多，我已視他為好朋友，也慶幸能交上這樣的一位朋友。

其實，異中還是有同的，創馥的宗教經驗和對宗教的看法跟我的十分接近，因此我們在寫《宗哲對話錄》時可說是合作無間。希望此書早日完成和出版，可作為我們友誼的見證。

吃力不討好的學科

昨天在往圖書館的路上碰到一個在上學期修過我「形上學」一課的學生，才知道他轉了系，主修的不再是哲學了，而是心理學。這位學生是我相當喜歡的，人頗聰明，而且勤奮好學，上課留心，在課堂的討論不時提出有趣的論點；哲學系少了這樣的一個好學生，我感到可惜。

我們在圖書館門前談了好一會，我才知道他對哲學仍然有興趣，間中還會看些課外的哲學書，只是覺得哲學實在太難，十分之吃力不討好，而他對心理學同樣有興趣，幾經掙扎後，終於決定轉系。他說轉讀心理學後，輕鬆得多了，至少不會對著指定讀物發呆，看了多遍也看不明白。他還說記得修我的「形上學」時，第一篇要看的論文已令他叫苦連天，但已記不起那篇論文的作者和名稱了；我當然記得，提他說，那是 J. Ellis McTaggart 的著名論文 "The Unreality of Time"，還補充一句："That's a brilliant essay!"。

這番對話，令我聯想到一位好朋友，他當年和我一起在港大讀哲學碩士，後來卻轉讀社會學了，拿了博士學位，現在是社會學的教授；我還清楚記得，有一次和他見面，談到往昔的種種，他也是說哲學很難，轉讀社會學後，研究和寫論文都容易得多了。我沒讀過社會學，不知道社會學有多容易，但哲學之難，我肯定是深深體會到的，尤其是因為我不是個特別聰明的人，只能靠苦學。

用「吃力不討好」來形容哲學這個學科，實在貼切不過，這也是我的自身經驗，而我亦相信下過苦功讀哲學的人都會有同感。讀哲學，難，難，難，是吃力不討好，是自討苦吃，越讀越看到問題之複雜，越讀越覺得自己的了解之不足；然而，如果你愛上哲學，這苦，也同時是甜 --- 哲學是知性上的體能訓練，出了一身知性上的大汗，會覺得自己強壯了一些，也會更加有動力，這就是回報。

讀哲學的人難免經常反思「讀哲學，所為何事？」，以上一點反思，願與同愛哲學的人共勉。

自我心理戰

看了蔡東豪〈心魔〉一文，頓起效顰之念，想寫寫自己做平板支撐的經驗。蔡東豪說在長跑時跑不完全程，「軟弱的不是身體，而是心理」，這一點也完全適用於我做的持久式平板支撐；在支撐過程中身體固然非常辛苦，尤其是後半，簡直辛苦得要死，但放棄的原因往往不是身體撐不住，而是心理上一念之差的軟弱 --- 身體還可以多支持幾分鐘，但心理一弱，身體便隨即倒下。

我在十一月三日開始每天做平板支撐，第一次只支持了四分鐘，但一個月後已能支持十八分鐘。這麼短時間而有此增幅，假如不是我一向有做肌肉鍛鍊，恐怕難以達到；然而，每天做平板支撐都是一場自我心理戰，我輸過兩三次，中途放棄，未能完成當天指定的時間。說是「自我心理戰」，因為同一個我有兩方面的心理，一方「鞭策」我完成，另一方則「慫恿」我放棄；由於我的目的是完成，假如「慫恿」我放棄的心理勝了，我當然會認為自己輸了。

那「鞭策」的心理要使出不少招數，才可以戰勝「慫恿」的心理。首先是不要望著計時器，否則做到極度辛苦時，會度秒如年，心理上很難撐下去。一開始便不看計時器，而且不要想著時間，盡量想其他的東西，分散注意力，到非常辛苦時才看計時器。看了時間後，其實還可以堅持一段時間，有時甚至可以多支撐四五分鐘，但竅訣仍然是盡量不在意於時間。到辛苦得忍無可忍時，我會用以下的「蠱惑」招數，令自己完成指定的時間：我並不迷信，可是，我知道迷信的心理很難完全消除；這時候，我會「自我迷惑」，暫時迷信起來，對自己說「如果這次完成不了，...」，而「...」會填上我極不希望發生的事，例如「阿樂考不進他最希望入讀的大學」或「剛投稿期刊的論文不會被接納」。到目前為止，這「蠱惑」招數每次都奏效（由此可見，我比自己以為的迷信得多）。

我的目標是明年九月前能做到一小時的平板支撐，能否成功，我不敢肯定，但一定會盡力而為。也許有人會問：「何苦呢？」事實上，老婆便說我太 obsessive，阿樂也半開玩笑地說我有 mid-life crisis。也許他們都對，不過，這個計劃對我來說不只是自我挑戰，因為做平板支撐對我的心理和身體都有很大的好處。成功支持到指定的時間，出了一身大汗，我的自我感覺會非常良好，隨即幹勁十足。自從做了這種運動之後，我比從前更有活力，適應能力亦增強，例如近日香港一行，早上下機後便一直活動，即日的晚上還有演講，接著天天活動頻繁，我卻一點也不疲累；不但在香港期間完全沒有 jet lag，回到美國後也沒有，第二天便如常教學。這種變化，除了歸功於做了平板支撐，我想不到任何其他的解釋。

鍛鍊思考力

有網友問我可否推薦一些書，是「教人寫文時不容易犯邏輯謬誤」的，可是，他這個問法已有兩點不妥：一、避免犯邏輯謬誤，是思考的訓練，不會限於「寫文時」；二、教人認識各種邏輯謬誤的書當然有，可是，如何應用這樣的認識，以致能夠避免犯邏輯謬誤，卻不是這些書可以教到的。有些人飽讀坊間流行的「思考方法」書，與人討論時開口閉口甚麼「不當預設」、「竊取論點」、「滑坡謬誤」、「稻草人」等，卻不見得頭腦特別清晰，犯的謬誤隨時和自己批評的人犯的一樣多（甚至更多），而批評別人犯的謬誤亦未必恰當。

為甚麼會這樣？首先，每一個邏輯謬誤都可以變得很複雜和隱晦，然而，書本的例子大多過份簡單和明顯，雖然可以幫助讀者了解基本概念，但這種了解卻不足以應付現實世界裏那些變化多端的謬誤（有些書本附有練習，那會有些幫助，但仍是不足夠）。此外，我們對自己的意見或論點不容易客觀看待，既是自己的，自然有所偏愛，犯了謬誤時便較難發現，尤其是複雜和不明顯的謬誤。

結果我沒有向這網友推薦甚麼書，只是說「單看書幫助不大，要講天份和鍛鍊」；他追問我「要如何鍛鍊？不停寫文章？」，既然他問的是寫作，我便回了一句簡約的「寫慢一點，反覆琢磨」。其實，思考問題時一樣是應該「慢一點，反覆琢磨」的，很多人就是沒有這份耐性，假如加上自視過高，就很可能會語意不清、概念混淆、和犯了邏輯謬誤而不自知。

我說「要講天份和鍛鍊」，天份不多談了，以下簡述一些個人的鍛鍊經驗，以供大家參考。我很幸運，初讀哲學時便得到有能之士苛刻但善意的批評，令我很早便特別在意自己的語意和概念是否清晰及推論是否確當。經高人指出過的錯誤，以後便會提高警惕，不那麼容易再犯；進一步的鍛鍊，是留意別人是否也犯了類似的錯誤，例如聽辯論或讀文章，最好是自己不認識（甚至是從未聽聞過）的人，以免受偏見影響。類似的錯誤，多看了不同的變化，了解便會深得多，辨別能力亦會相應加強。

如果你身邊沒有高人可以依仗，也至少要找一兩個能力不弱的同儕互相砥礪，各自向對方的意見或論點提出苛刻但善意的批評。要是連這樣也做不到，就要自己扮演批評者的角色，想像自己的意見或論點是另一個人的，而盡力客觀地批評；不過，如果你是個想像力薄弱的人，這個方法恐怕不會奏效了。

思考力的鍛鍊一定還要包括「絕不馬虎、鍥而不捨」：遇到想不通或還未弄清楚的地方，一是堅持思考下去，一是請教高人，一是翻查有關書刊，總之就是要做到釋疑為止。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上佳的鍛鍊，回想過去二三十年的學習，這樣的鍛鍊我做過無數次了。

雖然我說「單看書幫助不大」，但書畢竟是要看的，最好還學懂基本的符號邏輯，再不停鍛鍊，加上一顆謙虛好學之心，那麼，增強思考力便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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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英語水平

香港的報章報道一間英語教學機構發表的「二零一四年英語能力指標報告」，指香港人的英語水平連續數年下降，今年的排名由去年的二十二位跌至三十一位，已落後於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印度、日本、印尼、和台灣，雖然仍比中國整體的排名高，但已不及上北京、上海、和天津。

據報道，這個調查分析了大量被評估的國家或地區的英語水平測試數據，但究竟是甚麼「英語水平測試」，報道並沒有說明；我沒有看過這個英語能力指標報告的具體內容，本來不應隨便論斷，可是，單就日本和韓國的排名都高過香港來說，我對這個調查的可靠程度深感懷疑。我到過日本和韓國，在兩地都有這樣的經驗：用英語在街上問路，十問九不通，那些日本人和韓國人連簡單之極的英語也聽不懂，更不用說以英語指點方向和路徑（不過，韓國人似乎稍勝日本人）。我問路的地方不是窮鄉僻壤，而是東京和首爾這些大城市；如果連大城市裏的人英語水平也這麼低，全國的水平只有更低吧！

至於香港，近年我聽過一些年青人說的英語，也見過外國人在街上問路的情況，印象是香港人的英語水平怎也不會比日本人和韓國人低。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經驗和印象，很容易有偏差，而我談論的只是口語；如果上述那個調查還包括聽力、閱讀能力、和書寫能力，由於我缺乏有關的經驗，更不敢肯定香港人在聽、講、讀、寫四方面都勝過日本人和韓國人。然而，英文始終還是香港的法定語文，在香港使用英文的機會比在日本和韓國多很多，因此，假如要賭這三個地方中哪個的英文總體水平最高，我還是會下注於香港的。

順便一提，有些人會用口音（accent）的輕重來評定一個人的英語水平 --- 口音越重，水平越低。我認為口音只是其中一個標準，要看的還有說話的腔調、節奏、輕重、文法、和詞彙。其實口音是很難撇除的，除非天份特高，或下過苦功改善（甚至請專家訓練），否則可以說了幾十年英語也口音奇重。我認識不少在美國生活了很長時間的華人朋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都有），他們天天說英語，但口音依舊，幾十年不變；不過，口音並不妨礙他們以英語跟別人溝通，不但不會辭不達意，有些更可以口若懸河！其實，我自己就是說了二十多年英語仍然一開口便是「香港腔」，但既然有大學肯聘請我，我和學生也溝通無礙，口音就不算是個問題了。

知行的距離

不少道理都是知易行難的，即使不是完全做不到，也往往不是完全做到，知與行之間總有點距離。當然，這知與行之間的距離沒有一定，要看是甚麼道理，還要看試著實行的是甚麼人。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和「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都是胡適的名言，表達的道理基本上不難理解（註一）；也許有些人會認為這「凡事講求證據」的道理很容易實行，但事實不然，因為人有太多心理機制和偏見會阻礙我們實踐這道理，就算是多麼嚴格遵守「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這個原則的人，也有輕信或沒做到小心求證的時候。

胡適自己就是一個好例子。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裏記錄了這件事（下文假定這記錄屬實）：胡適談起蘇東坡的詞，胡頌平於是背了著名的《臨江仙•雪堂夜飲，醉歸臨皋作》，上闕是：

　　

夜飲東坡醒復醉，

歸來彷彿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鳴，

敲門都不應，

依杖聽江聲。

胡適說「這是一首好詞，只是一句不好」，他指的是「家童鼻息已雷鳴」這句，接著解釋說：「你也曾聽到過兒童熟睡的鼻息如雷鳴嗎？兒童是沒有鼻息的，就是有鼻息，也決不可用雷鳴二字來形容。這就是說得太過分了。這是東坡的貪懶，不肯造句。這首詞就是這一句不好。」

胡適將「家童」的「童」解作「兒童」，可堪斟酌，因為古「童」通「僮」，而「僮」指未成年，不一定是兒童；《說文解字》對「僮」字的解釋是「未冠也」，而根據《禮記•曲禮》，男子二十歲才舉行冠禮（註二），那麼，蘇東坡詞中所說的「家童（僮）」，是十八九歲亦未可知。不過，即使蘇東坡的家童真的只是兒童，胡適的說話仍然有問題 --- 這裏「鼻息」應該是指鼻鼾，而兒童是會打鼻鼾的，有些鼻鼾聲還會很大，可用「雷鳴」二字來形容。

也許胡適從未見過、也未聽聞過打鼻鼾的兒童，純粹憑自己的經驗而相信「兒童是沒有鼻息的」；如果他要查證，是十分容易的事，但他沒有這樣做，表達自己的看法時還相當肯定，那就不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了。

連胡適也會在這個他大力主張的道理上有知行的距離，我能不多加警惕嗎？

（註一）我說「基本上」，是因為從這個道理可以講到複雜的知識論問題，例如證據和真相的關係。

（註二）《荀子•大略》和《儀禮•士冠禮》則說十九歲而冠。

知易行易卻不行

終於讀完過千頁的《胡適留學日記》，很值得讀；特別吸引我的，是胡適對美國社會及文化的觀察和投入之深之微，那個時代（二十世紀初）那樣的年紀（二十出頭），實在不容易。對胡適的興趣未減，今天開始讀另一本有關他的著作，就是胡適的秘書胡頌平寫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讀了三十多頁，已覺得饒有趣味。

胡頌平在第二頁記錄了胡適談及自己的一個習慣：「在車上，先生談起凡是到一個地方去，終要先到的好。留好充分的時間，以免途中可能發生的阻礙。如果時間算得太緊，一有意外的事情就來不及了。如紐約到機場需要一小時的汽車，我總是在一小時半的時間就動身，那麼到後過磅，查驗護照等等手續就很從容了。」我有同樣的習慣，讀之有種親切感；因為有這習慣，所以我極少遲到，早到則經常有之，但不會浪費時間 --- 早到了，拿出隨身攜帶的書來看，或者思考一下正在研究的問題，說不定會想出一些眉目（因此我也經常帶著一本筆記簿，可以隨時寫下想到的東西）。

胡適這個避免遲到的做法，很容易理解，亦完全不難做到；成了習慣，便自然而然會那樣做，沒有半點勉強。其實，就算未成習慣，要做到也很容易，只要提醒一下自己便成，例如寫下出門的時間，貼在當眼處。然而，那些經常遲到的人，即使明白這個方法，相信它是有效的，也同意實行起來很容易，卻大多不會照著做，仍舊經常遲到。我不是說那些稍為遲到的人，而是那些遲很多的「遲到大王」，並且在重要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例如工作面試遲到或是趕到機場時飛機早已起飛。

我有朋友是這種「遲到大王」，我曾經老實不客氣對他們說避免遲到是很容易的事，並將上述那方法「傾囊相授」；他們口說會改，結果是依然故我，知道有一個十分容易的改善方法，卻總是不去實行。為甚麼會這樣？那不只是因為他們出門預時間的方法已成習慣 --- 這個壞習慣要改並不難，不須要特別下決心才改到；他們改不了壞習慣，還因為在這件事情上不夠經心，即英文說的不夠 mindful。我相信只要他們稍為著意，在出門前一早想到遲到的可能，便會記起避免遲到的簡單方法，不會再一次成為壞習慣的奴隸。

意志力和耐力的鍛煉

平板支撑（plank）的世界紀錄在個多月前被中國特警毛衛東破了，之前的紀錄是美國人 George Hood 的三小時七分十五秒，毛衛東的新創紀錄是四小時二十六分，超出個多小時，而且破得輕鬆，不像 Hood 那樣，做到最後看出支撐得十分勉強 --- 毛衛東支持到四小時二十六分時，除了全身大汗，仍然一副好整以暇的模樣；他主動在這個時間叫停，只是因為他太太的生日是四月二十六日，他決定以這個時間的紀錄來表達自己對她的心意。還有，毛衛東並非年青力壯，而是年屆四十三的中年人！

一般平時不運動的人，大多連一分鐘的平板支撐也未必做到，能支持五分鐘的人已十分少，毛衛東這個紀錄可說是匪夷所思了。然而，更令人佩服的，應該是今年四月破了平板支撐女性世界紀錄的十六歲少女 Gabi Ury。她創的紀錄是一小時二十分五秒，比起毛衛東的四小時二十六分，當然不算甚麼，可是，Ury 患有有 VATER Syndrome，天生脊椎側彎，小腿、臀部、和腹部都缺少了某些肌肉，做過十多次手術；在這些極度不利的條件下，她仍然能夠鍛煉自己做到一小時二十分五秒的平板支撐，那意志力和耐力，實在驚人得很。

這些關於平板支撐的世界紀錄資料，都是同事 R 傳給我看的，他還同時向我提出一個互相砥礪的自我挑戰計劃：每天練習平板支撐，每次都增加些少時間（十五至三十秒），嘗試在一年內鍛煉自己支持到一小時。他還有一個有趣的建議：如果我們成功了，便開一個派對，邀請同事好友們出席，我們當場一起做一小時的平板支撐，然後飲酒慶祝。

聽到這個挑戰計劃後，我心想，Why not？於是約略試一試自己現在可以支持多久，第一次做到四分鐘時，已經覺得相當辛苦，實在沒有信心在一年內可以練到支持一小時。R 向我提出建議時已練到六分鐘，我要追回那兩分鐘已不容易了，不過，既然他興致勃勃，我不妨奉陪，順便考驗一下自己的意志力和耐力。我在星期一第一次做時是四分鐘，今天是星期六，我已能支持到七分鐘。是否能繼續這樣增加時間？還是到達某一點便會很難再增加？我不知道，但我既然接受了這個自我挑戰，便會去到盡，且看那派對是否開得成吧！

雨傘張開道不同

在網上看到短片《今天，我把媽媽 unfriend了》，一見題目，便猜到被 unfriend 的媽媽是反佔領的；三分鐘不到的短片，沒甚麼情節，也不煽情，雖無驚喜，卻依然感人，就是因為它勾畫了雨傘運動如何將本來隱藏著的「道不同」逼顯出來：

道不同，自然不相為謀，可是，當這個「不同」不只是相異而是相反之意，而雙方都十分投入自己的「道」時，恐怕連平心靜氣表達意見和互相討論也成為難事了，可能一言便即不合，開口等於開火。短片中的女孩子雖然 unfriend 了媽媽，但那只表示她決定不再和媽媽在佔領及抗爭的問題上有爭拗，母女關係不會就此斷絕，也許連感情亦不會受到影響 --- 只要見面時不提起那敏感的事便成了。然而，朋友之間的這種「道不同」，卻大有可能引致決裂，即使未至於反目成仇，至少再見已是不一樣的朋友。

有些人會不介意為了追求自己的「道」而開罪甚至失去一些朋友，他們的想法大概是：我追求的明顯十分正確，假如你反對，即是是非不分，或者是愚昧無知，失去你這個朋友並不可惜。這個想法也許適用於某些朋友，但有兩點是任何人都不應該忘記的：一、在價值的追求上，沒有人可以絕對肯定自己的看法是對的；二、就算對的是你，錯的是你的朋友，這位朋友仍然可以是交得過的，因為人有多方面，對某件事情的看法未必能反映這個人的質素。

我的一般做法是：如果我視某人為朋友，並知道他反對雨傘運動，我便會盡量不跟他談論佔領和真普選等問題，見到他的反對言論，也不會反駁。當然，這個做法是有限度的，假如我的朋友竟然支持在暗角拳打腳踢示威者的警察，並欣然同意稱他們為「七俠五義」，我便不得不對他有所改觀，從此跟他保持距離了。

知識與自我

一個人知識越豐富，便越應該意識到自己所知有限，因而比從前謙遜，即使仍然十分自信，也不至於妄自尊大。這是正路，而學問博大的人之中，亦少見狂妄之徒。我反躬自問，走過的也是這條正路；我當然不是自詡學問博大，我距離博大遠矣，我的意思只是：從年少時的自命不凡、目中無人，到現在的深感知識不足，那是我不斷學習、知識逐漸擴闊和增長後所形成的自我了解。

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將追求學問比作攀山，現在談到知識與自我，想起這個比喻，發覺也可以用來說明為何知識越豐富便越應該感到自己渺小。你攀某一座知識的山，攀得越高，便越意識到這座山之高大，即使沒有高不可攀之感，至少會見到山巔遙不可及，亦隨時會見到有人已到達你永遠也追不上的更高處；此外，攀得高了，便看得遠，望盡天涯路，也望到遠處其他無數的高山，知道自己絕無可能逐一攀登。此情此景，你還可以不覺渺小、還可以高呼「登上最高峰，捨我其誰」嗎？

然而，的確有讀書人年紀已不小，卻依然狂妄自大，這又應該怎樣解釋呢？這個問題相信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我不肯定怎樣才算是最合理的，以下我只嘗試提供一個我認為算是合理的解釋：由於性格、經驗、和其他因素，這些狂妄自大的讀書人一早便形成了一個確定而美好的自我形象，例如「天下無敵的高手」或「神機妙算的軍師」，而且這個形象只會膨脹，不會變化成其他的模樣 --- 吸收知識就好像替形象吹氣，吸收得越多，那個美好的自我形象便越膨脹。他們的目光只集中在自己身上，攀山的比喻對他們並不適用。

有一種狂妄自大的讀書人是最難解釋的，他們已沒有努力增進知識，甚至放棄追求，學問停滯不前，但自我卻仍然不斷膨脹；沒有新增的知識，他們是靠甚麼替自己的美好形象吹氣呢？

殘忍菜式

早兩天我們的人文學中心（Humanities Center）邀請了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的俄語教授 Darra Goldstein 到來演講，講題是「盛宴與饑荒：俄羅斯飲食文化一千年」。Goldstein 是位出色的講者，演講內容十分有趣，介紹了俄羅斯飲食的特色，講解了俄羅斯的歷史文化與飲食的關係，引用了一些文學名著為佐證，當然還展示了大量圖片（只可惜沒有試食！）。演講後舉手發問者眾，我是其一，但我問的是一個十分實際的問題：我知道 Goldstein 很熟悉三藩市（她的博士學位是在史丹福拿的，當年經常到三藩市），便問她三藩市有沒有食物質素高、但不太昂貴的俄羅斯餐廳；她想了一想，推薦了位於 Balboa Street 和 5th Avenue 的 Katia's Russian Tea Room。我從沒吃過俄羅斯菜，下次到三藩市時一定要試一試這間餐廳。

演講前的晚餐，我有份出席，坐在 Goldstein 對面，因此有機會和她多談一點飲食之道。我們少不免談到中國的飲食文化，原來她吃過不少的中國地方菜，而且到過中國多次，最早的一次竟是在改革開放後不久的八十年代初。她問了我一個問題：中國菜裏是不是真的有「猴子腦」這道菜式？她說很難想像有人會吃得下活生生的猴子的腦袋、一邊吃一邊聽到猴子的慘叫。我只能回答傳說中有這道菜式，但我從未見過，也不相信那是一道宴客的菜式，因為一上菜便可能會嚇跑不少客人。不過，我補充說我倒知道有一道殘忍的中國菜式是有人會吃的，就是「炸活魚」（也叫「半活魚」或「呼叫魚」）：用猛火大鑊滾油炸熟魚身，魚頭卻不放進油裏，上碟時魚頭還是生的，魚的嘴唇會間歇開合。Goldstein 聽得目瞪口呆，似乎不大相信魚身被炸熟而魚頭仍然會動。我問她敢不敢吃這道菜，她說自己的好奇心很強，也試過不少奇怪的菜式，可能有膽量吃一兩口。

第二天 Goldstein 還帶領了一個小組討論會，討論 "cuisine" 這個概念。討論會開始之前，我走到她身旁，問她有沒有興趣看「炸活魚」是怎樣的；她點頭表示有興趣，我拿出 iPad，給她看一條我剛找到的短片：

她邊看邊搖頭，看完後說她高估了自己 --- 這道菜她是怎樣也吃不下的。旁邊一位同事好奇，問我們看的是甚麼短片，我便將「炸活魚」描述了一次，然後問他看不看那短片，他立刻耍手搖頭，表示絕不會看；這「膽小鬼」，連看也不敢，更不用說吃這道殘忍的菜式了。

順便一提，威廉姆斯學院是美國數一數二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跟長春藤名校同樣難考入，但香港人中聽過威廉姆斯學院的相信不會多。

為中共塗脂抹粉的超級高手

上星期跟同事 G 談起香港的佔領運動和中國的政治狀況，他推薦我看 Eric X. Li 去年的 TED talk "A Tale of Two Political Systems"。我不知道 Eric X. Li 何許人也，上網一查，才知道他有點來頭：中國出生，中文名字是「李世默」，八十年代才到美國，於柏克萊加州大學畢業後，在史丹福拿了 MBA，然後在復旦大學取得國際關係及公共事務博士；九十年代末開始搞投資公司，不但在商界大展拳腳，還不時在英文的報章雜誌發表政經評論。我見到這個 TED talk 的題目，心想那不外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那一套吧；然而，G 極力推薦，說那演講十分動聽和有說服力，我在 TED 的網站又看到這個演講的觀看人次竟近二百萬，於是好奇心頓起，決定一看。

誰知在看這個演講前，發現李世默於十月初在 Washington Post 發表了一篇評論香港雨傘抗爭運動的文章，題目很長："The umbrella revolution won't give Hong Kong democracy. Protesters should stop calling for it." 讀完這篇文章後，我對李世默十分反感，因為文章失實和不公允之處甚多，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就顯然是未搞清楚便胡亂評論。例如他將香港的佔領運動跟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相提並論，誣捏佔領者的目的是推翻政府，還說香港的傳媒推波助瀾、為佔領者打氣（看來他是以《蘋果日報》代表了香港所有傳媒）；此外，李世默刻意美化中共提出的「普選」方案，只講一人一票，不提嚴格的篩選機制。還有其他誤導之處，不一一枚舉了。

我向 G 提及李世默這篇文章，他說已看過了，認為寫得不錯；我一聽 G 這麼說，心裏禁不住說了句：「原來騙外國人這麼容易！」當然，我接著忙不迭向他解釋李世默的文章如何不盡不實。G 聽後做了個恍然大悟的表情，然後問我對他推薦的那個 TED talk 有何評價，我這樣回答：「未看，但已沒興趣看了。」

過了兩天，還是好奇心勝了，我終於看了那個 TED talk。果然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那一套，李世默還極力替中共一黨專政歌功頌德，吹噓經濟發展不在話下，連中共官員的選拔和晉升制度也推崇備至；習近平嘛，當然是有才有德、苦幹勤奮、從低做起，三十年後終於出頭！貪污、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嚴重問題，只用兩三句說話輕描淡寫帶過，至於壓制言論自由、逼害異見人士，更是隻字不提了。

為中共塗脂抹粉，李世默可說是超級高手。他挾著美籍華人的身份，說一口流利英語，看樣子不過四十左右，儀表堂堂，一副才俊的模樣，演說技巧高超，拋出數據和論證之餘又懂得間之以幽默，很合英美人士的口味，難怪這個演講這麼受歡迎 --- 英美人士愛聽，李世默的塗脂抹粉便成功了。

大家不妨看看李世默這個演講，自行判斷：

同是出生於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黃亞生寫了一篇文章反駁李世默，值得一讀：

"Why democracy still wins: A critique of Eric X. Li's 'A tale of two political systems'"

梁振英口中的「青年工作」

根據《南華早報》的報道，梁振英早兩天接受傳媒訪問時，對於為何參加佔領行動的多是年青人，他這樣解釋：香港政府對青年工作或許有盲點，過去十幾年這方面工作做得不好。那「青年工作」四字真妙，因為這個詞語組合不是一般香港人慣用的（大概除了社工），梁振英這一用，便露出了他的共產黨思維 --- 所謂「青年工作」，就是對年青人實行共產黨愛說的「思想改造」。

我在網上找到《共青團90年資料庫》（竟是正體字的），其中一個資料類別是「三代領導核心論青年工作」，讓我隨便引幾段給大家看看共產黨說的「青年工作」是怎麼一回事：

毛澤東：「思想政治工作，各個部門都要負責任。共產黨應該管，青年團應該管，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管，學校的校長教師更應該管。」

鄧小平：「一部分青年人對社會的某些現狀不滿，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注意引導，不好好引導就會害了他們。[...] 帶好新一代，否則就會帶壞一代人。弄不好會使矛盾激化，會出大亂子。」

江澤民：「希望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同志，要高度重視教育和青少年學生的思想工作。[...] 總之，抓好教育和青少年學生的思想工作，直接關係到我們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能否取得成功，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否取得成功，大家都要從這樣的高度來認識問題，開展工作。」

香港政府兩年前強推國民教育失敗，現在又打算向中學的通識科「開刀」，要削減其中的政治內容，甚至將這科改為選修，為的就是要做好梁振英口中的「青年工作」。香港中學的通識科課程也許有不少有待改善之處，但學生從這科多少可以學到點獨立思考和批判思考；梁振英為了做好「青年工作」而針對通識科，並不是「胡亂出招」，反國民教育的同道看來又要出力了。

不受教的學生

有教無類，是教學的理想，但無論是多麼有教學熱誠、多麼有耐性的老師，都有可能遇到不得不放棄的學生。對我來說，資質不好的學生，我樂意教，你學得多少我就教多少；懶惰的學生，我樂意教，我會想盡辦法令你得到學習的樂趣，希望你因而勤力一點；甚至自以為了不起的井底之蛙，我也樂意教，目的是要幫助你有朝一日由蛙變鳥、得見海闊天空。然而，有一種學生會令我「舉手投降」，由得他們甚麼也學不到。

我會形容這種學生為「不受教」，這個學期的知識論一科就有一個不受教的學生。所謂「不受教」，是指他根本完全聽不進老師說的，對任何問題都好像早有定見，課本讀物讀過之後必定有自己「獨特」的了解，無論老師怎樣講解，他都不會改變自己的看法；如果老師的見解跟他的不同，他一是曲解老師而堅持老師的見解跟他的「其實一樣」，一是索性說「老師你錯了」，總之就是不會改變自己的看法。

我這個不受教的學生正是如此。有一次，我解釋了一個相當複雜的論證之後，他舉手發表了對其中一個前提的看法，我說他理解錯了，然後花了五分鐘解釋他錯在哪裏；誰知他聽完之後竟說：「你的說法跟我的基本上相同啊！」於是我又花了五分鐘解釋他的理解和我的有何分別，但那五分鐘是白花了，因為他仍然堅持兩者「基本上」一樣。我見其他學生已感到不耐煩，便對這學生說：「這一點我們暫且擱下吧，因為我還有其他的材料要講解；如果你有興趣，可以下課後到我的辦公室繼續討論。」他沒有來，但下一課時故態復萌，歷史重演，又跟我爭論，又是堅持他的理解跟我的沒分別（雖然事實上是明顯不同）。另一次，我們在討論 Allan Gibbard 的一個論點，他舉手表達他的理解，說他同意 Gibbard；我說他理解錯了，這次他接受我的解釋，接著高聲說：「那麼 Gibbard 這個論點便是錯的！」。

不受教的學生不一定自以為了不起，他們的問題是只會從內而外表達，不懂從外而內吸收，可以說是患了「思考上的自閉症」。對於這種學生，只要肯定是「病情不輕」的，我現在的做法是「盡快打發」，隨便說句甚麼 "That's an interesting point" 便算，絕不糾纏，免得浪費自己和其他學生的時間。

原來，屈穎妍只算懂得幾個中文字

屈穎妍不斷發表文章反對佔領運動，歪理連篇，套用一位網友的說法，「駁佢又嘥氣唔駁又勞氣」，本來費事嘥氣，不過，看到最近的一篇〈原來，我們已經民不聊生〉，實在忍不住了，雖然已經有人寫了有力的文章反駁，我還是決定另寫一文，再斥其非。

屈穎妍將佔領者比作劫賊和綁匪，企圖藉此說明佔領者用的「釋出善意」四字並不恰當；她振振有詞地問：「綁匪原本要割下人質整隻耳朵，如今只割下耳珠，算不算善意？」我奇怪她為甚麼不索性將佔領者比作變態色魔向受害人「釋出善意」，答應只強姦而不殺人滅口 --- 變態色魔這樣說自己「釋出善意」，更不恰當啊！強姦、搶劫、綁架、和佔領全都是犯法呀，如果佔領者可以比作存心不良、只為私利的劫賊和綁匪，為甚麼不可以比作存心不良、只為滿足獸慾的變態色魔呢？

對，佔領者是非法佔領，但違法不一定絕對不當；判斷其是其非，須要考慮違的是甚麼法，為了甚麼而違。要說明這點，不一定要談到公民抗命的理據，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便夠了：你和朋友遠足，朋友不小心跌傷，傷勢頗重。附近的馬路很少汽車經過，你好不容易截停了一輛，請求司機送你朋友到醫院；誰知此人毫無惻隱之心，竟然拒絕。你情急之下制服了他，強搶他的車，離去前留下食水、食物、和金錢，並給他聯絡電話。搶車是犯法，但你是為了救人逼不得已；如果用「釋出善意」來形容你開車去醫院前對司機的舉動，不會不恰當吧？由此可見，違法和釋出善意不一定有抵觸。

如要作類比，佔領者不是更像這位逼不得已搶車的人，而不像劫賊、綁匪、或變態色魔嗎？

屈穎妍認為「管你用什麼堂皇理由，霸路就是霸路，就是犯法，犯法的過程即使包含善意，頂多能拿來作上法庭時的求情理由，不可能成為你的籌碼」，說得真是冠冕堂皇，卻混淆了公民抗命的抗爭過程和公民抗命者有可能承擔的法律後果：抗爭過程中可以討價還價，這不影響抗爭者違法這一事實，亦不表示抗爭者否認自己須要承擔法律後果。

屈穎妍揶揄佔領者稱公民廣場是屬於公民的：「大眾銀行是不是大眾的？是的話大家一起進去搶錢；公眾殮房是不是公眾的？是的話我們不如一起進去睡睡。」這是本末倒置，可笑的其實是她自己。「公民廣場」不是正式名稱，指的是香港政府總部東翼入口門前的廣場，本來就是開放給市民自由進出的，而且市民曾經多次在這裏集會表達訴求（例如反國教和港視發牌事件）；因此，說公民廣場屬於公民，是恰當不過的，那地方是否叫「公民廣場」，根本不重要。

至於「香港果真民不聊生嗎？」這個問題，屈穎妍指出香港在某雜誌的「全球二十五大宜居城市」榜排名十三，而且評分「是根據犯罪率、醫療福利、包容度、公立學校教育、營商環境、文化產業、綠化面積等因素」，意思當然是「說香港民不聊生，簡直荒謬」。然而，「民不聊生」不一定用來形容人民的物質生活慘絕，也可以泛指人民在生活上有很多困擾。蘇東坡《上神宗皇帝書》主要是勸告皇帝「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反對王安石新法，裏面說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指的就不是人民吃不飽穿不暖，而是人民生活得不安心。以這個意義來理解學生說的香港「民不聊生」，即使仍然是有點誇張的說法，卻絕不算荒謬。

屈穎妍說自己「算懂得幾個中文字」，卻原來，連這句也不準確，正確的說法是她「只算懂得幾個中文字」--- 加一「只」字，才能點出她是如何的無知。

關於撤退與失敗的一點思考

雨傘佔領運動持續，雖然佔領者的意志和聲勢到現在仍然沒有明顯減弱，然而，除非佔領行動發展為大家都不願見到的暴動，否則，佔領者遲早要和平撤退；無論是大規模一起撤退，還是不同激進程度的佔領者先後撤退，對於爭取真普選，爭取貫徹一國兩制以保衛香港有別於大陸的文化和制度，關鍵的問題是佔領者是否帶著失敗之心而撤退。

何謂成功？可謂失敗？沒有一定的答案，不同的人著眼點有異，在這件事上自然會接受不同的成敗標準；我想談的是心理，只要你同意這場抗爭需要轉為持久戰，而且形式也可能要改變，那麼，你便不得不注意這點：這一次視撤退為失敗，才最有可能引致真正的失敗（這裏我用的失敗標準是「最終甚麼也爭取不到，香港繼續走向與大陸同化之路」），因為自認失敗者難以再度奮發，那便沒有足夠的人打持久戰；反之，假如撤退而沒有失敗之心，甚至認為已取得階段性的勝利（至少已展示了年青人的政治意識、意志、和抗爭力量），保住了戰意，才有打持久戰的條件。

因此，我十分反對一些好戰的「勇武」之士鼓吹「撤退即失敗」之說，這些人之中有些好作網上軍師，指指點點，儼如行軍佈陣，視這次抗爭為一場將會勝敗分明的戰爭，大有只許勝、不許敗的心態，堅持不勝不撤，甚至妄想不撤便會勝利。假如越來越多佔領者聽從這些網上軍師，真是後果堪虞。

當然，何時撤退為最適合，實難定奪，但即使不是在最適當的時機撤退，即使撤退得不夠漂亮，只要不抱著「撤退即失敗」之心，只要撤退後有打持久戰的意志，以這次佔領行動所見的香港年青人質素，我有信心說一句「香江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佔領運動同時是證成過程

香港的雨傘佔領運動已持續了兩個多星期，接下去會怎樣發展？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怎樣才算成功？如果失敗了，應該怎樣做？這些問題我都不懂得回答。至於提供策略，我更沒資格了；不過，有一點我倒想特別強調一下，這大概也不是我獨到之見，但值得寫出來。

佔領運動爭取的是真普選，為甚麼真普選對香港（的將來）那麼重要呢？如果只是說「因為民主很重要」，未免過於簡略，而對於不認為民主重要的香港人，這個答案甚至完全沒有說服力。要說服這些香港人，難道要向他們講解民主的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s）和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s）嗎？但這種抽象的論述恐怕也難以改變普羅大眾的看法。然而，這種論述並不必要，因為雨傘佔領運動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證成（justification）的過程，證明爭取真普選的重要，也顯示了非用較激烈的大規模行動不可。

參與佔領運動的眾多香港人不會有完全相同的訴求，然而，有一點相信他們都有共識：香港現時的政治制度令香港逐漸「禮樂崩壞」，包括官商勾結、地產商壟斷經濟、官官相衛、傳媒自我審查、廉政公署今非昔比、政府漠視民意、政治打壓日益明顯和嚴重。爭取真普選，就是要從政治制度的改變來扭轉這個「禮樂崩壞」的情況，因為一個有民意代表性的政府必然要受民意監察，也必須回應大部份市民的訴求，絕不能只隨政府內少數人的意願而行。沒有人能保證有了真普選後的政府一定能扭轉現在「禮樂崩壞」的情況，但真普選至少是一個變好的必要條件。

假如這個共識是錯的，香港並非正在「禮樂崩壞」，那麼，佔領運動便出師無名；我說佔領運動同時是證成過程，意思就是佔領運動彰顯了香港「禮樂崩壞」情況之嚴重，我們看到的包括：

- 警方拘捕運動的學生領袖，搜查他們的住宅，查扣電腦，並且將他們拘留四十八小時，要出動人身保護令才放人。

- 有涉嫌黑社會分子多次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警員在場時毆打示威者。

- 涉嫌受僱人士公然包圍一間傳媒機構，阻止報紙運出；即使有法庭禁制令，在場警員卻不執法，甚至有人當場撕毀禁制令。

- 一班警察將一個示威者拉去暗角，拳打腳踢，而影到警員暴行的傳媒機構有明顯的自我審查動作。

- 梁振英政府完全沒有跡象打算回應參與佔領運動的眾多香港人的訴求，只是用盡各種手法打擊佔領運動。

佔領運動的確引致不少市民生活上的不便，有些人甚至蒙受相當大的經濟損失，他們有怨言，相信大多數參與佔領者都明白，亦因此而有歉意。然而，除非你先認定了甚麼學生被人利用和外國勢力作祟，又或者你完全不在乎上述的「禮樂崩壞」情況繼續惡化，不介意將來住在一個言論不自由、貪污嚴重、諸事靠走後門的地方，否則，你便應該支持爭取真普選。也許你贊成爭取真普選，卻不認為佔領運動是最佳的爭取方法，那麼，你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提出呢？如果沒有，你可能說到底只是不能忍受佔領運動帶給你的不便，妄想有一個「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爭取方法。

兩個故事說佔領

讀者 cat 留言，講了一個故事，用來比況她對「雨傘佔領行動」的看法；這個看法，相信有不少香港人認同。以下是她說的故事：

「話說有一個人的父親得了重病，大夫看後，說這病已入膏肓，藥石無靈，或許割股療親還能孝感上蒼。那人聽罷，馬上把弟弟拉來，起刀便割。弟大驚，狂掙扎！這人按著弟弟說，割股療親，天下美事！

後記家暴對話檔案：

兄： 老豆唔掂啦，其他方法都試過啦，無用㗎。得割股未試過咋。唔通你想老豆死？

弟： 我唔信呢啲迷信嘢，割咗都無用。你要割割自己。

兄： 我無話唔割自己，但點都要割埋你。割我一個無用㗎。

弟： 如果有用你割你自己都可以感動上天。你唔好迫我啦。我怕痛，會死人㗎一個唔小心。老豆都唔會想我咁樣醫佢。救人都唔係靠殺人救。

兄： 你無人性㗎，全世界都講孝道，你咁不孝你唔係人。我點都要割你㗎啦。

弟： 救命呀～～～～～

最後細佬死咗。老豆都死咗。大佬割完股跛咗無死到，去咗坐監。」

也許是不肯定我明白她的故事，cat 再留言，補充了幾句：「無論大哥是否出於一片丹心，一片孝心，他的行為是霸道的。大佬唔係咁做㗎！」

我對佔領行動的看法不同，讓我另說一個故事吧，也是關於兩兄弟的，不過，行動的是年青有衝勁的弟弟，反對行動的是已人到中年的哥哥：

「話說兩兄弟同住百年祖屋，有農田牲口，算是生活豐足。

他們只有一口井，但供給的水倒足夠使用。誰知有一天井水有點異味，看起來也沒有從前的清澈；起初兄弟兩人都不以為意，可是，井水慢慢地越來越混濁，異味也越来越重了。

弟弟認為這口井的水遲早不能飲用，農田牲口亦會受影響，到時便不能繼續在這裏住了，他們的經濟條件亦會隨之變壞。哥哥卻認為井水的情況未必會惡化，既然現在仍可飲用，就不必過於擔心，況且打井不是易事，就算有新井，井水也未必清澈沒異味。

弟弟決定嘗試打一口新井，試了幾處都不成功，卻將祖屋周圍多處弄得一團糟，不但塵土飛揚，堆起的泥土還阻礙出入。哥哥不但沒有幫手，還嫌打井的事影響他的日常起居，口出怨言，更認定弟弟必然會失敗告終。

弟弟堅持嘗試，找不到新井誓不罷休；對於引起哥哥生活上的不便，他其實有歉意，還向哥哥道歉了。哥哥不體諒他，他感到委屈，然而，他深深相信，只要打到一口井水清澈的新井，到時受益的不只是他自己，還有哥哥。」

這故事沒有笑點，也不夠戲劇化，可以說不及 cat 的故事「精彩」，但對我來說，卻更真實感人。

響應霍韜晦先生呼籲

霍韜晦老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香港知識分子何在？---論當前世界政治的躁動與香港學生「佔中」》傳閱甚廣，似乎得到不少人擊節讚賞；他在文章的結尾這樣呼籲：

「香港的知識分子何在？有血性、有歷史感、有綜觀全域能力的知識分子何在？香港已出現危機，不是要說些公道話嗎？」

晚輩很同意「香港已出現危機」，心想自己好歹也算是個知識分子，生於香港長於香港，雖然沒有綜觀全域的能力，但自問有血性，也不乏歷史感；因此，即使是衝著霍先生那「香港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光環及老前輩的身份，我也決定響應他的呼籲，就他這篇文章「說些公道話」：這篇文章寫得十分差勁，連像樣的哲學系本科生的習作都不如。

當然，本人毫不德高望重，不能像霍先生的文章那樣，所謂「論點」，都是他老人家說了算；以下且讓我詳細解釋霍老的文章差在哪裏。

文章的副題是『論當前世界政治的躁動與香港學生「佔中」』，看似只有兩大論題，其實一半篇幅都是寫另一論題，就是批評民主制度。雖然霍老寫得不清楚，但這三個論題在文章裏的關係倒不難看出：當前世界政治的躁動，其中一個主因是民主「被奉為普世價值，使得人人以為實行民主就帶來幸福」（論題一），而由於民主不過是「這個時代的迷幻藥」，只是個「迷惑人」的「幌子」（論題二），因此，『香港學生的「佔中」，理由就不充分，因為完全沒有必要這樣抗爭』（註） ，即是說，沒有必要為得到民主而這樣抗爭（論題三）。

由是觀之，論題二貫串另外兩個論題，因此，只要論題二站不住腳，整篇文章便散了，不及格。

霍先生有沒有提出論據支持論題二呢？看似有，其實無。他花了不少篇幅來批評美國對外政策和不光明手段，彷彿這樣就等於批評民主，然而，就算他對美國的批評全對，那也不表示美國本土內的民主制度實行得不成功（當然，成功與否都有程度之分），更不表示民主並不勝過其他制度（例如中國的極權制度）。退一步說，即使美國本土內的民主制度實行得不成功，那仍然不表示民主制度不可取，只是在這個國家實行失敗而已。文章裏提到的分離主義和一些全球性的難題，例如資本主義的腐敗、能源危機、環境污染、貧富懸殊等，更不能簡單地怪罪於民主制度。要有理有據地批評民主制度，不能像霍先生那樣只看表象、盡舉些搔不著癢處甚至不相干的例子；他問「民主究竟是甚麼？」，問得好，不過，從這篇章的水準看來，恐怕他並不懂得回答。

霍老慨嘆「香港竟然沒有頭腦清醒的人，只知隨別人的笛子起舞，太可憐了」，言下之意是清醒的只有他一人而已。他形容參與雨傘抗爭運動的香港人「像中了蠱」，其實他那自命獨醒才「像中了蠱」--- 中了中國民族主義的蠱。與其磨刀霍霍批評民主，倒不如繼續「韜光養晦」，不要再寫這種不像樣的文章，以免貽笑大方了。

（註） 香港人爭取普選的抗爭運動並沒有佔領中環，而且不是由發起「佔領中環」者領導，因此不宜稱為「佔中」，以下我會用「雨傘抗爭運動」代之。

同儕異議

英美哲學的知識論在最近十年有一個新興的論題，就是「異議」（“disagreement” ）；「異議」之所以成為哲學論題，是因為它可以發生於「知識上的同儕」（“epistemic peers” ，也稱 “epistemic equals”）之間。如果兩個人在智力、思考訓練、背景知識、有關的專門知識、和對問題的用心程度都相同或非常接近，他們便是知識上的同儕（以下間中會簡稱為「同儕」）；如果有明顯的差異，相對優越的那位可以稱為「知識上的（相對）優者」（“epistemic superior”），另一位則可以稱為「知識上的（相對）劣者」(“epistemic inferior”)。知識上的優者和劣者之間的異議很容易解釋 --- 那是由於他們有知識上的差異，只要消除這些差異，他們便會達致相同的見解。然而，當異議發生於同儕之間，這個解釋便不適用了。這裏有兩個問題可以討論：

(1) 怎麼會有同儕之間的異議？

(2) 如果你視異議者為同儕，你應該怎樣對待自己的見解（保持不變、加以修正、轉為中立）？

這個論題的文獻不算多，有興趣的可以看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的兩本論文集：

Richard Feldman & Ted Warfield (eds), Disagreement

David Christensen & Jennifer Lackey (eds), The Epistemology of Disagreement

如果只是想略知這個論題的梗概，可以一讀 Thomas Kelly 的論文“The Epistemic Significance of Disagreement” 。

我對這個論題的興趣越來越大，雖然還未到研究的程度（手頭上的研究已太多），但已將它放進我教的「知識論」一科，以期教學相長。

最近因為香港的抗爭運動而跟不少人討論政治，令我對「異議」這個論題感受良多，其中最令我慨嘆的有兩點：現實世界裏的爭論很多時都不是發生在知識上的同儕之間，但依然往往極難化解，因為很難消除知識上的差異；另一方面，有些人其實是知識上的同儕，本來也是這樣互相看待，可是，一有較重要的異議，其中有人便會立刻重新評估異議者，而視對方為知識上的劣者。

有沒有人認為自己一定是知識上的優者，而從不視他人為知識上的同儕？有的，幸而我遇過的不多。

四類不可與論之人

政治議題當然容許理性討論，但相信不少人都有過這樣的經驗：與某人討論某政治議題，起初大家都好像認真討論，誰知很快對方便好像根本沒有心聆聽、或者好像怎麼也聽不明白你說的；最後很可能是不歡而散，輕則心存芥蒂，重則反目成仇。這種沒有真正溝通而傷感情的「討論」，如果對手是親人或朋友，真是不值得，可免則免；就算只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至少是浪費了寶貴的時間，仍然是不值得的。

我稱這些人為「不可與論之人」，根據我的經驗，至少有四類（同一人可以屬於多過一類）：

(1) 立場先行：這類人之所以不可與論，是因為他們的立場像石碑上的刻文，絕不會改變。他們不是先有理由和證據，才接受一個立場，而是先有了立場，才去找「理由」或「證據」去支持；對於相反的立場，他們會先認定你的立場為錯，然後想盡辦法去駁斥你的理由和證據 --- 你的理由和證據，無論多合理多強，他們都不會接受，寧願誤解或加以扭曲，總之就是不會被你說服。用邏輯的語言說，你的肯定前件（modus ponens），必會變成他們的否定後件（modus tollens）。

(2) 情緒主導：這類人對你的立場或論點不只反對，還帶有強烈的負面情緒，感到厭惡、憤怒、甚至憎恨，有時連帶對你也有類似的負面情緒。無論他們怎樣扮冷靜討論，主宰他們說甚麼的，是情緒，不是頭腦。一般而言，這類人會因為情緒的擾亂而思考不清晰，不但每每誤解你的論點，連自己的論點也會表達得亂七八糟；只要「討論」持續，他們早晚會爆發，由「討論」變成破口大罵。

(3) 爾醉我醒：這類人之所以不可與論，是因為他早已認定「糊塗的是你，清醒的是我」--- 相信你是被人利用或蒙蔽，或相信你是由於其他因素而有嚴重的偏見。他們跟你「討論」，只是想「點醒」你，好讓你看到「真相」。無論你對他們說甚麼，他們都會用「你被人利用了」、「你被人蒙蔽」、「你有嚴重偏見」等理由來「解釋」為何不接受你說的。如果你強調自己清醒，他們當然會指出「醉了的人不會認醉」（事實上，清醒的當然也不會認醉）。

(4) 指點江山：這類人不多，卻最討厭。這樣的人最懂得裝模作樣擺出理性討論的姿態，大條道理，一堆論證；你以為跟他平起平坐討論，誰知他其實相信自己比你高明百倍，甚至是無人能出其右，認為你應該聽他的，他完全沒有必要聽你的。如果你不同意他，你不是無知，就是愚蠢；他跟你「討論」，不過是想讓你知道他如何高明而已。這類人自以為見解獨到，自以為高高在上看通一切，在自己想像的世界中指點江山運籌帷幄，不知多滿足。

遇上這四類人（當然有可能判斷錯誤），最佳的做法是話不還口，最多說聲「好走」。

心繫香江

這幾天除了必要做的事情，我幾乎甚麼也沒有做，是沒心情做，大部份時間都花在關注還在進行中的香港人政治抗爭運動，主要是看臉書，因為臉書的消息最快，當然也有看香港和英美報章的報道，總之就是不想錯過任何有關消息。我太太亦不遑多讓，其實是猶有過之 --- 警察施放催淚彈那晚，她因為擔心更壞的事情會發生，幾乎徹夜不眠，而我早在催淚彈出現前便支持不住要睡了。上一次我們兩人一起這麼關注一件政治事件，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那種似曾相識卻又恍如隔世、憂心忡忡卻又帶點興奮的感覺，非筆墨所能形容。

這場運動的發生，是時也，勢也，不是任何人或任何組織可以策劃得來的；會怎樣發展，結局如何，皆難逆料。到目前為止，參與的香港人表現出的文明質素及和平手段，只能用「令人讚嘆」四字來形容，足令所有香港人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我不想浪漫化這場運動，亦不敢樂觀，因為現時仍然危機重重，中共及香港政府寸步不讓，使用「拖」字訣；這邊廂參與運動的人隨時會支持不住，由於群龍無首，最終或散或亂，甚至內鬥。現在這個膠著的情況，是令人十分擔憂的。

我多麼渴望自己有良策可獻，可是，現在的形勢實在太複雜、太多變數了，雖然有些做法我認為有充分理由反對（例如暴力手段和標榜「打到共產黨」），但如何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局，我實在全無頭緒。我絕無諸葛孔明之才，也不是甚麼謀略家，我只是個讀哲學和教書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既然不知，就不多說了，不過，香港人爭取的，我絕對支持，雖然不期望短期內會成功，但相信爭取才有希望，不抗爭就一定失敗。

 

以上我用了「政治抗爭運動」一語而不用「佔領中環」，因為我認為這場運動已遠遠超越了原先「佔領中環」的構想，實在不宜再稱為「佔領中環」。有人稱之為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但說這是一場革命，似乎是言過其實了；我較喜歡 ‘the umbrella movement’ 這稱呼 --- 祝福香港人撐著雨傘前進，不懼風橫雨狂，可以早日收傘，一天光哂！

三個中國人 • 三段政治交談

最近我們一家三口不約而同跟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談及政治，這三段簡短的交談，形成有趣的對比，值得寫下來留個記錄。

先說阿樂的。他的學校每年都有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交換生，今年阿樂跟其中一位稍為混熟了，竟談起政治來，而且是敏感話題：六四事件和中國有沒有民主。原來這位中國年青人是中共洗腦教育的成功產品，他相信六四事件完全是當年大學生的錯，是他們先暴力起來，政府才逼不得已鎮壓，而且死傷甚少。至於中國有沒有民主，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只是認為中國式的民主不同西方的民主，因為西方的民主不適用於中國獨特的政治及經濟環境。阿樂對六四事件的認識不夠深入，所以只是簡略地告訴這位同學他所知的，然後集中解釋為何「中國式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這位同學倒肯虛心聽下去，雖然聽後有點茫然，阿樂也不肯定他明白和接受了多少。

媽媽昨天跟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同事吃午餐，大概是有感於香港的民主訴求和近日之動盪, 竟也談到中國的「民主」。這位同事只有二十多歲，來了美國一兩年，而且不會久留，很可能明年便會返回中國。他們談到中國的國民教育，媽媽忍不住用「洗腦」二字來形容，想不到這位同事會同意，並說她以前也相信中國有民主、在政治上十分進步，但在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後，才認識到甚麼是真正的民主，才明白到以前相信的所謂「中國式的民主」，只是自己盲目接受了的政治宣傳。

早兩天我出席大學裏的一個聚會，碰到一位同事的太太，她和丈夫都來自中國大陸，而且已在美國生活了二三十年。不知怎的我們談到了香港學生為爭取普選而罷課，她深深不以為然，知道我支持學生的行動後，她竟問：「你們以前給英國人統治時，為何不爭取民主，現在回歸中國了，才來爭取？」我正想回答，誰知她接著說：「我認為那些不滿意中國統治的香港人，應該移民去英國，繼續被英國人統治。」於是，我無言了。

我想，希望，始終應該放在年青人身上。

慢的境界

太極拳由慢練起，但初時的慢是勉強的，只是故意將簡單的動作拖慢，卻沒有能力做到慢中應有的變化；如此勉強地慢練，是苦差，拳姿因而拖沓呆滯。然而，不經過「勉強的慢」，便不能做到「自然的慢」，前者是方法，後者是追求的境界。

《太極拳經》說的「一舉動周身俱要輕靈，尤須貫串」和「周身節節貫串，無令絲毫間斷」，如果練到了，就是「自然的慢」；例如手臂一提起，看似一個動作，其實指、腕、肘、肩都做了表面不容易看到的動作，有如微波暗湧中的一浪接一浪，分而不斷，有這麼多的動作，自然就可以運用這麼多的時間。反觀初練時「勉強的慢」，那動作就只是一條手臂提起，甚麼變化也沒有。不過，只要肯用心慢練，細心體會，始終能夠將手臂「拆散」，分開了指、腕、肘、肩之後，貫串便有著落；做到節節貫串時，由於其中有微妙的變化，動作雖慢，卻能輕靈。達到了「自然的慢」的境界後，便能快慢自如了（陳式太極可快可慢，其實各家太極亦可以這樣）。

同樣道理，也適用於哲學。維根斯坦這樣說：「在哲學，勝出的是跑得最慢的那位。」還說：「哲學家見面時應該這樣互相打招呼：慢慢來呀！」（見 Culture and Value, pp.34 & 80）讀哲學，起初要用「勉強的慢」的方法，強迫自己慢讀細想，來回往復地思考重點和論證，盡力分析，不斷告訴自己問題沒有表面看到的那麼簡單。起初即使慢下來，也只能看到粗枝大葉，但只要肯虛心用心，用功一段日子之後，便能多看到一些精微細緻之處，除了見樹葉、見葉脈，也能見樹、見樹林，逐漸達到「自然的慢」的境界。

最近領悟到，這「勉強的慢」和「自然的慢」，原來也適用於待人接物。有些說話和行為，只要你勉強自己慢下來，多想幾次才決定，也許便不會說不會做了，並因此而避過不少麻煩。以我的性情而言，最初的慢，肯定是勉強的，但運用了這個「勉強的慢」的方法後，對於須要決定怎樣反應的事情，我逐漸能夠考慮得全面一些；多了考慮，便自然地慢下來了。也許不少人一早已明白這個道理，自然而然地三思而後行；余生也魯，到了這把年紀才有此領悟，但總好過執迷不悟。

崇拜和佩服

余英時最近接受《天下雜誌》訪問，談到崇拜和佩服的分別，說自己一輩子沒有崇拜過任何人，並指出崇拜一個人就像是對這個人有宗教熱情似的，視這個人為十全十美，有如信徒之視教主；他認為真正在知識上求上進的人是不會這樣崇拜一個人的，但仍然可以佩服某些人。

這個看法我同意之極，以下說的是我想到的幾點補充。這裏說的崇拜和佩服，只限於知識學問，因此，即使是崇拜某人而視他為十全十美，這「十全十美」一般來說也是限於知識學問上的；例如崇拜某位哲學家，便只是相信他在哲學上十全十美、絕不會犯哲學上的錯誤，而不會認為他在道德上也十全十美、甚至每一方面都超越所有人，否則，那就簡直是視他為神人了！不過，在知識學問上崇拜某人，很容易連帶將他有關的能力或優點誇大，例如相信他智力超高、記憶力特強、學習時舉一反三等等。

佩服某人，則沒有這種近乎宗教熱情的態度，只是認為他（在有關方面）遠遠勝過自己，值得努力看齊；正如眼見對方已站立於高樓高處，望盡天涯路，自己在較低層仰望之餘，油然生出急起直追之感。假如不只是佩服，而是崇拜，便會認為對方高不可攀，是屬於另一個境界的，不是身處高樓高處，而是飄然於雲端月上，發出普照的光輝，可望而不可即；面對崇拜的對象，有的不是看齊的衝動，而是叨光的滿足。

即使只限於某一方面，世上也無十全十美之人，因此，崇拜某人，多少帶點盲目和偏頗，否則總會看到那人的一些缺點；崇拜之情一旦形成，便會令人對崇拜的對象喪失批判能力，於是只有單方向的全盤接受。有趣的是，雖然崇拜的對象會令崇拜者感到渺小，但崇拜者又會因為自己的「信徒」身份而感到與眾不同，於是容易有「叨光式的自大」。佩服人則不同，只會令人感到不足，佩服的人越多，便越感到自己的不足；感到不足，並不等如自卑，甚至可以同時感到自負 --- 佩服某些人，和認為自己勝過不少人，是沒有矛盾的。

說起來，我曾經最接近崇拜的，是維根斯坦，那是二十來歲時的事；當年讀了他的著作，其實不太懂（誠實點說：幾乎完全不懂），但看過幾本他的傳記後，便著迷了。幸而到了讀研究院時，這個近乎崇拜的態度便逐漸消失了，現在只是喜歡維根斯坦的後期哲學，而並不崇拜他。另一方面，年紀越大，我佩服的人越多，隨便舉的便有：王國維、錢穆、胡適、陳寅恪、余英時、Bernard Williams、Saul Kripke、Barry Stroud、Samuel Scheffler、P. F. Strawson、Fred Dretske。這，算是進步吧！

科學哲學教學拾趣

同事 Z 休假，他教的「科學哲學」這個學期由我代教。那是通識課程而不是哲學主修的科目，只是導論的程度；我對科學及科學哲學一向都甚有興趣，雖然這不是我的研究專長，但經年累月讀過的有關書籍和資料不少，加上跟 Z 合作寫過一篇科學哲學的論文，我自問有足夠的認識任教這科，因此，當系主任問我可否代教時，我立刻欣然答允。

已上了四星期的課，我慶幸自己應承代教，因為不但在備課的過程學到了不少新的知識（例如全球暖化的科學資料），而且授課是十分過癮的事。我本來就喜歡教書，這班的學生（約四十人）主修的學科大都是科學或和科學有關的，要令他們關心科學哲學的問題，或至少覺得有興趣，並不太難，而我很快便做到了 --- 大部份學生上課時都很留心，到了第二個星期，已有不少學生主動舉手發問，還有三四個學生不時在課後留下來，追問在課堂裏自己聽得不夠明白的地方。

學生有興趣，我便教得特別起勁，比平時更「肉緊」，說話抑揚頓挫，有時幾近手舞足蹈；雖然我授課時有點表演的意識，但教學的熱情不是造作出來的，假如不是這樣有興趣的學生，我的表現便不會一樣。以我的經驗來說，老師的教學熱情很明顯能感染學生，令他們不期然會加把勁。

得科技之助，我不必「齋講」，可以在十五二十分鐘講解之後，播一條五六分鐘的有關短片，調劑調劑；而適用的短片，在 YouTube 極容易找到（YouTube 有很多和科學有關的高質素短片），不必是內容嚴肅的，有教學作用和娛樂性兼備的短片也不難找到，例如這一條關於美國傳媒如何報道全球暖化的短片：

此外，如果我想知道學生對某一問題的意見，卻又擔心他們會因為問題的內容而未必樂意舉手表達，便可以到 polleverywhere.com，即時鍵入一條選擇題；學生只須取出手機，以 SMS texting 選擇答案，我便可以即時在螢幕看到他們的大多數意見。例如昨天我問他們 “Do you think evolution is just a theory?”，假如不是用這個「不記名」的方法，那些答“Yes”的學生恐怕會保持緘默（答“Yes”的學生只有兩成左右）。

我發覺這班學生雖然大多數是學科學的，但對科學的理解都過份簡單，以為科學就是用一套標準的科學方法去尋求事實；希望這個課程能擴闊他們的眼界，讓他們明白到科學研究並不是那麼簡單和理想的。

一星如月的風燈 --- 讀周保松《政治的道德》

香港正值風雨飄搖，前景陰晦，而談論政治的文字，大多不是攻訐謾罵，就是刻薄揶揄；多看了，能不心煩？因此，讀罷周保松的《政治的道德》，頓感氣息清新，精神為之一振。雖然此書探討的是政治哲學而不是現實中的政治議題，但其中論及的概念和問題，不少都和政治現實息息相關，例如自由、平等、容忍、金錢與自由的關係、和貧富懸殊的問題。此外，周保松亦示範了態度著緊而神經沒有繃緊的理性討論，不是談笑，也非用兵，認真而從容，探求真理，卻完全沒有「真理在我」的氣焰。一位學者的一本書，尤其是哲學書，也許極其量只是政治黑夜中的一顆小星；然而，遇上合適的讀者，它自能發出足夠的光，一星如月，也像引路的風燈。

這本書為自由主義辯護，雖然不難看出書中不少理念深受羅爾斯（John Rawls）影響，但它不只是闡述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其中不少論點、論證、和例子都是作者獨到之見，可以說，這是周保松版本的自由主義。除了解釋和論證自由主義，周保松還強調要將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作者也稱之為「市場自由主義」）分別開來；這個工作他做得特別好，令讀者從兩者的分別，更清楚認識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內容。

聽說周保松的教學技巧出色，深受學生愛戴；這本書條理分明、清晰易懂、例子生動有趣，可見此說非虛。不過，這不表示此書內容盡皆顯淺，只屬導論式的入門書；作者做到的，是深入淺出，而書中的一些討論是相當細緻的，例如批評柏林（Isaiah Berlin）的價值多元論（value pluralism）未能導出選擇自由的重要。

周保松在書中也介紹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哲學家對自由主義的看法以及他們的有關理論和觀點，包括諾齊克（Robert Nozick）、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泰勒（Charles Taylor），和金里卡（Will Kymlicka）。從這方面看，《政治的道德》的確可以當作是一本政治哲學入門書來讀；本來對政治哲學毫無認識的讀者，讀完此書之後，可能會對政治哲學的興趣大增。

世上並無完美的書，以下是一點批評。我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立場跟周保松的十分接近，他的論點我大都贊同。可是，書中其中一個重要的論點，我卻有點懷疑。周保松認為「在我們生活的世界，金錢的多寡直接影響每個人自由的多寡」，甚至說「沒有錢就沒有自由 [...] 所以，有錢人較窮人的確自由得多」（p.138）。這說法驟聽有理，可能很多人會同意，但他們同意的，未必就是周保松的意思。

一般人認為的「沒有錢就沒有自由」和「錢能買到自由」，意思也許不過是金錢能換取空閒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例如有錢請傭人做家務，便可以用本來做家務的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從周保松給的例子看，他似乎不是這個意思。他是這樣界定「自由」的：「當一個人能免於外在干預或強制而按照自己的意願行動時，他就是自由的。」（p.156）他的意思大概是：假如你想做 X，但有外在干預或強制，令你做不到 X，那麼你便是沒有做 X 的自由。問題是：缺乏金錢，是不是一種外在干預或強制？周保松認為是，但他的論證和例子未能說服我。

且看周保松給的這個例子：

「試想像如果有一天你不幸成為流浪漢，身無分文且飢寒交迫，於是你想有一塊麵包。但站在麵包店前，你因為沒有錢，所以你不能免於店員阻撓而取得一塊麵包。如果你強取，店員會報警。然後，這位富豪可憐你，給你十元，你再次走進麵包店，將錢遞給店員。店員於是不再阻止你，還將麵包遞上。也就是說，這十元，令你獲得了擁有那塊麵包的自由。這是否說明，你和億萬富豪在市場中，享有的自由其實不一樣？富豪的錢，能令他免受法律強制已打開無數本來關上的門，而這些門，你卻一道也打不開，因為你沒錢。」（p.147）

事實上，你和富豪都同樣有買麵包的自由，你得到十元後去買麵包，沒有遇到任何干預或強制，令你買不到麵包，就是行使你買麵包的自由；你之前不是沒有買麵包的自由，只是沒有錢買麵包。富豪有買麵包的自由，也有錢買麵包，但他跟你一樣，都沒有強搶麵包的自由（即強搶麵包的行為會受到干預或強制）；假如富豪有錢不用而強搶麵包，店員一樣會報警阻止他。說到這裏，仍然看不到富豪和你「享有的自由其實不一樣」。

周保松的看法似乎是富豪有「擁有那塊麵包的自由」，而你則沒有這自由；我不肯定這看法合理 --- 假如沒有錢買麵包就是沒有「擁有那塊麵包的自由」，那麼，我便沒有自由擁有勞斯萊斯房車（當然沒錢買）或比華利山的豪宅（更加沒錢買），而香港的年青人便不只是沒能力買樓，而且是沒有自由擁有樓宇單位了。我認為較合理的看法是，沒有錢買麵包只是沒有能力或條件擁有那塊麵包，而不是沒有自由擁有那塊麵包。這當然不是否定貧富懸殊是一個大問題，我懷疑的只是這問題是否應該被視為自由不均的問題。

最後不得不提《政治的道德》的附錄，這是周保松在微博跟廣州中山大學學生及其他網上參與者討論的紀錄，論題是自由與社會公義，而這場網上討論的緣起，是周保松原定在中山大學的三場演講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給取消了。從這個紀錄可以見到問的水準高，答的揮灑自如；以下兩個問答尤其令我感動，就以這麼有意思的引文來結束這個書評吧！

「問：在一個沒有自由和低智的國度，討論這些太奢侈了。

周：那我們就一起努力，令它變得不再奢侈。

問：老師，我還想問中國人配得上享有自由嗎？幾千年來，中國人更多是屈從和奉承，特別是1949年後。

周：配的。我們每一個人都配享自由，配享有尊嚴地生活，配享一個公平的中國。我們一定要有這樣的信念。我從來不相信甚麼中國人的國民性就是劣質這類說法。我們今晚這樣認真的思想討論，本身就足以證明我們配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