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和Placebo

Willsin在網誌上自認極之迷信，還舉例說自己搭飛機一遇到氣流，飛機擺動得厲害時，就立刻祈禱求耶穌打救，「所以僥倖活到今日」云云。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迷信，但他說的卻令我聯想到the placebo paradox。

"Placebo"一般譯做「安慰劑」，不過，我總覺這個翻譯怪怪的，還是用英文原字吧。Placebo是沒有真藥成份的「藥」，因病人相信其有效，服食後由於心理作用而產生一定程度的療效；真正引起療效的是病人的信念，而不是那placebo。

讓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the placebo paradox。病人偉哥服食一種叫「強如鐵」的placebo後，「藥」到病除，而這效果完全來自他對「強如鐵」的信心。偉哥的醫生了解這情況，所以他相信：

(P) 「強如鐵」對偉哥有效，完全是由於偉哥相信它有效。

醫生相信(P)，那沒甚麼問題，因為(P)為真。可是，如果偉哥相信(P)，(P)便會成為假！要相信(P)，偉哥便要相信「強如鐵」的療效完全來自他的信念帶來的心理作用，而不是因為「強如鐵」有真藥成份；然而，如果偉哥不相信「強如鐵」有真藥成份，他便不會對「強如鐵」有信心，而這「藥」便不會對他有效了。

迷信的效果似乎也有類似的問題。假如迷信X令你心安理得，那是因為你相信X是真的（或至少不會大部份是假的）；如果你現在發覺X只是迷信，你便要相信X是假的（或大部份是假的），那心安理得的作用便應消失。

說回Willsin，如果他在飛機上祈禱真的有鎮驚作用，至少在那一刻，他不能同時相信求耶穌打救只是迷信。

娛樂學生

早兩天在知識論堂上講到illusion這個概念時，向學生表演了一個紙牌魔術，以作為illusion的現場例子。今天在哲學導論堂上解釋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時，又表演了一次，以說明選擇explanation時（例如解釋那紙牌魔術的效果）應該用一些甚麼標準。哲學導論有百多個學生，在這麼大的一班本來沒可能表演近距離的紙牌魔術，但這個課室是大學裏科技設備最好的，有一個先進的document camera，講台左中右共有三個螢幕，我只要對著document camera表演，便每個學生都看得一清二楚。

回到家裏，忽有興致，便拿出相機攝錄了這個紙牌魔術，看看效果如何。雖然光線有點忽強忽弱，紙牌魔術還算不太含糊，不妨給大家看看：

學生當然喜歡在課堂上有點娛樂，但這只可偶一為之，否則會寵壞他們，到我長篇大論講哲學時，他們可能便沒耐性聽了。

擺下擂台

早兩天阿肯色州有個校區校董會成員（那是個民選職位）在Facebook上寫了幾段極度仇視同性戀者的言論，被人公開了：他叫同性戀者做"queers"，表示假如他們都自殺死掉就好了，還說如果自己的子女搞同性戀，便會和他們斷絕關係。傳媒廣泛報導這件事，主要因為此人是負責教育的；美國教育強調兼容精神（至少口頭上是如此），大家自然要齊聲譴責這狹隘、分化社會、並有仇恨成份的言論。

事實呢，美國人之中同意這校董會成員的多的是，只不過未必會把仇視同性戀者的看法和情緒表達出來而已。除了東西兩岸一些大城市，美國絕大部份地方的人思想都很保守，其中多是福音派基督徒；對這些保守人士來說，同性戀是極之要不得的不道德行為。

香港人接受同性戀的人仍是少數，但不接受同性戀與視同性戀為不道德可以是兩回事，因為不接受同性戀的理由可以與道德無關。不過，明光社之流呼天搶地反對同性戀，打著的很明顯是道德的旗幟（這旗幟有兩面，另一面當然就是宗教了）。

有些人不假思索，視「同性戀不道德」為不辯自明的真理。有一次，我和一對也是從香港來的夫婦談起同性戀，我問他們是否認為同性戀不道德，他們想也不想便答：「當然是！」我追問他們為何認為同性戀不道德，他們卻講不出個所以然來。我還不罷休，再問：「如果你們的兒子是gay的，你們會認為他不道德嗎？」那個女的即時回應：「我兒子不會是gay的！」我得勢不饒人，說：「你怎知道？」她以攻為守，反問我：「如果你的兒子是gay的，你會開心嗎？」我氣定神閒答道：「會不開心，但不是因為我認為他不道德，而是因為我擔心他會被人歧視欺壓。如果我兒子是gay的，我會全力支持他。」只聽到她喃喃地說：「你說得輕鬆，那是因為你兒子不真的是gay！」唉！

我認為「同性戀不道德」這看法，是沒有任何理由支持的；我今天就擺下擂台，歡迎任何人挑戰我的立場。

天縱之才

我一向不特別留意娛樂新聞，尤其是中、港、台的，有很多明星、藝員、歌手，我或許聽過名字，但也弄不清誰是誰。早兩天妹妹在電郵問我，知不知道有個台灣歌手叫王力宏的，說最近看到此人的一些資料，才發覺他不是個普通的流行曲歌手，不但受過正規嚴格的音樂訓練，而且是真真正正的多才多藝，可謂天縱之才。妹妹非常之impressed，說如能有王力宏的其中一項天份，便於願足矣。

王力宏有幾「勁」？根據《百度百科》，他在可跟哈佛比美的Williams College主修音樂，畢業後進入以爵士樂訓練知名的Berklee College of Music，拿了個碩士。專精的樂器包括小提琴、綱琴、結他、爵士鼓、二胡、琵琶、長笛、和口琴，歌喉與唱功俱一流，並能作曲、寫音樂劇。除了音樂，他還會繪畫和寫作，兩者都得過獎；近年還當了演員和導演；他的語言天份看來也很高，能說英語、普通話 、法語、日語、粤語，並略通客家話和閩南話。上天也真不公平得太過份，因為此君還頗英俊！

這真是個multi-talented的人，然而，我們都知道，要成功，單有天份是不夠的，單有天份和努力可能仍是不夠的，還要看環境和際遇。你看看王力宏的家庭背景，就知道他一生下來便比很多人有優勢，父母均受過高深教育，家族裏還有不少有來頭的人物。他在美國讀書，接受的教育方式給他較大的發展自由，假如他在香港、大陸、或台灣成長，能否充分發展他的多項天份，殆成疑問。

天才有縱橫兩路，縱的一味深入，橫的涵蓋面廣；既縱且橫者亦有，卻是百年難得一遇，例如達文西、伽利略、歌德，和莱布尼滋。王力宏看來是橫的那種，就算他集中發展其中一項天份，也未必會卓然成家（假如他只拉小提琴，大概也不會拉到Itzhak Perlman的水平）；不過，即使如此，有他那樣的天份，也夠教人羨慕了。

過去不能改變？

過去不能改變，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實，可是，有時我們會幻想有一部時間機器，回到過去，讓我們有機會改變以往做錯的事，從而也改變現在。

時間旅行是一個很吸引人的想法，是否可能，則有兩個難題：第一是時間旅行在邏輯上是否可能；第二是即使在邏輯上可能，在科技上亦未必可行。我在形上學一科有講時間旅行，當然講的是第一個問題，學生通常都十分感興趣，意見多多，是討論其他問題時少見的。

首先要講的當然是時間旅行悖論（time travel paradox）：假如一個人能回到過去，便有可能做出一些事情，令到自己沒有出生，例如殺死了少年的祖父---祖父沒有結婚生子，就沒有父親；沒有父親，就沒有自己了；假如他沒有出生，那麼，那個時間旅客的他從何而來？

我用作教材的其中一篇文章是當代著名哲學家David Lewis（已故）寫的"The Paradoxes of Time Travel"，論點非常有趣。Lewis的看法是，時間旅行在邏輯上是可能的，並不會衍生上述那個paradox，因為即使有人真的回到過去，也不能改變過去；任何時間旅客在過去做的一切，早已是過去的一部份。

一般人的觀念，是時間旅行發生前有一個「舊過去」（時間旅客還未在這個過去出現），在時間旅客到達過去之後，便產生了一個「新過去」，而時間旅客在這個「新過去」做的事情，可能會引致一個「新未來」。很多關於時間旅行的電影，例如三集《回到未來》，劇情就是建基於這一觀念。

Lewis認為這是個錯誤的觀念，過去只有一個，沒有新舊之分：假如某甲在2010年用時間機器回到1900年，那麼歷史上的1900年一直都包括了某甲和他在1900年所做的一切（雖然沒有記載）。我們之所以有上述的錯誤觀念，是因為我們很自然從時間旅客的角度來理解時間旅行：從某甲的角度，他在2010年啟動時間機器時，並未經驗他在1900年所做的事。在他到達1900年後，他做的事在他看來都是剛發生的，由本來不是如此變成是如此；而事實上，這一切在2010年他啟動時間機器時已發生了超過一百年！如果他此行的目的是殺死少年的祖父，他一定失敗，因為他早已失敗了 --- 歷史上他的祖父沒有在1900年死去，並在很多年後生下他的父親。

如果連有時間機器也不能改變過去，惟有集中精神活在當下好了。

險詐、防詐、生詐

有些人對我有一個印象，就是我的年紀雖已不輕，人卻仍然相當「純情」，因為我的生活限於學院和家庭，身邊都是些比較簡單善良的人，沒有機會遇到不擇手段的奸險小人、惡毒之徒，不曾經歷過多少爾虞我詐、人心險惡。

這些我都不會否認，也不覺得「純情」有甚麼不妥，我還慶幸自己不像一些在商業機構做事的朋友般，要終日周旋於狼群鼠輩之間，甚至會被同化。同化，可以是把心一橫，豁出去了，你不仁，我何妨不義；也可以是潛移默化，逐漸變奸而不自知。

其實，在那種環境，經常要提高防人之心，即使不變奸，也很難保持赤子之心；久而久之，那防詐之心跟險詐之心的分別便逐漸模糊了。很多年前我在一間雜誌社兼職翻譯，當我上司的那個編輯就是這樣的一個防詐反生詐的人。這個女人，外表看來很單純善良，我跟她初相識時對她十分信任，過了很久才發覺她處處防人，極攻心計，最終令我吃了些苦頭。我當年比現在還「純情」，但她就是看不到我那顆赤子之心，對我做了好些完全沒有必要的「防禦工作」。現在回想，我會說，吃苦頭的是我，不幸的是她。

形上而平易

上星期我系的哲學學會請來了紐約大學哲學教授Ted Sider，演講活動空前成功：出席人數多，學生和教職員都有；演講內容有趣，絕不曲高和寡；答問部份發言踴躍，竟由原定的三十分鐘延長至一小時多！

Sider是英美哲學界分析形上學（analytic metaphysics）的首屈一指人物，名氣相當大，經常到處演講，我們發電郵邀請他時，預了他說沒空，誰知他竟然爽快答應，由紐約市老遠飛來，即日演講，翌日便飛回去，可謂奔波。

我本來以為Sider名氣既大，少不免會有幾分架子，但甫一見面，我就感到他極之平易近人。他的演講技巧一流，論點明晰，抑揚頓挫，緩急有致，善用例子，還間雜笑話，觀眾都聽得很入神。他絕對有能力講些複雜高深得全場只有幾個人聽得懂的形上學論證，然而，他知道這次的觀眾主要是學生，哲學程度都不高，所以深入淺出，適可而止，這是很多哲學家都做不到的（或不願意做）。

演講後我們幾個教授和一個學生（哲學學會會長）陪Sider去吃晚飯，他談笑風生，很多話題。飯後他本來可以回酒店休息，我們提議去酒吧喝酒，他也樂意跟我們一起去；我們把酒談形上學，又消磨了個多小時。這人的平易近人，可以看出是從心底發出來的，不只是社交客套。

Sider二十六歲就拿博士學位，是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的，雖算名校，卻不是哈佛、柏克萊、普林斯頓那種名校中的名牌；他是「捱」了大約十年，全靠實力才掙到現在的名氣。他發表了大量期刊論文，第一本書Four-Dimensionalism又得了個大獎，然後被Rutgers University把他從Syracuse University挖走，幾年後他又轉到NYU去了（哲學界以外的人可能有所不知，Rutgers和NYU的哲學系都人強馬壯，被行內人視為數一數二）。

Sider的平易近人也許和他的出身和經歷有關，不過，換了另一種性格的人（例如曾蔭權之流），可能會因此而變得狂傲，覺得自己很「巴閉」。

邏輯的難處

如果邏輯只是一些推論規則和形式系統裏的符號關係（註），那麼一般的邏輯（範疇邏輯、命題邏輯、和謂詞邏輯）並不難學，至少不會比高中的數學難。然而，我們學邏輯的動機大多是為了增強自己在日常生活的推理能力；就算是讀哲學的，學邏輯的目的亦不會只是掌握一些形式系統，而是把邏輯應用到哲學論證裏（當然，也會對邏輯本身引起的哲學問題感到興趣）。一講應用，就要走出符號系統，將日常語言「翻譯」成邏輯語言。可是，日常語言紛繁蕪雜，規則固然有，卻是充滿彈性、變化多端；這「翻譯」，很多時候便不容易拿捏了。

有些人上了邏輯課，看了邏輯書，做了不少邏輯練習，拿了個A，到頭來卻不見得日常生活的推理能力有明顯進步，因為他們只掌握了邏輯的規則和形式，卻在「翻譯」這一步給難倒了。

讓我舉個簡單的例子，以說明這種「翻譯」之難。以下是任何邏輯書都會講到的一個有效推論形式：

P ---> Q
Q ---> R
------------
P ---> R

假如有人這樣推理：

(1) 如果阿王靠寫詩為生，便一世無發達。
(2) 如果阿王一世無發達，便不會有一大筆遺產留給兒子。
--------------------------------------------------------------------
(3) 如果阿王靠寫詩為生，便不會有一大筆遺產留給兒子。

這個論證看來可以很直接「翻譯」成以上的推論形式，而被判定為一個有效的論證。現在看看以下另一論證：

(4) 如果阿王死了，他的老婆便會很傷心。
(5) 如果阿王的老婆很傷心，阿王便會表演魔術逗她開心。
--------------------------------------------------------------------
(6) 如果阿王死了，阿王便會表演魔術逗他老婆開心。

在日常語言裏，(6) 為假 --- 死人不會表演魔術； (4)和(5) 之為真，並不能保證(6) 之為真，因此，這不是個有效論證。可是，這個論證似乎跟之前那個在結構上沒有分別，為甚麼卻不可以「翻譯」成以上的有效推論形式呢？


（註）我只是講演繹邏輯。

有能者不懼？

上次跟弟弟見面時，談到人到中年，假如失業，會是很惆悵的事。其實，我自己的工作相當穩定，失業的機會很低；除非大學關閉哲學系，或是我犯了大罪（例如性騷擾學生），否則，即使大學裁員，也要按規矩先裁資歷較低的（先裁講師、再裁助理教授，如此類推），最後才會裁到我。然而，有時我還是會想像，萬一失業了，會是怎麼的光景？找到一個新的教席當然就海闊天空了，但找不到的時候，我還有甚麼工作可以做呢？

弟弟卻說他並不擔心，因為這世上大多數人的辦事能力都不高，他認為自己的能力比一般人高得多（這個我絕對同意），假如失業，應該可以再找到工作，可能不會是最理想的職位，養活妻兒卻應該不成問題；就算找不到新的工作，自己搞點生意，雖然未必會賺大錢，若只圖糊口，則不會太難。

弟弟的態度是有能者不懼，這態度是基於自信、樂觀、和對世界的合理性有信心。我也有自信，樂觀可能不及弟弟，亦不至悲觀，可是，我就是對世界的合理性沒有信心 --- 無能而處高位的我們見得多了，那麼，有能而連工作也找不到，或做生意頭頭碰著衰人，又有甚麼出奇呢？

快樂的韌度

早兩天寫B和V兩位朋友，重點是眼界的闊窄和關懷的遠近，有讀者卻提到快樂的問題，認為B雖然活在小小的三人世界，但可能比V快樂，也可能比V更容易得到快樂；另有讀者指出即使B不比V快樂，B仍可以相當快樂，這對B而言就夠了，沒有必要和V比較。（「快樂」不容易界定，但我以下所說的對很多不同的界定都適用。）

這些論點我大致同意，不過，在回應時我提到一點，是讀者未必想過的，那就是快樂除了講程度，還要講韌度。一個人快樂的韌度，就是他在面對人生打擊時而仍能保持快樂的能力。快樂沒甚韌度的人，一遇打擊，便立刻由快樂變成不快樂；快樂韌度高的人，即使遇到不只一次的打擊，只要稍為調節，便仍然繼續快樂生活下去。

這個韌度的分別，可以有不同的因素，應該與先天的稟性有些關係，然而，後天的努力和安排亦可以增強韌度。關於後天增強快樂韌度，心理學家Patricia Linville便提出過"self-complexity"這個概念。（註）所謂self-complexity，就是一個人自我形象的複雜性，而「自我形象」在這裏則是指一個人在自己心目中那些「我之為我」的身份。每個人都有很多身份（例如我的身份包括男人、中國人、我兒子的父親、哲學教授、馬勒迷等等），但只有其中一些會被自己視為「我之為我」；一個人「我之為我」的身份越多，這些身份的彈性和變化越大，他的self-complexity就越高。

我們追求快樂時大都是從這些「我之為我」的身份出發的，這些身份的成功活動就是快樂之源。根據Linville的研究，self-complexity越高的人，快樂韌度就越強，因為一個「我之為我」的身份失敗了，還有其他身份帶來的快樂支撐住那個「我」的整體快樂。

B的世界這麼狹小，self-complexity自然不高，假如她的家庭破碎了，她的快樂很可能便立刻完結。V的世界擴大了，接觸和關心的人和事多了，self-complexity隨之而增，快樂韌度亦因此增強；即使在非洲的義工活動不怎麼成功，她那義工的身份仍然可以無損（因為她可以當其他義工），即使她失去義工的身份，她仍可以保持「一個努力令世界美好一點點的人」這身份。她們現在誰快樂一點？我不知道，可是，假如B和V來個快樂持久賽，我認為V的勝算會較高。


（註） 我是在Daniel Nettle的書Happiness: The Science behind Your Smile裏讀到self-complexity這個概念的，但Nettle不是原創者，Linville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