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03

物慾與執念


物慾乃煩惱之源,這不是甚麼高深的道理,稍為想一想,自會明白:慾望得不到滿足,人便不快樂,可是,慾望得到滿足後,往往會衍生新的慾望,例如買了一套新西裝,便可能想多買幾條領帶或新的手錶,慾望衍生慾望,沒有終結的一點;有時慾望未得滿足,便已衍生新的慾望,於是想擁有的東西越來越多,恆常處於不滿足的狀態,被困在一張自結的煩惱之網中。因此,有些宗教或修行方法教導人盡量去除物慾,以追求心靈的自由。

當然,出家為僧尼或到修道院過一生,對很多人來說也不是快樂之道。過禁慾的生活,如果那個「禁」不過是壓抑,其實物慾仍在,只是潛伏不顯,那麼,禁慾本身反而是另一煩惱之源 --- 苦行便是真正的苦。另一方面,如果是確實消除了大部份、甚至所有物慾,那也未必划算,因為沒有了物慾,便沒有機會享受慾望得到滿足時的快感,也許人生整體便索然無味,終究談不上是快樂。

不想過禁慾的生活,又不想因為有太多未能滿足的物慾而煩惱,怎麼辦?最理想是有適量的物慾,不太多,也不太少;人生有姿彩,卻又沒有製造無謂的煩惱。然而,怎樣才可以做到呢?當然不能只靠動念和立志,而要有行動配合,從小處做起,堅持下去,最後養成習慣。

日本作家近藤麻理惠暢銷全球的《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教人怎樣整理和簡化生活,雖然不是直接提倡減少物慾,但整理和簡化生活的方法,可以間接是減少物慾的方法。物多則亂,當你徹底整理自己擁有的東西時,你擁有的東西越多,便越可能發覺其中不少都是無謂的,只是某時某刻購買慾和擁有慾發作,雖然得到一時的滿足,但買了之後便放在一旁,家裏多了一件東西而已。整理的目的是決定取捨,必要的留,多餘的棄;捨棄那些多餘的擁有物後,下次你再見到類似的東西而想擁有時,便較容易消除當下的物慾。由整理而簡化,由簡化而體驗到簡樸的生活之美和其中享受到的心靈自由,這種生活方式便可能最終成為習慣。這樣說得輕鬆,要做到,其實不易;不過,只要肯踏出第一步,循序漸進,要最終徹底改變生活的態度和習慣,也不是難如登天的事。

這是簡化生活,不是禁絕物慾,而那些仍然存在的適量的物慾,應該也不會像以前那麼執著,非得到不可,非滿足不可。物慾之為煩惱的根源,歸根結底都是執著之故。說到執著,追求簡化的生活也可以成為一種執著。充滿生活智慧的《菜根譚》有這幾句:「能輕富貴,不能輕一輕富貴之心;能重名義,又複重一重名義之念。是事境 之塵氛未掃,而心境之芥蒂未忘。此處拔除不淨,恐石去而草複生矣。」能輕物慾,不能輕一輕物慾之心;能重簡化生活,又複重一重簡化生活之念,仍然是執著,只是高一層的執著而已。有些追求極簡主義生活 (minimalist living) 的人,限定自己不可以擁有超過某一數量的物品,例如一百件或以下,這就是一種執著;有簡化生活的態度和習慣,不就已經足夠了嗎?為甚麼一定要是這個數量?如果因為做不到一百件或以下便不開心,那就是自尋煩惱,與簡化生活的原意相違了。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6年12月號)

20161130

老病與善終


【這篇短評本來是《香港01》周報的邀稿,但編輯以所評之書「太舊」為由退稿。我寫書評一般不會這麼短,只是邀稿時限了八百字,所以只好長話短說;雖然這本書還有其他可評之處,但我視這文章為完成了的工作,提不起勁寫加長版,現在將原文貼在這裏算了。】



人人皆有一死,但大多數人在身體還健康和距離年老尚遠的時候,很少會想到死亡;到有一天要面對死亡近在眉睫時,便很可能不知所措了。從這方面看,健康地活到六七十歲而猝死的人是最幸運的,因為他們避過了衰老病纏的痛苦。現代醫學進步,大大延長了人類的壽命,可是,醫學的進步卻未見得能減輕老病對人的折磨  --- 長壽並不保證善終。

哈佛醫學院教授 Atul Gawande 的最新著作 Being Mortal: Illness,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 (Metropolitan Books, 2014) 探討的正是老病與善終的問題。全書主要處理兩個問題:一、理想的老人護理應該是怎樣的?二、如何幫助距離死亡不遠的人得以善終?雖然他討論的大多是美國的情況,但論點有普遍性。香港的老人問題比美國嚴重,不少老人家老無所養,還要以體力勞動賺取微薄收入以糊口;即使是入住安老院的老人,晚景亦可以很淒涼,例如最近報章報道了一位老人家三年未出安老院半步,形同坐牢,安老院何安之有?

Gawande 開宗明義指出,醫學進步令衰老和死亡的過程由純粹是人生的階段變成主要是醫療的經驗:身體毛病百出,便以醫藥與之對抗,總之延長了生命,就是醫學的勝利;至於在這個醫療經驗中生命質素不斷下降,甚至活著就是受苦,應該怎樣處理?這關乎對人生和價值的看法,現代醫學並不能提供答案。

Gawande 探討了不同形式的老人護理服務,結論是大多數老人家最希望的不是長壽,而是到了既老且病時仍然能保持一定的自主和生活上的滿足感,否則多麼長壽也是枉然。因此,理想的老人護理應該循這個方向發展。書的第二部份探討如何善終,也有類似的結論:善終不是盡量延長生命,而是盡量延長有一定質素的生命。然而,作者強調不是人人對「有一定質素的生命」有相同的理解,瀕死的人一定要深思熟慮,並讓親人知道自己的意願,以免他們代自己作出違意的決定。

這本書有豐富事例,人物刻劃生動,描寫作者父親老病及死亡的過程更是感人。Gawande 受的雖是科學訓練,但筆觸透出人文氣息,甚至引用托爾斯泰、柏拉圖、和當代美國哲學家 Harry Frankfurt!關心護老和善終的讀者不應錯過這本好書。

20161125

達爾文的黑箱與維根斯坦的撥火棒


2009年美國哲學協會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中部區會的年會在芝加哥舉行,為期四天,通常年會最後一天的會議都明顯較少人參與,因為很多與會者不想逗留太多天,會在第三天完結後便離去;然而,這一年第四天的的最後一個會議在開始前十分鐘已座無虛席,到開始時,找不到座位的人索性坐在地上,最後連兩旁的空間也站滿了人,可說是盛事。

原來這個會議安排了著名的基督教護教哲學家 Alvin Plantinga 與新無神論 (new atheism) 「四騎士」之一的 Daniel Dennett 辯論,題目是「科學與宗教是否相容?」。兩人都是一流的哲學家,Dennett 一向攻擊宗教絕不手軟,Plantinga 護教多年不遺餘力,兩人都辭鋒犀利,與會者當然期望他們針鋒相對,迸出火花,大半是帶著「看好戲」的心態到場。

這個會議有人當場錄了音,在 YouTube 可聽到,但錄音效果不好;幸而牛津大學出版社後來將這場辯論整理出書 (Science and Religion: Are They Compatib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並邀請 Plantinga 和 Dennett 再補充回應,令整本書更有一來一回辯論的感覺。這是本只有約八十頁的小書,一個下午可以看完,對宗教信仰的哲學問題有興趣者,一定會看得津津有味;兩位哲學家的討論不算深入,但已足以刺激讀者思考和認識到有關問題之複雜。

書的內容我不再進一步介紹了,只想特別談一談其中一個令我有點感慨的小插曲。Dennett 在發言裏提到 Plantinga 和另一位基督徒哲學家 Peter van Inwagen 在1997年向他提出挑戰,但不是邀請 Dennett 跟他們辯論,而是希望他答應跟生物學家 Michael Behe 辯論。Behe 的書 Darwin's Black Box: The Biochemical Challenge to Evolution 在1996年出版,Plantinga 和 van Inwagen 十分欣賞這本書,贊同 Behe 對演化論的質疑,認為 Dennett 這位演化論擁護者如果有知識分子的骨氣 (intellectual integrity) ,便應該站出來回應 Behe。Dennett 果真接受挑戰,並找來哈佛大學演化生物學教授 David Haig 助陣,以確保辯論時不會因為自己的生物學知識不夠專業而對演化論維護不力。

Dennett 說他和 Haig 讀過 Behe 的書後,大感吃驚,不是因為 Behe 的論點太強了,而是因為書裏有很多耐人尋味的錯漏和掩飾的宗教宣傳。辯論在聖母大學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舉行 ,據 Dennett 的回憶,他和 Haig 逐一駁倒 Behe 的論點,指出他對演化論的質疑不但難成定論,而且是故意扭曲或不顧相反的證據和論證;一言以蔽之,就是 Behe 只有捱打的份兒。有趣的是,Plantinga 對這場辯論的記憶跟 Dennett 的大有出入 ("my recollection of his visit to Notre Dam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Dennett's"):他記得 Dennett 和 Haig 沒有成功駁倒 Behe 的論點,並記得 Behe 的回應十分得體有力。這可說是哲學的羅生門。

我找不到這場辯論的任何記錄,假定 Dennett 和 Plantinga 都是誠實說出自己的記憶,那麼,我應該相信 Dennett 的記憶抑或 Plantinga 的記憶?還是應該懷疑他們的記憶都不可靠?我相信 Dennett,並且有理由這樣相信:我看過 Behe 這本書,認為他的論點說服力不足;此外,這本書在科學界劣評如潮,不只是無神論的科學家不接受 Behe 的看法,連著名的天主教徒生物學家 Kenneth Miller 和基督徒生物學家 Francis Collins 也認為 Behe 對演化論的質疑不合理,對演化論沒有威脅。然而,我也得承認,即使我沒有看過 Behe 的書,即使我不知道 Miller 和 Collins 對此書的批評,我仍然會傾向相信 Dennett 的記憶 --- 原因無他,就是 Dennett 對宗教和演化論的立場和我的一樣。

人的感觀 (perception) 和記憶難免受觀點、信念、和主觀意願影響甚至扭曲,而且往往是無意識的,防不勝防,難以改正;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對自己的感觀和記憶保持一點心理距離,不要太過信任,先打個八折也無妨。

Dennett 和 Plantinga 這個記憶上的差異,令我不期然聯想到十多年前讀過的另一本小書,David Edmonds 和 John Eidinow 合著的 Wittgenstein's Poker: The Story of a Ten-Minute Argument Between Two Great Philosophers。波普爾和維根斯坦這兩位同時享有盛名的哲學家只見過一次面,這本書講述的就是兩人唯一的「交手」經過。波普爾在自傳 Unended Quest 先提到這件事,他獲邀於1949年在劍橋大學的 Moral Sciences Club 演講,題目是 "Are There Philosophical Problems?",由維根斯坦主持。據波普爾的記憶,維根斯坦在討論時跟他激辯,而且激動到順手拿起壁爐旁的撥火棒邊說邊揮動;到維根斯坦質疑波普爾的看法,要求他舉一個道德規條 (moral rule) 的例子時,波普爾便答道:「不應該用撥火棒威脅來訪的演講者。」維根斯坦聽後立刻拂袖而去。

維根斯坦在他的著作和信件都沒有提過這件事,但他的學生 Peter Geach --- 事件發生時他在場 --- 卻公開表示波普爾胡說八道 ("false from beginning to end"),描述的與 Geach 的記憶完全不同。Edmonds 和 Eidinow 訪問了多位當時在場的人,他們的記憶有些接近波普爾的描述,有些接近 Geach 的說法,另一些則兩者都不相符,但他們看來都沒有說謊的動機。這可說是哲學的另一場羅生門。


【坦白:最後兩段本來可以不寫,但我捨不得放棄那個十分有趣的標題,於是決定做一次標題黨。】

20161119

從張燦輝教授的訪問說起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張燦輝教授接受《01哲學》訪問,語出驚人,談笑間,當代哲學家盡在張教授腳底。例如他說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不是世界一級哲學大師,就算只限於德國哲學界,也不過是二級哲學家;我不熟悉哈伯瑪斯的哲學,但至少知道他對當代歐美哲學和社會學影響巨大,學術地位數一數二。然而,我無意反駁張教授「哈伯瑪斯不是一級哲學大師」的說法,因為我素來討厭「大師」這個浮誇的稱謂,也不懂得怎樣將哲學家分等級;哈伯瑪斯對哲學的貢獻,就留待歷史判斷好了。

哈伯瑪斯只是一個例子,張教授的主要論點是當代哲學沒有像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等承先啟後、開宗立派的大哲學家 (以下簡稱「大哲學家」)。大哲學家的出現,沒有甚麼規律,可以同時代有幾個,也可以二三百年不遇,端看歷史和文化的發展。西方哲學史二千多年裏,由蘇格拉底計起,能稱得上「大哲學家」的,不過二十多人而已;就算當代真的沒有大哲學家,也不表示以後都沒有,說不定數十年後有一橫空出世的大哲學家,開出一條哲學的新大道。

說是這麼說,但至少就英美哲學 (大體上仍可稱為「分析哲學」) 而言,大哲學家出現的機會其實不高,因為英美哲學已發展出分工的模式,絕大部份哲學家都集中研究某一範圍內的哲學問題,其中一些的研究範圍甚窄,例如只研究知識論裏的證據主義 (evidentialism) 和信念的倫理 (the ethics of belief),不像以往的哲學家那樣同時研究幾個大範圍;如果只是研究一個小範圍,即使在這個小範圍內有重大貢獻,甚至開創先河,也稱不上是大哲學家吧?不過,沒有大哲學家,哲學一樣可以以分工合作 (包括科際合作) 的形式繼續發展,就像英美哲學現在那樣。

談到英美哲學,當然不得不提張教授另一驚人之論:分析哲學只是語言哲學和後設倫理學 (meta-ethics) ,完全忽略生死和人生意義的問題 (以下簡稱「人生哲學」),是一套「太監哲學」。張教授的意思大概是人生哲學乃哲學之根本,捨棄根本,猶如被閹割 (或自我閹割)。人生哲學是否哲學之根本,這本身已是一個 (後設) 哲學問題,有爭議,絕非不證自明。無論如何,我至少同意人生哲學是重要的,也發表過一篇討論人生意義的長論文,證明我沒有忽略人生哲學;此外,雖然英美哲學有一段長時期的確少有哲學家討論人生哲學,但這個情況已改變了,現在有不少英美哲學家對這方面的問題感興趣,出版的著述頗豐富,看 Thaddeus Metz 著 Meaning in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一書的參考資料,便可略窺一二。

張教授錯得最離譜的,是認為分析哲學只是語言哲學和後設倫理學,就正如香港的一些人認為分析哲學等如語理分析,這是嚴重過時的看法。分析哲學現在是百花齊放,語言哲學和後設倫理學仍然重要,但知識論、形上學、規範倫理學 (normative ethics) 、心靈哲學 (philosophy of mind)、科學哲學、哲學史研究等,同樣重要,配上科際整合,有長足的發展,跟數十年前的邏輯實證論和日常語言哲學,已不可同日而語。

張教授談到哲學專業化後出現的種種問題,這是訪問裏最有意思的一部份。現在的哲學家絕大多數是大學教授,受大學的制度約束和行政人員施壓,publish or perish,須要不斷出版期刊論文和書籍,大量「無謂」的哲學著作因而產生。「無謂」者,是指這些著作是為了出版而寫,有些研究的問題是「作出來」的,根本沒有多大意思;另一些則跟風隨波,但求增加論文被期刊接納的機會,至於是不是自己認為重要的研究,已變得不重要。事實上,每次我翻閱哲學期刊,見到的大多是「無謂的論文」,就算是屬於我研究範圍的,也有很多可以不理。然而,質素高的期刊論文並非沒有,也許二三十篇中,只有一篇不是「無謂」的,但這已足夠令我們不至於徹底悲觀,支持我們相信哲學在這個制度下仍然可以慢慢發展。

張教授也談到哲學不受大學重視的這個現象,可是,不受重視的,不單是哲學,而是整個人文學科,只是在哲學較為明顯而已。人文學科被輕視,這是全球的趨勢,只要看看連美國頂尖學府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也打算關閉他們的人文學中心 (Humanities Center) ,就可知問題之嚴重。這個狂瀾,恐怕哲學不可能獨挽了。

20161115

誠實的說謊者


地球很危險,因為有很多騙徒,甚麼大師、神僧、高人、教主、國師,各懷鬼胎,各師各法,騙財、騙色、騙名、騙權力、騙影響力;厲害的,真是連美國總統寶座也可以騙到,你說可怕不可怕?不過,歸根結底,是輕信的人太多,連「性交轉運」也有人信,騙徒才那麼容易得逞。

騙徒一定說謊,但說謊者未必是騙徒。騙徒與說謊者的分別,是 2015年電影 An Honest Liar  的一個主題;這是一部人物紀錄片,講述的是美國著名魔術師兼 debunker (可譯為「揭穿者」,粵語不妨譯作「踢爆者」) James Randi 如何揭穿不同的神棍騙徒。Randi 有時為了要佈局來揭穿騙徒,不得不說謊,但他說謊不是為了行騙以得到個人利益,所以不是騙徒;他說謊的目的是追尋真相,因此可以說是「誠實的說謊者」。

這部電影我期待已久,公映時沒有機會看,到最近才找到 DVD,早兩天終於看了,比我預期的還要好,值得推薦。



電影沒有一味頌揚 Randi 如何揭穿神棍騙徒的伎倆,而是有層次地探討 Randi 的做法對被揭穿的騙徒、對被騙的人、和對他自己的影響。電影還從不同角度展現了 Randi 這個人較為私隱的某些方面,雖然不算深入,但已足以令觀眾覺得見到的 Randi 是一個真實的人,而不只是一個形象。

我對 Randi 的 debunking 傑作耳熟能詳,所以電影沒有給我甚麼驚喜讚嘆之處,只是令我對已知的知道多一些細節而已;不過,如果是不熟悉 Randi 精彩事蹟的觀眾,一定會覺得 Randi 揭穿騙徒的方法十分有趣。讓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位自稱懂得中國氣功的人士多次上電視表演,他能夠距離三四呎凌空「用氣功」一頁頁翻開電話簿;Randi 揭穿他的方法很簡單,但也很聰明,就是在電話簿周圍佈滿發泡膠粒,因為他肯定那位「氣功師」是練到嘴唇不動而吹氣,吹開電話簿,「發功」的手勢只是作狀。結果「氣功師」立時「氣功」不靈,推說自己突然「功力不暢」,發不了功云云,觀眾當然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了。

電影帶出了幾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為甚麼人會那麼輕信呢?(有些人甚至認為 Randi 自己其實是有超自然能力的,只是裝作是表現魔術,掩人耳目。) Randi 為了揭穿騙徒而說謊,其實不也是欺騙人嗎?被騙的人也許覺得受到傷害,這樣做完全沒有不對?好的結果真的可以令不當的方法變得可接受?此外,無論 Randi 揭穿過多少騙徒,輕信的人依然輕信,甚至那些被他揭穿的騙徒轉個圈回來,重施故技,依然像從前那樣有很多人上當;世界沒有改變,Randi 不是枉費心力嗎?最後,其中一個被 Randi 揭穿的騙徒 Uri Geller 提出了這個有趣的問題,可算是個哲學問題:雖然 Randi 可以用魔術手法做到 Geller 所有的「超能力」表演,但這真的可以證明 Geller 不是用超能力嗎?

20161110

選後分析真容易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選前民調全線失誤,而且是大誤,眼鏡片跌破滿地 (包括本人的) ;民調為何如此不準?這恐怕要搜集充分資料,做深入的研究,才可以有定論。另一方面,這兩天已有不少文章分析特朗普為何勝出,還有連環馬後炮,說如果是桑德斯出選,肯定會打敗特朗普,就算一定要女候選人,麻省聯邦參議員禾倫 (Elizabeth Warren) 出選也會遠勝希拉莉云云。既然選前民調那麼不可靠,特朗普的勝出那麼出人意表,我不認為這些馬後炮有甚麼說服力。當然,寫的人都列出一些「理據」,但那只是一堆假設和猜想;選前都有很多論證和數據支持「特朗普勝出機會很低 (或頗低)」,而且很合理和一致,但特朗普卻勝出了,現在還來講甚麼「桑德斯會打敗特朗普」,那不過是意識形態的宣洩,根本毫無建設性。

輸了,就是 blame game 的開始。有些選後分析將特朗普的崛起和當選歸咎於美國自由派精英 (liberal elites) 看不起普羅大眾,激起強烈的反精英情緒,令特朗普有機可乘,加以利用;Fordham University 的神學教授 Charles Camosy 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 "Trump won because college-educated Americans are out of touch"!Camosy 的論點十分概括,而且大多沒有數據支持,只是他老兄說了算;例如他認為由於大學教授以自由派人士居多,他們自己與普羅大眾脫節,於是教出來的學生也與普羅大眾脫節,甚至當自己的政治見解是普遍的知識,人人都應該接受。真的?我只能說,至少我認識的美國大學教育不是這樣的,而我自己教學生時,經常鼓勵他們自我批判和反思 (尤其是道德、宗教、和政治信念)。

美國不少人 ¾ 特別是在東西兩岸以外的州份 ¾ 有反精英情緒,那是事實;自由派精英不了解那些較保守、教育程度不高、和入息低的人的想法和需要,那也是事實,但這只是特朗普得勝的其中一個因素,而且重要程度如何,又是要深入研究才可以有定論。一些選後分析執著這一點大做文章,寫文章很容易,但提出這麼簡單化的觀點,只會誤導讀者。

簡單化的觀點可以走另一個極端,就是將特朗普的當選歸咎於白人的種族主義情緒,這當然也有「理據」支持,例如白人男性年收入高過二十五萬美元的,投票給特朗普的人數比 2012年投票給羅姆尼的還多,另外更有三K黨表明支持特朗普,在他勝出後立刻明目張膽搞慶祝活動。不過,這也極其量只是特朗普得勝的其中一個因素。

雖是已知的事實,但要基於這些事實而推出合理的政治結論,是很困難的事,評論者往往立場先行,草率判斷。讓我再舉一例:希拉莉得的總票數比 2012年奧巴馬得的少六百多萬,有些評論者便立刻認為那是因為太多人不喜歡希拉莉,就算是反對特朗普的,也有很多提不起勁投票給她。然而,這只是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不是主要因素,實難判斷;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傳媒一面倒預測希拉莉會輕易勝出,以致很多本來打算投票給她的人沒有投票,因為認為自己不投票她也會當選。

寫選後分析文章是容易的事,只要拋點書包,列些數據,然後推出幾個大論點。假如要我寫一篇像上述那位教授的分析文章,我可以一揮而就,但我不會這樣做,因為我自知政治見識有限,又沒有做過有關研究,何必獻醜?(這一篇不算是選後分析,只是表達了對選後分析的一些看法。)

20161105

支持特朗普的哲學家


【請勿轉載】

近日美國哲學界為一件事議論紛紛,就是有三位哲學家公開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南加州大學的 Scott Soames 及德薩斯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 Daniel Bonevac Robert Koons;三位都是有名氣的哲學教授,著述豐富,其中又以 Soames 為最,在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史研究的地位崇高、影響力巨大。美國哲學協會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有數萬會員,大部份是哲學教授,到目前為止公開表示支持特朗普的就只有這三位,可見美國哲學界中人絕大部份不支持特朗普;這三位的表態之所以引起關注,是由於他們在哲學界的地位,而且這樣公開支持特朗普,可說是冒美國哲學界之大不韙。

以我個人的經驗為例,我認識的美國哲學家中,沒有任何一位是支持特朗普的,絕大部份強烈反對特朗普,到一個非常害怕他當選的地步;就算是不支持希拉莉的,也不會因此而支持特朗普。我的一位同事是共和黨人,歷年每次總統選舉都投票給共和黨候選人;他十分痛恨希拉莉,但也對特朗普嗤之以鼻,對我說這次不投票算了,因為他絕不會投給希拉莉,可是,對他來說特朗普當總統是十分恐怖的事,所以他也一定不會投給特朗普。「特朗普當總統是十分恐怖的事」這個看法,是我認識的美國哲學界中人的共識,我們無論是私下傾談還是在網上討論,一說到「特朗普當總統」這個可能,便不約而同會用「scary」這個字來形容;相信有這個看法的美國哲學界中人,不限於我認識的。

Scary,不是因為特朗普提出的政策;上述我的那位同事其實贊同不少特朗普提出的政策,但仍然認為特朗普當總統是十分恐怖的事。此外,假如特朗普當選,他會不會真的推行那些政策,也是很值得懷疑的事。我們認為特朗普當總統是十分恐怖的事,主要是因為特朗普這個人根本就是人渣,一個很有錢的人渣 ¾ 滿口無恥的謊言、反口覆舌、自私自利、恃勢凌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報復心奇強、極度自我中心兼自大成狂、完全不懂得尊重別人 (尤其是女性) 。香港的讀者可能會說我太誇張了,但只要你們也看到我在美國這邊看到的所有資料和報道,相信你們不會認為我形容得過份。

這個人渣的無恥行徑,執筆的今天就有一個現成的例子:星期五下午奧巴馬總統在北卡羅萊納州為希拉莉站台演說,被一位混入的特朗普支持者滋擾,在場的希拉莉支持者對滋擾者大喝倒采,奧巴馬卻替滋擾者說好話,指他有言論自由,而且是位長者,看來還在軍中服務過,大家應該尊重他,不要喝他倒采,只要投票給希拉莉便成了;數小時後,特朗普在賓夕凡尼亞州演說,提到這件事,卻故意扭曲,說成是奧巴馬向滋擾者不斷尖叫,是值得羞恥的行為 ("He spent so much time screaming at this protester and frankly, it was a disgrace.") 奧巴馬在這件事上的表現有傳媒報道,亦有片可看,在網上很容易找到,但特朗普就是肆無忌憚地講這種極度容易被戳破的謊言,其人之無恥,可說已到了極致。

當然,選總統不是選聖人,政客說謊是平常事,然而,特朗普的謊言和無恥行徑,已不是一般政客能望其項背。假如這樣的一個卑鄙無恥的人手握美國總統的大權,不是太可怕了嗎?單是濫權一項,已夠嚇人的了。再說一次,反對特朗普已不是在於反對他的政策,而是反對這個人得到總統的權力。

說回那三位支持特朗普的哲學家。Soames 和 Koons 都沒有公開解釋他們為何支持特朗普,只有 Bonevac 發表了一篇文章,列出他支持特朗普的理由。可笑的是,他列的理由全都是關於特朗普提出的政策,那是基於一個沒有絲毫理由接受的假定:特朗普提出的政策是認真的,不只為了爭取選票,而且當選後會盡量推行。看到特朗普的種種離譜言行,應該知道他是超級「大話精」,卻仍然接受這個假設,不是太天真了嗎?Bonevac 精於邏輯,卻昧於世事,堪稱是一位「離地哲學教授」。


(原載於《星期日生活Sunday Mingpao》)


20161101

冥想,所為何事?


最近在書店見到一本談冥想 (meditation) 的新書,本來我對冥想的興趣不大,但見到這本書的題目,好奇下便翻看了一下,那是《紐約時報》商業記者 David Gelles 著的 Mindful Work: How Meditation Is Changing Business from the Inside Out (Mariner Books, 2016) 。我早已知道冥想近年在歐美不少地方逐漸流行,事實上,我的哲學系同事就有一位每天都練習冥想;我也從網上媒體及報章得知有些商業機構鼓勵員工練習冥想,並聘請專人開班教授他們。然而,Gelles 這本書說的還是令我有點驚奇:原來鼓勵員工練習冥想的商業機構很多,包括一些極大的,例如 Google、Adobe Systems、Ford、Target、Goldman Sachs、Aetna,而且推動得相當落力,參與者眾。

在商言商,這些機構樂意向員工推廣冥想,當然是因為這樣做會增加盈利。根據保險公司 Aetna 的估計,他們在推行員工冥想訓練之後,公司每人每年在醫療保健節省約二千美元,在生產力方面則每人每年增加約三千美元;此消彼長,對一間員工人數以萬計的公司,那累積的金額是個大數目,就算是較小型的公司,這也不失為一個省錢的好方法。

這些商業機構當然不只是「憑信心」接受冥想的神效,他們相信的是科學;過去數十年有不少科學研究顯示冥想能增強集中力及記憶力、舒緩精神緊張、提高睡眠質素,而且效果顯著。練習冥想的員工集中力及記憶力都增強了,生產力隨之增強;他們睡得好、精神沒那麼緊張,病痛自然減少。員工冥想訓練的投資不大,回報卻高,最初只有很少公司嘗試,但「冥想能提高生產力」的消息傳開後,爭相效尤的公司很快增加,而且看來不只是一時的風尚 ¾ 只要繼續有回報,這些商業機構便會繼續投資於冥想。

然而,冥想源於宗教修行,而宗教不會鼓勵人追求物質生活的成功;事實上,佛教和道教這兩個有冥想修煉法的宗教,修煉的目的就是要擺脫名利和物慾的束縛。這些商業機構利用冥想訓練來提高員工的生產力,以增加公司的盈利,不是與冥想的原意相違嗎?Gelles 的看法是:我們生活於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這是不能改變的事實,冥想對人的身心有好處,也是事實;如果冥想練習能令人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生活得健康愉快一點,終究是好事。

事情沒那麼簡單。即使冥想可以跟宗教分開,可以撇去所有神秘主義成份,冥想始終是修行的方法,不只是為了增進身心健康,目的是對人生、世事、和自我有更全面澄明的觀照,以達致心靈上的自由。明代大儒王陽明有靜坐冥想的習慣,也傳授學生靜坐之法;他這樣說:「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傳習錄》卷上) 假如冥想只是為了身心健康,那麼,就算冥想時「槁木死灰」,只要能增進身心健康,便不會是「無用」;可是,王陽明不這樣理解,由於「槁木死灰」無助修行,他才認為在「懸空靜守」之外,還要加上「省察克治」。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這只是對冥想有不同的理解,但冥想能增進身心健康,仍然是事實,因此,商業機構鼓勵員工練習冥想,絕不會是壞事。問題是,商業機構的工作模式和令人精神緊張的工作環境不會因員工練習冥想而改變;冥想訓練只是增大了員工承受工作量和精神壓力的能力,但員工的承受力增大了,結果很可能是工作量和精神壓力隨之增加 ¾ 這是資本主義的機制,不帶修行的冥想是難以對抗的。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6年11月號)

20161029

六恕和人生智慧


有些做人的道理,可說顯淺之至,可是,如果沒有相應的經歷、領悟、和體會,便不過是一些看得明白、同意其為真的語句,卻不是自己的人生智慧。

今天隨手從書架取下呂坤的《呻吟語》來翻看,讀到以下一段,沒有甚麼精深之處,一看便懂,甚至可以說是早已知道的道理,只是沒有這樣有條理地表達出來而已: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後可罪也已。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人,體人而後怒人。」(卷六〈人情〉)

然而,今天讀到這幾句平平無奇的說話時,我卻有心靈被打動之感;那是一種難以言傳的感受,只能用比喻來稍為形容:就好像看著幾頁交響樂譜,只可以隱約想像那些音符譜出的複雜旋律、想像各種樂器如何配合和產生甚麼音樂效果,卻突然有人播放那交響曲的演奏,聽後強烈地感到那音樂的真實。今天讀到這「六恕」,有的正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感覺,強烈地感到「對,就是這樣!」,覺得自己的心靈已經可以「容下」這幾句說話,讓其中道理融入我的生命之中。

為甚麼會在此時此刻有此感受?我不肯定,但應該是基於我這幾年的經歷和人際關係 (多數是好的,但也有些壞的),當然亦與思考及反省有關;總之是各因素互相配合,才令這「六恕」的道理如此打動我。正因為這樣,假如你讀了上面「六恕」那段文字,不認為有甚麼打動人心之處,我不會覺得奇怪;假如你過了一段日子,重讀那段文字,卻忽然有和我類似的感受,我也不會覺得奇怪。

我自問一向律己以嚴,熟悉我的朋友想必贊同;可是,我的一大缺點是對別人也嚴,總是做不到待人以寬,這是不熟悉我的朋友也領教過的。是我知道應該待人以寬、卻做不到嗎?王陽明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傳習錄》卷上) 根據這個標準,我以往便不算是真的知道應該待人以寬。

人生智慧不只是一些真的語句或真的命題 (true propositions),Raimond Gaita 在 Good and Evil: An Absolute Conception (Routledge 2004, 2nd edition) 裏有一段說得真好,可以用來補充王陽明所說的:

「在道德的事情上 (雖然這不限於道德的事情) ,要達致更深入的了解,我們便需要有接受這了解的深度,而這深度不只是一個在我們頭腦裏貯存命題的地方 --- 神可以一瞬間在那裏放入一些命題;這深度,是透過生命經歷而達致的個人的特性。」(p. 267)

20161025

伊拉克來的訪客


上星期有天離開辦公室時,見到有人遠遠向我招手,只覺很面善,卻一時間認不出是誰;待他走近向我叫了一聲「Professor!」,我才立時記起他是三年前在我系當訪問學者的伊拉克人 (以下稱他為Y)。

那時哲學系還未搬到新的人文學大樓,Y的辦公室就在我的對面,相距不過數呎,可是,我一星期只有三個早上到大學,而且十一時左右便會離開,很少碰到他,因此跟他只簡短地傾談過兩三次,對他所知不多,只是從系主任處得知他是伊拉克有點名氣的詩人。Y那聲「Professor!」令我記起他是誰,是因為我曾經對他說不要這樣稱呼我,叫名字就可以了,但他還是不改口,而且每次叫「Professor!」時都提高聲線。由於跟Y沒有甚麼交往,他離開美國後我並沒有跟他保持聯絡。

這次重見Y,我有點出奇,因為我系本來就少有訪問學者,重訪的更未之有也。我問Y這次留多久 (訪問學者通常只留半年或一年) ,他說「三年」,那就更令我驚奇了,但我沒有多問,跟他寒暄幾句後,我便回家去了。

兩天後收到系主任的電郵,是關於Y的;原來Y一家三口兩星期前才到埗,租了一個地方居住,但還欠一些傢俬和日用品,系主任呼籲各同事如有剩餘傢俬、廚具、或其他日用品,不妨捐贈給Y。這又令我覺得奇怪了,難道Y的經濟情況這麼差,連簡單的家具也買不起?

我立時響應系主任的呼籲,將家裏儲物室中可以捐贈給Y的東西都搬出來了,包括一張大地氈、一張辦公椅、和不少廚房用品,然後通知Y來取;後來我知道Y的兒子只有四五歲,便又找出一些還頗新、適合他年紀的玩具來。

Y到我家時,看見我預備了那麼多東西,有點喜出望外的樣子;他兒子同來,見到那些玩具,更是樂不可支,立刻蹦蹦跳,拿了一件小玩具 (一支蛇形、可以屈折的筆),愛不釋手似的。這小孩子眼睛大大,輪廓分明,樣子很可愛;他玩了一會兒後,竟突然跑過來,雙手緊抱我大腿,說了聲「Thank you!」,語氣很真心的,令我不禁心頭一暖。

Y跟我閒談了半小時,我才知道他的境況是如何的糟糕。他在伊拉克不但是位有點名氣的詩人,還是巴格達大學的教授,出版過幾本哲學書和幾本詩集;不過,他不是那種自閉於象牙塔的學者,而是經常參與公共事務和政治的討論,可說是伊拉克的公共知識分子 (我後來在YouTube找到不少他在伊拉克電視台發表意見的短片) 。他的言論得罪了ISIS,ISIS曾試過破壞他的家居,可能還會進一步對他不利,他因此才決定一家離開伊拉克。

雖然美國批給Y三年的訪問學者簽證,但伊拉克教育部和巴格達大學都決定不資助他,而他的簽證不容許他工作,因此我們大學只是提供他辦公室和圖書館使用權,不會讓他教書。如果他在這裏真的留三年,便只能靠積蓄和伊拉克那邊的親朋幫助;他看來不是有錢的人,這三年是不容易過的了。

想不到往日只在傳媒得知的ISIS威脅,今天竟然讓我這麼近距離見到。系主任說會幫Y尋求政治庇護,希望他成功;與此同時,我能做的只是盡量在日常事情上幫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