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六（十一月二日
），柏克萊加州大學哲學系為任教超過半世紀、於本年八月辭世的教授 Barry Stroud 舉行追思會；為了對恩師作最後一次正式的致意，況且柏克萊距離我家不過兩個半小時車程，我當然是出席了。
在追思會裏見到不少十多年未見的老同學，都是 Stroud 的學生，有些專程從東岸飛來，甚至從加拿大飛來的也有。雖然大家分別了那麼久，有幾位已離開學術界（現在當律師或在商界工作），但甫一見面，毋須熱身，便暢談起來，舉手投足和說笑的方式跟昔日當研究生時沒有兩樣。那感覺，很符合杜甫寫的「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他們都不懂杜甫，不過，我相信我這感覺他們多少都有點。當然，我們還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懷著尊敬之心，向老師
Barry 致意。
追思會為時一個半小時，有
Barry 的家人及好友致詞，內容都很感人。其中一位致詞者是 Thomas Nagel，他與 Barry 是很要好的朋友，而且曾經是同學和同事（兩人大約同時間在哈佛哲學系讀博士，Nagel
畢業後最初幾年也是在柏克萊任教）。Nagel 致詞不長，內容平實，但語調明顯帶有感情，說到最後，竟哭出來了。然而，最令我感動的是另一位老先生，他不是學術界中人，跟
Barry 是中學同學，後來搬到三藩市居住，與 Barry 久不久見面，有時一起煮食，有時一起去旅遊，有深厚的友誼。這位老先生致詞時妙語如珠，將
Barry 學術生涯以外的人生面向描繪得如一幅絢麗的水彩畫 — Barry 是一位懂得「活得精彩」之道的哲學家。老先生沒有哭，卻令聽者更為 Barry 之辭世而惋惜。
在嘉賓致詞之間有鋼琴演奏，奏的是
Bach 的 Partita No.1 in B-flat major，BWV 825。那是我很喜歡的樂曲，令追思會加添幾分親切。
我留意到連
John Searle 也有出席追思會，我用了這個「連」字，是因為 Searle 由於證據確鑿的性侵犯指控，已被柏克萊褫奪了榮譽退休教授的頭銜，並斷絕了任何關係。追思會完結時，只見
Searle 斯人獨憔悴般完全沒有人理會，站在那裏孤零零的，有點可憐。與一眾舊同學吃晚飯時，我問 E （Searle 是 E 的博士論文導師）為何不跟
Searle 打個招呼，E 說他實在太鄙夷 Searle 的行為，強迫不了自己去跟他說話。Searle 在柏克萊任教的時間比 Stroud 還要長一點，名氣也可能比
Stroud 的大，但在系內受到一致尊重的一向是 Stroud 而從來都不是 Searle。這不但是由於人格的分別，還由於學問態度的分別；柏克萊哲學系中人大概沒有人會反對，如果過去五十年有「柏克萊哲學風格」這回事，那是由於
Stroud，而非由於 Searle。
柏克萊哲學系將系內一個比較大的房間重新裝修，命名為
"the Stroud Room"。Barry 去世前已知道 the Stroud Room 這計畫，因此親自選了一些他喜歡或是對他有特別意義的書放置在這房間內。我遊覽這房間時忘了拍照，憑記憶，Barry
選的書，除了 Hume，Kant，Descartes 和 Wittgenstein 的著作，他自己的著作，還包括以下這幾本：
P.
F.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ernard
Williams, Descartes: The Project of Pure Enquiry
Stanley
Cavell,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Janet
Broughton, Descartes's Method of Doubt
我和
Jason Bridges 及 Niko Kolodny 合編的 Stroud 紀念文集也列於這些書中間，我感到榮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