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論語 · 子罕》開首「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一句，看似平白，其實不容易理解。不少人將兩個「與」解釋為「和」，即英文的 "and"，整句的意思便是「孔子罕言：利、命、仁」。例如網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便將此句語譯為「孔子極少談論：私利、命運、仁道」，連頗具權威的楊伯峻《論語譯注》也這樣解釋：「孔子很少[主動]談到功利、命運和仁德」。有趣的是，楊伯峻用括號加入「主動」，意思大概是：孔子其實不是很少談到這三者，只是很少主動談到。問題是，這主動不主動，是根據甚麼來劃分呢？

這裏說的「談到」，以《論語》為本，因為其他古書中記載的孔子言論不多，且不可靠。孔子在《論語》裏有五次談到「命」，算不算「極少談論」或「很少[主動]談到」？也許見仁見智，但談到「仁」的地方卻多不勝數，絕不應以「罕言」來形容。因此，「與仁」的「與」不應該解作「和」；既然如此，那麼「與命」的「與」也不應該解作「和」，否則「與命與仁」便成為奇怪的平行句式。

如果兩個「與」不是「和」的意思，「與命與仁」應該怎樣理解？錢穆這樣句讀：「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他對「與」的解釋是：「與，贊與義。孔子所贊與者，命與仁。」（《論語新解》）「贊與」是甚麼意思？看錢穆的語譯便知：「先生平日少言利，只贊同命與仁。」然而，「贊同命與仁」是甚麼意思呢？命和仁不是意見或看法，如何贊同？仍然不清楚。

我嘗試提出另一個解釋。「與」可以有「依從」或「相隨」的意思，《論語》裏有例句：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述而〉）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子路〉）

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

根據這個字義，「與命，與仁」的意思就是「依從命，依從仁」，通暢明白。（其實，錢穆的釋文亦有「知命依仁」一語，至少「依仁」和我的解釋十分接近，只是不知為何在語譯裏變成了「贊同仁」。）

還有一個問題：「與命，與仁」如何和「罕言利」成為對比？錢穆沒有解釋。如果「與命，與仁」的意思是「依從命，依從仁」，「罕言利」的「言」便不應只是泛泛的「談到」，而是兼有「著重」的意思，這與孟子對梁惠王說的「何必曰利」（《孟子 · 梁惠王上》）的「曰」字意思相同。這樣，「罕言利」和「與命，與仁」便是鮮明的對比。

顏回不遷怒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論語 · 為政》），讀《論語》當然更應以此為戒。有些句子，獨立看時意思清楚，放在一起卻費解；假如學而不思，便不會進一步思考，嘗試理解句子之間的關係，因而繼續「罔」下去。

《論語 · 雍也》裏有一段就是個好例子：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這是十分顯淺的文字，唯一可能須要看註解的是「不貳過」，但其實也不難猜到：就是「犯過的錯不會犯第二次」的意思。然而，文字顯淺並不等於意思簡單易懂。錢穆的白話試譯是這樣的：

魯哀公問孔子道：「你的學生們，哪個是好學的呀？」孔子對道：「有顏回是好學的，他有怒能不遷向別處，有過失能不再犯。可惜短壽死了，目下則沒有聽到好學的了。」（《論語新解》）

譯成白話並沒有令原文的意思更容易理解。這整段的重點是孔子稱讚顏回好學，而那是回應魯哀公問的「弟子孰爲好學」，那麼，孔子為何要指出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呢？「不遷怒，不貳過」與顏回的好學有甚麼關係？錢穆這樣解釋：

本章孔子稱顏淵為好學，而特舉不遷怒不貳過二事。可見孔門之學，主要在何以修心，何以為人，此為學的。讀者當取此章與顏淵子路各言爾志章對參。志之所在，即學之所在。若不得孔門之所志與所學，而僅在言辭問求解，則烏足貴矣！（《論語新解》）

這個解釋並不充分。問題不在孔門之學是否主要在修心為人，就算是，也解釋不了孔子為何特舉「不遷怒，不貳過」為例 —— 假如只是說明修心為人的重要，何不用克己復禮或安貧樂道為例子？

既然孔子在談顏回好學，他接著說的「不遷怒，不貳過」便應該與好學有直接關係，而不只是修心為人的一般例子。我認為「不遷怒，不貳過」可以從「如何面對錯誤」來理解，理由有二：（1）從錯誤中學習是十分重要和有效的學習方法；（2）恰當地面對錯誤並不容易，是一種道德考驗。這樣理解，「不遷怒」是面對錯誤的正確態度，而「不貳過」是「不遷怒」的成果。

「不貳過」毋須再解釋了，但「不遷怒」還要進一步說明。這裏的「遷怒」，是由甚麼遷到甚麼，以致「不遷怒」成為面對錯誤的正確態度？「怒」不必指暴跳如雷式的盛怒，可以只是生氣或惱怒。在學習時犯了錯誤，惱怒的對象應該是自己（「啊，是我犯了錯！」）；可是，心理防衛機制會避免自己成為惱怒的對象，因而將怒氣轉移到別人（例如指出你犯錯的人）或別的東西（例如使用的工具）。遷怒後，便較難徹底承認自己犯錯，因而較難思過改錯。反之，不遷怒需要心理力量，但成功後便能勇敢面對自己犯的錯誤，然後努力改正，以免再犯，那就是「不貳過」了。

以上詮釋，不敢說就是對的，但至少合理。

「讀書不記得，如何？」

昨夜睡前閑讀《傳習錄》，讀到以下這段：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 

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傳習錄》卷下）

我隨即在臉書出一帖調侃：「係就好囉（我記性很差）！」然而，我其實知道任何懂得（甚至只是略懂）王陽明心學的人都可能反駁我說：「王陽明口中的讀書，不是我們現在一般說的讀書，而是純粹為了修身（準確點說，是為了致良知）的讀書；我們現在讀書當然注重記得內容，但以修身為目的的讀書，記不記得書本內容並不重要，只要達到修身的目的就行了。」

根據《陽明全書》的年譜，王陽明十一歲時便有「讀書學聖賢」的了解（有點不正常）：

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我手頭沒有《陽明全書》，這段引文是根據牟宗三〈王陽明學行簡述〉一文，收於牟著《生命的學問》）

王陽明「龍場悟道」、思想成熟後，那空泛的「學聖賢」便成為心學的「致良知」；「良知者，心之本體」（《傳習錄》卷中），第一段引文裏「明得自家本體」的「本體」，就是良知了。問題是，為甚麼為了致良知而讀書，便不必記得讀過的內容呢？

王陽明心學來來去去都只是三個互有關聯的大概念：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知才是真知，達到致良知者，必然知行合一。此外，知行合一的知，不是記憶中的書本知識，而是有實踐體會的知；有了實踐的體會，忘了書本的內容也無所謂。「曉得」比「記得」重要，因為「記得」可以只是硬記，「曉得」則是明白到應該怎樣做；可是，「曉得」還是不夠，因為可以明白到應該怎樣做而不去做，那就是「知而不行」，但「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傳習錄》卷上）。

《傳習錄》裏「本體」（主要是「心之本體」和「性之本體」）出現了一百零九次，但「讀書」只出現了十六次；看來王陽明並不怎麼重視讀書，他說的學問，其實是修身而已：

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傳習錄》卷下）

細讀

 

詩詞要細讀，才可以讀出裏頭的境界，玩味箇中的深意。然而，是否讀得夠細，並不好說；有時以為自己讀得夠細了，卻其實仍然是有點馬虎而不自知。最近我就有一個深刻的體驗。

杜甫的《曲江》二首是名作，令我有深刻體驗的是第二首：

朝回日日典春衣

每日江頭盡醉歸

酒債尋常行處有

人生七十古來稀

穿花蛺蝶深深見

點水蜻蜓款款飛

傳語風光共流轉

暫時相賞莫相違 

「人生七十古來稀」是成語，出處正是這首詩，但以詩句而言，最為人讚賞的則是頸聯「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不過，我想談的是看來平平無奇的那句「酒債尋常行處有」。

「尋常」二字，在中國詩詞常見，其中不乏名句，例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烏衣巷》）和「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納蘭性德《浣溪沙》）；杜甫另一首名作《江南逢李龜年》，也用了這個詞語：「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這些詩句裏的「尋常」都是「平常」或「普通」的意思，我讀「酒債尋常行處有」，也是這樣理解其中的「尋常」：欠酒債是平常事，所到之處都有欠。

近讀葉嘉瑩《南宋名家詞選講》，在李清照那一章看到她論及杜甫《曲江》二首之二，「酒債尋常行處有」一句她這樣解釋：「每天總來到曲江邊，不醉無歸，欠下酒債不少。尋是八尺，常是十尺，行不多遠就碰到欠債的地方。」「尋」是古代長度單位，這個我一早知道，卻不知「常」也是；一尋是八尺，常是尋的一倍（「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周禮 · 地官 · 媒氏註》）。葉嘉瑩說「常是十尺」，應該是不小心搞錯了；十尺是丈，不是常）。「尋常」的本義是長度單位，作「平常」解是引申義，因為這兩個是常見的長度。

葉嘉瑩的解釋是對的，我以前讀得不夠細，才誤解了「酒債尋常行處有」的意思。「尋常」在這裏不是指平常事，而是指不遠處，意思是「酒債／尋常行處有」（對「人生／七十古來稀」），而不是「酒債尋常／行處有」。為何這麼肯定？律詩頷聯和頸聯都要對偶，「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是對偶句，「尋常」作長度單位才對得上數目「七十」；杜甫律詩對仗精巧工整，讀者沒有理由將這兩句理解為對得不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