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的哲學家

安斯康姆 (G. E. M. Anscombe) 在 "Wittgenstein: Whose Philosopher?" (收入 Wittgenstein Centenary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裏將哲學家分為「普通人的哲學家」 ("an ordinary man's philosopher") 和「哲學家的哲學家」 ("a philosophers' philosopher")，並將維根斯坦歸入後者。這不是一個清晰嚴謹的劃分 (安斯康姆當然知道)，但不失其趣味和洞見。

安斯康姆對這個劃分的解釋十分簡略：普通人的哲學家處理的問題，就算是對哲學沒有認識和不感興趣的人，都能夠明白為甚麼值得討論和須要解決；哲學家的哲學家處理的問題，普通人根本不明白問題所在，會認為是無關痛癢和自尋煩惱，只有讀過哲學或天生有哲學傾向的人才會認真對待這些問題。

除了維根斯坦，安斯康姆只舉了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為例子，認為柏拉圖是哲學家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則是普通人的哲學家。這兩個例子也許會令不少人感到奇怪，因為柏拉圖的對話錄比起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有更多的普通讀者 (=不是讀哲學或對哲學沒有興趣的讀者) --- 柏拉圖的對話錄較有文學趣味，也沒有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那麼艱深 (至少表面看來是如此)。然而，安斯康姆的意思是亞里士多德處理的哲學問題是普通人都會視為重要的，而柏拉圖處理的哲學問題是哲學家才關心的；這個分別跟著作的深淺難易沒有一定的關係，也不表示哲學家的哲學家不會有普通讀者。

安斯康姆舉了一些柏拉圖討論的哲學問題為例子，以說明為何柏拉圖是哲學家的哲學家。假如她的例子不能說服大部份讀者接受柏拉圖是哲學家的哲學家，我們大可以用其他哲學家為例子來說明「普通人的哲學家」和「哲學家的哲學家」這個劃分。無論如何，安斯康姆認為維根斯坦是哲學家的哲學家，應該沒有人反對；她用作例證的是維根斯坦在《哲學研究》裏對「朗讀」這個概念的討論 (這個討論佔了十頁之長)，普通讀者不會認為「朗讀」涉及任何哲學問題，難以明白為何這個概念值得這樣深入詳細地討論。

哲學家的哲學家討論的問題也未必被所有哲學家認真對待，維根斯坦正是好例子。無論是前期維根斯坦還是後期維根斯坦，都是哲學家的哲學家，但羅素只欣賞前期維根斯坦的哲學，對於後期維根斯坦的哲學，他嗤之以鼻，甚至公開說不明白為何有那麼多哲學家重視《哲學研究》，竟至成為一學派。

西方哲學史的其他大哲學家中，我能明確地歸入「普通人的哲學家」或「哲學家的哲學家」的不多，大概只有以下這些：

普通人的哲學家 － 奧古斯丁、洛克、休謨、霍布斯、叔本華、 穆勒

哲學家的哲學家 － 阿奎那、笛卡兒、斯賓諾莎、貝克萊、康德、黑格爾

順便一提，今時今日的哲學家絕大部份是哲學家的哲學家，這是哲學專業化後無可避免的，但對哲學和對世界來說，都不是好現象。

《影響孩子一生的慢思妙答》推薦序

人文學科普遍被認為是不實用的學科，而哲學往往更被視為虛無縹緲的玄談或空談，換句話說，不但不實用，簡直是沒用。可以想像，如果一位年青人對父母說決定考入大學後主修哲學，父母大概會力阻或力勸，理由無他，就是讀這沒用的學科必定前途黯淡，即使畢業後找到工作，也不會是高薪厚職，飛黃騰達的機會就更是渺茫了。

哲學真的這麼沒用嗎？最簡單直接的答案是：「當然不是！」然而，對於那些認為哲學沒用的人，這樣的答案是沒用的。除了這樣回答，我可以講些「無用之用」或類似的哲理，但這就更沒有說服力了，因為只會令那些認為哲學沒用的人更加覺得哲學只是玄談。要說服這些人，就不得不用他們接受的「有用」標準。

先說工作和薪金吧。在美國，哲學系畢業生不難找到工作，至少不會比其他人文學科的畢業生困難。此外，根據數年前的一個調查，在人文學科中賺錢最多的，是哲學系畢業生，而在「賺錢榜」的總排名，哲學高過市場營銷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商業經濟學 (business economics) 和工業科技學 (industrial technology) 等實用學科。這些資料應該令很多人大跌眼鏡。

當然，以上資料只能顯示美國的情況，而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不少哲學系畢業生繼續讀上去，例如入讀法律學院或研究院，然後成為律師、教授或其他專業人士。與此有關而不得不提的是，哲學系畢業生在 LSAT (法律學院的入學試) 和 GRE (大多數研究院都要求申請者考這個試) 的平均成績都是最高的。

說到這裏，台灣 (或其他華人社會) 的讀者也許會反駁說：「在我們所處的社會，哲學確實是沒用的，哲學系畢業生確實前途黯淡；無論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情況如何，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如果這真的是台灣現在的情況，那不表示這是不可改變的，更不表示這不應改變。要改變這個事實，首先要改變一般人那「哲學沒用」的偏見。

我寫這篇序文推薦的《影響孩子一生的慢思妙答》(究竟出版社, 2018)，正是一本可以推動這種改變的書；一本書的作用雖然有限，但重大的改變可以由一小步開始。這本書的原名是「Philosophy for Kids: 40 Fun Questions That Help You Wonder about Everything! 」，中譯書名並非直譯，卻更能點出這本書的作用 ¾ 如果你的孩子從小開始學習哲學思考，他的一生將會受用無窮。

事實上，兒童哲學教育不是甚麼新鮮事，美國的兒童哲學促進學會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早於1974年成立，過去數十年，有關兒童哲學教育的書不斷出版，而《維基百科》也有「Philosophy for Children」 一條，簡稱「P4C」，其中說明了兒童哲學的教育對象年紀可以小至小學一二年級。由此可見，兒童哲學教育是大有可為的。

說哲學可以影響一生，絕無誇張。美國哲學界在 2017 年有一則要聞，各大報章都有報道，就是富豪威廉•米勒 (William H. Miller) 捐了七千五百萬美元給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哲學系，理由是他在那裏讀過的哲學課程對他有重大影響，哲學令他得到的「分析訓練和思考習慣 (analytical training and habits of the mind)」是他一生的成功要素，他是心存感激而捐此巨款的。當然，哲學不會教你賺錢，讀哲學的人也極少成為富豪，重要的是米勒指出的「分析訓練和思考習慣」。

這個看法與另一美國富豪馬克•古賓 (Mark Cuban) 最近在一個訪問中所說的不謀而合。古賓在訪問中宣稱：「我預言未來十年內，哲學學位的價值會比電腦程式設計學位的價值高。」他說的價值是經濟價值，而他的理據是：很多傳統的工作將會被科技 ¾ 尤其是人工智能科技 ¾ 取代，即使不被取代，也會受到嚴重威脅；將來一定需要人 (而不是機器或科技) 去做的工作，都是講求創意、批判思考和思想彈性的工作，而哲學在這些方面是最能夠給人足夠訓練的。

我在大學當哲學教授已超過十五年了，根據我的教學經驗，學生到大學才接觸哲學，是遲了一點，至少是不容易在思想上重新鍛煉出彈性來。英國大哲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說：「當今之世最壞的事，大都是源於過份的確信。」因為很多「過份的確信」是錯誤的，沒有理據支持，卻能支配人的行為，令人做出不合理或極端的事。這些「過份的確信」，可以是宗教的、政治的、道德的，或是關乎世界和個人其他的重要方面，涉及的信念大多很早便形成，很快便僵化，極難改變。

大學的哲學課有重新鍛煉思想彈性的作用，令人提高警惕，不敢武斷；然而，正如我剛才所說，上到大學才接觸哲學恐怕是有點遲，最好是從小接受哲學訓練，就像身體的柔軟度，如果從小拉筋壓腿，便能一直保持柔軟。哲學教育有不同程度，低至小學程度的哲學教育也有，無論程度高或低，目的卻是一致的，就是訓練學生思考得正確、思考得獨立、思考得有創意。

《影響孩子一生的慢思妙答》的原作者大衛•懷特 (David A. White) 有豐富的哲學教學經驗，這本書寫得生動有趣，以哲學問題為主導，包括了知識論、形上學道德哲學和邏輯學裏好些主要的問題，刺激讀者 (或學生) 思考；另一方面，這本書也介紹了很多哲學家的思想和學說 (包括孔子！)，令讀者對哲學史有初步的認識。至於這本書的程度，我認為初中至高中都合適，可以作教科書用，學生自己讀亦會得益不淺；這本書也可以當哲學導論來讀，假如你對哲學剛產生興趣，卻沒讀過任何哲學書，這本會是很好的入門書。

最後談一談翻譯。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批評台灣一位很有名的中譯者，措辭十分嚴厲，因為我對好書被劣譯所害是感到非常氣憤的。《影響孩子一生的慢思妙答》的文字令我喜出望外，那是第一流的譯文，譯者陳信宏先生功力深厚，譯文不但準確表達出原文的意思，而且讀起來是流暢的中文，沒有生硬歐化之病。讀這本中譯，比起讀英文原著，在哲學上所得的應該沒有甚麼分別。

科學與自由意志 --- 推介 Alfred Mele, Free: Why Science Hasn't Disproved Free Will

有些人 --- 其中不少是科學家 --- 認為科學實驗已證明人類沒有自由意志，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哲學教授 Alfred Mele 這本不足一百頁的小書 Free: Why Science Hasn't Disproved Free Wi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說明為何這個看法是不對的。

Mele 是研究自由意志的專家，除了在這個題目著作等身，數年前還獲得四百四十萬美元研究撥款，主持一個名為 "Big Questions in Free Will" 的大型跨學科研究。這本書的副題可能令人以為作者是站在哲學的立場對抗科學，讀過內容後便知完全不是這回事。Mele是位重視科學的哲學家，這在他大量的著作中可以明顯看得出 (Mele 著有十一本書和超過二百篇論文，編了六本書)；他不是要論證科學根本上不能證明人類沒有自由意志，他在這本小書要說明的只是：到目前為止，沒有科學實驗能證明人類沒有自由意志，而且是「距離證明很遠」，並非「有頗強的證據，只是未到證明的程度」；至於將來會不會有科學實驗能證明人類沒有自由意志，Mele 的態度是開放的。

Mele 討論的科學實驗來自神經科學和心理學，前者當然包括著名的 Libet 實驗，全書共六章，第二章整章討論 Libet 實驗。Libet 實驗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做的，現在的科技已大為進步，過去十多年有科學家用較新的科技做類似的實驗，實驗結果跟 Libet 的大同小異，也被一些人認為證明了人類沒有自由意志；第三章討論的就是較新的神經科學實驗。這些新舊的神經科學實驗都在實驗對象身上找到以下兩者的關連：

N  某些不能為人所意識的腦部活動，

A  某一有意識地決定做的動作。

A 指的是先有意識地決定做那動作 (稱這有意識的決定為 D)，然後做出動作。D 發生先於 A，而 N 則先於 D；在實驗裏，研究員可以用 N 來可靠地預測 A。有些科學家認為這證明了 D 不是 A 的真正原因，N 才是，而由於 N 是我們意識不到的，這證明了 A 不是運用自由意志的結果。這些實驗的具體內容比以上的簡述複雜得多，但在這篇短文無法詳述，有興趣的讀者看過 Mele 這本書後便能有較深入的瞭解，因為他的解釋清晰兼準確，卻又沒有過多的技術細節。

Mele 認為這些實驗遠不能證明人類沒有自由意志，他的論證整體而言很有說服力，在他眾多論點中，我認為以下三點最強：一、實驗中的行動，都是一些即時決定的小動作 (例如擺動指頭)，與我們生活中那些經過思慮和審算而決定做的行為分別很大，因此，即使實驗證明這些小動作不是運用自由意志的結果，也不能支持一個概括人類所有行為的結論；二、所謂「可以用 N 來可靠地預測 A」，準確度最高也不過是 80%，有時低至 60%，這樣的數據，連證明實驗中的小動作不是運用自由意志的結果，也嫌不夠強；三、N 發生先於 A，並不保證 N 是決定 A 的原因，例如 N 可以只是運用自由意志有意識地決定行動前的腦部預備活動。

第三和第四章討論的是心理學實驗，這些實驗大多都很著名，例如史丹福監獄實驗和米爾格倫實驗 (Milgram experiment) ；Mele 對這些實驗的描述同樣是生動有趣，就算是早已認識這些實驗的讀者，讀時也應該不會覺得悶，甚至會發現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細節。其實這些心理學實驗比起上述的神經科學實驗更加不能證明人類沒有自由意志，這裏我不複述 Mele 的解釋了，一言以蔽之，就是實驗對象的行為不見得是不由自主的 (至少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或有可能自主)。

除了介紹這些實驗和解釋為何實驗未能證明人類沒有自由意志，Mele 還釐清了「自由意志」( "free will")  的不同意思，尤其重要的是分開了 "modest free will" 和 "ambitious free will"，前者指有意識地作出行動的決定、並因而行動，後者指即使行動前的所有情況一樣，也可以單憑有意識的決定而不一定那樣行動。上述實驗企圖證明人類沒有 modest free will，Mele 解釋了為何實驗不能證明這點，而且更進一步說明我們為何有理由相信人類有 modest free will。然而，有 modest free will 並不保證有 ambitious free will，對於「人類有沒有 ambitious free will？」這個問題，Mele 的答案是：「懸而未決。」("The jury is still out.")

如果你對自由意志的哲學及科學問題有興趣，卻不認識或沒有深入思考過書中討論的神經科學和心理學實驗，這本有趣的小書肯定值得一讀。

古德明先生請勿誤會

古德明先生今天在《蘋果日報》的文章結尾加了個小啟：

拙文《王教授，算了吧》發表之後，王偉雄即上網更改其大作，將「古先生所引『牀前明月光』」改為「古先生所引『牀前看月光』」。讀者不知，將謂古某血口噴人。特此奉告。

其實昨天看到古先生的《王教授，算了吧》(發表於香港時間 3月15日)，我已在臉書澄清，只是懶得寫文章回應：

他引「牀前看月光」一句，我最初的確誤寫為「牀前明月光」，但隨即在《魚之樂》網誌改正；《立場新聞》有轉載這篇文章，我也囑編輯改正這句，而編輯幾乎即時改了。

即是說，那在古先生發表《王教授，算了吧》幾天前已改正。以下是我和《立場新聞》編輯通訊的截圖，以為憑證：

我的文章在美國時間 3月8日 9:19pm 於網誌發表，9:46pm 傳給《立場新聞》轉載；我在同日 11:57pm 通知《立場新聞》編輯有錯字，其時我已在網誌將「牀前明月光 」改為「 牀前看月光」，即 「牀前明月光 」一句在我的網誌只出現了兩個多小時，古先生竟然在這短時間內看到，以致產生誤會，也算是我運氣不好了。

王某就算學問如何不濟，做人一向光明磊落；古先生這小啟，有污我名，故不得不特此澄清，亦期望古先生明天在專欄再寫小啟還我清白，方堪稱君子。

【後記一：朋友跟我打賭一頓飯，他認為古德明不會應我要求，澄清我沒有偷改文章，我認為他會。為了保證古德明看到我的解釋和證據，我託《蘋果日報》編輯將我文章的連結告知古德明，並替我表明希望他還我清白。我對編輯這樣說：「看來他真的相信我偷改，是誤會，所以我不怪他，只希望他會澄清，否則他就真是個小人了。」

誰知古德明這樣回應：Please tell Wong that I have had enough of him. Let the readers judge the rights and wrongs. There is no need for any "clarification".】

【後記二：古德明先生在 3月19日 (香港時間) 的專欄文章再登小啟：「 日前接《論詩句的斷章取義》作者來信，謂其文三月十五日之前已改正，今聊志之，免糾纏也。」雖然沒有明言我有確證，但總算是澄清，故本人決定刪去「真小人」之論，此事告一段落。】

讀饒宗頤《文化之旅》小記

雖然我本科讀的是中國語文及文學，在大學時期已知饒宗頤大名，但一直沒有讀過他的著作；後來轉攻西方哲學，與饒宗頤的研究世界就距離更加遠了。上月饒公去世，林道群兄在專欄發表了一篇悼念文章，提到《文化之旅》一書，我看過文章後，在臉書分享了，並表示對這本書很感興趣；林兄得知，立刻慷慨寄贈一冊。我一星期後收到書，每天抽點時間出來看約十頁，昨天終於讀完。這是一次有點奇怪的閱讀經驗。

 《文化之旅》是文集，不但沒有主題 (「文化之旅」太空泛，表達不出甚麼主題，只是一個方便的書名)，而且所收文章的體裁和論題都很雜，包括地理、考古、人物、文學、 語言學 、 遊記、 書評、序言。有些文章我讀得津津有味，例如談六朝文學、瑜伽安心法、戲文與語言發展的關係這三篇；有些則悶得我要速讀，即使細讀也必如過眼雲煙，例如〈高雄縣潮州鎮〉和〈法門寺一：有關史事的幾件遺物〉。然而，這本書內容之雜正好反映了饒宗頤興趣之廣和學問之博，讀者在字裏行間不難感受到一位大學者在學問研究上的獨特意趣。

書中有幾處我印象特別深刻，大概是由於意想不到吧，例如「朱子講學之外，亦兼營印務  [...] 學問上的成就與出版事業很能相配合」(〈朱子晚歲與考亭〉) 和「頭梳三髻的全真教主王重陽寫出大量的講修鍊倚聲的新作」(〈武夷山憶柳永〉) 。以下一段，我贊同之餘，難免有點感慨：

今天我們研究傳統與現代關係這一課題，主要貴在於知彼知己的原則下，做出認真和深入的探索，然後方有建設性的結論。過去那些過度的、無謂的、自我誇張和任意的自我貶抑的各種言論，實際是出於不正確的認識與一時的愛、憎的情緒，都是不必要的。(〈一眼與雙眼〉)

既然引了這段文字，不得不提饒公的白話文不時寫得頗累贅，竟至有不通順者，例如這長長的幾句：

「距離」的縮短，把整部歷史活像縮地術般輸入了磁碟之內，好像警告那些尚停留在侷促於時間觀念之下甘願做它的俘虜，去尋找科學上荒謬的時差，辛辛苦苦所得到的只是失望與恐怖。(〈維也納鐘錶博物館〉)

內容上的錯誤，我學力所限，就算有也未必看得出；我能肯定的錯誤只有一處，就是〈法門寺二：論韓愈之排佛事件〉提到《荀子•正名》裏的「三惑」時，將其中一惑誤為「用意以亂名」，其實應該是「用實以亂名」。當然，我不會據此就斷定饒老讀不懂《荀子》。

論詩句的斷章取義 --- 再回古德明

古德明先生再接再厲，今天在專欄發表了〈與王偉雄論詩〉，批評我誤解古人對詩句斷章取義的做法，其實誤解「斷章取義」的是古先生自己。

在指出古先生如何誤解「斷章取義」之前，我先得澄清一點：我寫〈古德明論饒宗頤〉一文以及回應古先生的專欄文章，都不是為了替饒宗頤的「媚共」辯護。饒老是否媚共，我沒有甚麼判斷，如果他真的如此，我當然會不齒；然而，我對古先生的批評，只是著眼於他的理據是否充分。媚共固然可恥，但反共而不擇手段也不見得是高尚。

根據古先生的理解，「斷章」是「不管上下文所言」，「取義」是「只取所引文字的意思」，前半說對了，後半卻可堪斟酌，因為他認為斷章後所取的義，只可以是所引文字的字面意義。然而，正正是因為斷章後沒有了上下文脈絡的限制，所引文字便可以放在不同的語境而有不同的意義，沒有理由要限於字面意義。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假如斷章取義引用《詩經》只限於字面意義，不能各取所需自由發揮，他這個說法便很難理解了。

我們現在已沒有引用《詩經》的習慣，但斷章取義引用詩句還未成為罕見之事。既然爭論的是有關饒老引用蘇東坡詩句，我便用其他蘇東坡詩詞來說明以上的要點。蘇詩《春宵》有「春宵一刻值千金」之句，經常被人斷章取義引用，當然是「不管上下文所言」，然而，「春宵」的字面意思是「春天的晚上」，試問有多少人在斷章取義引用時是取這個字面意義的呢？東坡名句「天涯何處無芳草」(《蝶戀花》) 和「不識廬山真面目」(《題西林壁 》) 是另外兩例，假如只能引用來講芳草和廬山，那就很沒趣了。

再看饒宗頤如何引用蘇東坡的詩句，他用「大千在掌握」來形容現在的研究者掌握了「過去自宋迄清的學人千方百計求索夢想不到的東西」，「大千」在這裏是比喻，指這些大量的研究材料好比一個等待探索和理解的繁複世界。至於「天人爭挽留」，只要小心看原文，便知道饒宗頤不是用這詩句來說明「天人互益」，而是用來形容一個「理想境界」，這個境界是透過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為」而「不斷靠近」的 --- 有此大作為而天人爭挽留。

「大千在掌握」和「天人爭挽留」兩句都是斷章取義，但在文章的語境是意義清楚的，因此我們才輕易看得明白。假如換上「牀前看月光」和「疑是地上霜」(古先生的例子)，便沒有人看得懂了；這一點，相信古先生不會不同意吧？

標點符號與引文 --- 回應古德明

古德明先生早前在《蘋果日報》專欄寫了六篇文章「批饒」，梁文道、馮睎乾和我分別撰文批評他的一些論點，古先生回應了馮梁兩位，今天輪到我了，可惜論點軟弱無力，頗教人失望。

〈敬答王偉雄教授〉一文只回應了「引文馬虎」的批評。我批評古先生省略和改動了饒宗頤的原文，將兩段文字「濃縮」為一小段；有趣的是，古先生在這篇文章引用我的文字時，同樣是省略和改動了，將出自不同段落的句子合併 (這次不是「濃縮」，因為沒有省去很多句子) 。古先生這樣做的用意，大概是要證明他的引文方式一致吧，問題是他的引文方式是不合理的。

古先生辯解說：「 其實我是按國學傳統引述饒文，賢者不識，是予罪也。按我國古人引經據典，往往按文氣刪改。」然後引用《貞觀政要》卷二魏徵之答太宗皇帝一句為例子 (我沒有翻查《貞觀政要》，希望古先生引這句時，沒有使用他那「按國學傳統」的引文方式，改動了原文)。這辯解完全沒有說服力。

古人寫文章沒有標點符號可用，因此不能嚴格分開引用和轉述，這是古文的弊端而非優點。現在我們寫文章都用標點符號，可以用引號來明確顯示那是引文，而引文是不能改動的，如有省略，則要加省略號以標明；轉述則不必依足原文，寫出相同意思 (甚至只是大致的意思) 便可以。應該使用引文還是轉述，要看情況，有時轉述較方便，有時則一定要引文，以盡量不會被人懷疑歪曲了原文的意思。古先生使用引號卻改動原文，是混淆了引用和轉述；這做法不能用古人的文章例子來辯護，理由我已說了：因為古人根本沒有標點符號可用。

說到標點符號，我批評古先生「 省略了原文而不用省略號 」，他這樣回應：「 至於省略號，割斷文氣，非不得已，我不會用。」古先生的意思應該不是所有標點符號都會「割斷文氣」，否則他就應該放棄使用標點符號，進一步仿效古人；可是，如果他的意思是省略號特別會「 割斷文氣」，恕我愚魯，實在不明白。此外，引文是引用別人的文字，放在引號內，根本不是自己的文字；不用省略號，難道是為了避免割斷所引文字的文氣？可是，你省略了引文，不是已割斷了引文的文氣嗎？這令我更加不明白了。

古先生還有一個論點，似是而非；他說假如他不省略和改動饒文，「拙欄每篇不過五百餘字 [......] 照樣徵引，將無評述餘地」。只要古先生不用引號，說明那是轉述，便不成問題了。至於古先生的轉述是否「 不違原意 」，讀者要先知道那是轉述，不是引文，才會想到問這個問題；現在他用了引號，令人以為那是饒宗頤的原文，卻其實是轉述，那至少是誤導讀者了。

真相與誠信

口沒遮攔的特朗普在政治上崛起，出人意表，他當選美國總統後，完全沒有收斂，繼續經常吹牛皮；有些人因此認為這標誌著美國政治已進入後真相時代 (post-truth era) ，"post-truth" 更成為了《牛津英語詞典》2016 的年度詞彙。所謂「後真相」，指的是立場被視為比真相重要，只要是自己一方的人物和觀點，便一定支持，不必看事實，甚至有反面證據或明顯違反事實的說話，也照樣全力支持。政治人物說假話，自古至今都經常發生，不會令人驚奇，後真相時代不同之處，是政治人物肆無忌憚地說假話，不怕被人揭穿，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會因為那些假話而失去支持者的支持。特朗普政府甚至稱他們那些不符合事實的說法為「另類事實 (alternative facts)」，公然不顧真假之別，就更被認為足以支持「後真相時代」之說。

(圖片來源：https://ssw.edu/blog/truthfulness-post-truth-age/)

然而，這個說法未免太誇張了。西方文化自古希臘以來，是一個重智的傳統，對主觀和客觀的分別有明確的意識，重視真相或事實的客觀性；經過十六世紀的科學革命而發展出現代科學後，西方人對客觀真相的重視，只有增加，不會減少。特朗普的支持者應該大多數並非不顧真相，而是不相信特朗普經常講假話，或認為他間中講的假話根本無關痛癢。其實，特朗普自己就不斷批評主流傳媒在報道「虛假新聞 (fake news)」，這表示他也要擺出一個重視真相的姿態。事實上，沒有人可以完全不顧真相，理由很簡單：我們在現實生活的大大小小事情上都需要真相，基於虛假資料或錯誤信念所作的決定，大多會引致我們不想得到的結果；簡單如由甲地往乙地去，如果方向資料有誤，即使最後能到達目的地，也會多走冤枉路和浪費不少時間。

有些人對東方傳統有一個講法，就是重德遠超於重智，因此東方發展不出科學；是否整個東方文化都是這樣，那較難說，但這個講法至少對中國文化而言是有些道理的 --- 中國文化注重個人品德修養遠多於強調客觀知識的追求。儒家經典《大學》提出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由個人求知學習，發展到政治上的能力，中間連繫的是正心誠意，很明顯由始至終最注重的是培養德性。

那麼，在這個重德而相對不重智的傳統裏，中國人會不會比西方人較為不重視真相呢？這個問題可以這樣回答：即使中國人比西方人較為不重視真相，這個分別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大，因為中國文化十分重視誠信，孔子就很明確地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 ，在政治上他也說「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有誠信的人 (或執政者) 說真話，不會說假話騙人，因此，一個以誠信為主要德性的文化傳統，就算不直接重視真相，也至少是間接重視真相的。

無論如何，「有誠信」和「說真話」(或「不說假話」) 確實是不同的概念，因為說真話不一定出於誠信 --- 誤導的說話可以全是真話，但目的仍然是騙人。真話重要，但對於人倫、政治、和社會來說，誠信也許更加重要。老子說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經》) ，雖然不是普遍的真理，但點出了誠信不只是說真話，而要有道德上的承擔，例如不怕得罪人。另一方面，有不少人認為中國人特別虛偽和互相猜疑，十九世紀在中國傳教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 (Arthur Henderson Smith) 在名著《中國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就表達了這個看法。假如這個看法是對的，那不表示中國文化不重視誠信，結論反而應該是：由於中國文化太重視誠信，做不到的人只好假裝有誠信，那便是虛偽；由於太重視誠信，卻不相信大多數人做得到，只好互相猜疑。要是這真的是中國文化的現實，那不可謂不諷刺矣！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8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