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雜感

這兩天看到陳雲談甚麼「中國情花毒」和「殉善之弊」，本來打算寫點回應，但想到寫了也不過是 preaching to the choir，影響不到任何人的看法，便打銷念頭，繼續埋首在象牙塔裏雕蟲篆刻，評審論文，備課教 Kripke 的哲學，也自有一番滿足感。

今早在網誌的留言看到有人「報料」，連結到李天命批評許寶強的文章，還說李天命「老了，頭腦鈍了，口也臭了」，我好奇過去一看，連許寶強的原文也讀了，想到幾點可以寫的，但最終也是覺得寫是浪費時間，便作罷了。

也許是我已不復當年勇，也許是我對香港這幾年的情況越來越有一種無力感，逐漸提不起勁討論香港的人和事。現在的香港，令我聯想到徐克早年武俠電影（《蝶變》、《刀馬旦》、《黃飛鴻》、和《倩女幽魂》*）裏的世界：變動難測，前途未卜，妖言惑眾者乘機而起，時勢製造多少「英雄」，魑魅魉魍牛鬼蛇神隨時出沒，能分辨是非的人則越來越少 ；我想，這可以說是一種亂世感吧。

王夫之有兩句名言：「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見《續春秋左氏傳博議》），現在香港連公共討論裏也有亂世之徵，很多人在討論問題時都不講理性，或只是扮講理性，其實是立理以限事，以理念或既定立場來曲解事實，甚至演變成謾罵和中傷；像我這種力求即事以窮理的人，對這樣亂糟糟的討論，只會感到煩厭，不如不參與好了。

* 《倩女幽魂》乃徐克監製、程小東導演。

菜書

梁文道在〈在香港還堅持讀書那你就是真正的讀書人〉一文裏說自己「平常一年大概要看兩三百本書」，即是平均不到兩天便讀完一本書，那是相當驚人的數字；當然，他有的讀書時間比一般人多很多，「花在閱讀上的時間平均一天有六個小時」，但即使是如此，他也要約十小時便讀完一本書，假定一本書平均約二百五十頁，他便要用一小時看二十五頁的速度，才可以一年讀兩三百本書。

對我來說，能夠一小時看二十五頁的書，叫「菜書」--- 「食菜咁食」的書（粵語「食菜咁食」是非常容易、很隨便就做到的意思，大概是取蔬菜易嚼易吞之意吧）。菜書容易理解，即使可以間中停下來思考琢磨一下，卻不一定要那樣做，可以暢順無阻直讀下去，甚至一口氣讀完。小說、雜文、遊記、傳記、和訪問錄固然是菜書，學術書中不難理解的，也是菜書，就算是哲學書，假如是寫得顯淺的概論類，也有菜書。顯淺與否，要看背景和程度；我現在的程度比當年初讀哲學時高很多，二十多年前不是菜書的，例如 Russell 的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現在重看，都已成菜書矣。

我讀書的時間沒有梁文道那麼多，只有平均每天四小時，以往讀的多不是菜書，而是難啃的哲學書，這些書每本都要慢慢細細地讀，一小時只能讀到幾頁，因此，我一年最多讀到三、四十本書；如果某一年多讀了期刊論文，那麼讀的書便更少了。

過去幾年嘗試擴闊自己的視野，希望能夠稍為擺脫英美哲學的限制，所以多看了閒雜書（即與自己的哲學研究無關的書），其中不少是菜書，不過，即使這樣，我一年讀的書還是不超過一百本。愛讀書的人，書多讀了總是開心的，然而，菜書給我的滿足感，始終不及需要十分著力才看得懂的書 --- 這樣的書像一尾極之鮮甜、嫩滑、肉厚、卻又多骨的蒸魚，要小心挑骨，慢慢咀嚼，才是品嚐其美味之道，雖然麻煩，但那享受卻高出吃青菜不知凡幾；連那蒸魚的汁，也能下三大碗白飯！

國民教育對聯

搞好民主民權民生何需國民教育

破壞法治法制法理正是枉法官僚

國民教育與心理學

香港政府計劃推行的所謂國民教育，自那本《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一出，其用心昭然若揭，更離譜的是，原來有十八間天主教小學接受了政府數百萬元撥款，已推行了一套小學國民教育課程，裏面竟然包括「學習毛澤東書法」！教育局長吳克儉承認 《國情專題教學手冊》 內容有偏差，卻重申會於今年九月在小學推行國民教育課程，說「看不到任何理由叫停整個學科」，還秘密上京請示，那國民教育的大方向，當然是不會變的了。

對國民教育課程的批評，最常見的字眼是「洗腦」，由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發起的 729 大遊行，使用的口號也包括「反對洗腦 」。這是個簡潔有力的口號，點出了國民教育課程的真正目的：用重複灌輸的方法令香港學生從小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模式。「洗腦」只是個方便的字眼，在討論國民教育課程的這個脈絡裏，意義可以寬鬆一點，只要大家明白「洗腦」是指國民教育的目的和手法，便不必爭論甚麼是洗腦、國民教育是否真正的洗腦、洗腦有沒有那麼容易等心理學問題。

說到心理學，就算徹底的洗腦不容易，甚至沒可能，可是，正如心理學家 Daniel Kahneman 言簡意賅地指出： “Disbelieving is hard work.” （Thinking, Fast and Slow, Ch.25） * 從小接受的信念尤其難以完全清除，即使你以為自己已經不再相信，那些你曾經擁有的信念仍可能會在你思想的深處殘留影響，而且是你不自覺的。單是考慮這一點，我們便應該反對國民教育課程。

* Kahneman 這句說話是概括 Daniel Gilbert 一篇著名論文的要點。Gilbert 的論文題為 “HowMental Systems Believe”（American Psychologist, 46, No.2），內容豐富有趣，很值得一讀；讀哲學的人讀之會倍感親切，因為 Gilbert 在論文裏引用了不少哲學家，包括 Descartes, Spinoza, Reid, Russell, Price, Geach, Quine, Grice, Dennett, Fodor。

思與智

牟宗三在〈哲學的用處〉一文（收入牟著《時代與感受》）裏說哲學的用處是「智潤思」，這三個字是他從《大學》的「富潤屋，德潤身」變化出來的，我的理解與牟老不盡相同，亦沒有打算闡述或批評他的看法，以下只是借他這個三字來發揮一下。

「思」這裏指哲學思考，不是天馬行空、不著邊際地玄想，而是慎思明辨、循序漸進、深入探索和嘗試解決一些宇宙和人生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問題。「智」可指智力或智慧，假如指的是智力，哲學的作用應該是「思潤智」；假如指的是智慧，便可以說「智潤思」，但這不是哲學的作用，而是哲學的自律。

先說「思潤智」。哲學思考能夠「滋潤」智力，幫助智力的發展和發揮，因為哲學思考就像智力的舉重，問題越抽象複雜，思考得越深入細緻，智力要舉的就越重；加重不能心急，但只要有恆心和耐力，久而久之，能舉的重量始終會逐漸增加。除了直接訓練智力，哲學思考還可以「滋潤」智力運用的成果，例如科學和數學，令人對這些成果有一個更高層次或旁觀者清的了解（那就是科學哲學和數學哲學了）；甚至哲學本身，作為智力的成果，也可以得到這種「滋潤」（那就是哲學的哲學了）。

哲學思考，尤其是由小問題做起、注重條分縷析和嚴謹論證的英美哲學，一不小心，便能入不能出，流於捨本逐末、見樹不見林、視工具（例如邏輯）為目的、捧技匠為名家；因此，研究哲學者時刻不可或忘哲學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目的是智慧 --- 關乎宇宙和人生的智慧。雖然智慧不能純粹靠哲學思考得來，但哲學思考可以幫助人得到智慧，而以智慧為目的，又可以反過來約束哲學思考，令哲學思考免於過份繁瑣枯燥，這可算是「智潤思」；得到智慧的哲學家，其智慧自然會流注到他的哲學思考中，豐富之，潤澤之，那就當然是「智潤思」了。

（偶讀牟老的文章，記起年前和一位也是教哲學的好友談到分析哲學的種種限制，思緒一起不能止，因而成文。）

白讀？

今早在辦公室整理書架，找到一本梁啟雄的《荀子簡釋》，隨手翻閱，見到書上很多記號和眉批，都是我的筆跡，應該是二十多年前寫的，可是，我不但對眉批全無印象，《荀子》各篇的內容，除了〈勸學〉一篇，我都忘記得一乾二淨，我甚至記不起曾經讀過這本書！

這令我想起 Pierre Bayard 在 How to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 提出的一個問題：一本你讀過卻完全忘記其內容 --- 甚至忘記自己讀過 --- 的書，還算不算是你讀過的書？一個簡單的答法是：讀過就是讀過了，那是事實，怎能不算？然而，Bayard 那問題的意思應該是：就算你讀過了，可是你已完全忘記書的內容，那和沒讀過有甚麼分別？對，你當然可以說讀過了，但你講不出書的內容，那不是白讀了嗎？即使你還記得書的梗概，你對那本書的認識未必會多過一個只看過書評或簡介的人；既然如此，你當初何不節省時間，讀個書評或簡介，然後記熟了便算？

我會說：閱讀的過程給人很大的滿足感，就算往後忘記了書的內容，那閱讀的時間也是值得花的；對書，尤其是好書，可以是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也許你對書沒有這樣的浪漫情懷，不過，還有一點能說明書很少是白讀的：讀過而忘記其內容的書也會對自己有影響，例如訓練了思考、豐富了詞彙、改善了文筆、或種下某些思想的種子。

書，細心讀過的，始終跟只讀書皮有重要的分別；書皮學可以騙人，但騙不了自己。

這樣評又如何？

上次應承了 Philosophical Studies 評審一篇論文，還未完成，昨天又收到 Erkenntnis 的邀請，本來想推掉，但看到要評審的論文討論的是我最熟悉的題目，心想應該不用花太多時間，便也接下來了（我已替 Erkenntnis 評審過四、五次，論文全給我 reject 了；可能是由於我這麼「紀錄良好」，這份期刊便一再找我當評審）。

我每次評審都會寫一份相當詳盡的報告，逐點批評（至少會批評要點），務求裁決令人信服。今天想像力馳騁之際，幻想自己用類似以下的理由「義正辭嚴」地 reject 評審的論文：

「這篇論文討論的都與生活脫了節，無關實際人生，只是死哲學。」

「這又是一篇東施效顰的論文，硬要模仿科學論文體制的僵化形式，卻只有學究式的煩瑣，根本是末流。」

「作者的哲學寫作技巧十分出色，嚴謹精細，但全文終歸是抽象概念的遊戲，碎屑繁瑣，迷失了哲學的方向。」

「已有太多人一窩蜂討論 xxxism 了，作者這篇不過是隨波逐流之作；有識之士都知道 xxxism 是一個向壁虛造的理論，潮流一過便不會再有人理會。」

「這篇論文論證複雜，抽絲剝繭，條分縷析，可惜到頭來完全沒有甚麼重要的結論，只是一場哲學分析的表演，但好的分析不等如好的哲學。」

「作者在論文裏顯示了深厚的邏輯功力，運用邏輯符號得心應手，一連串的符號化論證無懈可擊，然而，這些望之令人生畏的邏輯符號卻掩蓋不了作者論點之膚淺。」

西人的學術中文

昨天在 Facebook 跟幾位朋友談到研究中國哲學的外國人，我說我很懷疑這些研究者中有多少能通古文 --- 古文根底紮實的不是沒有，但我相信不會是多數。有朋友提到這些外國人中有些能夠用中文發表文章，其中一位的中文名字是「何乏筆 」（Fabian Heubel）；我覺得那是個很有趣的名字（說自己「乏筆」，似是謙辭，但「何乏筆」可解作「何曾乏筆」，那就是很有自信了），便搜尋了一下他的資料，才知道他是德國人，現在是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研究員。

在網上很容易找到何乏筆寫的一篇中文文章〈跨文化動態中的當代漢語哲學〉，以下我不會討論這篇文章的內容，只是引第一段，略談其文字，然後寫點感想：

『在十七世紀，中國透過基督教傳教士開始接觸現代歐洲的科學與技術。在十九世紀，以帝國主義的暴力擴充的現代性，瓦解中國的政治基礎。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西方」所迫使的「東方」現代性，已經在許多方面對現代化的原先推動者發生了深遠的影響（目前此影響主要出現在經濟的領域中）。因此，在現代性的全球化之後，「我們」對現代性的分析不能再局限於歐美世界，更必須跨出歐美的範圍，朝向跨文化的分析。如此才能使當代的問題反映在哲學反思之中。問題在於：就哲學而言，其他文化圈的歷史資源（如同中國的歷史），對反省現代性，如何可能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倘若現代化已使整個人類成為內在性的關係網絡，對「我們現代性」及其界限的歷史分析，便要能夠無分軒輊連接到歐洲的或中國的歷史資源。這意味著「中國」不再是一種「異質空間」（或譯異托邦）（hétérotopie），不再是外在（於西方）的現代性，反而是內在（於全球）的現代性。』

很明顯，這是學術文字，對很多人來說是「外星文」，問題是，懂「外星文」的人看這段文字，會不會認為這是可接受、甚至是水平高的「外星文」？

這段文字，我這個略懂「外星文」的人看出了一些不妥當之處：「在十九世紀，以帝國主義的暴力擴充的現代性，瓦解中國的政治基礎」，其中「瓦解」二字之後應有一「了」字，差之毫釐，欠了那個「了」字，語氣便不妥當；『「西方」所迫使的「東方」現代性』一句，「迫使」是用詞不當，勉強要改，也只能用「迫出」；「發生了深遠的影響」中的「發生」應是「產生」；『「我們」對現代性的分析不能再局限於歐美世界，更必須跨出歐美的範圍』中那個「更」字轉折不當，其實第二句可刪，因為重複了第一句的意思；「其他文化圈的歷史資源（如同中國的歷史）」一句裏的「如同」，應該是「例如」，否則便不可解。

這樣的學術中文，假如出自中國人之手，相信不少華語學術界中人會認為不可接受，更遑論讚好；然而，假如有中國人（以中文為第一語言者）寫出這樣水平的英文，相信有不少中國人會讚好 --- 英語學術界中人會不會同意，他們大多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可能滿足於「我比很多中國人都寫得好」。

倒樹的聯想

昨天早上，正在書房裏埋頭苦幹，不知人間何世，忽然聽到兒子在飯廳那邊大叫：「爸，你看！」我急忙過去一看，原來後園那棵大樹被風吹折了一條巨大的枝幹：

枝幹倒下時的聲音應該頗大，我竟沒有聽到，可見我工作得如何入神！Tree services 公司來看過後，說樹幹的角度生得不好，看似沒甚麼的，還欣欣向榮，但長到一定長度，樹葉多了，加上夏天長出大量的小果子（不能吃的），樹幹負荷很重，遇到強風吹上一段時間（像昨天那樣），便很容易折斷倒下。

樹幹折口太大，而且整棵樹變得很不平衡，另一條大枝幹的角度也生得不好，遲早會折斷；此樹也許可以勉強保留，但始終是個大隱憂，所以我們決定把它除了，連根也絞碎，以防它再生。其實，這棵樹春天時會長出滿樹白色的小花，煞是好看，可惜花落得很快，只兩三星期便七零八落，不值得為那短暫的璀璨而保留它。

砍樹除根的費用不便宜，要五百多美元。Tree services 公司派來了四個人，只見他們攀樹鋸枝砍幹，手腳俐落，不消一小時便完成了，大樹原來所在的地方，便只剩下圓形的一大堆木碎黃土：

樹，可以再種，但要種出一棵成蔭的大樹，那便非要等十年八載不可了！

不知怎的，那棵倒下的樹令我聯想到 ... 中共。

史學家的謙虛

近年多讀了一點中國史學著作，雖然讀過的史學家不多，只有錢穆、余英時、黃仁宇、許倬雲、劉子健、和嚴耕望幾位，但他們給我的印象都是學問大而不自大，因而令我有一個猜想：史學搞得越高明，人就會越謙虛。

以錢穆為例，他兼通經史子集，在三十年代已成名；後來李敖以他為守舊派的代表，諸多攻擊，但在憶述與錢穆第一次見面時，也不得不稱讚錢先生的謙虛。據李敖說：

「我去看錢穆的時候，手中拿著我的《李敖劄記》第二卷，錢穆接過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寫的〈梁任公上南皮張尚書書〉，他很驚訝，問我梁啟超這封信的出處，我告訴了他。」（見〈我與錢穆的一段因緣〉）

李敖當時只是個十八歲的青年人，對於錢穆不恥下問，他感到十分驚訝，憶述時也禁不住要說錢穆「真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風度，令我敬佩」（當然，李敖讚錢穆，也就是間接讚自己了）。

再舉一例，嚴耕望花了幾十年時間研究才完成了共六冊的巨著《唐代交通圖考》，在序言裏卻只是輕描淡寫說著書的目的「只為讀史治史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完全沒有標榜自己研究如何艱辛，成果如何重要。

今天看了一個許倬雲的訪問短片，相當感人的，亦可看出這位著名史學家如何踏實謙遜、全無霸氣；有時間的不妨一看，保證你看後會說我沒有介紹錯：《許倬雲 --- 生命的軌跡》。

回說我的猜想，為何史學會令研究者謙虛呢？我想到五點：一、歷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始終已成過去，而且歷史研究大多依靠文字材料，就算你有多少證據，立論如何嚴謹，也難以確定自己的結論是對的，因此很少會養成唯我獨尊、「只有我懂，你們都不懂」的心態。二、歷史研究不能信口開河，要腳踏實地鑽進大量的材料裏去研究，長時間深入做這種艱辛的研究，面對浩瀚的史料，會令人很具體地意識到一個人研究能力之有限。三、史學要求才、學、識三者兼備，單靠聰明是不夠的；自大的人多是自恃才智過人之輩，史學名家中才智過人者當然有，但他們能平衡之以學力和識見，就算自負，也少狂妄。四、研究歷史者，比一般人認識更多了不起的歷史人物，並且認識得深入很多；想到自己跟這許多人物都相差甚遠時，就不容易自大了。五、史學家具歷史視野，見古今之變，知時勢之難測，浪花淘盡多少英雄，再把自己放到歷史的長河裏，又怎能不自覺渺小無力呢？

九偏之情

劉劭《人物志》〈材理〉篇講的是怎樣根據一個人在議事或論辯時的表現來判斷他的材質，其中說的「九偏之情」，是指不同的性情如何影響人在議論時的偏向；將這九個性情類別應用在今天網絡討論世界裏的各路英雄，亦頗為切合。以下我會列出這九偏之情，並綜合兩三家注釋略加解說，讀者看後如對號入座，或用以標籤他人，悉隨尊便：

1.「剛略之人，不能理微  ；  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

-  這種人剛猛而粗略，只知大而化之，立論高遠，卻沒有能力深入事理細緻之處；從大處看其立論似乎合理，但細看卻有很多疏忽失誤之處。

2.「抗厲之人，不能迴撓；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

-  這種人過於嚴正，一味依從已接受的原則和信念；在適合的情況下，他們能夠做到正直不阿，可是，情況要求變通時，他們卻只會墨守成規，立場決定結論。

3.「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

-  「堅」和「勁」當然不是粵語裏的意思，而是指堅持論點、沒完沒了爭辯下去的人。這種人有求真的精神，對於堅持的論點，可以說得清楚明白、透徹詳盡，卻容易見樹不見林，自以為是而流於淺薄偏狹。

4.「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

-  這種人愛逞口舌之能，言辭滔滔而意氣風發，現在的說法是「擅於抽水」；他們論人事的得失時，可以見解精到，而且能兼顧各方面，然而，講到嚴肅的義理時，便往往大言不慚和不著邊際。

5.「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立事要則爁炎而不定。」

-  浮沉，即無主見，隨人議論，或浮或沉，不懂得深入思考；講些無關痛癢的事時，這種人表現豁達，好像甚麼事也不計較，可是，要在重大的事情上決定立場時，他們便會感到慌張，不知如何是好。

6.「淺解之人，不能深難；聽辯說則擬鍔而愉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

-  凡事只看表面，不懂得尋根究柢；這種人見到別人在言辭上交鋒時，會看得興高采烈，並容易代入佔上風的那一方，不過，要他們細心判斷誰是誰非時，他們便無所根據，無能為力。

7. 「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

-  在議論中的寬恕之人，不窮追猛打，甚至會為對方設想，盡量「同情地了解」，從不會立意「秒殺」。這種人講仁義道德的抽象道理時，會顯得十分周詳而有氣度，但討論急切的實務時，便不能斬釘截鐵、當機立斷。

8. 「溫柔之人，力不休彊；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擬疑難則濡懦而不盡。」

-  這種人纖弱無霸氣，會盡量息事寧人；他們能夠順著別人的理路來了解其論點和立場，可以做到暢通無滯，可是，要他們加以批評時，他們便遲疑不定，畏首畏尾，不敢把話說盡。

9.   「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 ； 造權譎則倜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

-  好奇，即喜歡標新立異、超然出群，語不驚人死不休。這種人開創理論或結黨立派時，會散發魅力，令人神往，然而，到要腳踏實地、平心靜氣做事時，他們所說的便會顯得不合常情、過於浮誇。

錢穆的中國預言

錢穆於 1960 年在紐約華美協進社演講，題目是「從人類歷史文化討論中國的前途」（演講大綱收入錢著《歷史與文化論叢》，聯經出版），因為是公開演講，內容比較粗枝大葉，沒有甚麼特別值得討論的地方。然而，錢穆在演講的結尾列了四點，可視為他的「中國預言」；現在過了半個世紀，一方面中國有大國崛起之勢，另一方面有不少人相信中國快亡，錢穆這四點預言，可以引發一些思考：

1.  共產主義決然失敗。

2.  中國民族決然有前途。

3.  中國文化決然在將來世界人類新文化創進中占有重要地位。

4.  一切待吾人之信心與智慧與努力來促成其實現。（《歷史與文化論叢》，頁三十二）

中共政府在極權統治和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之間走的綱絲可以走多久，言人人殊，但共產主義在中國名存實亡，已是不爭的事實，再看世界僅餘的幾個共產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狀況，錢穆的第一點已是定論。

第二點中的「中國民族」一詞大有問題，因為中國不只有一個民族，就算是較多人使用的「中華民族」，可爭議之處仍然甚多。假如我們將錢穆的第二點姑且理解為指的是中國這個國家，他的意思是否就一清二楚呢？那也不是，而且問「中國」所指為何，正正能將錢穆所說的跟「中國快亡」一說相對照來討論。

如果「中國」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那麼錢穆的第一點便可以用來質疑他的第二點：共產主義已然失敗，中共遲早倒台，中共倒台之日，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之時，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甚麼前途可言？然而，如果「中國」指的是以華夏文化為主要文化，自秦漢以來的大部份時間、在大致相同的地域、絕大部份時間都是統一、而只是朝代不同的那個國家，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亡並不等於中國之亡，正如元朝之亡不等於中國之亡 --- 元朝亡了是明朝，仍然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亡了之後是甚麼，現在沒有人知道，但我們有甚麼理由相信那不會仍然是中國呢？

有些「中國快亡」論者可能會說我表達的不過是「大中華情結」，但我不自覺有這樣的情結。雖然我絕不會有「來生不做中國人」之慨，可是，我也完全沒有華夏文化優越感，而且不相信錢穆的第三點預言會實現；我有的只是對華夏文化的認同感，感到那始終是我文化上的根。我所說的，不過是我讀書、觀察、和思考的結果，不是基於政治理念或是要推動甚麼政治運動；假如有人能以理服我 --- 例如證明華夏文化已被中共的幾十年統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消滅殆盡（或大部份消滅）--- 我是會改變立場的。

錢穆的第四點，是對接受第三和第四點的人說的，不過，就算你像我那樣，不相信第三點，只要你認為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滅亡後仍然會存在，只要你對華夏文化有認同感，你應該會期望一些有信心與智慧的人會努力於推倒中共政權，建設一個有前途的中國。

種蔥

我家後園有兩個小菜圃，買屋時沒有，是後來我們大事改動後園才加上的；起初種過一些蕃茄和茄子，由於沒花心機，收成不理想，種了三、四年便放棄了。不過，有一樣東西還是有種的，就是蔥。

中國人煮食少不了蔥，蔥油餅和薑蔥炒蟹等固然無蔥不可，就是簡簡單單的一碗滑雞粥或一碟雞蛋炒飯，不下點蔥花總有一種色和香的缺陷。一言以蔽之，我煮食用很多的蔥。

記得以前在香港的街市買菜，可以叫菜販「搭棵蔥吖唔該！」，蔥是免費的，不知現在是否仍是如此？在美國可不同了，蔥不便宜，在西人的超級市場，一束三、四棵的蔥要約一美元；華人超級市場的平得多，只需一半的價錢，但我住的小鎮沒有（最近的一間也要駕一個半小時的車），只好死死氣買貴蔥。

本來我也沒想過種蔥，但有朋友說蔥很容易種，只要將買回來的蔥切下白色連根的部份，插在泥裏，開了自動澆水系統，不必打理，蔥自然會再生，要用蔥時便去剪，只要不剪得太低，蔥還是會再生的。我試過後果然靈驗，現在小菜圃裏種的五、六棵蔥，已種了半年多，給我剪出過無數的蔥了，都是剪後再生，而且長得很快，真是蔥源不絕。

其實種蔥省的錢不是真的那麼多，但那方便，那生活小智慧給人的滿足感，呀，還有那新鮮的蔥香，是不須用金錢來計較的。

（上圖所見，除了蔥，還有些蕃茄苗，是朋友送給我種的，且看這次的收成如何！）

從幾句文史佬的牢騷說起

《牢騷總集》的作者（下稱「牢騷老師」）在〈放棄文科〉一文裏發的幾句牢騷，令我有點感慨：香港教育制度之壞，受害者不僅是學生，還有教師。

牢騷老師說：「我們在男校教文科的，特別是文史佬，走路時是抬不起頭來的，就像文革時戴上高帽被批判的反革命。」如果女校和男女校的情況沒有那麼壞，大概是因為還有些方舟子所謂的「文科傻妞」吧！我讀中學時文科已被很多人（家長和學生）視為次等，但初中成績優異而仍選文科的大有人在，老師也不會因為教文科而給人看不起。當然，那時的課程內容不同，雖然文理之分看似更明顯，但不像現在（用牢騷老師的說話）「文學已成恐龍、歷史冚旗、中史在苟延殘喘」。香港教育改革多次，似乎是與時並進，越改越「好看」，但實際上是否改善了，很成疑問。

牢騷老師還說：「如果學生來問報甚麼科，我一定強烈勸他們不要報文科，原因，就是眼前的那個孔乙己。」我讀過不少牢騷老師的文章，知道他是個有學識的老師，現在看到他竟自嘲為孔乙己，一副無心戀戰的樣子，令我約略了解到香港教育制度如何消磨一些教師的自尊和意志。（假如牢騷老師不是當教師而是個專欄作家，以他的學養、見識、和文筆，寫些風花雪月或抽水文章，或嬉皮笑臉崇洋貶華，或大張旗鼓反共愛港，那就不會是個抬不起頭來的文史佬，而可能被視為才子或學者了。）

其實，文科固然敗了，理科卻不見得是全勝，因為上到大學讀數學或科學（尤其是純科學）的人根本不多 --- 真正的贏家是商科。即使在美國，商科也是大受歡迎，根據《華爾街日報》刊登的 2010年資料，最多人主修的三科是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General Business, 和 Accounting。然而，跟香港不同，在這份資料所列的一百七十多個學科中，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的最受歡迎程度排第十一，History 排第十八，Fine Arts 排第二十二，連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 也排第四十二，距離包尾甚遠。

手槍的信念

我們學系的秘書 Marie 十分能幹，做事快捷穩妥，為人又和善，所有同事都喜歡她。她從另一部門轉到這裏工作已六、七年了，對系內一切瞭如指掌，同事有甚麼行政或教學安排上搞不清楚的地方，只要問 Marie，一定立刻得到答案，所以有一位同事戲稱她為 “the Oracle”，還特地訂造了一個座枱的名銜牌送給她，上面刻著的就是 “The Oracle of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有趣的是，原來 Marie 未看過 The Matrix，不知道同事說的 “the Oracle” 是指電影裏的一個角色，我後來跟她談起，她才恍然大悟。）

Marie 也工作得十分愉快，因為工作量不大，系裏沒有一個教授或講師會向她擺架子，只視她為同事，絕不會用吩咐的語氣叫她做事，閒來有傾有講，她生日我們會夾錢買禮物給她；她有時在家裏做了些曲奇或蛋糕，也會帶一些回來請我們吃。

可是，這位和靄可親的秘書竟然經常有槍傍身！有一次跟 Marie 閒談，不知怎的講起會不會燒槍，她告訴我她不但會使槍，而且出外時一定放一支小手槍在手袋裏；由於大學規定校園範圍內不得持有槍械，所以她上班時手槍便留在汽車內，否則槍不離身，她說這樣才有安全感。

我不明白一個中年婦人、在大學工作、有家庭有子女、生活正常、沒有仇家、不涉黑幫、住在一個治安不差的小鎮，為何要身上有槍才感到安全？這可能涉及她個人的心理因素，但是也和她的政治立場有關：她是個保守派，認為擁用自衛武器是人民應有的自由和權利，相信良民有槍傍身可以減少罪案，所以反對槍械管制。

我認為 Marie 根本沒有需要攜槍，也認為槍械管制利多於弊，然而，聽到她經常有槍傍身後，我沒有說甚麼，因為我相信即使我表明立場，動之以理，也改變不了她對槍械的看法 --- 我看得出，當她提及手袋裏的那支手槍時，她表達的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政治信念。

林語堂論大學教育

林語堂在〈論現代批評的職務〉一文裏談到大學教育的目的：

「我們要明白大學的宗旨，並不是教出一位有學問的人，因為這是四年中萬萬辦不到的事。我們所求於大學的畢業生，並不是一位學問淵博的專家，只是一位知道學問的門徑，及有學問的旨趣，而最重要的還是一位頭腦清楚思路通達的人，對於普通文化事物、文學、美術、政治、歷史有相當批評的見解。」

相信這個對大學教育的理解，是當時不少人的看法，並非林語堂獨特之見。這篇文章發表於 1930年，在那個動盪的時代，讀書很不容易，那時的人反而對大學教育充滿理想，有些人可能甚至認為上完大學便足以學問有成，所以林語堂才特別指出「這是四年中萬萬辦不到的事」。

林語堂說學生在四年大學教育之後應該「知道學問的門徑，及有學問的旨趣」，所說的「學問」，不一定是指學術研究追求的專門學問，也可以泛指繼續求知的方法和求知的興趣。為何要繼續求知呢？因為人有自省的能力，可以自我改進和追求完善，而求知是改善自己的有效方法；從實用方面考慮，四年教育教不了多少知識，畢業後要學的東西還多著，而且世界不斷在變，你不繼續學習，便只有落後。因此，大學教育著眼的不應該是學生所得知識的量，而應該是從學習態度和方法的質上訓練學生，令他們終生受用。

假如林語堂在今天講大學教育，他大概要說：「我們要明白大學的宗旨，並不只是培訓學生找工作 …」這篇文章發表距今不過約八十年，試問現在的華人世界裏，有多少人不是只視大學教育為職業訓練？有多少人在大學畢業後仍不斷學習，力求進步？有多少人認為「對於普通文化事物、文學、美術、政治、歷史有相當批評的見解」是在大學裏應該得到的訓練？有多少大學生是「頭腦清楚思路通達的人」？

現在社會安穩（至少沒有戰亂），物質生活比起八十年前豐裕得多，可是，大學教育卻變得死氣沉沉；孟子說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看來用在教育上也是適合的。

不忍

有些經典電影是我久聞其名而一直沒看的，意大利電影《單車竊賊》是其一，早兩天終於看了。這部 1948年的黑白片是意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的代表作，深刻地展現了二次大戰後意大利的民生苦況；主要角色都由非職業演員擔當，實境拍攝，平平實實講一個簡單的故事，沒有花招，卻不悶藝，拍得非常緊湊，很能牽動觀眾的情緒。

事實上，這部電影令我有一種很強烈的不忍之感，我看了十多分鐘後便停下來，不忍看下去，到第二天才繼續看，看時仍有那不忍的感覺，看完後心裏挺不舒服的。主角的遭遇算不上十分悲慘，不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只是給人偷去了賴以維生的單車，生活一下子由有新的希望（那份工作是幾經辛苦才剛找到的）變成徬徨無計。然而，由於主角的處境很容易理解，加上電影的真實感，觀眾不難代入；我那種不忍的感覺，大慨就是不想感受到角色的焦慮和絕望。

無論如何，這部電影能刺激人思考個人與社會、生存與公義、絕境和希望、當下和前景、及情緒和理性等關係，即使看時不忍，看後心裏不暢快，我仍然認為是很值得看的。

「偉論寶庫」關門了

今天發現原來我再也看不到 Wan Chin 的 Facebook 貼文了，在陳老師那張雄姿英發的 profile picture 旁，現在只見一句 “There are no more posts to show”；看來是陳老師改了設定，令我等不是他 Facebook friend 或 subscriber 的人，不能拜讀他向一眾崇拜者發表的偉論。

陳老師最石破天驚的言論大都是在 Facebook 發表的，今後既不能再進入這個「偉論寶庫」，我只好少講陳雲，多談風月了。

（後記：因讀者通知，我再到陳雲 Facebook，竟又可以看到他的新貼文了。不過，我仍不明白他為何將舊文全刪掉。）

平衡一點好嗎？

《東方日報》剛報導了一則題為〈三口家拒救恩人「他死關我屁事」〉的中國大陸新聞，不看詳情也猜到又是一件大陸人的惡行。有讀者立刻將新聞貼到我那篇〈人心敗壞？〉的留言下，意思當然是：你看，大陸人道德淪亡的證據還不夠嗎？那邊廂，在 Facebook 也見到有人貼了這則新聞，評語是「又再一次證明，匪國係一個好人會被消滅，壞人可以生存的社會，久而久之，匪國人就會變成冷血自私，見死不救，忘恩負義的匪民！」這個只是說「久而久之」，沒有肯定現在已是如此，可能已不算是最極端的看法了。

我看後心想：我就是不信大陸沒有相反事例 --- 感恩圖報 --- 的報導。於是上網搜尋，不出兩分鐘，便找到以下四宗，都是最近幾個月的（已在回應讀者時貼出了，現在再貼一次）：

唐山三代人七年尋找救命恩人

被救車主尋找救命恩人：請他們吃頓飯道聲謝

母女車禍受傷獲救  女子尋找救命恩人21年了心願

老漢委託侄子發帖尋找救命恩人

相信香港的報章沒有報導這四則正面的新聞，因為這些大陸人的德行在香港沒有「新聞價值」；假如報導了，便可能起一點平衡作用。當然，對那些認定中國大陸道德淪喪的人，這些反面證據可能只是「個別事例」，絲毫不能改變他們的看法。

（後記：有讀者指出《蘋果日報》昨天有報道大陸人捨身救人的新聞，可見香港報章不是一面倒只報導大陸人的無良行為。很多謝這位讀者，讓我意識到自己看得太片面。）

城邦教教義簡說

城邦教看似義理紛陳，其實中心教義並不複雜，本人今天閒來無事，沏了一壺龍井，邊喝茶邊思索，兩杯還未喝完，已整理出城邦教中心教義八條，提綱挈領，理路分明，雖是簡說，自信並無歪曲之處：

1.  中共乃一邪惡政權 à中國國民道德淪亡 à中共與中國國民皆無可救藥 à 中國必亡

2.  香港最能保存傳統中華文化 + 香港擁有西方的典章文明 à 香港人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比大陸人高出不知凡幾

3.  自英國統治以來，香港乃一城邦 à 香港過去一百五十多年都獨立於中國發展 à 香港有條件保持其城邦地位，繼續獨立於中國發展 à 香港城邦自治必會成功

4.  香港救不了大陸 + 大陸會拖垮香港 à香港人如企圖改變大陸，必受拖累 à 香港人沒有理由關心大陸

5.  大陸倚靠香港 + 香港不倚靠大陸 à 香港垮，大陸必垮 à中共理應支持香港城邦自治

6.  大陸倚靠香港 + 香港不倚靠大陸 à香港有條件城邦自治 à 香港城邦自治成功 à大陸垮，香港也不垮

7.  假如中共覆亡、中國解體 à 香港可以自立為邦

8.  (香港城邦自治 ≠ 香港獨立) + ( 1 & 7) à (香港城邦自治 = 香港獨立) [shhhh!]

假如閣下深信 1-8 為不易之真理，你便是一個虔誠的城邦教徒，我只能說，我不尊重你的信仰，但我不得不尊重你的信仰自由。假如你對 1-8 任何一條有所懷疑，在沒有充分證據前不會隨便接受，我十分樂意跟你繼續理性討論；可能我們最終還是有分歧，但至少我們同有求真的精神，而基於這精神，我們應該較易做到 disagree without being disagreeable。

偶然 • 運氣

今天無意中看到 Daniel Gilbert 在 BigThink 的一段訪問，談的是偶然和運氣如何決定了他的學術生涯：

Gilbert 十五歲時中途輟學，未到二十歲便結婚生子。他想成為科幻小說作家，有一天突然想到報讀一個社區學院的寫作課程，以改善寫作技巧，便立刻上了一部巴士去報名；誰知去到時已額滿，同時開的課程只有心理學導論仍有空位，他便無可無不可地報讀了。就這樣，他發現了自己對心理學有極濃厚的興趣，便一直讀下去，最終在普林斯頓拿了心理學博士學位，現在是哈佛大學的正教授。

看過短片後我立刻聯想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印象特別深刻的一段：

「七年前，特麗莎家鄉的醫院碰巧發現一例複雜綜合性神經病。他們請了托馬斯所在的布拉格醫院的主治大夫去會診，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經痛，行動不便，於是派托馬斯去代替他。這個鎮子有幾個旅館，托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麗莎工作的旅館裡，又碰巧在走之前有足夠的時間閒呆在旅館餐廳裡。其時特麗莎碰巧當班，又碰巧為托馬斯服務。正是這六個碰巧的機會把托馬斯推向了特麗莎，似乎並不是他自己決定與她結合。他回布拉格是因為她。如此事關命運的重大決定僅僅繫於如此偶然的愛情，而這一愛情如果不是七年前主治大夫坐骨神經痛的話，也就不存在。那個女人，那個絶對偶然性的化身又躺在他身邊了，深深地呼吸着。」（一、輕與重， 17）

即使你信神或信命，相信生命的一切早有安排，有時想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時，也許仍會禁不住感到事出偶然、純屬好運（或不好運），可以用昆德拉上文那個方式敘述出來。

英文有一個講法，用來說明這種「偶然」和「運氣」的感覺，最恰當不過：假如我們認為發生的事 could easily have been otherwise，便容易覺得那是碰巧如此，是自己好運或不好運。所謂好運，就是發生的事 could easily have been otherwise，結果卻是好的；如果 could easily have been otherwise 而結果很壞，那就是不好運了。

據此了解，我不能否認我一直都很好運。

隱居的感覺

到中國旅遊回來之後，休息了兩星期，兒子便跟去年一樣，到洛杉磯的 CTY 去，這次學的是 chemistry，也是三個星期長的課程。上一次他不在家的那三個星期，因為不必照顧他，我們兩口子的生活秩序大亂，尤其是吃方面，三餐不定時，雖然早餐和平時差不多，但是午餐就只是胡亂吃點東西（連吃薯片或雪糕當午餐也試過），晚餐也很馬虎，大多吃即食麵或簡簡單單的炒飯便算。

這次我決定不這樣了，因為兒子上大學之後，我們也是要過只有兩口子的日子，難道到時也是雪糕當午餐，晚吃即食麵乎？兒子已去了洛杉磯一星期，我至少晚餐正正經經煮食，跟平時沒有大分別，也是燒兩道菜，只是碟頭較小吧了；今天還花工夫弄了一道炸蝦丸，十多粒乒乓球大小的，兩口子合力幹掉。

家裏只兩個人，靜了很多，出外也少了，加上我的居住環境有點田園氣息，望著後園的池塘樹影、松鼠飛鳥，呷一口香濃的咖啡，竟然有一點隱居的感覺！可是，另一方面，我在自己網誌上的活動卻是隱居的相反（雖然只是文字上的），本來不必出聲的，我也意見多多，引來批評，又要回應。

今天讀了點杜詩，看到《絕句漫興九首》中的「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兩句，叫好之餘，卻明白自己即使有隱居之感，也沒有隱居之心，那身外的世事，我是不會不思、難禁不平之鳴的；至於那有限之杯，我當然樂於一盡了。

酒興起，喝酒去！

人心敗壞？

《創世記》第六章中的大洪水故事，即使不計超自然的部份，仍有一個非常不合理之處，就是當時「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這裏的「罪惡」和「惡」在 King James Version 分別是 “wickedness” 和 “evil” 。）除了挪亞這個「義人」和他一家幾口，全世界都是壞人，而且是壞到應該用洪水全部淹死？有無搞錯！就算當時的確世風日下，人心亦不會那麼簡單，簡單到所有（或大部份）人都隨作惡之波、逐罪行之流，一去不返，成為壞人、惡人，無可教化，不會改過，全部該死。

香港有些人認為中國大陸人心敗壞、道德淪喪，大部份中國國民（以下稱「大陸人」，無貶意）都自私自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甚至罔顧別人生死；這個看法，同樣是基於對人心過份簡單的了解（當然還有社會、政治、和心理的因素）。這些人見到行為不端的大陸人，便視之為支持這個看法的證據；雖然他們不會否認「大陸也有好人」，但堅持那些只是例外。那麼他們會怎樣解釋中國大陸人心敗壞、道德淪喪？最標準的答案大概是：文化大革命推毀了大陸人的道德意識，中共政權貪污腐敗成風，加上經濟超速發展鼓勵唯利是圖的價值觀，因此，大陸人現在只會向錢看。

然而，人心敗壞也有程度之分，說中國大陸很多人十分看重金錢，可能沒說錯，但說他們大部份都沒有道德心、輕易會為自己的利益而害人甚或殺人，恐怕是言過其實，在沒有充分證據之前，是沒有理由接受的。人只要活在需要人與人互相關懷的群體，只要能分辨是非善惡，只要有一點惻隱之心，便不會輕易做出害人（或殺人）以利己之事；這些條件，是大部份大陸人都符合的。

中共是個邪惡政權，但邪惡政權之下的不一定都是邪惡的人民，套用一些人喜歡的講法，這是常識。今天忍不住說教了一點，只為表明我的一個看法：對中共政權，我是一點奢望也沒有，不相信當權者會改變極權統治，但我對中國人民並不絕望，因為我對人心並不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