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22

兒子女友的爸爸


有網友問我為何這麼久沒有在網誌寫及兒子阿樂,我這樣回答:「阿樂入大學至今,不是沒有值得寫的事情,但他現在是成人了,我要問過他才可以透露他的私事;有時想寫,卻又忘記問他,拖了一會之後,便沒有興致寫了。」今天寫的是個例外,因為我即時問他,他說但寫無妨。

阿樂沒有跟我們到香港,留在家裏「歎世界」。威廉姆斯學院的新學期在二月初才開始,我們還有兩個星期的「家庭團聚」時間,這兩天一家三口聊了不少天;我們從香港回來後的第一天,阿樂便急不及待告訴我們一件「非常有趣和刺激」的事情。

阿樂已拍拖了,親友知道後,第一個問題總是:「是不是華人?」答案:「不是。」第二個問題便是:「是不是亞裔?」答案一樣:「不是。」這時候,親友的反應都有點失望或意外;我們倆老則完全沒有期望兒子的女朋友是華人或亞裔,只要是他喜歡的便成了。阿樂的女朋友是同校不同系的同學,美國人,猶太裔;他說的那件「非常有趣和刺激」的事情,是關於他女朋友的父親的 (以下簡稱「女友的爸爸」)。

原來女友的爸爸知道女兒的男朋友不是猶太人,十分介意,未見過阿樂,已先有反感。兩個多月前,他到威廉姆斯學院探望女兒,竟要求與阿樂見面!阿樂和女友都不大願意,但女友父命難違,多麼不願意也要應約;一頓晚飯兩個多小時,女友的爸爸問了阿樂很多問題,也論及政治、經濟、文學、歷史等,大有考較的意味。事後女友告訴阿樂:"You passed!"

那件「非常有趣和刺激」的事情在一星期多前發生。阿樂和女友正在用 Skype 談情,女友的爸爸突然現身,說要跟阿樂談幾句;女友勸走不果,爸爸的大頭「佔領」了顯示屏 --- 阿樂又要回答提問了!

女友的爸爸拿出一個家藏的俄羅斯套娃 (Matryoshka doll) ,說自己很好奇,想知道阿樂能否認得出套娃裏的所有俄羅斯政治人物。開頭五個都很容易,就是不熟悉俄羅斯歷史的我也能認出:戈巴卓夫、布里茲涅夫、赫魯曉夫、史太林、列寧;接著四個我肯定認不出,但難不倒阿樂: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一世、亞歷山大二世、彼得大帝。這套娃竟有十一個之多,接著的一個,阿樂也一看便認出了:伊凡四世 (Ivan the Terrrible) 。最後一娃不足一吋高,衣著服飾沒有甚麼特別,很難辨認,阿樂只能憑推理判斷那是誰:伊凡四世之前的重要俄羅斯政治人物只有亞歷山大 · 涅夫斯基,此娃必是亞歷山大 · 涅夫斯基無疑。猜對了!

套娃的其中幾個有些特別的飾物,女友的爸爸也問阿樂知不知道那些東西的歷史,阿樂依然一一答對了。阿樂圓滿解答所有問題後,女友的爸爸只好說:"Wow. Very good!" 女友在旁也做了個「得戚」的手勢,肉緊地說了聲:"Yes!" 阿樂老實,對女友的爸爸說他特別熟悉俄羅斯的歷史,因為他在中學時的一個學術比賽 (Academic Decathlon) 須要專門讀關於俄羅斯的問題;假如那套娃是法國政治人物,他便未必能全部認得。

女友的爸爸好像還要問下去,這時家裏的網絡突然斷線了,阿樂才得以「脫苦海」。阿樂雖說這件事「非常有趣和刺激」,但那大概是因為他答對了所有問題;假如他給難倒,便未必會覺得有趣了。老實說,我對這位爸爸沒甚麼好感;假如我以同樣的方式和態度考較他的女兒,不知他會有何感想?

20170109

有緣千里的晚飯


我愛用臉書,其中一個理由是可以藉此結交到一些有趣的人、甚至是奇人異士。《宗哲對話錄》能夠成書,是因為我在臉書認識了劉創馥,向他建議合作,然後透過臉書的私訊功能寫成此書。這次回港,我約了創馥及封面設計師顏倫意吃晚飯;本來是我和創馥合請顏倫意,以答謝他義務設計《宗哲對話錄》的封面,不過,最後創馥堅持由他一個人請,我就樂得「反主為客」了。

得到顏倫意之助,也是臉書之緣。他是《魚之樂》的讀者,後來成為我的臉書朋友,但跟我的很多其他臉書朋友一樣,我只知其名,不識其人。當他知道我為書的封面而煩惱(當然是因為我在臉書表達過),便請纓為我們設計,並說清楚是義務的。我對他的背景一無所知,因此沒有立刻接受;後來上網查過,知道他曾在一個全球大賽中奪得「未來設計師大獎」,而且是擊敗近4,600份作品才勝出,便決定讓他設計封面。結果我和創馥都很滿意顏倫意的設計,很多朋友亦大讚封面簡約而有深意。

這頓飯談得頗投契,話題一個接一個,雖是初次見面,卻沒有隔閡,也沒有多少客套話,由瘋癲的陳雲談到幼稚的極左膠,由鍛煉身體談到教養子女,由先天後天之別談到高不可攀的神人,大家都是有話直說,不必互相同意,只要坦誠就好。顏倫意工作繁忙,想不到他在工餘看了不少書,我們單是談 Steven Pinker 的書便談了好一會;最後大家都同意一個應該沒有人會反對的結論:看書很重要,但看的一定要是好書。

還有另一頓有緣千里的晚飯可以談一談。我和馮睎乾也是在臉書認識的,我覺得他起初對我沒甚麼好感,但後來不知怎的發展為互相欣賞。我佩服他的博聞強記和古典學學識,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討教於他,他神速地回答了我的問題:我讀到錢鍾書《巴黎咖啡館有見》一詩,有「角張今夜星辰是,且道宵深怨與深」之句,我不肯定該怎樣理解「角張」,在網上只查到吳均《食移》一篇的「綺窗半卷,屏風角張」,但這裏「角張」的意思不合錢詩意;我透過臉書的私訊請教馮睎乾,他即回:「角張,該是五角六張,可查一查。喻事不順心,故後句云怨。」我連忙道謝:「應該是了,我竟然不懂這個成語,真是慚愧!謝謝。」

這次晚飯說好是我請的,補祝馮睎乾新婚之喜。吃潮州菜,馮太太也一同來,大家暢談甚歡;沒討論甚麼學術問題,反而是大談怪力亂神,也互相透露了不少往事,一頓飯之間竟感到交情深了不少。結帳時的數目比我預期的小很多,後來馮睎乾告訴我,原來他太太故意點些不貴的菜,替我慳錢 ---「慳妹」果然不是浪得虛名!


20170103

樂觀與悲觀之間


最近經常聽到這個問題:「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世界會變壞嗎?」特朗普的支持者當然說「不會」,但就算是反對特朗普的人,也不一定答「會」,因為他們可以樂觀地認為特朗普在美國政治制度下不能胡作非為,最多只是在政策的大方向有些影響。然而,悲觀的人則相信特朗普是狂人,手握世上最大權力之後,會對美國和全世界造成嚴重破壞,然後他們會以小布殊和伊拉克戰爭為例,說明美國總統的破壞力可以有多大。

這兩個答案反映了相反的世界觀:樂觀的和悲觀的。有些人總是認為明天會更好,人生滿希望;另一些人卻相信世界只是表面上不斷進步,人類其實是將世界弄得越來越糟,逐漸步向自我毀滅。西方文化的世界觀大抵上是樂觀和積極進取的,美國文化尤其如是,就以上述問題為例,即使是那些認為特朗普會令世界變壞的美國人,也極少悲觀到相信美國會因為特朗普掌權而開始衰敗。

東方文化的世界觀沒那麼單一,如果以儒、釋、道這三個主要思想體系來說明,可以看到它們形成一個對稱的比較:儒家是樂觀的,佛教是悲觀的,道家則介乎樂觀與悲觀之間,可以稱為「達觀」。雖然中國傳統文化是儒家主導,但佛教和道家思想也有相當影響,因此,中國文化的世界觀可說是受約束的樂觀,亦可能是由於這樣而沒有西方文化那麼積極進取。

儒家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和自我完善,鼓勵入世的關懷,內聖外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裏有兩個基本的看法:一、人是可以教化的;二、有些人有能力令世界變得更好。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基於儒家的性善論  --- 人性的美好,是創造美好世界的必要條件。事實是,儒家樂觀的世界觀不必建基於性善論。荀子就是個好例子,他是儒家的主要思想家,但主張性惡論;荀子之為儒家,是因為他仍然深信人可以教化,深信人有能力建立理想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他的性惡論與樂觀的世界觀並無矛盾。

佛教認為人世充滿憂悲苦惱,提供出世的逃避,或至少是擺脫慾望束縛的方法。這樣的世界觀當然是悲觀的,也自然沒有改造世界的理想,只重個人修行,不鼓勵入世的積極參與。弔詭的是,佛教追求個人的解脫,可是,假如人人都是佛教徒,沒有人努力建立理想的政治和社會秩序,這個世界很可能會變得更壞,人的生存條件變差,人的煩惱會因而更多,更難達致個人的解脫。

至於達觀的道家世界觀,沒有將人世看成充滿痛苦,但著眼於各種制度和俗見對人的束縛,認為這些束縛是可以擺脫的,追求的是自由 --- 主要是心靈上的自由。達觀的世界觀基於達觀的人生態度,「達」,是通而無礙的意思,達觀就是看通人生世事,無論經歷與際遇如何,心靈上仍然是自由自在,不為所礙。《莊子•養生主》有兩句說話,很適合用來說明這種人生態度:「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達觀的人了解到世事無常,大多事情都不由自己掌握控制,但他們仍然會在順境時感到愜意,會在逆境時感到挫敗,只是自然而不過份,適可而止;因此,達觀的人不是沒有哀樂,只是「哀樂不能入」,不會被哀樂支配。達觀的世界觀跟積極參與改造世界是相容的,但那是能入亦能出的參與,只要一感到自己的心靈自由受到威脅,便會退出,逍遙而去,到時機適合,又可以再次參與。

這三種世界觀,如果只從個人的角度看,我認為達觀最好,但從群體的角度看,應該是樂觀最好。悲觀的世界觀不是一無可取,例如可以令我們做事更小心謹慎,亦有較強的能力接受失敗;不過,說到改善世界,創造更美好的政治和社會秩序,實不宜有悲觀的世界觀。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7年1月號)

20161230

哲學 ·人生哲學 ·人生


不止一次聽過這樣的故事:某某在中學時讀了些存在主義 (或尼采或叔本華或唐君毅或殷海光或李天命),對哲學產生興趣,也被一些人生問題 (關於愛情、宗教、死亡、人生意義等的問題) 困擾,於是決定在大學主修哲學,希望藉著哲學思考來解決生命的苦惱;誰知讀上去之後發覺哲學不是自己想像的那回事,要修的課很少涉及人生問題,甚麼知識論、形上學、道德哲學、語言哲學、心靈哲學、科學哲學、哲學史、邏輯學等等,大多抽象、理論化、和枯燥難懂,越讀越不感興趣,想轉系,但這在香港的大學很困難,於是只好繼續痛苦地主修哲學,四年後在交了最後一份論文或考完最後一個試後,鬆一口大氣,很高興以後也不必再啃哲學書和哲學論文了。

「哲學即是思考人生問題」,這是一個多麼不美麗的誤會!據說英國哲學家 G. E. Moore 曾經這樣回答有人問他「甚麼是哲學?」這個問題:他指著自己書架上大量的哲學書說「哲學就是所有這些書關於的」("It is what all these are about.")。Moore 這個答法當然不能說明甚麼是哲學,但至少點出了哲學所處理的問題很多 --- 他書架上數以百計的書不會全都是討論人生問題的。事實上,Moore 自己就極少討論人生問題,他研究的是道德哲學、知識論、和形上學,精於極其仔細的語言分析和概念分析,而且寫作風格沉悶 (懂得欣賞者也許會形容為「沉穩」) ,那些只對人生問題有興趣、希望得到醍醐灌頂經驗的學生,讀之必打呵欠。然而,Moore 是一位重要的哲學家。

以上所說,不是要否定人生問題值得思考,可是,所謂「思考人生問題」,可以是個人反省式的,可以是心靈雞湯式的,也可以是抽象理論式的;哲學要有普遍性,不能只是關於自己的生命,哲學也要講究條理和論證,不能只追求「心靈上」的良好感覺。因此,個人反省式的和心靈雞湯式的思考,即使思考的是人生問題,都不算是哲學。

貨真價實的人生哲學,一定要處理一些很難搞清楚的概念,例如「價值」、「意義」、「幸福」、「痛苦」、「愛」、「客觀性」,而處理這些概念,難免要做些分析、提供些論證、參考些理論,這些分析、論證、和理論通常都抽象複雜,因此,對一些學生來說,連人生哲學也是枯燥難懂的。但這不是哲學的錯,因為哲學從來就是在思想上不斷向深鑽,不是要娛樂人,也不是要讓人快速地得到一勞永逸的答案。維根斯坦甚至跟他的學生說哲學思考要 "Go the bloody hard way"!

那麼,哲學能不能幫助我們解決人生問題?如果說的是直接解決,哲學恐怕是無能為力了!哲學能幫助我們的,是清晰和深入地了解人生問題,去除一些混淆或沒有理據的看法,但哲學始終是言說和思考的事,而解決人生問題卻取決於行動 --- 有些道理、智慧、或哲學洞見,可以只是停留在言說和思考的層面,不能滲透到行動去;這個「不能」,有哲學以外的因素,例如個人的性格、經歷、和際遇,單憑多讀哲學,是不會將這個「不能」轉化為「能」的。這好比《六祖壇經》說的「說食不飽」(〈般若品〉):人生哲學只是「說」,「說食」是不會飽的,最多只會令你知道該食甚麼、該食多少、哪裏有食;要飽,你不但要去找食,還要真的把食物吃下肚去。


20161222

種下讀書種子


我家四兄弟姊妹,四人都讀完大學,兩人最後拿了博士學位,這於我成長的年代不是常見的事,在我家的親朋戚友中更是絕無僅有,很多親戚的子女都沒有考入大學,有些中學未讀完便出來工作了。說這些,不是為了炫耀甚麼,只是想解答一個問題:有沒有甚麼重要因素,在我們四兄弟姊妹年幼時便種下了讀書種子?這個問題一直在我心裏,卻從來沒有認真嘗試解答,以下說的,是我仔細想過之後得出的答案;這答案,弟妹未必贊同,看過這篇文章後可能要跟我討論一番。不過,即使我說的未必是最合理的答案,對有孩子的朋友也許仍然有參考的價值。

有些親戚認為我們「讀成書」是母親教導有方。母親對我們最大的影響是她善良的性格,讀書方面,她雖有督促,卻不算嚴格;假如我當年無心向學,最後放棄學業,她也只能是無可奈何。母親沒受過教育,後來略懂閱讀,都是自學的;父親也只是讀過幾年私塾,雖然讀寫皆能,那手字亦漂亮,但教育程度怎也不算高,他對我們的學業更沒督促,可說是採取放任政策。家無書香,父母期望不高,那讀書種子,不是家庭種下的。

可能我們四兄弟姊妹各有前因,只是湊巧讀書成績都不差  (其實弟妹成績都好,我才是「不差」),有能力一直讀上去,並沒有甚麼共同因素。然而,我們四人自小愛看書,有頗強的求知慾,這就是我說的讀書種子,四人同有,更合理的解釋是有共同因素而不是巧合。這個種下讀書種子的共同因素,我認為就是那距離我家不過五六分鐘步行路程的公共圖書館。

在我小學四年級開始時,我們從木屋區搬到坪石邨的廉租屋,雖然是一家六口住三百多平方呎的單位,但比起那只有一百多平方呎、沒有廚房和廁所的小木屋,生活環境是大大改善了 (我還清楚記得第一次見到那單位,覺得「非常大」)。自從發現邨內有一個藏書頗多的公共圖書館後,我們四兄弟姊妹都經常到那裏借書看,由於各自興趣不同,借的書也自然有分別。我最愛文學類,在小學畢業前已看完《三國演義》,初中時讀了《西遊記》和《水滸傳》,還記得最令我神往的三國人物是百萬軍中藏阿斗的趙雲,有時想像得興起,便披上長毛巾,手執一把裁衣用的長尺,當作是趙子龍的銀槍,騎在木凳當奔馬,一邊揮舞一邊吶喊,好不威風!我也是那個時候開始看金庸武俠小說的,還記得第一本看的是《天龍八部》,黃色封面的舊版三十二開本,那時王語嫣的名字是「王玉燕」。

我那至今不變的閱讀習慣,就是從此養成的,我想弟妹的情況也是如此。坪石邨公共圖書館對我們四兄弟姊妹的作用,是幫助我們養成看課外書的習慣和刺激了我們的求知慾。當然,不是所有住在坪石邨的孩子都有這樣的發展;有些根本不去圖書館,有些起初去了,最後卻被其他事物吸引。其實,即使讀書種子是種下了,也不保證會順利生長、開花結果 --- 人生就是有這麼多變數,很少會有保證。我們四兄弟姊妹幸運,有這個公共圖書館種下讀書種子後,雖然仍免不了一些曲折,最後還是有所收成。

一些有孩子的朋友讀到這裏,也許會認為只要多帶孩子去圖書館,多借些課外書給他們看,那便可以在他們心裏種下讀書種子了。事情可沒這麼簡單。我們那時候經常去圖書館,是因為沒有甚麼其他娛樂,母親亦不會隨便讓我們看電視 (我們的電視機有一道門,可以上鎖的,由母親掌匙) 。我的兒子也有看課外書的習慣,即使現在在大學功課繁重,他仍然抽時間看不少課外書;他從小就不看電視,也沒有玩電腦游戲 (中學時有玩,但從未沉迷) --- 不是我們禁止他看電視和玩電腦游戲,而是他沒有這些習慣。至於看書,我們也從來不強迫他,帶他到圖書館或書店,都由得他自己找書看;我們買了不少圖書給他,但只是放在書架上,等他有興趣時,自然會拿來看。那讀書種子,太刻意,反而會種不成,揠苗助長就更不要得了。

20161215

哲學名氣


早陣子介紹過 Wittgenstein's Poker: The Story of a Ten-Minute Argument Between Two Great Philosophers 這本書,書中兩位主角維根斯坦和波普爾都是大名鼎鼎的哲學家;然而,所謂「大名鼎鼎」,也不過是相對而言,不要說學院以外的人大多不知道維根斯坦和波普爾何許人也,就算是學院中人,如果不是讀哲學的,也不一定聽過這兩位哲學家的大名 (我就曾經問過一位在大學教化學的朋友有沒有讀過波普爾的科學哲學著作,他說不知道波普爾是誰)

巧合的是,波普爾在自傳 Unended Quest (Routledge, 1974) 裏敘述了「撥火棒事件」之後,下一段談論的正是名氣:

翌日 [即「撥火棒事件」發生之後那天] 在往倫敦的火車上,在我乘坐的車廂裏有兩個學生,相對而坐,男的那位在看書,女的那位在看一本左派雜誌;女的突然問:「這個卡爾 · 波普爾是甚麼人?」男的答道:「從未聽過此人。」名氣就是這麼一回事。(p.142)

波普爾後來查過,原來那本左派雜誌有一篇文章攻擊他的著作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那位學生應該是看到這篇文章才問起他的名字。波普爾在哲學界大名鼎鼎,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這本書 (本來分上下兩冊,後來合成一書 ) 也是政治哲學的名著,但一位看左派雜誌的學生竟然未聽過他的名字,可見就算是名氣極大的哲學家,其名氣也走不出學院多少。

談到哲學家的名氣,我便想起上星期在我系讀書組的一段談話。這學期我們讀的是 T. M. Scanlon 的 Being Realistic about Reasons,書的最後一章有一部份是關於 moral particularism 的,在討論這部份時,我提到最近讀了幾篇英國哲學家 Peter Winch 的文章,觀點正是 moral particularism,我都十分欣賞,尤其是 "Moral Integrity" 一文,我喜歡到不得了,一口氣讀了兩遍,兩三星期後又多讀了一遍。誰知我口沫橫飛講了幾分鐘後,在座的六位同事竟然都說從未聽過 Peter Winch 這號人物!

Winch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哲學紅人,他的一本小書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尤其影響重大,有很多哲學家討論。Winch 也是維根斯坦專家,與維根斯坦的學生 Rush Rhees 過從甚密,Rhees 過世後,Winch 接替了 Rhees,成為維根斯坦遺稿的 literary executor;維根斯坦那本銷量不錯的小書 Culture and Value,就是Winch 翻譯的。此外,Winch 的維根斯坦詮釋也別具一格,較不注重語言分析,強調 "forms of life" 這個概念。雖然 Winch 的影響力在八十年代已減弱了很多,但他在哲學界一直活躍,著作不斷;他在 1985年轉到美國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任教,直到 1997年過世前仍然活躍,例如 1996年在美國哲學家協會中部區會給了一個 presidential address,講解維根斯坦哲學。

因此,當我知道六位同事都未聽過 Winch 的大名,我是十分吃驚的,須知我這幾位同事都不是停止了做研究的懶教授,其中兩位更是研究道德哲學的,對有關的最新理論都很熟悉,連他們也不知道 Winch 是 moral particularism 的一員大將,可見 Winch 已開始成為被遺忘的哲學家。我認為 Winch 的著作十分值得細讀,但恐怕四五十年後,Winch 將被完全遺忘,這是很可惜的事。

名氣大小這回事,從來都是不公平的,不是誰的質素高些,誰的名氣就大些;這在哲學界也不例外,有些在幾十年前成名,現在仍然享有盛名的哲學家,例如 A. J. Ayer,哲學的質素其實遠不及 Winch。為甚麼會這樣?這個問題我不懂得回答,我只知道,有智慧的哲人應該是不追求名氣的,因為他們了解到:即使是名實相副,名氣總是累人;如果追求名氣成功了,卻又名不副實,則容易陷入妄執,以自我膨脹的方式,撐起一個虛假的自我形像,令自己也相信是名實相副了。

20161210

“The fat relentless ego”


英國小說家兼哲學家 Iris MurdochThe Sovereignty of Good (London: Routledge, 1970) 裏有一句說話,我一讀難忘,讀後且思索良久:"In the moral life the enemy is the fat relentless ego." (p.52) 這句說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只寥寥幾字,卻含義豐富之極,而且意義完足,可以獨立於上下文來理解。以下是我的解讀,相信符合 Murdoch 的看法,只是將隱含的意思點明出來。

Murdoch 在這裏說的 "the moral life" 是廣義的:"life" 指的除了行為,還包括思想感情、人際關係、事業成敗、和人生取向等;"moral" 不只是指行為的是非對錯,還包括人生其他方面的價值判斷,例如與人交往的真誠或虛偽、情感想法的高尚或鄙下、對人對事對己的認知或偏見。根據這個了解,「你昨天主動幫助了一個陌生人」固然是你 moral life 的一部份,「你自我欺騙,因而沒有意識到自己對某朋友深深的嫉妒」也是你 moral life 的一部份。

Moral life 的 enemy,就是會損害 moral life 的東西 --- 不只是 moral 方面的損害,也是 life 方面的損害;前者指令人多做了不該做的事、變得 (更加) 虛偽鄙下、人際關係扭曲了、偏見更多更深等等,後者指生命沒有整全感、欠缺理想和方向、失去改善之心、不關懷自身狹小利益以外的事物等等。這些損害都有程度之分,而且或顯或隱,受損者未必清楚意識到自己生命不妥之處;然而,如果 moral life 已受嚴重損害,生命不妥之處總會找些孔道表現出來,例如負面情緒的爆發、間中冒出的失落感、不時感到別人在排拒自己、有些不懷好意的念頭連自己也覺得過份或無謂、在認為應該會得到滿足感的事情上竟然得不到滿足感 ...

"The fat relentless ego" 的 "ego" 不難理解,不必套用甚麼心理學理論來說明;"ego"  指的是「我之為我」,不是任何對「我」的真的描述都是「我之為我」的一部份。讓我以自己為例:「我是個哲學研究者」為真,而「哲學研究者」是「我之為我」的一部份;「我是個愛吃辣湯麵的人」也為真,但「愛吃辣湯麵的人」不是「我之為我」的一部份。換句話說,我對「哲學研究者」有自我身份認同 (self-identity),對「愛吃辣湯麵的人」則沒有。

"Relentless" 可以譯為「狠心」或「不顧一切」,這種態度不一定本來是惡意的,只是心思專注於某一目的,因而不會關心或顧及與這目的無關的人或事物 --- 為了達到這目的,即使要傷害其他人或破壞一些事物,也是會去做的。例如為了抬高自己,不惜貶低其他人,尤其是可以跟自己直接比較的人,就算要貶低的是好朋友,也在所不惜,這就是 relentless 了。當然,人的心理十分複雜,做這些 relentless 的壞事時,不只欺人,還會自欺,於是在自己心目中做的不是壞事,而是那個被貶低的人真的不好。

"Fat" 這個字在這裏是最有意思、也是最難解釋清楚的,一定要連著 "ego" 來理解,才可以領略其中的含義。Murdoch 不說 "big ego" 或 "large ego",大概是因為 "big" 和 "large" 都表達不到 "fat" 隱含的「虛浮不實」的意思 --- 所謂「膨脹的自我」,除了是看來很大,還是虛浮不實的,就像身體過多的脂肪,令人肥胖;肥胖的人大則大矣,卻不像「大隻佬」那樣的大,後者是由結實的肌肉組成的大,勻稱而有力量,是刻苦鍛煉而成的。此外,"fat" 亦可以呼應 "relentless" 的意思:狠心地美化自我形象的人,結果令自我膨脹得很大,就好像不顧一切地滿足食慾的貪吃之人,毫無節制地吃、吃、吃,結果就是肥胖了。

美化自我形象是心理需要、人之常情,只要不是 relentless,那麼,ego 最多是有少許膨脹,不至於是 fat ego,不會損害 moral life。可惜 fat ego 是照鏡照不出來的,往往是別人見到你 fat,你自己卻完全看不到,就算別人坦白向你指出,你也大多不會相信,繼續顧影自憐。

20161203

物慾與執念


物慾乃煩惱之源,這不是甚麼高深的道理,稍為想一想,自會明白:慾望得不到滿足,人便不快樂,可是,慾望得到滿足後,往往會衍生新的慾望,例如買了一套新西裝,便可能想多買幾條領帶或新的手錶,慾望衍生慾望,沒有終結的一點;有時慾望未得滿足,便已衍生新的慾望,於是想擁有的東西越來越多,恆常處於不滿足的狀態,被困在一張自結的煩惱之網中。因此,有些宗教或修行方法教導人盡量去除物慾,以追求心靈的自由。

當然,出家為僧尼或到修道院過一生,對很多人來說也不是快樂之道。過禁慾的生活,如果那個「禁」不過是壓抑,其實物慾仍在,只是潛伏不顯,那麼,禁慾本身反而是另一煩惱之源 --- 苦行便是真正的苦。另一方面,如果是確實消除了大部份、甚至所有物慾,那也未必划算,因為沒有了物慾,便沒有機會享受慾望得到滿足時的快感,也許人生整體便索然無味,終究談不上是快樂。

不想過禁慾的生活,又不想因為有太多未能滿足的物慾而煩惱,怎麼辦?最理想是有適量的物慾,不太多,也不太少;人生有姿彩,卻又沒有製造無謂的煩惱。然而,怎樣才可以做到呢?當然不能只靠動念和立志,而要有行動配合,從小處做起,堅持下去,最後養成習慣。

日本作家近藤麻理惠暢銷全球的《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教人怎樣整理和簡化生活,雖然不是直接提倡減少物慾,但整理和簡化生活的方法,可以間接是減少物慾的方法。物多則亂,當你徹底整理自己擁有的東西時,你擁有的東西越多,便越可能發覺其中不少都是無謂的,只是某時某刻購買慾和擁有慾發作,雖然得到一時的滿足,但買了之後便放在一旁,家裏多了一件東西而已。整理的目的是決定取捨,必要的留,多餘的棄;捨棄那些多餘的擁有物後,下次你再見到類似的東西而想擁有時,便較容易消除當下的物慾。由整理而簡化,由簡化而體驗到簡樸的生活之美和其中享受到的心靈自由,這種生活方式便可能最終成為習慣。這樣說得輕鬆,要做到,其實不易;不過,只要肯踏出第一步,循序漸進,要最終徹底改變生活的態度和習慣,也不是難如登天的事。

這是簡化生活,不是禁絕物慾,而那些仍然存在的適量的物慾,應該也不會像以前那麼執著,非得到不可,非滿足不可。物慾之為煩惱的根源,歸根結底都是執著之故。說到執著,追求簡化的生活也可以成為一種執著。充滿生活智慧的《菜根譚》有這幾句:「能輕富貴,不能輕一輕富貴之心;能重名義,又複重一重名義之念。是事境 之塵氛未掃,而心境之芥蒂未忘。此處拔除不淨,恐石去而草複生矣。」能輕物慾,不能輕一輕物慾之心;能重簡化生活,又複重一重簡化生活之念,仍然是執著,只是高一層的執著而已。有些追求極簡主義生活 (minimalist living) 的人,限定自己不可以擁有超過某一數量的物品,例如一百件或以下,這就是一種執著;有簡化生活的態度和習慣,不就已經足夠了嗎?為甚麼一定要是這個數量?如果因為做不到一百件或以下便不開心,那就是自尋煩惱,與簡化生活的原意相違了。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6年12月號)

20161130

老病與善終


【這篇短評本來是《香港01》周報的邀稿,但編輯以所評之書「太舊」為由退稿。我寫書評一般不會這麼短,只是邀稿時限了八百字,所以只好長話短說;雖然這本書還有其他可評之處,但我視這文章為完成了的工作,提不起勁寫加長版,現在將原文貼在這裏算了。】



人人皆有一死,但大多數人在身體還健康和距離年老尚遠的時候,很少會想到死亡;到有一天要面對死亡近在眉睫時,便很可能不知所措了。從這方面看,健康地活到六七十歲而猝死的人是最幸運的,因為他們避過了衰老病纏的痛苦。現代醫學進步,大大延長了人類的壽命,可是,醫學的進步卻未見得能減輕老病對人的折磨  --- 長壽並不保證善終。

哈佛醫學院教授 Atul Gawande 的最新著作 Being Mortal: Illness,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 (Metropolitan Books, 2014) 探討的正是老病與善終的問題。全書主要處理兩個問題:一、理想的老人護理應該是怎樣的?二、如何幫助距離死亡不遠的人得以善終?雖然他討論的大多是美國的情況,但論點有普遍性。香港的老人問題比美國嚴重,不少老人家老無所養,還要以體力勞動賺取微薄收入以糊口;即使是入住安老院的老人,晚景亦可以很淒涼,例如最近報章報道了一位老人家三年未出安老院半步,形同坐牢,安老院何安之有?

Gawande 開宗明義指出,醫學進步令衰老和死亡的過程由純粹是人生的階段變成主要是醫療的經驗:身體毛病百出,便以醫藥與之對抗,總之延長了生命,就是醫學的勝利;至於在這個醫療經驗中生命質素不斷下降,甚至活著就是受苦,應該怎樣處理?這關乎對人生和價值的看法,現代醫學並不能提供答案。

Gawande 探討了不同形式的老人護理服務,結論是大多數老人家最希望的不是長壽,而是到了既老且病時仍然能保持一定的自主和生活上的滿足感,否則多麼長壽也是枉然。因此,理想的老人護理應該循這個方向發展。書的第二部份探討如何善終,也有類似的結論:善終不是盡量延長生命,而是盡量延長有一定質素的生命。然而,作者強調不是人人對「有一定質素的生命」有相同的理解,瀕死的人一定要深思熟慮,並讓親人知道自己的意願,以免他們代自己作出違意的決定。

這本書有豐富事例,人物刻劃生動,描寫作者父親老病及死亡的過程更是感人。Gawande 受的雖是科學訓練,但筆觸透出人文氣息,甚至引用托爾斯泰、柏拉圖、和當代美國哲學家 Harry Frankfurt!關心護老和善終的讀者不應錯過這本好書。

20161125

達爾文的黑箱與維根斯坦的撥火棒


2009年美國哲學協會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中部區會的年會在芝加哥舉行,為期四天,通常年會最後一天的會議都明顯較少人參與,因為很多與會者不想逗留太多天,會在第三天完結後便離去;然而,這一年第四天的的最後一個會議在開始前十分鐘已座無虛席,到開始時,找不到座位的人索性坐在地上,最後連兩旁的空間也站滿了人,可說是盛事。

原來這個會議安排了著名的基督教護教哲學家 Alvin Plantinga 與新無神論 (new atheism) 「四騎士」之一的 Daniel Dennett 辯論,題目是「科學與宗教是否相容?」。兩人都是一流的哲學家,Dennett 一向攻擊宗教絕不手軟,Plantinga 護教多年不遺餘力,兩人都辭鋒犀利,與會者當然期望他們針鋒相對,迸出火花,大半是帶著「看好戲」的心態到場。

這個會議有人當場錄了音,在 YouTube 可聽到,但錄音效果不好;幸而牛津大學出版社後來將這場辯論整理出書 (Science and Religion: Are They Compatib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並邀請 Plantinga 和 Dennett 再補充回應,令整本書更有一來一回辯論的感覺。這是本只有約八十頁的小書,一個下午可以看完,對宗教信仰的哲學問題有興趣者,一定會看得津津有味;兩位哲學家的討論不算深入,但已足以刺激讀者思考和認識到有關問題之複雜。

書的內容我不再進一步介紹了,只想特別談一談其中一個令我有點感慨的小插曲。Dennett 在發言裏提到 Plantinga 和另一位基督徒哲學家 Peter van Inwagen 在1997年向他提出挑戰,但不是邀請 Dennett 跟他們辯論,而是希望他答應跟生物學家 Michael Behe 辯論。Behe 的書 Darwin's Black Box: The Biochemical Challenge to Evolution 在1996年出版,Plantinga 和 van Inwagen 十分欣賞這本書,贊同 Behe 對演化論的質疑,認為 Dennett 這位演化論擁護者如果有知識分子的骨氣 (intellectual integrity) ,便應該站出來回應 Behe。Dennett 果真接受挑戰,並找來哈佛大學演化生物學教授 David Haig 助陣,以確保辯論時不會因為自己的生物學知識不夠專業而對演化論維護不力。

Dennett 說他和 Haig 讀過 Behe 的書後,大感吃驚,不是因為 Behe 的論點太強了,而是因為書裏有很多耐人尋味的錯漏和掩飾的宗教宣傳。辯論在聖母大學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舉行 ,據 Dennett 的回憶,他和 Haig 逐一駁倒 Behe 的論點,指出他對演化論的質疑不但難成定論,而且是故意扭曲或不顧相反的證據和論證;一言以蔽之,就是 Behe 只有捱打的份兒。有趣的是,Plantinga 對這場辯論的記憶跟 Dennett 的大有出入 ("my recollection of his visit to Notre Dam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Dennett's"):他記得 Dennett 和 Haig 沒有成功駁倒 Behe 的論點,並記得 Behe 的回應十分得體有力。這可說是哲學的羅生門。

我找不到這場辯論的任何記錄,假定 Dennett 和 Plantinga 都是誠實說出自己的記憶,那麼,我應該相信 Dennett 的記憶抑或 Plantinga 的記憶?還是應該懷疑他們的記憶都不可靠?我相信 Dennett,並且有理由這樣相信:我看過 Behe 這本書,認為他的論點說服力不足;此外,這本書在科學界劣評如潮,不只是無神論的科學家不接受 Behe 的看法,連著名的天主教徒生物學家 Kenneth Miller 和基督徒生物學家 Francis Collins 也認為 Behe 對演化論的質疑不合理,對演化論沒有威脅。然而,我也得承認,即使我沒有看過 Behe 的書,即使我不知道 Miller 和 Collins 對此書的批評,我仍然會傾向相信 Dennett 的記憶 --- 原因無他,就是 Dennett 對宗教和演化論的立場和我的一樣。

人的感觀 (perception) 和記憶難免受觀點、信念、和主觀意願影響甚至扭曲,而且往往是無意識的,防不勝防,難以改正;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對自己的感觀和記憶保持一點心理距離,不要太過信任,先打個八折也無妨。

Dennett 和 Plantinga 這個記憶上的差異,令我不期然聯想到十多年前讀過的另一本小書,David Edmonds 和 John Eidinow 合著的 Wittgenstein's Poker: The Story of a Ten-Minute Argument Between Two Great Philosophers。波普爾和維根斯坦這兩位同時享有盛名的哲學家只見過一次面,這本書講述的就是兩人唯一的「交手」經過。波普爾在自傳 Unended Quest 先提到這件事,他獲邀於1949年在劍橋大學的 Moral Sciences Club 演講,題目是 "Are There Philosophical Problems?",由維根斯坦主持。據波普爾的記憶,維根斯坦在討論時跟他激辯,而且激動到順手拿起壁爐旁的撥火棒邊說邊揮動;到維根斯坦質疑波普爾的看法,要求他舉一個道德規條 (moral rule) 的例子時,波普爾便答道:「不應該用撥火棒威脅來訪的演講者。」維根斯坦聽後立刻拂袖而去。

維根斯坦在他的著作和信件都沒有提過這件事,但他的學生 Peter Geach --- 事件發生時他在場 --- 卻公開表示波普爾胡說八道 ("false from beginning to end"),描述的與 Geach 的記憶完全不同。Edmonds 和 Eidinow 訪問了多位當時在場的人,他們的記憶有些接近波普爾的描述,有些接近 Geach 的說法,另一些則兩者都不相符,但他們看來都沒有說謊的動機。這可說是哲學的另一場羅生門。


【坦白:最後兩段本來可以不寫,但我捨不得放棄那個十分有趣的標題,於是決定做一次標題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