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 ‧ 昆德拉（Milan Kundera）一直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今年已經九十一歲了，而諾獎只頒給在生之人，所以他得獎的機會很渺茫。早兩天看到昆德拉獲得卡夫卡獎（Franz Kafka Prize）的消息，這是個重要的文學獎，總算能減少幾分我為他感到的不值（莫言和昆德拉，哪個比較高明，不是明顯不過嗎？）。
昆德拉的作品我大部份讀過，全都喜歡，特別欣賞他對人際關係有極其敏銳的觀察，並對其中涉及的複雜心理有很深刻的了解。讀他的小說，有一種很特別的過癮，我不知該怎樣形容，也許可以做個比喻吧：本來看見的景象只是朦朦朧朧，依稀能辨認輪廓，但通過昆德拉小說這個鏡頭，焦點便變得準確，突然看清楚了景象。
我的昆德拉小說都放在大學辦公室裏，家裏只有他的四本文集。知道他得獎後，我拿出文集 Encounter 來重讀了幾篇短文。原著是法文，出版於2009年，翌年英譯本出版，我看的是英譯本。我想談一下講友誼與政治的那篇 "Enmity and Friendship"，因為我不完全同意昆德拉的看法。
這篇文章的結尾描寫了一張照片，相中人是法國詩人 René Char 和德國哲學家 Martin Heidegger，在一起散步，拍攝時間是二戰之後。兩人是朋友，但二戰期間，Heidegger 的立場親納粹，而 Char 則參與反納粹的法國抵抗運動。兩人的友誼沒有因為政治的對立而斷絕，所以才有戰後一起散步拍照之事。文章的最後一句是「我很喜歡這張照片」（這是譯上譯，但由於文意不複雜，應該不會太不準確；下同）。昆德拉在文章有這斬釘截鐵的兩句：「沒有比為政治而犧牲友誼更愚蠢，我很自豪自己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他喜歡 Char 和 Heidegger 那張照片，應該是由於兩人沒有為政治而犧牲友誼吧。
昆德拉這篇不是哲學文章，不過，他有為這個立場辯護，其中一段近乎論證：
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學會了將友誼置於所謂「信念」之下，甚至還帶有道德正確的傲慢腔調。一個人要非常成熟才明白到，我們為之爭辯的意見其實不過是我們贊成的假設，必然是不完美的，很可能是短暫的，只有頭腦非常偏狹的人才會宣稱那是確實無誤的，或宣稱那是真理。跟對信念的幼稚忠誠不同，對朋友的忠誠是美德 — 也許是唯一的美德，是碩果僅存的。
這裏有一個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無論你的信念多深刻、多重要，都不應該武斷（dogmatic），不應該有「手握真理」的態度，不應該肯定自己絕不會錯；那樣你才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看法，在須要修正時修正，在應該放棄時放棄。然而，信念不只是「意見」，不只是接受自己認為是真的命題，而是無可避免地有價值觀（values）的成份；價值觀不必以武斷的態度來支撐，但有滲透性，在日用倫常、舉手投足之間自然流露，並支配人生的重要安排。因此，對信念的忠誠不一定如昆德拉所言，是幼稚的，反而可以是非常深刻的。
兩個人在政治信念上的衝突，往往包括價值觀的衝突；很多時候是由於政治信念的衝突，才發現價值觀的衝突。如果兩人是朋友，伴隨著這樣的發現而來的是慨嘆：「原來你是這樣的人！」、「你竟然變成這樣！」、「我看錯你了！」。有些友誼的確能消解這種價值觀的衝突，但友誼不保證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只要兩人對自己政治信念的忠誠都很深刻，價值觀的衝突便同時是激烈的；在這個情況下，友誼便很難保得住了。這樣為政治而犧牲友誼，是無可奈何，但我不認為是愚蠢的。
我想起了一位大學同學，我們曾經是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