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朋友

剛得知退休不久的同事 Rob 去世了，而且已是幾個月前的事。死訊為甚麼那麼久才傳到系裏？原來 Rob 臨終前囑咐不要通知大學與哲學系，是輾轉相傳我們才知道，並從而得知他患癌多時，死於癌症。他死時未到七十歲，以現在的標準，算是早逝。

我想，Rob 這樣處理自己的死訊，多少是由於對系裏的同事有點怨恨，可能包括我。我和他並沒有交惡，起初幾年還交往頗密，一個月有幾次相約到餐廳吃午餐或晚餐，偶爾還一起聽音樂表演，因為我們都愛聽古典音樂及爵士樂。他對我很好，曾經旅遊後特意帶回一瓶酒送給我。儘管 Rob 的音樂口味和我的不盡相同（例如他看不起柴可夫斯基和普契尼，我卻喜歡），哲學見解亦大異（例如他認為形上學很無聊，我卻認為重要），我們聊天時倒也算有趣味。此外，我對 Rob 心存感激，因為當年申請教席時，到最後兩位申請者二選一，他認為我較優秀，出力為我拉票（我當然是後來才得知）。我總覺得，假如沒有 Rob 為我拉票，我很可能便得不到這個教席（差不多二百人申請，而與我競爭的那位已出版了一本書）。

然而，我們後來日漸疏遠，到他去世前的幾年，一年也見不到兩三次面，而且還是在系裏碰到的（我們的教學時間幾乎沒有重疊，所以碰上的機會很少）。為何如此？其實不是故意疏遠，而是越來越話不投機。我起初不知道，後來才發覺他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有恐同傾向（我不肯定他恐到甚麼程度，所以只寫「傾向」）。完全不談政治，不就可以繼續交往嗎？我本來也是這樣想，而且身體力行，見面時隻字不提政治；可是，最後還是避無可避，因為他的政治見解仍然表現在其他方面，例如系裏的行政事宜。有幾次開會我便和他意見不合，雖未鬧至不愉快，但已生嫌隙。日漸疏遠，是必然之事。

我說 Rob 對系裏的同事有點怨恨，是由於他是唯一的保守派，意見經常被其他同事壓倒。在系裏，他相當孤立，儘管同事們對他的態度是友好的，是保持距離的那種友好。

政治觀反映價值觀，因此，政治觀相反的人難以深交（不是沒有可能），也是自然的事。對於 Rob，我感到可惜，但也無可奈何。我因為政治而疏遠的朋友，不止 Rob 一個；幾年前一位交往多年的好朋友因為政治而與我決絕，我更感可惜，但同樣是無可奈何。

馬可 · 奧理略與沈從文

這篇文章也許屬於標題黨，因為我不是要比較馬可 · 奧理略（Marcus Aurelius）與沈從文的思想（兩者風馬牛不相及），而只是記錄一個看書時偶得的聯想。

這個學期的哲學導論課，我修改了內容，新增的包括斯多葛主義（Stoicism），指定讀物是馬可 · 奧理略《沉思錄》的卷二和卷三。備課讀到卷三第二節時，有個意想不到的聯想。引起聯想的是這幾句：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甚至是那些伴隨著別的事物而生的東西，其本身也有令人愉快、吸引人的一面。比如，烤麵包的時候麵包的表皮會出現開裂，這些開裂的部份雖然有悖於麵包師的初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卻是美的，而且以其特有的方式使人垂涎欲滴。再比如無花果，當它熟到一定程度就裂開了口；還有橄欖，當其成熟幾近腐爛的時候卻給人一種特殊的美感。再如玉米低垂的穗，獅子的濃眉，野豬嘴裏的涎水，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東西，雖然遠遠談不上甚麼美，但如果認真審視一下仍不失為一種裝飾，讓我們覺得愉快。（尹耀中譯）

讀到這裏，我不期然想起，早陣子看沈從文《湘行書簡》，有一段頗能觸動我： 

這時我們的船正在上行，沿了河邊走去，許多大船同木筏，昨晚停泊在上游一點的，也皆各在下行。我坐在艙中，就只聽到水面人語聲，以及櫓槳攪水聲，與櫓槳本身被推動時咿咿啞啞聲。這真是聖境。我出去看了一會兒，看到這船筏浮在水面，船上還揚著紅紅的火焰同白煙，兩岸則高矗而上，如對立巨魔，顏色墨綠。不知甚麼地方有老鴉叫著出窠，不知甚麼地方有雞叫著，且聽得著岸旁有小水雞吱吱吱吱的叫，不知它們是種甚麼意思，卻可以猜想它們每早必這樣叫一大陣。這點印象實實在在值得受份折磨得到它。（〈鴨窠圍清晨〉）

究竟這一段有甚麼特別，以致能夠觸動我呢？我想，應該是沈從文那種對身邊事物的敏銳觀察和感應，在平凡處看出不平凡，令個人的經驗世界豐富和多彩起來。水聲人語，一般人聽來平常不過，沈從文卻聽出了一個「聖境」；船上所聽所見，他並不全都明白，卻全都令他神往，甚至認為「值得受份折磨得到」那樣的經驗。這樣的人，有飽滿的心靈，充實的人生體驗，不必做出甚麼大事來，也夠資格說一句「我不枉作為一個人而活過了」。

我已竭力說出我對沈從文那段文字的感受，但還是覺得未能完全表達；也許是辭不達意，也許是辭難達意，我不肯定。讀到馬可 · 奧理略那段引文時，我聯想到沈從文描寫船上所聽所見，立即心裏說：「沈從文不就是這樣嗎？只不過是觀察對象不同而已。」兩人相隔差不多二千年，由我這個讀者的聯想，而產生他們都不知道的契合，當真美妙得很。

作文與教書

 

魯迅在《兩地書》這樣寫：

但我對於此後的方針，實在很有些徘徊不決，那就是：做文章呢，還是教書？因為這兩件事，是勢不兩立的：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兼做兩樣的，倘不認真，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一時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

這個說法，我覺得相當奇怪，因為與我的自身經驗恰好相反：我不但作文時冷靜，教書時熱情，而且不感到兩者有任何衝突。魯迅說的「兼做兩樣」，只是說兩樣都做，並不是同一時間做兩樣——那是不可能的。教書時教書，作文時作文，可以互不相干（但也可以有關係）；那麼，即使作文和教書的情緒相反，亦不致互相干擾吧。

魯迅說的「做文章」或「作文」，指的是文學創作，這從他接著寫的便可看出來：「看外國，兼做教授的文學家，是從來很少有的。」是否文學創作就必得熱情呢？那也未必，看個人而已。不會沒有冷靜地創作的文學家吧？至於冷靜創作的文學家多，還是熱情創作的文學家多，則不得而知，要有充分的資料或數據支持，否則就是妄斷。至於外國「兼做教授的文學家，是從來很少有的」，魯迅那個時代如何，我沒有查究，不清楚，但現在的情況，以我所知，兼做教授的文學家不少，有很多還是詩人。

我無論寫哲學論文或寫文學創作類的東西，都是冷靜的；只有跟人家筆戰而寫文章時，才會激動，或是心頭有氣，或是擊倒對方之心太切，內心難以平靜。也許魯迅說的「作文要熱情」，主要是由於他寫的文章大多有「戰鬥性」吧？然而，就算是論戰文章，也不難想像有人可以寫得心平氣和。還是那句，看個人而已，因人而異。

那麼教書呢？我認為一般而言，熱情比冷靜好，因為熱情較容易感染和打動學生，令他們留心上課，亦較容易有互動。當然，這只是我累積個人經驗而得到的結論，不會斷定冷靜教學就不會有同樣的效果。

假如魯迅說的「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只是他個人的情況，那我便沒話可說，但他似乎認為這是一般的道理。另一個可能是，他那個時代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令他有這個看法和感受，也許他同時代的人大多會同意他？這值得思考。至少，許廣平在回魯迅這封信時，便沒有反駁「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一說（許廣平在《兩地書》裏有不少不同意魯迅之處）。

人形顛倒

傅斯年在一則隨感裏有幾句話深得我心：「社會中製造各樣人形顛倒，各個人物的權威就是名。名是一種偶像。把它看破，一文錢也不值了。」（見《傅斯年札記》，商務印書館 2019，頁十三）

「名是一種偶像」，說得再好不過了。能夠成為偶像的名，是美名，因此才有「人物的權威」。惡名昭彰的人，例如希特拉，不是也有人崇拜嗎？是的，但這些崇拜者也必然從惡名昭彰的偶像身上，看到非凡的「優點」或吸引他們之處。然而，我認為傅斯年說「名是一種偶像」，重點不在有名的人受崇拜，而在名是「社會中製造」的「人形顛倒」；而「社會中製造」的意思，不一定是有些人刻意營造，也可以是社會環境和事件所形成。

所謂「人形顛倒」，指某些人的公眾形象不符合現實，有誇大、縮小、甚至與現實相反的成分。這不是說所有出名的人都名不副實或浪得虛名。可是，就算是名副其實的名人，一般而言都會被大大美化，種種缺點被掩蓋；若缺點難以否認，也被「瑕不掩瑜」或其他說法淡化。

我說「 一般而言」，因為不肯定完全沒有名人是公眾美好形象與真實品質若合符節的。也許有，但有也是極少數，因為美好形象總是簡單分明的，而真實的人必定有多個複雜糾結的面向，要兩者完全吻合，難乎其難。

傅斯年說「把它看破，一文錢也不值了」，應該是從崇拜者的角度看，而且是誇大了的說法。如果你明白到有美好公眾形象的名人是「人形顛倒」，便不會那麼看重名人，保持警惕，不被迷惑，但也不至於視名為一文不值。如果從名人的角度看，由於名能帶來利，就算明知自己是「人形顛倒」，但只要重利，就會重名，就更加不會視名為一文不值了。假如不重利呢？那還有名能滿足的虛榮感，這是很多人都有的，因此，不好名並非容易的事（當然，出名也有種種麻煩，但這個我不多說了）。

最令人慨嘆的，是有美好公眾形象的名人一朝不慎，露出一直掩藏得很好的大缺點，陡然跌下神壇，光環盡失，甚至身敗名裂，抬不起頭做人。

一個駭俗的故事

 

我喜歡看短篇小說，因為可以在餘閑很快看完一篇，也因為上乘的短篇能精準地捕捉眾生相。最近讀了不少莫泊桑的短篇，其中一篇堪稱駭俗。

這短篇只有六七頁，寫一個火車上的場景。原文題目是 "Idylle"，英譯 "Idyll"，李青崖譯作「田園小曲」，王振孫譯作「田園詩」。"Idyll" 指描寫鄉土田園的短詩，可以引申到音樂和繪畫。「田園小曲」比「田園詩」是較高明的翻譯，因為故事沒有詩意，但可以稱為一個小插曲（比喻義）。

故事非常簡單。列車開往馬賽，車廂裏一個胖女人和一個瘦而黝黑的年輕男人對面坐著，看來都是鄉下人，兩人並不相識。作者沒有明言，但從上下文可以推測車廂內沒有其他人。女人昏昏欲睡了一陣，好像突然醒來後，便拿出一個盛載食物的籃子，大吃一頓，吃了麵包、雞蛋、杏子，還喝了葡萄酒。男子瞧著她吃，兩眼盯住，雙腮下陷，嘴唇緊閉。

女人有點不舒服，鬆開了短上衣，解開裙袍的扣子，上衣胸部的隙縫中露出了一點內衣和皮膚。然後兩人開始閒談，發現原來是鄉鄰；女人在馬賽當奶媽，男人到那裏去找工作。女人感到越來越不舒服，道出原由：她應該一天餵三次奶，但從昨天起就沒有給過奶，現在胸脯像被大石壓住，呼吸困難，昏頭昏腦，渾身無力。她還說只要壓一下，奶水就會像噴泉一樣噴射。

列車在一個小站停了一會，他們看見站上一個婦人抱著在哭的小孩，女人說那個孩子能解除她的痛苦，假如能讓她餵奶，她願意出五法郎，儘管她掙錢不易。她忍不住呻吟說：「我撐不下去了，我覺得我快沒命了！」接著不自覺地完全拉開了上衣，露出了右邊的乳房；她不以為恥，還繼續嘆氣說：「唉，我的天主！唉，我的天主！我該怎麼辦呢？」

這時，男人終於出聲，結結巴巴地說：「也許…… 太太…… 我可以幫你…… 幫你解除痛苦。」讀到這裏，我已估計到往下的情節，禁不住心想：「不是吧！」果然，男人去吮吸女人的奶水，女人也樂意讓他吃，吃完一乳房再吃另一乳房。女人解除痛苦後多謝男人，而男人以感激的語氣回答：「該我謝謝您，太太，我已經有兩天沒有吃東西了！」

這無疑是個古怪的故事，簡直匪夷所思，卻又好像合情合理。此外，故事雖有女性身體的描繪，卻一點色情的成份也沒有（至少我讀時沒有任何色情的感覺），寫的是一個簡短的人間慘象。

知死之將至

 

那天，與兩位年長的朋友在三藩市機場附近一間中式酒樓吃午飯，其中一位已八十多歲了，另一位也差不多八十。這次說好是他們請客（因為我太太幫了他們一個忙），他們迅雷不及掩耳點了滿桌子的點心，還有乾炒牛河。我們不吃點心久矣，這間水平不錯，乃大快朵頤。

談笑甚歡之際，我留意到兩位長者朋友回過頭望了望酒樓另外一邊，那是一個被屏風隔開的空間，距離我們的桌不遠，幾個屏風並不緊接，可以看到裏面的情形。原來是一個私人聚會，有四五桌，只要稍為觀察，便知道是華人葬禮後的解穢酒，尤其明顯的是有一個大屏幕顯示去世者的遺照。

兩位長者朋友看到是解穢酒後那微妙的表情和身體語言，令我明白到，此情此景迫使他們想到自己已是「死之將至」的年紀，不久也會是解穢酒的「主角」。我感到那是一種「想逃避卻又揮之不去」的意識所引起的不安和焦慮。我迅速引起話題，把他們的注意力轉離那「死亡陰影」。

假如我能活到八十多歲，相信到時對「死之將至」也會是相當敏感的，因為我現在已不時想到死亡。我不怕死，但由於非常幸運地過著自己喜歡的生活，而且還有很多事情想做，我渴望能健康地長壽；然而，無論多長壽，終歸也要死。當我肯定自己餘下只有數年光景時，那惶恐不安是難免的。不是怕死，而是不想死，這是有分別的。怕死而不得不死，那情緒是恐懼；不想死而不得不死，那情緒是遺憾或不甘。

兩星期前臨別台灣時，跟兩位朋友吃晚飯，談到死亡，他們不約而同說相信人死後不是灰飛煙滅，而是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換句活說，他們相信有來生（afterlife） 。我不相信，因為沒有理由相信。一了百了，灰飛煙滅，或者更加容易理解，也更有理據支持，但也斷絕了「繼續生存」的盼望。不過，另一方面，假如死後的生命跟現世的完全不同，又或者「再生」後會完全忘懷今生，這樣的 afterlife 是不會平息我那「不想死而不得不死」的遺憾或不甘的。

柳宗元與智能設計論

近讀柳宗元《小石城山記》（《永州八記》最後一篇），覺得十分有趣。這篇文章很短，不足三百字：

自西山道口徑北，逾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予未信之。

柳宗元看到小石城山格局精妙，宛如城堡，因而生出「類智者所施設」的驚嘆，然後說「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好像看到小石城山的「設計」後便相信有造物者，這分明就是智能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

假如柳宗元說到這裏即止，那便沒有甚麼特別，因為很多人看見大自然巧奪天工的景色時，都會自然而然生出「類智者所施設」的想法。然而，他接下去卻提出質疑：如果小石城山是造物者的設計，那麼他為何不把這奇景放置在較多人的中原地區，而是把它擺在這荒僻的蠻夷之地，很久很久才會有人看見一次？那豈非白費功夫？有智慧的神靈是不應該那樣做的。於是柳宗元又不大相信智能設計論了。

更有趣的是，柳宗元還進一步自我質疑，替「智能設計論者」提出兩個反駁：一說造物者之所以這樣安排，是用奇妙景色來撫慰那些被貶逐到此地的賢人，另一說這夷狄之地生不出偉人，只多有山石（山石多，則自然有奇特的組合）。提出這兩個反駁後，柳宗元沒有詳加討論，而只是斬釘截鐵說「是二者，予未信之」。「予未信之」四字真有力，表現了柳宗元不接受「自命賢人偉人以自我安慰」這一套。

尋書記

近來讀了不少晚清詩人的作品，尤其欣賞陳曾壽；例如以下這兩首，我便反覆吟誦，回味無窮：

《夢中至某寺醒記以詩》

寺門長帶碧雲開，過雨松花欲掩苔；

江上峰青人不見，石頭路滑我重來。

依然花笑曾相識，微覺經聲未淨哀；

貪近危欄憑夜色，打崖足底海潮迴。

《臨江仙》

明月寺前明月夜，依然月色如銀。明明明月是前身，回頭成一笑，清冷幾千春。

照徹大千清似水，也曾照徹微塵。莫將圓相换眉顰，人間三五夜，誤了鏡中人。

知道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12 年出版了陳曾壽《蒼虬閣詩集》後，我便亟欲得之。網上書店都沒貨，也找不到電子書。剛巧有朋友到香港，主動問我有沒有東西想他帶回來，我便拜託他到書店找一找這本書；結果也是空手而回，看來此書已成奇貨。

朋友雖然找不到實體書，卻從一位親戚處得到此書的 pdf，問我要不要？我當然要，得到 pdf 後才知道這是大書，差不多六百頁；書名「詩集」，也收錄了陳曾壽的詞（詞是廣義的詩）。然而，我還是渴望擁有實體書。何解？我不抗拒電子書，並且經常看，但詩詞是例外，我始終更喜歡捧著實體書來讀，前後翻看。

我在臉書提到正在尋找這本書，詩人廖偉棠留言說他大概七八年前在中國大陸的淘寶買到，並說他剛上淘寶查過，還有很多，不過最便宜也要四百人民幣左右。於是我拜託在香港的妹妹上淘寶看看，果然有，但價錢差異極大，由人民幣二三十元到一千元都有。妹妹建議由最低價錢開始訂購，就算被騙，也不過是人民幣二三十元。廖偉棠說便宜的一定是影印本，因為他問過。他說得對，訂購後不久，賣家聯絡我妹妹，說明了是影印版，但彩色封面，問還要不要；賣家附上 sample 照片，顯示字體清晰，而且不滿意可以退貨。連運費是港幣 40.69，那麼便宜，我告訴妹妹：「那就買啦。」（我在五月會見到一些香港的親戚，他們可以帶書給我。）

四五天後書便寄到，確實是彩色封面，印刷清晰，釘裝也牢固，誰知卻有一個大大的失誤：原書是傳統直排，由最右行起讀，但這個影印本卻是橫排書的釘裝！這是一個馬虎做事才會犯的錯。

本來我收貨便算，但妹妹說要退貨，我就由得她了。賣家這次沒有回應，但淘寶裁定後主動退回書價，但不退運費。妹妹問我那本書還要不要，不要的話她便丟了當廢紙。我當然要，當是擁有一本錯體的《蒼虬閣詩集》吧。這本書，這件事，不過是大千裏的微塵。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論語 · 子罕》開首「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一句，看似平白，其實不容易理解。不少人將兩個「與」解釋為「和」，即英文的 "and"，整句的意思便是「孔子罕言：利、命、仁」。例如網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便將此句語譯為「孔子極少談論：私利、命運、仁道」，連頗具權威的楊伯峻《論語譯注》也這樣解釋：「孔子很少[主動]談到功利、命運和仁德」。有趣的是，楊伯峻用括號加入「主動」，意思大概是：孔子其實不是很少談到這三者，只是很少主動談到。問題是，這主動不主動，是根據甚麼來劃分呢？

這裏說的「談到」，以《論語》為本，因為其他古書中記載的孔子言論不多，且不可靠。孔子在《論語》裏有五次談到「命」，算不算「極少談論」或「很少[主動]談到」？也許見仁見智，但談到「仁」的地方卻多不勝數，絕不應以「罕言」來形容。因此，「與仁」的「與」不應該解作「和」；既然如此，那麼「與命」的「與」也不應該解作「和」，否則「與命與仁」便成為奇怪的平行句式。

如果兩個「與」不是「和」的意思，「與命與仁」應該怎樣理解？錢穆這樣句讀：「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他對「與」的解釋是：「與，贊與義。孔子所贊與者，命與仁。」（《論語新解》）「贊與」是甚麼意思？看錢穆的語譯便知：「先生平日少言利，只贊同命與仁。」然而，「贊同命與仁」是甚麼意思呢？命和仁不是意見或看法，如何贊同？仍然不清楚。

我嘗試提出另一個解釋。「與」可以有「依從」或「相隨」的意思，《論語》裏有例句：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子路〉）

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

根據這個字義，「與命，與仁」的意思就是「依從命，依從仁」，通暢明白。（其實，錢穆的釋文亦有「知命依仁」一語，至少「依仁」和我的解釋十分接近，只是不知為何在語譯裏變成了「贊同仁」。）

還有一個問題：「與命，與仁」如何和「罕言利」成為對比？錢穆沒有解釋。如果「與命，與仁」的意思是「依從命，依從仁」，「罕言利」的「言」便不應只是泛泛的「談到」，而是兼有「著重」的意思，這與孟子對梁惠王說的「何必曰利」（《孟子 · 梁惠王上》）的「曰」字意思相同。這樣，「罕言利」和「與命，與仁」便是鮮明的對比。

顏回不遷怒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論語 · 為政》），讀《論語》當然更應以此為戒。有些句子，獨立看時意思清楚，放在一起卻費解；假如學而不思，便不會進一步思考，嘗試理解句子之間的關係，因而繼續「罔」下去。

《論語 · 雍也》裏有一段就是個好例子：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這是十分顯淺的文字，唯一可能須要看註解的是「不貳過」，但其實也不難猜到：就是「犯過的錯不會犯第二次」的意思。然而，文字顯淺並不等於意思簡單易懂。錢穆的白話試譯是這樣的：

魯哀公問孔子道：「你的學生們，哪個是好學的呀？」孔子對道：「有顏回是好學的，他有怒能不遷向別處，有過失能不再犯。可惜短壽死了，目下則沒有聽到好學的了。」（《論語新解》）

譯成白話並沒有令原文的意思更容易理解。這整段的重點是孔子稱讚顏回好學，而那是回應魯哀公問的「弟子孰爲好學」，那麼，孔子為何要指出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呢？「不遷怒，不貳過」與顏回的好學有甚麼關係？錢穆這樣解釋：

本章孔子稱顏淵為好學，而特舉不遷怒不貳過二事。可見孔門之學，主要在何以修心，何以為人，此為學的。讀者當取此章與顏淵子路各言爾志章對參。志之所在，即學之所在。若不得孔門之所志與所學，而僅在言辭問求解，則烏足貴矣！（《論語新解》）

這個解釋並不充分。問題不在孔門之學是否主要在修心為人，就算是，也解釋不了孔子為何特舉「不遷怒，不貳過」為例 —— 假如只是說明修心為人的重要，何不用克己復禮或安貧樂道為例子？

既然孔子在談顏回好學，他接著說的「不遷怒，不貳過」便應該與好學有直接關係，而不只是修心為人的一般例子。我認為「不遷怒，不貳過」可以從「如何面對錯誤」來理解，理由有二：（1）從錯誤中學習是十分重要和有效的學習方法；（2）恰當地面對錯誤並不容易，是一種道德考驗。這樣理解，「不遷怒」是面對錯誤的正確態度，而「不貳過」是「不遷怒」的成果。

「不貳過」毋須再解釋了，但「不遷怒」還要進一步說明。這裏的「遷怒」，是由甚麼遷到甚麼，以致「不遷怒」成為面對錯誤的正確態度？「怒」不必指暴跳如雷式的盛怒，可以只是生氣或惱怒。在學習時犯了錯誤，惱怒的對象應該是自己（「啊，是我犯了錯！」）；可是，心理防衛機制會避免自己成為惱怒的對象，因而將怒氣轉移到別人（例如指出你犯錯的人）或別的東西（例如使用的工具）。遷怒後，便較難徹底承認自己犯錯，因而較難思過改錯。反之，不遷怒需要心理力量，但成功後便能勇敢面對自己犯的錯誤，然後努力改正，以免再犯，那就是「不貳過」了。

以上詮釋，不敢說就是對的，但至少合理。

「讀書不記得，如何？」

昨夜睡前閑讀《傳習錄》，讀到以下這段：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 

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傳習錄》卷下）

我隨即在臉書出一帖調侃：「係就好囉（我記性很差）！」然而，我其實知道任何懂得（甚至只是略懂）王陽明心學的人都可能反駁我說：「王陽明口中的讀書，不是我們現在一般說的讀書，而是純粹為了修身（準確點說，是為了致良知）的讀書；我們現在讀書當然注重記得內容，但以修身為目的的讀書，記不記得書本內容並不重要，只要達到修身的目的就行了。」

根據《陽明全書》的年譜，王陽明十二歲時便有「讀書學聖賢」的了解（有點不正常）：

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我手頭沒有《陽明全書》，這段引文是根據牟宗三〈王陽明學行簡述〉一文，收於牟著《生命的學問》）

王陽明「龍場悟道」、思想成熟後，那空泛的「學聖賢」便成為心學的「致良知」；「良知者，心之本體」（《傳習錄》卷中），第一段引文裏「明得自家本體」的「本體」，就是良知了。問題是，為甚麼為了致良知而讀書，便不必記得讀過的內容呢？

王陽明心學來來去去都只是三個互有關聯的大概念：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知才是真知，達到致良知者，必然知行合一。此外，知行合一的知，不是記憶中的書本知識，而是有實踐體會的知；有了實踐的體會，忘了書本的內容也無所謂。「曉得」比「記得」重要，因為「記得」可以只是硬記，「曉得」則是明白到應該怎樣做；可是，「曉得」還是不夠，因為可以明白到應該怎樣做而不去做，那就是「知而不行」，但「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傳習錄》卷上）。

《傳習錄》裏「本體」（主要是「心之本體」和「性之本體」）出現了一百零九次，但「讀書」只出現了十六次；看來王陽明並不怎麼重視讀書，他說的學問，其實是修身而已：

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傳習錄》卷下）

細讀

 

詩詞要細讀，才可以讀出裏頭的境界，玩味箇中的深意。然而，是否讀得夠細，並不好說；有時以為自己讀得夠細了，卻其實仍然是有點馬虎而不自知。最近我就有一個深刻的體驗。

杜甫的《曲江》二首是名作，令我有深刻體驗的是第二首：

朝回日日典春衣

每日江頭盡醉歸

酒債尋常行處有

人生七十古來稀

穿花蛺蝶深深見

點水蜻蜓款款飛

傳語風光共流轉

暫時相賞莫相違 

「人生七十古來稀」是成語，出處正是這首詩，但以詩句而言，最為人讚賞的則是頸聯「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不過，我想談的是看來平平無奇的那句「酒債尋常行處有」。

「尋常」二字，在中國詩詞常見，其中不乏名句，例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烏衣巷》）和「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納蘭性德《浣溪沙》）；杜甫另一首名作《江南逢李龜年》，也用了這個詞語：「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這些詩句裏的「尋常」都是「平常」或「普通」的意思，我讀「酒債尋常行處有」，也是這樣理解其中的「尋常」：欠酒債是平常事，所到之處都有欠。

近讀葉嘉瑩《南宋名家詞選講》，在李清照那一章看到她論及杜甫《曲江》二首之二，「酒債尋常行處有」一句她這樣解釋：「每天總來到曲江邊，不醉無歸，欠下酒債不少。尋是八尺，常是十尺，行不多遠就碰到欠債的地方。」「尋」是古代長度單位，這個我一早知道，卻不知「常」也是；一尋是八尺，常是尋多一倍（「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周禮 · 地官 · 媒氏註》）。葉嘉瑩說「常是十尺」，應該是不小心搞錯了；十尺是丈，不是常）。「尋常」的本義是長度單位，作「平常」解是引申義，因為這兩個是常見的長度。

葉嘉瑩的解釋是對的，我以前讀得不夠細，才誤解了「酒債尋常行處有」的意思。「尋常」在這裏不是指平常事，而是指不遠處，意思是「酒債／尋常行處有」（對「人生／七十古來稀」），而不是「酒債尋常／行處有」。為何這麼肯定？律詩頷聯和頸聯都要對偶，「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是對偶句，「尋常」作長度單位才對得上數目「七十」；杜甫律詩對仗精巧工整，讀者沒有理由將這兩句理解為對得不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