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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氣累事：羅琳、洪蘭、陳雲

《哈利波特》作者羅琳以化名寫偵探小說，出版三個月後身份洩露，該書銷量隨即飆升，一天之內增加了一千五百多倍！以羅琳擁躉之多，假如一早用真名，暢銷絕無問題；她用化名，相信是個真心的嘗試。然而，羅琳的名氣實在太大了，出版新書涉及其他人的利益，化名的秘密遲早守不住，她想不到的，可能只是洩密者竟是自己的律師。該書銷量在羅琳身份洩露後激增，也不會令任何人感到意外 --- 名氣是銷量的保證，就算羅琳這本偵探小說寫得不太好，一樣會有很多讀者慕名而買。

由羅琳想到洪蘭。據說洪蘭那本爛譯《快思慢想》在台灣是暢銷書，以往的譯作銷量亦佳；假如她在台灣不是那麼有名，就算仍有本事找到大出版社出版她的譯作，肯掏腰包買她的爛譯的人相信不會多 --- 在書店翻兩三頁，看到那些不通順、不知所云的句子，還會買嗎？《自由時報》報道了網上對洪蘭劣譯的批評，洪蘭的回應是：「讀到好書，要努力介紹給國人，翻譯有不盡理想的地方，有人指正批評，當然要虛心接受，讓自己再進步！」不但沒有直接認錯，言下之意是仍會翻譯好書，「以饗」國人！此事大概會不了了之，洪蘭盛名無損，慕名的讀者繼續買她的爛譯，地球繼續運轉。

由洪蘭想到陳雲。次文化堂竟然輯錄陳雲在臉書的瘋言瘋語成書，書名《陳雲激語錄》，封面全紅，設計像《毛語錄》，盛惠一百一十八大元，明顯是噱頭，搵笨兼搶錢，不過一定會有人買。其實，假如陳雲出《香港城邦論》時不是早有名氣的作家，這本水準不高的著作恐怕不會有這麼多人注意和討論；現在他貴為國師兼教主，名氣更大，就是出垃圾書也不愁銷量了。

難怪這麼多人求名。

聞過則喜

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別人的批評，就算批評的只是小過失或小缺點，亦會不以為然，也許能裝作若無其事，心裏已然不快。假如被批評的乃聲名、面子、或形象攸關之事，有些人更會立刻擺出一副作戰姿態，一定死不認錯，有你沒我。

接受批評的最高境界，當然是子路的「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公孫丑上〉）。陸九淵擴而充之，而有「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與傅全美書》）之說，是知與行都兼顧了。其實，「知過不諱」（不隱瞞自己的過失）和「改過不憚」（不怕困難、努力改過）都可以在行為上強迫自己做到，反而是第一點的「聞過則喜」無法勉強 --- 假如你聞過不喜，你是沒可能強迫自己當下由不喜變為喜的。

怎樣的人才會聞過則喜呢？自大和自卑的人都不會：自大者不能忍受膨脹的自我被迫縮小，自卑者接受不了萎縮的自我給再踏一腳；只有自信而不自滿、力求改善自己的人，才較有機會做到聞過則喜。

打個比方：有些人視自己為一件已完成的名貴雕像，假如給人指雕像有瑕疵，是會非不得已才承認的，因為承認了就等於要降價。有些人視自己為一件已完成的廉價缸瓦，假如給人指缸瓦有裂痕，也是會非不得已才承認的，因為承認了就出售無望，甚至變成毫無價值 。另外一些人視自己為一件未完成的泥塑，還可以改變形狀，修正塑得不好的部份，著眼點不是價值，而是如何塑成更完美的作品；假如有人指出泥塑的不當之處，那是求之不得，欣然接受，因為可以據此而加以改善。

你視自己為雕像、缸瓦、還是泥塑，要看你的性情、經歷、和修養，前兩者大都不由自己控制，只有修養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然而，就算性情和經歷配合，要修養到聞過則喜，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聞過則喜的人是稀有品種；假如你能強迫自己做到知過不諱和改過不憚，那已是很不錯的了。

洪蘭事件

今早收到台灣《自由時報》記者的電郵，要求訪問我；原來〈不要臉的劣譯〉一文引發台灣網友廣泛討論，有讀者致函《自由時報》，希望能報道此事。我婉拒了直接訪問，但答應會書面回答記者的問題；記者說還會就此事訪問兩間出版社和洪蘭，這是公道的做法，我也很好奇他們會怎樣回應。

想不到這篇主要是抒發個人不滿的文章竟會引起這麼大的迴響，不過，能令一些讀者對劣譯有所警惕，甚至向出版社投訴劣譯，未嘗不是好事，因為讀者的壓力有可能令出版社加強對譯作的品質控制（但願如此）。

我寫〈不要臉的劣譯〉時只知洪蘭是台灣的知名教授和譯者，卻不知道她和丈夫曾志朗在台灣學術文化界是有權有勢的人物。洪蘭的劣譯在台灣早有人批評，可是，她的譯作還是一本接一本的出版，大概銷量也沒有怎麼受到批評的影響吧。我這篇網誌文章較能引起迴響，除了因為有身在台灣、讀者眾多的王丹在臉書轉貼了，還因為香港的《主場新聞》亦有轉載，加上我是個美國教授，令一些台灣讀者覺得連台灣以外的讀書人都注意到洪蘭劣譯的問題了。

可能「不要臉」這個強烈的字眼也是一個引人注意的因素，有些讀者執著這三個字而認為我沒禮貌、自以為了不起，甚至罵我人品低劣！Pinker 的 The Language Instinct 和 Kahneman 的 Thinking, Fast and Slow 都是我十分欣賞的著作，中譯竟給洪蘭這樣糟蹋了，實在令我氣憤；我是出於義憤而罵「不要臉」，現在雖然氣已下了，但仍然認為那三個字沒有用錯。假如只是譯得不夠好，罵「不要臉」是不恰當的，可是，像洪蘭譯得那麼錯漏百出，而且很多是明顯的錯誤，不忠於原文，甚至索性刪去一些句子不譯，完全不尊重原作者，罵「不要臉」並不過分。

翻譯書本的報酬一般不高，就算譯得好，獲得的掌聲也不會多，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然而，這不能成為亂譯劣譯的辯護理由，因為接下工作，就至少要交出及格的貨；就算只是掛名，其實是找人代譯的，也要負文責（不要忘記，有些人是見了你的大名才買書的）。

有讀者留言說：「翻譯文本來就很難可以把所有的東西都譯出來。語言本身就是不一樣的，不要想把橘子變成蘋果 --- 何必呢? 翻譯出來的東西有 70% 就不錯了。」不知道這位讀者用甚麼標準來計算那 70%？也許這位讀者認為我指出的 “could solve it, with paper and pencil, if not without” 一句的錯譯無傷大雅，甚至認為洪蘭刪去原文兩句，亦不影響那 70% 之數。那麼，讓我再舉一例吧！Kahneman 原文有這一句：

“The highly diverse operations of System 2 have one feature in common: they require attention and are disrupted when attention is drawn away.” (p.22)

洪蘭的翻譯：

「系統二有很多不同的運作，但是它和系統一有個相同的特質：兩者都需要注意力，當注意力轉移時，它們的運作都會受到干擾。」（p.41）

Kahneman 說的是系統二裏的不同操作有一個共通點，但洪蘭卻譯成那是系統二和系統一的共通點！這個錯譯在上下文是完全不通的（上下文主要是對比系統一和系統二）。假如我是出版社的負責編輯，無論上述那位讀者的 70% 怎樣計算出來，這樣的錯譯我是 100% 不接受的 --- 絕不收貨！

（後記：《自由時報》記者問我可不可以多舉些錯譯的例子，我在《快思慢想》第一章隨便翻看便找到了五個極其離譜的錯譯：

原文： “Intense focusing on a task can make people effectively blind” (p.23)

洪譯：「完全聚焦在一件事上，會使這個人暫時性的失明」(p.43)

按：集中注意力在工作上又怎會令人暫時失明？難道洪蘭連這樣的常識也沒有？就算單看 “effectively blind” 不知道該怎譯，只要看看上下文就會猜到那是「視而不見」的意思。

原文： “Not all illusions are visual. There are illusions of thought, which we call cognitive illusions.” (p.27)

洪譯：「並不是所有錯覺都是看得見的。我們所謂的認知錯覺（cognitive illusions）是一種思想上的錯覺，是看不見的。」(p.48)

按：很明顯 “visual” 這裏應譯作「視覺的」；句末的「是看不見的」是無中生有。

原文： “You have been invited to think of the two systems as agents within the mind” (p.28)

洪譯：「請你把這兩個系統想成心中的兩個代理人」(p.49)

按： “agents” 在這裏不好譯，因為中文沒有對應詞，一般譯作「行事者」或「能動者」；無論如何，譯作「代理人」是可笑的錯誤。

原文： “I will often use sentences in which the systems are the subjects” (p.28)

洪譯：「我常用擬人化的句子 […] 來描述它們」(p.49)

按： “subjects” 指的是句子的主語，怎麼扯到擬人化了？

原文： “If endorsed by System 2, impressions and intuitions turn into beliefs, and impulses turn into voluntary actions.” (p.24)

洪譯：「而且常常很衝動要變成自主性的行動」(p.44)

按：無言。）

「我不是一個學者」

「學者」這個稱呼在香港的傳媒用得相當隨便，幾乎凡在大學教書的都被稱為學者；我曾在某個網誌見到作者稱一些大學教授或講師為「授課員」，對於沒有做甚麼學術研究的大學教員，「授課員」這個稱呼似乎比「學者」適合。我的意思不是當學者是很了不起的事，但名總應該符實，沒有做學術研究之實就不應該有學者之名，如此而已；同一道理，我的學術專長是知識論和形上學，假如有人稱我為語言哲學家（philosopher of language），我一定會連忙否認。

其實，是否樂意被稱爲「學者」，除了名正言順的問題，也和個人對學者的要求及對自己的要求有關 --- 如果對兩者的要求都高，那麼即使在某個學術範圍有些研究，甚至出版了著作，但由於自認研究得不夠深入，也可能會拒絕「學者」這個稱呼。

梁漱溟就是一個好例子。且看他在晚年的訪問錄《這個世界會好嗎？》裏的這幾句說話：

「我常常對人表示我不是一個學者 […] 我承認自己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並且是本著自己思想而去實行、實踐的人，我就是這麽一個人。我對學術啊、學者啊，對中國的老學問不行 […] 現在的學問，科學我也不行，我西文不行，科學一定要學外國文，我的西文不行。所以講到學問，我只能夠歇一歇，我說我不行。」(p.81)

梁漱溟不是到了晚年才有這個自我了解，他在1930年寫的《我是怎樣一個人》裏，已有類似的說話，那時他不過是三十七歲：

「大家誤解我甚麼？這就是誤認為我是一個學者，甚或說是甚麼哲學家、佛學家、國學家 […] 談學問，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是有心 […] 我只是好發生問題 --- 尤其易從人事上感觸發生問題。有問題，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見；有主見，就從而有行動發出來。外人看我像是在談學問，其實我不過好用心思來解決我的問題而已，志不在學問也。我一向之談哲學，談心理學，始終是此態度；今日所談又涉及政治與經濟，仍不外此。」

在1934年寫的《自述》裏，他換了另外一個方式講，說自己不是學問中人，而是「問題中人」--- 他自知志不在學問，只是因為要解決困擾自己的問題而涉獵學問，幫助自己思考，到得出一些想法而止，不會尋根究底地繼續研究下去，因此，夠不上是一個學者。

有人認為這是梁漱溟謙虛，但他自視很高，亦時有狂氣（例如曾說：「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乃不會有的事！」）；我認為他拒絕「學者」這個稱呼，是因為他對學者和對自己的要求都高，不但真心認為自己不是一個學者，也不會自我粉飾或讓別人粉飾自己。

自視高、有狂氣的文人從來都不缺，但像梁漱溟這樣同時自我要求高而又不塗脂抹粉的，似乎越來越少了。也許，我們所處的，是一個越來越浮誇的世界。

不要臉的劣譯

臉書上有朋友貼了一則網上討論，內容主要是批評 Steven Pinker 的成名作 The Language Instinct 的中譯本，譯者是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洪蘭，她翻譯的科普著作超過三十本，在台灣是有名的。該網上討論指出洪蘭的翻譯錯漏百出，例如將應該譯為「塞音」或「閉止音」的語言學用語 ‘stop’ 錯譯為「停止」（p.185）、將 ‘part of speech’（一般譯為「詞類」）這個十分普通的文法用語錯譯為「口語的一部分」（p.115）、再將 ‘part-of-speech categories’ 錯譯為「口語的類別」（p.258）。

這些錯誤實在太離譜，我有些懷疑，於是找來洪蘭的譯本查證，結果證明上述討論裏的指控全部屬實。然後我隨便翻到譯本的一頁，那是 p.226，看看會不會這樣隨便翻看也能找到有問題的翻譯，誰知一眼便看到一句可疑的：

「所以在電腦工程師之間流傳一個笑話：Time flies like an arrow, fruit flies like a banana。」

那句英文相信不少人都見過或聽過，不是一個笑話，只能說是 word play（玩的是 ‘flies’ 和 ‘like’ 這兩個字的歧義）。我拿原著來對照，果然又是錯譯！原文是：

“Among computer scientists the discovery has been summed up in the aphorism: ‘Time flies like an arrow; fruit flies like a banana.’” (p.209)

洪蘭不但譯錯了 “aphorism”，而且原文的 “the discovery has been summed up” 在譯文裏也不翼而飛了。

我翻看了幾頁，每一頁都找到翻譯錯誤或譯得惡劣之處，不在這裏一一列出了；總之，這是一個不能接受的譯本。Steven Pinker 為這中譯本寫了一個短序（也由洪蘭譯爲中文），假如他知道洪蘭將他的傑作譯成這個鬼樣子，恐怕會氣炸肺！

我在臉書批評了洪蘭幾句後，有網友立刻問我有沒有看過 Thinking, Fast and Slow 的中譯本 --- 原來那也是出自洪蘭手筆：

Kahneman 這本書我曾在這裏大力推薦過，當然不希望這樣好的一本書會遭洪蘭的毒手。終於在網上找到洪蘭譯本的第一章，不看猶自可，一看把幾火，只見第一章的第二段已譯得十分離譜。先看原文：

“You knew immediately that this is a multiplication problem, and probably knew that you could solve it, with paper and pencil, if not without. You also had some vague intuitive knowledge of the range of possible results. You would be quick to recognize that both 12,609 and 123 are implausible. Without spending some time on the problem, however, you would not be certain that the answer is not 568. A precise solution did not come to mind, and you felt that you could choose whether or not to engage in the computation. If you have not done so yet, you should attempt the multiplication problem now, completing at least part of it.” (p.20)

然後看洪蘭的翻譯：

「你立刻知道這是一個乘法的問題，如果你有紙和筆的話你會算算看。如果沒有紙筆的話，你就不會做，因為你知道自己的心算能力。你同時也知道這個答案的範圍，你馬上知道 12609 和 123 都是不對的答案。但是假如你沒有花時間算它，就不確定答案是不是 568。」（p.38）

每一句都譯錯，最後兩個長句索性刪了不譯！（錯譯舉例： “could solve it, with paper and pencil, if not without” 的意思很簡單，是「即使不能心算，用紙筆當可計出答案」，洪蘭的翻譯簡直是不知所謂！）

這樣的翻譯，對不起付錢買書、花時間看書的讀者，也是侮辱了原作者，真不要臉！不但是譯者不要臉，出版社也不要臉。這兩本都是令人眼界大開的難得佳作，假如出版社買了 exclusive translation rights，可能幾十年內都不容許有第二個中譯本，那些英文閱讀能力夠不上讀原著的讀者，便只有望書興歎了。

范太與陳雲：維穩二重唱

今早起來，讀到三則新聞，都與佔領中環運動有關。

第一則是在《信報》網站讀到的，據報「佔領中環」一詞在中國兩大社交網站 --- 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 --- 已成為敏感詞，搜尋之下顯示的是「根據相關法律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即是，被河蟹了。假如報道屬實，可理解為中共對佔領中環運動越來越不敢掉以輕心。

第二則是在《主場新聞》讀到的，標題有趣，是〈協恩女學生 KO 范太〉，報道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出席協恩中學的通識科講座，被一女學生質問她為何認為爭取真普選是不顧全大局。范太的回應是：佔領中環等於是自殘香港，但犧牲香港利益卻不一定會令北京改變立場，倒不如在普選的問題上「有幾多攞幾多，先慢慢講」。她這個「攞」字用得真妙，因為有歧義，可以指主動去攞（主動爭取），也可以指被動的「畀幾多攞幾多」。當然，范太不會鼓勵香港人主動爭取普選，她說「有幾多攞幾多」，真意是先順從中央的決定，以後再慢慢打算，千萬不要搞對抗。那個「攞」字，不過是令她唱的維穩小調沒那麼露骨而已。

第三則也是在《主場新聞》讀到的，標題也醒目，是〈陳雲：佔中發起人是壞蛋追隨者是笨蛋〉，只是複述陳雲一篇文章的內容。稱佔中發起人為壞蛋，就當是修辭吧，不計較了；然而，陳雲文章的內容擺明車馬是攻擊佔中運動，卻不是提倡更激進、更勇武的抗爭，而是勸說香港人現階段不要搞事，「要普選，只需要提出原則性的要求，一人一票選特首，提名委員會必須全民平等參與，然後責成政府盡早提出普選的諮詢方案，這就解決了」。他在七一遊行前夕也說過類似的話：「港人只須靜待中共宣布香港普選方案，舉凡不符合普選者，港人嚴加拒絕即可。」講得真輕鬆！到時貨不對辦，如何責成政府？如何嚴加拒絕？陳雲這些話跟范太說的「有幾多攞幾多，先慢慢講」一樣，把中共溫和化了，彷彿中共會跟香港人有商有量，只要大家有耐心，中共始終會給香港真普選的。假如你相信范太或陳雲，因而反對佔中運動，中共還會不歡迎嗎？因此，陳雲唱的是變奏的維穩曲，這次跟范太同一日開腔，貌離神合，可說是維穩二重唱了。

（補充：不錯，陳雲有解釋為何反對向政府提出普選細節：「將來細節導引出來的、意料不及的後果 […]，例如導致土共的或財閥的候選人長期當選，那個後果是由香港市民自己承擔的，因為細節是你們市民向政府提出的！如果選舉細節是由政府向市民提出的，那麼市民可以反悔、可以輸打贏要，向政府要求修改到最好為止。」這是個不能自圓其說的講法。根據陳雲的建議，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舉凡不符合普選者，港人嚴加拒絕即可」，即是說，政府提出而最後得以實行的方案，必是香港市民同意的；為何市民提出的，就須要承擔後果，市民同意的，卻可以反悔？其實，就算是市民提出的，假如是真普選，有真民主，普選的細節在日後發現有嚴重弊端時，仍是可以在民主機制中修改的。）

兩個伊索寓言的政治教訓

小時候看了很多伊索寓言，有不少到現在還記得，今天不知何故突然想起了兩個關於旅人的伊索寓言，都是我從前特別喜歡的，現在細想之下，竟不自覺將兩個故事都「政治化」了。

〈旅人與真理〉

旅人在荒野上趕路，遇見一個孤伶伶的女人，站在路上，神情沮喪。旅人忍不住好奇問她：「你是誰啊？怎麼獨個兒站在這裏？」女人答道：「我是真理。」旅人追問：「你為甚麼離開繁華的城市，住在這荒凉的野外呢？」真理回答說：「很久以前，人人都會盡量避開錯謬；現在城市裏人越來越多，可是，幾乎人人都愛和錯謬在一起了，我反而不受歡迎，只好離開吧！」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人多了，政治變得複雜了，搞政治的人便會耍手段和愚弄群眾，以討好更多可能討好的人，從而得到權力或政治優勢；群眾聽慣了動聽的假話，亦反過來會質疑本來清楚的真理。有這個了解的人，甚至不會以欺騙愚弄群眾為恥，只視之為政治現實的需要。

〈旅人與獅子〉

旅人與獅子同行，一起穿越森林；走了不久，他們就各自吹噓自己的能力和本領如何勝過對方。他們經過一塊石碑，碑上刻著一個人徒手制服了一頭獅子。旅人指著石碑對獅子說：「你看，人類真強真有本事，就算是萬獸之王的獅子也要向人類臣服！」獅子笑著回答說：「這個石碑是你們人類刻的。假如獅子也會雕刻，那麼我們便會見到獅子刻的石碑，上面刻的一定是人類給獅子制服。」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很多所謂政治論述，其實是一戳即破的虛假宣傳，然而，只要找到適合的對象，這些政治宣傳會被欣然接受，甚至被奉為不易的真理。

這兩個教訓的教訓：伊索寓言的教訓原來可以自作的，只要說得通，亦無妨，兼好玩。

民主的弔詭 --- 不願子女從政

根據蓋洛普2013年6月的調查，美國超過六成父母不願意子女從政；這項民意調查並非首次，比較起二十年前同樣的蓋洛普調查，結果沒有多大變化（調查裏還有很多較仔細的資料，例如白人父母與非白人父母的分別，下文不會一一論及，有興趣的讀者可到這網頁查看： “In U.S.,64% Want Their Child to Avoid Career in Politics”）。

調查報告最末的一節 Implications 提到：根據歷來的調查，從政作為職業在美國人心目中一直排得相當低，遠低於當律師、經商、教書、和當工程師；而美國人最樂意子女從事的職業是醫學（當醫生或研究醫學）和科技方面的工作。報告還指出這個最新調查的結果與美國人對政府的看法沒有對應的關係，因為從前美國人對政府較滿意和信任時，他們已大多不願意子女從政，而即使近年美國人對政府越來越不滿意和不信任，他們並沒有更不願意子女從政。

為何大部份美國人不願意子女從政？這恐怕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我不是做這方面研究的，不懂得怎樣分析調查所得的資料，亦不會妄自提出解釋。以下我姑且談一談自己的情況，是否能反映一部份在美國的父母的看法，則不得而知了。

我的兒子阿樂在美國出生和長大，相信將來也會在美國工作（他能說流利的粵語和懂得看一點中文，所以將來未必沒可能到香港甚至中國大陸工作）。他的情況比較特別，因為他十二、三歲時便開始對美國政治和國際關係有強烈的興趣，不但經常到網上查看有關資訊，一直有讀這兩方面的課外書，最近還寫起文章來（貼在自己的網誌）；他現在只十六歲，但對美國政治的認識不會比我淺，至於國際關係，我便只有向他討教的份兒了。

阿樂曾表示對政治和外交有興趣，希望將來能從事政治或外交的工作，我和他媽媽幾乎立刻大潑冷水。他自然追問何解，當時我們的解釋並不詳盡，但大抵已能說明我們不願意他從政的理由：就算是民主的國家，政治和外交都是一部異常巨大的機器，即使是身處高位，也不過是機器的一件重要零件，不能獨力左右機器的運作，反而必然會被機器帶動，身不由己，不時要做出違背自己的原則甚至是違背良心的事；久而久之，很容易會迷失自我，人也會慢慢變質，能夠本著自己的原則而作出貢獻的機會不大。

這可算是一個弔詭：我認為沒有比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而正因為我生活在一個民主的社會，我才享有這麼多的自由，才可以自由思考和發表意見，我的下一代才可以有這麼多的選擇；然而，正因為我能夠自由思考和談論，我理解到民主制度的弊端，明白到即使在這個相對完善的制度裏，從政對個人也有壞影響，因而不願意自己的子女從政。可是，如果大多數父母都好像我這麼想，從而影響到一部份本來可以貢獻民主制度的下一代精英望而卻步，那卻是戕害了民主制度。

然而，作為父母，我自然是從兒子的利益著想；大我與小我的衝突，無論在甚麼政治制度，看來都是難以避免的。

政治邪言

有些政治建議或論述，偏激而不切實際，不但容易引起爭議，假如信奉的人多了，得到推行，便可能會危害有關社會。姑且稱此等建議或論述為「政治邪言」，邪者，不正也，未必是奸狡邪惡，但至少是走了歪路，走下去即使不是萬丈懸崖，也會迷途而不知返。

這些政治邪言大多沒有甚麼理據，往往不能自圓其說，甚至矛盾重重，只要稍動腦筋，並不難看到其毛病。然而，這樣的政治邪言也可以吸引到不少的支持者；有人也許會覺得難以理解 --- 明明很容易便看得出是歪路，為何還有這麼多人跟著走，而且這些人看來不都盡是愚夫愚婦？

對於這個問題，呂坤《呻吟語》〈品藻〉篇的一段文字可說提供了十分合理的答案：

「小人有恁一副邪心腸，便有一段邪見識；有一段邪見識，便有一段邪議論；有一段邪議論，便引一項邪朋黨，做出一番邪舉動。其議論也，援引附會，盡成一家之言，攻之則圓轉遷就而不可破；其舉動也，借善攻善，匿惡濟惡，善為騎牆之計，擊之則疑似牽纏而不可斷。此小人之尤，而借君子之跡者也。此藉君子之名，而濟小人之私者也。亡國敗家，端是斯人。」

「邪」，如上所言，不正也；「邪心腸」、「邪見識」、和「邪議論」，可以厚道些理解為思想偏激，愛走偏鋒，語不驚人死不休。政治邪言先吸引到一些本來就有相近思想的「邪朋黨」，聚合之後有搞作，就是「邪舉動」了。政治邪言假如有一個帶頭的論述者，寫文章或著書立說，或者只是到處演講，只要懂得旁徵博引，穿鑿附會，看起來便是有創見的一家之言，便會開始吸引到其他的人。

政治邪言自不能給人家一攻即破，否則難成氣候，因此，論述者要有幾度板斧，對於別人的攻擊能夠避重就輕，言辭有彈性（「善為騎牆之計」），必要時可以不斷兜圈、沒完沒了地辯駁下去（「圓轉遷就」、「疑似牽纏而不可斷」），總之能夠做到看起來不敗便成了。

政治邪言的論述者不能只守不攻，否則便欠強者勇者之姿，難以推動群眾。「借善攻善」（也是「小人之尤，而借君子之跡」），乃進攻的高招中之高招，借用一些正面的道理、原則、或概念來攻擊對手（其實對手才是真正奉行這些原則和理解這些概念），從而「匿惡濟惡」」（也就是「藉君子之名，而濟小人之私」）--- 掩藏了政治邪言不正之處，使其看來合理、甚至代表了正義。

亡國敗家，端是斯人，說得一點沒錯。

總評《香港城邦論》兼澄清孔誥烽教授之誤會

早前寫的一篇〈《香港城邦論》的中共死結〉，主要是為了有個交代：我終於讀了《香港城邦論》，評價仍然是負面的。本來打算在這篇文章之後不再談城邦論了，然而，從讀者得知孔誥烽教授最近在一個論壇裏提及區區在下，受寵若驚之餘，我卻對孔教授所說的話感到有澄清之必要。〈《香港城邦論》的中共死結〉只集中批評一點，以下我澄清了孔教授的誤會後，會給《香港城邦論》來一個總的評價。

孔教授說我讀過《香港城邦論》後，認為裏面很多東西都很合理，有很多地方都認同（可看以下短片 5:40 開始那部份：土意識與香港社群論述論壇 01孔誥烽），此乃大謬不然也！孔教授指的文章，是我在 6月10日發表的〈城邦論、城邦派、城邦教〉，那時我只看了城邦論幾十頁，文中沒有任何一句表示認同城邦論的觀點，正面的用語只有「有紋有路」四字，指的不過是行文的條理（比較：我可以認為一個風水師的說話有紋有路，但仍然視風水之說為迷信）。因此，孔教授之言，完全不是我的意思。

事實上，讀完《香港城邦論》，我有點覺得浪費了時間，因為此書由頭到尾主要是一連串的 propaganda，嚴謹的論證當然欠奉，有不少地方更完全是陳雲他老人家說了算，信不信由你，願者上釣。城邦論也許能滿足一些人的政治幻想，而對於提高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和開展這方面的討論，此書也的確功不可沒，可是，若依照書中提出的路線來追求香港本土的長遠利益，恐怕會是死路一條。

我不是以學術著作的要求來評價《香港城邦論》，否則此書更不堪入目。除了低級錯誤（例如以勞思光為香港的英美哲學代表；見 p.102）、穿鑿附會（例如胡亂引用 Lacan 精神分析理論裏的 ‘acting out’ 概念；見 p.53）、和資料來源闕如的重要聲稱（例如聲稱戈爾巴喬夫曾對鄧小平說蘇聯改革之路困難重重，就是因為沒有像香港這樣的城邦；見 p.62），最要命的，還是 p.161 的那兩個註腳，竟說「這當然是筆者的判斷，無法證實的，筆者也無須理會人家的駁斥」和「這也是無法證實的」，跟陳雲在網上廣為流傳的金句「算了！我判斷到你的態度」有異曲同工之妙 ；如果是搞學術， 就算是證實不到的，也應該拿出一點證據來支持吧！因為上述這些學術毛病太明顯，所以，算了，我判斷到陳雲的態度根本不是在寫學術著作，就無謂以學術著作的要求來難為他了。

《香港城邦論》的死穴，正如我在〈《香港城邦論》的中共死結〉一文指出，是它那向中共謀取香港自治的策略 --- 互相保護，你給我們自治，我們便保證會獨善其身，絕不參與任何促進中國民主發展的活動，幫助中共政權「延年益壽」（p.92）。爭取香港民主的確不必從促進中國民主入手，應由本土開始，可是，《香港城邦論》提倡的不只是這一點，還有 --- 而這是其論述核心：若要香港自治，先要保證中國不會急速民主化，即是先要保住中共政權，並向中共明確表達香港人有這樣的了解。

然而，怎樣才可以向中共明確表達這個了解呢？這不很清楚，但應該包括不做任何中共認為會對其政權有壞影響的事。假如是這樣，《香港城邦論》提出的策略等於自廢武功，因為連佔領中環這樣的公民抗命行動，也會被中共視為對其政權有壞影響。這也許就是陳雲反對佔領中環的原因（之一），他對中共蠻有信心的，反而對發起和支持佔領中環的人士諸多猜疑和惡言。陳雲在七一遊行前發表的「情勢分析及勸告」還這麼寫：

「中共經歷三任特首之挫敗，應當知道香港除了給予普選之外，無法統治，也無法維繫國際金融城市的地位，繼續協助中國繁榮穩定。故此，中共是有必要給予香港普選的，而在目前香港人口構成（大陸人移居香港多）、政黨勢力（親共與拒共者均勢）及本土意識逐漸成型的狀態下，普選的結果不會令共產黨尷尬。故此，港人只須靜待中共宣布香港普選方案，舉凡不符合普選者，港人嚴加拒絕即可。民主派的佔領中環行動，是多此一舉，而且民主派要設立功能組別的建議，除了保存地產財閥及親美勢力之外，也是陷共產黨於不義，更有坐大之後，趁中國內亂而發動顏色革命之虞。故此，中共在研判形勢之後，將鐵腕對付佔領中環之追隨者。」

相信大多數香港人對中共都沒有這麼大的信心。大家都靜待了很久，不是嗎？與其繼續靜待下去而最終「得個吉」，不如現在就主動爭取，齊心合力，審慎樂觀而努力不懈，還有成功的希望；總好過將來悔恨當年太天真太傻，錯信中共，以致不但害了自己，還對不起下一代。因此，反對城邦論，不是反對由本土開始爭取民主，而只是反對與中共勾結（「與中共勾結」是陳雲自己的用語）。這點講清楚了，本土派和城邦派的分別，在以後的討論便可以少一些無謂的糾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