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10

追思小記


上星期六(十一月二日 ),柏克萊加州大學哲學系為任教超過半世紀、於本年八月辭世的教授 Barry Stroud 舉行追思會;為了對恩師作最後一次正式的致意,況且柏克萊距離我家不過兩個半小時車程,我當然是出席了。

在追思會裏見到不少十多年未見的老同學,都是 Stroud 的學生,有些專程從東岸飛來,甚至從加拿大飛來的也有。雖然大家分別了那麼久,有幾位已離開學術界(現在當律師或在商界工作),但甫一見面,毋須熱身,便暢談起來,舉手投足和說笑的方式跟昔日當研究生時沒有兩樣。那感覺,很符合杜甫寫的「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他們都不懂杜甫,不過,我相信我這感覺他們多少都有點。當然,我們還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懷著尊敬之心,向老師 Barry 致意。

追思會為時一個半小時,有 Barry 的家人及好友致詞,內容都很感人。其中一位致詞者是 Thomas Nagel,他與 Barry 是很要好的朋友,而且曾經是同學和同事(兩人大約同時間在哈佛哲學系讀博士,Nagel 畢業後最初幾年也是在柏克萊任教)。Nagel 致詞不長,內容平實,但語調明顯帶有感情,說到最後,竟哭出來了。然而,最令我感動的是另一位老先生,他不是學術界中人,跟 Barry 是中學同學,後來搬到三藩市居住,與  Barry 久不久見面,有時一起煮食,有時一起去旅遊,有深厚的友誼。這位老先生致詞時妙語如珠,將 Barry 學術生涯以外的人生面向描繪得如一幅絢麗的水彩畫 — Barry 是一位懂得「活得精彩」之道的哲學家。老先生沒有哭,卻令聽者更為 Barry 之辭世而惋惜。

在嘉賓致詞之間有鋼琴演奏,奏的是 Bach 的 Partita No.1 in B-flat major,BWV 825。那是我很喜歡的樂曲,令追思會加添幾分親切。

我留意到連 John Searle 也有出席追思會,我用了這個「連」字,是因為 Searle 由於證據確鑿的性侵犯指控,已被柏克萊褫奪了榮譽退休教授的頭銜,並斷絕了任何關係。追思會完結時,只見 Searle 斯人獨憔悴般完全沒有人理會,站在那裏孤零零的,有點可憐。與一眾舊同學吃晚飯時,我問 E (Searle 是 E 的博士論文導師)為何不跟 Searle 打個招呼,E 說他實在太鄙夷 Searle 的行為,強迫不了自己去跟他說話。Searle 在柏克萊任教的時間比 Stroud 還要長一點,名氣也可能比 Stroud 的大,但在系內受到一致尊重的一向是 Stroud 而從來都不是 Searle。這不但是由於人格的分別,還由於學問態度的分別;柏克萊哲學系中人大概沒有人會反對,如果過去五十年有「柏克萊哲學風格」這回事,那是由於 Stroud,而非由於 Searle。

柏克萊哲學系將系內一個比較大的房間重新裝修,命名為 "the Stroud Room"。Barry 去世前已知道 the Stroud Room 這計畫,因此親自選了一些他喜歡或是對他有特別意義的書放置在這房間內。我遊覽這房間時忘了拍照,憑記憶,Barry 選的書,除了 Hume,Kant,Descartes 和 Wittgenstein 的著作,他自己的著作,還包括以下這幾本:

P. F.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ernard Williams, Descartes: The Project of Pure Enquiry

Stanley Cavell,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Janet Broughton, Descartes's Method of Doubt

我和 Jason Bridges 及 Niko Kolodny 合編的 Stroud 紀念文集也列於這些書中間,我感到榮幸。

20191023

意外發現的一本政治哲學小書


這本小書,不是有人推薦沒看過書評,作者也非大名鼎鼎,純粹是意外發現。話說那天跟研究歐陸哲學的同事聊天,談起傅柯 (Michel Foucault),頗有興味回到家裏,記起幾年前讀過的一本簡介傅柯的小書 How to Read Foucault (Granta Books, 2007) ,作者是 Johanna Oksala,書的內容已忘掉八九,沒忘的是當時讀後的印象甚好。然後上網搜尋 Oksala 有沒有其他論述傅柯的書,結果找到兩本(Foucault on FreedomFoucault, Politics, and Violence),但同時見到 Oksala 著有一本政治哲學導論 Political Philosophy: All That Matters (McGraw-Hill, 2013) ,是 McGraw-Hill 出版社 All That Matters 系列的其中一本。好奇之下,在網上看了這本小書的開首幾頁,讀到作者就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卡 (Seneca the Younger) 有關奴隸的一句引文加以發揮,登時叫好,於是二話不說,訂購了這本書。


書幾天後到手,果然是小書,正文 130頁,小開本,一個下午便看完了。書中所述幾乎沒有甚麼不是我本來就認識的,但我仍然看得津津有味,因為 Oksala 的文筆簡潔有力,而且對所論述的哲學家、哲學問題和理論往往抓著最核心、最關鍵之處,以極其精煉的方式表達出來,經常有一語(或兩三語)中的之妙;最佳例子莫如她用以下這句概括康德的政治哲學:"Being law-abiding, obeying one's own rational mind and being wholly free amount to the same thing." (p.72) 這就是功力,顯出作者對康德的哲學有深入的了解。

這本書的結構是順歷史時序介紹主要的政治哲學家和經典,所以可以當作一本政治哲學簡史來看,但作者著重的是哲學理念,而不是歷史發展。另一方面,Oksala 在引言解釋甚麼是政治哲學時,點出了政治哲學與政治哲學史的密切關係:「在政治哲學裏,當今 (the present) 與歷史是不可分割的。很明顯,政治在歷史的脈絡中發生,經常隨時代而有極大的變化。跟天體物理學或數學不同,政治哲學沒有超越時間的普遍定律;我們今天如何思考政治,乃直接受以往發生的事件所模塑,而我們在理解政治時運用的概念、想法和論證,都必然是承傳而來的。」(p.3)

書中論述的哲學家包括那些大多數政治哲學導論都會介紹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盧騷、康德、米爾、馬克思、羅爾斯。有趣的是,Oksala 用了一整章講馬基雅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卻只撥出半章不到給羅爾斯,作為盧騷社會契約論的後續討論。由於作者有歐陸哲學背景,書中介紹了傅柯對政治權力的看法、阿多諾 (Theodor Adorno) 與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對啟蒙精神 (enlightenment) 的批判、以及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的「溝通理性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理論。這些歐陸哲學部份寫得跟書的其他部份同樣清楚,而且在內容上是融貫的。由於作者有女性主義哲學 (feminist philosophy) 背景,書中有一章先講萼蘭 (Hannah Arendt) ,然後講女性主義。最後一章是展望,探討 global democracy 的可能性,也是值得深思的大題目。

總括來說,這本書古今兼備,不囿於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的門戶之見,清晰簡要地論述了西方政治哲學裏最重要的人物、著作和理論,而且寫得饒有趣味,肯定是值得推薦的政治哲學導論。我未見過有人談論這本書,寫這篇文章,多少是出於不忍見滄海遺珠的心態。

好了,最後說回我在開始時講到的那句塞內卡引文:"Remember, if you please, that the man you call slave sprang from the same seed, enjoys the same daylight, breathes like you, lives like you, dies like you. You can as easily conceive him a free man as he can conceive you a slave." (p.1) 塞內卡是在勸喻他同時代的人應該善待奴隸,因為奴隸也是人,可是,正如 Oksala 指出,塞內卡並沒有提倡廢除奴隸制度。為甚麼會這樣?是塞內卡的思想有矛盾嗎?Oksala 的解釋是:這不是思想上有矛盾,而是在於如何看待一個問題的性質;塞內卡將「應該怎樣對待奴隸?」視為個人道德的問題,而不視為政治問題。然而,奴隸制度的存廢不只是道德問題,還是政治問題。Oksala 說得好:"What Seneca's example shows, however, is that if we are unable to think of slavery as a political problem, then we have no hope of even beginning to act for its abolition." (p.2) 對,政治問題,我們先要理解為政治問題(而不只是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教育問題、道德問題),才有望能開始著手解決。

20190928

一個人身攻擊的範例


【讀者中不喜歡看我談自己的,請集中看解釋 ad hominem 那些部份。】

批判思考裏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概念,英文(其實是拉丁文,但已納入英文用語)是 "ad hominem",中文譯作「人身攻擊」或「訴諸人身」,指的是一種思考謬誤:不直接駁斥對方的論點或論證,而只是攻擊對方的個人特點,例如動機、性格、態度、學歷、社會地位、過往的行為等,並且當這做法是對那些論點或論證的合理批評。雖然說是簡單的概念,但也有三點須要注意:

  並非凡是攻擊對方的個人特點便是犯了 ad hominem 的謬誤,如果沒有當這些攻擊是在合理地批評對方的論點或論證,便不是思考上犯錯,而純粹是在言語上攻擊對方(我們在日常對話中指某甲「人身攻擊」某乙,很多時候都只是這個意思)。

   如果對方的論點或論證內容與他的個人特點有關,那麼攻擊他這個(或這些)特點便未必是犯了 ad hominem 的謬誤。

   那些被攻擊的個人特點,不必是對方事實上有的;犯 ad hominem 謬誤者可以是誤會了對方,也可以是誇大,甚至是無中生有。

(圖片來源:http://persuasionwq.weebly.com)

為甚麼我忽然有興致談這個簡單的批判思考概念?原因無他,就是剛剛身受「人身攻擊」謬誤之害,而且犯謬誤者很可能是與我相識的人,卻用了化名,令我不禁覺得有點耐人尋味。

事緣我那篇〈香港警隊安可以為善?〉被《立場新聞》轉載後,第一個留言就是批評我的,而且極其嚴厲:


我的文章主要是指出劉業成一知半解地引用《道德經》,也間接批評了香港警隊。這位「習達平」(近平只是近,這位仁兄或仁姐厲害了,已達)沒有反駁我的論點,只是一味攻擊我的動機和人格。說我的「一些言論明顯有曲意迎合之嫌」,那不只是針對這篇文章,還包括我以前的言論,卻沒有解釋和舉例。最可笑的是「明顯有曲意迎合之嫌」,通常我們說「有 X 之嫌」,即 X 並不明顯;「習達平」這個寫法,是既要讀者感到「明顯」二字的力量,卻又不想擔上「沒有證據」之指責,所以同時戴上「之嫌」這個頭盔。至於「不要為虛名小利所惑而喪失學者的基本良知底線」,也是「戴頭盔」的寫法,事實上是說我為虛名小利所惑,但用了勸說的語氣,那就容易脫身了。這伎倆貫徹到最後的「望慎思之!人可以無才華,但不可以無廉恥!」,像是好言相勸,但有多少個讀者會不覺得我是被罵為「無廉恥」呢?

為甚麼這個留言是 ad hominem,而不只是在言語上攻擊我?因為留言是對我那篇文章的反應,在這個語境中最合理的看法是:留言是在批評我的文章。此外,除了攻擊我的動機和人格,「習達平」還擺出客觀論說的姿態,說甚麼「人的一生在歷史長河中很短 …… 將來時空變幻又如何以此文字面對自己同行乃至後代?」云云(雖然這與我文章論點的關係也是不清不楚的),也是在空泛地批評我的文章。

「習達平」說我「本是同學中才華出眾的一個」,那是自認是我的同學了。會不會是冒認,來個先揚後抑?我相信不是。我不敢說自己有才華,但在大學時確是有點風頭,如果不是大學同學,應該不會這樣形容我。如果真的是老同學,卻藏頭露尾來人身攻擊我,恕我直言:我看不起你!

香港警隊安可以為善?


香港臨時警務處副處長劉業成那封「致同袍們」公開信,看來情文並茂、義正詞嚴,相信深深感動了很多警察 。我不是警察,看罷此信只覺得作者矯情造作,令我有點想吐;尤其是「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這兩句引文(出於《素書》;順便一提,這是中國前總理溫家寶不只一次引用的句子),「守職」的標準就讓劉業成用你們警界的理解去定吧,但「處義」這麼高的道德褒揚卻不由得你濫用 ─ 證據不確鑿的不說,單是明顯的濫捕和亂打市民,你們就不配稱那個「義」字!

公開信的結尾引用了《道德經》第七十九章的「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劉業成真是胸有墨水啊!他接著寫的「我們不祈望所有香港人都認同我們執法的決心」,顯示他引文的重點是「必有餘怨」,但他可有注意到,「安可以為善」是反問句?這三句的意思是:如果情況到了「和大怨,必有餘怨」的地步,便已不可以為善。香港警隊已不可以為善了!為甚麼?且聽我解經。

雖然《道德經》這幾句在傳統的註釋大多是從「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角度來理解,但讀者不必過分囿於這個角度,否則容易忽略文句中較豐富的含義。「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的其中一層意思是:執政者和執法者(以下簡言「執法者」)根本不應該讓人民的大怨積成;大怨不同一般的不滿,而是令人民因受苦而生的憤恨,源於統治或執法上根本的不當。因此,如果這些不當的做法不改,那麼即使人民的大怨給某些方法緩和了,仍必有餘怨;而更重要的是,這些緩和方法只是虛與委蛇,並不真的是與民為善 ─ 只要執法者的不當做法一日不改,他們便一日不可以與民為善。

《道德經》第七十九章「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之後接著的幾句是:「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警察當然不是聖人,但這裏說聖人所做的,其實不過是執法者應做之事。契,符信也;左右兩契,立約雙方各執其一。這是個比喻,執法者的權力,好比手執左契的人有權利追討合約訂明的事項。「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意思不是有合約在手也不去追討,而是追討要用恰當的方法,即下文說的「有德司契」,不會用責難、威逼、甚至更離譜的方法。警察執法也一樣,是要守規矩的,有所為有所不為,不應過分,以執法之名胡作非為。

與「有德司契」對比的,是「無德司徹」;「徹」字難解,眾說紛紜,這裏我採用高亨《老子正詁》的說法:「徹,疑當為殺。」因二字篆文形近而誤,而且《道德經》第七十四章有「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兩句,與此解法暗合。如果是「無德司殺」,那就與「有德司契」形成鮮明的對比:無德的執法者不以恰當的方式執法,而往往胡作非為,就像討債的不惜傷人、甚至殺人!香港警察,是有德還是無德,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是太明顯了嗎?

20190922

黃藍家人


今早醒來,一看手機,WhatsApp 的家人群組正在「討論」政治。我說的家人,是至親的兄弟姊妹及其配偶,沒有更親的了。大家都是香港人,還有甚麼政治問題好討論呢?當然是在各抒黃藍之見。其實,不久前各人已同意不再在這群組談政治,免傷感情;可是,今天群組中有人因為看到警察在將軍澳拘捕了一名十二三歲的「示威」男童,忍不住出聲,傳了圖片,評句「我覺得好痴線」,於是爭論便展開了。

猶幸最後沒有弄至不快,好險!我一直只做旁觀者,因為我覺得參與這樣的「討論」是浪費時間。大家都知道對方的立場,甚至可以準確估計到誰對甚麼事會有甚麼反應或意見;大家亦知道無論說甚麼也不會改變對方的立場,藍不會變黃,黃不會變藍(兩個月前可能還有這樣的想像,但現在應該已幻滅了)。因此,這樣的「討論」不會改變甚麼,也不會加深相互了解,不是浪費時間是甚麼?不但是浪費時間,還有可能弄至關係破裂,何苦?


也許有人認為此乃大是大非,就算是家人,也不可姑息,應該直斥其非,伸張正義。我不敢說這個看法是錯的,但對我來說,家人始終是家人,有親情,有重疊的經歷,有共同生活的烙印,有可以一起回味的種種往事;當然很難對每一個家人都是親情一樣的厚,但即使是稍薄的親情,也是有相當韌力的。試想想,就算是一個與你性情不相投、甚至互不喜歡的家人,在他或她有重大危難而需要你幫忙時,你會毫不關心、斷然拒絕嗎?我肯定自己不會。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這就是我理解的親情。

(友情會不會也有這樣的韌力?如果是一起成長、推心置腹的知己,應該和家人的親情相差無幾。可是,朋友之間較容易有「志不同,道不合,則分道揚鑣」的情況,往日的肝膽相照,可以因為今天的政見之異而勢不兩立;雖然難免感到可惜,但仍然覺得那是應做的事。)

黃藍之別,大多數只是見解上的分別,除非黃的是前線的抗爭者,而藍的是防暴警察,那才會有行動上的衝突。黃藍家人,互相看到的不過是對方「思想上的錯誤」,而不是誰做了甚麼傷天害理之事,因此,不必隨便用道德語言來指斥對方。由於家人的黃藍立場而感到失望,那是難免,但個人的思想各有前因,對家人寬容一點,那是親情的表現。

以上所說,黃藍皆適用。其實,我的家人群組裏只有一個是藍的;一個已嫌太多,一個已感奈何,但親情還在,這是我最想說的。


20190811

悼念恩師巴理 · 史特魯德


今天 (8月10日) 早上收到恩師巴理 · 史特魯德 (Barry Stroud) 辭世的消息,雖然早已知道他的健康情況是命不久矣,兩個月前寫的一篇〈最後一面〉成了準確的預言,但聽到壞消息後還是難過得很,整天也提不起勁來。現在已是夜深,感到睡前非寫一篇悼念文章不可,否則定必輾轉難眠。

當年到柏克萊加大讀博士、初上這位老師的課時,已跟其他同學叫他 "Barry",因此從來沒有稱呼他 "Professor Stroud"。Barry 是我的 first year seminar 導師(另一位導師是 Hannah Ginsborg),全班只有六位學生,我們整個學期主要讀 C. I. Lewis 的 Mind and the World Order,讀得很精很細,每星期要寫一篇二、三千字的文章,每堂都有深入的討論,那是極嚴謹的哲學訓練,也奠定了我對 Barry 的敬慕。其實我到柏克萊之前已讀過 Barry 的名著 Hume (Routledge, 1981) ,對他處理哲學問題那舉重若輕的能力已有頗深刻的印象;親炙之後,更加佩服。

Barry 的哲學史功力十分深厚,除了是休謨專家,對康德哲學也素有研究,發表過不少討論康德知識論和形上學的論文。他在哈佛讀博士時雖然不是由 Quine 指導論文(他的論文導師是 Morton White),但上過不少 Quine 的課,後來也有繼續研究 Quine 的哲學。受 Quine 影響甚深的 Donald Davidson 在八十年代開始到柏克萊任教,與 Barry 成為同事,Barry 對 Davidson 的哲學漸感興趣,研究得相當深入。另一位 Barry 堪稱專家的哲學家是維根斯坦,他那篇著名的論文 "Wittgenstein and Logical Necessity" 是研究維根斯坦者必讀的;這篇論文有趣兼有啟發性,我讀過至少四五次(Barry 的維根斯坦 graduate seminar 我上過兩次,是我日後自己研讀維根斯坦的基本訓練和出發點)。不過,Barry 最有名的還是對懷疑論的研究,他那本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ical Sceptic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可算是這個題目的經典;即使你對懷疑論本身興趣不大,這本書也值得讀,因為你能從中學習到怎樣 philosophize。

Barry 是一位很有個性的哲學家,置哲學時尚於不顧(是的,哲學也有時尚),從不隨波逐流,只研究自己認為重要的問題。他的文風亦很有特色,條分縷析,卻一點也不刻板枯燥,有種娓娓道來的味道;偶爾好像是重重複複,其實不然,因此能迫使有尋根究底精神的讀者慢下來,反覆閱讀和思考。這種文風有點像 G. E. Moore,但文采過之和流暢得多;而和 Moore 一樣,Barry 的哲學著作是不適合急功近利之徒閱讀的(讀他的著作像品茗,但有些人讀哲學書的心態像喝汽水)。

要懂得欣賞 Barry 的哲學,便不得不了解到他的所有哲學研究背後都有一個根本的疑問,就是:哲學究竟能帶給我們甚麼樣的認識或了解?換句話說,Barry 雖然整生從事哲學研究,但對哲學的可能限制由始至終有很強烈的意識(這個意識在 The Quest for Re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一書表現得尤其明顯)。因此,當 Jason Bridges,Niko Kolodny 和我替 Barry 編輯紀念文集時,將書名定為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Barry 是感到「深得我心」的。
  
我稱 Barry 為「恩師」,不但因為他有以教我,對我的哲學發展有莫大影響,還因為他待我實在很好。當年我找教席失意,柏克萊的資助又完了,不知如何是好,Barry 主動幫忙,替我安排了一份類似臨時講師的工作,好讓我多待一年,我很感激和感動,至今難忘(結果找到一份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不用留在柏克萊)。

Barry 有一個只有熟朋友才知道的愛好,是不容易估到的,就是他愛讀 Jane Austen 的小說,經常重讀。我以前覺得 Austen 的小說極悶,婆婆媽媽的,但那是多年前的印象;為了向 Barry 致敬,我決定重讀 Pride and PrejudiceSense and Sensibility

20190721

大是大非昭然若揭 小眉小眼視線難移


在美國這邊一早醒來,第一時間上網看香港的消息,擔心的是昨天 721遊行後可能有嚴重事件發生。果然有事發生,有示威者遊行後衝擊西環中聯辦,晚上警方與示威者在上環爆發衝突,發放多輪催淚彈,有報道說警方曾發射橡膠子彈驅散示威者。這些都可說是意料之內的事,因為在類似情況下已發生過多次;真正的「大件事」,發生地點不是金鐘、中環、西環或上環等地,而是當天沒有遊行活動的元朗西鐵站:數以百計手持棍捧等武器的白衣人衝入西鐵站,毆打站內市民,出手狠辣,甚至走入車廂內攻擊,據說是專挑穿黑衣的市民來打,因為那些很可能是參加過遊行後回家的市民。【補:看過很多視像記錄後,已可以肯定白衣兇徒不是只打穿黑衣的。】

這些白衣兇徒的暴行,非筆墨能形容,但在網上很容易找到不同人士拍到的視像記錄,《立場新聞》記者拍到的最為詳盡(這位記者也被打傷了);看過之後,除非你已被偏見閉塞腦袋,又或者你心腸本來就壞,否則一定會被激起一定程度的義憤。此大是大非,明顯不過,不容歪曲。

不容歪曲,卻偏偏有人企圖歪曲,或至少是企圖轉移視線。帶頭的,當然是香港政府。22日凌晨 35分,政府發出聲明,主要有兩部份。第一部份譴責衝擊中聯辦的「激進示威者 (radical protesters)」,形容他們「一連串的暴力行為 (a series of violent acts)」 是「令人髮指和暴力的 (outrageous, violent)」;第二部份是關於元朗襲擊事件,卻沒有譴責,只是報告事件,說「有人聚集在港鐵車站月台及車廂內, 襲擊乘客,導致衝突及有人受傷 (some people congregated at the platforms of the MTR station and train compartments, attacking commuters. It led to confrontations and injuries)」,何等「簡潔」(沒說有多少人聚集,沒說乘客如何被襲擊)而「客觀」(沒有「令人髮指」或「暴力」等價值判斷)的描述啊!假如沒有留意和跟進這兩件事,單看這聲明,對比這兩部份,便很可能得出一個結論,或至少是一個印象:第一件事明顯很嚴重,第二件事未必嚴重。

然而,相信被政府這個聲明誤導的人不會很多,大概就只有那些已被偏見閉塞腦袋或心腸本來就壞的人。重要的事要說三遍:這是非常清楚的大是大非,這是非常清楚的大是大非,這是非常清楚的大是大非。

政府以外,有一些人用另外的小眉小眼方式企圖轉移視線,又或者是用來自我蒙蔽。他們對元朗兇徒集體襲擊市民事件的反應不是譴責兇徒的暴行,而是第一時間拿梁家傑那句「暴力有時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出來搶白,暗示梁的言論鼓勵暴力。姑勿論梁家傑說的是對是錯,元朗襲擊市民事件與他完全沒有因果關係,那也是顯而易見的。此時此勢,歪理滔天,雖是明顯不過的事實,也有需要點明。

還有一種轉移視線的說法,也是小眉小眼,也是全無說服力。這樣說的人不多,但我不幸見到。這些人通常都是扮客觀理性,骨子裏即使不是藍絲,也至少有親建制的傾向。他們的說法是:你們這些人只看見元朗的暴徒,卻無視示威者也有暴力行為,例如昨天示威者佔據中環一帶馬路,有一輛客貨車被路障阻礙,司機下車與示威者理論,卻被示威者群毆受傷,客貨車被示威者砸爛擋風玻璃和車尾玻璃等。我相信支持反送中運動的人中絕少會認為這司機被打(和客貨車被破壞)肯定是應該的,而這件事與元朗襲擊市民事件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前者不是事先有計畫的行動,被打的只有一人,而且其中很可能有誤會。示威者到目前為止最「暴力」的行為,就是毀壞立法會,此外便是被警察打時還擊,而且暴力程度和警察的沒得比(警員斷指事件還未弄清楚,不評論)。人人都可以大聲譴責暴力,超級賤人何君堯也可以,但在大是大非之下,所謂暴力,不能一概而論。


20190710

黃沐恩《情動於中》序


沐恩邀請我寫序,我沒有立刻答應,因為我要先判斷他這本書寫得是好是壞,才可以決定。如果是壞書,卻仍然接受邀請寫序,要麼真心批評,直指其壞,這樣的序會得罪作者;要麼假意讚好,視作應酬,這樣的事我做不出來。寫序其實是一種推薦形式,因此,世間書序大多對作者有褒無貶,分別在於那讚賞之語有多真誠而已。我的原則是講真話,所以不會為壞書寫序。

我現在為這本書寫序了,運用簡單的邏輯推論,當知我認為這是一本好書。全書共九章,我看了兩章後已能判斷沐恩寫得好,於是回覆他,答應寫序,然後把餘下七章讀完。讀時,趣味盎然;讀後,獲益良多。這序,我是寫得相當起勁的。
(圖片來源:https://www.chineseupress.com)

人人都有情緒,而不同的情緒在各式各樣的情況對人的行為有或大或小的影響;一言以蔽之,情緒根本就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部份。要了解自己,了解人生,就不得不了解情緒。情緒是個重要的題目,可是,相對於其他重要題目,討論情緒的書不多,適合一般讀者看的更少;中文的,就更少之又少;中文而堪稱好書的,可能一本也沒有。這個現象應該如何解釋,當然不能在這個序深究,我只想指出,《情動於中》是一本少有(甚至是絕無僅有)的探討情緒的中文好書。

雖然這本書以一般讀者為對象,卻不折不扣是專家之作。沐恩的學術訓練是哲學,博士論文寫的正是情緒哲學(philosophy of emotion);而我第一次留意到沐恩的學術著作,就是見到他在國際哲學期刊 Philosophical Studies 發表的一篇情緒哲學論文。擁有如此紮實的有關學術背景,沐恩寫這本書自然得心應手。

我說的「擁有如此紮實的有關學術背景」,不單指哲學,因為情緒的研究早已是跨學科的(interdisciplinary),即使寫的是哲學論文,也必須研讀其他有關學科的著述。沐恩在書中展示了他對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學和神經科學(neuroscience)等有關學科的認識,介紹了不少理論和實驗,而且以有趣的手法寫出,絕無枯燥之弊。此外,書中用了大量文學、歷史、電影及音樂的例子,圖文並茂,除了增加讀者的閱讀趣味,亦顯出作者的博學多聞。

此書雖然採取每章論述一種情緒的形式,看似各章獨立,其實結構嚴謹,層層推進,用作者自己的話說,是「以哲學研究為骨幹,論證情緒既具有身體性的 一面、亦具有理性的一面,兩者在先天基因與後天環境的影響下, 不斷建立一層又一層的交互關係,從而形成看似矛盾的情緒的各種特質」(p.xvi)。讀者一章一章讀下去,自會感到對人類的情緒了解得越來越深,最後得到一幅大圖像。然而,作者在「結語」不忘提醒讀者,雖然這本書揭示了情緒的複雜性,但「情緒的複雜性卻遠遠超越本書所覆蓋的範圍」(p.345)。無論如何,我敢斷言,如果你對情緒素無研究,而想對情緒有多一點的認識,這本書絕不會令你失望。


2019年5月21日寫於加州奇科

20190616

最後一面


上星期三,仍在中國旅遊,人在北京,收到壞消息電郵:我的博士論文導師 Barry Stroud 被診斷出腦內有一個很大的腫瘤,醫生預計他只能多活兩三個月。雖然 Barry 已八十四歲,但一直以來都精力十足,退休後被 recalled 繼續教書,也沒有停止過哲學研究,經常出席學術會議,發表論文,還正在寫新書;因此,他忽然得重病的消息,不但令我難過,還頗感意外。(「只能多活兩三個月」的估計是假設他不做手術,但手術風險高,而且結果會令 Barry 的腦部功能大退,他不願意以這狀態繼續存活。)

傳來消息的是老同學 Jason Bridges,Jason 是 Barry 眾多學生中跟他最親近的,兩人不時通電話,所以這壞消息 Jason 最早得知。他在電郵裏說過幾天會飛往柏克萊探望 Barry,並表示希望我和另一位同學 Niko Kolodny 能與他同往,因為他知道 Barry 見到我們三人一起探望他,會特別高興。我們三人數年前合編了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Reflections on the Thought of Barry Stroud (Oxford University, 2011),關於這本紀念文集,Barry 不止一次對我們說 "It means a lot to me"。我當然立即答應同往,幸好已是旅遊的最後兩天,趕得及回美國與 Jason 和 Niko 會合。(結果 Jason 因事延遲了,我們待到今個星期六才探望 Barry,即香港「二百萬零一人」大遊行前一天。)


 Niko 畢業後在哈佛教了三年便被柏克萊「撬」了回來任教,由 Barry 的學生變成同事,所以探望 Barry 他最方便。我們先在他家集合,然後一起到 Barry 的家去。我開了兩個半小時車才到達 Niko 的家,但比起 Jason 要由芝加哥飛來,那就不算甚麼了。Niko 和我都對 Jason 說不知道見到 Barry 時該怎樣表現、說些甚麼,Jason 的回應是:「他應該會和我們講哲學,大家自然交談就可以了。」

到了 Barry 家,先是他女兒出來迎接,我們在客廳待了十分鐘,才見到 Barry 坐在輪椅上,由護士推出來。第一眼看到他,只見他臉容衰倦,比我數年前見他時蒼老了很多,我心裏禁不住一陣難過。然而,寒暄了一兩分鐘後,Barry 便向我們闡述他近日有關 "first-person plural" 的哲學思考,然後開始精神起來,逐漸恢復昔日講書和討論哲學時的神采。接著我們便一路談哲學,互有答問,談了個多小時。Jason 果然了解 Barry。

從 "first-person plural", Barry 談到 Thomas Nagel 最近的一篇論文 "Moral Reality and Moral Progress",因為裏面有些看法與 Barry 的接近(他還順便提到 Nagel 上星期來探望他,兩人討論了那篇論文)。我指出 Barry 有關 "first-person plural" 的見解可以從 Davidson 的一些看法得到印證,我們便談了一陣 Davidson,然後 Barry 解釋他為何認為 Davidson 和 Wittgenstein 有相通之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 Stroud, "Davidson and Wittgenstein on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收入了他的文集 Seeing, Knowing, Understanding) 。

Jason 提到 On Certainty 裏的一些概念,Barry 便比較起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On Certainty  來,說前者章節段落都是悉心安排的(至少 Part I 是這樣),有 development,可以看到其中的 philosophizing,但後者只是集合了一些沒有清楚關聯的段落,而且論點重覆之處甚多,其實算不上是一本書。

已記不起怎樣談到了 Anscombe。Barry 說他曾經用 Anscombe 的 Intention 做研究生 first-year seminar 的教材,全班叫苦連天,因為這本一百頁不到的小書實在太難理解,但最後大部份學生都覺得那是十分值得花時間和心力去讀懂的書。接著 Niko 分享了一點他讀 Intention 的經驗。從 Anscombe 我們自然談到了 Geach(兩人是夫婦),Barry 說 Geach 的 Mental Acts 寫得極好;我記得他以前不止一次提過這本書,都是大讚,但我到現在還未看,也許是時候「的起心肝」拿來讀了。

最後我們談了一點 Strawson 和 McDowell,呀,還有 Nietzsche 和 Adorno,因為 Barry 問我有沒有些新的哲學興趣,我便說自己在讀 Nietzsche 和 Adorno,然後講了一點點 Adorno 的哲學概念。

我記性不好,以上憑記憶寫的,恐怕有遺漏;我決定盡力回想,寫出來,是留個記錄,因為這次會面對我來說意義重大 ― Barry 是我的恩師,不但有以教我,對我的思想有巨大影響,還待我很好,而這一次卻很可能是我和他最後一次見面了。

我們沒有談及 Barry 的病情,在探望前我問 Jason 知不知道 Barry 怎樣看待死亡,他說 Barry 曾經表示自己不怕死,但害怕失去思考力。在談話中只有一次幾乎觸及 Barry 現在的情況:我用 eternal recurrence 做例子來說明為甚麼我對 Nietzsche 感興趣,當我說出 "eternal recurrence" 時,Barry 突然指了指自己,然後點了兩下頭。他的意思應該是:對於 Nietzsche 在 The Gay Science 提出的那個 eternal recurrence 的問題,他的答案是 "Yes!"(我沒有向他求證,因為心想不必,而且當時的談話脈絡不容許我那樣做)。這令我聯想到 Wittgenstein 臨終時說的那句話:"Tell them I've had a wonderful life!"。

道別時,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在整個交談中 Barry 都很冷靜,沒有激動過,可是,道別時他再一次多謝我們合編那本紀念文集,接著忽然哭了,邊哭邊說了兩句我聽不清楚的話。(到這一刻,我想起他那老淚縱橫的樣子,仍然心有戚戚焉。)最後最後,他對我們三個說:"Keep going, I mean continue to do what you're doing in philosophy." Barry 在送給我的一本書(他的著作)裏寫的題詞也是 "Keep going!"。老師,請放心,我會繼續的,儘管我對哲學的熱愛未必及得上你。


20190515

到三藩市看莫奈(兼看高更)


上星期六與內子及一位朋友到三藩市金門公園內的笛洋美術館(de Young Museum)看 "Monet: The Late Years" 畫展。此程有朝聖意味,山長水遠,由我家開車到三藩市,一程需三個多小時,來回就是七個小時了。門券要預訂,不算貴,每人三十五美元,限定時間入場(但任由逗留多久);我們訂了早上十時的門券,由於擔心同日出發可能有交通延誤,所以決定早一天去,在柏克萊附近找一酒店過夜,翌日開約半小時車便可抵達美術館。星期五那天晚飯還吃了頓好的,中式。

星期六早上到了金門公園,美術館附近已泊滿了車,好不容易才找到泊車位,幸而距離美術館只是約十分鐘步行之遙。進館時,展覽廳內已有很多人,但不算擠,雖到處人聲可聞,大多是談論眼前畫作,但不至於吵耳。

  
展覽的莫奈作品約五十件,由不同的美術館和私人收藏借出,主要是 1913 至 1926年所畫(莫奈於 1926年去世),全是印象派風格的。一次過看到這麼多件莫奈作品,十分難得。

我們每件作品都仔細地看,駐足良久,先近看,然後遠看,再近看,然後再遠看。遠者,是距離二三十呎。遠看和近看的分別堪稱神奇,那些池塘景象,近看只是一團團顏色,遠看卻明顯是水色和倒影,暗香浮動,連其中的睡蓮也頓然活起來了;有一幅畫的其中一小處近看只是四五點黃色的顏料,好像胡亂塗上去的,不知是甚麼東西,遠看,原來是隱隱透過樹葉的陽光,很明顯的。


展覽廳內除了莫奈的畫作,還有頗詳盡的文字介紹,字體也大,說明作品的創作背景及莫奈當時的生活與經歷。對於不熟悉莫奈生平的參觀者,這些文字介紹很能幫助欣賞展品。

莫奈喜歡畫系列,同一系列裏的作品,有些看來很相似,其實重點不同,要用心看,才可以看出主要的分別。這個展覽裏,有些十分相似的作品並列,好讓參觀者比較。這樣的比較,是很有趣的藝術鑑賞活動。


欣賞畫作,一定要看實物。只看畫冊或複製品,不可能真正欣賞到作品之美,因為單是作品的大小,已能決定看者的觀感;莫奈很多作品都極大幅,看實物與看畫冊,根本是兩回事。此外,複製品的顏色與原作總有分別,而且要看實物才看到畫家的筆法。看完展覽後,買了一本特別為這展覽而印製的畫冊,印刷精美,然而,看過展品後,翻開畫冊便只能興味索然了。


笛洋美術館這個月同時展出高更的作品,看完莫奈,走上一層便是高更,不必另外買門券;雖然我不特別喜歡高更的作品,但機會難得,自然不會錯過。這次展出的除了高更的畫作,還有他的雕塑和陶藝作品,相當豐富。在一幅題為 "Breton Girl"(1889)的畫作介紹裏,看到高更寫給梵高關於這幅畫的幾句說話,挺有意思的:"I try to put into these desolate figures the savagery that I see in them, and that's in me too. Here in Brittany the peasants have a medieval look about them. The costumes are also almost symbolic, influenced by the superstitutions of Catholicism."


同一天看到兩位偉大藝術家的作品,來回七小時的車程是絕對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