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的路障

阿樂申請大學的事已大抵塵埃落定，他申請的三間公立大學 --- UC Berkeley, UCLA, UC San Diego --- 全都錄取了他，可是，申請的九間私立大學幾乎全軍盡墨；說是「幾乎」，因為其中四間雖然沒有錄取，但也沒有拒絕，而是將他放入候補名單。這些結果跟我們預期的相去不太遠，而阿樂能入讀我的母校 Berkeley，我自然萬分高興；不過，他的首選是 Columbia University，申請失敗，少不免有點失望。最令阿樂失望的，倒是 Georgetown University（他申請的是最難入的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因為他認為自己被錄取的機會不低，誰知只入了候補名單。

最新一期的 Time 有一篇文章題為 "The Elite Squeeze"，講的正是申請入讀美國私立名校的種種怪現象；文章所述的，我們早已知道，也與阿樂的申請經驗若合符節。然而，就算是美國的家長，很多也不知道「（私立）名校之路」的各種「路障」，美國以外的人當然更不清楚了；因此，寫篇文章簡略談一談，也未嘗不是一件小功德。（公立大學因為受政府限制，要錄取一定數量的本州學生，收生的標準較簡單直接；雖然公立名校如 Berkeley 等都聲稱收生採用 holistic approach，但沒有私立名校那麼多「花樣」。）

最重要的一點，也可能是最多人不明白的，就是這些名校的學位並不是「有能者得之」那麼簡單。所謂「有能者」，不只是指校內和公開試成績都非常優異，還有課外活動、社區服務、老師的推薦信、和自我介紹的短文等，全部都是最好的。問題是，即使學業成績和其他條件都無懈可擊，被頂尖的私立名校錄取的機會仍然可以很低。部份原因當然是僧多粥少，極其優秀的學生遠比這些名校的學位多，但還有其他未必廣為人知的因素。

根據上述那篇 Time 的文章，美國私立名校每年錄取的新生中，10% 至 15% 是少數族裔，10% 至 25% 是運動員（可以替大學出賽者），10% 至 25% 是 legacies（指有至親是校友者），2% 至 5% 是向大學捐巨款者的子女，1% 至 2% 是名人或政客的子女，1% 至 3% 是該校教授的子女；這幾類新生隨時可以佔了 50% 甚至更多，餘下的學位，才輪到其他申請者爭得頭崩額裂。

當然，這幾類新生的成績不可以太差，否則也不會被錄取（父母捐超級巨款者可能是例外），但他們肯定有優勢。例如兩個學生的學業成績和其他條件同樣優異，一個是少數族裔，另一個不是（也不屬於其他有優勢的類別），那麼，前者被錄取的機會便高過後者不少；其實，即使非少數族裔那位的成績明顯較優異，這些名校很可能仍然會捨他而取少數族裔那位。阿樂就有一位少數族裔的同學，成績和其他方面都跟阿樂相距頗遠，卻被一名校錄取了，而阿樂只是入了候補名單（在美國，亞裔不是少數族裔，申請私立名校不只沒有優勢，而且有劣勢）。

還有一點是上述那篇 Time 的文章沒有提及的，就是私立名校都有所謂的 feeder schools，會在這些中學錄取較多的學生，和它們有較緊密的聯繫；因此，在 feeder school 就讀，被名校錄取的機會便高很多；而這些中學，自然也就是中學的名校了。我們住的小鎮，當然沒有 feeder school。

讓我引 Time 那篇文章的最後一段作結（不翻譯了），因為這段對我來說特別有意思 --- 阿樂雖然失望，總算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If you're a student who is desperately attached to a handful of those schools, you need to pull back and think about how quixotic your quest is, recognizing the roles that patronage and pure luck play. You're going to get into a college that's more than able to provide a superb education to anyone who insists on one and who takes firm charge of his or her time there. But your chances of getting into the school of your dreams are slim. Your control over the overcome is very, very limited, and that outcome says nothing definitive about your talent or potential. To lose sight of that is to buy into, and essentially endorse, a game that's spun wildly out of control."

重讀一本哲學書

近日重讀 Bernard Williams 的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一天讀十頁，三星期便讀完。這已是我第三次讀這本書，第一次讀時還是哲學「初哥」，囫圇吞棗勉強看了一遍，其實完全看不懂；第二次是當博士生時，看得明白了，但仍然覺得很深，讀得相當辛苦；這第三次，不覺得深了，可是，還得慢慢讀，因為 Williams 的行文轉折含蓄，很多論點都十分精微（subtle），即使是重讀，也絕不能速讀，否則便會錯過很多精彩之處。

（圖片來源：http://d.gr-assets.com/）

為甚麼要重讀這本書呢？有幾個原因：最近偶然讀到幾篇論及 Williams 的文章，都對他有很生動的描述，令我忽然很懷念這位老師，腦海不期然浮現他講課和討論時的音容和風采，自然而然拿起他這本最重要的著作來翻看；誰知一看，便停不了，想將全書看完，因為書中討論的不少問題都是我最近比較著意思考的（例如書名指的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這個大問題）；還有，Williams 的哲學風格很能感染我，每次讀他，我都會得到一種難以名狀的哲學動力，想更努力於哲學思考，弄清楚那些自己特別關心的哲學問題。

我重讀過的哲學書不只這一本，Williams 的另一本書， Mor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我也讀過三次；隨便想想，重讀過的哲學書還有 Wittgenstein 的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P.F. Strawson 的 Individuals: An Essay o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Saul Kripke 的 Naming and Necessity，和 Barry Stroud 的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ical Scepticism。

我認為讀哲學的人，應該至少有一本可以至少重讀三次而仍然大有得著的哲學書。一本這樣的書，可說既是自己哲學思考的源頭，重讀，是飲水思源；也是哲學思考的甘泉，重讀，會得到滋潤和活力。這本書還可以作為進步與否或進步多少的測試 --- 如果重讀也不覺得比第一次讀時容易理解，或不覺得理解得更多更深入，你便可能是原地踏步了。

哲學這科很有趣，有可能（可以說是很容易）越讀得書多，便越糊塗；就算沒有變得糊塗，也是無甚進步。有些人不斷讀新的哲學書，卻從不重讀任何一本，那麼，即使哲學功力無甚進步，也不容易發覺，甚至因為書讀多了，便理所當然認為自己已有很大的進步。這些人欠的，就是一本可以一讀再讀三讀的哲學書。

臉書裏的江湖

《墳場新聞》引出的「文學綜援」紛爭，我的看法很簡單：政府應否資助文學發展，並非黑白分明，值得討論；可是，說這種資助只會「養懶人」，指責接受政府資助出書的作家是拿「文學綜援」、是「寄生蟲」，只要查一查他們拿到的資助是多麼小的金額，就知道這批評是如何的不公道了。至於文學的功能、詩文的好壞標準、和香港文學的質素等問題，當然十分複雜，大家不應該期望《墳場新聞》這種形式的文章能夠嚴肅和深入地探討這些問題。

這場紛爭，可算是茶杯裏的風波，除了上述的簡單見解，我沒有甚麼好補充的；倒是韓麗珠評論這件事的〈其實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文，我讀後不無感慨，尤其是最後兩段，：

「在臉書裡，弱勢者傾向對同樣弱勢或更弱勢的人抽刃，起因可能並非惡意（雖然終於會達成一種惡意），只是人性的角落裡需要衝突，在衝突之中，才能引起極端的愛和恨，自己才能同時成為加害者和受害者，讓讀著的人在等候一輛列車的時候、上課的時候、在工作中開小差的時候、會議的途中、跟朋友吃飯的同時、任何想要逃離當下的時候，讀到那段狀態，飛快地，按一個讚，同時經歷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快感，好像經歷了很多，雖然，其實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或許，這就是我近日想要關掉臉書的原因。人要切實地生活，首先減少虛擬的互動。」

的確，臉書裏的鬥爭，很多都是弱勢者「對同樣弱勢或更弱勢的人抽刃」，例如本土派對所謂「左膠」；相對於政府和建制派，鬥爭的兩方都是弱勢者而已。然而，我不同意這種鬥爭是為了「引起極端的愛和恨」，從而「同時經歷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快感」；我認為這種鬥爭的目的是要成為「相對的強者」--- 臉書裏有一個江湖，而江湖的存在就是為了給大家打打殺殺的機會，而打打殺殺的目的就是為了決定誰是「老大」或誰的勢力最大。

對，臉書裏有江湖。這江湖，有門派，有烏合之眾，有嘍囉，有受僱的殺手，有教主或掌門人式的人物，有奸徒，有俠士，有偽君子，有真小人，有集體攻擊，有個人暗殺，有人想揚名立萬，有人想大隱於市。無論如何，有江湖就有紛爭，而沈醉於江湖的紛爭之中，會有一個危機，就是忘記了自己始終不過是弱勢者。到得贏了江湖，輸了江山時，悔之已晚矣！

我沒想過關掉臉書，不是因為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是因為我相信在臉書裏也可以「切實地生活」--- 只要特立獨行，不慕名利，不結朋黨，不懷惡意，不記舊仇，這個小小的江湖，是個鍛煉人格的好場所。

閒話癡肥

今天跟阿樂討論癡肥的問題，不是煞有介事地討論，只是兩父子閒聊，由一個話題扯到另一話題，不知怎的，就談到了癡肥。我們說的癡肥，沒有甚麼嚴謹的定義，只是泛指非常肥胖，例如肥胖到前臂粗過一公升汽水瓶或臀部大過椅面；如果只是中年發福式的圓頭粗腰，我們不會稱之為「癡肥」（當然，發福可以發展到發脹，變成癡肥）。

阿樂首先說：「我真不明白為甚麼有人會容許自己的身體發展到癡肥的程度！發胖是漸進的，而且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會變成癡肥；因此，發胖的人應該胖到某一程度便有所警覺，然後想辦法防止自己繼續胖下去。」

我說：「也許有些人根本不介意肥胖，甚至不介意癡肥呢...」我還未說完，阿樂已急不及待回應：「那我們就只談那些介意肥胖、介意癡肥的人吧！」我接著說：「好吧，只談這些人。就算他們已經有所警覺，想防止自己繼續胖下去，甚至想到辦法，可是，他們大多沒有實行這些辦法的意志力，於是便繼續發胖，終於變成癡肥。」

阿樂對這個解釋不盡滿意，反駁說：「如果不想肥胖，更不想癡肥，那已經是一種動力，應該足以推動他們去實行減肥的辦法；還有，如果只是剛開始發胖，要減肥應該不會太難吧？」

我說：「我相信有你說的這種人，剛發胖便有所警覺，然後決心減肥；不但有這意圖，還付諸實行，例如多做運動和注意飲食。不過，大多數人都不是這樣的，他們不只後知後覺，還意志薄弱。你也許是將人看得太理想化了！」

阿樂沒有反駁，一臉沉思的樣子，像在消化我的論點，我趁機立刻補充說：「還有，正如你剛才所說，發胖是漸進的，這也解釋了為甚麼發胖的人大多後知後覺，沒留意自己已經肥胖了不少 --- 他們每天照鏡，都不會覺得自己胖了，直到有一天驚覺自己已經相當肥胖時，要減肥已不是容易的事。」

阿樂說：「如果真的不想癡肥，不容易也要做呀！」我說：「人的適應力很強，到自己變成癡肥時，便會逐漸適應，終於會接受癡肥的自己。」阿樂立刻回應說：「我一定不會適應，一定不會接受癡肥的我。」我笑說：「不要這麼肯定，假如你真的變成癡肥，到時你很可能便接受到那個癡肥的自己！你現在不能接受的，只是想像中的癡肥的你；正因為你不能接受那個想像中的癡肥的你，你才勤於運動。」阿樂隨即說：「你也是這樣啊！」我答道：「對，我也一樣，不要說癡肥，就是想像自己有個大肚腩，我也不能接受... 」阿樂這時樂了，說：「你貪靚！」我只得說：「你也是啊！」阿樂的反應不出我所料：「遺傳你的！」

後生可畏

人年紀大了，思想容易僵化，不必等到七老八十，中年以後，便難免有此傾向。這與教育程度和學識沒有一定關係，有些很有學問的人，亦有老來思想僵化的毛病，除了基本的立場和看法紋風不動，接受新穎事物和創新見解（即使與自己的看法沒有抵觸）的能力也大大減弱。

如果思想僵化了，大多只能在原有的框架內堆疊，雖然仍可以有知識的增長，卻不會有任何重大的改善，甚至連範圍的廣闊也沒有。思想上的根本改變，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而改變亦不一定是好事，但我說的是改善，不只是改變。思想僵化了，便不會有根本的改變；沒有改變，當然就沒有改善了。

有些人未到中年，思想便已僵化，然而，年青人的思想事實上比較有彈性，只要思想未僵化，遇上適當的刺激，便有機會來個翻雲覆雨的大改變；就算沒有大改變，也較容易擴闊自己的知識範圍和視野。孔子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語》〈子罕〉）我認為後生之可畏處，正在於他們的思想仍然富有彈性，能創新，能改善，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見解，這些都是來者勝於今的本錢。

我很喜歡跟年青人交往，感受他們的朝氣和生命力，讓他們的不同見解衝擊我那些可能已開始僵化的看法，希望能藉此保持思想的彈性，從而有機會改善。因此，對我來說，在大學教書的一大好處，就是可以跟大量的年青人有思想交流。雖然我是老師，他們是學生，但我從來不會在思想上「欺壓」他們，不會只要他們聽我說的；我會盡量理解他們的想法，即使是我不同意的，我也可能會受到衝擊而重新思考自己的見解。

其實，就算只是我在臉書上認識的年青人，便至少有幾位是十分可畏的後生，各有所長，二十來歲已識見過人，回想自己同年紀時，真是大大不如。跟這樣的年青人交流，自然能刺激思考，我還不時直接從他們學習到新的東西，不亦樂乎？

基於知識優越感的反宗教態度

對我有點認識的朋友都知道，我年青時曾經是基督徒，而且是基要派的；也知道我現在的立場是反宗教，寫文章批評某些宗教信念和教徒行為時下筆辛辣、毫不留情。然而，他們未必知道的，是我不會一竹篙打盡所有宗教 --- 對不同的宗教我會有不同的看法；當然，有些宗教我根本認識不深，不會隨便批評。我最痛恨的、批評得最狠的，只是那些力圖將自己的宗教觀念和價值（例如反演化論和反同性戀）強加於別人身上的個別教徒和宗教團體。

雖然我不會一竹篙打盡所有宗教，也同意宗教有其正面的功用，更明白一些人的確需要宗教的慰藉，可是，我相信如果這個世界沒有宗教，整體而言會美好一點（甚至美好得多）。這不只是我的一個信念，而是我經過長時間觀察和思考所得出的結論；不過，若要論証，恐怕要寫一篇至少數千字的長文了。以後有興致時也許會寫這樣的一篇文章，今天我想多講幾句的，反而是一種我非常不認同的反宗教態度。

我稱這種態度為「基於知識優越感的反宗教態度」。有這種反宗教態度的人，往往高舉「科學至上」旗幟，因為自己的科學知識而有一種優越感，並以為自己是由於擁有科學知識而反對宗教，認為宗教信徒只是無知或愚蠢（或兩者皆是）才相信宗教。這種人從科學知識得到優越感，並透過反宗教進一步加強這種優越感，而這加強了的知識優越感又令他們更熱衷於反對宗教。他們的反宗教態度，最後便可能淪為一種獨斷論（dogmatism），跟他們取笑的宗教獨斷論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事實上，不少宗教信徒既非無知，也不愚蠢，有些甚至是頂尖的科學家、數學家、哲學家、或其他學科的學者。他們之所以有宗教信仰，是由於各種因素，不能一概而論，沒有一個簡單的解釋；他們的宗教信念即使是錯的，也不表示他們是無知或愚蠢。

我不知道有多少反宗教的人有這種基於知識優越感的反宗教態度，但我至少領教過一位。這位仁兄一向擺出「科學至上」的姿態，有一次我跟他談到宗教，提到 Alvin Plantinga 的 modal ontological argument；我說這論證相當有趣和精密，值得思考一下，誰知這位仁兄連約略知道這論證內容的興趣也沒有，立刻嗤之以鼻，然後「聲大大」說 ontological argument 是十分可笑的論證。姑不論傳統的 ontological argument 是否可笑，我可以肯定地說，Plantinga 的 modal 版本即使仍然是無效的論證，卻一點也不可笑。這位仁兄表現出的，已近乎是獨斷論；另一方面， Plantinga 的學識和思考力，以我的判斷，比他高出不可以道里計。因此，雖然我也是反宗教的，也不同意 Plantinga 的立場，但我覺得可笑的，是這位有科學知識優越感的仁兄，而不是 Plantinga。

懷疑者與懷疑論者

英文詞語 'skeptic' 一般譯作「懷疑論者」，也有人譯為「懷疑者」，看來分別不大，然而，我認為有理由將「懷疑論者」和「懷疑者」的意思分開；英文的 'skeptic' 跟 'doubter' 也應該有相應的分別：a doubter 只是懷疑者，a skeptic 才是懷疑論者。請留意：以下我說的未必完全符合這些詞語的實際用法，我提出的，只是一個合理的分別。

假如我告訴你香港某位政論名人是中共的間諜，你對這說法表示懷疑，甚至在我提出相當有力的證據後，你的懷疑絲毫不減，因為你是這位政論名人的「粉絲」，並且深信他的立場一直都是反共；那麼，對於我這個說法而言，你只是懷疑者，而不是懷疑論者。

假如我告訴你我勤練《易筋經》和《洗髓經》，已經打通任督二脈，盡排體內毒素；去年身中劇毒，也是靠練此神功，才不藥而癒，現在健康無比，以後也不會患癌。你對我說的深表懷疑，要求我提出證據支持「身中劇毒」和「不藥而癒」之說，並解釋所謂「體內毒素」其實是甚麼東西；你還表明，只要我提出的證據夠充分，解釋得夠清楚，你便會接受我說的，不再懷疑。那麼，對於我說的易筋洗髓神功，你便不只是懷疑者，而是懷疑論者。

凡是對某事物有懷疑的，都是懷疑者，不過，一個懷疑者可能只是針對這一特定的事物才抱懷疑態度，換了另一事物，即使情況相若，他又未必會懷疑了。例如我告訴你另一政論名人是中共的間諜，而且提出的證據差不多，但這次你卻立刻接受，完全沒有懷疑。

「懷疑論者」的「論」，不是指態度，而是指一種方法論或思考的方式（可稱為「懷疑論」）：沒有理據支持（而非不證自明）的說法，都應該懷疑；理據越少，應該懷疑越大；此外，越異乎尋常的說法，便需要越強的理據來支持（extraordinary claims require extraordinary evidence）。一個懷疑論者對某事物有懷疑，只是運用這種思考方式的結果，而不是因為他針對這一特定的事物；如果另一事物情況相若，他知道之後，會同樣懷疑。

依此分別，如果你懷疑疫苗的功效，甚至相信疫苗的害處遠遠大於益處，但你卻採用花藥（flower remedies）和順勢療法（homeopathy），完全沒有懷疑它們的功效，那麼，你對疫苗的懷疑，顯然不是運用懷疑論的結果。說疫苗的害處遠遠大於益處，甚至說疫苗是毒針，那是越異乎尋常的說法，因此需要異乎尋常的理據來支持；可是，反疫苗人士提出的所謂理據，不但遠遠達不到「異乎尋常」的標準，而且往往是 confirmation bias 和 cherry picking 的結果。因此，反疫苗人士只是疫苗的懷疑者，而不是懷疑論者；推動他們反疫苗的，恐怕是心理因素多於理性思考（也有人是企圖從中得益的，例如一些所謂自然療法醫師）。

弱者報仇，強者寬恕，智者忘懷

在網上看到一句格言式的說話："Weak people revenge, strong people forgive, intelligent people ignore." 出處不詳，不妨這樣中譯：「弱者報仇，強者寬恕，智者忘懷。」（"Ignore" 直譯是「忽略」或「無視」，但譯作「忘懷」，似乎更切合智者的氣質。）道理看似顯淺，但可以發揮的地方不少。事實上，這幾句說話頗吻合我的經驗；以下除了講道理，也表達了我的切身體會。

（圖片來源：http://www.informativequotes.com/）

俗語有云：「君子不念舊惡。」可是，另有一句卻是：「有仇不報非君子。」君子豈非左右為難乎？其實兩個說法可以沒有矛盾：「有仇不報非君子」的仇，應該是大仇，而且義在己方；「君子不念舊惡」的惡，應該是小惡，至少不會要求高到是大惡，尤其是作惡者乃不義之人。

弱者報仇，不同於君子報仇，而不同之處正正在於報的是小仇小惡，例如被人無理針對、惡意批評、或散播流言來中傷。為甚麼說報這種仇的是弱者呢？因為弱於自我肯定的人才會這麼著意於小仇小惡，才會這麼著意於報這種仇；他們很容易有給人「擊倒」的感覺，而要透過反擊（即報仇），將對方「打倒」，才可以重新肯定自己。

至於「強者寬恕」和「智者忘懷」，都可以作為「君子不念舊惡」的解讀：如果「不念」是「寬恕」的意思，那麼「君子」就是「強者」；如果「不念」是「忘懷」的意思，那麼「君子」就是「智者」。

強者能夠寬恕，是因為他們的自我肯定夠強，不但不容易給人「擊倒」，甚至強到可以完全不覺得受到傷害，就像一個肌肉結實的壯漢給三歲小孩拍打，全不覺痛。既然不覺得受到傷害，不覺「痛」，自然就容易寬恕對方了。

智者的自我肯定程度未必及得上強者，然而，他們一樣可以做到不被「擊倒」，不覺得受到傷害，因為他們懂得轉移注意力，不去想那些小仇小惡，當那些攻擊他們的人不存在。有些智者是自然而然如此，有些則要經過刻意的自我訓練，才能逐漸做到忘懷。

我自問不是有仇必報的弱者，卻也不是容易做到寬恕的強者；這幾年我在慢慢學習智者之道，有點眉目，有點進步，雖然不敢自詡智者，卻總算是找到了應對的方向。

另有一種人，對於合理的批評也不能接受，並念念不忘要向批評者報復；這種人，連「弱者報仇」的弱者也不如，只是心胸狹窄的小人而已。

「不會排除有此可能性」

據報章報道，香港一名醫護人員在接種流感疫苗後，出現重肌無力症（myasthenia gravis）的病徵；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在接受訪問時表示，沒有醫學研究證明流感疫苗會引致有關症狀，不過，他「不會排除有此可能性」。

高永文這樣回應，合理之至，任何接受過科學訓練的人都應該這樣回應。「不會排除有此可能性」是英文 "wouldn't rule out/exclude the possibility" 的直譯，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不是好中文，說「有可能」便夠清楚，而且簡潔得多。然而，「有可能」是否真的可以完全表達「不會排除有此可能性」的意思？在很多語境裏都可以，但在高永文接受訪問的這個脈絡裏，答案是「不可以」。

這裏有兩個事實：

(a) 沒有醫學研究證明流感疫苗會引致重肌無力症。

(b) 沒有醫學研究證明流感疫苗不會引致重肌無力症。

雖然高永文沒有明確指出(b), 但他說的「不會排除有此可能性」，正是基於這個事實。科學研究（當然包括醫學研究）講究的是證據，不會止於指出可能性。簡言之，如果有證據支持 p，這些證據同時可以減低 ~p 的可能性；如果證據強到足以證明 p，這些證據便可以排除 ~p 的可能性。高永文說不會排除「流感疫苗會引致重肌無力症」的可能性，表達的正是「沒有證據證明流感疫苗不會引致重肌無力症」。這個證據與可能性的關係，用「有可能」三字是不足以表達的。

同理，基於(a)，高永文也可以說不會排除「流感疫苗不會引致重肌無力症」的可能性。因此，高永文那句「不會排除有此可能性」根本完全沒有指出流感疫苗和重肌無力症有任何因果關係，他只是在說話中表現了科學人應有的謹慎。

順便一提，今天在臉書無意中看到香港一位著名反疫苗人士的偉論，那是對高永文「不會排除有此可能性」一語的反應：「睇下高永文點講啦，D疫苗宗教狂熱分子！搞清楚科學係咩先啦...」這個反應，只能用「笑料」來形容。高永文一句說話，竟然令此人那麼奮亢，誰才是狂熱分子，清楚不過；更可笑的是他叫人搞清楚科學是甚麼 --- 如果他明白科學如何運作，便不會對高永文那句說話如獲至寶了。

毒地板

早兩天收到一位朋友的電郵，問我有沒有看這星期的 60 Minutes；原來這個電視時事節目剛報道了「毒地板」的問題，朋友知道我家的木地板是最近幾年才鋪的，也許會受影響，所以好心通知一聲。

我收到電郵後便匆匆到 60 Minutes 的網頁查看，但因為正忙著要完成幾件工作，只粗略看了文字報道，竟看漏了一個重要的分別，令我虛驚了一會：報道裏說的有問題地板，是強化地板（laminate flooring），那是合成製品，不同我家鋪的那種真木地板。

毒地板之毒，在於它含有過量的甲醛（formaldehyde），這是已經證實能致癌的物質。報道中的毒地板都是 Lumber Liquidators 零售的，這是一間美國公司，共有三百多間門市，遍佈美國四十六個州。這公司售賣的主要是真木地板，但也有售賣強化地板；由於強化地板價錢便宜不少，而且比真木地板更耐用，因此頗受歡迎，單在加州，便有數以萬計的住屋鋪了 Lumber Liquidators 售賣的強化地板。可是，這些強化地板被驗出甲醛含量超標，超過加州法例規定的安全含量上限數以倍計，最嚴重的甚至超標二十倍！

為甚麼會這樣？當然和利潤有關。這些甲醛含量嚴重超標的強化地板都是中國製造的，在中國製造，成本低很多，但質量控制卻做得很差，根本沒有人會監管產品的甲醛含量。由於成本大大減低，利潤因此增加，於是 Lumber Liquidators 的股價由 2011年的每股13美元升到 2013年的每股 119美元，升幅不可謂不驚人。Lumber Liquidators 賺大錢，卻令不知底蘊的消費者付出健康為代價。

中國製造的產品隨時有毒，這已是常識。然而，這些有毒產品之所以流通於中國之外，問題的根源卻不只是在中國。我一早已盡量避免購買中國製造的產品，這次也算幸運，沒有受毒地板影響；可是，如果情況沒有根本上的改變，始終也是避無可避，遲早「領嘢」。

諸葛亮情意結

早兩天在網上讀到一篇 Wharton School 教授 Philip E. Tetlock 在 2011年接受的訪問，談的主要是他的政治心理學名著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這本書出版已十年了（他寫這書時在 Berkeley 任教），但一點也沒有過時，仍然可以令讀者大開眼界；對於那些有「諸葛亮情意結」的人，這本書實在不可不讀，讀完除了會對世界有較真確的認識，說不定還會有一種心靈上的解放。

所謂「諸葛亮情意結」，就是以為世上有像《三國演義》裏的諸葛亮那樣神機妙算、料事如神的人。有「諸葛亮情意結」的人又分兩種，第一種的心理糾結較輕，只是視某（些）人為諸葛亮式的神人，因而佩服崇拜；第二種則自比諸葛亮，以為甚麼政治、經濟、國際大事以及歷史發展都給自己料中了，洋洋自得，沾沾自喜，其實不過是自欺欺人。

Tetlock 的研究歷時約二十載（1984年至 2003年），對象是近三百位各界的專家，要求他們對所屬專業範圍的事情做各種預測，結果是專家的預測並不比瞎猜來得準確。Tetlock 的另一發現是這些專家大多並不擅於計算概率，很多時候是「靠估」，因此差誤可以很大（概率計算的結果經常不符合直覺，很難「靠估」而準確）。

Tetlock 不但要求這些專家作出預測，他設計的問題還可以分析出他們如何作出預測、知道預測錯誤後會有甚麼反應、以及如何評估對自己意見不利的新資料。他的分析結果是：專家的心理無異於常人，就是只想猜對，不想猜錯，並因此而經常將「事後孔明」在心理上轉化為「事前孔明」，有意無意「記錯」（misremember）自己之前的說法，以誇大預測的準確程度；假如有人批評他們的預測其實不準，他們隨時會惱羞成怒，攻擊批評的人。

然而，Tetlock 沒有把這些專家一概而論，他借用政治哲學家 Isaiah Berlin 著名的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比喻，將專家分成兩類：第一類是刺蝟，只有一個大看法或大理論，以為放諸四海皆準，因此信心十足，不容易接受自己預測錯誤；第二類是狐狸，他們沒有大理論，着眼於細節，所知較多較雜，卻因而在預測時較小心謹慎，不會隨便口出大言，自以為諸葛亮再世。Tetlock 的研究結果是：狐狸的預測較刺蝟的來得準確。

當然，不準確的預測並不等於不合理的預測，我們在知道預測準確與否之前，只能就其合理程度來評價，而做預測的人，亦只能盡量合理而已。可是，這世界並不凡事合理，合理的預測經常都不準確。預測仍然可以做，仍然應該盡量合理，只要不被諸葛亮情意結所困，便不會為這個無常多變的世界多添煩惱紛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