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逝的醫生

 

看了十多年的家庭醫生 Dr. Bishop 去世了，享年五十八。最後一次見他是半年多前，那時已知他患病，是腦瘤，卻想不到短短數月便不在了。聽到死訊時，有點愕然。

美國的醫療和保險制度複雜，不是有病便自行挑個醫生看，而是有一個固定的醫生；雖然可以更換，但手續麻煩，除非醫生很差，否則同一醫生看十多二十年是平常事。就是這樣，十多年來我看的醫生都是 Dr. Bishop，猶幸未曾有過大病，通常是每年一次的身體檢查，偶爾數字「見紅」（例如膽固醇超標），便多看他一次。

Dr. Bishop 是蘇格蘭人，不知何故決定在美國加州一不大不小的城鎮執業。我沒有問過他，儘管他很健談，每次都跟我說起英國和蘇格蘭的事，也每次都提到他是牛津畢業；Boris Johnson 當首相時，他更津津樂道 Johnson 是他同學，順便 bad-mouth 幾句，例如說 Johnson "is not known for being smart"。Dr. Bishop 知道我來自香港後，多次問及這個他曾經一遊的前英國殖民地；原來他有留意香港的事，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國安法他都略知一二，聽我講了點詳情，他便搖頭嘆息。

我對 Dr. Bishop 認識不深，說不上是朋友，但相識也是緣份，何況他照顧我的身體多年， 總有點感情。他的辭世，我固然傷感，他的早逝，我更覺可惜。假如他能多活二十年，也不過是七十八歲，而二十年可以做很多事，有很多經歷，令他的人生更豐盛。雖說世事漫隨流水，算來一夢浮生，但過得充實而精彩的生活，長一點是好事。唉，原來我是說到自己了。

悼好友 Kenny

 

上星期三晚（2022年12月28日）驚聞好友 Kenny 猝然辭世，悲痛之餘，有一種茫然若失的感覺：難以接受他真的已離我們而去，好像我的世界裏突然有一塊不能彌補的空白。

Kenny 的中文姓名是「陳傑強」，但我由二十年前認識他開始，都喚他 "Kenny"，這裏便依舊吧。Kenny 在香港成長，在美國完成大學本科和博士學位。我們任教於同一所大學，他在商學院，我在哲學系，本來風馬牛不相及，但由於大家都是華人，參與當地的華人活動，由相識而成為好朋友。這些年來我們除了在各自的家裏聚會，還一起旅遊，到過大峽谷、黃石公園、塞多納等地，甚至結伴同遊上海、黃山和長江三峽。我家的旅遊相簿裏，有不少 Kenny 夫婦的照片。

Kenny 比我年長，我一向視他如兄長；事實上，他為人比我成熟多了，待人接物方面，我有不少向他學習之處。在我們的華人社區裏，要我選一個沒有人不喜歡的人，我只能想到 Kenny。那不是由於他為人圓滑、刻意討好別人；他處事無疑面面俱到，但不失正直得體。大家都喜歡他，是因為他樂於助人，渾身透發一股正能量，臉上經常掛著發自內心的笑容。很容易看得出他是熱愛生命的人，而他也確實懂得享受生活，不是只吃喝玩樂那種，而是充實地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我和 Kenny 的共同興趣不多，不過，相聚時儘管大多是尋常談笑，卻十分投契。我們的共同興趣之一是武學，他習空手道，我練陳式太極拳，倒有過幾次談論武學原理。較難忘的有關經驗，是我們一起表演賀歲舞獅共三次之多。第一次是 Kenny 提議的，還自掏腰包買了個貨真價實的南獅獅頭。舞獅這玩意，Kenny 其實不懂，而我只在年少時學過一點點；然而，見 Kenny 興致勃勃，我便硬著頭皮設計了一套表演動作，我舞獅頭，他當獅尾，練了幾次便表演，幸而結果博得熱烈的掌聲，我們倆都很有滿足感。到第三次表演時，我鼓勵 Kenny 舞獅頭，獅尾改由我來做；他不負我望，努力學習和練習，演出時功架十足，威武非常，得到同樣熱烈的掌聲。我知道，那次他很開心。

Kenny 退休不久，在他的退休聚餐會上，我站出來說了幾句話，還記得我祝他退休後生活更加豐盛（我用英語說的，用的字是 "flourishing"）。是的，他過了一個 flourishing life，那是難得的、幸運的，只可惜他活得不夠長久；而對他的妻子、家人和好友來說，那當然不只是可惜，而是一大憾事，令人悲傷不已。像 Kenny 這樣優秀的人，理應活得長久，不是嗎？無奈世界不是這樣運作。我們只能懷念他，也許能藉此得到他的一點正能量。

由家鄉蘿蔔絲湯圓說起

 

今天午餐，兒子不在家，只我兩口子吃，於是趁機做他不喜歡、但我們愛吃的東西。結果做了兩大碗家鄉蘿蔔絲湯圓，先由內子搓湯圓，完成後其餘便是我的工作——刨蘿蔔絲、做湯底、煮湯圓等等。湯有蘿蔔的清甜和蝦米的海產味道，加適量的胡椒粉，吃之前灑上蔥粒；吃時，聞著蔥香，口裏微辣並同時嚐到甜美，而蘿蔔絲的細嫩揉合湯圓的軟韌，那口感複雜得恰到好處。吃過一大碗後，暖洋洋，肚皮滿足，齒頰留甘。

這道佳品脫胎自小時候母親偶爾做給我們作午餐的蘿蔔絲茶果（放湯）。她是客家人，說那是年輕時在鄉下學曉做的，所以在我心目中是家鄉食品無疑，也沒有去查究是否真的源於客家傳統。母親廚藝好，我記得她的巧手菜式不少，而這蘿蔔絲茶果肯定位列前十名。我沒有嘗試複製，因為糕點類是本人入廚的弱項，更不想弄出個四不像，破壞童年的美好回憶。現在改而做的蘿蔔絲湯圓，容易多了，但總算捕捉到蘿蔔絲茶果味道和口感的五六分，於願足矣。美其名曰「家鄉蘿蔔絲湯圓」，「家鄉」二字，不過是聊表對家母的思念。

這是廉價食物。做湯圓的糯米粉固然便宜，蘿蔔也不貴，湯底只用蝦米來熬，不多花費；一碗蘿蔔絲湯圓，粗略估計，用不到兩美元。我不是要說「美食不必昂貴」這種陳腔濫調，而是由「廉價」想到了「儉樸」。家鄉家鄉，其實是鄉下。母親當年在鄉下過的生活，定必儉樸；家裏沒錢，不由得不儉樸。然而，除非是窮到三餐不繼，平時吃方面的滿足還是有的，只是沒有現在物質豐裕的城市人滿足得那麼頻密而已。我想像年少時的母親在鄉下吃蘿蔔絲茶果的情景，是 visualization 的那種想像：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她吃一口茶果，喝一口湯，抬頭便露齒而笑了，一臉滿足——很好味啊！

儉樸，不一定是由於沒錢。有些生活儉樸的人只是捨不得用錢，是吝嗇；對別人吝嗇不在話下，連對自己也一毛不拔，強壓各種慾望，不得滿足，就是為了省錢。這種人很沒趣，生活得苦，也會招來一些人的恨，不談也罷。無論如何，儉樸可以是基於清心寡欲，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可謂儉樸的典範；顏回當然是窮，所以「人不堪其憂」，但「回也不改其樂」，可見他的儉樸不是為勢所迫，而是對物質生活要求極低，著重的是精神生活的豐盛。我們這些凡人不能跟顏回比肩，「飯疏食飲水」恐怕受不了。不過，儉樸不是絕對的，有程度之分，沒有必要強求達到顏回那個境界。

我小時候住在堪稱「貧民窟」的僭建木屋區，生活不用說是儉樸的，但那不是自己的選擇。現在已不算貧窮了（我的「不算貧窮」標準很低，如果你認為沒有五六百萬美元身家已是貧窮，我只能說自己甘於當個「窮教授」），但生活大抵上仍然是儉樸的。讓我先說清楚：本人一點也不吝嗇。我對別人是否吝嗇，不好意思自我評斷，但對自己我是毫不吝嗇的。舉個例：二十多歲時沉迷篆刻，也愛印石，試過用三分一的月薪買了一塊，純粹是心頭好。我說的生活儉樸，是除了日常起居飲食的基本費用，我花錢買的絕大部份是「價廉物美」的書（以前買很多唱片，但最近幾年甚少買了），連衣服也一年買不到兩三次，更不用說買奢侈品了。 名牌東西與我無緣，因為我根本認不得它們。例如不久前看到新聞報道人見人憎的「孽瘤熟矣」那個甚麼疑似 Hermès 贗品的手袋，我才知道有這個牌子（但隨後又忘記了，剛才要谷歌一下才把句子寫完，但保證三天後又會忘記）；報道說那個手袋的正貨估計價值達五十萬港元，我看到後唯一的反應是不解——這不是我世界裏的東西。

自然而然的儉樸生活，是簡單得多的生活，卻不會因為缺少了物慾的滿足而不快樂。小時候媽媽做的蘿蔔絲茶果給我的滿足，和剛吃過的、自己做的蘿蔔絲湯圓給我的滿足，是同樣的平實而深刻，所需者，只不過是能辨味的舌頭和一顆不為物慾所熏的心。

（原載於《蘋果日報》2021年4月24日）  

做給家人吃的飯

 

午餐做炒飯，三人份。先將雞蛋漿下鑊炒熟炒碎，然後下洋蔥粒，待洋蔥散發香氣便下冷飯，大火不斷翻炒至飯粒分開，沒有明顯堆在一起的；接著下玉米粒炒一會，最後下煙肉粒，加點黑椒粉和適量的鹽，炒至均勻並聞到煙肉香便可上碟。上碟後，立即在熱騰騰還見蒸氣上升的炒飯上放一小堆蔥粒，便可享用。這次用隔了三夜的冷飯來炒，很乾身，粒粒分明有嚼頭，特別好吃。

或問：為甚麼蔥粒不放到鑊裏跟飯一起炒？

答曰：蔥粒放到鑊裏跟飯一起炒，確實是通常的做法；我在上碟後才加蔥粒，並不是甚麼獨門妙法，而只是因為兒子不吃蔥 — 如果蔥粒和飯粒混在一起，他會覺得不好吃（雖然還是會勉強吃）。

或追問：那麼何不索性不下蔥粒？

續答曰：因為我愛炒飯有蔥香啊！現在這個做法是折衷。蔥粒放在剛炒好、熱騰騰的飯上，仍然會被熱力逼出香氣，然後我第一個先舀起自己吃的份量，舀有蔥粒的那部份，在碗裏拌勻，那和放到鑊裏跟飯一起炒的效果幾乎一樣（蔥不宜炒久，就算是下鑊一起炒，也是最後才下，翻炒兩三下便足夠）。

上述炒飯是兒子小時候我經常做給他帶回學校作午餐的，我名之曰「阿王炒飯」；專做給兒子吃的，自然可以省去那「妙手回蔥」的步驟。老婆大人對蔥不愛不恨，所以這事與她無關。

做飯給家人吃，當然想令他們覺得好吃。他們絕對不吃的，也只好絕對不做給他們吃，例如苦瓜和肥豬肉；有折衷辦法的，盡量採用，例如炒飯上放蔥粒和糖醋里脊減酸（老婆大人對酸味的飽和點相當低）。但也不能太委屈自己，因此，我偶爾做一小盤涼瓜炆排骨或紅燒肉，獨自享用。

追思小記

上星期六（十一月二日 ），柏克萊加州大學哲學系為任教超過半世紀、於本年八月辭世的教授 Barry Stroud 舉行追思會；為了對恩師作最後一次正式的致意，況且柏克萊距離我家不過兩個半小時車程，我當然是出席了。

在追思會裏見到不少十多年未見的老同學，都是 Stroud 的學生，有些專程從東岸飛來，甚至從加拿大飛來的也有。雖然大家分別了那麼久，有幾位已離開學術界（現在當律師或在商界工作），但甫一見面，毋須熱身，便暢談起來，舉手投足和說笑的方式跟昔日當研究生時沒有兩樣。那感覺，很符合杜甫寫的「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他們都不懂杜甫，不過，我相信我這感覺他們多少都有點。當然，我們還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懷著尊敬之心，向老師 Barry 致意。

追思會為時一個半小時，有 Barry 的家人及好友致詞，內容都很感人。其中一位致詞者是 Thomas Nagel，他與 Barry 是很要好的朋友，而且曾經是同學和同事（兩人大約同時間在哈佛哲學系讀博士，Nagel 畢業後最初幾年也是在柏克萊任教）。Nagel 致詞不長，內容平實，但語調明顯帶有感情，說到最後，竟哭出來了。然而，最令我感動的是另一位老先生，他不是學術界中人，跟 Barry 是中學同學，後來搬到三藩市居住，與  Barry 久不久見面，有時一起煮食，有時一起去旅遊，有深厚的友誼。這位老先生致詞時妙語如珠，將 Barry 學術生涯以外的人生面向描繪得如一幅絢麗的水彩畫 — Barry 是一位懂得「活得精彩」之道的哲學家。老先生沒有哭，卻令聽者更為 Barry 之辭世而惋惜。

在嘉賓致詞之間有鋼琴演奏，奏的是 Bach 的 Partita No.1 in B-flat major，BWV 825。那是我很喜歡的樂曲，令追思會加添幾分親切。

我留意到連 John Searle 也有出席追思會，我用了這個「連」字，是因為 Searle 由於證據確鑿的性侵犯指控，已被柏克萊褫奪了榮譽退休教授的頭銜，並斷絕了任何關係。追思會完結時，只見 Searle 斯人獨憔悴般完全沒有人理會，站在那裏孤零零的，有點可憐。與一眾舊同學吃晚飯時，我問 E （Searle 是 E 的博士論文導師）為何不跟 Searle 打個招呼，E 說他實在太鄙夷 Searle 的行為，強迫不了自己去跟他說話。Searle 在柏克萊任教的時間比 Stroud 還要長一點，名氣也可能比 Stroud 的大，但在系內受到一致尊重的一向是 Stroud 而從來都不是 Searle。這不但是由於人格的分別，還由於學問態度的分別；柏克萊哲學系中人大概沒有人會反對，如果過去五十年有「柏克萊哲學風格」這回事，那是由於 Stroud，而非由於 Searle。

柏克萊哲學系將系內一個比較大的房間重新裝修，命名為 "the Stroud Room"。Barry 去世前已知道 the Stroud Room 這計畫，因此親自選了一些他喜歡或是對他有特別意義的書放置在這房間內。我遊覽這房間時忘了拍照，憑記憶，Barry 選的書，除了 Hume，Kant，Descartes 和 Wittgenstein 的著作，他自己的著作，還包括以下這幾本：

P. F.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ernard Williams, Descartes: The Project of Pure Enquiry

Stanley Cavell,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Janet Broughton, Descartes's Method of Doubt

我和 Jason Bridges 及 Niko Kolodny 合編的 Stroud 紀念文集也列於這些書中間，我感到榮幸。

悼念恩師巴理 · 史特魯德

今天 (8月10日) 早上收到恩師巴理 · 史特魯德 (Barry Stroud) 辭世的消息，雖然早已知道他的健康情況是命不久矣，兩個月前寫的一篇〈最後一面〉成了準確的預言，但聽到壞消息後還是難過得很，整天也提不起勁來。現在已是夜深，感到睡前非寫一篇悼念文章不可，否則定必輾轉難眠。

當年到柏克萊加大讀博士、初上這位老師的課時，已跟其他同學叫他 "Barry"，因此從來沒有稱呼他 "Professor Stroud"。Barry 是我的 first year seminar 導師（另一位導師是 Hannah Ginsborg），全班只有六位學生，我們整個學期主要讀 C. I. Lewis 的 Mind and the World Order，讀得很精很細，每星期要寫一篇二、三千字的文章，每堂都有深入的討論，那是極嚴謹的哲學訓練，也奠定了我對 Barry 的敬慕。其實我到柏克萊之前已讀過 Barry 的名著 Hume (Routledge, 1981) ，對他處理哲學問題那舉重若輕的能力已有頗深刻的印象；親炙之後，更加佩服。

Barry 的哲學史功力十分深厚，除了是休謨專家，對康德哲學也素有研究，發表過不少討論康德知識論和形上學的論文。他在哈佛讀博士時雖然不是由 Quine 指導論文（他的論文導師是 Morton White），但上過不少 Quine 的課，後來也有繼續研究 Quine 的哲學。受 Quine 影響甚深的 Donald Davidson 在八十年代開始到柏克萊任教，與 Barry 成為同事，Barry 對 Davidson 的哲學漸感興趣，研究得相當深入。另一位 Barry 堪稱專家的哲學家是維根斯坦，他那篇著名的論文 "Wittgenstein and Logical Necessity" 是研究維根斯坦者必讀的；這篇論文有趣兼有啟發性，我讀過至少四五次（Barry 的維根斯坦 graduate seminar 我上過兩次，是我日後自己研讀維根斯坦的基本訓練和出發點）。不過，Barry 最有名的還是對懷疑論的研究，他那本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ical Sceptic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可算是這個題目的經典；即使你對懷疑論本身興趣不大，這本書也值得讀，因為你能從中學習到怎樣 philosophize。

Barry 是一位很有個性的哲學家，置哲學時尚於不顧（是的，哲學也有時尚），從不隨波逐流，只研究自己認為重要的問題。他的文風亦很有特色，條分縷析，卻一點也不刻板枯燥，有種娓娓道來的味道；偶爾好像是重重複複，其實不然，因此能迫使有尋根究底精神的讀者慢下來，反覆閱讀和思考。這種文風有點像 G. E. Moore，但文采過之和流暢得多；而和 Moore 一樣，Barry 的哲學著作是不適合急功近利之徒閱讀的（讀他的著作像品茗，但有些人讀哲學書的心態像喝汽水）。

要懂得欣賞 Barry 的哲學，便不得不了解到他的所有哲學研究背後都有一個根本的疑問，就是：哲學究竟能帶給我們甚麼樣的認識或了解？換句話說，Barry 雖然整生從事哲學研究，但對哲學的可能限制由始至終有很強烈的意識（這個意識在 The Quest for Re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一書表現得尤其明顯）。因此，當 Jason Bridges，Niko Kolodny 和我替 Barry 編輯紀念文集時，將書名定為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Barry 是感到「深得我心」的。

  

我稱 Barry 為「恩師」，不但因為他有以教我，對我的哲學發展有莫大影響，還因為他待我實在很好。當年我找教席失意，柏克萊的資助又完了，不知如何是好，Barry 主動幫忙，替我安排了一份類似臨時講師的工作，好讓我多待一年，我很感激和感動，至今難忘（結果找到一份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不用留在柏克萊）。

Barry 有一個只有熟朋友才知道的愛好，是不容易估到的，就是他愛讀 Jane Austen 的小說，經常重讀。我以前覺得 Austen 的小說極悶，婆婆媽媽的，但那是多年前的印象；為了向 Barry 致敬，我決定重讀 Pride and Prejudice 和 Sense and Sensibility。

最後一面

上星期三，仍在中國旅遊，人在北京，收到壞消息電郵：我的博士論文導師 Barry Stroud 被診斷出腦內有一個很大的腫瘤，醫生預計他只能多活兩三個月。雖然 Barry 已八十四歲，但一直以來都精力十足，退休後被 recalled 繼續教書，也沒有停止過哲學研究，經常出席學術會議，發表論文，還正在寫新書；因此，他忽然得重病的消息，不但令我難過，還頗感意外。（「只能多活兩三個月」的估計是假設他不做手術，但手術風險高，而且結果會令 Barry 的腦部功能大退，他不願意以這狀態繼續存活。）

傳來消息的是老同學 Jason Bridges，Jason 是 Barry 眾多學生中跟他最親近的，兩人不時通電話，所以這壞消息 Jason 最早得知。他在電郵裏說過幾天會飛往柏克萊探望 Barry，並表示希望我和另一位同學 Niko Kolodny 能與他同往，因為他知道 Barry 見到我們三人一起探望他，會特別高興。我們三人數年前合編了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Reflections on the Thought of Barry Stroud (Oxford University, 2011)，關於這本紀念文集，Barry 不止一次對我們說 "It means a lot to me"。我當然立即答應同往，幸好已是旅遊的最後兩天，趕得及回美國與 Jason 和 Niko 會合。（結果 Jason 因事延遲了，我們待到今個星期六才探望 Barry，即香港「二百萬零一人」大遊行前一天。）

 Niko 畢業後在哈佛教了三年便被柏克萊「撬」了回來任教，由 Barry 的學生變成同事，所以探望 Barry 他最方便。我們先在他家集合，然後一起到 Barry 的家去。我開了兩個半小時車才到達 Niko 的家，但比起 Jason 要由芝加哥飛來，那就不算甚麼了。Niko 和我都對 Jason 說不知道見到 Barry 時該怎樣表現、說些甚麼，Jason 的回應是：「他應該會和我們講哲學，大家自然交談就可以了。」

到了 Barry 家，先是他女兒出來迎接，我們在客廳待了十分鐘，才見到 Barry 坐在輪椅上，由護士推出來。第一眼看到他，只見他臉容衰倦，比我數年前見他時蒼老了很多，我心裏禁不住一陣難過。然而，寒暄了一兩分鐘後，Barry 便向我們闡述他近日有關 "first-person plural" 的哲學思考，然後開始精神起來，逐漸恢復昔日講書和討論哲學時的神采。接著我們便一路談哲學，互有答問，談了個多小時。Jason 果然了解 Barry。

從 "first-person plural"， Barry 談到 Thomas Nagel 最近的一篇論文 "Moral Reality and Moral Progress"，因為裏面有些看法與 Barry 的接近（他還順便提到 Nagel 上星期來探望他，兩人討論了那篇論文）。我指出 Barry 有關 "first-person plural" 的見解可以從 Davidson 的一些看法得到印證，我們便談了一陣 Davidson，然後 Barry 解釋他為何認為 Davidson 和 Wittgenstein 有相通之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 Stroud, "Davidson and Wittgenstein on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收入了他的文集 Seeing, Knowing, Understanding） 。

Jason 提到 On Certainty 裏的一些概念，Barry 便比較起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和 On Certainty  來，說前者章節段落都是悉心安排的（至少 Part I 是這樣），有 development，可以看到其中的 philosophizing，但後者只是集合了一些沒有清楚關聯的段落，而且論點重覆之處甚多，其實算不上是一本書。

已記不起怎樣談到了 Anscombe。Barry 說他曾經用 Anscombe 的 Intention 做研究生 first-year seminar 的教材，全班叫苦連天，因為這本一百頁不到的小書實在太難理解，但最後大部份學生都覺得那是十分值得花時間和心力去讀懂的書。接著 Niko 分享了一點他讀 Intention 的經驗。從 Anscombe 我們自然談到了 Geach（兩人是夫婦），Barry 說 Geach 的 Mental Acts 寫得極好；我記得他以前不止一次提過這本書，都是大讚，但我到現在還未看，也許是時候「的起心肝」拿來讀了。

最後我們談了一點 Strawson 和 McDowell，呀，還有 Nietzsche 和 Adorno，因為 Barry 問我有沒有些新的哲學興趣，我便說自己在讀 Nietzsche 和 Adorno，然後講了一點點 Adorno 的哲學概念。

我記性不好，以上憑記憶寫的，恐怕有遺漏；我決定盡力回想，寫出來，是留個記錄，因為這次會面對我來說意義重大 ― Barry 是我的恩師，不但有以教我，對我的思想有巨大影響，還待我很好，而這一次卻很可能是我和他最後一次見面了。

我們沒有談及 Barry 的病情，在探望前我問 Jason 知不知道 Barry 怎樣看待死亡，他說 Barry 曾經表示自己不怕死，但害怕失去思考力。在談話中只有一次幾乎觸及 Barry 現在的情況：我用 eternal recurrence 做例子來說明為甚麼我對 Nietzsche 感興趣，當我說出 "eternal recurrence" 時，Barry 突然指了指自己，然後點了兩下頭。他的意思應該是：對於 Nietzsche 在 The Gay Science 提出的那個 eternal recurrence 的問題，他的答案是 "Yes!"（我沒有向他求證，因為心想不必，而且當時的談話脈絡不容許我那樣做）。這令我聯想到 Wittgenstein 臨終時說的那句話："Tell them I've had a wonderful life!"。

道別時，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在整個交談中 Barry 都很冷靜，沒有激動過，可是，道別時他再一次多謝我們合編那本紀念文集，接著忽然哭了，邊哭邊說了兩句我聽不清楚的話。（到這一刻，我想起他那老淚縱橫的樣子，仍然心有戚戚焉。）最後最後，他對我們三個說："Keep going, I mean continue to do what you're doing in philosophy." Barry 在送給我的一本書（他的著作）裏寫的題詞也是 "Keep going!"。老師，請放心，我會繼續的，儘管我對哲學的熱愛未必及得上你。

今日遊 • 當年情

一月中與大學書友同遊台南，十位昔日同窗，連家眷一行十五人，吃喝玩樂了四天，很開心。這是我們第三次同遊，第一次在廣州，第二次在澳門，不是因為這兩個地方特別值得遊覽，而是找個不太遠的遊點，大家團聚幾天而已；這次遊台南也是如此，重點在人，不在地。當然，說到逛夜市、每天都吃到價廉物美的東西、入住五星級大酒店而價錢相當便宜，在台南的確較容易做到。台南很多方面都頗落後，聽說和二三十年前面貌沒有甚麼分別；不過，繁華先進也不一定更好，而懂得欣賞落後，是一種修養。

這次我帶了照相機，拍了不少照片。我毫無攝影技術可言，照相機更不是高級的，只是一有機會便努力捕捉各同學的歡樂時刻，有時拍到一個趣怪表情（我說的「趣怪」包括醜怪），連忙向眾人顯示，大家見而笑之，我則笑得最響亮，自詡為得意之作。有了這些形象記錄，日後回味這次歡聚，就不必在腦海中重構情景了（下面的合照是另一位同學拍的）。

 我在美國居住了二十六年，頭十五年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回過香港，因此，第一次和這些舊同學重聚時，已十多二十年未見過面；別時大家都是精壯之年，再見俱中年矣，雖未至於鬢髮各已蒼，亦幸而不是訪舊半為鬼，但免不了有點流光易逝的唏噓。然而，另一方面，雖是久別重逄，卻沒有半點生疏，完全不需「熱身」，甫一見面便「雞啄唔斷」，嘻哈大笑，彷彿時光倒流，回到了昔日校園內外的活動時刻。

其實，畢業後各自修行，各人職業大多不同，經歷當然有異，這麼多年後，有些似乎和當年沒有兩樣，有些則顯然有了些變化，但大家卻未必能準確點出分別在哪裏，也許歷練磨洗的結果往往不是線條分明的。難得的是，重見如故，足證當年情的力量。那份當年情，是相對純真的，也因此而較能持久，因為大學（是不是應該說「當年的大學」？）畢竟是擴闊視野和豐富自我的地方，同學而成為朋友的，多少有點共同探索、互相促進成長的關係；這種關係，當時只道是尋常，未必能心領神會，但人成熟後反省，自然會明白。

台南遊結束後，有同學立即問下次同遊的計畫，不是太心急了嗎？

老太太學彈琴

最近認識了一對老夫婦，兩人都年過七十，退休多年，三個兒女皆已成家立業，不與兩老同住，但孝順父母，經常問候，是少見的和諧家庭。上月我們到南加州遊玩，順道探望兩位老人家，在他們家住了三天。大家雖然背景少有共通之處，沒有很深入的溝通，卻也相處融洽，談笑甚歡。

我還不怕獻醜，在他們那裏表演了點廚藝，其中一天包辦兩餐，午餐是滑雞粥和豉油皇炒麵，晚餐弄了咖哩雞、蒜蓉炒菜心和XO醬蝦球會茄子三個小菜，另加香蔥臘腸粒雞蛋炒飯。在別人廚房，器具不就手，調味料不足，水準當然打折扣，只表現出七成功夫，但兩老不擅烹調，平日吃的味道不怎麼樣，我弄的這些味道較濃重，他們吃得津津有味，讚不絕口。

有些人退了休便無所事事，終日喊悶，這兩位老人家卻不同，退休生活多姿多彩，除了經常旅遊，留在家裏的日子也有不少消閒活動，樂在其中。我特別想談的是老太太學彈鋼琴，因為她的學習方法和態度都令我印象深刻。我也是「老來」學彈琴，到了三十歲才學，只學了兩三年，後來荒廢了，到最近幾年才再彈；資質不好，練得不勤，每天只彈三十分鐘，因此一直進步遲緩，但實在喜歡 making music，聊以自娛。跟老太太相比，我實在汗顏。

老太太年過七十才學彈琴，已彈得比我好得多了。我由於年紀太大才學琴，加上沒有天份，一直練不好視奏，要背譜才可以彈奏；老太太年紀比我大得多，卻彈了幾年已能視奏！最了不起的，是她沒有老師，憑自學而能彈出不少樂曲。她彈的曲很雜，有古典音樂，有流行曲，有中國小調，雖然都不是要求技巧高超的曲目，但她彈得有感情，有音樂感，若非音樂天份頗高和很享受彈琴，是不會有此表現的。

我問老太太：「你沒有老師，怎樣學懂看樂譜？」她說靠看書和問會彈琴的女兒。這聽來簡單，其實不然。老太太不和女兒同住，那問，很多時候就是打電話問了。試想想，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彈琴彈到看不明白樂譜某些符號，打電話給三四十歲的女兒提問，女兒耐心地解釋和指引（也許還透過電話傳來琴聲示範），老太太終於明白，放下電話， 高高興興回到鋼琴重新彈奏起來；這其中涉及的親情、興趣、毅力和耐性，是人世間難得的美妙結合。

老太太每天練琴兩三小時，如果不是退休，很少人能有這麼多的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然而，也有不少人空閒時間多得很，卻不知如何打發時間，生活無甚趣味。每個人都只有一生，每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時，選擇甚麼活動，如何分配時間，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生的質素。

在美國吃菠蘿包和砵仔糕

雖然在美國居住了二十多年，生活很多方面已經美國化，但飲食口味始終基本上不變，午餐晚飯吃的幾乎日日中式，只有和朋友在外面吃時，才會吃西式。不是刻意不改，而是口味這回事，不是想改便改到的；其實，假如能隨心所欲改變飲食口味，也許我會將自己的口味改為西式，因為我的中式口味在這裏難以得到滿足。

「這裏」指的是我居住的只有約十萬人的小鎮。這裏沒有華人超級市場，最近的在沙加緬度，要開一個半小時車才到，不方便經常去；至於中式餐館，這裏沒有一間像樣的，不是自誇，與其到這裏的中式餐館吃，我寧可吃自己弄的，因為我做得比他們都好。其實，平時正餐吃的，由於我努力改進廚藝，現在自己煮的已頗滿意，只是有時想起一些香港餐廳酒樓食物，卻不懂得做，例如一碗上好的雲吞麵或一碟鑊氣十足的乾炒牛河，欲吃而不得，便自然思物而遙想故城了。此外，很多愛吃的香港地道零食或小吃，也是自己做不來的，例如雞蛋仔和老婆餅。

有一樣在香港屬於平平無奇的食物，卻是我的最愛，在這裏根本買不到，那就是菠蘿包了。沙加緬度的華人超級市場有菠蘿包賣，但做得不地道，那層「菠蘿」皮又薄又不脆，有形無實，真是枉稱「菠蘿包」。以前在柏克萊加大讀書時，就近三藩市，在唐人街可以買到做得很好的菠蘿包，我們每次到三藩市都買很多菠蘿包（至少買一打），回家後如果兩三天吃不完，便放進冰箱的冷藏格，遲些吃時，只要在小烤箱解凍和略焗，味道依然不錯。現在住得距離三藩市遠了，要開三個半小時車才到，因此不聞菠蘿包之香久矣。

相熟的朋友都知道我愛烹飪，家裏的正餐都由我負責，天天下廚。然而，不知怎的，我對做糕點和甜品完全沒有興趣，而這卻是我老婆的強項。她以前沒做過菠蘿包，我也沒有想過建議她試做；昨天她忽然說決定試做菠蘿包，我雖然口裏說好，心裏卻不敢期望過高，因為我總覺得菠蘿包很難做得好。誰知她做出來的菠蘿包竟然似模似樣，那層「菠蘿」皮的味道、厚薄和脆度都像極以前在香港吃到的菠蘿包；我連吃兩個，吃第二個時，還切了一大片牛油夾著來吃，菠蘿油也，味道好極了！

 吃過這些菠蘿包後，我心想：「好了，以後隨時可以吃到菠蘿包！」這也許不是深刻的喜悅，但不失是難得的喜悅。

另一樣食物，其實味道不怎麼樣，我卻總是念念不忘，那就是砵仔糕 了。這裏當然買不到砵仔糕，要吃，也得自己做。砵仔糕不難做，我很多年前做過，味道和質感都做得不錯。老婆上星期做了些砵仔糕，卻陰溝裏翻船，做得不夠軟韌，不好吃。不過，我相信她下次一定會做得很好。

我念念不忘砵仔糕，大概是因為懷念母親。當年在屋邨居住，周末或假日不用上學的日子，母親一大清早便問我們四兄弟姊妹想吃甚麼早餐，然後逐一到不同的地方去買回來。其中一樣我經常叫母親買的食物，便是砵仔糕；她每次都不忘問清楚我要吃白糖的還是黃糖的，當時我不懂得感恩，有這樣好的媽媽，現在母親不在，我每想起砵仔糕，便感到有些慚愧。

「不會白白地活著」

十多年前開始我已幾乎完全不看電視，家裏的電視機只是裝飾品；我也極少到網上看電視節目，朋友談到那些最流行的電視劇時，我只有聽的份兒。然而，最近我卻看了《琅琊榜》，那是兩年前播出的中國大陸電視劇；事緣真才子馮睎乾和我太太不約而同盛讚此劇精彩，加上我最近勤練普通話，想多聽一點，以改進發音，便決定看了。全劇共五十四集，我只花了十二天便看完，期間工作不比平日少，此劇是否好看，就不言而喻了。

這篇不是劇評，我想談的只是一句對白，就是由胡歌飾演的梅長蘇說的：「既然我活了下來，就不會白白地活著。」

雖然胡歌在中國很紅，但我在看《琅琊榜》前對他毫無認識 (也許聽過他的大名，但不會放在心上)，看此劇時在網上查過他的資料，才知道他在2006年經歷過嚴重車禍，九死一生，容貌受損，整容後仍留有痕跡。那年他才二十四歲，剛紅了不久，如日中天，遭此巨變，是人生的大考驗。在《十年獨白》裏提到上述那句對白時，胡歌這樣說：「在《琅琊榜》裏的那句台詞，帶給我很大的震撼，就是我既然活下來就不能白白地活著。我想這句話，是過去這十年，我最重要的一個印記，人生的印記，也是我這一輩子，未來這一生的座右銘。」

車禍的經驗是否改變了胡歌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對他的行事為人有甚麼影響，大概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我想指出的是，對於這種險死還生的經驗，不少人都有過份浪漫的想法：險死還生的人都會看破世情，一方面不會像從前那麼執著，另一方面卻會活得更積極、更懂得珍惜生命，「不會白白地活著」，甚至由壞人變好人，由吝嗇變慷慨，由膚淺變得較有深度等等。事實是：有變有不變，有變好，也有變壞，因人而異。我便認識一個人，為人卑劣，機關算盡，愛播弄身邊的人，約五十歲時心臟病發，幾乎死去，只差分秒；可是，他病好之後依然故我，即使沒有變得更壞，也絲毫沒有變好。

其實，「不會白白地活著」對不同的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意思，取決於那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險死還生的經驗未必能改變一個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如果沒有這樣的改變，但險死還生的人卻立下「不會白白地活著」之志，那麼，他便只會更積極實踐本有的價值觀和人生觀 --- 享樂主義者盡量去享更多的樂，追求名利的更加出力追求，愛弄權者努力得到更大的權力...

我自己也有過險死還生的經驗，每次回想差點連人帶車衝下高山山坡那一刻，我都會心跳加速，慶幸自己仍然生存，而且沒受過甚麼苦。我肯定險死還生的經驗沒有改變我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只是令我更加珍惜自己關愛的人，更加努力善用時間，更加享受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 從我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來看，我不是白白地活著。

有緣千里的晚飯

我愛用臉書，其中一個理由是可以藉此結交到一些有趣的人、甚至是奇人異士。《宗哲對話錄》能夠成書，是因為我在臉書認識了劉創馥，向他建議合作，然後透過臉書的私訊功能寫成此書。這次回港，我約了創馥及封面設計師顏倫意吃晚飯；本來是我和創馥合請顏倫意，以答謝他義務設計《宗哲對話錄》的封面，不過，最後創馥堅持由他一個人請，我就樂得「反主為客」了。

得到顏倫意之助，也是臉書之緣。他是《魚之樂》的讀者，後來成為我的臉書朋友，但跟我的很多其他臉書朋友一樣，我只知其名，不識其人。當他知道我為書的封面而煩惱（當然是因為我在臉書表達過），便請纓為我們設計，並說清楚是義務的。我對他的背景一無所知，因此沒有立刻接受；後來上網查過，知道他曾在一個全球大賽中奪得「未來設計師大獎」，而且是擊敗近4,600份作品才勝出，便決定讓他設計封面。結果我和創馥都很滿意顏倫意的設計，很多朋友亦大讚封面簡約而有深意。

這頓飯談得頗投契，話題一個接一個，雖是初次見面，卻沒有隔閡，也沒有多少客套話，由瘋癲的陳雲談到幼稚的極左膠，由鍛煉身體談到教養子女，由先天後天之別談到高不可攀的神人，大家都是有話直說，不必互相同意，只要坦誠就好。顏倫意工作繁忙，想不到他在工餘看了不少書，我們單是談 Steven Pinker 的書便談了好一會；最後大家都同意一個應該沒有人會反對的結論：看書很重要，但看的一定要是好書。

還有另一頓有緣千里的晚飯可以談一談。我和馮睎乾也是在臉書認識的，我覺得他起初對我沒甚麼好感，但後來不知怎的發展為互相欣賞。我佩服他的博聞強記和古典學學識，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討教於他，他神速地回答了我的問題：我讀到錢鍾書《巴黎咖啡館有見》一詩，有「角張今夜星辰是，且道宵深怨與深」之句，我不肯定該怎樣理解「角張」，在網上只查到吳均《食移》一篇的「綺窗半卷，屏風角張」，但這裏「角張」的意思不合錢詩意；我透過臉書的私訊請教馮睎乾，他即回：「角張，該是五角六張，可查一查。喻事不順心，故後句云怨。」我連忙道謝：「應該是了，我竟然不懂這個成語，真是慚愧！謝謝。」

這次晚飯說好是我請的，補祝馮睎乾新婚之喜。吃潮州菜，馮太太也一同來，大家暢談甚歡；沒討論甚麼學術問題，反而是大談怪力亂神，也互相透露了不少往事，一頓飯之間竟感到交情深了不少。結帳時的數目比我預期的小很多，後來馮睎乾告訴我，原來他太太故意點些不貴的菜，替我慳錢 ---「慳妹」果然不是浪得虛名！

伊拉克來的訪客

上星期有天離開辦公室時，見到有人遠遠向我招手，只覺很面善，卻一時間認不出是誰；待他走近向我叫了一聲「Professor！」，我才立時記起他是三年前在我系當訪問學者的伊拉克人 (以下稱他為Y)。

那時哲學系還未搬到新的人文學大樓，Y的辦公室就在我的對面，相距不過數呎，可是，我一星期只有三個早上到大學，而且十一時左右便會離開，很少碰到他，因此跟他只簡短地傾談過兩三次，對他所知不多，只是從系主任處得知他是伊拉克有點名氣的詩人。Y那聲「Professor！」令我記起他是誰，是因為我曾經對他說不要這樣稱呼我，叫名字就可以了，但他還是不改口，而且每次叫「Professor！」時都提高聲線。由於跟Y沒有甚麼交往，他離開美國後我並沒有跟他保持聯絡。

這次重見Y，我有點出奇，因為我系本來就少有訪問學者，重訪的更未之有也。我問Y這次留多久 (訪問學者通常只留半年或一年) ，他說「三年」，那就更令我驚奇了，但我沒有多問，跟他寒暄幾句後，我便回家去了。

兩天後收到系主任的電郵，是關於Y的；原來Y一家三口兩星期前才到埗，租了一個地方居住，但還欠一些傢俬和日用品，系主任呼籲各同事如有剩餘傢俬、廚具、或其他日用品，不妨捐贈給Y。這又令我覺得奇怪了，難道Y的經濟情況這麼差，連簡單的家具也買不起？

我立時響應系主任的呼籲，將家裏儲物室中可以捐贈給Y的東西都搬出來了，包括一張大地氈、一張辦公椅、和不少廚房用品，然後通知Y來取；後來我知道Y的兒子只有四五歲，便又找出一些還頗新、適合他年紀的玩具來。

Y到我家時，看見我預備了那麼多東西，有點喜出望外的樣子；他兒子同來，見到那些玩具，更是樂不可支，立刻蹦蹦跳，拿了一件小玩具 (一支蛇形、可以屈折的筆)，愛不釋手似的。這小孩子眼睛大大，輪廓分明，樣子很可愛；他玩了一會兒後，竟突然跑過來，雙手緊抱我大腿，說了聲「Thank you！」，語氣很真心的，令我不禁心頭一暖。

Y跟我閒談了半小時，我才知道他的境況是如何的糟糕。他在伊拉克不但是位有點名氣的詩人，還是巴格達大學的教授，出版過幾本哲學書和幾本詩集；不過，他不是那種自閉於象牙塔的學者，而是經常參與公共事務和政治的討論，可說是伊拉克的公共知識分子 (我後來在YouTube找到不少他在伊拉克電視台發表意見的短片) 。他的言論得罪了ISIS，ISIS曾試過破壞他的家居，可能還會進一步對他不利，他因此才決定一家離開伊拉克。

雖然美國批給Y三年的訪問學者簽證，但伊拉克教育部和巴格達大學都決定不資助他，而他的簽證不容許他工作，因此我們大學只是提供他辦公室和圖書館使用權，不會讓他教書。如果他在這裏真的留三年，便只能靠積蓄和伊拉克那邊的親朋幫助；他看來不是有錢的人，這三年是不容易過的了。

想不到往日只在傳媒得知的ISIS威脅，今天竟然讓我這麼近距離見到。系主任說會幫Y尋求政治庇護，希望他成功；與此同時，我能做的只是盡量在日常事情上幫助他。

相敬相愛五十年

上週末出席了朋友的結婚五十週年慶祝，夫婦兩人都是我們的好朋友。男的一頭銀髮，七十多歲仍很壯健活躍，女的氣質雍容親切，年青時是清麗可人的美人 (就是我寫文章談過的徐志摩孫女) ；慶祝活動很簡單，只是邀請幾十位朋友聚餐，他們的兒子及孫兒孫女出來獻奏音樂和講些兩位老人家的趣事，然後播放一些他們五十年來的照片。

整個活動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家人三代同堂之間的親愛，那是十分自然的流露，不會是裝作出來的。兩位老人家都是正直真誠、平易和善的人，可以看到出席的朋友都很尊重他們；我們的兒子阿樂沒有出席，但他也是很尊敬這兩位長者的，去年他要在柏克萊加大和威廉姆斯學院之間選擇時，便特別徵詢他們的意見。我會用「純淨」兩字來形容他們，這樣氣質的人，並不多見。

五十年，半個世紀，是多麼漫長的日子，共同生活這麼久已經不易，一直相敬相愛，那就更加難了。婚姻關係要長久保持良好，愛是不夠的，還要有敬；這個敬，不是傳統禮教中「相敬如賓」的禮貌，而是發自内心的尊重，英文說的 respect。Respect 的相反是 disrespect，嚴重的是 contempt，即鄙視也。根據華盛頓大學心理學家 John Gottman 的研究，最能準確預測離婚的因素是鄙視 --- 夫婦其中一方鄙視對方，或互相鄙視 (不必是全面鄙視，只要是在某些重要方面鄙視，已可以導致離婚)。

尊重基於了解，假如是由於某些幻想或錯誤理解而尊重對方，那是隨時會幻滅的尊重。了解源於溝通，並且是深入的溝通；從反面看，如果夫婦間有鄙視，自然不會深入溝通。溝通可以培養尊重，鄙視卻可扼殺溝通；夫婦間結果走的是哪個方向，要看很多因素 --- 美滿持久的婚姻沒有簡單的途徑可循。

說到這裏，不禁想到這幾年自己太多 projects，終日埋首書房，跟太太溝通少了。要改！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執手是不夠的，還要有深入的溝通，以致相敬相愛而偕老。

空巢症候群

英文有 "empty nest syndrome" 一語，中文可譯作「空巢症候群」，用來形容父母於子女長大離家後，因而形成的那種種不習慣的負面心理。空巢症候群的「病情」有輕有重，最嚴重的會生命頓感空虛，甚至惡化成抑鬱症，稍輕的會日夜擔心掛念，最輕微的也至少會有點欠缺和孤獨的感覺。

為甚麼這叫「空巢症候群」？父母自己還住在家裏，那個「巢」怎會是空的呢？其實，「空巢」這個比喻十分貼切：試想像一個鳥巢，裏面有三兩雛鳥，張口等待父母餵食，父母銜著找到的食物飛回來，放進雛鳥口裏，如是者日復一日，雛鳥漸長；有一天，父母飛回來，卻看不見小鳥，因為牠們羽翼已豐，飛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個空巢。「空巢症候群」的「空巢」，就是這個意思。

阿樂過兩天便會飛到東岸去，開始他在 Williams College 的四年大學新生活。麻省跟加州距離很遠，坐飛機也要五個小時，因此，他不會經常回家，也許一年只回來兩次（聖誕和暑假）；無論他大學畢業後繼續讀上去還是找工作，都很有可能留在東岸。此一別，難免有明日隔山岳的感覺；想到這裏，我已開始有點空巢症候群發作的徵狀，希望他走後，我的「病情」不會太嚴重吧！

香港的家長應該很少會有空巢症候群，因為子女羽翼長成之後，也甚少會飛出香港；在這個小小的城市，即使不是共住，也可以經常見面。在香港，如果和子女相隔，便只會是心理和感情上的距離，而不是空間上的距離；在美國則不同，就算沒有心理和感情上的距離，那空間上的距離是很容易產生的。如果兩種距離也有呢？很難說，未必會令空巢症候群更嚴重 --- 心理和感情上的距離，也許會令父母不那麼介意跟子女在空間上的距離增大。

由下星期開始，我不用接阿樂上學放學，不用替他預備早餐和午餐，弄晚餐時也不用考慮他愛吃甚麼...  由下星期開始，我要想辦法治好空巢症候群。

舊情

真正的朋友，不只是生活的點綴，而是生命的構成元素。一個人的生命豐富精彩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有多少朋友和哪些朋友。

我說的是真正的朋友，而不只是泛泛之交或酒肉朋友。真正的朋友至少要互相關懷，不必願意為你赴湯蹈火，但在一般事情上會樂於幫忙，當然還要有思想上的溝通，在一起的時候互相都有良好的感覺。人生知己難求，真正的朋友大多未去到知己的程度，卻已彌足珍貴，多一個總是好事，少一個總是可惜。

這幾天不知怎的多次想起這些年來跟自己鬧翻的朋友，感慨不已。不多，幾十歲人只發生過四五次，第一次還是中學時，那位朋友亦不算很要好，可以不計；至於另外幾位，本來是相當親密的朋友，鬧翻後已不相聞問多年了。我相信大家當年的怨恨或不滿早已消除，也許是由於覺得嫌隙仍在，所以才沒有主動再找對方。

朋友鬧翻，很多時候都涉及一方的自尊受損。回想我自己的情況，由於我的性格缺點，自尊受損的都不是我 --- 是我說話過了份，令朋友自尊受損。因此，我承認這些與朋友鬧翻的事件，整體而言錯的是我，因此我更加感到悔疚和可惜。

我很重視友誼，亦愛交朋結友，現在（真正的）朋友算很多，而且有不少我會稱為「好朋友」；然而，每一位朋友都是獨特的，我現在有的朋友並不能替代跟我鬧翻了的那些舊朋友。當然，鬧翻了的朋友即使重新交往，也很難會完全恢復從前的友情；不過，只要舊情仍在，只要大家還沒有忘記當年一起的愉快日子，如果有機會再話巴山夜雨，始終是好事，生命亦會因此而多添一點姿彩。

我怎樣成為煮飯的男人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略懂烹飪之道，但未必知道我是家裏的「主廚」；晚餐天天是我弄的，周末和假期在家裏吃午餐，也由我負責。有些人喜歡下廚，卻限於偶一為之的露兩手；假如要他們天天煮食，他們也許會視為苦差。我則不然，做煮飯的男人，是我樂意的。

我十歲左右已學會基本的煮食技巧，父親和母親都各自教了我一些，因為我是大哥，父母不在家時要煮給弟妹吃。後來父親開士多，我到那裏幫手，其中一項工作就是煮食，並要自己到街市買餸（自然學會了打斧頭）。雖然那時我並沒有視這工作為苦差，但肯定談不上喜歡。

上到高中，家裏已不用我煮食，如是者我便一直放下鑊鏟，到結婚後也甚少下廚 --- 主要是老婆負責，母親間中會帶來煮好的拿手菜給我們享用。後來到美國讀書，仍然是老婆入廚房弄餐，我在廳堂讀書思考，怡然相得。

我之成為家裏的「主廚」，也沒有甚麼戲劇性的因由。約十二年前，我們搬到現在住的小鎮，而我得到的教席是穩定的工作，生活總算安定下来。有一天，不知怎的我忽然對老婆說：「你煮的餸菜味道不錯，可惜來來去去也是那十來款，你不嫌太沒變化了嗎？」老婆語氣平淡吐出一句：「那以後你煮好嗎？」我也氣定神閒回答說：「好吧！」從那天起，我便成為煮飯的男人。

我樂意做煮飯的男人，是因為我視煮食為創作（年青時不是這麼看），嘗試弄不同的菜式，食譜只作參考；樂趣在於翻陳出新，或加或減，或分或併，雖然做不出廚神製作，但偶有新意而又成功的，且得家人或朋友欣賞，那便很有滿足感。此外，我手腳快，花在廚房的時間不算多，而且一邊煮食一邊聽音樂，更加不會覺得是浪費時間，甚至可以說是雙重享受。

老婆和阿樂都喜歡吃我燒的菜，不過，有一次我試出他們並不太留心我煮的是甚麼，總之入口好味道便成。怎樣試？我不動聲色，連續三星期每天晚餐的菜式都是不同的（每餐兩或三道菜）；三星期過後，我問老婆和阿樂：「你們有沒有留意到，過去三星期的晚餐有甚麼特別之處？」他們面面相覷，四隻大眼睛眨呀眨，搖頭表示不知道。我佯怒說：「過去三星期每晚的菜式都不同，完全沒有重複，你們竟然沒有留意，真是枉費我心機了！」老婆連忙說：「但我記得全部都很好味！」阿樂點頭同意。其實，只要他們吃得開心，我便煮得樂意；對於我這個煮飯的男人來說，他們說的「好味」兩字已足矣！

投緣何必氣質同

創馥的新書《黑格爾新釋》剛出版，他說已寄了一本過來送我，感謝之餘，亦期望快點讀到他對黑格爾哲學的詮釋。說來慚愧，黑格爾的著作，我從沒讀過，只是很久以前讀哲學史時看過一些二手資料，依稀記得當年的印象是「這樣的哲學太天馬行空，不合我口味」；這個印象當然可能是錯的，但從此我就與黑格爾絕緣，不但不看黑格爾的原著，連討論他的書本或論文也一概不理（幾年前曾經因為朋友的極力舉薦而動念讀一讀 Charles Taylor 的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不過最後還是打消了念頭）。然而，創馥這本新書卻是要看的，不只是因為「畀面」，還因為我是真心的好奇。這本書內容豐富，揭一揭目錄便知，除了專論黑格爾，還旁及亞里士多德、笛卡兒、斯賓諾莎、和康德等其他重要哲學家；我對創馥的能力有信心，相信這本書不會令我失望。

說起來，我跟創馥認識不過一年多一點，之前只是臉書之交，後來我邀請他合寫《宗哲對話錄》，才成了朋友。有趣的是，對話錄已寫到第八章（共有十章），而兩位對話者亦由「哲人丙」和「哲人丁」改名為「宗信」和「哲懷」，可是，我們第一次真正見面，是在三星期前我到中大哲學系演講時（演講當然也是創馥玉成其事的）；我說這次是「真正見面」，因為之前透過 Skype 討論過幾次，但只見影像，始終是隔了一層。

創馥的學術背景跟我的相當不同，他本科讀訊息工程學，跟我讀的中國語文及文學可說風馬牛不相及；就算大家後來都讀哲學，他去了海德堡，我去了柏克萊，興趣和訓練亦有明顯的分別。說到分別，最大的也許是氣質：創馥為人真誠，謙和平實，內斂卻不木訥；我也真誠，卻過於外露，甚至間或狂狷，修養大大不如也。我好酒，他只能淺酌；他會飛（玩滑翔傘），我十分畏高；我愛聽音樂，他卻說自己有 musical anhedonia（看來他此言非虛，因為我曾經介紹他聽孟德爾遜的小提琴協奏曲，而他竟不覺得悅耳！）... 儘管有這麼多分別，我就是覺得與創馥投緣，雖然跟他只認識了一段這麼短的時間，而且交往不多，我已視他為好朋友，也慶幸能交上這樣的一位朋友。

其實，異中還是有同的，創馥的宗教經驗和對宗教的看法跟我的十分接近，因此我們在寫《宗哲對話錄》時可說是合作無間。希望此書早日完成和出版，可作為我們友誼的見證。

欣聞老朋友健在

我跟老哲學家 John W. Cook 的忘年之交，在這裏已談過好幾次，過去三四年我們不時約見，一邊喝酒吃零食，一邊討論哲學和時事，每次都十分投契（儘管我們對維根斯坦的理解大相逕庭）。不過，我已差不多一年沒見過他，也沒有他的消息；去年聖誕期間，我電郵他問好，卻一直沒有收到回覆。以往 Cook 必定一兩天內回我的電郵，過了幾個星期，我見他仍然全無反應，便擔心起來，畢竟，老人家已八十多歲了。

我們一向只用電郵聯絡，我沒有他的電話號碼，本來不是沒有辦法查到，可是，我不斷忙於不同的事，於是一拖再拖，最後不了了之；我知道 Cook 的地址，但總覺摸上他家門會很冒昧，便更不會這樣做了。過了半年之後，我禁不住猜想他可能已去世，雖然不肯定，卻認為相當有可能，一方面感到婉惜和難過，另一方面又慶幸他算是得享天年。

昨天駕車回家途中，心血來潮，繞路駛到 Cook 的房子前，好奇想看看他家前園的環境是否依舊 --- 如果不是，那麼房子很可能已易手。我停車在路旁看了一會，只見一切和我上一次見到的沒有兩樣，心想 Cook 的妻子應該仍然在這裏居住。這時，我還是相信 Cook老已經去世。

巧合得很，昨天阿樂到醫院當義工（每星期一次，已當了超過一年），回家後對我說在醫院裏碰見 Cook 和他的太太！Cook 見過阿樂幾次，但這兩年阿樂長高了很多，容貌也變了不少，老先生已不認得他；是阿樂主動走過去打招呼，提起我，Cook 才記得眼前這少年是誰。原來 Cook老太抱恙，到醫院檢查，老先生自己精神倒好，到醫院來只是接太太回家。他們談了一會，Cook 告訴阿樂為何他一直沒有聯絡我 --- 過去這一年他大病了兩次，都要進醫院「大修」，有一段長時間精神欠佳，因此甚麼電郵也沒有回覆。他託阿樂向我問好，說會找我聊天。

聽到這好消息，很開心！期待跟這位老朋友再次把酒論維根斯坦。

紐約好人

到紐約市，這是第二次。第一次已是十二年前的事，是到美國哲學協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的年會面試幾份教職，那是聖誕期間，大雪紛飛，回程時上了飛機後，天氣惡劣得飛機遲遲不能起飛，在機艙裏呆坐了五個多小時；那時前景堪虞，心情不好，加上受了風寒，回家便大病一場。因此，紐約市一直給我不愉快的聯想。

是次舊地重遊，則為盛夏，天氣卻沒有預期的那麼炎熱，濕度不高，在煩囂的市中心穿梭於人群中（遊客多得嚇人），也不太覺心煩。遊覽哥倫比亞大學更是一樂也，不但因為這校園的建築有氣派，還因為我正在看胡適的《口述自傳》，讀到他寫在哥倫比亞讀博士的經歷，想到自己踏著的古老梯級很可能是胡適當年踏過的，不禁悠然神往（對，我最近成了胡適的粉絲）。

這次的紐約經驗總體來說相當不錯，一洗從前的壞印象。我們留了約三天，租住的私人套房寬敞而整潔，距離市中心不遠，有公共汽車直達。屋主非常友善和細心，一切都安排和交代得十分清楚，還相當遷就我們，只能用「好人」兩字形容。這幾天我們還遇到另一位好人，雖然幫的只是一個小忙，但在人人都行色匆匆的紐約市，已足以令我們感動。

那天我們在市中心要乘公共汽車到聯合國總部大樓，上了車後才知道這種公共汽車不收現金，要用事先買的車票。我們一臉尷尬，正要下車的時候，一位中年女士叫住了我們，說她有一張多餘的車票，應該夠付我們三人的車費；我們連聲多謝，取過車票用了。我們當然連忙將車費付給那位女士，誰知小額鈔票不夠，於是給她一張十元的鈔票；她也沒有零錢找給我們，我們說不必找了，但她堅持要找，終於問到另一位乘客和她找換。

整個過程裏這位女士的態度都和善到不得了，完全不見所謂「紐約人的冷漠」。這是位華人女士，英文有點口音，也許是台灣來的，也許是中國大陸來的，但我不必判斷；我也沒有認為她幫助我們，是因為大家都是華人。我只視她為好人、善良的人 --- 善良的人，不會只是因為你的種族或膚色才幫助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