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7

世界何其複雜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剛看了港台節目《哲學有偈傾》討論「時間觀念」那一集,本來我甚少看電視,也不喜歡清談節目,但「時間觀念 / 概念」是我近年特別感興趣的哲學問題,加上參與討論者有中文大學的張錦青教授,是一位我欣賞的哲學家,也是我的好友,因此便捧場了。看後沒失望,整個一小時長的討論都清晰有趣,雖然涉及的概念及論證相當抽象,但主持人談笑間條分縷析,舉重若輕,相信留神聆聽的觀眾大多聽得懂。

看罷節目,順便看了看觀眾留言,欣賞和稱讚的當然有,可是,有些留言批評主持人沒能力說明深奧的概念,甚至有罵他們表達得亂七八糟的。我心裏立時的反應是:「有些人,自己聽不明白的,一定怪人講不清楚,而不反省一下會不會是自己理解力不足或是背景知識不夠。」這樣的人,在網上隨處可見,匿名或用假名的特別多。

另一些負面留言則顯出留言者輕視哲學,認為「時間」應該是物理學家討論的問題,不容搞哲學的人置喙。這些留言者恐怕是沒有細心收看節目內容,聽不到主持人已解釋了哲學家和科學家在研究「時間」時的重點有何不同:哲學家主要是做概念的釐清及分析(所以節目的題目是「時間觀念」),科學家則是直接研究物理現象。這裏我不妨補充一點:除了概念分析,哲學家也提出對時間的看法,加以論證支持,但這些看法和論證很少與科學有直接衝突,而是屬於形上學,已超出了經驗觀察和科學實驗的範圍。

也許會有人反駁說:「既然是超出了經驗觀察和科學實驗的範圍,那就是玄想了,和吹水有甚麼分別?」分別可大了,吹水可以隨便說,哲學的形上學論證則往往有嚴謹的邏輯,細緻的分析,而且論證所支持的看法能幫助我們對世界(或世界某些重要方面)有深刻和別開生面的了解。世界何其複雜,科學能夠研究及解釋的,未必就是世界的全部;形上學研究及解釋的,可以是世界的某些部份或面向,而不必與科學有衝突。

世界包括人世,即由各種社會和文化現象組成的人之世界。說到世界何其複雜,當然不能撇開人世來講;不過,我們雖然知道人世很多事物都極其複雜,但很可能仍然遠遠低估了人世的複雜程度,因為有些事物習以為常,其複雜性逐漸隱而不顯。哲學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幫助我們看到和了解世界 ¾ 尤其是人世 ¾ 隱而不顯的複雜性。

美國哲學家約翰 · 塞爾(John Searle)在《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裏舉了一個精彩的例子,以說明人世隱而不顯的複雜性:「試想想以下一個簡單的情景:我走進巴黎的一間咖啡店,選了一張枱坐下;侍應生過來,我說了一句不完整的法文;我說 "un demi, Munich, á pression, s'il vous plaît",侍應生便送來一杯啤酒,我喝了,在枱上留下一些錢,然後離去。」(p.3)這個例子的精彩處,正在於它的內容平凡不過:如此平凡的情景,看似簡單,其實非常複雜,要理解它,一定要先掌握一大堆概念,例如「餐廳」、「侍應生」、「法文句子」、「啤酒」、「金錢」、「付款」,而這些概念又不能獨立於很多的其他概念,例如「食物」、「服務」、「僱員」、「價錢」、「語言」、「經營生意」;這個情景的存在,還要依靠一些有關的事實,例如餐廳的東主要得到法國政府發牌才可以營業、顧客不付款便溜走是犯法的、侍應生明白(絕大部份)顧客的語言。此外,這個情景涉及價值判斷,例如侍應生的服務態度好不好、餐廳的佈置是優雅抑或庸俗、啤酒是上等還是劣質;這些價值判斷的標準從何而來、是否客觀,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時刻意識到世界何其複雜,便較能欣賞不同的視角(perspectives),不那麼容易變得武斷和自以為是。容我再引以前引用過的羅素名言作結:「當今之世最壞的事,大都是源於過份的確信。」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8年9月8日)

20211125

張岱吐槽賀知章

 

張岱《陶庵夢憶》〈日月湖〉一篇寫到唐朝詩人賀知章,頗多貶辭,但讀來有趣。

日月湖其實是兩個湖,「日湖圓,略小,故日之;月湖長,方廣,故月之」,「日之」和「月之」二語用得巧妙。日湖有賀少監祠,供奉的正是賀知章。張岱隨即描述祠裏的賀知章像,只兩句,便埋伏了下文的直接批評:「季真朝服拖紳,絕無黃冠氣象。」賀知章字季真,「朝服拖紳」,就是明明確確當官的模樣;「黃冠」指的是道士,「絕無黃冠氣象」的意思就是完全沒有修道之人的氣質。當官而沒有修道之人的氣質,不是很正常嗎?應該是,但賀知章辭官還鄉的理由是要做道士,而且有祠受人供奉,如果不過是一般的高官,那就有點不配了。

賀知章最著名的詩是《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張岱採用的版本「少小」作「幼小」,「兒童」作「兒孫」)張岱就賀知章辭官還鄉一事也數落了他幾句,說他「乞鑒湖歸老,年八十餘矣」,而「八十歸老不為早矣」,可偏偏「時人稱為急流勇退,今古傳之」;「急流勇退」的稱讚,也是名實不副啊!

以上都不算是賀知章的錯,因為他沒有裝模作樣騙人家稱讚他;他當他的官,到八十多歲才辭官,那是他的自由,而「當道士」可以只是辭官的藉口。世人推崇和供奉賀知章,那是世人的膚淺無知而已。

張岱在這篇小品對賀知章最直接的批評,是針對他「求沖舉之術」的故事(「沖舉之術」即飛昇成仙之術):

季真曾謁一賣藥王老,求沖舉之術,持一珠貽之。王老見賣餅者過,取珠易餅。季真口不敢言,甚懊惜之。王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乃還其珠而去。則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唐書》入之〈隱逸傳〉,亦不倫甚矣。 

張岱對賀知章的鄙夷,在於「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當官不等於是富貴利祿中人,因為有清廉的官,一生兩袖清風;但賀知章對於已贈人的一顆寶珠也念念不忘,可惜它被用來換取不值錢的餅,可見他是「慳吝未除」,甚至是深入骨髓的慳吝。張岱認為賀知章是富貴利祿中人,卻被列入《唐書》〈隱逸傳〉,是不倫不類的。

然而,「求沖舉之術」的故事並不載於正史,而賀知章以放達疏縱稱著,更有「金龜換酒」的事跡;那可不是野史,有李白的文字為證:「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歿後對酒,悵然有懷而作是詩。」(《對酒憶賀監二首並序》)。這樣的人,應該不會念念不忘已贈人的一顆寶珠吧?

張岱似乎是用「求沖舉之術」的故事來證明「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如果他真的用意如此,那恐怕是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而已。

20211121

梁漱溟論中西醫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剛讀了梁漱溟的一篇短文,題為「中西學術之不同」,是他在1930年代初與學生談話的記錄;其中特別有趣的是他花了頗長的篇幅論述中醫與西醫之不同,頗有見地。

文中「西醫是走科學的路,中醫是走玄學的路」兩句,當然是一語中的,但這大概是對中西醫有少許了解的人都同意的——西醫醫學已明顯發展為科學的一支,日益進步,不斷有突破,而中醫則仍然是以一大堆陰陽五行的概念為基礎,是堅固不變的古老傳統。梁漱溟有見地之處,在於他對「溝通中西醫學」的看法:

我最初曾想:「如果都只在一個對像上研究,雖其見解說法不同,但總可發現有其相同相通處。」所以在我未讀醫書前,常想溝通中西醫學。不料及讀後,始知這觀念不正確,中西醫竟是無法可以溝通的。雖今人仍多有欲溝通之者(如丁福保著《中西醫通》,日人對此用工夫者亦甚多)。但結果亦只是在枝節處,偶然發現中醫書上某句話合於科學,或發現某種藥物經化驗認為可用,又或發現中醫所用單方有效,可以採用等。然都不能算是溝通。因其是徹頭徹尾不同的兩套方法。單站在西醫科學的立場上,說中醫某條是對了,這不能算是已融取了中醫的長處。若僅依西醫的根本態度與方法,而零碎的東拾西撿,那只能算是整理中醫,給中醫一點說明,並沒有把中醫根本容納進來。要把中醫根本容納進來確實不行;那樣,西醫便須放棄其自己的根本方法,則又不成其為西醫了。所以,最後我是明白了溝通中西醫為不可能。 

然而,梁漱溟並不是肯定中西醫永遠是兩套醫學:

如問我:中西醫根本不同之點既在方法,將來是否永為兩套?我於此雖難作肯定的答覆,但比較可相信的是,最後是可以溝通的,不過須在較遠的將來。較遠到何時?要在西醫根本轉變到可以接近或至溝通中醫時。中醫大概不能轉變,因其沒有辦法,不能說明自己,不能整理自己,故不能進步,恐其只有這個樣子了。只有待西醫根本方法轉變,能與其接近,從西醫來說明它,認識它。否則中醫將是打不倒也立不起來的。

如果這個情況在將來真的發生,梁漱溟認為雖然是實現了「西醫根本轉變到可以接近或至溝通中醫」的條件,但其實是「中醫歸了西醫」,理由是「中醫不能解釋自己,認識自己,從人家才得到解釋認識,系統自然還是人家的」。

「中醫不能解釋自己,認識自己」「不能說明自己,不能整理自己」這幾句,有點語焉不詳;以我的理解,這是很深刻的看法。西醫已納入了現代科學的框架,而現代科學有一套自我了解的概念和原則,例如對實驗的重視、對客觀性的堅持、對偽科學的警惕、對「共識 (concensus)」的追求等等,這些都是中醫(及其玄學基礎)所缺乏的;中醫的自我檢討往往變成了自圓其說,結果就是「不能轉變」、「不能進步」。

說到這裏,梁漱溟看來是一味揚西醫、貶中醫,其實不然。他說的「西醫根本轉變到可以接近或至溝通中醫時」,指的是「待西醫對生命有所悟,能以生命作研究對像時」,而這個說法是基於他對西醫的批評:「西醫研究的對像為身體而非生命 [...] 依我觀察,現在西醫對生命認識不足,實其大短。因其比較看人為各部機關所合成,故其治病幾與修理機器相近。」可是,梁漱溟說的「生命」,並不只是指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但究竟所指為何,卻又不清不楚;當他說到「生命力」時,那就有更重的神秘意味了:

恢復身體健康,須完全靠生命自己的力量,別無外物可靠。外力僅可多少有一點幫助,藥物如果有靈,是因其恰好用得合適,把生命力開出來。如用之不當,不唯不能開出生命力,反要妨礙生命的。

這樣一來,梁漱溟還是走不出中醫的玄學思維,只是說得更為抽象和簡單而已。難怪他對中西醫的最終評斷是:「這兩條路,結果中國的這個方法倒會占優勝。」

20211109

名校與金錢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上月美國的一則大新聞是耶魯、史丹福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多間名牌大學的招生欺詐案,涉及金額高達二千五百萬美元。其中一家涉案者為了安排孩子入讀耶魯,竟花了一百二十萬美元,單是賄賂一校隊教練便要用上四十萬美元;耶魯大學幾天前宣布撤銷該學生的入學資格,這家人學位金錢兩失,還惹上官非,可謂慘淡收場矣。

案中那些用金錢打通名牌大學門路的手段(例如行賄、造假、作弊)都是犯法的,不過,有財有勢的人用錢幫助子女入讀名校,大有合法途徑。隨著這件招生欺詐案的廣泛報道,網上議論紛紜,當然少不免論及這些合法途徑;其中不少人談到的,是有關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 (Jared Kushner) 當年入讀哈佛大學的兩件事:(1) 庫什納的富豪父親在1998年捐了二百五十萬美元給哈佛;(2) 中學和 SAT成績都毫不出色的庫什納在1999年入讀哈佛。有個邏輯謬誤叫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簡稱 "post hoc fallacy"),英譯是 "after this, 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如果你認為 (2) after (1),therefore (2) because of (1),大概除了庫什納及其家人,沒有人會說你犯了 post hoc fallacy。

當然,利用這條合法的金錢之路入讀名校的有錢人,庫什納不是唯一的一位。另一方面,也不是捐錢夠多便一定得到名校接納,大毒梟的錢一定不行;同是1998年的二百五十萬美元,假如是社會地位不高的暴發戶捐出,恐怕未必收效。美國名牌大學的收生要求之高,有一個標準的形容詞:"highly selective"(全美二千多間大學,只有約五十間被視為 highly selective);名校接受捐款而預留學位,看來也是 highly selective 的。

名牌大學為甚麼要「貪」這些捐款呢?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因為這涉及大學的傳統、運作模式、資源分配、學術競爭等不同因素。無論如何,關於名校與金錢,有一個誤解是應該澄清一下的。美國的私立名牌大學學費很貴,哈佛2018-2019年的學費是US$46,340,加上住宿及其他費用是US$67,580(即五十多萬港元一年);比哈佛更貴的也有,例如威廉姆斯學院 (Williams College) 2018-2019年的全費是US$69,950,明年增至US$72,270。有些人以為名校學費那麼貴,光是收學費已有錢賺,其實不然,因為這些大學花在每個學生的錢比收到的學費為多,即是每個學生都是「蝕本貨」。以我較熟悉的威廉姆斯學院為例(小兒正在該校就讀),根據校方剛發出的資料,明年用在每個學生的平均金額是US$117,000,比收回來的費用少US$44,730。

此外,這些私立名牌大學都會按學生的家庭收入來定學費,一般而言,家庭全年收入超過二十五萬美元才要交全費,否則收入越低、學費越少(本人就是受惠者),每年都有付很少學費甚至費用全免的學生就讀。這方面史丹福大學最慷慨,在2016年開始新收費政策:家庭全年收入少於十二萬五千美元的,免學費;少於六萬五千美元的,學費及住宿費等全免。由於有不少學生受減費之惠,這些名校不但不能藉收學費賺錢,還大大蝕錢。

是不是因為這樣,名牌大學才貪圖「買位」的捐款?不是。這些名校都擁有巨大財富,哈佛富可敵國,不計其他資產,只計捐贈基金 (endowment) ,已是約四百億美元的巨額;耶魯稍有不及,捐贈基金約三百億美元;香港人不大認識的名校聖母大學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捐贈基金亦屬驚人,有一百三十多億美元;就算是沒有研究院、學生人數只有二千餘的威廉姆斯學院,捐贈基金也有近二十八億美元,早兩三年推動籌款六億五千萬美元,一下子便籌到了。這些名校如此有錢,就算不接受「買位」的捐款,也絕不會有入不敷支的問題;事實上,單靠投資和校友的無償捐款,名牌大學的財富已能每年都增加,越滾越大;接受「買位」的捐款,除了金錢,肯定還有其他考慮(例如捐款者的影響力)。

說到財富,英國的名牌大學遠遠不及美國的,牛津劍橋的捐贈基金,連哈佛耶魯的三分一也沒有;有些算是名校的英國大學,簡直可說是窮,例如華威大學 (University of Warwick),捐贈基金竟然不到六百萬英鎊,美國一間普通的州立大學也有錢得多,例如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捐贈基金超過七億美元。為何有這麼大的分別?這恐怕也沒有簡單的答案,要研究一下才會有合理的判斷。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9年4月6日)  

20211030

童真可貴嗎?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兩星期前寫的那篇〈美麗的謊言?〉引起一些迴響,有讀者認為大人刻意令小孩子相信聖誕老人是真的,可以保持小孩子的童真和培養他們的想像力;反之,像我那樣一早便教導兒子聖誕老人是虛構的,不但大煞風景,更嚴重的是損害了兒子的童真,逼他過早進入成人的現實世界,簡直是好心做壞事。

這說法實在太 simplistic (通常譯為「過份簡單化」,但不能完全表達原字的意思)。小孩子聽大人說有聖誕老人,毫不懷疑便信了,那是童真;那麼,小兒聽我說沒有聖誕老人,毫不懷疑便信了,不也是童真嗎?難道要相信虛假的東西才算童真?至於想像力,假如要藉著「美麗的謊言」來培養,我們豈不是應該令孩子也相信超人、蜘蛛俠、哈利波特、甚至黃大仙等等都是真的?要培養孩子的想像力,倒不如向他們多講些神話故事,幫助他們愛上看書,尤其是文學書(當然,科學書也可以培養想像力)。這正是我做的。小兒八年級時主動找但丁《神曲》來看,看得著迷,接著讀荷馬史詩,高中的 IB 論文寫米爾頓《失樂園》,上到大學還愛讀文學,喜歡想像,雙主修的其中一科是英文(主要讀文學);他從不相信有聖誕老人,但想像力絲毫無損。

其實,兒童有童真,那是自然不過的事,兩三歲的小孩子絕少沒有童真,別人說的,他們都相信,因為在這個年紀他們還未形成心理學裏說的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有大量心理學實驗證明這個年紀的兒童沒有能力明白甚麼是虛假信念(false belief);從這個角度看,童真不過是心智未成熟而已。我在小兒一兩歲時對他說世上沒有聖誕老人,那是不可能令他喪失童真的。有些小孩子被認為過早失去童真,那大多是四歲以後的事,到了這個年紀,小孩子已明白甚麼是虛假信念,也懂得說謊,如果再加上利害計算,那就真的不像個小孩子了。然而,失去童真,那是遲早的事,是心理成長的自然結果,沒有甚麼值得可惜的。

童真在於真,有些人將「童真」和「童心」混為一談,但這兩個概念應該分開。我在拙著《沉思武俠立斜陽:感悟金庸小說》裏有一篇文章寫周伯通,談到童心和童真,我是這樣劃分的:「童心,是在兒童身上特別清楚見到的心理動力,而且一般來說比成人的強烈很多,例如自我中心、愛玩耍和有好奇心;童真,則是表達思想和情感時的一種心理質素,也是在兒童身上特別清楚見到的,就是不受人際利害和社會規則約束,沒有機心,因而是純粹和真切的。人長大後,要保持童心或童心未泯,不容易;要保持童真,那就更加難了。」(〈老頑童與幼稚老人〉)我說「更加難」,那是委婉的說法,事實上成人根本沒可能保持童真,極其量只是有類似童真的品質。

有些人認為成人而有童真(其實只是類似童真的品質)是很可貴的,但想深一層,他們認為可貴的,根本不是童真,也不必用「童真」來形容。假如一個成年人真的有類似童真的品質,他便是一個輕信的人,沒有懷疑精神,容易受騙。這樣的品質,浪漫眼光觀之,曰童真;現實眼光觀之,曰幼稚。說是童真,也許令人覺得可貴;說是幼稚,則頓覺可笑。作為成人,除非瘋了,否則根本不可能完全不受人際利害和社會規則約束,不可能事事直話直說,因為要考慮別人的感受,也要明白人心叵測,為了保護自己,不應輕信別人。值得珍貴的,是保持一顆善良的心,以誠待人,不虛偽,不矯情,不事事計算,不妄自猜度別人,純粹真切卻不幼稚,沒有機心但不容易受騙。這樣的人,有的不是童真,而是成熟的真與善。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8年12月29日)   

20211029

如何不否定科學、也不盲信科學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對科學不信任質疑甚至否定,並非罕見之事,在美國尤其是這樣,可以說是美國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傳統的一面。這股反科學風氣,過去十多年越演越烈,已有學者加以研究,例如 Gale Sinatra 和 Barbara Hofer 兩位教授合著、剛出版的 Science Denial: Why It Happen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便是這種研究的成果。姑且將 "science denial" 翻譯為「否定科學」,而「否定」在這裏指「不信任、質疑或否定」。

否定科學的人有不同的動機和理由,但主要是宗教和政治兩種。事實上,生活在現代化地方的人,是不可能全盤否定科學的;一個竭力反對演化論、不相信全球暖化、寧死也拒絕疫苗的人,還是會開冷氣、乘飛機、用手提電話和上網的。對科技的信賴就是對科學的信賴,因為科技是從科學而來的。因此,否定科學的人只是選擇性地否定科學。

另有一種否定科學的人,他們不是質疑特定的科學理論或研究,而是對科學家不信任,認為科學家會被財團或政治勢力收買,不但研究方向受左右,甚至可能造假,唯利是圖。這種事的確發生過,將來還會發生,但那只是極少數科學界的害群之馬。無論如何,我們對科學的信賴,並不是建基於對科學家作為個人的信賴;科學的可靠性在於科學的方法和程序,也在於科學作為一個 institution 和 collective enterprise 的結構和機制。科學有各種有效的制衡和自我改進機制,個別科學家的不當行為破壞不了科學的整體運作,極其量只會造成短暫的局部小破壞。

否定科學固然不妥,但它的相反態度——盲信科學——也是要不得的。所謂盲信科學,就是只要見到是掛上「科學」這個標籤的,便毫不懷疑地相信。然而,一般人沒有能力判斷科學研究的結果是否可靠,我們如何能在否定科學與盲信科學之間採取恰當的態度呢?當然不是空泛地說要保持獨立思考和運用邏輯頭腦便能做到。這裏我提出兩大原則,供讀者參考:

1.  只接受在科學界已有共識(concensus)的理論。雖然科學史一直都是舊理論被新理論取代的歷史,但已達共識的舊理論最終被新理論取代,只是被更好的理論取代,並非一無是處;達到共識的理論必有其可取的地方,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應用的(例如牛頓力學)——即使將來會被取代。至於沒有達到共識、只是少數科學家提倡的理論,我們就算不是懷疑,也至少要保持觀望的態度(wait and see)。

2.  對於個別科學實驗的結果,我們應該警惕自己不要隨便相信複述,尤其是報章雜誌那些沒有受過科學訓練的記者寫的報道。這些報道通常為了吸引讀者而寫得片面和誇張,例如「根據 X 大學的研究,喝一杯紅酒等於運動一小時」。這些科學實驗的結果,如果我們有興趣和有能力,便去找有關的期刊論文來讀,否則聽過便算,不必認真對待。

讀者如想到其他原則,歡迎留言補充。

20211027

由家鄉蘿蔔絲湯圓說起

 

今天午餐,兒子不在家,只我兩口子吃,於是趁機做他不喜歡、但我們愛吃的東西。結果做了兩大碗家鄉蘿蔔絲湯圓,先由內子搓湯圓,完成後其餘便是我的工作——刨蘿蔔絲、做湯底、煮湯圓等等。湯有蘿蔔的清甜和蝦米的海產味道,加適量的胡椒粉,吃之前灑上蔥粒;吃,聞著蔥香,口裏微辣並同時嚐到甜美,而蘿蔔絲的細嫩揉合湯圓的軟韌,那口感複雜得恰到好處。吃過一大碗後暖洋洋,肚皮滿足,齒頰留甘。

這道佳品脫胎自小時候母親偶爾做給我們作午餐的蘿蔔絲茶果(放湯)。她是客家人,說那是年輕時在鄉下學曉做的,所以在我心目中是家鄉食品無疑,也沒有去查究是否真的源於客家傳統。母親廚藝好,我記得她的巧手菜式不少,而這蘿蔔絲茶果肯定位列前十名。我沒有嘗試複製,因為糕點類是本人入廚的弱項,更不想弄出個四不像,破壞童年的美好回憶。現在改而做的蘿蔔絲湯圓,容易多了,但總算捕捉到蘿蔔絲茶果味道和口感的五六分,於願足矣。美其名曰「家鄉蘿蔔絲湯圓」,「家鄉」二字,不過是聊表對家母的思念。

這是廉價食物。做湯圓的糯米粉固然便宜,蘿蔔也不貴,湯底只用蝦米來熬,不多花費;一碗蘿蔔絲湯圓,粗略估計,用不到兩美元。我不是要說「美食不必昂貴」這種陳腔濫調,而是由「廉價」想到了「儉樸」。家鄉家鄉,其實是鄉下。母親當年在鄉下過的生活,定必儉樸;家裏沒錢,不由得不儉樸。然而,除非是窮到三餐不繼,平時吃方面的滿足還是有的,只是沒有現在物質豐裕的城市人滿足得那麼頻密而已。我想像年少時的母親在鄉下吃蘿蔔絲茶果的情景,是 visualization 的那種想像: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她吃一口茶果,喝一口湯,抬頭便露齒而笑了,一臉滿足——很好味啊!

儉樸,不一定是由於沒錢。有些生活儉樸的人只是捨不得用錢,是吝嗇;對別人吝嗇不在話下,連對自己也一毛不拔,強壓各種慾望,不得滿足,就是為了省錢。這種人很沒趣,生活得苦,也會招來一些人的恨,不談也罷。無論如何,儉樸可以是基於清心寡欲,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可謂儉樸的典範;顏回當然是窮,所以「人不堪其憂」,但「回也不改其樂」,可見他的儉樸不是為勢所迫,而是對物質生活要求極低,著重的是精神生活的豐盛。們這些凡人不能跟顏回比肩,「飯疏食飲水」恐怕受不了。不過,儉樸不是絕對的,有程度之分,沒有必要強求達到顏回那個境界。

我小時候住在堪稱「貧民窟」的僭建木屋區,生活不用說是儉樸的,但那不是自己的選擇。現在已不算貧窮了(我的「不算貧窮」標準很低,如果你認為沒有五六百萬美元身家已是貧窮,我只能說自己甘於當個「窮教授」),但生活大抵上仍然是儉樸的。讓我先說清楚:本人一點也不吝嗇。對別人是否吝嗇,我不好意思自我評斷,但對自己我是毫不吝嗇的。舉個例:二十多歲時沉迷篆刻,也愛印石,試過用三分一的月薪買了一塊,純粹是心頭好。我說的生活儉樸,是除了日常起居飲食的基本費用,我花錢買的絕大部份是「價廉物美」的書(以前買很多唱片,但最近幾年甚少買了),連衣服也一年買不到兩三次,更不用說買奢侈品了。 名牌東西與我無緣,因為我根本認不得它們。例如不久前看到新聞報道人見人憎的「孽瘤熟矣」那個甚麼疑似 Hermès 贗品的手袋,我才知道有這個牌子(但隨後又忘記了,剛才要谷歌一下才把句子寫完,但保證三天後又會忘記);報道說那個手袋的正貨估計價值達五十萬港元,我看到後唯一的反應是不解——這不是我世界裏的東西。

自然而然的儉樸生活,是簡單得多的生活,卻不會因為缺少了物慾的滿足而不快樂。小時候媽媽做的蘿蔔絲茶果給我的滿足,和剛吃過的、自己做的蘿蔔絲湯圓給我的滿足,是同樣的平實而深刻,所需者,只不過是能辨味的舌頭和一顆不為物慾所熏的心。

(原載於《蘋果日報》2021年4月24日)  

20210929

讀《讀胡適》

 

數月前替牛津大學出版社辦了點小事,總編輯林道群兄說要給我車馬費;我說車馬費倒不必,如能寄我一冊董橋的新作《讀胡適》,我便很開心了。林兄本來說由於香港和美國的郵政服務受疫情影響,郵寄可能有困難,誰知第二天他便告訴我已用速遞將書寄過來了。原來郵費是書價的四倍,弄得我挺不好意思。可是,結果速遞不速,書一個多月後才寄到,離譜之至,但總好過寄失。除了《讀胡適》,林兄還附寄了一本論述尼采哲學的小書,真有心。

《讀胡適》印刷精美,設計典雅簡約,捧在手裏已頓生好感。我拆開包裹後急不及待即時讀起來,一口氣讀了五十頁,好看!在第四十七頁讀到董橋引胡適〈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的一段,真巧,我兩個月前的網誌文章〈胡適與蘋果〉正正引用過這同一段,於是大有同好之感。雖然是忙裏偷閒斷斷續續地讀,也不過是幾天便讀完全書;讀畢後,想到兩字形容:親切。

此書以「回」為單位,共八十八回;不是小說,卻分回,我相信作者的意思是,他只是在說胡適的故事,也是在說他自己「讀胡適」的故事。這不是一本關於胡適的學術著作,而是很個人(personal) 的書;八十八回,說了兩層故事 ,胡適的,和董橋的。董橋這樣描寫此書的寫作用心:「讀胡適,寫胡適,我其實只想挑我愛讀的讀,挑我愛寫的寫。在這任性的時刻我慶幸我不是學者,不搞學術,愛怎樣放肆就怎樣放肆。」(p.137) 放肆得好!

董橋寫得最精彩的,是用事例來顯出胡適的性情、品格、學問及視野,有時候讀者可以從同一個例子見到其中數者;內容充實兼有趣味,敘事中帶著恰到好處的感情,所以好看。說到胡適的品格,我讀過很多關於他生平的材料,根據這些材料,胡適的品格有兩個相反的可能:他一是真正的仁人君子,一是非常成功的偽君子。我認為是前者,而董橋這本書沒有改變我的判斷。從《讀胡適》可以看出董橋十分喜愛和敬佩胡適,卻非崇拜;這很好,因為一崇拜,便容易盲目。董橋對胡適品格的判斷是敏銳的,例如他寫胡適如何面對政治權力,便很通透:「這似乎是胡先生一生應對執政黨的策略,有點怯懦,有點鄉愿;有點狡黠,有點心術。胡先生天生個性裏有甩不掉的矛盾和吞得下的妥協,這也許正是他留得住風骨的法門。」(pp.173-174)

見過不少人批評胡適學問不高,我敢對這些人的百分之九十九說,胡適的學問比你們高十倍好不好。董橋說:「胡適之學問好到什麼境界我不敢說。我可以大膽斷言的是胡適之真是淵博。」(p.198) 用「淵博」二字形容胡適的學問,那是用心讀過他大量著作的人都應該贊同的。胡適不只是博,因為博可以是廣而不深,多所涉獵而已;但胡適研究問題都鑽得深入,而他研究過的問題很多。有一段長時間胡適被中共抹黑得很厲害,「胡適學問不高」也是當時抹黑他的一種手段,說不定這種抹黑的影響至今存留。無論如何,如果你自問有理由說胡適學問不高,那麼你對「學問高」的標準一定要超級嚴格。胡適確實沒有獨樹一幟的學術建樹,但那不等於學問不高;他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禪宗史研究、 戴東原研究以及一些文字考據的著述,都是一流的,無疑有學術貢獻。胡適曾經與錢穆爭論《老子》的成書年代,若比較兩人學問,錢穆的史學成就無疑遠高於胡適,但學術視野相比於胡適就未免太狹隘,西方的學問錢穆就不懂了。

最後,讓我指出《讀胡適》裏一項我很懷疑是錯誤的資料。董橋這樣寫:「胡適之一九五六年九月決定去加州大學講學,在哲學系授課。」(p.266)  這裏說的加州大學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當時趙元任在那裏任教,胡適到訪及講學,應該是趙元任穿針引線;但趙元任是東方語言及文學教授,不是哲學系的。根據胡適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所說,他在加州大學演講的題目是「近千年來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分十次講;可是,柏克萊的哲學系在那個年代已是分析哲學主導,不會容許這樣的演講題目,也不會邀請胡適這樣學術背景的人來授課。因此,「在哲學系授課」應該是搞錯了。其實,假如胡適真的曾在我花了數年時間苦讀鑽研的柏克萊哲學系講課,我會覺得是美事一樁。

(原載於《蘋果日報》2020年6月27日)  

20210908

大學排名這遊戲

 

大學排名是美國人搞出來的,最初只是小圈子玩意,沒引起大眾注意。大學排名受各方重視,乃始於198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 "America's Best Colleges" 排名,這雜誌自此每年都登出美國的大學排名,而且越來越多人留意。本來這只是美國的事,但後來「傳染」到其他地方,很多國家現在都有大學排名,十多年前還開始有全球和各大地區的大學排名;近年各式各樣的大學排名榜多不勝數,單是全球大學排名便有二十多個!

假如大學排名跟甚麼「電影史上十大電影」和「全球最宜居住城市排名」等,大家只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倒是有趣之事。問題是,大學排名受各方重視到一個程度,已嚴重影響高等教育的方向甚至質素,一切評估皆以能夠量化為依歸。我說「受各方重視」,這「各方」至少包括大學行政階層以及教職員,也自然包括家長及學生,於是大學爭排名,學生爭入排名高的大學。

大學爭排名,爭的不是名氣,因為名氣很穩定,不會每年因排名的升跌而驟變,但大學行政階層仍然可以用排名為管理工具(management tool),以分配資源、整理架構和增加籌款等。不過,這裏的因果關係有點含糊:如果大學不重視排名,便不會用排名為管理工具;但如果大學不想用排名為管理工具,便不見得有理由重視排名。無論孰因孰果,惡性循環卻是肯定的:大學因為重視排名,所以可以用排名為管理工具;大學為了用排名為管理工具,於是更加重視排名,於是更加可以用排名為管理工具 ……。

美國一些頂尖大學裝作不重視排名,例如招生活動裏的 admissions officers 會斬釘截鐵地說 "We don't give a lick about rankings",事實當然並非如此。這一點我有親身經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將 national universities 和 liberal arts colleges 分開排名,因為這兩種大學的結構和重點都不同,應該用不同的準則。小兒入讀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那年,我們送他到校園,出席了校長的演講;校長好像漫不經心地提到威廉姆斯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liberal arts colleges 的排名位列榜首,然後說「我們不重視排名」云云。當時我信以為真,後來小兒在那裏知道的事情多了,告訴我威廉姆斯其實十分重視排名,而且很懂得玩這遊戲,所以才可以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連續十七年排第一。

大學為了推高排名,有很多手段可耍。讓我舉個較簡單的例子。大學排名的其中一個準則是收生率,收生率越低,分數越高。有些名牌大學向大量高中學生寄資料,鼓勵他們申請,即使明知他們大多根本沒可能被錄取。申請人多了,收生人數不變,收生率便下降;史丹福的收生率由二十年前的 20% 降至今天的低於 5%,這做法是一個主要因素。有些大學甚至「篤數」,聲望頗高的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幾年前便被揭發向排名機構提供虛假數據,可謂不擇手段。

大學排名不過是數字遊戲,各大學的水平不會年年有變化,但排名機構每年改變排名準則的比重,結果便不相同,否則年年排名幾乎一樣,誰有興趣留意呢?可是,這樣的排名變化根本沒有多大參考價值。為了寫這篇文章,我查看了好些大學排名,找到一個好例子,湊巧是關於威廉姆斯學院的。財經雜誌 Forbes 由 2008年開始有大學排名,漸受重視,由於所用的準則集中於本科生教育,尤其著重學生畢業後事業上的表現,因此不必分開 national universities 和 liberal arts colleges 排名;威廉姆斯在 2014年排第一,擊敗哈佛、耶魯、史丹福等舉世知名的大學,在 2015年 和 2016年排第二,但到了 2017年卻排第十三!一年內跌了十一名,那是因為威廉姆斯學院一年內質素大降嗎?當然不是。

亞洲大學爭排名尤其激烈,爭世界排名和亞洲排名;《紐約時報》幾年前報道過,南韓、台灣、印尼和馬來西亞各政府宣布投入資源,要竭力將國內至少一間大學推進《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的一百名內。香港已有幾所大學入了一百名,但爭排名之心不會因此而減,大學教授們唯有繼續多多製造國際期刊論文。想做本土研究,而且是中文著述?或是想多花些心機和時間教學,減輕學術研究的份量?小心教席不保,或升職無望。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9年5月18日)  

20210831

回歸課室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由於疫情,過去三個學期,即一年半,我在大學的所有課程都是網上授課。起初很不習慣甚至有點厭惡。對著電腦屏幕、坐在扶手椅上講學,一點也不安樂;除了有「終隔一層」之感,還覺得表達力打了個大折扣——由於坐著而難運丹田之氣,說話少了抑揚頓挫,而身體語言也貧乏多了,至少不能做「指手畫腳」的大動作。不過,人是適應力極強的動物,這令我厭惡的教學方式,久而久之就習以為常;到了網上教學的第二個學期,我已無甚惡感,並且自忖已充份掌握了網上授課的竅訣。

然而,我還是更喜歡在課室裏授課,覺得與學生在同一個小小的空間裏,才可以將自己的教學優點盡情發揮。我曾經寫文章說教書是表演,表演,得在台上,面對觀眾,那做手關目、身段功架才比較容易做到灌注心思情感,感染觀眾;而觀眾的反應又反過來觸動表演者,令他表演得更加投入,更臻完善。因此,當校方決定這個學期恢復一半以上的課程為課室授課,我是頗為雀躍的。結果我有一科——知識論——得以回歸課室,而且是小班教學,只有約十位學生修讀;我心目中的理想課堂人數是十至十五人,所以這次可以說是雙重的得其所哉。

第一天重返校園,進入辦公室後,見到桌上電話的留言訊號鈕在閃動;要聽留言,得先在電話上按四個數字的號碼,但我竟忘記了那組數字是甚麼!只好有點尷尬地去問系裏的秘書。然後到課室講書。校方規定了所有人在課室裏都要戴口罩,我自己當然是戴著口罩進入課室;事前已弄清楚如果有學生拒絕戴口罩,我應該按照怎樣的程序去處理。幸而所有學生都乖乖的戴著口罩,還自動自覺保持社交距離,沒有任何兩人是相鄰而坐的。學生那邊很順利,但我這邊卻一開始便出現問題了。我在課室裏教書,通常都會將那天講論的文章在大屏幕顯示出來,講到那段顯示那段,好讓學生較容易跟得上。這回歸課室的第一堂,我摸索了一陣還搞不清楚桌上的電腦主控面板該怎樣操作;只一年半時間,這用過多次的東西在我記憶裏竟然已模糊了!終於花了兩三分鐘才把本來只需十秒八秒便完成的程序做好了,不免又是有點尷尬。

雖然看不到學生的面目,但從他們的身體語言,我看得出他們也是很高興能回歸課室。我解釋了課程大綱後,便開始講第一篇指定讀物,Edmund Gettier 那篇只有兩頁半長的著名文章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學生的反應甚佳,看來是覺得這問題有趣;我心裏自鳴得意,認為自己講解得恰到好處。這是回歸課室的好開始。

下課後,一位學上走過來自我介紹(美國不少學生都有這個習慣),然後向我伸出手,表示想跟我握手。我立即說:「我們不是不應該握手的嗎?」她聞言點頭笑道:「是的是的,我差點忘了疫情還未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