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真可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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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星期前寫的那篇〈美麗的謊言？〉引起一些迴響，有讀者認為大人刻意令小孩子相信聖誕老人是真的，可以保持小孩子的童真和培養他們的想像力；反之，像我那樣一早便教導兒子聖誕老人是虛構的，不但大煞風景，更嚴重的是損害了兒子的童真，逼他過早進入成人的現實世界，簡直是好心做壞事。

這說法實在太 simplistic （通常譯為「過份簡單化」，但不能完全表達原字的意思）。小孩子聽大人說有聖誕老人，毫不懷疑便信了，那是童真；那麼，小兒聽我說沒有聖誕老人，毫不懷疑便信了，不也是童真嗎？難道要相信虛假的東西才算童真？至於想像力，假如要藉著「美麗的謊言」來培養，我們豈不是應該令孩子也相信超人、蜘蛛俠、哈利波特、甚至黃大仙等等都是真的？要培養孩子的想像力，倒不如向他們多講些神話故事，幫助他們愛上看書，尤其是文學書（當然，科學書也可以培養想像力）。這正是我做的。小兒八年級時主動找但丁《神曲》來看，看得著迷，接著讀荷馬史詩，高中的 IB 論文寫米爾頓《失樂園》，上到大學還愛讀文學，喜歡想像，雙主修的其中一科是英文（主要讀文學）；他從不相信有聖誕老人，但想像力絲毫無損。

其實，兒童有童真，那是自然不過的事，兩三歲的小孩子絕少沒有童真，別人說的，他們都相信，因為在這個年紀他們還未形成心理學裏說的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有大量心理學實驗證明這個年紀的兒童沒有能力明白甚麼是虛假信念（false belief）；從這個角度看，童真不過是心智未成熟而已。我在小兒一兩歲時對他說世上沒有聖誕老人，那是不可能令他喪失童真的。有些小孩子被認為過早失去童真，那大多是四歲以後的事，到了這個年紀，小孩子已明白甚麼是虛假信念，也懂得說謊，如果再加上利害計算，那就真的不像個小孩子了。然而，失去童真，那是遲早的事，是心理成長的自然結果，沒有甚麼值得可惜的。

童真在於真，有些人將「童真」和「童心」混為一談，但這兩個概念應該分開。我在拙著《沉思武俠立斜陽：感悟金庸小說》裏有一篇文章寫周伯通，談到童心和童真，我是這樣劃分的：「童心，是在兒童身上特別清楚見到的心理動力，而且一般來說比成人的強烈很多，例如自我中心、愛玩耍和有好奇心；童真，則是表達思想和情感時的一種心理質素，也是在兒童身上特別清楚見到的，就是不受人際利害和社會規則約束，沒有機心，因而是純粹和真切的。人長大後，要保持童心或童心未泯，不容易；要保持童真，那就更加難了。」（〈老頑童與幼稚老人〉）我說「更加難」，那是委婉的說法，事實上成人根本沒可能保持童真，極其量只是有類似童真的品質。

有些人認為成人而有童真（其實只是類似童真的品質）是很可貴的，但想深一層，他們認為可貴的，根本不是童真，也不必用「童真」來形容。假如一個成年人真的有類似童真的品質，他便是一個輕信的人，沒有懷疑精神，容易受騙。這樣的品質，浪漫眼光觀之，曰童真；現實眼光觀之，曰幼稚。說是童真，也許令人覺得可貴；說是幼稚，則頓覺可笑。作為成人，除非瘋了，否則根本不可能完全不受人際利害和社會規則約束，不可能事事直話直說，因為要考慮別人的感受，也要明白人心叵測，為了保護自己，不應輕信別人。值得珍貴的，是保持一顆善良的心，以誠待人，不虛偽，不矯情，不事事計算，不妄自猜度別人，純粹真切卻不幼稚，沒有機心但不容易受騙。這樣的人，有的不是童真，而是成熟的真與善。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8年12月29日）   

如何不否定科學、也不盲信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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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科學不信任、質疑甚至否定，並非罕見之事，在美國尤其是這樣，可以說是美國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傳統的一面。這股反科學風氣，過去十多年越演越烈，已有學者加以研究，例如 Gale Sinatra 和 Barbara Hofer 兩位教授合著、剛出版的 Science Denial: Why It Happen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便是這種研究的成果。姑且將 "science denial" 翻譯為「否定科學」，而「否定」在這裏指「不信任、質疑或否定」。

否定科學的人有不同的動機和理由，但主要是宗教和政治兩種。事實上，生活在現代化地方的人，是不可能全盤否定科學的；一個竭力反對演化論、不相信全球暖化、寧死也拒絕疫苗的人，還是會開冷氣、乘飛機、用手提電話和上網的。對科技的信賴就是對科學的信賴，因為科技是從科學而來的。因此，否定科學的人只是選擇性地否定科學。

另有一種否定科學的人，他們不是質疑特定的科學理論或研究，而是對科學家不信任，認為科學家會被財團或政治勢力收買，不但研究方向受左右，甚至可能造假，唯利是圖。這種事的確發生過，將來還會發生，但那只是極少數科學界的害群之馬。無論如何，我們對科學的信賴，並不是建基於對科學家作為個人的信賴；科學的可靠性在於科學的方法和程序，也在於科學作為一個 institution 和 collective enterprise 的結構和機制。科學有各種有效的制衡和自我改進機制，個別科學家的不當行為破壞不了科學的整體運作，極其量只會造成短暫的局部小破壞。

否定科學固然不妥，但它的相反態度——盲信科學——也是要不得的。所謂盲信科學，就是只要見到是掛上「科學」這個標籤的，便毫不懷疑地相信。然而，一般人沒有能力判斷科學研究的結果是否可靠，我們如何能在否定科學與盲信科學之間採取恰當的態度呢？當然不是空泛地說要保持獨立思考和運用邏輯頭腦便能做到。這裏我提出兩大原則，供讀者參考：

1.  只接受在科學界已有共識（concensus）的理論。雖然科學史一直都是舊理論被新理論取代的歷史，但已達共識的舊理論最終被新理論取代，只是被更好的理論取代，並非一無是處；達到共識的理論必有其可取的地方，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應用的（例如牛頓力學）——即使將來會被取代。至於沒有達到共識、只是少數科學家提倡的理論，我們就算不是懷疑，也至少要保持觀望的態度（wait and see）。

2.  對於個別科學實驗的結果，我們應該警惕自己不要隨便相信複述，尤其是報章雜誌那些沒有受過科學訓練的記者寫的報道。這些報道通常為了吸引讀者而寫得片面和誇張，例如「根據 X 大學的研究，喝一杯紅酒等於運動一小時」。這些科學實驗的結果，如果我們有興趣和有能力，便去找有關的期刊論文來讀，否則聽過便算，不必認真對待。

讀者如想到其他原則，歡迎留言補充。

由家鄉蘿蔔絲湯圓說起

 

今天午餐，兒子不在家，只我兩口子吃，於是趁機做他不喜歡、但我們愛吃的東西。結果做了兩大碗家鄉蘿蔔絲湯圓，先由內子搓湯圓，完成後其餘便是我的工作——刨蘿蔔絲、做湯底、煮湯圓等等。湯有蘿蔔的清甜和蝦米的海產味道，加適量的胡椒粉，吃之前灑上蔥粒；吃時，聞著蔥香，口裏微辣並同時嚐到甜美，而蘿蔔絲的細嫩揉合湯圓的軟韌，那口感複雜得恰到好處。吃過一大碗後，暖洋洋，肚皮滿足，齒頰留甘。

這道佳品脫胎自小時候母親偶爾做給我們作午餐的蘿蔔絲茶果（放湯）。她是客家人，說那是年輕時在鄉下學曉做的，所以在我心目中是家鄉食品無疑，也沒有去查究是否真的源於客家傳統。母親廚藝好，我記得她的巧手菜式不少，而這蘿蔔絲茶果肯定位列前十名。我沒有嘗試複製，因為糕點類是本人入廚的弱項，更不想弄出個四不像，破壞童年的美好回憶。現在改而做的蘿蔔絲湯圓，容易多了，但總算捕捉到蘿蔔絲茶果味道和口感的五六分，於願足矣。美其名曰「家鄉蘿蔔絲湯圓」，「家鄉」二字，不過是聊表對家母的思念。

這是廉價食物。做湯圓的糯米粉固然便宜，蘿蔔也不貴，湯底只用蝦米來熬，不多花費；一碗蘿蔔絲湯圓，粗略估計，用不到兩美元。我不是要說「美食不必昂貴」這種陳腔濫調，而是由「廉價」想到了「儉樸」。家鄉家鄉，其實是鄉下。母親當年在鄉下過的生活，定必儉樸；家裏沒錢，不由得不儉樸。然而，除非是窮到三餐不繼，平時吃方面的滿足還是有的，只是沒有現在物質豐裕的城市人滿足得那麼頻密而已。我想像年少時的母親在鄉下吃蘿蔔絲茶果的情景，是 visualization 的那種想像：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她吃一口茶果，喝一口湯，抬頭便露齒而笑了，一臉滿足——很好味啊！

儉樸，不一定是由於沒錢。有些生活儉樸的人只是捨不得用錢，是吝嗇；對別人吝嗇不在話下，連對自己也一毛不拔，強壓各種慾望，不得滿足，就是為了省錢。這種人很沒趣，生活得苦，也會招來一些人的恨，不談也罷。無論如何，儉樸可以是基於清心寡欲，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可謂儉樸的典範；顏回當然是窮，所以「人不堪其憂」，但「回也不改其樂」，可見他的儉樸不是為勢所迫，而是對物質生活要求極低，著重的是精神生活的豐盛。我們這些凡人不能跟顏回比肩，「飯疏食飲水」恐怕受不了。不過，儉樸不是絕對的，有程度之分，沒有必要強求達到顏回那個境界。

我小時候住在堪稱「貧民窟」的僭建木屋區，生活不用說是儉樸的，但那不是自己的選擇。現在已不算貧窮了（我的「不算貧窮」標準很低，如果你認為沒有五六百萬美元身家已是貧窮，我只能說自己甘於當個「窮教授」），但生活大抵上仍然是儉樸的。讓我先說清楚：本人一點也不吝嗇。我對別人是否吝嗇，不好意思自我評斷，但對自己我是毫不吝嗇的。舉個例：二十多歲時沉迷篆刻，也愛印石，試過用三分一的月薪買了一塊，純粹是心頭好。我說的生活儉樸，是除了日常起居飲食的基本費用，我花錢買的絕大部份是「價廉物美」的書（以前買很多唱片，但最近幾年甚少買了），連衣服也一年買不到兩三次，更不用說買奢侈品了。 名牌東西與我無緣，因為我根本認不得它們。例如不久前看到新聞報道人見人憎的「孽瘤熟矣」那個甚麼疑似 Hermès 贗品的手袋，我才知道有這個牌子（但隨後又忘記了，剛才要谷歌一下才把句子寫完，但保證三天後又會忘記）；報道說那個手袋的正貨估計價值達五十萬港元，我看到後唯一的反應是不解——這不是我世界裏的東西。

自然而然的儉樸生活，是簡單得多的生活，卻不會因為缺少了物慾的滿足而不快樂。小時候媽媽做的蘿蔔絲茶果給我的滿足，和剛吃過的、自己做的蘿蔔絲湯圓給我的滿足，是同樣的平實而深刻，所需者，只不過是能辨味的舌頭和一顆不為物慾所熏的心。

（原載於《蘋果日報》2021年4月24日）  

讀《讀胡適》

 

數月前替牛津大學出版社辦了點小事，總編輯林道群兄說要給我車馬費；我說車馬費倒不必，如能寄我一冊董橋的新作《讀胡適》，我便很開心了。林兄本來說由於香港和美國的郵政服務受疫情影響，郵寄可能有困難，誰知第二天他便告訴我已用速遞將書寄過來了。原來郵費是書價的四倍，弄得我挺不好意思。可是，結果速遞不速，書一個多月後才寄到，離譜之至，但總好過寄失。除了《讀胡適》，林兄還附寄了一本論述尼采哲學的小書，真有心。

《讀胡適》印刷精美，設計典雅簡約，捧在手裏已頓生好感。我拆開包裹後急不及待即時讀起來，一口氣讀了五十頁，好看！在第四十七頁讀到董橋引胡適〈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的一段，真巧，我兩個月前的網誌文章〈胡適與蘋果〉正正引用過這同一段，於是大有同好之感。雖然是忙裏偷閒斷斷續續地讀，也不過是幾天便讀完全書；讀畢後，想到兩字形容：親切。

此書以「回」為單位，共八十八回；不是小說，卻分回，我相信作者的意思是，他只是在說胡適的故事，也是在說他自己「讀胡適」的故事。這不是一本關於胡適的學術著作，而是很個人(personal) 的書；八十八回，說了兩層故事 ，胡適的，和董橋的。董橋這樣描寫此書的寫作用心：「讀胡適，寫胡適，我其實只想挑我愛讀的讀，挑我愛寫的寫。在這任性的時刻我慶幸我不是學者，不搞學術，愛怎樣放肆就怎樣放肆。」(p.137) 放肆得好！

董橋寫得最精彩的，是用事例來顯出胡適的性情、品格、學問及視野，有時候讀者可以從同一個例子見到其中數者；內容充實兼有趣味，敘事中帶著恰到好處的感情，所以好看。說到胡適的品格，我讀過很多關於他生平的材料，根據這些材料，胡適的品格有兩個相反的可能：他一是真正的仁人君子，一是非常成功的偽君子。我認為是前者，而董橋這本書沒有改變我的判斷。從《讀胡適》可以看出董橋十分喜愛和敬佩胡適，卻非崇拜；這很好，因為一崇拜，便容易盲目。董橋對胡適品格的判斷是敏銳的，例如他寫胡適如何面對政治權力，便很通透：「這似乎是胡先生一生應對執政黨的策略，有點怯懦，有點鄉愿；有點狡黠，有點心術。胡先生天生個性裏有甩不掉的矛盾和吞得下的妥協，這也許正是他留得住風骨的法門。」(pp.173-174)

見過不少人批評胡適學問不高，我敢對這些人的百分之九十九說，胡適的學問比你們高十倍好不好。董橋說：「胡適之學問好到什麼境界我不敢說。我可以大膽斷言的是胡適之真是淵博。」(p.198) 用「淵博」二字形容胡適的學問，那是用心讀過他大量著作的人都應該贊同的。胡適不只是博，因為博可以是廣而不深，多所涉獵而已；但胡適研究問題都鑽得深入，而他研究過的問題很多。有一段長時間胡適被中共抹黑得很厲害，「胡適學問不高」也是當時抹黑他的一種手段，說不定這種抹黑的影響至今存留。無論如何，如果你自問有理由說胡適學問不高，那麼你對「學問高」的標準一定要超級嚴格。胡適確實沒有獨樹一幟的學術建樹，但那不等於學問不高；他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禪宗史研究、 戴東原研究以及一些文字考據的著述，都是一流的，無疑有學術貢獻。胡適曾經與錢穆爭論《老子》的成書年代，若比較兩人學問，錢穆的史學成就無疑遠高於胡適，但學術視野相比於胡適就未免太狹隘，西方的學問錢穆就不懂了。

最後，讓我指出《讀胡適》裏一項我很懷疑是錯誤的資料。董橋這樣寫：「胡適之一九五六年九月決定去加州大學講學，在哲學系授課。」(p.266)  這裏說的加州大學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當時趙元任在那裏任教，胡適到訪及講學，應該是趙元任穿針引線；但趙元任是東方語言及文學教授，不是哲學系的。根據胡適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所說，他在加州大學演講的題目是「近千年來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分十次講；可是，柏克萊的哲學系在那個年代已是分析哲學主導，不會容許這樣的演講題目，也不會邀請胡適這樣學術背景的人來授課。因此，「在哲學系授課」應該是搞錯了。其實，假如胡適真的曾在我花了數年時間苦讀鑽研的柏克萊哲學系講課，我會覺得是美事一樁。

（原載於《蘋果日報》2020年6月27日）  

大學排名這遊戲

 

大學排名是美國人搞出來的，最初只是小圈子玩意，沒引起大眾注意。大學排名受各方重視，乃始於198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 "America's Best Colleges" 排名，這雜誌自此每年都登出美國的大學排名，而且越來越多人留意。本來這只是美國的事，但後來「傳染」到其他地方，很多國家現在都有大學排名，十多年前還開始有全球和各大地區的大學排名；近年各式各樣的大學排名榜多不勝數，單是全球大學排名便有二十多個！

假如大學排名跟甚麼「電影史上十大電影」和「全球最宜居住城市排名」等，大家只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倒是有趣之事。問題是，大學排名受各方重視到一個程度，已嚴重影響高等教育的方向甚至質素，一切評估皆以能夠量化為依歸。我說「受各方重視」，這「各方」至少包括大學行政階層以及教職員，也自然包括家長及學生，於是大學爭排名，學生爭入排名高的大學。

大學爭排名，爭的不是名氣，因為名氣很穩定，不會每年因排名的升跌而驟變，但大學行政階層仍然可以用排名為管理工具（management tool），以分配資源、整理架構和增加籌款等。不過，這裏的因果關係有點含糊：如果大學不重視排名，便不會用排名為管理工具；但如果大學不想用排名為管理工具，便不見得有理由重視排名。無論孰因孰果，惡性循環卻是肯定的：大學因為重視排名，所以可以用排名為管理工具；大學為了用排名為管理工具，於是更加重視排名，於是更加可以用排名為管理工具 ……。

美國一些頂尖大學裝作不重視排名，例如招生活動裏的 admissions officers 會斬釘截鐵地說 "We don't give a lick about rankings"，事實當然並非如此。這一點我有親身經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將 national universities 和 liberal arts colleges 分開排名，因為這兩種大學的結構和重點都不同，應該用不同的準則。小兒入讀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那年，我們送他到校園，出席了校長的演講；校長好像漫不經心地提到威廉姆斯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liberal arts colleges 的排名位列榜首，然後說「我們不重視排名」云云。當時我信以為真，後來小兒在那裏知道的事情多了，告訴我威廉姆斯其實十分重視排名，而且很懂得玩這遊戲，所以才可以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連續十七年排第一。

大學為了推高排名，有很多手段可耍。讓我舉個較簡單的例子。大學排名的其中一個準則是收生率，收生率越低，分數越高。有些名牌大學向大量高中學生寄資料，鼓勵他們申請，即使明知他們大多根本沒可能被錄取。申請人多了，收生人數不變，收生率便下降；史丹福的收生率由二十年前的 20% 降至今天的低於 5%，這做法是一個主要因素。有些大學甚至「篤數」，聲望頗高的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幾年前便被揭發向排名機構提供虛假數據，可謂不擇手段。

大學排名不過是數字遊戲，各大學的水平不會年年有變化，但排名機構每年改變排名準則的比重，結果便不相同，否則年年排名幾乎一樣，誰有興趣留意呢？可是，這樣的排名變化根本沒有多大參考價值。為了寫這篇文章，我查看了好些大學排名，找到一個好例子，湊巧是關於威廉姆斯學院的。財經雜誌 Forbes 由 2008年開始有大學排名，漸受重視，由於所用的準則集中於本科生教育，尤其著重學生畢業後事業上的表現，因此不必分開 national universities 和 liberal arts colleges 排名；威廉姆斯在 2014年排第一，擊敗哈佛、耶魯、史丹福等舉世知名的大學，在 2015年 和 2016年排第二，但到了 2017年卻排第十三！一年內跌了十一名，那是因為威廉姆斯學院一年內質素大降嗎？當然不是。

亞洲大學爭排名尤其激烈，爭世界排名和亞洲排名；《紐約時報》幾年前報道過，南韓、台灣、印尼和馬來西亞各政府宣布投入資源，要竭力將國內至少一間大學推進《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的一百名內。香港已有幾所大學入了一百名，但爭排名之心不會因此而減，大學教授們唯有繼續多多製造國際期刊論文。想做本土研究，而且是中文著述？或是想多花些心機和時間教學，減輕學術研究的份量？小心教席不保，或升職無望。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9年5月18日）  

回歸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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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過去三個學期，即一年半，我在大學的所有課程都是網上授課。起初很不習慣，甚至有點厭惡。對著電腦屏幕、坐在扶手椅上講學，一點也不安樂；除了有「終隔一層」之感，還覺得表達力打了個大折扣——由於坐著而難運丹田之氣，說話少了抑揚頓挫，而身體語言也貧乏多了，至少不能做「指手畫腳」的大動作。不過，人是適應力極強的動物，這令我厭惡的教學方式，久而久之就習以為常；到了網上教學的第二個學期，我已無甚惡感，並且自忖已充份掌握了網上授課的竅訣。

然而，我還是更喜歡在課室裏授課，覺得與學生在同一個小小的空間裏，才可以將自己的教學優點盡情發揮。我曾經寫文章說教書是表演，表演，得在台上，面對觀眾，那做手關目、身段功架才比較容易做到灌注心思情感，感染觀眾；而觀眾的反應又反過來觸動表演者，令他表演得更加投入，更臻完善。因此，當校方決定這個學期恢復一半以上的課程為課室授課，我是頗為雀躍的。結果我有一科——知識論——得以回歸課室，而且是小班教學，只有約十位學生修讀；我心目中的理想課堂人數是十至十五人，所以這次可以說是雙重的得其所哉。

第一天重返校園，進入辦公室後，見到桌上電話的留言訊號鈕在閃動；要聽留言，得先在電話上按四個數字的號碼，但我竟忘記了那組數字是甚麼！只好有點尷尬地去問系裏的秘書。然後到課室講書。校方規定了所有人在課室裏都要戴口罩，我自己當然是戴著口罩進入課室；事前已弄清楚如果有學生拒絕戴口罩，我應該按照怎樣的程序去處理。幸而所有學生都乖乖的戴著口罩，還自動自覺保持社交距離，沒有任何兩人是相鄰而坐的。學生那邊很順利，但我這邊卻一開始便出現問題了。我在課室裏教書，通常都會將那天講論的文章在大屏幕顯示出來，講到那段顯示那段，好讓學生較容易跟得上。這回歸課室的第一堂，我摸索了一陣還搞不清楚桌上的電腦主控面板該怎樣操作；只一年半時間，這用過多次的東西在我記憶裏竟然已模糊了！終於花了兩三分鐘才把本來只需十秒八秒便完成的程序做好了，不免又是有點尷尬。

雖然看不到學生的面目，但從他們的身體語言，我看得出他們也是很高興能回歸課室。我解釋了課程大綱後，便開始講第一篇指定讀物，Edmund Gettier 那篇只有兩頁半長的著名文章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學生的反應甚佳，看來是覺得這問題有趣；我心裏自鳴得意，認為自己講解得恰到好處。這是回歸課室的好開始。

下課後，一位學上走過來自我介紹（美國不少學生都有這個習慣），然後向我伸出手，表示想跟我握手。我立即說：「我們不是不應該握手的嗎？」她聞言點頭笑道：「是的是的，我差點忘了疫情還未過去。」

你憑甚麼肯定？

早陣子在 YouTube 看到一條教育短片，只約六分鐘長，題目是 "Are you sure? : Why your intuition might be faultier than you think"，講的是為何直覺判斷未必可靠。看不到半分鐘，我便想起柏克萊加大研究院的同學兼好友 Jonathan Ellis（現於 UC Santa Cruz 哲學系任教），因為短片用的主要例子極有趣，而我幾年前第一次細心思考這個例子，正是由於 Jon 提出來與我討論，到現在我還記得自己當時對這個例子的反應。更妙的是，個多月前跟 Jon 再見面，我提到上述短片，他竟說片中做旁白的是他，內容也是他寫的！ Jon 沒有因為我認不出他的聲音而說甚麼，接著興高采烈地描述他的很多學生和朋友第一次聽到這個例子時的反應。

不如我也試試這裏的讀者會有甚麼反應。這個有趣的例子以問題方式提出，以下我先寫出問題，然後給讀者幾個選擇。例子涉及長度的量度，用的單位是呎吋，我保持原汁原味，不改做十進制了：

假設地球是一個完全圓的球體，現在用一條很長很長的繩索於赤道 —— 地球的圓周 —— 上圍綑地球一周，而繩索緊貼地面（現實上當然做不到，這只是個思想實驗）。接著，將這條很長很長的繩索剪斷，加上3 呎長的同樣繩索，然後縫合；這樣，原本的繩索便長了 3 呎。現在想像繩索仍然圍繞赤道形成一個完全的圓形（當然也是現實上做不到的）；由於繩索加長了，便應該不再和之前一樣緊貼地面。問題：繩索距離地面有多遠？

我給大家三個選擇：(I) 繩索和地面的距離小到肉眼不能看見；(II) 繩索距離地面約 0.57 吋；(III) 繩索距離地面約 5.7 吋。

相信絕大部份人都認為正確答案是 (I) ，而且十分肯定。可是，如果要求他們解釋為甚麼認為 (I) 才對，他們都只會說「很明顯是 (I)」或「難以想像不是 (I)」（或類似的說法）；這顯示他們的判斷只是基於直覺，並且是很強的直覺。也許有讀者會 second-guess，於是選 (II) 這個「不太離譜」的答案。然而，正確答案是 (III)。如果你心裏立即說「不可能！」（或「我不信！」、「怎麼會？」、「一定是你弄錯了！」等等），你的反應和 Jon 的學生和朋友（以及當年的我）的反應一樣 —— 由於我們有很強的直覺判斷，因此十分肯定正確答案不是 (III) 。這個例子可以說明甚麼呢？就是無論我們的直覺判斷多麼強，始終只是基於直覺，不一定有恰當的理由支持，因此那判斷仍然可能是大錯特錯的。

要證明 (III) 是正確答案，只需要很簡單的數學，就是我們在小學時已學過的圓周計算法：圓周 = 直徑 · π。

讓 C 代表地球的圓周，D 代表地球的直徑，那麼 C = D · π，由此得出 D = C /π。假如 C 用吋做單位，繩索加長 3 呎後的新圓周就是 C + 36。用 N 代表這個新圓周的直徑，那麼 C + 36 = N · π，由此得出 N = (C + 36) /π。 繩索和地面的距離是 (N–D) / 2。無論 C 和 D 是多大的數字，只要 C 加的是 36，N–D 一定是 36 /π，即 11.46。因此，(N–D) / 2 = 5.73。繩索距離地面約 5.7 吋。

不知道是誰首先提出這個有趣的例子，但這個例子得到一些哲學家注意，主要是由於維根斯坦用過它來說明甚麼是 "being misled by a picture"（見 Norman Malcolm,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p.46）。這個例子裏的 picture 就是：3 呎長那截繩索比起圍繞地球一周那條極長的繩索，簡直微不足道。這 picture 本身沒錯，不但沒錯，還很明顯是對的；可是，我們因為接受這 picture，而判斷那截繩索對於整條長繩索而言，不會在任何方面造成並非微不足道的影響，那就是 misled by the picture 了。（有興趣看上述那條短片的讀者，可以用這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gEFym_iM4）

最後，讓我舉另一個有趣的例子，再測試一次大家的直覺判斷。也是一個問題，三個選擇。問題是：有 15 本書，要排列在書架上（正常的排列，書脊向外），共有多少個不同的排列方法？三個選擇：(i) 約 130 個排法；(ii) 約 1,300,000 個排法；(iii) 約 1,300,000,000,000 個排法。

你是不是選 (i)？ 這次恐怕連第二個選擇也太離譜了，15 本書怎可能有超過一百萬個排法？所以連 second-guess 也不能選它。可是，正確答案是「更離譜」的 (iii) ——  15 本書有超過一萬三千億個排法，準確的數目是 1,307,674,368,000。你可能不信我，甚至肯定我弄錯了。但你憑甚麼肯定？

（原載於《蘋果日報》2020年1月25日） 

文痞、魯迅和胡適

有一種寫文章的人，叫「文痞」。「痞」指惡棍、無賴之類，但文痞不一定惡形惡相寫文章罵人，也未必是只為錢財而寫文章。文痞之為痞，在於對寫作不尊重，例如靠舞文弄墨顛倒是非、混淆視聽，以達自私的目的；或是下筆信口開河，經常出錯，一錯再錯，而且是十分容易查證的（例如誤以為「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是孟子的話），卻毫不當是一回事，甚至還因為自己單憑記憶而自鳴得意。

寫文章罵人，最知名的也許是魯迅，他寫文章罵人有時頗兇，更常見的是尖酸刻薄；但魯迅不是文痞，因為他寫的文章都很用心，見得出對寫作的尊重。說到這裏，不得不提一下胡適。胡適當然不是文痞。他的文章我讀過很多，連那十七卷過千頁的留學日記也全看了，記憶所及，未見過他罵人；但胡適不是文痞，並不在於他不罵人，而在於他 下筆都有君子氣，而且和魯迅一樣是尊重寫作的人。

論性情，我接近魯迅，與胡適這類大異，但胡魯二人，我更喜歡胡適。我讀過的魯迅文章，不及我讀過的胡適文章十分之一。本人乃胡適「粉絲」，熟朋友都知道；他們也知道我特別鄙視文痞，因為我非常尊重寫作。我不止一次指名道姓罵過一個香港文痞（下稱「文痞丙」），這些朋友大概不感到奇怪。早兩天我在臉書出了一貼文，就是關於胡適和文痞丙的。事緣文痞丙最近製作了一條短片講述胡適，我無意中見到，於是在臉書這樣寫：「見到這條短片時我沒有 click 來看，一來明知內容必定乏善可陳，二來文痞評論胡適，好比曾志偉一本正經吟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格格不入之至。」真心話，直說而已；是 mean，但也爽。

我十年前開始寫中文網誌，本來是因為只用英文寫作太久，中文生疏，想重練中文文筆。誰知寫得久了，讀者多起來，竟有出版社主動替我結集出書，接著有雜誌請我定期寫文章，寫了三年才停，後來又得了《蘋果日報》這個兩星期一次的專欄。我全部接受，皆因我很喜歡寫文章，沒錢我也在網誌寫，更何況有錢收？蘋果專欄兩星期才寫一篇一千五百字左右的文章，需時甚少，對我的正業可說毫無影響。在網誌和專欄我都罵過人，除了文痞丙，我還多次罵過人稱「國師」的神棍。可笑的是，有人說我罵名人博出名，其實，真的要博出名，還等到我這把年紀才來做？況且出名真的那麼值得追求嗎？

另有一個說法是文人相輕。魯迅寫過這個題目，而且由〈文人相輕〉、〈再論文人相輕〉…… 寫到〈七論文人相輕〉，一共寫了七篇。容我從〈再論文人相輕〉引一段，作為間接的自辯：「現在文壇上的糾紛，其實也並不是為了文筆的短長。文學的修養，決不能使人變成木石，所以文人還是人，既然還是人，他心裡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但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從聖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愛到痲瘋病菌的文人，在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見所是和所愛的，他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撥。如果第三者不以為然了，可以指出他所非的其實是『是』，他所憎的其實該愛來，單用了籠統的『文人相輕』這一句空話，是不能抹殺的，世間還沒有這種便宜事。一有文人，就有糾紛，但到後來，誰是誰非，孰存孰亡，都無不明明白白。因為還有一些讀者，他的是非愛憎，是比和事老的評論家還要清楚的。」

對，遇見所非和所憎的，我就反撥。我的所非和所憎，背後沒有甚麼學術立場、抽象理論、普世價值或是政治正確意識。本人並非左膠，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只是偏左，卻並不很左。我罵神棍「國師」，只因他騙人；我罵文痞丙，只因他不尊重寫作。胡適說過：「我心裏要說的話，不能因為人不愛聽就不說了。」（〈再論信心與反省〉）我也會這樣看自己，分別是，胡適說心裡的話而不罵人，我則難忍不罵，但我相信胡適同樣是痛恨神棍和文痞的。魯迅也是。所有尊重知識和寫作的人都應該是。

（原載於《蘋果日報》2020年4月18日）

讀《余英時回憶錄》

剛從香港回來，這次因為要帶回數十本自己的新書，也有朋友贈書，所以不便多買書，只買了兩本，其中一本是《余英時回憶錄》。這本書，我不是慕名而買，而是慕實而買：余英時的著作我讀的不算多（四五本書和十多篇論文），但讀過的都很佩服，最近在讀他的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更加感到這位大史學家學問之高深。在飛回美國的機上我急不及待便開始讀《余英時回憶錄》，下機時已看了三分之二；假如不是晚機，用了幾個小時睡覺，我一定會在機上看完全書，因為實在好看極了。

余英時在書序裏說他「從來無意寫自傳，因為自傳必然以自我的個人生活和思想為敘事的核心」，這是他「想極力避免的」(p.5)，於是決定採用回憶錄體，重點不是個人生活和思想，而是他所經歷的世變。然而，書的內容仍然包括了不少他的生活和思想，只是全都和他的求學及研究有關；因此，這本書其實是英文說的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ty。

書中不管是談人還是論事，都是平平道來，沒有絲毫激情慷慨，幾乎沒有任何部份稱得上是 juicy 的（只有論張光直那一節庶幾近之），卻依然引人入勝，因為余英時的經歷著實豐富，堪稱傳奇之處不少（例如到哈佛留學的曲折過程），單是敘述事實，無需繪影繪聲，便足以令人神往。余英時在書中極少貶抑論及的人物，我記得的只有翦伯贊，而且只是複述別人的批評，最後還補充說「翦伯贊在文革時夫婦雙雙自殺，結局很悲慘，這裡談到他絕不忍再含責備之意」(p.85)，不失厚道。此外，寫到情誼，例如與錢穆的師生情和與邢慕寰及高友工的友情，都令人感到是出自肺腑，十分動人。

《余英時回憶錄》有很多饒有趣味的細節，例如錢穆教余英時寫筆記「每頁隔一空頁」(p.103)，以便將來可以寫下其他可供參考和比較的資料；另一例子是教他《史記》的補習老師沈伯龍竟是隱姓埋名的著名親日文人沈啟元。不過，此書最可觀之處仍然是那幅大圖像，刻畫出際遇、世變及追求學問的熱忱如何不期然地互相配合，造就了余英時這位大史學家。

全書只有兩處我認為值得批評，由於篇幅所限，我只能簡略評論。第一處是余英時嘗試回答以下問題：「在開始的時候，即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人為甚麼熱心把共產主義介紹到中國來？」他的答案是：「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人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意識。」(p.49) 可是，他對這個答案的解釋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尤其是引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均」一句（《論語》原文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但有學者認為「寡」應作「貧」，余英時應該是採用了此說），因為這句歷來理解不一，很難說是清楚表達了平均主義的思想。第二處是替香港的雨傘運動追本溯源，余英時提出這個看法：「今天香港青年學生之普遍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普世價值，因而激起了舉世震驚的『雨傘』運動，其最早的種子也許正是從《中國學生周報》輾轉傳播而來。」(p.142)，他形容這是「大膽推想」，這推想的確大膽，不過，他加上了「最早的種子」、「也許」、「輾轉傳播」這樣的「頭盔」，便很難證明他說錯，但這也同時大大削弱了這個看法的解釋力，倒不如索性不提出來好了。

想不到這本書談到的一個人物竟和我有淵源。余英時數次提到哈佛哲學教授懷特（Morton White），並說懷特講授的歷史哲學課對他「此後的學術取向影響相當大」(p.186) ；我的博士論文導師是 Barry Stroud，而 Stroud 的博士論文導師正是懷特。

《余英時回憶錄》只寫到余英時在哈佛完成博士學位，應該還有下冊。期待。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9年1月26日）  

讀張棗《鏡中》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鏡中》是張棗不到二十二歲便寫出的成名之作，三十多年後，這首只有短短十二行的詩仍然令無數讀者初見即喜，似懂非懂，卻又深受感動。

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來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

面頰溫暖

羞澀。低下頭，回答著皇帝

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望著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這首詩確實難懂。梅花象徵甚麼？「她」是詩人（昔日）的情人嗎？為何突然冒出一個皇帝？在詩的世界，「南山」令人最自然聯想到的是「菊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但這首詩裏「落滿了南山」的卻是梅花，此中是否有深意？

以下我嘗試寫出我對這首詩的理解。這只是我個人的理解，而不是所謂的「正確」解讀；好詩之為好詩，正正在於內容豐富而有彈性，可以放到不同的情境去理解和感受，容許不同的領會（但當然不是 anything goes）。

先說題目。雖然詩裏「鏡中」只出現過一次，但既以此為題目，整首詩應該根據「鏡中」二字來理解；不過，這首詩顯然不是描寫真實的鏡子。詩題是「鏡中」，詩裏寫花，那不是鏡中花是甚麼？《紅樓夢》第五回裏的十二夢曲，第二首〈枉凝眉〉有「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兩句， 之前有一句是「如何心事終虛化」；我對《鏡中》的理解，在這裏找到了不少提示：《鏡中》不是實寫鏡，也不是實寫花，而是寫鏡中花的虛幻，寫「心事終虛化」的悔悟。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枉凝眉。

「梅花」就是那虛化的心事，以為會發生而終於沒有發生。「梅」和「沒」在普通話同音，「梅花」就是「沒花」；「梅花」只是鏡中花，是不真實的。最後一句「梅花便落滿了南山」寫的也是虛幻：南山是屬於菊花的，梅花落滿了南山是不會發生的事。

詩中「後悔的事」是甚麼呢？應該是令到「心事終虛化」的事件。詩人舉了兩個例子：「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他形容這些是「危險」卻「美麗」的事。游泳和登上梯子可以理解為在有阻力或難處時力圖克服，那是美麗的；可是，由於有不確定的成份，那同時是危險的。用「另一岸」這個詞語，沒有了此岸彼岸的畫分，這是一種不確定。「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一句甚妙：如果仍是松樹，那是一株；如果是梯子，就不是一株了。究竟登上的是松樹還是梯子？不確定。還有，是誰「登上一株松木梯子」？是「她」還是詩人自己？也是不確定。

如果「游泳到河的另一岸」和「登上一株松木梯子」的都是「她」，那就和接著的「騎馬歸來」形成對比。游泳到另一岸和登上松木梯子都是堅強獨立、爭取自由的表現（松樹象徵堅強獨立），而騎馬本來可以離去，卻選擇歸來，而且「面頰溫暖／羞澀。低下頭」，那是經過一番心理掙扎，最後決定順從（submissive）。如果是這個意思，那個突然冒出的「皇帝」便容易理解了：一個必須向他絕對順從的人。

然而，「她騎馬歸來」並沒有發生，是鏡中的虛幻：「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留意，「她」不是坐在鏡前，而是「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一個因誤解而構想出來的虛假形象。根據這個解讀，「皇帝」便多了一層意思：這是和「皇帝的新裝」裏一樣的「皇帝」，以虛假為真實。

全詩只有四個字我沒有分析：「望向窗外」。理由很簡單，就是我想不到這四個字有甚麼特別的意思。也許真的沒有特別的意思。無論如何，我也不應強為解說。

【註】「羞澀」有版本作「羞慚」。楊小濱主編的《中國當代詩典》第二輯有《鏡中：張棗詩選》，採「羞澀」；我也認為「羞澀」比「羞慚」較合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