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遺忘的哲學家

我第一次跟 John Cook 見面時，聽他嚴厲批評 Wittgenstein 的哲學後，問了他一個問題：「如果要選一位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相信你不會選 Wittgenstein，那你會選誰？」他說出的一個名字，卻是我從沒聽過的 --- Cook 心目中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竟是我不認識的！後來我跟不少讀哲學的朋友談及此事，他們沒有一個聽過那名字，我才肯定自己不是真的那麼孤陋寡聞；Cook 選的是個名氣不大的哲學家。

不再賣關子了，Cook 說的是 Frank Ebersole。Ebersole 也非無名之輩，從五十年代到 2000年都有在著名期刊發表論文，不過即使在他最活躍的時候，他的聲名也不很響。據 Cook 說，Ebersole 創出了一套別具一格的日常語言哲學，他跟 Ebersole 是 University of Oregon 的同事多年，逐漸了解和欣賞 Ebersole 的那一套，後來甚至到了佩服的程度。然而，日常語言哲學到七十年代末已開始式微，到了八、九十年代，連讀 J. L. Austin 和 John Wisdom 的人也不多了，更何況是 Ebersole？現在，連聽過 Ebersole 名字的人也不多了。

我是絕不會同意 Ebersole 勝過 Wittgenstein 的，不過，既然 Cook 那麼推崇 Ebersole ，我便找了他三、四篇不太長的論文來讀一讀，讀後只覺有趣，卻不會說很佩服。Ebersole 有幾篇很長的文章是討論 Wittgenstein 的，遲些有時間可能會讀，讀後會改觀也說不定。Ebersole 有很多論文沒有被期刊接納，這些論文後來都收到他的三本書裏去了，但那三本書卻全是自資出版的。

Ebersole 到 2009年才去世，九十歲，很長壽。其實他也不是完全被遺忘， 2010 年在 University of Bergen 還有個研討會是討論他的哲學的，然而，選他為二十世紀最偉大哲學家的，恐怕只有  John Cook 一人而已。

明月與白露

梁實秋〈讀杜記疑〉談到杜甫名詩《月夜憶舍弟》中「月是故鄉明」一句，認為「意義不甚明」，並提出以下的疑問：

「月只有一個，無故鄉與異鄉之別，怎可比較其明與不明？天朗氣清，月色自明，雲霧翳障，月色自暗。異鄉之月不如故鄉之月，猶謂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豈有此理？」

看後我也禁不住要說一句「豈有此理」：文學造詣高超的梁實秋竟會對詩句提出這樣的疑問，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月是故鄉明」分明是抒情而非寫實，思憶親人，懷念故鄉，在思念之情中覺得故鄉的月特別明亮，有何不通呢？梁實秋這一疑問，比起李漁對「紅杏枝頭春意鬧」那「鬧」字的批評（「爭鬥有聲之謂鬧，桃李爭春則有之，紅杏鬧春，余實未之見也。」見《笠翁餘集》卷八），更加不像是出自飽讀詩詞的人；我只能想到一個心理的解釋，那就是梁實秋太過憎厭「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一說，因此連有點相似的「月是故鄉明」也不能接受。

梁實秋認為「月是故鄉明」的意思應是「此明月，猶是故鄉的明月」，這個意思除了不符合詩句的結構，也沒有「故鄉的月特別明亮」所表達的思鄉之情來得深刻 --- 景物受深刻之情的影響而在眼中改變。〈讀杜記疑〉文中引述的王嗣奭《杜臆》就是採用這個解說：「對明月而憶弟，覺露增其白，但月不如故鄉之明，憶在故鄉兄弟無故也，蓋情異而景為之變也。」只是梁實秋不接受吧了。

《杜臆》說的「對明月而憶弟，覺露增其白」，是指「露從今夜白」一句，但這解說卻有問題：為甚麼思念弟弟便會覺得露水更白？我認為這一句仇兆鰲《杜詩詳註》的解釋才對：「今夜白，又逢白露節候也。」上句「露從今夜白」點出時節是中秋（白露乃二十四節氣之一，由農曆八月中開始），下句「月是故鄉明」的「明月」有所依歸，兩句便連成一氣了。

可怕的心態

有朋友在 Facebook 貼了一段「香港國父」（朋友的用語）陳雲的說話，本來不想再寫陳雲，但這段說話實在太可怕了，不得不批評一下：

「各位香港的共匪、媚共者、賣港賊，吃裡扒外，你們活得好滋潤啊。你們散播歪理，輸打贏要，好過癮啊。你們有否想到，一旦中共覆亡，香港成立城邦自治政府之後，你們的命運將會如何？你們認為這一天不會到來嗎？你們以為你們的惡業沒有人記得嗎？你們相信共產黨真的千秋萬世嗎？他們的高官子女已經送到外國移民去了，整個是空巢政府。一日中共還在，你們都沒事，一旦中共覆亡，失去了中共政權的保護，你們就是任由民主政府處理的砧上之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文字下面連結了《維基百科》〈紐倫堡審判〉一條（諷刺的是，連結的標題是簡體字），那是將「中共覆亡」後的「共匪、媚共者、賣港賊」比作納粹戰犯了！這簡直是「黐線」的類比，只反映出陳雲的作戰思維及復仇決心；完全沒有權力已這麼具體地想像秋後算賬，多麼可怕的心態啊！我在一篇文章裏說過陳雲令我想起毛澤東，為何有那聯想，現在總算清楚了：此人絕不可以有大權，否則天下大亂。

傅聰論中樂

記得在九十年代讀過一篇傅聰的訪問（在《壹周刊》？），裏面有幾句他批評中樂的說話，大致是說中樂來來去去不是模仿大自然的聲音，就是刻劃悲傷的情感或歡樂的氣氛，變化不多深度不足，而且傳統中樂大多是小調短曲，缺乏氣勢磅礡的作品。

這篇訪問我在網上遍尋不獲，卻找到另一篇訪問，其中一節是比較中西音樂的：

「音樂嗎？西方近代的的幾位大作曲家的作品不是偶然的發展，是跟歐洲的人文主義發展有莫大關連的。十四至十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也就是說對人的肯定。人文主義被肯定，方使西方音樂紮根為人的另一種精神追求。不論日本人也好，中國人也好，為什麼都接受了西方音樂？為什麼西方音樂給人類有這樣強烈的感受？因為它代表了一個人的精神。在中國，音樂的地位根本與西方不同，這與傳統哲學有關，認為音樂是很危險的，可以使人好也可以使人壞。音樂受到禮教思想控制，變了廟宇音樂，停頓僵化，音樂並沒有自由奔放地發展。道家佛家音樂是講修身養性，就算一般有識之士也認為要沐浴焚香才見靈性。他們靜心彈樂，音樂是往內省而沒有與外間世界交流，所謂清心除卻雜念。就算中國近年沒有往傳統音樂路線走，亦接觸到西方人文主義，但始終未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子。[…] 中國作曲家由於近年開放了，以西方作曲技法音響作為借鏡，可是這些都是徒具外表但欠缺內在的作品。其實中國音樂廣闊得很，中國的地方音樂算得上全世界最豐富的。在自己的寶庫裡頭發掘 , 才是走對方向 。」

我大致同意傅聰的講法，尤其是說中樂作品中甚少是表達作曲者的獨特個性，不像西樂，一聽便知是貝多芬，一聽便知是馬勒，一聽便知是西貝流士，一聽便知是柴可夫斯基；遇上作曲家性情與自己相合的，聽其作品便可能會受到極大的心靈震撼，例如我初聽馬勒第二交響曲時所受到的震撼，至今難忘，很難想像聽中樂可以有類似的經驗。

（這篇文章是看了文少的一個 blog post 有感而發的。他問：「中樂同西樂﹐有得比嘛？」我們的答案都是「沒得比」，不過是從相反方向說的。我不鄙視中樂，間中亦有聽，只是看到中樂的不足之處。文少竟說他貼的那首《戰馬奔騰》「一比﹐便立即將西樂比下去了」，我的反應是：「很深的偏見呀！」事實證明﹐我愛聽西樂﹐不是葉公好龍﹐也不是個悶蛋。）

教學相長

由我一手設計的 Philosophical Methods 一課，過去兩年都由另一位同事教，由於這位同事明年有新課要教，其他同事一是沒興趣，一是時間不許可，這課終於又重回我手了。之前連續三年我用的教本都是 Wittgenstein 的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不過只用 §§1-315），效果很好：因為文本艱深，學生較容易虛心學習如何精細閱讀哲學文本；因為文本的討論空間大，我亦較容易讓學生自由發揮，不必只是講解我的看法，可以刺激他們的想像力和創意。

然而，我不喜重複，因為重複易悶，而我挺怕教悶書；更重要的是，我很珍惜教學相長的機會，相信要對題目 X 有更深入的了解，教授 X 是最有效的方法。事實上，教了三年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我對這本重要著作的了解比之前精深了不少；學生學到應學的，我亦得益不淺，可謂兩全其美。

不過，三年用同一本書真的夠了，我已決定改用另一本書，一本適合這課程、我有興趣教，學生應該感興趣、而我亦可以得以教學相長的書。究竟是哪一本呢？經過深思熟慮後，我選了 Kripke 的  Naming and Necessity。

對，我明年會教  Naming and Necessity，真是想起也興奮。

以同道為朋

歐陽修〈朋黨論〉云：「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他說的是政治上的朋黨，這說法大體上沒錯；他對小人朋黨的批評，更是鞭辟入裏：「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然而，對於以同道為朋，他只談好處，甚麼守道義、行忠信、惜名節、同心共濟、終始如一等等，卻沒有指出十分重要的一點：黨同伐異，君子難免。

寫文章要取捨，歐陽修可能只是略去這點不提，以加強文氣，但也可能是根本不認為君子的黨同伐異有何不妥，所以才沒有指出：從他自己認同的「道」來看，他的道就是正道，與他不同道者 --- 反對他的主張、見解、或理念的人 --- 都是錯的，伐之乃正義之舉，伐之可也！

以同利為朋者，凝聚力不大，利去則黨散；同異的意識不會很強，利之所至，可以改變立場，以吸納異見者。因此，同利為朋者雖有黨同伐異的情況，往往不會過於劇烈，為他日謀利留有後着。

反觀以同道為朋者，越是看重那所同之道，凝聚力便越強，與異見者涇渭分明；當那「道」已到達信仰或 ideology （一般中譯為「意識形態」，但較少人用的「意締牢結」音義兼備，是更貼切的翻譯）的地步時，便有「真理在我」的信念，加上朋黨有互相加強信念（ideological reinforcement）的作用，信念強而生霸氣，伐異之心起，伐異之言辭和行動必激，其甚者，會決心將異見者置諸死地。

以同利為朋而伐異，固不可取，但伐異之最可怕者，卻往往是那些以同道為朋的人。

哲學家和哲學匠

有讀者留言，以「哲學家」和「哲學匠」對照，他留言的深意我不猜測了，但這兩個稱謂卻值得一談。

先說「哲學家」。如果「哲學家」只是英文 “philosopher” 的意思，那麼舉凡研究哲學的，都是哲學家，正如玩音樂的都是 musician（音樂家）、繪畫的都是 painter（畫家）、寫小說的都是 novelist（小說家）；在這個意義下，世上的哲學家數以萬計，單是美國哲學家聯會，便有過萬會員，本人是其一。如果「哲學家」有中文「自成一家」（或粵語「到家」）的意思，那麼古往今來的哲學家便不出數百，當今世上研究哲學而自成一家者，更寥寥可數；在這個意義下，我當然不是哲學家了。

至於「哲學匠」，那「匠」字是「匠人」或「工匠」的意思。匠人技術熟練，卻只知依樣葫蘆，照著一定的程序和手法，重複製造大同小異的產品；哲學匠，就是研究哲學者而只知依照期刊的規格，掌握了不錯甚至高超的寫論文技巧，孜孜於「製造」哲學論文，追逐學術潮流，頻寫熱門題目，發表一篇又一篇的論文，至於論文題目是否值得研究，自己對題目是否真的有興趣，便不計較了。

哲學家（上述第一義）中的確有哲學匠，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我認識的哲學家中，只有一個我認為是哲學匠。在回應讀者留言時，我說 Davidson 和 Dummett 是哲學匠的表表者，那當然是開玩笑；對 Davidson 和 Dummett 的重要著作認識稍為深入者，都會同意他們是自成一家、對哲學有重大貢獻和深遠影響的哲學家（所以是上述第二義的哲學家）。曰 Davidson 和 Dummett 小者，非二人小也，其所見小也。

其實，就算是哲學匠，我們也不應小覷，因為要成為哲學匠，殊不容易，不但要資質高，肯練功，還要刻苦勤奮，有決志之心（卻不必勇武），才可以練成不斷寫出期刊論文的功夫，不是每個讀哲學的人都做得到的。就以我為例，旁騖太多，從來都不能專心致志寫論文，就永遠都當不成哲學匠了。

不寫論文，只寫些哲學入門書給小朋友看的，自然不是哲學匠，也顯然不是自成一家的哲學家，只能算是上述第一義的哲學家。然而，假如要求嚴格一點，那麼，凡沒有做哲學研究已久，與當代哲學最重要的研究都脫節的，我們便應該稱之為「掛名哲學家」。

孤寂的歌

年青的時候，我多愁善感，經常受到一股無名的孤獨感侵襲，別人表面上不會看得出，但我悲涼寂寞時，那感覺是可以強烈到難以忍受的。當年，每感孤寂時，我都愛聽一首歌，覺得音樂和歌詞都能表達我的心情，那就是李壽全的〈看不見自己的時候〉。今夜喝了點 Scotch，聽了這首歌三、四次，勾起了少年十五二十時的許多回憶；如今雖未鬢已星星也，但想起舊事，那悲歡離合總無情之歎，還是難免。以下是歌曲和歌詞，和你們分享我那久遠而又熟悉的聲音和感受：

總在早晨不太快樂的清醒

總是睡前需要一點點的酒精

啊 --- 情緒萬種，為何只剩下一種痛

忘了曾經有過的感動

忘了伴我孤獨的初衷

劃根火柴，在你看不見自己的時候

點支香菸，看它能支持多久的寂寞

啊 --- 沏一壺茶，在被遺忘的人生角落

餘味總是冰冷苦澀

品嚐世事的起起落落

不可不讀

兩位同事和一位朋友（都是教哲學的）不約而同告訴我，正在看 Daniel Kahneman 的新書 Thinking, Fast and Slow，而且都認為那是不可不讀（must read）、令人眼界大開的重要著作。他們對 Kahneman 已往的研究已略知一二，本來以為這本不過是他晚年的綜合之作，但看後才知道書裏有不少新資料、新觀點，大為驚喜。我原沒打算讀這本書，也以為那不過是新瓶舊酒，但他們這麼一說，我豈能不讀？不讀則已，一讀則難以釋卷，真是 page-turner 也！

假如你想多認識一點人類在思考和作決定時容易犯的錯誤，這本心理學巨著的確不可不讀。書裏講的錯誤不是邏輯上的錯誤，就算你是邏輯學家、精通思考方法、熟習統計學，也容易犯這些錯誤，因為錯誤的來源是一些我們意識不到的頑強心理機制。

書的內容我不多講了，只想談一談 Kahneman 在 Introduction 裏提到的一個方法學問題。他說他跟 Amos Tversky 合作的研究有一個特點（Kahneman 的研究大多是跟 Tversky 合作的），就是發表的論文不只是報告研究的結果，還附錄實驗裏用的問題，讓讀者回答，以親自體驗論文裏指出的認知錯誤或偏差。假如論文只是報告研究的結果，有些讀者便可能會認為研究對象不能代表大部份人，或者同意很多人會犯那些錯誤，卻相信自己不會。這個方法和此書的其中一個主旨十分配合：大部份人都在各方面高估自己。

期刊排名

在英美哲學界很有影響力的網誌 Leiter Reports 間中會搞些排名投票，例如選古往今來最重要的（西方）哲學家、過去二百年最重要的哲學家、和過去二百年最佳倫理學著作，投票者通常不過幾百人，大都是哲學教授和研究生，所以投票結果只是大致反映這些人的看法，參考價值亦僅止於此；最近一次的期刊排名亦應如是觀，不是甚麼嚴謹的研究數據。

這次排名的是一般哲學期刊，即不限哲學範圍的期刊，已是第二次排名，跟上一次的結果大同小異，可見英美哲學界不少人對期刊的高下有相當穩定的看法。我兩次都沒有投票，因為對好些高水準的期刊，我分不到高下；我不會否認 Philosophical Review 刊登的上佳論文比  Ratio 刊登的為多，而在這個意義上前者是質素較高的期刊，但要我分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和  Synthese 的高下，我實在沒有頭緒，連訴諸印象也做不到，只能說「沒有意見」了。對於那些能將期刊高下排得這麼仔細的人，我真的很好奇，想知道他們是根據甚麼標準來排名的。

我最近被  Philosophical Studies 接納的論文，曾被 Ratio 拒絕，再投到  Philosophical Studies 時，基本上沒有改動過。然而，在  Leiter Reports 的排名，Philosophical Studies 是第六，Ratio 則包尾，排第二十；假如這篇論文投給  Ratio 時便被接納，它的「聲價」在某些人心中恐怕便會低一些了。

崇優鄙劣

陶傑有一名言，指自己不是崇洋，是崇優；〈擁殘棄正〉一文擴而充之，說「歧視蠢人，崇優鄙劣，多靠近優資良品，是做人的基本宗旨」，那是鼓吹崇優鄙劣了。他有多認真？我不知道，但有讀者在這裏留言，說「我們其實都會崇優鄙劣，只是不以種族為單位而已」，似乎是認同陶傑的講法，不過稍為限制，不以種族定優劣。然而，這位讀者也可能只是認為「我們都會崇優鄙劣」乃一事實，而非贊成崇優鄙劣是「做人的基本宗旨」。

先講事實。所謂「崇優」，當然不只是指出優者為優，而是對優者的一種態度：尊崇、推崇、崇尚、崇拜、崇敬。我們的確很多時候都崇優，可是，不崇優的例子也不少，例如很多美國人明知日本車在性能、耗油量、和耐用程度等都比美國車為優，可是，他們就是愛買美國車，不崇日本車。有些人不否認名牌大學在各方面都比非名牌大學優勝，但對大學卻沒有崇優的心態，覺得子女入讀名校固然是好事，但讀較普通的大學也沒甚麼大不了，只要讀得開開心心，受到良好教育便成了。在乎口味的事物，就更顯然不一定會崇優；認為巴哈的音樂比柴可夫斯基的偉大，也可以更多聽、更喜愛老柴的音樂。有些事物涉及習慣或感情，例如光顧慣了的店舖，就算你知道附近有一間新開張的食物或貨品質素較高，你亦未必會崇優去也。

說到感情，在人際關係中更易找到不崇優的例子，而且這些例子能說明我們相信至少有些東西是不應一味崇優的。交朋結友，性情相投就好，肝膽相照更難得；不要說人的優劣有很多標準，不易劃分，就算分了優劣，還分得客觀準確，我們大多不會以崇優鄙劣為交朋接友的原則，不但不會，還認為不該那樣 --- 假如甲乙二君都是你的好朋友，而甲君在各方面都比乙君優勝，你應該因此而崇甲鄙乙嗎？男女關係亦如是，一味崇優者，假如遇到一個比現時的伴侶優勝而又可以追求到的，便會見異思遷，那樣做應該嗎？

還有，崇優也不一定要鄙劣。「鄙」是「崇」的相反態度：鄙視、鄙夷、鄙棄。劣者不一定值得鄙視，因為很多時候不應只看其劣，還要考慮其他因素 --- 天生的缺陷，應鄙嗎？因生不逢時或家境貧困而沒受教育的文盲，應鄙嗎？幾經努力而終歸失敗的劣作，應鄙嗎？

我問了很多問題，有些是反問，有些是真問，無非想帶出以下兩點：一，崇優鄙劣不一定對；二，如果崇優鄙劣是一個價值觀，便是過份簡單的價值觀，不能反映我們對人世事物的豐富看法。

陶傑的賤文

陶傑昨天在《蘋果日報》發表的〈擁殘棄正〉一文，只能用「賤莫甚」三字形容！此文一出，即受一些反對簡體字的人力捧，說他「有良知」、「有風骨」，是「正義的朋友」，其實陶傑在文章裏只是一貫地展現他的下流文風和不要得的價值觀，沒有值得稱讚的地方。我不喜歡簡體字，也希望香港能保持正體字堡壘的地位，但陶傑這篇表面上是反對簡體字、實質不過是抽水的文章，我是絕不認同的。

且看陶傑怎說：

『這個世界，口號是假象，嚴格的分等級，挪威、瑞典、丹麥及其公民，品味修養、人命價值，跟非洲盧旺達一名部落酋長，絕不平等。孟子說：「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歧視蠢人，崇優鄙劣，多靠近優資良品，是做人的基本宗旨。譬如在鄰近地區，看見「刀削面」、「北京拉面」這等 麪店招牌，就可以假設店主的智商是低級的。智障煮的麪，你敢付鈔光顧？很勇敢。』

品味修養分高低，雖然難有客觀標準，但陶才子要分，而且將自己歸入高尚的一類，也不怪他；然而，說人命價值有高低，那就大有問題，陶傑如此信口而出，並以所屬國家地區分等級，如此輕率論人命，令人心寒。陶傑自然認為自己的人命價值比非洲盧旺達部落酋長的高，但比起挪威、瑞典、丹麥及其公民的，他是貴些還是平些呢？

批評陶傑者，往往會得到「認真你就輸」的反應，陶傑這篇文章裏的其他歪理賤論，例如說歧視蠢人是做人的基本宗旨、可以假設簡體字招牌的店主是智障的，我可以只視為譁眾取寵，姑且不論，但講人命價值那幾句，事關基本的價值觀，便不能不跟他認真了。

（陶傑早兩天談通識的一篇文章，寫出「達爾文的《相對論》」，已貽笑大方，這篇又來一個才子絕不應犯的錯，將孔子的名言當是孟子說的，他覺不覺羞？）

這，就是煽動了

昨天《東方日報》有一則小新聞，標題是「唔識普通話  報檔太子爺捱揍」，報導只是說『兩名操普通話男子前來買煙，疑因言語未能溝通，兩名男子大為不滿離開，稍後竟聯同三名女子折返，打傷「太子爺」後逃去』，可是，林忌和陳雲兩位抗共義士立刻在 Facebook 大做文章。林忌說「廿三歲報紙檔少東，因普通話差被人圍毆」，陳雲更厲害，破口大罵：「香港報販因為不懂得普通話而被大陸人糾黨毆打，你們這一年來宣稱的包容論、融合論、文化差異論，間接助長大陸人的氣焰，削減香港人抗爭的勇武。你雖不殺伯仁，伯仁為你而死。你們這群賣港逆賊，還不出來袒護大陸人，還不出來罵陳雲是法西斯、罵城邦自治論令香港封閉？」他們的擁躉當然一呼百應，怎麼難聽的話也說出來了。

我不相信林忌和陳雲這麼沒腦，不知道根據《東方日報》那則簡單的報導，我們沒有充分理由相信那幾個大陸人（假定他們真的是大陸人）是因為報攤少東不懂得普通話而毆打他。我們不知道那些大陸人是甚麼背景，不知道他們與報攤少東怎樣發生衝突，不知道是哪一方惡言相向在先；看報導，我們知道的只是雙方因言語不通而有衝突，結果是大陸人毆打報攤少東。譴責打人者，當然可以理直氣壯，但輕率地將打人事件扯到文化衝突，定性為「大陸人的氣焰」硬碰「香港人抗爭的勇武」，除了是煽動香港人更加仇視大陸人，我想不到還有甚麼其他目的。可嘆者，是容易被煽動的人實在太多了！

我這一篇若給煽動者看到，恐怕又會扣我一頂「五毛」、「左膠」、甚至「賣港賊」的帽子了。

一本邏輯小書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的那套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 本本短小精悍，真的 very short，雖然未必每本都寫得十分好，但其中出色的（例如  Psychology, Human Evolution, Relativity, 和 The Brain），都做到言簡意賅、引人入勝，Graham Priest 寫邏輯的那本，就是表表者。

跟其他邏輯入門書不同，這本小書沒有講解個別的邏輯系統，而是討論一些重要的邏輯概念，包括 validity, truth functions,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和 conditionals 。Priest 不只是介紹這些概念，還點出這些概念涉及的一些難題；例如在  “Truth Functions - or Not?” 那一章，他便從討論一個看似不合理的推論 --- 由一個矛盾命題推出另一命題 --- 而帶出 truth functions 這個概念，然後說明為何那看似不合理的推論在  classical logic 是 valid 的（這就是所謂的  principle of explosion，但 Priest 沒有用這個術語）。隔了兩章，Priest 重提這個看似不合理的推論，然後指出只要放棄一些假定，便可以排除這種推論，建構另一邏輯系統（即  paraconsistent logic，但 Priest 也是沒有用這術語）。

這本書相當淺易，沒有哲學和邏輯底子也可以看懂，但我認為它特別適合以下這類人看：讀過一點邏輯、以為讀過的邏輯便是金科玉律的人，這本書可以刺激他們思考應該怎樣看待邏輯。

Priest 不只是個懂邏輯的哲學家 --- 他是個哲學家，但也是當今數一數二的邏輯學家，對邏輯學有重大貢獻。有趣的是，他對佛學也有濃厚興趣，去年在香港大學演講，題目就是  “Buddhist Ethics: A Perspective”！

（這本邏輯小書還有另一版本，加了很多插圖。）

尋詩

董橋〈另一種念人憶事〉一文（見《白描》）談及畫家周鍊霞，引了一句她寫的詩：「一擔煙火踏清霜」，說是她「詠冬夜街頭挑擔賣餛飩的句子」，我見而喜之，可惜董橋沒有引全首詩，還說：「全詩我找不到也記不得了。」此文寫於 2003 年，在網上查資料已是尋常之事，想來董先生老派，不習慣用這方法。

我在網上不出一分鐘便找到全首詩，並發現董橋錯引一字，應是「一肩煙火踏清霜」，「肩」字勝過「擔」字，令人與物交融。詩題《冬夜遇餛飩擔》：

風寒酒渴人如夢，

街静燈疏夜未央。

何處柝聲敲永巷，

一肩烟火踏清霜。

末句最好，可能是因此董橋才沒有忘掉，不過全詩整體不俗，是首好詩。董文還引了周鍊霞的詞句「但得兩心相照，無燈無月無妨」，也是沒有引全首。這兩句亦妙，第一句拙，第二句巧；「兩心相照」本來與燈月無關，說「無燈無月無妨」似乎實屬當然，但那「無妨」兩字意猶未盡，又正好表達了「兩心相照」之情。

我當然禁不住把全首詞找出來，見到的一些版本跟董橋引的也是有一字之別：「無燈無月何妨」；這句董橋引的好得多，連用三「無」才夠巧。然而，這首詞整體太直露，看後有點失望。詞牌是《西江月》（第七句欠一字，是別體），題為《寒夜》：

幾度聲低語軟，道是寒夜猶淺。早些歸去早些眠，夢裏和君相見。

丁甯後約毋忘，星華灩灩生光。但使兩心相照，無燈無月無妨。

說起《西江月》，我還是最喜歡蘇軾這首：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

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然北望。

（忍不住說句題外話：現在說「北望」，是會給人罵的！）

上智下愚

《論語》〈陽貨〉記載孔子說：「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處的「知」即「智」，「上智」與「下愚」相對，上智就是智慧高超者，下愚就是愚不可及之輩；我一向以為「不移」即「不可移」，是「不能改變」的意思，讀過的注釋，例如楊伯峻《論語譯注》和錢穆《論語新解》，都是採用此說。這個解釋似乎自然合理，但想深一層，則未必想得通：為甚麼上智和下愚的人不能改變？是他們沒有能力改變？還是別人沒有能力改變他們？

今天讀到王陽明《傳習錄》中論及孔子這句說話的一問一答，豁然貫通。門人薛侃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王陽明答道：「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這就是了！ 不移，不是能力不逮，想移卻移不了，而是根本不想移，不是不可以，只是不願意。

上智者不肯移，是知道自己沒有需要改變：既已達上智之境，便有足夠的智慧洞悉自己已達上智之境，於是知道沒有需要改變。下愚者不肯移，是以為自己沒有需要改變：既愚不可及，便愚昧到不察覺自己是如何愚昧，於是自以為好端端的、沒有需要改變。

上智與下愚同樣不肯改變，卻是源於自知與自昧的大分別。

信口開河、但求「啱聽」

陳雲這麼受他的 fans 擁戴，原因之一是他不時向他們講一些十分「啱聽」的說話，假如這些說話潤以典雅的文筆，他們便更加受用，至於他說的是真是假，有無根據，fans 們是不會深究的。

陳雲剛在 Facebook 貼的幾句說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漢字書法可以顯示一地的精神氣質。台灣的街道招牌楷書，以唐人歐陽詢體為主，賢良方正。香港的是宋人蘇東坡體為主，圓潤寬厚。大陸的是新魏體，筆劃棱角分明，處處展露刀兵，肅殺而不仁。」

香港圓潤寬厚，台灣賢良方正，大陸肅殺而不仁，這不正是陳雲 fans 耳中的梵音妙韻嗎？然而，這也是信口開河，噏得出就噏！我沒到過台灣，不知招牌楷書多歐陽詢體之說是否屬實，但香港招牌我還有深刻印象，記得顏體楷書的招牌隨處可見，蘇東坡體的則少見。照片中的招牌，沒有一個明顯是蘇體的；「雅麗珠寶玉器」那個應是歐體，「和盛金行」那個更易認，是寫過招牌無數的香港書法家區建公的書體，這個即使不是他親寫的，也是模仿他的風格，尤其是那個「行」字，走不了的 （ 區建公的楷書不是蘇東坡體，我看他學的大多是清朝的趙之謙）。

至於說大陸招牌多用新魏體，如果指的是三、四十年前，也許沒說錯，因為據說新魏體在文革時期非常流行，可是，新魏體的招牌現在已不多見了（這是我近幾年到中國大陸旅遊的經驗，在我到過的十多個大小城市中，就沒見過多少個新魏體的招牌）。陳雲說大陸招牌多用新魏體，是想當然；說新魏體筆劃棱角分明，沒錯，但接著的「處處展露刀兵，肅殺而不仁」云云，則純屬主觀投射，假如是香港流行新魏體，他便可能會說「新魏體筆劃棱角分明，處處展露決志之心，果斷而勇武」！

人總是喜歡聽合自己意的說話，一班意見接近而態度強烈的人，很容易會捧出一個意見領袖，假如這個意見領袖口才好或文筆佳（或兩者兼備），懂得講一些他們愛聽的說話，便會更受擁戴，甚至得到盲目的追隨。陳雲就是一例，他的政治見解不是問題，你可以贊成，可以反對，大家理性討論；問題是，他講「啱聽」說話的功力很高，相信已有不少盲目的追隨者了。

生命的操控感

我脾氣不好，易動怒，有一種情況特別容易令我生氣，就是安排好的計劃或工作程序給打亂了，以致完成不了本來可以完成的，甚至連做的機會也沒有；即使是遲些可以補做，當下我也往往會很躁，輕則波濤暗湧，重則山洪暴發。

為何會如此？我反躬自問，相信部份原因是我忍受不了生命完全在自己的操控之外。雖然我明知人生極多變數，而且大多不受自己安排或控制，但我仍然盡量追求生命的操控感，凡事都會預先安排，然後依照安排行事；順利的，我便會覺得生命由自己作主，可是，不順利時，我卻會特別焦慮不安，正如有希望，才會有失望的打擊。

就算那偶然得之的生命操控感只是幻覺，我仍然希望能有那感覺。

早熟的口味

兒子還未到十五歲，但思想早熟，從他看電影的口味可見一斑。他十一、二歲時已開始看一些「成人電影」--- 一般青少年不感興趣和看不懂的電影。我還記得他看的第一部「成人電影」是 Run Lola Run ，一看便十分喜歡，後來還重看了兩三次。另一次我有較深刻印象的，是兩、三年前和幾個同事看 The Assassination of Jesse James by the Coward Robert Ford，兒子那天沒有功課，我問他有沒有興趣跟我們一起看，他沒有問電影是關於甚麼的，便說有興趣，看完後還參與討論。

上星期我和他看了兩部我心愛的電影：《花樣年華》和 Magnolia。兒子喜歡《花樣年華》，我不覺得出奇，但 Magnolia 情節簡單，內容複雜，而且片長三小時多，他也看得津津有味，我就有點意外了。

Magnolia 裏有一場「唱歌戲」，背景播著 Aimee Mann 的 “Wise Up”，鏡頭由一個角色和場景，移到另一個角色和場景，每個角色都在低聲而憂鬱地唱這首歌，我和兒子都覺得這場戲很有感染力：

我對兒子早熟的口味還有個「終極測試」，就是蔡明亮的《不散》（也是我心愛的電影）。此片非常緩慢，只有十來句對白，最要命的是片末那個五分多鐘的定鏡，是耐性的大考驗：

合作成果

跟 Z 合作的第二篇論文正寫到核心的理論部份，討論了好幾次，還未盡滿意，看來這篇論文比我們預計的難寫，至少要多花兩個月才能完成。正當我們有點洩氣的感覺，今天卻得到一支強心針：我們合寫的第一篇論文給期刊 Philosophical Studies 接納了！

合作寫論文並不容易，不但要兩人程度相若、見解接近（至少在合作的題目上），還要在討論時「有 chemistry」，能夠互相刺激，將各自的潛力都迫出來。這兩次和 Z 合作，我們都強烈覺得對方是好拍檔，相信以後還可以繼續合作下去。不過，如果寫成的論文都沒有期刊接納，便遲早會失去動力；今天收到的好消息來得合時，令我們立刻提起勁來，更有決心完成第二篇論文。

被接納了的那篇論文很短，只有約四千字，要合作，是因為論文裏有知識論和數理邏輯的東西，我的數理邏輯比知識論弱，其中的一些 formal proofs 有可能會搞錯，於是便找數理邏輯很強的 Z 合作。這篇論文裏有不少數學和邏輯符號，驟看可能頗嚇人，但那些符號都是必要的 --- 我寫論文，如非必要，從不將命題或論證符號化。

Z 聽到好消息後很興奮，說要慶祝，我建議到酒吧喝酒，一邊喝一邊討論第二篇論文；把酒論哲學，人生一樂也！

政客之言

正競逐共和黨總統提名的政客 Rick Santorum 昨天在一個演說裏胡言亂語，說加州公立大學系統裏有七、八間大學完全沒有美國歷史的課程；事實上，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有 American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Requirements，加州州立大學（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有 U.S. History,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Ideals Requirements，兩個大學系統（共三十三間大學）都規定學生要修美國歷史的課程。

這些簡單的事實，要查證是舉手之勞，究竟 Santorum 是無知兼懶惰，還是故意講假話？答案不一定是非此即彼：他可能真的是聽說或讀到這樣的講法，認為可以用在演說裏，以取悅演說對象，令他們更欣賞他的反自由主義立場，於是便說了。至於這講法是真是假，對他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演講時達到效果；即使後來給傳媒指出錯誤，他的支持者大多不會理會（甚至不會知道），而他亦自有辯解之道。

Santorum 推銷的是 anti-intellectualism，這在美國大有市場，他曾說過大學是 “indoctrination mills”，所謂 “indoctrination”，指的是灌輸自由主義思想 --- 他從保守的宗教立場反對這種 “indoctrination” ，認為大學教育令很多學生喪失宗教信仰，是很要不得的事。至於宗教信仰更堪稱  indoctrination ，Santorum 是不會承認，不會理會，也不會討論的，因為政客之言，著重的不是真假，而是對象和效果。

謬種流傳

龔鵬程〈喝酒的女人〉一文（見《飲饌叢談》）有不少扼要而有趣的資料，雖然只是短短兩頁，已足以說明很多人都有的一個對中國古代婦女的看法，其實只是謬種流傳，那看法就是：古代婦女沒有自由，大都三步不出閨門，很少社交活動，更嚴禁與陌生男人接觸。

此文妙在以討論李清照的詞句「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鳳凰臺上憶吹簫〉）開始，以帶出古代婦女飲酒乃常事這一點：假如婦女飲酒是禁忌，就算女詞人經常縱飲，也不敢隨便說「我近日消瘦了，不是因為喝酒喝壞了身體」。

龔鵬程由李清照不忌談飲酒，說到古代婦女「常邀同伴飲酒或與男子同飲」，然後引經據典證明「古代女子社交乃是極尋常的事」。他的結論說得好：「談歷史，尤其是女性史，擺脫一種虛構的史觀，揚棄一些荒誕的成見，恐怕仍是必要的。」即使到現在，沒有人會認為女性飲酒應被禁止，仍有不少人在看到女性豪飲時會認為女性不該如此（而這些人對男性豪飲沒有這種反感），這種看法，相信是那「虛構的史觀」的影響。

很多人對中國古代婦女有上述的誤解，是因為聽人說得多了，在電影或電視劇看得多了，懶得深究，便接受了；假如沒有人指正，便會一直錯下去，甚至有份將謬誤傳播。

這令我聯想到另一「虛構的史觀」：古代的人，直到中世紀，都相信地球是平的。這個誤解有個名稱，叫 “The Myth of the Flat Earth”。其實古希臘已有不少思想家相信地球是圓的，亞理士多德就提出過地圓說的證據和論證；到了中世紀，幾乎所有學者都接受地圓說。然而，即使到現在，這個錯誤的看法仍在流傳，甚至在教科書裏還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