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族中心到大一統理想 --- 讀葛兆光《何為中國？》

假如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對一位台灣人、香港人、或西藏人（換作新疆人也可以）說「我們都是中國人」，得到的反應很可能都是：「不，你是中國人，我不是！」然而，這同一的反應所表達的看法和情緒，卻不盡相同。台灣人可能只是要表明台灣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共國」，以別於有歧義的「中國」）統治，但香港人和西藏人不能否認被中共國統治這個事實，表達的，是不甘願被中共國統治。此外，西藏人認為自己的文化獨立於中國文化，而台灣人也許會認為台灣和中共國都同屬於中國文化，但也可能會認為台灣更能代表中國文化；至於香港人，大概會認為香港的文化只有一部份屬於中國文化，不過，如果是一位所謂本土派的香港人，則會相信中國文化（他們會稱之為「華夏文化」）在中共國已幾乎消失殆盡，反而在香港保存得最完整。

這些有關「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問題和爭議，有很長很深的歷史根源；關心這些問題，卻對其歷史根源沒有認識，便很容易陷於主觀意願與不滿情緒的糾纏中，甚至因而提出自以為是、其實荒謬可笑的政治主張。如果想彌補這方面知識的不足，可以細讀葛兆光的《何為中國？--- 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雖然這是一本小書，只有約一百八十頁，但內容十分充實，是消化了大量史料和文獻而寫成的，顯出治學功力不凡；論點清晰有力，提出的視點和概念分別亦對思考有關問題大有幫助。

首先，葛兆光指出中國不只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頁29，以下頁數會省去「頁」字)：「一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始終有延續性的中國，很早就被確立起來」(4)，至少「漢族文明的同一性、漢族生活空間與歷代王朝空間的一致性、漢族傳統的延續與對漢族政權的認同」(22)，都是不容否認的。蒙元和滿清的確帶來一定程度的「胡化」(131)，而且這兩個時期的中國歷史「超越漢族中國這個中心」(19)，不過，我們亦不應該「忽略了在蒙古時期和滿清時代裏，漢族文化的籠罩、影響和延續」(21)。

葛兆光認為「自古以來漢族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脈和核心」(113)，這一點應該沒有爭議。漢族中國的「民族認同、國家意識和文化取向」，在秦漢大一統時代「第一次凝固成型」(120)。然而，直到宋代，漢族中國的國家意識都不強，這是由於古代中國人的「天下」觀念，他們以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37)，「而四邊無論是文明還是在財富上，都遠遠低於中央，應該受到中央的制約與管轄」(42) ，因此『不太有所謂「外國」意識，也不太有所謂「國際」秩序』(5) ，只有「邊疆」，卻無「邊界」(63)。

到了宋代，「中國和鄰居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北方的遼和西北的夏，後來的女真與更後來的蒙古，逐漸使大宋成為「諸國」中的「一國」』(64) ，大宋產生了「對異族文化的高度警惕」(128) ，「開始在國家（朝廷）和士紳（地方）雙重推動下，逐漸重新建立了以漢族傳統、儒家倫理為中心的文化同一性」(130) 。這個發展被蒙元的統治打斷，到了明朝的「去蒙古化」運動，才接續下去，「中國的文化世界再一次凝固與重建」(132) 。

這「三次凝固」，「續漸形成漢族中國文化的主軸和邊界 (135)。假如「中國」只是指「漢族中國」，假如中共國的邊界和明朝的一樣，那麼，「中國」和「中國文化」這兩個概念便不會像現在那樣，引發那麼多的爭議。現實是，滿清大大擴張了版圖，使「中國變成了滿、蒙、漢、回、苗諸族的共同帝國」(11) ，於是「政治領土的範圍」和「文化認同的空間」(57) 不再重疊；「相繼而起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承繼了清帝國的民族與疆域」(77)，也就同時承繼了有關的民族和疆域問題。

雖然晚清有不少革命者「以漢族民族主義作為推翻清王朝的動員力量」(78) ，但中華民國成立後，由於『無論任何人當政都無法承受「割地」、「裂國」的罪名』(81)，終於以「五族共和」為建國方略。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揮之不去的「大一統」理想，那「始終是古今中國的政治理想甚至夢想」，從秦漢到滿清，「無論國力強弱，都在做大一統帝國的夢」(163) 。當然，現在的中共國也不例外，一樣是追求大一統，雖然大致維持了滿清的版圖，但沒有令五族融和，滿清遺下的民族和疆域問題並沒有解決。

其實，連葛兆光自己也似乎未能完全擺脫大一統的理想。他強調的所謂「中國文化的複數性」(111)，雖說是出於擔心『隨著中國的「膨脹」，中國會出現重返傳統，強調國學，高唱愛國的趨向』(111) ，繼而演變成「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134)，可是，這個「複數性」的說法是有問題的：如果是已融和了的民族和文化，那就應該被視為單數，例如漢族文化就是融和了「各種種族、思想、文化和地域」(120) 而形成的，成為單數；如果是未能融和而仍然有重要而明顯分別、甚至有衝突的，例如西藏文化和漢族文化，那麼，強調「中國文化的複數性」，也許不過是大一統理想的借屍還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