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邏輯

最近讀到魯迅的諷刺小品〈論辯的魂靈〉，文章嘲諷當時一些保守人士的論辯伎倆，妙在除了引言，全文只是舉例；他舉的例子有點誇張，卻充分補捉了好幾種「裝作講理，其實無理」的論辯。魯迅將這樣的論辯比作「鬼畫符」，意指其無理；但又用了「祖傳老年中年青年『邏輯』扶乩滅洋必勝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來形容，硬生生加入「邏輯」二字，還置於引號內，意指其裝作講理。以下的例子我覺得特別有趣：

「你說甲生瘡。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說中國人生瘡了。既然中國人生瘡，你是中國人，就是你也生瘡了。你既然也生瘡，你就和甲一樣。而你只說甲生瘡，則竟無自知之明，你的話還有什麼價值？倘你沒有生瘡，是說誑也。賣國賊是說誑的，所以你是賣國賊。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

那些「既然 …… 就是」和「所以」，像在推論，其實全然不通，尤其是開首講「中國人」與「生瘡」那幾句，頭腦混亂不堪的人才會這樣「推論」。頭腦混亂至此者應該很少，所以我說例子有點誇張。不過，結尾的「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在差不多一百年後的今天，仍然不難找到有類似想法的人。早陣子由於試題「是否同意 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而引起的爭論，其中有些人——不乏擁有博士和教授頭銜者——表現的思考水平，我看就和這種「愛國者」差不多。

那麼，魯迅自己是否思考敏銳、下筆合乎邏輯呢？他曾經學醫，受過科學訓練，而科學是講究邏輯的。我印象中魯迅的議論文思路清晰、辭鋒犀利，沒有經常犯邏輯謬誤。有人舉過以下例子，說魯迅犯了滑坡謬誤：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小雜感〉）

但這並不是滑坡謬誤，因為魯迅根本不是在推論，而是誇張地描述一種「躍進式」的想像。至於中國人是否大多有這樣的想像，那是個事實問題，非關邏輯。

然而，魯迅犯邏輯錯誤的例子還是有的。這要說到梁實秋，他在 1926年發表了〈文學批評辯〉，文中有這幾句：

「物質的狀態是變動的，人生的態度是歧異的；但人性的質素是普遍的，文學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偉大的文學作品能禁得起時代和地域的試驗。《依里亞德》在今天尚有人讀，莎士比亞的戲劇，到現在還有人演，因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偉大的作品之基礎。」

魯迅在 1927年發表了〈文學和出汗〉，提出以下批評：

「上海的教授對人講文學，以為文學當描寫永遠不變的人性，否則便不久長。例如英國，莎士比亞和別的一兩個人所寫的是永久不變的人性，所以至今流傳，其餘的不這樣，就都消滅了云。[……] 英國有許多先前的文章不流傳，我想，這是總會有的，但竟沒有想到它們的消滅，乃因為不寫永久不變的人性。現在既然知道了這一層，卻更不解它們既已消滅，現在的教授何從看見，卻居然斷定它們所寫的都不是永久不變的人性了。」

「上海的教授」指梁實秋。魯迅的批評是一貫的辭鋒犀利，卻混淆了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他說「文學當描寫永遠不變的人性，否則便不久長」，這應該是梁實秋要表達的意思：「描寫普遍的人性」乃「流傳後世」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不描寫普遍的人性，作品便不會流傳（稱這為「必要條件論」）。可是，魯迅筆鋒一轉，說「其余的不這樣 [……] 它們的消滅，乃因為不寫永久不變的人性」，意思是「沒流傳後世的作品都不寫永久不變的人性」，於是「描寫普遍的人性」忽然變成了「流傳後世」的充分條件——描寫普遍的人性的作品都流傳後世，所以那些沒流傳的作品都不描寫普遍的人性（稱這為「充分條件論」）。梁實秋可以只接受「必要條件論」，而不接受「充分條件論」，因為前者雖然未必對，但總算有點道理，而後者卻顯然是錯的。

文章高手如魯迅也犯這麼簡單的邏輯錯誤，可見讀點基本的邏輯學，對寫文章來說是重要的，尤其是寫議論文。

（原載於《蘋果日報》2020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