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朋友

剛得知退休不久的同事 Rob 去世了，而且已是幾個月前的事。死訊為甚麼那麼久才傳到系裏？原來 Rob 臨終前囑咐不要通知大學與哲學系，是輾轉相傳我們才知道，並從而得知他患癌多時，死於癌症。他死時未到七十歲，以現在的標準，算是早逝。

我想，Rob 這樣處理自己的死訊，多少是由於對系裏的同事有點怨恨，可能包括我。我和他並沒有交惡，起初幾年還交往頗密，一個月有幾次相約到餐廳吃午餐或晚餐，偶爾還一起聽音樂表演，因為我們都愛聽古典音樂及爵士樂。他對我很好，曾經旅遊後特意帶回一瓶酒送給我。儘管 Rob 的音樂口味和我的不盡相同（例如他看不起柴可夫斯基和普契尼，我卻喜歡），哲學見解亦大異（例如他認為形上學很無聊，我卻認為重要），我們聊天時倒也算有趣味。此外，我對 Rob 心存感激，因為當年申請教席時，到最後兩位申請者二選一，他認為我較優秀，出力為我拉票（我當然是後來才得知）。我總覺得，假如沒有 Rob 為我拉票，我很可能便得不到這個教席（差不多二百人申請，而與我競爭的那位已出版了一本書）。

然而，我們後來日漸疏遠，到他去世前的幾年，一年也見不到兩三次面，而且還是在系裏碰到的（我們的教學時間幾乎沒有重疊，所以碰上的機會很少）。為何如此？其實不是故意疏遠，而是越來越話不投機。我起初不知道，後來才發覺他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有恐同傾向（我不肯定他恐到甚麼程度，所以只寫「傾向」）。完全不談政治，不就可以繼續交往嗎？我本來也是這樣想，而且身體力行，見面時隻字不提政治；可是，最後還是避無可避，因為他的政治見解仍然表現在其他方面，例如系裏的行政事宜。有幾次開會我便和他意見不合，雖未鬧至不愉快，但已生嫌隙。日漸疏遠，是必然之事。

我說 Rob 對系裏的同事有點怨恨，是由於他是唯一的保守派，意見經常被其他同事壓倒。在系裏，他相當孤立，儘管同事們對他的態度是友好的，是保持距離的那種友好。

政治觀反映價值觀，因此，政治觀相反的人難以深交（不是沒有可能），也是自然的事。對於 Rob，我感到可惜，但也無可奈何。我因為政治而疏遠的朋友，不止 Rob 一個；幾年前一位交往多年的好朋友因為政治而與我決絕，我更感可惜，但同樣是無可奈何。

作文與教書

 

魯迅在《兩地書》這樣寫：

但我對於此後的方針，實在很有些徘徊不決，那就是：做文章呢，還是教書？因為這兩件事，是勢不兩立的：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兼做兩樣的，倘不認真，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一時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

這個說法，我覺得相當奇怪，因為與我的自身經驗恰好相反：我不但作文時冷靜，教書時熱情，而且不感到兩者有任何衝突。魯迅說的「兼做兩樣」，只是說兩樣都做，並不是同一時間做兩樣——那是不可能的。教書時教書，作文時作文，可以互不相干（但也可以有關係）；那麼，即使作文和教書的情緒相反，亦不致互相干擾吧。

魯迅說的「做文章」或「作文」，指的是文學創作，這從他接著寫的便可看出來：「看外國，兼做教授的文學家，是從來很少有的。」是否文學創作就必得熱情呢？那也未必，看個人而已。不會沒有冷靜地創作的文學家吧？至於冷靜創作的文學家多，還是熱情創作的文學家多，則不得而知，要有充分的資料或數據支持，否則就是妄斷。至於外國「兼做教授的文學家，是從來很少有的」，魯迅那個時代如何，我沒有查究，不清楚，但現在的情況，以我所知，兼做教授的文學家不少，有很多還是詩人。

我無論寫哲學論文或寫文學創作類的東西，都是冷靜的；只有跟人家筆戰而寫文章時，才會激動，或是心頭有氣，或是擊倒對方之心太切，內心難以平靜。也許魯迅說的「作文要熱情」，主要是由於他寫的文章大多有「戰鬥性」吧？然而，就算是論戰文章，也不難想像有人可以寫得心平氣和。還是那句，看個人而已，因人而異。

那麼教書呢？我認為一般而言，熱情比冷靜好，因為熱情較容易感染和打動學生，令他們留心上課，亦較容易有互動。當然，這只是我累積個人經驗而得到的結論，不會斷定冷靜教學就不會有同樣的效果。

假如魯迅說的「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只是他個人的情況，那我便沒話可說，但他似乎認為這是一般的道理。另一個可能是，他那個時代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令他有這個看法和感受，也許他同時代的人大多會同意他？這值得思考。至少，許廣平在回魯迅這封信時，便沒有反駁「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一說（許廣平在《兩地書》裏有不少不同意魯迅之處）。

人形顛倒

傅斯年在一則隨感裏有幾句話深得我心：「社會中製造各樣人形顛倒，各個人物的權威就是名。名是一種偶像。把它看破，一文錢也不值了。」（見《傅斯年札記》，商務印書館 2019，頁十三）

「名是一種偶像」，說得再好不過了。能夠成為偶像的名，是美名，因此才有「人物的權威」。惡名昭彰的人，例如希特拉，不是也有人崇拜嗎？是的，但這些崇拜者也必然從惡名昭彰的偶像身上，看到非凡的「優點」或吸引他們之處。然而，我認為傅斯年說「名是一種偶像」，重點不在有名的人受崇拜，而在名是「社會中製造」的「人形顛倒」；而「社會中製造」的意思，不一定是有些人刻意營造，也可以是社會環境和事件所形成。

所謂「人形顛倒」，指某些人的公眾形象不符合現實，有誇大、縮小、甚至與現實相反的成分。這不是說所有出名的人都名不副實或浪得虛名。可是，就算是名副其實的名人，一般而言都會被大大美化，種種缺點被掩蓋；若缺點難以否認，也被「瑕不掩瑜」或其他說法淡化。

我說「 一般而言」，因為不肯定完全沒有名人是公眾美好形象與真實品質若合符節的。也許有，但有也是極少數，因為美好形象總是簡單分明的，而真實的人必定有多個複雜糾結的面向，要兩者完全吻合，難乎其難。

傅斯年說「把它看破，一文錢也不值了」，應該是從崇拜者的角度看，而且是誇大了的說法。如果你明白到有美好公眾形象的名人是「人形顛倒」，便不會那麼看重名人，保持警惕，不被迷惑，但也不至於視名為一文不值。如果從名人的角度看，由於名能帶來利，就算明知自己是「人形顛倒」，但只要重利，就會重名，就更加不會視名為一文不值了。假如不重利呢？那還有名能滿足的虛榮感，這是很多人都有的，因此，不好名並非容易的事（當然，出名也有種種麻煩，但這個我不多說了）。

最令人慨嘆的，是有美好公眾形象的名人一朝不慎，露出一直掩藏得很好的大缺點，陡然跌下神壇，光環盡失，甚至身敗名裂，抬不起頭做人。

知死之將至

 

那天，與兩位年長的朋友在三藩市機場附近一間中式酒樓吃午飯，其中一位已八十多歲了，另一位也差不多八十。這次說好是他們請客（因為我太太幫了他們一個忙），他們迅雷不及掩耳點了滿桌子的點心，還有乾炒牛河。我們不吃點心久矣，這間水平不錯，乃大快朵頤。

談笑甚歡之際，我留意到兩位長者朋友回過頭望了望酒樓另外一邊，那是一個被屏風隔開的空間，距離我們的桌不遠，幾個屏風並不緊接，可以看到裏面的情形。原來是一個私人聚會，有四五桌，只要稍為觀察，便知道是華人葬禮後的解穢酒，尤其明顯的是有一個大屏幕顯示去世者的遺照。

兩位長者朋友看到是解穢酒後那微妙的表情和身體語言，令我明白到，此情此景迫使他們想到自己已是「死之將至」的年紀，不久也會是解穢酒的「主角」。我感到那是一種「想逃避卻又揮之不去」的意識所引起的不安和焦慮。我迅速引起話題，把他們的注意力轉離那「死亡陰影」。

假如我能活到八十多歲，相信到時對「死之將至」也會是相當敏感的，因為我現在已不時想到死亡。我不怕死，但由於非常幸運地過著自己喜歡的生活，而且還有很多事情想做，我渴望能健康地長壽；然而，無論多長壽，終歸也要死。當我肯定自己餘下只有數年光景時，那惶恐不安是難免的。不是怕死，而是不想死，這是有分別的。怕死而不得不死，那情緒是恐懼；不想死而不得不死，那情緒是遺憾或不甘。

兩星期前臨別台灣時，跟兩位朋友吃晚飯，談到死亡，他們不約而同說相信人死後不是灰飛煙滅，而是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換句活說，他們相信有來生（afterlife） 。我不相信，因為沒有理由相信。一了百了，灰飛煙滅，或者更加容易理解，也更有理據支持，但也斷絕了「繼續生存」的盼望。不過，另一方面，假如死後的生命跟現世的完全不同，又或者「再生」後會完全忘懷今生，這樣的 afterlife 是不會平息我那「不想死而不得不死」的遺憾或不甘的。

此身雖在堪驚

 

今天是 2023 年最後一天，雖然我沒有寫年終回顧的習慣，但今年有些特別的感想，決定寫出來做個記錄。感想的源頭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老了。

是身體上的老，幸而精神和思考力仍然沒感到和從前有甚麼兩樣。我從十多歲開始鍛鍊身體（拉筋、肌肉重力鍛鍊、有氧運動、陳式太極拳），每天一小時多，持續了幾十年，一直骨骼強健，雙臂兩腿有力，健步如飛。然而，今年十月到台灣時，發覺每次步行一整天後，膝蓋便酸軟，屈伸不自如，那肯定是老化了。可以預知不久的將來身體老化的各種現象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當真是此身雖在堪驚。

那天我在燈下仔細察看自己手背的皮膚，只見略略浮起的皺紋明顯，縱橫交錯，歲月的斧鑿痕跡無所遁形。老花每年加深，兩鬢越來越白，視茫茫，髮蒼蒼；人生若寄，憔悴有時，尤其在感到自己老去之時。

我怕老嗎？衰老衰老，我怕的是衰；假如能夠老而不衰，我便不怕老。無奈那不可能。衰，不只是看來老，那我不怕，否則我早就染髮了，況且沒有跡象顯示我是老來長得猥瑣那類。衰是身體變弱、變壞，衰到一個地步，連步行也困難，兼有各種病痛，那就哀了。

去年好友猝逝，享年六十七，以現在的標準來說，是早逝。失去老友，我固然很傷心，但當時隱隱然也覺得那對他而言不全然是壞事，因為他至少不須要承受年老身體的衰壞，也不須要經歷愛人先自己而去的巨大痛苦。

那天從智利聖地牙哥乘飛機回美國時，我對老婆說：「假如這程飛機失事撞毀，自私點說，對我們不是壞事，因為那樣我們便可以同一時間死去，免卻人生最承受不了的傷心，而且也不必看著自己和對方的身體變弱變壞。」

「男人真自私」

 

蕭紅與蕭軍

蕭紅的《商市街》完成於 1935 年，寫的是她與蕭軍三年前在哈爾濱歐羅巴旅館及商市街的同居生活；二蕭的關係到 1937 年才變壞，她寫這本書時，兩人仍然是情侶。書中的郎華就是蕭軍（「郎華」是蕭軍用過的筆名），「我」當然是蕭紅，有幾次被稱為「吟」（蕭紅當時用的筆名是「悄吟」）。

這本書雖然是文學創作，但讀起來很有真實感，相信記實成份很重。貫串全書的就是「貧困」二字，沒有經歷過如此貧困生活的人斷難寫得那麼具體和深刻。這篇不是書評，我只想略談書中令我特別有感慨的一處。

〈提籃者〉一章寫蕭紅「數着…… 三個，五個，十個…… 把所有的銅板給了」提籃人，買了一塊黑麵包，等蕭軍回來同吃。他回來後立即「在麵包上掘了一個洞，連帽子也沒脫掉就嘴裡嚼着」，然後叫蕭紅「來吃啊」；她答了一句「就來」，去倒開水，誰知「回來時，麵包差不多只剩硬殼在那裡」。蕭軍見狀連忙說：

「我吃得真快，怎麼吃得這樣快？真自私，男人真自私。」只端起牙缸來喝水。他再不吃了！我再叫他吃，他也不吃。只說:「飽了，飽了！ 吃去你的一半還不夠嗎？男人不好，只顧自己。你的病剛好，一定要吃飽的。」 

好像慚愧自己那麼自私。可是，接下來他一邊說話，另一邊：

他的手，又湊到而包殼上去，並且另一隻手也來了！扭了一塊下去，已經送到嘴裡，已經咽下去，他也沒有發覺，第二次又來扭，可是說了：「我不應該再吃，我已經吃飽。」他的帽子仍沒有脫掉，我替他脫了去，同時送一塊麵包皮到他的嘴上。

好一個自認自私的男人！尤有甚者，是「喝開水，他也是一直喝，等我向他要，他才給我」。蕭紅寫得很冷靜客觀，沒半分責怪，好像只是寫出她的觀察，但讀者如我卻看得禁不住搖頭罵蕭軍。你們兩人都在挨餓，你怎可以明知那是自私的行為，卻仍然照樣自私，令同居的情人只得吃你剩下的少許？還有一次，他們窮到要典當綿袍，蕭軍為顧顏面不肯去當舖，叫蕭紅去；她典當後買了十個包子，蕭軍「十個包子吃去一大半」（〈當舖〉）。唉，這男人！

知道自己自私而仍然自私，與不知道自己自私而自私，哪個更壞？蕭軍說「男人真自私」，我猜他主要不是自責，更多的是用來做藉口——男人都是這樣的，我是男人，難免這樣。簡直是陷天下男人於不義！然而，我猜蕭紅寫出蕭軍的這一面，也許不過是刻畫人在貧困裏的自然行為，真的沒有責怪蕭軍。時窮節乃見，信然。

人生炸彈

 

朋友有「人生炸彈說」：人生就是一個接一個的計時炸彈，小的炸彈引致輕傷，較大的斷手斷腳，最嚴重的一命嗚呼，甚至死無全屍。最糟糕的是，你不知道炸彈甚麼時候爆炸。

這不過是「人生無常」的另一個說法，只是具體得多和更加嚇人。然而，對於生活在先進富裕地區而基本上衣食無憂的人，這個「人生炸彈說」未免太誇張了。就算真的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但「不如意事」指的是事與願違或欲求得不到滿足，而這些事情很多都未至於成為炸彈，令人受傷，只是引起一點不快而已；例如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被診斷患上癌症是人生炸彈，但突然生病以致要取消旅行則不是，儘管後者可算是不如意事。

人生炸彈當然是有的，而且絕大多數人都會遇到。可是，只有運氣特別差的人才會接二連三被人生炸彈炸傷，一般人遇到的不會很多。一般人的日子大都過得很日常，無風無浪，無驚無喜，沒有炸彈，也沒有彩蛋。這樣的日子，有些人會覺得沉悶無趣，有些人則會感到平淡是福；能夠享受平淡，那確實是一種福氣，但日子過得沉悶的人，也未至於是受傷或受苦吧。

我說到彩蛋。有人生炸彈，自然也有人生彩蛋，而只有運氣特別好的人才會接二連三得到人生彩蛋的驚喜，一般人遇到的不會很多。大多數人說到「人生無常」時，都是指人生炸彈，其實「無常」應該兼指炸彈和彩蛋——不能預計、突如其來的，就是無常（「無常」也是佛教用語，但我這裏只取其通俗意義），而無常的可以是壞事，也可以是好事。

朋友說人生炸彈是計時炸彈，只是我們不知道甚麼炸彈在甚麼時候爆炸。我認為「計時」二字有太重的宿命論含義。如果是不接受宿命論的，便應該稱人生炸彈為「隨時炸彈」，不是早定了在某一時間爆炸，但要爆時就爆，一樣的嚇人。我慶幸自己到目前為止只遇過極少的人生炸彈，而且都不是大的；不過，我沒有放下警惕，有心理準備隨時被人生炸彈炸傷。

易得的快樂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上星期在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課堂上，因為某個例子的引申討論，我問了學生一個稱得上是思想實驗的問題：「假如科學家研製出一種藥丸，每天只要吃一粒，身體便得到所需的一切營養，而且人不會感到飢餓；還有，實驗證明此藥全無副作用。你願意以吃藥丸取代進食嗎？我說的不是偶爾太忙，沒時間吃東西時用藥丸代替，否則問題很容易回答；我的意思是以後只吃藥丸，不進餐。」有一機靈的學生立即問：「那藥丸味道如何？」我答曰：「就和一般藥丸差不多，總之一定不會令你覺得好味道。」另一更機靈的學生接著問：「藥丸是不是比食物便宜很多？」我說：「這個問題要你們考慮的，只是進食時所得的滿足和吃藥丸的方便及省時，然後兩者擇其一；因此，就假定藥丸與食物所費差不多吧。」

我估計只有少數學生願意放棄食物，誰知全班二十多人，竟有一半以上寧願要藥丸的方便及省時！我問他們是認真的還是隨便回答，他們都說是認真的（而我也想不到他們有甚麼說假話的動機）；然後我問這些願意放棄食物的學生省下的時間會用來做甚麼，他們大多一時答不出，答得出的也不過是說「做更重要的事」或「多些時間總是好的」等籠統的話。我相信這些學生並沒有那麼多重要的事情要做，省下的時間很可能大多浪費掉；他們那麼輕易決定放棄食物，我猜想有兩個原因：一、對他們來說，食物很容易得到；二、他們不特別享受食物，進食主要是身體的需要。

假如我問的是香港學生，他們會不會同樣是超過一半選擇吃藥丸？也許香港的食物種類之多遠超美國的，香港人較容易有享受美味（但不一定昂貴）食物的經驗，因此上述的原因二並不適用。可是，還有原因一 —— 容易得到的東西便不珍惜，這是一般人都有的心理。一個人如果不但容易得到食物，而且容易得到美味的食物，說不定連美食也不珍惜哩！

在富裕地區生活的人，從食物所得的滿足，堪稱一種「易得的快樂」。這裏說的「快樂」，只是「開心」之意，可以是很短暫的滿足，例如聽到一個笑話或吃一頓好飯的開心，不像英文 "happiness" 用來指幸福，更沒有源自希臘文的 "eudaimonia" 那「活得豐盛」的沉重意思。事實上，如果有的只是一些易得的快樂，那並不足以構成幸福或豐盛的人生；然而，幸福或豐盛的人生在正常情況下會包括一些易得的快樂 —— 一生幸福卻從沒吃過一頓美味的晚餐或聽過一個好笑的笑話，那是很難想像的。

易得的快樂，如果由於易得，便不珍惜，而平白錯過了不少快樂的時刻，那是十分可惜的。幸福和豐盛的人生難得，假如得不到，卻連易得的快樂也隨便放過，那豈不是活得太苦，而且笨？ 所以我是不會選擇吃藥丸而放棄進食的，不但如此，我還不時自己製造易得的快樂。

今天午餐時便炮製了一次易得的快樂。教學完畢，回到家裏，飢腸轆轆。在冰箱取出一包急凍青口（不連殼的），解凍，洗淨，瀝乾水；起鑊，下點牛油，爆香青口，然後下四湯碗的水、三片薑、少許胡椒粉，中火煮二十分鐘，湯成淺白色，水已收至兩湯碗半（如湯水超過兩碗半，便加大爐火收水）；下適量的鹽和一丁點兒白糖，然後加一碗冷飯於湯中，煮五分鐘；切蔥粒，將湯飯連青口倒入吃麵用的大湯碗，灑上蔥粒，一碗青口湯飯即成。趁熱吃，鮮甜可口，吃得很滿足。

弄這碗青口湯飯，前後三十五分鐘，但煮湯那二十分鐘我在看書，所以其實不過是花了十五分鐘。要我用吃藥丸來代替享受這碗簡單而美味的湯飯？Thanks, but no thanks. 當然，吃完湯飯我不是等待下一次易得的快樂，因為耶穌說得對：「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當然也不是單靠聽笑話）於是吃完湯飯我繼續看書，然後寫文章，備課，和做其他令我的人生較有機會變得豐盛的事。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9年12月14日）   

在限制裏盡量發揮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每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都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我們嚮往自由，或希望得到更多自由，並珍惜自主的機會，就是因為意識到自己所受的限制。我說的限制，當然包括外在加於我們的律令和規矩；由於政治威權和社會壓力，我們一般而言只好遵守這些律令和規矩，但反抗並非不可能，而且這種限制將來會改變亦未可知 —— 政治威權不會千秋萬世，社會習俗亦會隨時而變。

有些限制不是外加而是天生的，大多不能改變、或至少是極難改變，例如智力和才能上的限制。我說「大多」，因為現在的科技已能改變某些天生的限制，例如整容技術可以改變容貌；基因工程和其他生物技術 (biotechnology) 發展迅速，也許將來人類能輕易改變智力和才能。無論如何，我們現在還是受著很多天生的限制，單說身體，雖然可以整容，但身高的限制仍在，天生矮小的人，是不會變成高個子的；有些人非常容易長得肥胖，要有苗條的身材，雖非不可能，但是難乎其難。

意識到自己所受的限制，無論是外加的還是天生的，並明白到這些限制難以改變（或至少在短期內不能改變），那是不是應該認命算了？不是，我們可以嘗試在限制裏盡量發揮；限制不等如絲毫動彈不得的徹底束縛，只要有活動的空間，那怕只是小小的，我們亦能夠發揮創意與能力。在限制裏盡量發揮，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好結果，甚至能減弱原有限制的束縛力。

這樣說未免太抽象，讓我用具體的個人例子來說明。我的其中一個天生限制是記性差，真的很差，自小如此。差到甚麼程度？舉兩個有「代表性」的事例便清楚：(1) 有位朋友結婚，我和另外幾個朋友一起買了一份禮物，由我親自送交他；誰知事隔一兩年，在一個聚會裏，有人提起這位朋友，我竟然忘記他已結了婚！(2) 讀一本英國指揮家 Georg Solti 的傳記，看到第五章，忽然感到內容有點熟口熟面；第二天跟妹妹談到這本書，告訴她第五章好像看過，她竟說：「哎呀，這本書你大約三年前已全本看了，還跟我討論過！」於是我沒有繼續看下去，不過，餘下各章的內容我是全忘了，跟沒看過其實沒分別。（聰明的讀者也許會問：「如果你記性真的那麼差，為何又記得這兩件事？」這麼離譜的事印象深刻，而且我對人講過很多次，因此忘不了。）

記性差，是讀書一大限制，幸而我逐漸學會了在這個限制裏盡量發揮。我看書的方式可以說是與別不同的，而我採用這些方式，正是為了對付記性不好這個限制。消閒書我大多看過便算，不理會記不記得內容，但和研究有關、或是任何我希望能盡量記得內容的書，我都不會一次過看超過十頁，有時只看兩三頁便放下，然後第二天或隔幾天才繼續看。每次接續看，我都要 recall 上次看過的內容的重點，如果已忘掉太多，便會重新翻看一下，以幫助記憶，然後才看下去。這樣一來，我讀每一本書所花的時間都比一般人會花的多，也絕少會幾天內看完一本書，但書的內容我總算不會忘掉大半。

我每天都有數小時看書時間，為了配合這個讀書法，在同一段時間我會看五六本書：一本看幾頁，便轉看另一本；一天之內隨時看過五六本書，而看完這幾本書後內容都記得不少。此外，有些重要的書我會隔幾年重看，看過兩次的書不少，看過三四次的也有。對記憶力強的人來說這些方式未免太笨，但對我而言不但不笨，反而是妙，有成功感，好比在一個極狹小的空間練成了自如地翻跟斗。我用這些「笨」方法，不但能幫助我記憶，還由於讀得慢，有時間消化，又會重讀，結果有利於深入了解書的內容，可能比一個過目不忘的人快速讀過一次後所得的了解深入得多。

我小時候喜歡鳥，尤愛鷹，偶爾見到一隻鷹在天空翱翔，我都昂首而望之良久，認為自由者莫過於此矣。籠中鳥，那是失去自由的最佳象徵。我現在則更愛魚。魚，被限制於水中，出水必死，而且沒有手腳，限制大得很。然而，魚仍可在水中盡量發揮自己的能力，展現魚的生命精彩之處。其實，就算是籠中鳥，也還有點活動的空間和鳴叫的自由，而且不一定沒有飛出鳥籠的機會。

（原載於《蘋果日報》2020年7月11日）

老鄰居

Chrys 和 Liz 的房子出售不到兩星期便賣出了。這是意料中事，一來由於兩年前的巨大山火燒毀了附近不少房屋，令需求大增；二來是我們這個 neighborhood 屬於「好區」，房屋質素亦高，除非是地產市道很差，否則放出來的房子一向不會待多久便有買主。無論如何，看著兩老人去樓空，很快便有新鄰居搬進，難免有些感慨。

（圖片來源：https://unsplash.com/）

我們搬進現在的房子，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時 Chrys 和 Liz 已在這裏居住了好幾年。另外一邊的鄰居搬出搬進幾次了，跟我們有交往而當了十五年鄰居的，只有 Chrys 和 Liz 這一家。我稱他們為「兩老」，其實十五年前他們是七十歲左右，一直就是兩老。兩位很和善的老人家，都是白人；我們搬來時他們已是過著退休的生活，遠離煩囂，悠然閒適；雖恬淡而非沒趣，在淙淙流水聲中（我們後院那邊確實有聽到流水聲的小溪）度夕陽之年。

兩老和我家不是有很深入的交往，一直都保持在寒暄和互幫小忙的程度。他們在不太遠的山林擁有一間小屋（英文叫 "cabin"），一年幾次「上山」住十天八天；雖非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但無疑多一點勞動，也更加接近大自然，都是他們享受的生活。在那些日子，我們替他們推垃圾桶和留意有沒有郵寄來的包裹放在門口；而我們幾乎每年都到外地旅遊，到時兩老自然是幫我們做同樣的事。我們家有一株柑樹，他們家有橙樹和西柚樹，那投桃報李（不，是投柑報橙和西柚）更不在話下了。倒是有一種幫忙是單向的，就是 Chrys 和 Liz 的互聯網連接或電腦其他方面出現小問題時，我們極速過去解決；舉手之勞而已，況且老人家不抗拒新科技，樂意運用，已值得鼓勵。

如是者便當了十五年和睦鄰居。這幾年 Chrys 和 Liz 都明顯比之前老態龍鍾多了，Chrys 的腳更做過手術，活動能力減弱了不少，Liz 照顧他漸感力有不逮。去年初， Chrys 終於要搬進有人幫忙起居的住所，就在附近，步行十多分鐘可至。那不是老人院，英文叫 "assisted living"，有自己的獨立套房，活動自由，只是在醫療、飲食和清潔得到方便的服務。Assisted living 費用不菲，每人要四、五千美元一個月。大約兩個月前，連 Liz 也搬進去與 Chrys 同住了。兩老都搬進 assisted living 後，我們還拿過幾次剛摘下的柑送給他們吃。

不久，他們的房子便出售了。兩老的兒女很孝順，搬進 assisted living 和賣房子的事都安排及打點得十分妥貼，看得出他們一家人關係良好。不知道 Chrys 和 Liz 在青壯時是否活得精彩，但退休後過如此寧靜逍遙的日子，過了十多年，堪稱安享晚年。人各有志，不是每個人都嚮往這樣的晚年，然而，想到一些七老八十的人還在力圖興波作浪、呼風喚雨，我不禁暗問：「何苦來哉？」做壞事的，及早收手吧；有建樹的，讓路給年青人吧。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程伊川的老虎與塞內卡的容器

宋代理學家程頤說過一個簡單的故事：「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眾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眾。」（《二程遺書・卷二上》）這是成語「談虎色變」的出處，認識這成語並運用得當的人很多，但其中有多少知道程頤用這個故事來講甚麼道理？

程伊川講的是「真知與常知異」，即真知與常知的分別。他接著說：「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被虎傷過的田夫對「虎能傷人」的認識是真知，其他人雖然「莫不驚」，因為對「虎能傷人」這個事實「莫不知之」，但他們的認識跟三歲童子的認識一樣，只是常知。

田夫的故事是一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真知與常知的分別；不過，例子並不能代替直接的說明 ─ 如果沒有直接的說明，我們的了解容易流於印象式，過於籠統，甚至有偏誤。可是，要直接說明真知與常知的分別，卻殊不容易；也許正是因為難於直接解說，程頤才只舉例子便算。

《二程遺書・卷十八》記載了同一個故事，這裏程頤說得詳細一點：

向親見一人，曽為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佗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佗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眞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他多舉了兩個例子，一是貴公子與野人對燴炙之美的不同認識，二是他自己少時與晚年對經書義理所得的不同意味。仍然是沒有直接解說「真知」指的是怎樣的知識。

三個例子說的都是體會，因此，用「體會」來了解「真知」，應該是合理的。但甚麼是體會？最簡單的解釋是「從親身體驗而得的認識」，老虎的例子和燴炙之美的例子都符合這個解釋 ─ 沒有經驗過被老虎所傷，不真知老虎傷人之可怕；沒有品嚐過上好的膾炙，不真知這美食之可口。然而，是不是親身體驗過 X，就一定對 X 有真知呢？也許被虎傷過的人一定對「虎傷人」有真知，但不見得品嚐過膾炙者，都真知此等美食之佳妙。親身體驗只是真知的必要條件，而非充份條件。

「體會」的「會」，除了解作「理解」或「明白」，還可以有「合在一起」之意，不是雜亂併湊，而是會聚成一協調的整體。程頤那個解釋經義的例子，正好用來說明「體會」的這一層意思：他少時與晚年同樣是解釋經義，在體（親身體驗）上是「無異」，但到晚年才有會，即是懂得將這親身體驗與一生的其他經歷會聚成一協調的整體，互相參照，令有關體驗產生指導行為、甚至是指導生命方向的作用。體，只是必要條件，要加上會，才成為體會，才是真知。常知對比於真知，便是抽象和孤立的認知，也許能推動某些行為，但推動力肯定遠不及真知，更不會有指導人生的作用。

有些做人的道理，我們從小就不斷聽到，知是知道了，卻一直都只是常知，要等到經歷過某些事情，或是人生到達某一階段，才變成真知。最佳例子莫如「時間寶貴」，我們大概沒有誰未聽過、沒有誰不懂得背誦「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但我們有誰真知時間寶貴呢？絕大多數只有常知，沒有真知，中年以前尤其如此。你回想一下自己在童年和少年時代浪費了多少光陰，自然心裏有數。

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卡（Seneca the Younger）在《論生命之短暫》一文打了個比況：浪費時間就像將水倒進一個底部有裂縫的容器，無論你有多少水，結果都是一樣，容器裏空空如也。容器比喻心靈，如果容器沒有裂縫，留在容器裏的水比喻的不是時間，而是我們善用時間後在心靈裏存著的美好回憶及豐富知識。心靈隨著年齡增長，像一個不斷增大的容器，當容器還小時，水都漏走了不覺得怎樣；可是，當那容器已變得很大（你五十歲了），你陡然回想過去那麼多年白白漏走的水，再望望那變大了的容器之空蕩（或只有小量的水），這時你便真知「時間寶貴」的道理了。

我們一出生便一直親身體驗寶貴的時間，卻往往大半生都不體會時間的寶貴，因為這體會，這真知，需要眾多不同的經歷，經過反省而聚成一協調的整體。弔詭的是，等到你有足夠的經歷而真知時間寶貴時，珍惜時間恐怕已太遲了。

斯多葛提示

Massimo Pigliucci 在 How to Be a Stoic 的最後一章介紹了他實踐斯多各主義的練習方法，這些方法主要是為了訓練自己養成斯多葛式的思想習慣，一旦養成這些思想習慣，就能以控制心境來應對外物。Pigliucci 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列出這些思想習慣的簡單提示，貼在經常看到的地方，不時看看想想，做些思想練習(例如想像自己處於不利的情況)，久而久之，便能養成斯多葛式的思想習慣。

我嘗試用這個方法練習，幾個月後，已有點成效。Pigliucci 的提示有十二項之多，對我來說太多了，寧願集中於我認為較重要的，於是在他那十二項中選了一些，另外自己加了一項，共成六項，寫在一張小紙條上；這紙條貼在書桌上一個雜物架邊，位於視平處，眼光離開電腦屏幕略為抬頭時便會見到。

我的斯多葛提示：

(1)   認清事情或問題，判別哪些方面是自己能控制的、哪些方面在自己控制之外，不多想後者。

(2)   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天長地久，一切皆如過眼雲煙。

(3)   成事不盡在人，順逆無跡可尋。

(4)   不順意甚至不幸的事隨時會發生。

(5)   在情緒即將翻騰時立刻停止思想和行動，深深呼吸三下，然後反覆思考 (1)－(4)。

(6)   睡前反省當天的思想和言行。

任何事物，如果令我們心境不平靜，那不是由於事物本身，而是由於我們對事物的看法，這是斯多葛主義的主要洞見；例如嫉妒別人的成就或所得，以致心有不甘，這心理痛苦之源頭盡在自己，可說是自討苦吃。上述斯多葛式思想習慣的練習方法特別能對治嫉妒之苦，實踐斯多各主義，這是個好起點。

讀書而存終敵之心

有些道理，表面意思很容易明白，但沒有恰切的經歷和體驗以及深刻的反省，便難以心領神會並身體力行，而這經歷、體驗和反省所需的時日，則因人而異，有可能到老死那天依然障蔽未除。

有這番感慨，是因為今天在《十力語要》讀到以下這幾句：

讀書而存終敵之心，則必故意挑剔，故意存疑；而初讀時，未挾敵意，或有正解，轉因後之敵意而消失，豈不可痛？古今大智人，其於讀書所獲心處，恆反覆體認，愈印愈深，而後所見益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卷三〈答張君〉)

我年青時讀書確有類似的毛病，無論看的是甚麼書，總是先找錯處或寫得不好的地方，然後批評。為何有此毛病？一部份是性格吧，也許還有其他心理因素和個人經驗的影響，但我不打算進一步自我心理分析了。我到近年才逐漸擺脫這毛病，現在讀書，已做到多著眼於可觀之處，不「故意挑剔，故意存疑」；即使留意到錯處或寫得不好的地方，如果那可觀之處足夠可觀，便以「瑕不掩瑜」視之。

「讀書而存終敵之心」的毛病所在，是令讀書難有所得。如果讀的是壞書，無論是不是有終敵之心，亦不會有甚麼得著，因此，這裏說的「令讀書難有所得」，指的只是好書。讀好書而存終敵之心，便容易錯過書的種種好處，只知批評，不懂欣賞；假如你認為「敵」已被「終」了，你還會從這書學到甚麼東西嗎？這樣的讀書經驗，如果說有得著，極其量只是批判思考的練習，頭腦得到磨鍊而已。

讀書好比交朋友，如果遇到值得成為好朋友的人，便應好好珍惜和欣賞，人生亦因而更加充實和精彩。

時日

一個人年紀大了，也許是到七八十歲吧，或是有重病絕症，便會感到自己時日無多。其實，沒有人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即使是身體健康、如日中天的人，也可以隨時意外死亡；這個事實，除了孩童人人皆知，只是因為年青時突然死去的機會不高，便安心相信自己還有很多個十年，毋須擔憂時日無多。

感到時日無多又如何呢？有些人會恐懼，那是由於怕死，著眼點是生命的終結，而不是距離那終結還有多遠。有些人會焦急，他們未必怕死，甚至完全不怕，那「時日無多」的憂心，並不在於生命終點的臨近，而是在於餘下能走的路已非常短。當然，有些人雖然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但沒有甚麼感受，還是日復一日刻板地過活便是了。

年過五十，我已開始感到時日無多。假如是父母輩的長者聽到我這樣說，會立刻高聲說：「大吉利是！」我則百無禁忌，只是講出心中所想。我父母俱不長壽，我沒有很大信心自己會活過六十五歲。我不怕死，但想長命 (「不怕死，想長命」沒有矛盾)，不只是多活一二十年，而是長命兼有腦力和活力去做不同的事。這個願望，在生活豐裕和醫藥進步的社會，不算是奢想吧！

一開始感到時日無多，便強烈意識到時間寶貴。我喜歡南音，昨天看了一個電視節目，是香港電台製作的《香港故事-修復時刻：說唱南音》，專訪人物是音樂奇人唐健垣先生 (為甚麼是曾俊華主持？) ，他在訪問中有一段說話，令我特別感動：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書未看，有很多琴未修理好，還有很多文章未寫，有些琴曲想熟練但未練好。每樣事情都要時間，所以我不會跟人上茶樓吃一盅兩件，花三小時坐在茶樓，或吃頓中餐雲吞麵都談了四十分鐘，這不須要；雲吞麵，一個人下去吃，吃完立即回來繼續工作。

唐先生的一連幾個「很多」，我感同身受：我也是有太多事想做了，餘下的日子肯定不夠去完成這些事，惟有珍惜時間，趕快多做一些。不過，唐先生已年逾七十，那「時日無多」的焦急應該比我的強得多。

我的一些朋友或者會問：「你感到時日無多，強烈意識到時間寶貴，為甚麼還經常用臉書和寫文章罵人？那不是浪費時間嗎？」我的答案很簡單：「用臉書和寫網誌 (包括罵人的文章) 都是我想做的事啊！」當然，我還有很多其他想做的事，而且是更重要的；可是，對我來說，生命的豐盈在於多變化、多姿采，如果只許我看書、做研究、寫論文，不許我用臉書、寫網誌、彈鋼琴、鍛鍊肌肉，我那「時日無多」的感覺反而不會那麼強烈。假如唐先生認為花三小時坐在茶樓跟五湖四海的人閒聊是值得做的事，能豐富自己的生命，他應該會減少一個人去吃雲吞麵，午飯不必匆匆而去、匆匆而回了。

營營

(圖片來源：http://s9.sinaimg.cn/)

東坡詞中我特別喜歡這首《臨江仙》：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那種亦醉亦醒、入世而不迷失、無奈中顯灑脫的境界，雖不是尋常容易，卻也非高不可攀；不必是神人天才，只要人生體驗夠，反省力足，便有可能達到這個境界。

最近多思考了「營營」兩字。「營營役役」是常用成語，一般的解釋是「奔波忙碌，勞苦不息」，也意味著不知所為何事。根據這個理解，「營營役役」是同義複合的疊字，即「營營」和「役役」的意思相同，跟「快快樂樂」、「憂憂愁愁」、「偷偷摸摸」、「辛辛苦苦」等的結構一樣。

然而，《臨江仙》裏「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兩句，令我對「營營役役」有了新的理解。「長恨此身非我有」說的是「役役」，即被別人、被環境、被際遇、被自己的慾望所役，受著支配，身不由己。「何時忘卻營營」的「營營」，說的卻是另一回事，指主動的思想，所以才談得上「忘卻」；「忘卻」在這裏的意思不是忘記，而是不計較、不考慮、或放棄。(註一)「營營」指的主動思想，是猜度、計算、謀劃等關乎個人利害得失的思慮，而「忘卻營營」，就是放棄這種思慮。這樣解釋「營營」，不是憑空估計蘇東坡的詞意，因為「營」字本有計算或測量之意。(註二)

人生的迷失，不只在於役役，還在營營，而且營營的思慮令人受到更多的限制，即是加強了役役；一旦忘卻營營，便可減輕役役，明白到無論如何計算謀劃，耍甚麼手段，工於心計到何種程度，在人世和歷史的江海中，個人永遠是一葉小舟而已，何必呢！

(註一) 賈誼《治安策》：「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三個「忘」字都是不計較、不考慮、或放棄的意思。

(註二)《呂氏春秋》：「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壟之小大。」

腐乳

不知從哪時候開始，我愛上了吃腐乳，一星期至少吃兩三次，大多是吃晚飯時「加餸」。明明已有兩三道美味菜餚，我還是想吃腐乳，夾一磚放在自己那碗白飯裏，獨自享用；太太間中忍不住會問：「怎麼又吃腐乳？」我要不是回答：「好吃嘛！」便是說：「很想吃啊！」兩個答案顯然有關係：好吃，所以很想吃。

這麼多年來我的教學時間都編排在早上，因此午餐通常是一個人在家裏吃，當然只是弄點簡單的東西下肚。如果雪櫃裏有隔夜飯，我會在微波爐弄熱一碗白飯，放上一磚腐乳，再淋少許腐乳汁，那是辣腐乳，白飯頓時染上點點辣椒紅，飯香加上腐乳香，隔夜飯有嚼頭，腐乳甘鹹微辣；一碗簡單不過的腐乳白飯，已是色香味口感俱全了！

小時候家裏清貧，卻反而少吃腐乳，亦不愛吃。平時午餐晚飯都不會吃腐乳，母親也甚少用腐乳炒菜，偶爾煲白粥吃，說是「清腸胃」，那時候我們才會想到腐乳，覺得腐乳送白粥很好味。腐乳十分便宜，我從小便將腐乳和貧窮聯想到一起，認為那是沒有錢買餸的人才逼著要吃的；大概是由於這樣，所以心理上有點拒抗腐乳 --- 事實上是窮人，卻不想做窮人。就是到現在，一談起腐乳，我便想起一位親戚的「腐乳悲慘史」：這位親戚年少時當學徒，在店舖裏食住，晚飯餸菜不多，吃的人卻多；老闆和較大的員工欺他年紀小，經常在晚飯期間差他到附近的雜貨店買腐乳加餸，到得他買了腐乳回來時，餸菜都給吃清光了，他只有腐乳可吃！

雖然我不知道自己從哪時候開始愛上了吃腐乳，卻肯定是到了美國之後的事。為甚麼會有這個改變？我也不肯定。如果你猜是因為我想念中國文化（是否稱「華夏文化」才對？），那就錯了！沒那麼複雜。假如是想念中國文化，我書房裏的唐詩宋詩古文，廚房裏的臘腸鹹蛋滷水包，都夠止住我的想念了，為何特別要愛上吃腐乳？我相信是由於年紀漸大，對食物的要求不同了，我開始懂得欣賞低廉食物的美好之處，而腐乳事實上是非常美味的食物。

腐乳味道複雜有層次，上佳的腐乳要滑而不軟，不宜過鹹，辣的勝過不辣，啖後口有餘甘，令人食慾大振。在美國不難買到腐乳，尤其是像灣區那樣多華人居住的地方；然而，我現在住的小鎮沒有華人超級市場，最近的在沙加緬度，也要駕一個多小時車才到。每次到華人超級市場，我必定買兩瓶腐乳，以保證家裏不會「缺貨」。我試過不同的牌子，最喜歡的是台灣的黃日香，幾乎完全符合我的要求。

城市與退隱

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有不少都喜歡間中遠離城市的繁囂，走到山林鄉野間清靜一下，或遠足野餐，或露營觀星，或在度假村屋與親友閒適地過幾天；主動接近大自然，除了享受較清新的空氣，還可以減慢平時過急的生活節奏，以放鬆緊張的精神。然而，如果你問這些城市人是否願意長居鄉間，相信他們絕大多數會說「不願意」；城市人習慣了城市生活在衣食住行和娛樂的種種方便以及多樣化的選擇，偶爾到鄉間逗留，他們會樂在其中，可是，假如要他們在鄉下地方長住，恐怕連清新空氣都會化為悶氣了。

城市和鄉間的分別，古今都有，沒有因為世界的現代化而消失；然而，這裏有一些很有趣的對比：在古代，城市和鄉間的生活當然有分別，但沒有現在的分別那麼大，可是，在鄉間和城市往來，現在非常容易，古代卻十分艱難，正因為現在交通方便，我們到鄉間「透透氣」才會是那麼平常的事，古人到城市去，尤其是大城市，無論是遊歷還是移居，都是件重大的事情，不會輕率視之；另一方面，由於現代的城市在經濟、設施、教育水平、文娛活動等各方面都遠勝鄉間，「城市人看不起鄉下人」這現象，也許是現代比古代嚴重得多。

說到古代，不得不提中國古代讀書人對鄉間和城市之間的移居有一種特殊的敏感，這是其他文化沒有的。中國的科舉制度由漢朝開科取士開始，政治權力向民間的讀書人開放；科舉不只是為了通過考試以選拔最優秀的治國人才，否則取士便應只有「唯才是擇」這一標準，但事實上歷代取士大都依從地區均衡分配的原則，由此可見科舉制度兼涵地方代表性。因此，很多透過科舉而當官的人是來自農村的讀書人，這些鄉間的讀書人形成中國古代獨有的耕讀文化。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對鄉間和城市的分別有一個政治上的理解：城市是政治活動和權力的所在，到城市去，代表參與政治 (至少是企圖參與政治)；鄉間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說「帝力於我何有哉」(《擊壤歌》) ，到鄉間生活，代表遠離政治，即所謂「退隱」也。

退隱，不只是隱，還有退 --- 如果不是之前當官或從事其他政治活動，便談不上是退了。隱，其實不一定要在鄉間田園，有些人甚至認為「小隱隱於山，大隱隱於市」；至於退隱必到鄉間，那是由於鄉間才有那「退」的象徵意義。事實上，古代很多讀書人的退隱是無可奈何的事 --- 仕途坎坷，官場失意，再混下去也沒甚麼好處，便只好退下來，歸隱田園；另一些則較高潔，是因為政治腐敗而不願繼續參與，體現了儒家理想說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儒家政治參與的最高境界，是孟子對孔子的形容：「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孟子•萬章下》) 不得已而酸溜溜的退隱，是等而下之的。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也許還有「退隱」這個概念，但那已經不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因為現代的政治無處不在，而且由於鄉村和城市之間的交通方便，鄉村也有電話、電視、互聯網等資訊服務，即使住在鄉村，也未必是真正的隱居了。有趣的是，和這形成對比的，是鄉下人要真正融入城市，也不是容易的事，因為「來自鄉間」這個身份成為了被歧視的標籤；最佳例子莫如最近憑〈我是范雨素〉一文在網上「爆紅」的「鄉間作家」范雨素，她的這篇文章內容豐富，筆觸樸實而細膩，感人至深，而她的故事連 The Economist 和 The Guardian 等外國媒體也有報道，可是，中國國內卻有不少人對她的文章諸多挑剔，總是要找些理由來貶損她，這恐怕只是「城市人看不起鄉下人」的表現而已。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7年7月號)

快樂的感覺與快樂的人生

快樂的人生，是不是人人都想得到？答案應該是肯定的，至少大多數人是這樣；然而，現代人對快樂人生的追求，看來比古代人熱切得多 --- 現在不但每年都有不少關於「快樂人生」的自助書 (self-help books) 出版，哲學、心理學、經濟學在最近數十年對「快樂」的研究亦明顯地多起來了。這個現象當然有很多因素，其中一個因素可說是明顯的，就是古代人大多生活艱苦，能夠溫飽已感滿足，而現代人物質生活比古代人的豐裕得多，還有較多餘暇，於是便對人生的要求多了，快樂已肯定不只是溫飽。

「快樂」一詞，可以指情緒、感覺、或心理狀態，用另外一個詞語表達，是「開心」，那只是持續一段時間的，短則以分鐘計，長的也不過是幾天吧，例如與好友暢聚或比賽得了冠軍時的情緒或感覺。「快樂」也可以是「美滿」或「幸福」的意思，那是用來形容一段長時間的生活，短則一年半載，長則是整整的一生；「快樂人生」既然指的是人生，那顯然是「快樂」的第二個意思了。不過，「快樂」的這兩個意思也許是相關的，這裏有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是否要經常有快樂的情緒或大多數時間處於快樂的心理狀態，才可以有快樂的人生？二、經常有快樂的情緒或大多數時間處於快樂的心理狀態，是否一定有快樂的人生？

假如說某人時時刻刻都不開心、卻有快樂的人生，那是很難理解的；另一方面，快樂的人生不見得可以保證經常開心，甚至不保證開心的時間比不開心的時間多。古希臘人說的 "eudaimonia"，指活得豐盛 (flourishing)，這是他們對「快樂人生」的理解；一個人如果活得豐盛，自然會有一些開心的時刻，可是，活得豐盛與否，取決於一生的作為，而不在於情緒或感覺 --- 令生命豐盛的作為不一定經常令人開心，而時時刻刻開心的人不一定有令生命豐盛的作為。因此，根據這個對「快樂人生」的理解，上述那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中國傳統思想裏對「快樂人生」的看法雖然跟古希臘人的有相異之處，但同樣是不以情緒或感覺為準。中國人經常掛在嘴邊的「知足常樂」，表達的是人生態度，它的意思不是只要滿足於現狀，便會時時刻刻處於開心的狀態。「知足常樂」的「樂」，更合理的理解是一種反省後的肯定，提醒自己不要有過多、甚至是虛妄的欲求；這樣的樂，與人生中的一些情緒上的不快是可以並存的。

比「知足常樂」更高一層次的，是「安貧樂道」---「安貧」已包含了「知足常樂」的意思，而「樂道」是因為自己的生命符合道德要求而有反省式的肯定，這更難做到。「安貧樂道」的快樂人生，需要很高的道德修養，不是一般人能達到的；一般人如能做到「知足常樂」，已經很不錯了。「安貧樂道」的最佳例子莫如孔子，他說自己「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而仍能「樂在其中」(《論語•述而》)，這裏的「樂」，也顯然不是情緒或感覺，而是孔子對自己生命的道德肯定，是一種反省式的認可，因此，他緊接著說的是「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另一個好例子是孔子的學生顏回，孔子稱讚他「賢哉回也」，因為顏回的生活雖然極其清苦，卻完全無礙他自得其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 其他人的道德修養遠不及顏回，所以「不堪其憂」，顏回自己則完全沒有這樣的憂；他的樂，和孔子的一樣，不必是開心，而是有道德內容的反省式認可，也得到別人的肯定。這樣的樂，當然也可以與人生中的一些情緒上的不快並存。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7年6月號)

"Free Time"

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在 "Free Time"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Routledge 1991, pp.187-97) 一文談到他對「你有甚麼嗜好 (hobby)？」這個問題的反應：

碰到這個問題時，我感到吃驚。我沒有嗜好。這可不是因為我是工作狂 --- 即只知勤勞於指定的工作、不能花時間做任何其他事的人；不過，我很認真對待我在正式職業以外的所有活動，沒有例外。正因為我這樣認真，對於將這些活動跟嗜好 --- 為了消磨時間而昏頭昏腦地專注其中的事 --- 扯上關係的這個想法，我是應該感到被嚇壞的；我沒有被嚇壞，是由於這粗野的想法很普遍，我早已見過一些例子，感到麻木了。演奏音樂、聽音樂、聚精會神看書，這些活動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假如稱它們為嗜好，那就是視它們為兒戲了。(pp.188-89)

單看這段文字，難免令人覺得阿多諾在唱高調和自我標榜，但放在整篇文章的脈絡，他說的其實很有意思。文章的主題是 "free time"，阿多諾對現代人的 free time 活動有很精到的分析；他的看法當然有理論背景，但即使對他的理論毫無認識，也可以欣賞 (雖然未必完全同意) 他的洞見。這裏我不打算複述阿多諾的論點，他的著作出名晦澀深奧，但這篇文章卻出奇地清楚易懂，有興趣思考有關 free time 問題的讀者不妨細讀。以下我只是就這段引文發揮一下。

"Free time" (德文原文是 "Freizeit") 的中譯是「餘暇」或「空閒時間」，另一個意思相近 --- 可說是同義詞 --- 的字是 "leisure" (德文原文是 "Muße")，中譯也是「餘暇」或「空閒時間」，然而，無論是 "leisure" 還是「餘暇」或「空閒時間」，都沒有直接表達 "free time" 一詞含有的「自由」的意思。問題是：這是怎樣的一種自由呢？

如果空閒時間是自由的，那就意味著上班工作的時間是不自由的。事實上，不少人對上班工作的確有不自由的感覺；為甚麼感到不自由？有兩個頗明顯的因素：[1]上下班時間固定，期間不可以隨便離開工作場所； [2] 工作內容是指派的，不由得自己選擇。可是，有些人在 [1] 和 [2] 的情況下也沒有這種不自由的感覺，因此，我認為有一個更有決定作用的因素：[3] 對工作缺乏自我認同 (self-identification)，不覺得那工作是自己生命的有機組成部份、或阿多諾說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反而感到那是不得已 (要賺錢過活！) 而外加的，不真正屬於自己。

大多數人都 [1]、[2]、[3] 皆中，那些 (極少數的) 完全不受這三個因素所限的人，相信不會感到工作是不自由的。假如不在 [1] 和 [2] 的情況，卻仍在 [3] 的情況呢？這些人雖然不用定時定候上班下班，工作內容也可以自己選擇，但這些「自由」並沒有令他們對工作有自我認同。他們仍然感到不得已，感到那工作是外加的；至於工作時間和工作項目的選擇，可以說只是在不自由中的「自由」(類比：囚犯在監獄裏也有一定的「自由」)。

假如不在 [3] 的情況，卻仍在 [1] 和 [2] 的情況呢？這些人雖然要定時定候上班下班，工作內容也不由得自己選擇，可是，那份工作是他們「我之為我」不可或缺的部份，沒有不得已和外加的感覺，而且那份工作不可以隨便被另一份工作取代 (除非是性質接近、同樣有自我認同的工作)；即使沒有工作時間和工作項目的選擇，卻仍然有「我在做自己」的自主感 (類比：有人遇溺，你用槍指嚇我，強迫我跳入水中救他，但我本來就勇於救人，所以不覺得我救人的行動是被逼的)。

阿多諾在上面那段引文後說自己「享有特權 (enjoy a privilege)」，因為他可以「走自己有意走的路，並因而可以形塑自己的工作」(即哲學和社會學研究以及在大學教書)，指的正是我說的「不在 [3] 的情況」。對阿多諾來說，既然他的工作時間並非不自由，也就不會特別視空閒時間為自由的，因為沒有對比的必要；此外，無論是工作時間還是餘暇，他做的都是「我之為我」的事，都令他有自主感。

阿多諾說的「嗜好」，是「為了消磨時間而昏頭昏腦地專注其中的事」，雖然用的是「自由」時間，卻不是在做「我之為我」、有自主感的事。為甚麼有些人有「自由」卻不自主？這是個複雜的問題，阿多諾在文中有獨到的分析。有一點是他沒有考慮的 (也許是因為在他的觀察範圍內這樣的例子不多)：在現代化的大都市，例如香港，很多人的餘暇少得可憐，如果你每天下班後，吃飯洗澡之後只餘一兩小時 (甚至更少時間)，星期六日也有其他必要做的事情，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不多，要在這樣斷斷續續的短時間內從事一些有連續性的「我在做自己」的活動，真是難乎其難啊！

被迫入讀哈佛的人

大約一年前，經同事的介紹，我認識了 Pete；Pete 也是在一間州立大學教哲學，三十出頭，是位助理教授。那次見面，我對 Pete 的印象甚佳，我們談了不少哲學，雖然他的專長是心靈哲學 (philosophy of mind)，但知識論的造詣也不錯，我們就 "persistent disagreement among epistemic peers" 這個問題討論了超過一小時，他的論點頗能刺激我思考，令我得益不少。除了哲學，我們有另一共同興趣，就是古典音樂；Pete 不但對作曲家、演奏家、唱片錄音如數家珍，而且據同事說，他還是一位出色的鋼琴家 (Pete 否認「出色」，只承認自己愛彈鋼琴)。

那次我們沒有時間詳談古典音樂，早兩天我跟 Pete 再見面，一起吃午餐，於是趁機問了他不少關於古典音樂的問題，尤其是鋼琴音樂。他特別喜歡莫札特的鋼琴音樂，我問他莫札特的作品是否相對地容易彈奏，他說：「當然不是，我認為莫札特是最難的！」我心裏的即時反應是：「也許他的琴技不是那麼高 ...」誰知他立刻補充說：「莫札特比巴赫、貝多芬、蕭邦都要難。」我追問他那是甚麼意思，他解釋的大意是莫札特的鋼琴音樂特別難彈出應有的韻味；我只是個鋼琴初學者，他的意思我沒能力明白得深入；尤幸他對莫札特演奏家的口味和我的接近，跟我一樣特別喜歡 Walter Klien 的鋼琴奏鳴曲錄音，因此，他說的「應有的莫札特韻味」，我還是有點具體的了解。

談話間，我問了 Pete 一個有點唐突的問題：我聽到他的英語有點口音，很輕的，但仍然不難聽出，便問他英語是不是他的母語。他答：「不是，俄語才是我的母語。」原來他七八歲時才從烏克蘭移民到美國，到現在仍能說流利的地道俄語，也因此之故，他說的英語帶點俄語口音。順著這個話題談下去，他最後告訴我他被迫入讀哈佛大學的故事。

Pete 從小的志願是當鋼琴演奏家，在烏克蘭時已開始學鋼琴，移民美國後繼續學習、苦練不斷。到申請大學時，他本來只打算入讀音樂學院，深造鋼琴，以圓演奏家之夢；可是，他的父母想他也申請正式的大學，可以多些選擇。Pete 申請了美國最頂尖的幾間音樂學院，為了敷衍父母，他申請了哈佛，只此一間大學，因為他相信哈佛一定不會錄取他。誰知除了他申請的一些音樂學院，哈佛也錄取了他！他父母得知後，強迫他入讀哈佛 (他沒有描述這個強迫的過程)，他最終就範，放棄了成為鋼琴演奏家的理想。

在哈佛的第一年，Pete 過得很不開心，除了因為不知道自己想主修甚麼，還因為哈佛的環境競爭性太強，有很多無形的壓力。Pete 終於找到了哲學，在修了一兩個哲學課之後，他肯定這是他繼鋼琴之後的新愛（他還特別提到是 Frank Jackson 的 Mary 令他迷上了心靈哲學），於是決定主修哲學。畢業後他繼續讀上去，在另一名校取得博士學位，最後成為哲學教授。

如果 Pete 不是找到了可以藉之追求理想的新興趣，而是在哈佛大學隨便選了一科主修，不知他現在是怎樣的光景？當然，他這條哲學家之路也不好走，拿了博士學位之後當了兩年博士後 (post-doc)，一年客席助理教授，才找到固定的教席。無論如何，他說他現在的生活很愜意，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哲學研究，教書也覺有趣，還有空餘彈鋼琴。他說到「生活很愜意」時，我深有同感，感到我和他都很幸運，沒有成為鹹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