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余英時回憶錄》

剛從香港回來，這次因為要帶回數十本自己的新書，也有朋友贈書，所以不便多買書，只買了兩本，其中一本是《余英時回憶錄》。這本書，我不是慕名而買，而是慕實而買：余英時的著作我讀的不算多（四五本書和十多篇論文），但讀過的都很佩服，最近在讀他的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更加感到這位大史學家學問之高深。在飛回美國的機上我急不及待便開始讀《余英時回憶錄》，下機時已看了三分之二；假如不是晚機，用了幾個小時睡覺，我一定會在機上看完全書，因為實在好看極了。

余英時在書序裏說他「從來無意寫自傳，因為自傳必然以自我的個人生活和思想為敘事的核心」，這是他「想極力避免的」(p.5)，於是決定採用回憶錄體，重點不是個人生活和思想，而是他所經歷的世變。然而，書的內容仍然包括了不少他的生活和思想，只是全都和他的求學及研究有關；因此，這本書其實是英文說的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ty。

書中不管是談人還是論事，都是平平道來，沒有絲毫激情慷慨，幾乎沒有任何部份稱得上是 juicy 的（只有論張光直那一節庶幾近之），卻依然引人入勝，因為余英時的經歷著實豐富，堪稱傳奇之處不少（例如到哈佛留學的曲折過程），單是敘述事實，無需繪影繪聲，便足以令人神往。余英時在書中極少貶抑論及的人物，我記得的只有翦伯贊，而且只是複述別人的批評，最後還補充說「翦伯贊在文革時夫婦雙雙自殺，結局很悲慘，這裡談到他絕不忍再含責備之意」(p.85)，不失厚道。此外，寫到情誼，例如與錢穆的師生情和與邢慕寰及高友工的友情，都令人感到是出自肺腑，十分動人。

《余英時回憶錄》有很多饒有趣味的細節，例如錢穆教余英時寫筆記「每頁隔一空頁」(p.103)，以便將來可以寫下其他可供參考和比較的資料；另一例子是教他《史記》的補習老師沈伯龍竟是隱姓埋名的著名親日文人沈啟元。不過，此書最可觀之處仍然是那幅大圖像，刻畫出際遇、世變及追求學問的熱忱如何不期然地互相配合，造就了余英時這位大史學家。

全書只有兩處我認為值得批評，由於篇幅所限，我只能簡略評論。第一處是余英時嘗試回答以下問題：「在開始的時候，即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人為甚麼熱心把共產主義介紹到中國來？」他的答案是：「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人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意識。」(p.49) 可是，他對這個答案的解釋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尤其是引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均」一句（《論語》原文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但有學者認為「寡」應作「貧」，余英時應該是採用了此說），因為這句歷來理解不一，很難說是清楚表達了平均主義的思想。第二處是替香港的雨傘運動追本溯源，余英時提出這個看法：「今天香港青年學生之普遍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普世價值，因而激起了舉世震驚的『雨傘』運動，其最早的種子也許正是從《中國學生周報》輾轉傳播而來。」(p.142)，他形容這是「大膽推想」，這推想的確大膽，不過，他加上了「最早的種子」、「也許」、「輾轉傳播」這樣的「頭盔」，便很難證明他說錯，但這也同時大大削弱了這個看法的解釋力，倒不如索性不提出來好了。

想不到這本書談到的一個人物竟和我有淵源。余英時數次提到哈佛哲學教授懷特（Morton White），並說懷特講授的歷史哲學課對他「此後的學術取向影響相當大」(p.186) ；我的博士論文導師是 Barry Stroud，而 Stroud 的博士論文導師正是懷特。

《余英時回憶錄》只寫到余英時在哈佛完成博士學位，應該還有下冊。期待。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9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