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23

賈寶玉的大紅猩猩氈斗篷

 


張愛玲認為「三大恨事」的第三件應當是「紅樓夢未完」(〈紅樓夢未完〉),並說「《紅樓夢》未完不要緊,壞在狗尾續貂成了附骨之疽」(《紅樓夢魘》自序),可見她對後四十回憎厭之深。我自己是喜歡後四十回的,猶幸至少有白先勇這位方家與張愛玲唱反調,不致感到自己的鑑賞力特別低

《紅樓夢魘》主要談各版本的異同,這方面的知識我還不夠,加上張愛玲寫得條理不清,看得我有點頭昏腦脹;只讀了自序和首篇〈紅樓夢未完〉,便得暫時把書放下。然而,有一段我看了覺得特別有趣,想談一談:

舊本雖簡,並不是完全不寫服裝,只不提黛玉的,過生日也只說她「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打扮得如同嫦娥下界」,倒符合原著精神。寶玉出家後的大紅猩猩氈斗篷很受批評,還這樣闊氣。將舊本與甲乙本一對,「猩猩氈」三字原來是甲本加的。舊本「船頭微微雪影裏面一個人光著頭赤著腳,身上披著一領大紅鬥篷,向賈政倒身下拜」,確是神來之筆,意境很美。袈裟本來都是鮮艷的橙黃或紅色。氣候寒冷的地方,也披簡陋的篷。都怪甲本熟讀《紅樓夢》,記得〈琉璃世界白雪紅梅〉一回中都是大紅猩猩氈斗篷,忍不住手癢,加上這三個字(〈紅樓夢未完〉)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張愛玲如此痛恨後四十回,也不得不有「確是神來之筆,意境很美」的稱讚。出家後的寶玉在雨雪霏霏中向船頭的父親拜別,淒美迷離,寂靜中潛藏著憾動;尤其是寶玉那件斗篷,一點紅,襯托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美極了,且電影感十足。

張愛玲批評「大紅猩猩氈斗篷」太闊氣,意思大概是那不合寶玉的和尚身份。其實魯迅早已有類似的批評,說寶玉「披了大紅猩猩氈斗篷來拜他的父親,卻令人覺得詫異」(〈《絳洞花主》小引〉);又說「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斗篷的能有幾個」(〈論睜了眼看〉)。張愛玲指出「舊本」(即《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沒有「猩猩氈」三字,相信是程甲本加的,而這是因為她認為乾隆百廿回抄本「比他本早」,雖然同時承認「這話當然有問題」。(〈初詳《紅樓夢》:論全抄本〉)。不談版本了,但就算「猩猩氈」是後增的,也不見得一定是破壞了原文。

大紅猩猩氈斗篷當然是大富人家的穿著(「大紅猩猩」形容顏色,不是說那斗篷是猩猩毛造的),賈寶玉在《紅樓夢》不止一次披這樣的斗篷;第四十九回裏「眾姊妹都在那邊,都是一色大紅猩猩氈與羽毛緞斗篷」,更蔚為奇觀,但也見出在賈府那並不是特別貴重的衣物。寶玉「披了大紅猩猩氈斗篷來拜他的父親」,可以有各種因由,都不必與「闊氣」有關:也許他帶走的衣物中只有這件是斗篷,沒理由扔了它或送人,去買一件「平民式」的;也許他認為披著這件舊日的衣物,且是大紅奪目的,會令父親較容易在大雪茫茫中認出是他;也許寶玉已勘破人世富貧之別,在他眼中大紅猩猩氈斗篷就是一件斗篷而已。

這樣看來,執著的是魯迅和張愛玲,而不是加了(或沒有刪去)「猩猩氈」三字的補寫者。無論如何,單就場景描寫的效果來說,我認為「披了大紅猩猩氈斗篷來拜他的父親」勝過「披了大紅斗篷來拜他的父親」,更加具體,令衣物也帶有感情。

20220106

【哲人剪影】唯物哲學、在台哲學與澳洲哲學:訪問陳樂知教授


受訪者:陳樂知,香港人,臺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悉尼大學哲學博士。現為臺灣邏輯、方法論、科學與科技哲學學會(LMPST Taiwan)秘書長、臺大傳統與科學形上學研究中心籌備處執行長。專長為形上學、心智哲學與宗教哲學,曾於國際主要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訪問者:王偉雄

【前言】這篇訪問本來屬於《立場新聞》哲學版「哲人剪影」系列,在一兩個月前已做好,等待適當時間刊出,但那個「適當時間」卻倏忽消失了。訪問內容充實而有趣,貼在這裏倒適合,亦不枉陳樂知教授花了那麼多時間回答我的問題。

謝謝你接受訪問。可以先談一下你怎樣對哲學發生興趣嗎?

在我的記憶中,我生命中沒有任何一個特定的時刻,對哲學「發生」興趣。我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會花很多時候思考,「宇宙到底是長甚麼樣子的?」、「神存在嗎?」、「人有沒有靈魂?」、「我的思考還有看到的世界,是不是我精神錯亂的結果?」、「人類是大人口中的『萬物之靈』,還只是尋常的動物?」等等問題。只是在那個時候,我並不知道這些問題叫「哲學」。我有時還很遺憾自己的能力,在社會似乎毫無用武之地,幸好這個看法被我往後的人生證明是錯誤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教會小學成長,老師會講很多在我看來不太科學或是不太合理的事,更刺激我思考這些問題。而我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傾向以自然科學與唯物主義的方式(雖然那時我不可能知道「唯物主義」這個名詞),回應上述的哲學問題。

我小時候的興趣是自然科學,特別是天文學。我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已經希望成為科學家。(說出來見笑,我還曾經代表小學出賽,在香港太空館舉辦的問答比賽得獎。)不過,後來修讀了更多理工科,發現一般科學學科的手法,比如數據化的描述與計算,始終不是最適合自己。我發覺我對科學理論最有興趣的部份,始終是最深層、抽象、形而上的部份。中學老師說霍金的《時間簡史》一書中,有關「人擇原理」的章節特別難,大學生也看不懂;我偏偏只看懂那一章,其他都沒看懂。現在回想,明顯是因為「人擇原理」其實是一個哲學論述。總之,我很小的時候就以「學者」為志願,當了「哲學學者」其實是戰略修正的結果。

我對「哲學」作為一個學科有所認知,並且投身其中,老實說是個很不特別的故事:是中學老師推薦的。我是個現實的人,沒有馬上全盤下注在哲學。在我的母校,澳洲的蒙納士大學(Monash University)讀學士,是要選擇入讀的學院(文學院、商學院等)而不是學系的。我入讀文學院,修了些哲學、歷史、政治與國際研究,慢慢確定哲學的學術方法最適合自己,才專注發展哲學。

有次跟一個非學界的朋友聊天,我自嘲說,我其實是當科學家失敗。朋友答道「你已經是科學家了」,還真令我有種釋然的感覺。

那麼,是否可以說香港這個地方對你的哲學發展沒有重要的影響,而澳洲才是你的哲學啟蒙地?

這是個十分有趣的問題。我的哲學流派屬於所謂的「分析哲學」傳統,而這個傳統強調哲學論述應該像科學證明一般,推論明晰,並且可以被普遍接受。因此,分析哲學一般不重視論者本人的文化與歷史因素。

不過,以我的情況來講,香港顯然對我有所影響。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在香港的時候就已經建立了自然主義與唯物主義的哲學傾向;到現在,這種傾向還是我的研究的出發點。

香港文化的特色在於華洋共處。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有套文明衝突論,說戰爭衝突大都發生在文明交界。身處的社會有著不同的、互相衝突的世界觀,人們就有了選擇。你給他們選AB,他們各人會有不一樣的答案,有些人甚至會懂得說都不選,或是選C。我當時選擇了自然科學與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亦可能是這樣的結果。就算是西方先進國家的同事,很多也保有基督教文化傳統中的哲學觀念,比如人有足以改變未來的自由意志。他們未必真的相信世界上有那些東西,但至少會覺得是一般人自然接受的,是他們要忍痛割捨的;因此,他們會對我那種從一開始就非常唯物的出發點,感到十分驚訝。

澳洲哲學對我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正如很多人很意外,澳洲在國際上不是最強大的國家,在文化上更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然而在哲學學術上,表現卻十分出色。這塊土壤上,孕育了David ArmstrongJ. J. C. SmartJ. L. Mackie等很多重要的哲學家。澳洲哲學有三個重要特色。其一,是他們的文風與思路非常清晰;其二,是他們在各種形上學類的領域表現良好;其三,他們有強烈的唯物主義與實在論傾向,很多學說甚至被統稱為所謂的「澳洲唯物論(Australian materialism)」與「澳洲實在論(Australian realism)」。這涉及很偶然的歷史因素:他們的祖師爺John Anderson 1893 1962)剛好是集合三者的人,訓練了很多哲學家。不過,這可能也涉及實在的地利因素:那時的英美厭惡形上學討論,而他們與英美相隔甚遠,令他們發展出獨特的哲學路數。看到這裡,相信任何讀者都會想到,這一種哲學路數是特別適合我的。另一方面來講,我也只是借助澳洲哲學的力量,完成我自己本來就想做的事。

你博士畢業後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到台灣大學任教,當然是繼續在那裏做學術研究,而你的國際期刊論文有不少都是在到達台灣後的這幾年發表的;台灣這個地方對你的哲學發展又是一個怎樣的因素呢?

評論自己身處的業界是個敏感的話題,我只講我自己的個人經驗與體會,對其他人來說不一定適用。在台灣的職業生涯,對我的學術發展來講,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新階段。澳洲哲學界雖然表現優良,但也在學術路數方面構成某種特定傾向與趨同性。比較常見的是上述的澳洲哲學,或是美國某幾間名校的手法。當然,我也得承認,我那研究生而非教研人員的身份,也限制了我的接觸面。

來到台灣研究哲學,對我來說是個有趣的體驗。這裡聚集了從世界各地海歸的博士,也有本地出身的哲學家,所以在學術上有種多元性。而且,這些學者也常常會通過不同的途徑,提供很多淺易的導論,向非專家介紹他們熟悉的學說。比方說,你主編的《立場新聞》哲學版百花齊放,其中便有很多台灣學者的參與。我得以接觸各種陌生流派的哲學思想,其中有當代的,也有歷史中的。這使我對「哲學」作為一個學術傳統本身的認知,廣度大大增長。比如同屬分析哲學傳統的美國匹茲堡學派,在台灣便有些相關專家,可以淺白地向我這種外行人說明他們的想法,在澳洲則較難有這樣的機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分析哲學領域內部,由於各種歷史因素,華語圈的哲學家特別重視科學哲學,以及各種科學性的哲學(比如認知科學哲學,還有最近在台灣學界頗受歡迎的因果模型理論)。在我專長的心智哲學領域,我這種以形上學為主軸的研究者,在華語圈反而相對較少。不過,我的研究本來就是自然主義路線的,試圖以自然物質解釋世界,並反思這種做法的理由。因此,多接觸這些走近科學前沿的華語圈同行,與他們交流,以至一起研習,使我對不少相關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這點是我得感謝他們的。

不過,老實說,發表研究成果畢竟是費時的事情。完成同行審查程序,通常短則一年,長則可能是幾年。我最近的出版,固然受益於台灣同行們的意見,但我不會說上述的學術增長已經產生了明顯的影響。縱使如此,我對於學以致用持十分樂觀的態度。而且,可以期望的是,既然在台灣以至華語圈擴充了學術視野,自然會發現跟大家重疊的議題,合作空間會愈來愈多。我已經主辦過不少學術交流活動,並且與一些友好同行展開合作研究。

你提到科學性的哲學,或可稱為向科學靠攏的哲學,有些甚至難分是科學還是哲學,這是現時的潮流;相較之下,你做的那種心智哲學是傳統的,或可稱為老派的。你是不是認為傳統的心智哲學還大有可為?

傳統的心智哲學的發展空間正持續收窄,這是難以避免的局面。畢竟,傳統的心智哲學單純在概念層面,為「心智」提出各種可能的解說。問題是,分析哲學傳統發展至今,已有一個世紀,差不多每天都有新論文發表,在概念空間插國旗劃國界。跟地球一樣,這個概念空間不是無窮無盡的,無主地愈來愈少。反之,跟日新月異的科學新知走在一起,就像跑到外太空開拓領土,自然會有源源不絕的發展空間,我相信這是很多心智哲學家往科學靠攏的原因。當然,在一些地區,這可能還涉及研究經費的不一致。

正如你所說,現時很多心智哲學研究跟科學走得很近,事實上是認知科學哲學與腦神經科學哲學。這些研究者以哲學家探索概念的研究手法,參與並貢獻科學家的研究主題。事實上,有幾位我認識的這種哲學家,甚至會在私下自稱科學家。對於這些研究,以及它們與科學的互動,我是非常欣賞、非常喜歡的。不過,這些研究與傳統心智哲學研究兩派,常常是各走各路的關係。

我認為,不少傳統心智哲學提出的問題與理論,還是值得重視,因為它們的著眼點通常是很根本性的問題。比如人的主觀意識,到底是人本身內在擁有的性質,還是人跟世界之間產生的一種關係?相對之下,認知科學哲學跟腦神經科學哲學較少處理這種問題。

我本人有一些純屬傳統心智哲學的研究,因為現時地表上的無主地雖少,但還未耗盡。另一方面,我也常常把科學視角納入考慮,嘗試在傳統心智哲學領域上提出新觀點。我有時也會以傳統心智哲學專家的技能,與其他哲學家合作,進行偏向認知於科學哲學的研究。如果用上面那個地球跟外太空的比喻,我這部份的研究就是在建設軌道電梯。

不管是哪種研究,我認為研究最重要是做得好,論述夠有力,是老派還是新派對我來說不是重要的問題。當然,我認同一點:有良好科學理據支持的論述通常更為有力;如果不引用科學理據支持,要做到有力,難度便往往較高。

除了心智哲學,你的研究興趣還包括宗教哲學。可否也談一下你這方面的研究?

我說過我是自然主義者與唯物論者,那麼我在宗教哲學方面,自然是個無神論者,也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因此,我在宗教哲學的方針,基本上是接近著名無神論宗教哲學家Quentin Smith所主張的宗教哲學方針:一個自然主義者在「宗教哲學」領域中,該研究的其實是「自然主義哲學」;自然主義是主軸,宗教只是作為一個被迎擊的對手、一種對立與懷疑觀點出現。

不過,Smith單純把宗教當成一堆對於自然主義的批評與反駁。相比之下,我更同情我在蒙納士大學的導師、著名無神論宗教哲學家Graham Oppy的看法:宗教哲學看重的,應是各個世界觀之間的優劣對比。宗教之所以是自然主義的對立與懷疑觀點,是因為它是自然主義世界觀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是一種同樣廣被接受,但與自然主義互相衝突的世界觀。如此一來,宗教哲學領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自然主義者說明為甚麼自然主義相比各種競爭對手,能對宇宙提供更好的解釋、更能指引我們,還有一般知識份子與社會大眾應該如何取捨,等等。

有些學者同行認為,這種研究毫無意義,因為有神論之類的超自然主義,根本毫無合理性與學術價值;哲學家只需要在自然主義的框架內向前邁進即可。就連一些擁有宗教信仰的學者,亦抱持這種觀點。我不會否定他們的做法,因為學術有分工,大多數學者的確應該集中於他們自己的研究,無需尋根究底。不過,既然這個框架可以引導他們前進,研究這個框架本身就有學術意義。倒過來說,坐擁這個框架卻對之無視的人,也不見得能正確地接受它的指引。

進行這種研究,亦可能是我個人的一種期望。正如我剛才所說,我會以哲學方法去研究一些我本身感興趣的議題,說實話,是基於種種現實考慮的結果。然而,既然已經投身「哲學」這個學術傳統,就希望對人類關於世界的各種觀念,有更明確的方向感:如果抱持一種哲學觀,這種哲學觀在各種互相扣連、互相對立的人類觀念之海中,位處哪裡?它從哪裡來,何以確立?未來又往哪裡去?這是我願意花費一生,希望了解,希望解明的。自然主義與超自然觀念的互動,只是其中一環,但觀乎人類思想史,它絕對不是微小的一環。

當然,個人觀點與學術事業是分開的。我與其他不分立場的宗教哲學家保持良好合作關係。去年,我聯同牛津大學哲學系博士生羅天均舉辦了「分析宗教哲學在亞洲(Analytic Philosophy of Religion in Asia)」國際會議,便邀請了各種立場的宗教哲學家出席。

我知道你除了做研究,還參與不少大學與學會的行政工作,這類工作是很多哲學學者不願意做的;可以談一下你對這類工作的看法嗎?

說「不少行政」是過譽了。我年資尚淺,沒有做過很多校政工作。我做的行政主要跟學術有關,比如當一些學系學術活動的負責人,還有臺灣邏輯、方法論、科學與科技哲學學會(LMPST Taiwan)秘書長、臺大傳統與科學形上學研究中心籌備處執行長、以及學術期刊主題專刊的客座主編。當然,能擔戴這些社群服務,是學界同仁給予的機會與榮幸。

可以說,這些行政工作仍然是在做學術,只是形式由研究改成了策劃跟指揮。經過深思熟慮的思索,進而取得一些學術成果,比如一場參加者均獲益良多的學術會議,這其中的過程與滿足感,對我來說跟研究沒有太大分別。事實上,這些工作也直接與大家的研究有關。比方說,大家在活動中演講自己的研究論文,面對其他人的問題與批評,便直接影響該篇論文能否進一步改善,進而在日後有更大機會,通過學術出版的同行評審程序。當然,這個情況下,我要照顧的就不是自己的學術成果,而是大家的學術成果。

其中,我沒有特別的心態或是想法。在其位,謀其政。既然成為了一名學者,投身了一個我所專注且熱愛的專業,我就忠誠於這個崗位,樂於在能力和時間許可範圍內,為「學術」這個大家共同的事業效勞。故此,注目點有時可以由我個人的研究,稍稍伸延至整個專業社群的研究。

當然,我也理解,很多哲學家不願意做這類工作,其中有不想從學術研究分心的有不擅長的、有找不到箇中樂趣的、有出於人際關係上的考慮的、有無法分配時間的,等等,難以一概而論。對於這一些原因,我沒有甚麼特別看法,也是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包括人人不同的喜好、能力、考慮和工作環境,以及這些特質在專業中帶來的不同角色。擅長哲學學術不代表擅長行政,學院訓練也跟職場歷練不太一樣。倒過來說,哲學教授人人各自自我管理、自我決策,在某些方面來說是頗平等同質的。因此,至少在我的理解裡,學術行政者是合作者,正是要了解並順應大家的性情、特質與處境,讓他們在發揮才能的同時,也做到他們想做,並且對他們本人有益的事。

你剛才提到的兩個哲學學會,LMPST Taiwan 和臺大傳統與科學形上學研究中心,前者不久前邀請我作網上演講和參與論壇(主題是「台灣哲學(Taiwanese Philosophy)」),令我印象深刻,感到這樣的哲學學會活動對臺灣哲學界的重要性。我最後的這條問題,是想你介紹這兩個學會的性質和特色,讓臺灣以外的人認識一下。

的確,社群互動的確是台灣哲學學界的一大優勢,各種學術網絡亦隨之發展。LMPST Taiwan和臺大傳統與科學形上學研究中心籌備處是兩個很不一樣的組織,我逐一說明。

先談LMPST Taiwan

LMPST Taiwan全稱「臺灣邏輯、方法論、科學與科技哲學學會(The Taiwan Association for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是在台灣正式註冊的非牟利機構,會員遍及台灣各大專院校,並且是國際學術組織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UHPST)的本地分會。學會的前身組織「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學會之邏輯、方法論與科學哲學組中華民國委員會」成立四十餘年,但附屬於台灣官方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直至2021年,LMPST Taiwan才轉型成獨立的非牟利機構,擁有全新架構。顧名思義,學會推動LMPST領域,特別是邏輯與科學哲學,同時也推動更寬廣的其他分析哲學領域,比如形上學、知識論、心智哲學和語言哲學。

現在的LMPST Taiwan由理事長陳思廷教授(台灣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領導,而我這個秘書長則負責執行組織事務,實現理事會與陳思廷會長的理念。陳會長是位很有抱負與想法的資深學者,跟我有非常良好且緊密的工作關係。現時,我們除了承辦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包括台灣一些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系列,也在大力推動「讓哲學走出哲學」,特別是跨學科研究與哲學普及工作。我們接下來會舉辦一系列的跨學科交流論壇,讓哲學家與科學家、心理學家、人文學者等交流;而且,我們會擴大接觸面,讓其他學科的學者以至公眾看到我們的工作,甚至直接參與活動。我們最近邀請你參與論壇,與台灣學界交流,並且一同討論「台灣哲學」,正是這些理念下的產物之一。

我深信這些工作目標絕非空談。一方面,跨學科研究在官方鼓勵之下,會是台灣學界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台灣青少年的求知慾很強,教育界也重視人文教育,加上不少先驅者的努力,使本地的哲學普及工作近年有長足發展。LMPST Taiwan作為一個有使命感的專業學者組織,為這些大潮流出一分力,加強公眾及其他領域學者對哲學的認識,更是責無旁貸。不客氣的說,我相信LMPST Taiwan有能力對台灣哲學界的發展作出獨特的貢獻,為台灣哲學的學術特色及形象帶來改變。

再談臺大傳統與科學形上學研究中心籌備處:

這個籌備處很不一樣。正如你所見,她是臺灣大學的內部組織;我們的工作是籌備即將成立的「臺大傳統與科學形上學研究中心(NTU Center for Traditional and Scientific Metaphysics)」。籌備處由臺灣大學哲學系的五位教授同事組成,其中包括作為主任的文哲(Christian Wenzel)教授、作為執行長的我,還有耿晴教授、鄧敦民教授和周先捷教授;而我們也將是未來的中心成員。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成員有著很不一樣的學派背景,其中包括分析哲學、德國哲學、佛教哲學與物理哲學等;並且,我們的成員不分學派,都很重視哲學與科學的互動。換句話說,我們正在籌備的研究中心超越學派與學科的門戶之見,集合多樣化的研究進路,務求在形而上哲學上,以及相關的心智哲學、宗教哲學以至佛教哲學上有所突破。有著這種人數的哲學家,而且願意國際化、跨學派、跨學科的形上學團隊,在華語圈是鮮見的。

事實上,雖然研究中心尚未式成立,我們的團隊已有一定的先行成果。上一學年,耿晴教授舉辦了「分析哲學與佛教哲學」講座系列,而我則聯同牛津大學哲學系博士生羅天均舉辦了「分析宗教哲學在亞洲(Analytic Philosophy of Religion in Asia)」國際會議,兩者都在學界引起了非常正面的迴響。後者更引起了英國伯明翰大學宗教哲學中心(The Birmingham Centre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注意(他們未有人員參加我們的會議,雙方事先也未有互相認識的人員),並主動聯絡我們臺大團隊洽談合作;到了現在,合作已在進行中。如是者,我們將繼續努力,謀求發展我們臺大的特色形上學研究,為之建立國際能見度及網絡。同時,我們亦希望回饋台灣學界:我們謀求與本地學界友好加強合作,將邀請大家成為我們的學術委員,讓大家以互聯網一般的方式共享學術活動資源。我們期望集合大家的力量,並融會更多不同的形上學研究路徑,務求在嶄新的全球學術環境中共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