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哲學家休謨 (David Hume) 雖然不像蘇格拉底、柏拉圖、笛卡兒、尼采那麼廣為人知，但肯定是西方哲學史的重量級人物，在世時赫赫有名，死後影響力絲毫不減，對當代英美哲學的影響尤其深刻。二十世紀前的哲學家，我最喜愛的是休謨，我的哲學道路，可說一直都是在他的巨人身影下走的，由學士的 honors thesis (寫休謨論神蹟) 到博士論文 (其中不少篇幅討論休謨對極端懷疑論的看法)，都跟休謨的哲學息息相關。
休謨吸引我的，還有他的著作散發出的人格芬芳：窮思苦究卻不執著，理性而帶人情味，踏實之餘卻不失風趣幽默，不像一些大哲學家那樣不吃人間煙火似的，高不可攀。休謨有一句名言："Be a philosopher; but, amidst all your philosophy, be still a man."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Section 1) 這無疑是他身體力行的。
最近讀了一本好書，是 Dennis C. Rasmussen 的 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寫的是休謨和史密夫 (Adam Smith) 的友誼，但較偏重描寫休謨，沒有 Ernest Campbell Mossner 的休謨傳記那麼大部頭，只兩百多頁，卻更活靈活現地刻劃了休謨的性格。這本書可堪討論的地方不少，一篇短文當然不能囊括；書的結尾講述了休謨的一個遺願，作者有獨到之見，而他的看法完全符合休謨那不執著的性格和 "be still a man" 的原則，因此，這部份特別值得談一談。
休謨約在三十九歲時完成了《自然宗教對話錄》(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以下簡稱《對話錄》) 的初稿，往後當然有修改，但直到他病重將死，這本書仍然沒有出版，那已是完成初稿後二十五年了。《對話錄》是休謨對宗教最直接的攻擊，而對話錄的體裁亦較容易令一般人明白其中的論點，如果出版了，會比他早年的反宗教著作有更大的「破壞力」。休謨的反宗教立場明確，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一直帶給他不少麻煩，甚至由於宗教人士的阻撓，令他無法取得大學教席。休謨遲遲不出版《對話錄》，大概是因為不想有更多的麻煩。
休謨六十歲後健康日差，知道時日無多，在1776年1月立下遺囑，同年8月便去世，享年六十五歲。他的遺願之一是出版《對話錄》，並託付史密夫處理出版事宜。史密夫雖然與休謨是惺惺相惜、推心置腹的好友，卻拒絕替他辦這件事。休謨因此曾一度改寫遺囑，不過，最後還是改回原來的安排，囑咐史密夫出版《對話錄》，而史密夫結果真的有負所託，拒絕參與出版的事 (最後由休謨的姪兒完成《對話錄》的出版)。
連老友一個簡單的遺願也不肯出力，史密夫不是太過分了嗎？很多學者不但這樣看，還認為休謨自己也因為史密夫的拒絕而十分懊惱，甚至死不瞑目。Rasmussen 提出有力的證據，說明史密夫的決定並非無理，而且休謨體諒史密夫為何不願意出面安排出版《對話錄》：史密夫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剛剛出版，而且他一向宗教立場不明確，至少不像休謨那樣明目張膽反對宗教，因此和宗教人士關係良好；假如他和休謨的《對話錄》扯上關係，很可能會大大削弱《國富論》的銷路和影響力 (史密夫關心的主要是後者，但兩者肯定有關係)。
在休謨和史密夫現存的通信裏，有些是關於出版《對話錄》的，看不到兩人的友誼因為史密夫的拒絕而變壞；休謨死前約兩個月，還邀請史密夫到他家裏住，而史密夫應邀留了超過一個月，可見交情依舊。休謨受過宗教人士攻擊之苦，將心比己，當然明白史密夫的處境。雖然他在遺囑裏仍然是託付史密夫出版《對話錄》，但表達的是信任，不是執著。休謨在遺囑裏也交代了如果史密夫主持出版《對話錄》，便給他二百英鎊 (約等於現在的三萬英鎊) 以為答謝；休謨當然知道史密夫不會收這筆錢，他表達的是謝意，不是金錢計較。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7年12月29日）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