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 • 思維 • 政治

語言文字能影響思維嗎？這裏說的影響，不只是指使用語文來表情達意，從而影響別人的思維，而是指語文的結構特色（包括語法、語音、詞法等）影響使用者的思維方式。有些人認為這種影響是不爭的事實，而在人類學及一些人文學科裏這是相當流行的看法，可是，學術界對這個問題其實並未有定見，在認知科學裏就有不少學者（例如 Noam Chomsky 和 Steven Pinker）認為語文對思維沒有甚麼影響。此外，即使語文能影響思維，以下問題仍然需要深入的研究，才會有較明確的答案：在哪方面有影響？如何影響？影響到甚麼程度？

最先詳盡地提出語文能影響思維的，應該是 Lev Vygotsky；他認為所有語文都有一些共同的特性，而這些特性能模造我們的認知和思維方式。然而，更吸引人的一個看法，是稍後的 Sapir-Whorf hypothesis --- 根據這個看法，不同的語文有不同的結構特色，從而令這些語文的使用者有不同的認知和思維方式（註）。這個看法被稱爲 hypothesis，是因為它是作為一個可被驗證的假設而提出來的，不過，要驗證這個假設，卻沒一些人想像的那麼容易。

例如 Benjamin Lee Whorf 自己用的例子，根本就不能作為證據。Whorf 認為 Hopi 這種語文能影響使用者對時間和空間的理解，但這個看法主要是基於他單方面對 Hopi 的分析；他沒有研究過 Hopi 使用者的時空觀，而後來其他人的研究結果亦未能證明 Hopi 使用者的時空觀跟英語（或其他語文）使用者的有顯著分別（可參看 E. Malotki, Hopi Time: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Temporal Concepts in the Hopi Language）。

有些研究驟看能支持 Sapir-Whorf hypothesis，但大多數都經不過重複和深入研究的考驗。例如美國心理學家 Alfred Bloom 在 1981年發表的研究結果，他認為由於中文沒有像英文 ‘If S were to do X, then Y would happen’ 那樣的句式，中文使用者比起英文使用者較難掌握反事實思維（counterfactual thinking）；Bloom 做了一連串實驗，結果似乎顯示中文使用者在運用反事實的推理時，表現比英文使用者差。可是，其他研究者後來發現 Bloom 的實驗有嚴重的設計偏差，他們將偏差改正，重做實驗，結果便沒有之前顯示的分別了（見 T. K. Au, ‘Chinese and English Counterfactuals: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Revisited’, Cognition 15, pp.155-187）。有些研究和實驗比 Bloom 的較有説服力，但仍未能排除其他因素（例如語言以外的文化因素），從而確立 Sapir-Whorf hypothesis。

以上浮光掠影地介紹了「語言文字能影響思維嗎？」這個複雜的課題，目的不是反對 Sapir-Whorf hypothesis，而只是希望讀者以後見到「中文不是理性語言」或「中國人的思維如此這般，是因為他們用中文思考」等說法時，要多加警惕，察其粗略，明白這樣說的人對語文和思維的關係根本認識不深，可能只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立場才這樣說。

（順便一提：據說法文比英文精準得多，可是，英美分析哲學遠比法國當代哲學清晰嚴謹，這個現象該如何理解？）

（註）這裏「使用者」主要是指以該語文為第一語言的人。此外，Sapir-Whorf hypothesis 有所謂 strong version 和 weak version，在這篇短文不細分了。

這是哪門子的回應？--- 評關啟文教授對周一嶽的回應

周一嶽在〈摒除心中偏見 人人得享平等〉一文批評明光社成員「把同性戀與某些性罪行如戀童或成癮成癖的病態性行為相提並論」，明光社文書關啟文教授撰文回應，文章八成篇幅是引述「同運活躍分子和支持同運的知識分子」的言論，以證明這些人「把同性戀與……戀童或……病態性行為相提並論」，然後在總結裏反問：

『其他人聽到這些言論，準確地報告給一般市民知道，也讓他們明白同運的革命性性哲學，有何不對？為何周主席不向原本說這些話的人問罪？卻反而怪罪傳話的人呢？這是哪門子的「平等機會」？』

關教授這個回應裝腔作勢得很，假如用英文來形容，我會用 ‘disingenuous’ 一字。他說的「其他人」，應該是包括了周一嶽指責的明光社成員，否則他可以直截了當否認這些明光社成員「把同性戀與某些性罪行如戀童或成癮成癖的病態性行為相提並論」；然而，他們這樣「相提並論」，真的只是做「傳話的人」、真的只是為了讓一般市民「明白同運的革命性性哲學」嗎？大家都知道不是，關教授當然也知道。

假設「同運的革命性性哲學」提倡我們應該接受主流社會排擠的性喜好和性行為，例如同性戀、雙性戀、戀童、戀家人、戀動物等，這種「相提並論」是正面的，與明光社成員反面的「相提並論」明顯不同 --- 他們認為同性戀、戀童、戀動物等都是罪、都是不道德的。雖然同是「相提並論」，但有了這個分別，就不能說明光社成員只是讓人「明白同運的革命性性哲學」。打個比方：假如我認為職業無分貴賤，就算是掃街、倒糞、替人浴足按摩、提供性服務，也不應被岐視，而你則說這些職業全是「不潔」的；即使我們都是將這些職業「相提並論」，你可以說你只是複述我的看法讓人明白嗎？

其實，反對歧視同性戀、支持同運的人不一定全盤接受關教授說的「同運的革命性性哲學」，例如周一嶽，他可以反對歧視同性戀，亦同時認為「某些性罪行如戀童或成癮成癖的病態性行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即使明光社成員真的只是複述「同運活躍分子和支持同運的知識分子」的言論，關教授對周一嶽的回應仍然是不公允的。

甚麼是「理性語言」？

陶傑連寫兩篇文章（〈天工開物〉及〈中文不宜審案〉）侃侃而談中文如何不是「理性的語言」，陳雲隨即發表了〈中文不是理性語言嗎？〉一文，雖然沒有點名，但顯然是回應陶傑。這兩人的文字，通常不是曲筆抽水，就是有政治目的，因此，對他們的論點，尤其是表面上似有學術內容的，不必當真；例如這幾篇，陶傑大概只是想借意再踩「小農」中國人一腳，而陳雲也許不過是乘機推銷華夏文化。然而，這次不妨認真對待，因為「中文不是理性的語言」這個看法，似乎有不少人接受，值得花點筆墨澄清一下。

甚麼是「理性語言」？英文有 ‘rational language’ 一語，但那是電腦科學裏的用語，指一種特定的形式語言（formal language），不是陶陳兩位說的「理性語言」。其實，理性（或非理性）的是人，語言如何能夠理性呢？陶傑這樣解釋：

「因為中文精長於感性，而愚拙於知性。中文是方塊字，其字義與繪畫一樣，着重於畫面外延伸的無限聯想。」

他的意思應該是中文較適合用來抒情，而用來表達知性的內容時會較為曲折困難；真的如此嗎？那可要看那個「較」的程度了。只談個人運用中英兩種語文的經驗，我不肯定中文比英文較適合用來抒情，但同意中文比起英文的確較難清楚表達抽象和複雜的內容，不過，也只是稍為困難，遠不至於是中文「愚拙於知性」。陶傑所謂「字義與繪畫一樣」，說的只能是單字，而且限於象形字，可是，表達思想要用句子 --- 中文句子如何構成繪畫、以象形表意？至於「着重於畫面外延伸的無限聯想」，我只能說「不知所云」。

陶傑認為由於中文不是「理性語言」，「用中文制訂法律，必多漏洞」，但他舉的例子卻沒有說服力。他的例子是中國一條「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裏的這幾句：「家庭成員不得在精神上忽視、孤立老年人 [...] 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贍養人，要經常看望或問候老人。」陶傑這樣質疑：

『「在精神上重視」如何定義？「重視」到怎樣才及格？在精神上很重視，但在物質上不予重視，對老人家又算不算「保障不足」，而「保障」要多少，才算「孝順」？家人要「經常看望或問候老人」，「經常」是幾多次？一個月一次？每年過年中秋各一次？重陽、端午、十一假期，還是都要「看望」？「看望」是什麼意思？回來在床前「看」三分鐘，「望」十五秒，算不算履行了法律？「問候老人」，如何「問候」法？』

字義含混的問題，任何語言都有，必要時大多有方法消除；例如「經常」是幾多次，寫清楚是「一個月一次」或「一星期至少一次」不就成了嗎？法律文件寫得繁複無比，就是為了要消除歧義含混之處，以免有漏洞；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或其他語言）的法律文件，都要這樣做，只要寫得好，沒理由中文的「必多漏洞」 ---「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裏的文字問題，是撰寫人之錯，罪不在中文。

陳雲和陶傑唱反調，認為中文是「理性語言」，卻只是叫人讀一下歷朝的奏摺和《中華民國憲法》便知，然後反問「一個天朝大國，延續幾千年，調兵遣將，科舉考試、賦稅力役、刑事判案、內外政論，公務繁重，語文無理性，有無搞錯？」這一問，陶傑的文章可有答案啊：

「中國人社會的種種政治迫害，中國語文的思維是一種刀斧工具 [...] 中國人自我吞噬，在毀劫之後，屠滅了士大夫精英，只剩下皇權和愚眾，則中國語文亦一片白森森的刀斧矛戟，用以奴役，用以戮殺，而功能別無其他。」

兩個人都是空口講白話，既不能支持「中文是理性語言」，亦不能支持「中文不是理性語言」。至於陳雲在文中提到的「捨棄形式語法」的「語文理性」及六書的「理性造詞基礎」，和陶傑說的中文「愚拙於知性」根本是兩回事，可說完全捉錯用神。

（陶傑說「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在此一語意環境生長，思維則成為一種模式」，鍾祖康也有類似講法，這涉及著名的 Sapir–Whorf hypothesis，須另文討論。）

同性戀與神學依據

耶誕期間，講講耶穌。剛在網上讀到黃毓民議員的文章〈耶教信仰基督為本〉，有些說話不吐不快。跟黃議員一樣，我對一些保守派耶教徒的反同性戀立場和行動，尤其是有組織如明光社之流的，十分反感；然而，跟黃議員不同，我並非耶教徒，不必訴諸耶穌的訓誨，不必講甚麼神學依據。

黃議員認為耶教「應以耶穌的訓誨為核心」，指出四福音書都沒有記載耶穌有任何反同性戀的言行，而且耶穌對那些「好教誨及論斷別人的道德偏差」的文士及法利賽人「深惡痛絕」；黃議員因此相信教宗方濟各的親同志言論「有其神學依據」，言下之意大概是：耶穌沒有說反對同性戀，還告誡我們不要論斷別人，因此，追隨耶穌訓誨的信徒，不應該隨便論斷同性戀者有道德偏差。

問題是，那些堅決反對同性戀的耶教徒，一樣可以提出他們的神學依據，一樣可以深信自己的反同性戀立場是「以耶穌的訓誨為核心」。四福音書的確沒有記載耶穌的反同性戀言行，可是，不要忘記《約翰福音》21: 25 這樣說：

「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的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反同耶教徒大可振振有詞說，四福音書也沒有記載耶穌反對戀童、亂倫、人獸交等，但這並不表示耶穌贊成這些行為；同理，雖然四福音書沒有記載，我們仍可以有理由相信其實耶穌是反對同性戀的。

至於耶穌批評文士及法利賽人，針對的是他們虛偽，而不是舊約的律法。《約翰福音》10: 35 記載耶穌說：「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 。」《馬太福音》5: 18 更加清楚明確，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舊約律法有經文絕不含糊地反對同性戀（行為？），例如《摩西五經》之一的《利未記》就有兩段：

「不可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18: 22）

「人若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總要把他們治死 ，罪要歸到他們身上。」（20:13）

反同耶教徒可以有以下簡單的推論：耶穌認為要遵守舊約律法，而舊約律法反對同性戀，因此，耶穌也反對同性戀。

當然，反反同的耶教徒可以反駁說，假如這樣理解經文，豈非要接受同性戀乃死罪（「總要把他們治死」）？反同耶教徒自然不會就此認錯，一定會想到方法應付，提出另一些神學依據，說明同性戀雖然是不道德，但只要同性戀者悔改，放棄同性戀（行為？），便依然可得永生。兩方各自堅持立場，絲毫不會退讓，結果只是兩套越來越複雜和曲折的神學依據。

其實，最可怕的正是神學依據：一找到神學依據，相信的便不只是「我們的立場是對的」，而是「我們的立場是對的，因為這是神的旨意 --- 神站在我們這一方」；一相信有神「撐腰」，自然是「義無反顧」、絕不手軟了！

香港人 • 自己人

庫斯克的一篇博文探討了「誰是香港人？」與「身份認同」的問題，考慮了不同的看法，還論及中港矛盾和終審法院最近對新移民申請綜援的裁定，應該是在示範香港中學通識科著重的多角度思考吧。庫文的論點我大部份贊同，只有兩點看來是搔不著癢處，另一點則過於點到即止，而這三點都可以用「自己人」這個概念來進一步探討。

第一點是關於終審法院的綜援裁定：

『「永久性居民」這幾個字，其實是香港人劃分我者和他者的一條心理分界線，所以當綜援七年限制被裁定是違憲的時候，香港人感覺像天塌下來一樣，除了是因為新移民會掠奪香港資源的印象之外，就是因為這一條心理分界線。』

庫斯克說的「我者」，應該就是「自己人」（粵語也可說「自己友」）的意思；凡不是自己人的，就是「他者」了。假如這裏談的是香港人（註）對「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的劃分，那麼，即使香港人不得不「接受用七年時間取得永久居民身分的內地移民就是香港人」，不得不同意這些新移民「有資格申請綜援、公屋等社會福利也是天經地義」，他們仍然可以另劃一條「自己人 vs 不是自己人」的分界線，劃分了「真正的香港人」（自己人）和新移民（就算住滿七年，也不是自己人），而這條才是心理分界線 ---「真正的香港人」對終審法院的裁定「感覺像天塌下來一樣」，不只是因為非永久性居民也可以領取綜援，還因為那些不是自己人的新移民勝了一場大仗。

第二點是關於雙非兒童的身份：

「對於很多本地人來說，他們雖然是香港永久居民，但他們父母都不是香港人，而且大部分都住在內地，所以他們只是法律上，而不是文化認同上的香港人。當雙非兒童來港報讀幼稚園和小學的時候，造成了北區學額緊張，香港社會對雙非兒童及其家長的負面情緒，可謂火上加油。在很多人心目中，雙非兒童不是香港人。」

為何雙非兒童「雖然是香港永久居民」，卻「不是文化認同上的香港人」？那些遲至小學甚至中學才來港的，也許（卻不一定）會有文化認同的問題，但從小來讀幼稚園的雙非兒童，三四歲起就在香港成長和學習，大有機會成為「文化認同上的香港人」啊！「在很多人心目中，雙非兒童不是香港人」的真正原因，恐怕是因為雙非兒童的父母明顯不是自己人，加上不少雙非孕婦闖急症室產子，令人反感，她們誕下的雙非兒童，即使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也很難被香港人視為自己人了。

第三點是關於非華裔香港人：

「不會說粵語的華人，人們也不會當他們是香港人，而能操流利粵語的非華人，也只有看似中產的（例如喬寶寶、利君雅），人們才會覺得他們是香港人。很多懂流利粵語的基層南亞裔人，一般人也會當他們是異類。」

庫斯克只是點出這個現象，卻沒有探究為何有此現象：為甚麼同是非華裔，同是居港多年，同是能操流利粵語，中產階級的被（一些香港人）視為「非華裔香港人」，從事低收入工作的則被視為「阿差」？說到底，這也是當不當你是自己人的問題 --- 認為你是優質的，便較容易接納你為自己人；認為你不那麼優質，便較容易著眼於你跟「我們」相異之處（例如膚色），而當你是「外人」了。

「自己人 vs 不是自己人」的劃分，是人之常情，在群體生活中有其作用，有時甚至是必需的。然而，當這個劃分伴隨的是群體之間的嚴重矛盾和衝突時，我們便有必要思索以下的問題：我們是因為某群體裏的人行為不為我們接受，所以將他們劃成「不是自己人」；還是因為我們早已（由於各種因素和影響）將他們劃成「不是自己人」，所以他們的行為特別容易不為我們接受？這個「不是自己人」的群體，是否真的那麼單一，以致我們有理由對這個群體裏的人「一視同仁」（「不是自己人」當然可以再分成幾類，但對每一類我們仍然可以問這個問題）？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尤其是在香港現時這個複雜的政治環境，但正因為如此，這些問題的答案對「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都同樣迫切和重要。

（註） 雖說討論的是「誰是香港人？」，其實香港大部份居民都不會懷疑自己是不是香港人；這裏就假定這些（大多）是貨真價實的香港人，對於這些香港人，問題嚴格來說不是「誰是香港人？」，而是「誰也是香港人？」。

天真與邪惡之間

剛讀完劉子健的《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對北宋的政治和歐陽修多了一點認識。劉子健是宋史專家，曾任教於史丹福及普林斯頓，這本已是他五十年前的舊作，但關於歐陽修的專著不多，對這位精彩的歷史人物有興趣者，都不應錯過這本紮實的小書。

宋朝文人中，除了蘇東坡，最吸引我的就是歐陽修，不只因為他多才多藝，古文詩詞皆精，好金石考古，撰《新唐書》（與宋祁合著）及《新五代史》；還因為他從政超過四十年，曾經位高權重，愛扶掖後進，對宋朝政治和文化都有莫大影響，卻又長期捲入黨爭，三次被貶，甚至先後被政敵誣陷與外甥女及兒媳亂倫，幾至身敗名裂。劉子健在全書最後一段這樣總結歐陽修的一生：

「轟轟烈烈的一生政治經歷，幾經政潮，屢歷風險... 從歐陽修的經歷，看到經學興而求致用，古文興而議論更犀利，士大夫權力提高而反不穩定。總之，儒家思想雖已部份實現，而官僚政治的糾紛，反因而愈變愈壞，至於不可收拾！」

歐陽修少年得意，心懷大志，肯定是個有政治理想的人物，這從他後來的種種政治活動清楚可見。年少時他也許有點天真，認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不難實現，然而，當官當得久了，他自然逐漸看清了政治現實，認識到周圍的限制，學懂了妥協，亦知道怎樣運用手段以達到目的。他不再天真了，但也沒有變成邪惡；在天真與邪惡之間，一個有機會實現政治理想的人還是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 偉大的政治家和改革者，都是在這裏煉出來的。在政治上歐陽修算不上偉大，但也絕不是個失敗者。

走筆至此，聯想到今天看見陶傑的文章〈我的卡夫卡〉。他在文中說「天真的人，絕不可以從政」，那只是說對了一半：天真的人，假如一路天真下去，的確不應從政，否則累己害人；但從政的人可以開始時天真，然後逐漸成熟，認清現實，學懂玩政治。至於陶傑說的「當最壞的人對好人的心理瞭如指掌，好人對邪惡一無所知，好人全無防範的意識和能力」，則是全對了；不過，世界比這複雜得多，因為世上不只有好人和壞人，更多的是不能簡化地用「好」或「壞」來形容，而這些人之中，有些具備改變世界的氣質和能力，可以在天真和邪惡之間大有作為。這世界除了希特拉和毛澤東，還有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

意志力的科學：推介 Kelly McGonigal, The Willpower Instinct

我極少看 self-help書，一來不覺得有需要，二來看過的大都是閉門造車，只能令人讀時感覺良好，卻沒有甚麼實際幫助。Kelly McGonigal 這本算是 self-help書，目的是幫助讀者增強意志力，卻不是作者想當然構作出來的一些原則或秘訣，而是基於最新的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研究，談的可說是意志力的科學。此外，作者的寫作技巧高超，娓娓道來、趣味盎然之餘亦做到條分縷析，令讀者容易明白和吸收。

 McGonigal 是史丹福大學的講師，這本書是她教授的一個課程的內容。我聽了她的一個 TED talk（講的是精神壓力），覺得很有趣，便查看她的學術背景，發現了這本書；本來只是打算翻看一兩章，誰知一看便欲罷不能，很快便將全書看完。

書裏的科學資料相當豐富，例如解釋腦內分泌物 dopamine 的作用，便寫得紮實精彩。我一直以為 dopamine 的分泌會令人（和動物）產生快感，原來錯了；McGonigal 在書中解釋得十分清楚，dopamine 的作用是令人期待快感和滿足，從而推動行為，卻不會直接給人快感。令我們上癮的事物，會增加 dopamine 的分泌；上癮，不是因為這些事物（透過 dopamine）帶來快感或滿足感，而是因為 dopamine 推動我們追求這些事物 --- 假如我們的腦不分泌 dopamine，無論我們經驗某事物時有多大的快感，也不會上癮。那麼，dopamine 豈非是欲望之根、煩惱之源？可以這麼說，不過，假如你的腦完全不分泌 dopamine，你便可能喪失一切行為的動力，活在一種無可無不可的狀態裏（如果這就是無欲無求的境界，那是不是好事呢？）。

這本書提供的增強意志力方法，都有科學根據，有些方法頗出人意表，例如怎樣對付 what-the-hell effect；所謂 what-the-hell effect，就是意志力失敗所引致的自暴自棄感 --- 假如你嘗試戒煙，卻抵受不住煙癮，終於吸了一支煙，便可能會對自己說：「既然吸了一支，即是失敗了，what the hell，不戒了，今天要吸完全包煙！」

要對付 what-the-hell effect，應該嚴厲自責、自我鞭策吧？McGonigal 的建議剛好相反，她認為自責有反效果，有效的方法是同情自己（self-compassion），因為能增加責任感的是自我寬恕，而不是罪疚感。她的這個看法建基於大量心理學實驗結果，例如以下這個：接受測試者都是有心控制自己體重的人，研究人員提供大量甜食，鼓勵他們愛吃多少就吃多少，說那是實驗的一部份；接受測試者其實被分成了兩組，一組在實驗前收到一封電郵，提醒他們不要因為在實驗裏多吃了會增加體重的甜食而感到悔疚，因為那不是他們的錯，另外一組則沒有收到這樣的電郵，實驗結果是收到電郵的那組比沒有收到的少吃了兩倍多的甜食！

如果你認為自己的意志力薄弱，不妨看這本書，不但可能學到一些增強意志力的有效方法，還可以多認識一點心理學和神經科學。

大陸人眼中的香港人

今天做文抄公。無意中看到一個網上討論，是大陸人表達他們對香港人的印象；內容自然是十分蕪雜、良莠不齊，但有趣和有意思的論點也不少，值得一讀。我抄下了一些，稍加整理，並化簡體為正體，以免一些人未看先反感：

「每次和香港人接觸，總是覺得他們好忙好累壓力好大，不知道是裝的還是真的。人活着就不能輕鬆點嗎？」

「香港人中存在很大部分人，對大陸人有偏見或者歧視，源自他們之前的優越感，因為之前香港人多富有，大陸人多窮，90年代香港的隨便的貨車司機，都可以再深圳包二奶。但是最近大陸富裕了，去香港掃貨，導致很多人心裡不平衡，不能正視這個問題。開始把根源對準大陸人的素質。」

「在我眼中的香港人大多善良，關心人。雖然社會壓力大，但是對待工作很認真，對週遭的時事都很關心，有很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和每一個公民的努力分不開。相比之下，我們大陸同胞更應該反省自己。」

「話部分是不錯，但是也有不對的地方，很多香港佬來內地後看這邊的法律比較寬鬆就露嘴臉了，難道只有在自己家才能紳士有素質？到外面就不用管了？」

「香港還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我們也要反思一下自己的不足之處，再追上。別說香港靠全國的購買力支撐，人家也有付出努力的。」

「經常來內地消費的香港人絶大部分都是屬於社會底層的人，例如貨車司機，餐廳小廝。這樣的人素質修養能有多高？不要拿他們來概括全面。以地域，財富而優越的香港人只是一部分。但以香港是個法制社會而優越的應該就是全部啦。事實上，香港人從心底歧視的不是內地的人，而是其他。至於其它是什麼，你懂的。」

「我眼中的香港人，親切、友好、嚴謹、有禮貌、有耐性、守秩序，這種感受源於我今年去香港旅遊幾天和市井小民打交道的切身體會，不一定有代表性，但卻很真實。」

「親切、友好、有耐心... 真是太太言過其實了。親切、友好有耐心我覺得這是中國大媽的標籤，貼到香港人身上太可笑了。你遇到的那位大伯只能說是特例吧，因為我去過多次香港，想問個路，那些報亭的老闆都是根本不理的。」

「這幾年由於大陸自由行的開放，大量的內地遊客湧入香港。內地遊客的素質確實是參差不齊，不分場所的大呼小叫，把店員當家人傭人似的使喚，這些都是沒禮貌的行為。香港人在97之前中產及上層社會接受的是英式教育，行為克制有禮，各種立法健全，遊客去到應該入境隨俗，注意自己的行為，遵守當地人的習慣。」

「遇到的香港騙子很多... 很多香港人都自以為是，眼高於頂。服務行業態度不要太差哦。連酒店的掃地大媽都敢當面抱怨客人頭髮掉的多掃的辛苦。另外，很多香港土著的素質那是相當的低啊，比大陸的暴發戶的嘴臉還叫人噁心。冷漠這一點就更不用說了。」

「香港人的確很有公德心，很有社會責任感，但是他們沒人情味，而且他們不是善良，他們所做的是發自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他們的自覺性以及他們的教育，讓他們大多數人做出的行為對社會很有好處。」

「對香港人很有破敗貴族的感覺。為了生存，什麼手段都用上了，但又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想只有去過香港，而且是內地人少的地方待過才更有感受。拿我親身的例子來說吧... 有次在71便利店買水，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個老外和一個香港人，一個帶眼鏡很年青的女店員對他們都是笑臉相迎，很熱情。輪到我買單，聽到我講普通話，馬上面無表情，冷冰冰的，好像我欠她幾百萬不還以的。」

「看到很多朋友根據自己去香港遇到的一些好的事或者不好的事就這麼輕易的說香港的好壞。我覺得任何國家或者城市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有好的人，也有不好的人，不能一概而論。」

「不管怎麼樣，首先自我做起，既然現在去香港這麼方便，這麼多人去，就不要只想著自己為香港的經濟利益帶來多大云云，試問大眾不也是圖個食品安全和匯率的各種優勢嗎？行為習慣不能是一個藉口，不管在香港還是在大陸這都是人類進步的基礎... 我身邊的香港朋友或親戚都很好，沒有看不起大陸人的感覺，沒有自以為是的感覺。要讓人看得起，首先把自己做好。」

「我也是這樣覺得的，我去過香港三次，每次問路人家都很熱心告訴你。坐公車還有老太太提醒我，到站了，該下車了。上次在自己家鄉問路，反而覺得路人戒心很重，有的甚至像看怪物一樣看著我。我就是問路而已啊！用的還是自己家鄉話！」

「香港人其實有點裝模作樣啦，以為受過西方教育就比我們高個層次！但他們對工作的態度確實是我們大陸要學習的榜樣！」

「真是奇怪了，你們又不是香港人，憑什麼覺得人家有優越感呢？只有在自己自卑的時候，覺得人家看不起自己，才會覺得人家有優越感吧。就好似之前爭論，說廣東人排外，說廣東人因為自身的文化優越感，看不起外地人。一個道理。歸根到底就是自卑！你自己看不起自己，才會覺得人家看不起你！」

「一部分偏激的香港人在指責一部分不要臉的大陸人，沒有必要大驚小怪。一部分偏激的香港人不是香港的全部，一部分不要臉的大陸人更不是大陸的全部。一部分偏激的香港人不能代表香港，一部分不要臉的大陸人也不能代表大陸。但是這兩個一部分都應該受到嚴厲譴責！」

「香港快完了，就要給赤化了！梁振英梁書記立大功。」

一家講粗口

我們一家有時晚飯後會傾談很久，題材多樣，由家庭瑣事到國際關係都有，包括本人的怪癖、阿樂學校的不平事、心理學理論、道德難題、和中國政治形勢。昨天我們講粗口 --- 談論粗口。

事緣我提起早兩天寫的那篇〈「講粗口有甚麼不好？」〉，於是順便發些飯後議論，說有些家長有語言潔癖，不只嚴禁子女講粗口，更盡量令他們接觸不到粗言穢語；我們家則絕無這種教育，阿樂十歲八歲時我已讓他看一些粗口橫飛的電影，現在他還是斯斯文文，絕少講粗口。我這樣一說，阿樂便記起一件和粗口有關的童年趣事。

那年阿樂才七歲，跟媽媽第一次到香港，那也是他第一次到一個絕大部份人講粵語的地方。阿樂是個每事問的孩子，聽到一些從沒聽過的粵語用詞，都會問媽媽那是甚麼意思。那一天他們要去探望一位親戚，這位親戚有講粗口的習慣，媽媽細心，竟然想到事前叮囑阿樂，要是聽到這位親戚的說話裏有一些字詞經常出現，而且是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千萬不要問那是甚麼意思 --- 假如阿樂問：『媽媽，「關我撚事」點解呀？』，那位親戚可就尷尬了。

阿樂沒有問那些令人尷尬的問題，媽媽後來也沒有向他解釋各種粵語粗口的意思，只是說那是粗口，在大多數場合都不適宜使用，否則便是沒禮貌；但在一些生活圈子，講粗口是語言習慣，人人都講，不算沒禮貌，只是這些人講慣了，有時在不恰當的場合會衝口而出，像那位親戚那樣，我們不用太過介意。

阿樂對語言文字有濃厚興趣，這次講開粗口，他興致大發，向我們講解英文粗口如何千變萬化，尤其是那個 ‘fuck’ 字；他說的跟以下短片大同小異，有興趣的不妨看看：

不過，阿樂談到的其中一個用法，頗為特別，上面的短片沒有提及：原來 ‘fuck’ 或 ‘fucking’ 可以插入（no pun intended）一個字中間，但有插對插錯之分，例如 ‘absolutely’，插入 ‘fucking’ 是 ‘abso-fucking-lutely’，而不是 ‘ab-fucking-solutely’ 或 ‘absolute-fucking-ly’。

一家講粗口，可以講到這樣興致勃勃，你說是成功的家庭教育，還是失敗的？

「講粗口有甚麼不好？」--- 屈穎妍錯過了的教育子女機會

路姆西公仔在香港熱賣熱談，屈穎妍因此再次表達了「講粗口必錯」論，在〈如果，孩子要一隻路姆西〉一文裏指責推動和追隨路姆西熱潮的人「大條道理把講粗口美化、合理化」，她對此表示「憤怒」，還埋怨說「這天女兒問我講粗口有什麼不好的時候，我開始啞口無言」。

屈女士啞口無言，不知道是真的不懂得回答，還是認為「講粗口永遠是錯的」乃清楚簡單到不能再加以解釋的不易真理？無論如何，她沒有回答女兒，其實是錯過了教育子女的大好機會，因為藉著回答「講粗口有甚麼不好？」這個問題，她可以教女兒一點道德哲學、語言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

道德哲學：「囡囡，有時判斷對錯不是那麼容易，要考慮行事的目的和後果、有甚麼可以應用的原則、有沒有其他更可行的做法、甚麼也不做是否更不應該等等。假如這個世界黑白分明，判斷對錯只須依照一些人人明白和接受的絕對原則，我們便不會有那麼多是非對錯的爭議了，可惜這個世界沒那麼簡單。」

語言哲學：「粗口是語言的一部份，詞語和句子的意義很多時候要看使用的場合或脈絡，因此，同一詞句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用法，在某些場合或脈絡不應該使用的，並不表示在任何場合或脈絡都不應該使用。記著，語言是活的，緊隨我們的生活而變化萬端。」

心理學：「人的情感需要發洩，粗口是發洩情感的一個方法；不是人人都要用這個方法，同一個人不必每一次都用這個方法，而用這個方法也不一定有效，即使有效，這樣發洩也未必合理。然而，我們不難想像，有些人的某些情感在某一特殊情況下，需要這樣的發洩，而且是合理的發洩。」

社會學：「每個社會都有些禁忌，不同的禁忌有不同的成因和社會作用；某些禁忌有較多的人嚴守，另一些則寬鬆很多，例如講粗口，假如不是惡意和在不適當的場合，一般人都可以接受，在一些圈子裏甚至是平常之極，完全不被當作一回事。」

政治學：「還有啊，囡囡，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在民主社會有直接而見效的方式來表達，例如透過選舉攆走執政當權的人；如果一個地方的人民要用講粗口 --- 甚至只是粗口的諧音 --- 來表達對當權者的不滿，那麼這個地方的政治顯然出了問題，不只是政府無能，而且是民主不足。」

屈穎妍說對於她的女兒，「講粗口有什麼不好，從來都不是她們的疑問」。現在她們問了，是好事；假如她能把握機會教教女兒上述的基本道理，刺激她們思考，令她們不那麼容易成為頭腦簡單的人，那就更好了。可惜，可惜！

耕耘與收穫

在美國，要有大學取錄是非常容易的事，因為大大小小的大學有二千多間（四年制的正式大學，不計社區學院），大部份的入學要求都相當低，只要你肯讀，幾乎是總有一間會收你；可是，要入一流的大學，則絕非易事，至於頂尖學府如哈佛、耶魯、史丹福、普林斯頓等，真是用「爭崩頭」也未能形容入學競爭之激烈，每年都有很多成績優異的學生被拒諸門外。

我自問從來沒有強迫阿樂學這學那，要他「贏在起跑線」；雖然認為他資質好，對他有期望，但不會向他灌輸非入名校不可的觀念 --- 只是幫助他養成閱讀課外書的習慣，並鼓勵他發掘不同的興趣（媽媽的實際功勞最大）。然而，他上了高中後，好像突然有了明確的人生目標，立志考進最好和最適合自己的大學，讀自己有興趣的學科；他主動發奮讀書，完全不需要父母的督促，除了用心於功課和測驗考試，還有極多的課外活動，校內的固然有，校外的也不少，例如到醫院當義工。

也許有些家長會羨慕我們有這樣的孩子，不用擔心他讀書不成，而這方面我們的確是深感慶幸；不過，阿樂這麼「搏命」讀書，時間便很不夠用，以致長期睡眠不足（經常只睡五、六小時），倒令我們擔心他會弄壞身體。更令我們擔心的，是他的努力耕耘未必會得到應有的豐盛收穫，假如考不進自己理想的大學，到時可能會精神崩潰，後患無窮。我們已不只一次勸告他放鬆一點，不用這麼勤力，但他總是不聽，總是說自有分寸、應付得了。

因此，阿樂讀書有壓力，我們做父母的也有壓力，就是怕他承受不了失敗。昨天是 PSAT （Preliminary SAT）成績公佈的日子，我們相當戲劇性地度過了，過程很能反映這對父母所受的壓力。

PSAT 是美國大學入學試 SAT 的預試，可以當作 SAT 的模擬試，但對於成績好的學生來說，PSAT 的意義重大，不僅因為它能準確預測 SAT 的成績，還因為分數最高的 1% 學生會入圍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PSAT 也被稱爲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Qualifying Test）。這個獎學金數額不大（只有二千五百美元），但一旦得獎，便是身份象徵，大大增加了被頂尖大學取錄的機會，而且取錄後大多會得到該大學另給的獎學金。

PSAT 在十月考，要到十二月才公佈成績；好不容易等過了這兩個月，昨天早上上學前，我語重心長對阿樂說：「知道成績後就用短訊通知我，就算成績未如理想，也不是世界末日，還有很多其他機會的。」他只是點了點頭回應。

我在書房工作，精神有點難以集中；我知道阿樂在午飯時間前會拿到成績單，可是，等到下午二時還沒收到他的短訊，令我緊張起來。我給了他兩個短訊，他都沒有反應，我更「囉囉攣」了，相信他是成績不如理想，太不開心，所以沒有理會我的短訊。後來我到他的房間，發覺他原來忘記帶電話，根本沒有收到我的短訊！我頓時安心了一點，可是，回心一想，就算他沒有電話，假如成績好，也可以借同學的電話通知我呀！於是又開始「囉囉攣」了。

這天阿樂有課外活動，到晚上八時許才回家。我和他媽媽在家裏乾著急，預了他成績不理想，只是不知道他的心情壞到怎樣；我已準備了安慰和鼓勵的說話，等他一回來便跟他說。終於聽到開門聲，只見阿樂低著頭進來，然後急忙走入自己的房間；我追上去跟他說：「成績不太理想吧？」他背向著我答道：「是的。」我多問一句：「差到甚麼程度？」他輕聲說：「總之就是不好。」我正要說出預備好的安慰話語，阿樂突然轉過身來，滿臉興奮神色，高聲說：「二百三十二分！我有二百三十二分！我得咗，好開心啊！」（他當時說的是粵語）原來這「衰仔」成績這麼好，卻竟然存心作弄父母，令我們白擔心了一整天！

二百四十分是滿分，他拿了二百三十二分，是很高的分數，根據成績單，已屬於最高的 1%。雖然阿樂不一定會得到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但機會已十分高，而且至少已入了圍；最重要的是，這個成績可說是一口強心針，令他信心大增，壓力也隨之而減。

這不是個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世界，見到兒子的耕耘得到相應的收穫，開心之餘，也抹了一把汗。

閱讀與研讀

昨天跟一位同事談起現在的學生很多都懶於閱讀，不要說課外書了，就算是課程的指定讀物，不少學生的態度是可以不讀而蒙混過關的就不讀；有些則匆匆翻看一遍，不要說吸收消化，連基本的理解也未有，便當自己完成了任務，心安理得。到測驗或論文成績差時，來向我求助或求情的，十之八九會臉帶委屈說「我已讀了大部份指定讀物，不知為何會...」云云。

我和那位同事談的是一般的學生，哲學系的學生情況好一點，因為哲學這個冷門學科，學生大多是真正有興趣才會主修或副修的；既有興趣，便會較主動兼樂意閱讀指定的哲學書本或論文。可是，也有不少學生只喜歡高談闊論、舌劍唇槍（「打嘴炮」可能是更貼切的形容），扮其哲學家；至於下苦功閱讀，則沒有他們的份，馬馬虎虎讀了一遍，有時甚至沒有讀過，便參加課堂上的討論。

那位同事聽我這樣吐苦水，便給了我一個建議：不要用「閱讀」（read）這個詞語，改用「研讀」（study），告訴哲學系的學生每份指定讀物都要研讀，不能只是閱讀。一字之差，我不相信就能改變學生的閱讀態度和方式，但一試也無妨。無論如何，他說的很對，哲學著作一定要極慢讀、仔細讀，邊讀邊想，見樹見林，甚至做筆記摘要，這不就是研讀嗎？讀哲學著作而不是研讀，隨時會完全沒有得著，讀了也是白讀。

也許有人會說，讀得那麼艱難，何苦來哉？對，那是自討苦吃，但沒有人迫你對哲學有興趣的呀！既然是為了興趣而讀，甚至是要犧牲一些其他東西才讀到哲學，為何還要「沙沙滾」，而不正正經經地讀好它？正如有興趣習武，就要身水身汗地練拳練功，不應只滿足於輕輕鬆鬆耍些花拳繡腿，否則就不要再說自己喜歡習武了。

做人不必經常那麼嚴肅認真，然而，對於追求興趣和理想，我認為是應該執著一點的，因為那是豐富生命、活得精彩的機會。

小鎮人情

我太太喜歡手工藝製作，不單只是學習現成的，有很多還是自己的創作；家裏其中一個房間就是她的創作室，擺滿工具、材料、和製成品。她也藉著這個興趣賺點外快，開了一間網上店舖售賣自己的製成品；每逢聖誕期間，我們住的小鎮有類似年宵市場的擺賣市集，她都會擺檔三兩天，賺錢是其次，最令她開心的是顧客欣賞她的作品。每年擺賣回來，她也有些滿是人情味的故事告訴我。

今年有三個小故事值得寫出來。一位顧客付錢時頻說她買的那件製品索價太低，對我太太說那件東西所花的時間和手藝，絕不止值這個價錢，然後硬要多付三分一的錢，好像不付那個價錢就是不該的樣子！

另一位顧客除了買東西，還送給我太太一疊摺紙用的紙，頗精美的，而且是她特意帶來；這位顧客自己也喜歡做手工藝，但認為這些紙應該屬於手藝好的人，所以轉贈。這不只是物輕情重，還是惺惺相惜了。

最後是一位老太太，每年都來幫襯的，而且每次都細心欣賞所有製品，像欣賞藝術品似的，今年就在這小小的「檔口」逗留了幾乎一小時。她邊看邊和我太太交談，還說每年聖誕前都很期待來這裏逛逛，看看我太太有甚麼新的作品。她不只是看，欣賞完之後都會買不少東西；不過，我知道就算這位老太太光看不買，她那欣賞的態度已令那些製品的作者十分開心了。

這種充滿人情味的行為，在美國的大城市未必沒有，但在小鎮較容易經驗到，這算是在小鎮居住的一個好處吧！

香港學生勝過美國學生？

最新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報告剛出了，美國中學生一如既往，成績低劣；數學排三十六，科學排二十八，閱讀排二十四。至於香港，三科都在三甲之內；上海更厲害，全部第一！中國的教育制度我所知甚少，無從評論上海的學生，以下只談美國和香港。

我在香港接受教育至碩士程度，兒子在美國出生成長，現在讀高中，我在美國的大學教書也已超過十年了，對這兩個地方的教育制度我應該算是熟悉吧！假如有來生，而我要選擇來生在香港還是美國讀書（考慮的只是教育而不涉及其他因素），我肯定會選擇美國；我也慶幸兒子是在美國而不是在香港讀書，不必接受填鴨式和考試成績至上的教育。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只能評估學生的考試能力，成績高不等如知識豐富，擅於考試亦不表示有獨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香港的教育制度著重考試成績，很多學生求學只為求分數，有所謂「高分低能」的現象，不會令人奇怪。反觀美國，沒那麼強調考試成績，學校亦給予學生較大的學習自由，不那麼容易扼殺學生的學習興趣；雖然這樣會讓懶惰和得過且過的學生蒙混過關，結果是低分低能，但不會有高分低能的學生。高分高能和低分高能的都有，前者順利接受大學或更高程度的教育，後者亦不難有第二次機會（例如入社區學院再轉讀正式大學）。

因此，我敢說 PISA 的報告並不能顯示香港學生的質素勝過美國學生。美國水準低的學生的確多得很，但傑出的學生亦不少，而且最優秀的學生可以叻得令人吃驚。數月前 The Atlantic 有一篇文章，講的正是美國的傑出中學生，題目是 “You’ll Be Shocked by How Many of the World’s Top Students Are American” ，裏面有不少有趣的資料，值得一讀。

美國最優秀的中學生可以叻到甚麼程度，看看英特爾科學獎（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便知：

那些得獎中學生的科學研究，絕不是小兒科，勝過大部份的大學生，有些還與大學教授一起研究。以下是 2013年的頭獎得主，試問香港的教育制度可以訓練出多少個這樣的學生？

個人基因資料

美國生物科技公司 23andMe 推出的遺傳基因測試服務，最近由 299美元大幅減至 99美元，實在是難以拒抗的價錢，也沒有多想，我們一家三口便都使用了這服務。

過程很簡單，在網上付錢後，很快便會收到 23andMe 寄來的一個小盒，然後根據盒內的指示到他們的網頁設立個人帳戶；盒內還有一個小瓶，將唾液吐入小瓶，放進小盒寄回給 23andMe，不出一個月便可以在網上看到測試的結果。

最重要的測試結果當然是關於病痛的，看到的第一項有關資料，是我有心律不勻的機會比一般人高約一倍；果然準確，因為我事實上是有心律不勻的問題（幸而做過各種心臟測驗，醫生說不用擔心）。好消息也有，例如我患老人癡呆症（Alzheimer's disease）的機會比一般人低近三倍，大概到了老年仍然有能力讀書做學問。其他資料如飲酒會不會臉紅、對咖啡因的反應、耳朵是否油性等，都是準確的。另外還有一些有趣的資料，例如我有 2.8%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基因，比一般人高一點。

雖然這並非精細的測試，遠不是完整的個人基因序列（完整的個人基因序列現在仍很昂貴，索價至少數千美元），但出來的資料已非常豐富，很能滿足我的好奇；不到 100美元便可以得到這麼多的個人基因資料，不得不說是物超所值。

有些人擔心 23andMe 越做越大（據說現在已有五十萬人的基因資料），一旦這公司掌握了數以千萬計的個人基因資料，便難保它不會違背為顧客保持私隱的承諾，利用資料牟利，做出有損他們利益的事情來。Google正是前車可鑑，然而，試問當年有誰能拒抗 Google 的吸引，現在又有誰能阻擋 Google 的勢力呢？

利器還是工具？

有些人視思考方法（包括基本邏輯和語理分析）為利器，應用時的心態是對敵，目的不是「殺」就是「破」，要揭露對方思考上的弱點或毛病，以顯出自己的「功力」高人一等，是「高手」，非要對方折服不可，許勝不許敗，最好就是無敵。

對同一事物可以有大異其趣的看法，有時很難說誰對誰錯；上述對思考方法的看法，可稱為「個人利器觀」，我不會說是錯的，但與我的看法 --- 可稱為「共同工具觀」 --- 有相當明顯的分別。「個人利器觀」的著眼點是個人的勝負強弱，接受思考方法的訓練，是要令自己在思考上變成強者勝者；「共同工具觀」的著眼點是有效地探索和解決棘手的問題，如果有爭辯，就算是指出對方思考上的錯誤或不足，都是為了知性上的合作，以期互相提點、互補長短，無所謂勝敗。

這學期的知識論一科，我指定學生閱讀的論文有二十來篇，其中一篇是 Richard Feldman 的 ‘Reasonable Religious Disagreements’ (in Louise M. Antony (ed), Philosophers without Gods)，文章裏有一段 (p.195) 表達的正是思考方法的「共同工具觀」，可說深得我心，試譯如下：

『我所理解的批判思考，是一種應用知識論，其根本的看法是：要清楚和細心地思考任何問題，都先得明白和應用一些基本的知識論概念，這包括真理和理性這兩個概念、有道理的論據和純粹的修辭效果之別、及基本的邏輯概念。愚見以為，批判地和有效地思考任何困難的問題，都須要重新建構有關問題的重要論證，令這些論證清晰和精確，從而判斷這些論證是否能夠確立或支持其結論。根據這個看法，論證是工具，用來幫助我們決定最有理由相信的是甚麼，而斷然不是用來狠揍我們的「對手」。』

我非常樂意一提的，是與我經常討論哲學的朋友全都接受「共同工具觀」，沒有一個以思考方法為個人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