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鬥早起跑？

香港不少家長都設法令子女「贏在起跑線」，即使不能跑在最前頭，也絕不可以太墮後。最近看到一則報道，才知道這條起跑線越劃越早，原來香港有些所謂學前預備班，竟然是幾個月大就可以報讀！雖然要子女幾個月大開始「受訓」的家長不會很多，但送兩三歲稚子到學前預備班的，大有人在。

為何鬥早起跑？答案看似很簡單：因為那些家長相信越早起跑越著數，將來跑贏的機會隨之提高。然而，這引發兩個問題：一、他們為何有這個想法？二、這想法對嗎？

第一個問題不難回答，相信很多人的了解和我的差不多。香港到 1962年仍然只有一間正式的大學，入大學是難乎其難的事，但那時的家長大多是中國大陸來的新移民（不少還是偷渡的），教育程度不高，經濟條件不好，子女能完成中學，找到一份入息過得去的工作，已心滿意足；假如能讀上大學，可算是光宗耀祖了。時移世易，現在的家長大多有大學程度（或以上），對子女的期望高得多了，讀大學是指定動作；最好能到外國讀名牌大學，否則，在香港讀大學也要爭入最好的那兩三間。

幾十年前的家長沒有這種爭競之心，亦沒有期望子女成為「成功人士」（高薪厚職有車有樓等等）；現在的家長既然視子女求學之路為競賽，自然希望他們起跑就領先，由幼稚園開始便要入「最好」的學校，而所謂「最好」，就是最有名、考試成績最好、最能幫助學生將來考入「好大學」的。

有求就必有供，學前預備班應運而生，幼稚園為了迎合家長，也刻意將課程內容越弄越深，從前二三年級才學的東西，現在幼稚園就教；苦了的，當然是那些三幾歲的小孩，應該是透過玩耍來學習的年紀，卻要計數背書串生字，做不好還隨時會挨罵。

除了子女的學業，這些家長在其他方面也不甘後人，於是乎小孩子們便被逼學鋼琴或小提琴、繪畫、芭蕾舞、外語、國際象棋等「高級」的課餘興趣，一星期七天塞得滿滿的乜班物班。假如學業成績不好，小學開始便要補習，以免落後；結果是小孩子比大人還要忙，談何快樂的童年？

（這個現象也許還有文化因素，例如在美國，華人聚居的地方也有類似情況，而印度人和韓國人比起華人亦不遑多讓；文化因素十分複雜，在這篇短文就不談了。）

至於是否越早起跑「勝算」越高，這個問題則不容易回答了。假如「跑贏」只是指學業成績優異、最後考入名牌大學，那我不敢說從小「死催爛谷」對所有孩子都沒有效 --- 也許有些所謂「尖子」真的是這樣煉成的。可是，我卻親眼見過一些小孩子被父母這種「贏在起跑線」的育兒方法弄得完全失去學習興趣，無論是課內還是課外的學習，都視為苦差，想盡辦法逃避，學習表現毫不出色 --- 的確是起跑得早了，卻依然是落後。

對於這類小孩，讓他們自然發展，輕輕鬆鬆地學習，效果會好得多。很多家長的問題，正是沒有考慮子女適合哪一種學習方式，以為鞭策一定收效；誰知人非草木，也非驢馬，應該是因材因情施教才對呀！

其實，怎樣才算「跑贏」，更加值得深思。喪失了童年的快樂，而且是人為、可避免的，你的人生不是已輸了一大截嗎？如果為了「贏在起跑線」而付出了這個沉重的代價，最後還是達不到目標，那就更可悲。學業成績一般，讀的大學不是名牌，沒有成為「成功人士」，難道就等於是失敗的人生？這是多麼狹隘的人生觀！

我不是在唱高調，不是鼓吹甚麼一簞食，一瓢飲，於陋巷也可自得其樂；我當然知道，捱窮，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很慘的。我想指出的只是：不同的人，可以過截然不同的生活，而各自愜意；父母不必為子女的將來過份籌謀，以致硬將他們壓入不適合的模子裏，因愛成害。事實上，不少孩子正受著這種傷害。

物理的超級六合彩?

正在寫一篇關於科學解釋（scientific explanation）的論文，卻湊巧在自己身上發生了一件怪事，怪得也許是科學解釋不到的。

我每星期到健身室三四次，每次都會舉重約四十五分鐘；舉重多了，手掌心起繭，於是買了一對舉重用的皮手套來用（露出半截手指的那種），兩三星期後繭便消失了。這對手套我已用了超過三年，雖見殘舊，卻仍然完好無缺，很耐用。幾天前如常到健身室，如常舉重，如常戴著手套；我每一次都是做完運動到更衣室時才除下手套，這天到更衣室後，打開儲物櫃，正要除下手套，竟發覺手套不是戴在手上！

我完全記不起自己曾除下手套，可能是心不在焉時除了下來吧，可是，望望四周和地下，也不見手套的影蹤；沿途走回剛才入更衣室的路，細心檢視，還是找不到手套。我停下來回想，很肯定（也肯肯定）在做最後一組動作時是戴著手套的 --- 即是說，手套是在往更衣室那不到二十秒的途中不見了。我再來回找了幾遍，甚至搜索整間健身室，仍是找不到；最後是到失物認領處詢問，那裏也沒有。

既然找不到，只好帶著疑惑回家；然而，當時我相信手套一定是有人拾了，那麼舊的手套不會有人想佔為己有（這健身室的會員不會如此 cheap 吧），下一次來時到失物認領處一定會找到。

過了兩天，再到健身室，失物認領處並沒有我的手套。手套不值錢，失了，買對新的就是；令我心癢難當的，是不知道手套如何丟失。於是我將當日的情景再仔細回想一次，結論是手套給人拾去的機會很低：我做完運動後已是晚上十時，那時健身室只有十多人，都在做運動；手套是在往更衣室途中不見的，我發覺手套不見了便立刻走出健身室找尋，整個過程只是一兩分鐘內的事，假如是我丟了手套，給人拾去，便是那十多人中的其中一人剛巧也是在這段短時間内到更衣室去，剛巧見到我丟失的手套，剛巧這個人 cheap 得連舊手套也貪，剛巧我走出健身室尋找時他已離去... 實在太多「剛巧」了。

我不信鬼神超自然等事，這麼怪的一件事，沒有自然的解釋，對我來說就等於沒有解釋；可我又好奇心極強，沒有解釋，會令我很不好受。當然，這樣的怪事，根據量子物理學，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發生的，但發生的機會微乎其微；假如真的是發生在我身上，我算是中了一次物理的超級六合彩了：

時間隨想

時間只是一個空的盒子，有價值的，是裏面放的東西。

令你的時間變得寶貴（放些珍貴的東西在時間的盒子裏），那麼，你的時間才值得珍惜。

你的一分鐘，不等如我的一分鐘，因為在我們各自的生命裏，時間流逝的速度並不一樣。

最寶貴、最難忘、最值得珍惜的時間，一定不是自己一個人度過的。

假如你有很多時間，卻不知道該怎樣運用，你很可能是一直在虛度人生。

活得充實的人，不必計較時間；活得精彩的人，忘記計較時間；活得轟烈的人，來不及計較時間。

沒有人知道自己能活多久，你正在浪費的，可能是你僅餘的兩三天，而不是未來好幾個十年裏的兩三天。

浪費的時間已浪費了，立刻整頓行裝重新上路就是，無謂花時間懊悔，否則是雙重的浪費。

時間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時間；以時間來量度生命，以生命來活出時間。

年紀越大，時間的流逝越急促，虛度的感覺越強烈，唯有放棄跟時間賽跑，鬆下來，細味欣賞活著的每一刻，以生命的質來勝過時間的量。

開花結集

今年新年臉書流行玩「漢字占卜」，有朋友輸入我的中文名字，得出「開花」兩字。我當然不信占卜，但這「開花」兩字則頗應景和有意思：新年開花，當然是好事，而開花接著的是結果，也是好事；這預測，算是準了，因為《魚之樂》將會結集出版，如一切順利，會在三月面世。

邀請我出書的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是一間較新的出版社，我看過他們的書種和圖書設計後，決定跟他們合作。本來我打算自己選稿，但與我接洽的編輯張先生說由他們來選會較能切合市場需要；我也沒有堅持，因為張先生說選出的文章會先得我首肯，而且我可以增刪。

這一選稿，便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結果他們選的我都很滿意，很容易看得出是選得十分用心，是真的看過網誌裏的千多篇文章選出來的。他們將文章分成五類，我建議增加一類，並在原本那五類中增刪了幾篇文章。我尤其喜歡的，是這個分類法能夠突顯我的經歷、性情、和志趣，令這本文集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不只是炒雜碎式的選集。

已邀得一位知名人物寫序，賣個關子，在書出版前會保持神秘。

語文 • 思維 • 政治

語言文字能影響思維嗎？這裏說的影響，不只是指使用語文來表情達意，從而影響別人的思維，而是指語文的結構特色（包括語法、語音、詞法等）影響使用者的思維方式。有些人認為這種影響是不爭的事實，而在人類學及一些人文學科裏這是相當流行的看法，可是，學術界對這個問題其實並未有定見，在認知科學裏就有不少學者（例如 Noam Chomsky 和 Steven Pinker）認為語文對思維沒有甚麼影響。此外，即使語文能影響思維，以下問題仍然需要深入的研究，才會有較明確的答案：在哪方面有影響？如何影響？影響到甚麼程度？

最先詳盡地提出語文能影響思維的，應該是 Lev Vygotsky；他認為所有語文都有一些共同的特性，而這些特性能模造我們的認知和思維方式。然而，更吸引人的一個看法，是稍後的 Sapir-Whorf hypothesis --- 根據這個看法，不同的語文有不同的結構特色，從而令這些語文的使用者有不同的認知和思維方式（註）。這個看法被稱爲 hypothesis，是因為它是作為一個可被驗證的假設而提出來的，不過，要驗證這個假設，卻沒一些人想像的那麼容易。

例如 Benjamin Lee Whorf 自己用的例子，根本就不能作為證據。Whorf 認為 Hopi 這種語文能影響使用者對時間和空間的理解，但這個看法主要是基於他單方面對 Hopi 的分析；他沒有研究過 Hopi 使用者的時空觀，而後來其他人的研究結果亦未能證明 Hopi 使用者的時空觀跟英語（或其他語文）使用者的有顯著分別（可參看 E. Malotki, Hopi Time: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Temporal Concepts in the Hopi Language）。

有些研究驟看能支持 Sapir-Whorf hypothesis，但大多數都經不過重複和深入研究的考驗。例如美國心理學家 Alfred Bloom 在 1981年發表的研究結果，他認為由於中文沒有像英文 ‘If S were to do X, then Y would happen’ 那樣的句式，中文使用者比起英文使用者較難掌握反事實思維（counterfactual thinking）；Bloom 做了一連串實驗，結果似乎顯示中文使用者在運用反事實的推理時，表現比英文使用者差。可是，其他研究者後來發現 Bloom 的實驗有嚴重的設計偏差，他們將偏差改正，重做實驗，結果便沒有之前顯示的分別了（見 T. K. Au, ‘Chinese and English Counterfactuals: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Revisited’, Cognition 15, pp.155-187）。有些研究和實驗比 Bloom 的較有説服力，但仍未能排除其他因素（例如語言以外的文化因素），從而確立 Sapir-Whorf hypothesis。

以上浮光掠影地介紹了「語言文字能影響思維嗎？」這個複雜的課題，目的不是反對 Sapir-Whorf hypothesis，而只是希望讀者以後見到「中文不是理性語言」或「中國人的思維如此這般，是因為他們用中文思考」等說法時，要多加警惕，察其粗略，明白這樣說的人對語文和思維的關係根本認識不深，可能只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立場才這樣說。

（順便一提：據說法文比英文精準得多，可是，英美分析哲學遠比法國當代哲學清晰嚴謹，這個現象該如何理解？）

（註）這裏「使用者」主要是指以該語文為第一語言的人。此外，Sapir-Whorf hypothesis 有所謂 strong version 和 weak version，在這篇短文不細分了。

這是哪門子的回應？--- 評關啟文教授對周一嶽的回應

周一嶽在〈摒除心中偏見 人人得享平等〉一文批評明光社成員「把同性戀與某些性罪行如戀童或成癮成癖的病態性行為相提並論」，明光社文書關啟文教授撰文回應，文章八成篇幅是引述「同運活躍分子和支持同運的知識分子」的言論，以證明這些人「把同性戀與……戀童或……病態性行為相提並論」，然後在總結裏反問：

『其他人聽到這些言論，準確地報告給一般市民知道，也讓他們明白同運的革命性性哲學，有何不對？為何周主席不向原本說這些話的人問罪？卻反而怪罪傳話的人呢？這是哪門子的「平等機會」？』

關教授這個回應裝腔作勢得很，假如用英文來形容，我會用 ‘disingenuous’ 一字。他說的「其他人」，應該是包括了周一嶽指責的明光社成員，否則他可以直截了當否認這些明光社成員「把同性戀與某些性罪行如戀童或成癮成癖的病態性行為相提並論」；然而，他們這樣「相提並論」，真的只是做「傳話的人」、真的只是為了讓一般市民「明白同運的革命性性哲學」嗎？大家都知道不是，關教授當然也知道。

假設「同運的革命性性哲學」提倡我們應該接受主流社會排擠的性喜好和性行為，例如同性戀、雙性戀、戀童、戀家人、戀動物等，這種「相提並論」是正面的，與明光社成員反面的「相提並論」明顯不同 --- 他們認為同性戀、戀童、戀動物等都是罪、都是不道德的。雖然同是「相提並論」，但有了這個分別，就不能說明光社成員只是讓人「明白同運的革命性性哲學」。打個比方：假如我認為職業無分貴賤，就算是掃街、倒糞、替人浴足按摩、提供性服務，也不應被岐視，而你則說這些職業全是「不潔」的；即使我們都是將這些職業「相提並論」，你可以說你只是複述我的看法讓人明白嗎？

其實，反對歧視同性戀、支持同運的人不一定全盤接受關教授說的「同運的革命性性哲學」，例如周一嶽，他可以反對歧視同性戀，亦同時認為「某些性罪行如戀童或成癮成癖的病態性行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即使明光社成員真的只是複述「同運活躍分子和支持同運的知識分子」的言論，關教授對周一嶽的回應仍然是不公允的。

甚麼是「理性語言」？

陶傑連寫兩篇文章（〈天工開物〉及〈中文不宜審案〉）侃侃而談中文如何不是「理性的語言」，陳雲隨即發表了〈中文不是理性語言嗎？〉一文，雖然沒有點名，但顯然是回應陶傑。這兩人的文字，通常不是曲筆抽水，就是有政治目的，因此，對他們的論點，尤其是表面上似有學術內容的，不必當真；例如這幾篇，陶傑大概只是想借意再踩「小農」中國人一腳，而陳雲也許不過是乘機推銷華夏文化。然而，這次不妨認真對待，因為「中文不是理性的語言」這個看法，似乎有不少人接受，值得花點筆墨澄清一下。

甚麼是「理性語言」？英文有 ‘rational language’ 一語，但那是電腦科學裏的用語，指一種特定的形式語言（formal language），不是陶陳兩位說的「理性語言」。其實，理性（或非理性）的是人，語言如何能夠理性呢？陶傑這樣解釋：

「因為中文精長於感性，而愚拙於知性。中文是方塊字，其字義與繪畫一樣，着重於畫面外延伸的無限聯想。」

他的意思應該是中文較適合用來抒情，而用來表達知性的內容時會較為曲折困難；真的如此嗎？那可要看那個「較」的程度了。只談個人運用中英兩種語文的經驗，我不肯定中文比英文較適合用來抒情，但同意中文比起英文的確較難清楚表達抽象和複雜的內容，不過，也只是稍為困難，遠不至於是中文「愚拙於知性」。陶傑所謂「字義與繪畫一樣」，說的只能是單字，而且限於象形字，可是，表達思想要用句子 --- 中文句子如何構成繪畫、以象形表意？至於「着重於畫面外延伸的無限聯想」，我只能說「不知所云」。

陶傑認為由於中文不是「理性語言」，「用中文制訂法律，必多漏洞」，但他舉的例子卻沒有說服力。他的例子是中國一條「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裏的這幾句：「家庭成員不得在精神上忽視、孤立老年人 [...] 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贍養人，要經常看望或問候老人。」陶傑這樣質疑：

『「在精神上重視」如何定義？「重視」到怎樣才及格？在精神上很重視，但在物質上不予重視，對老人家又算不算「保障不足」，而「保障」要多少，才算「孝順」？家人要「經常看望或問候老人」，「經常」是幾多次？一個月一次？每年過年中秋各一次？重陽、端午、十一假期，還是都要「看望」？「看望」是什麼意思？回來在床前「看」三分鐘，「望」十五秒，算不算履行了法律？「問候老人」，如何「問候」法？』

字義含混的問題，任何語言都有，必要時大多有方法消除；例如「經常」是幾多次，寫清楚是「一個月一次」或「一星期至少一次」不就成了嗎？法律文件寫得繁複無比，就是為了要消除歧義含混之處，以免有漏洞；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或其他語言）的法律文件，都要這樣做，只要寫得好，沒理由中文的「必多漏洞」 ---「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裏的文字問題，是撰寫人之錯，罪不在中文。

陳雲和陶傑唱反調，認為中文是「理性語言」，卻只是叫人讀一下歷朝的奏摺和《中華民國憲法》便知，然後反問「一個天朝大國，延續幾千年，調兵遣將，科舉考試、賦稅力役、刑事判案、內外政論，公務繁重，語文無理性，有無搞錯？」這一問，陶傑的文章可有答案啊：

「中國人社會的種種政治迫害，中國語文的思維是一種刀斧工具 [...] 中國人自我吞噬，在毀劫之後，屠滅了士大夫精英，只剩下皇權和愚眾，則中國語文亦一片白森森的刀斧矛戟，用以奴役，用以戮殺，而功能別無其他。」

兩個人都是空口講白話，既不能支持「中文是理性語言」，亦不能支持「中文不是理性語言」。至於陳雲在文中提到的「捨棄形式語法」的「語文理性」及六書的「理性造詞基礎」，和陶傑說的中文「愚拙於知性」根本是兩回事，可說完全捉錯用神。

（陶傑說「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在此一語意環境生長，思維則成為一種模式」，鍾祖康也有類似講法，這涉及著名的 Sapir–Whorf hypothesis，須另文討論。）

同性戀與神學依據

耶誕期間，講講耶穌。剛在網上讀到黃毓民議員的文章〈耶教信仰基督為本〉，有些說話不吐不快。跟黃議員一樣，我對一些保守派耶教徒的反同性戀立場和行動，尤其是有組織如明光社之流的，十分反感；然而，跟黃議員不同，我並非耶教徒，不必訴諸耶穌的訓誨，不必講甚麼神學依據。

黃議員認為耶教「應以耶穌的訓誨為核心」，指出四福音書都沒有記載耶穌有任何反同性戀的言行，而且耶穌對那些「好教誨及論斷別人的道德偏差」的文士及法利賽人「深惡痛絕」；黃議員因此相信教宗方濟各的親同志言論「有其神學依據」，言下之意大概是：耶穌沒有說反對同性戀，還告誡我們不要論斷別人，因此，追隨耶穌訓誨的信徒，不應該隨便論斷同性戀者有道德偏差。

問題是，那些堅決反對同性戀的耶教徒，一樣可以提出他們的神學依據，一樣可以深信自己的反同性戀立場是「以耶穌的訓誨為核心」。四福音書的確沒有記載耶穌的反同性戀言行，可是，不要忘記《約翰福音》21: 25 這樣說：

「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的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反同耶教徒大可振振有詞說，四福音書也沒有記載耶穌反對戀童、亂倫、人獸交等，但這並不表示耶穌贊成這些行為；同理，雖然四福音書沒有記載，我們仍可以有理由相信其實耶穌是反對同性戀的。

至於耶穌批評文士及法利賽人，針對的是他們虛偽，而不是舊約的律法。《約翰福音》10: 35 記載耶穌說：「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 。」《馬太福音》5: 18 更加清楚明確，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舊約律法有經文絕不含糊地反對同性戀（行為？），例如《摩西五經》之一的《利未記》就有兩段：

「不可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18: 22）

「人若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總要把他們治死 ，罪要歸到他們身上。」（20:13）

反同耶教徒可以有以下簡單的推論：耶穌認為要遵守舊約律法，而舊約律法反對同性戀，因此，耶穌也反對同性戀。

當然，反反同的耶教徒可以反駁說，假如這樣理解經文，豈非要接受同性戀乃死罪（「總要把他們治死」）？反同耶教徒自然不會就此認錯，一定會想到方法應付，提出另一些神學依據，說明同性戀雖然是不道德，但只要同性戀者悔改，放棄同性戀（行為？），便依然可得永生。兩方各自堅持立場，絲毫不會退讓，結果只是兩套越來越複雜和曲折的神學依據。

其實，最可怕的正是神學依據：一找到神學依據，相信的便不只是「我們的立場是對的」，而是「我們的立場是對的，因為這是神的旨意 --- 神站在我們這一方」；一相信有神「撐腰」，自然是「義無反顧」、絕不手軟了！

香港人 • 自己人

庫斯克的一篇博文探討了「誰是香港人？」與「身份認同」的問題，考慮了不同的看法，還論及中港矛盾和終審法院最近對新移民申請綜援的裁定，應該是在示範香港中學通識科著重的多角度思考吧。庫文的論點我大部份贊同，只有兩點看來是搔不著癢處，另一點則過於點到即止，而這三點都可以用「自己人」這個概念來進一步探討。

第一點是關於終審法院的綜援裁定：

『「永久性居民」這幾個字，其實是香港人劃分我者和他者的一條心理分界線，所以當綜援七年限制被裁定是違憲的時候，香港人感覺像天塌下來一樣，除了是因為新移民會掠奪香港資源的印象之外，就是因為這一條心理分界線。』

庫斯克說的「我者」，應該就是「自己人」（粵語也可說「自己友」）的意思；凡不是自己人的，就是「他者」了。假如這裏談的是香港人（註）對「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的劃分，那麼，即使香港人不得不「接受用七年時間取得永久居民身分的內地移民就是香港人」，不得不同意這些新移民「有資格申請綜援、公屋等社會福利也是天經地義」，他們仍然可以另劃一條「自己人 vs 不是自己人」的分界線，劃分了「真正的香港人」（自己人）和新移民（就算住滿七年，也不是自己人），而這條才是心理分界線 ---「真正的香港人」對終審法院的裁定「感覺像天塌下來一樣」，不只是因為非永久性居民也可以領取綜援，還因為那些不是自己人的新移民勝了一場大仗。

第二點是關於雙非兒童的身份：

「對於很多本地人來說，他們雖然是香港永久居民，但他們父母都不是香港人，而且大部分都住在內地，所以他們只是法律上，而不是文化認同上的香港人。當雙非兒童來港報讀幼稚園和小學的時候，造成了北區學額緊張，香港社會對雙非兒童及其家長的負面情緒，可謂火上加油。在很多人心目中，雙非兒童不是香港人。」

為何雙非兒童「雖然是香港永久居民」，卻「不是文化認同上的香港人」？那些遲至小學甚至中學才來港的，也許（卻不一定）會有文化認同的問題，但從小來讀幼稚園的雙非兒童，三四歲起就在香港成長和學習，大有機會成為「文化認同上的香港人」啊！「在很多人心目中，雙非兒童不是香港人」的真正原因，恐怕是因為雙非兒童的父母明顯不是自己人，加上不少雙非孕婦闖急症室產子，令人反感，她們誕下的雙非兒童，即使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也很難被香港人視為自己人了。

第三點是關於非華裔香港人：

「不會說粵語的華人，人們也不會當他們是香港人，而能操流利粵語的非華人，也只有看似中產的（例如喬寶寶、利君雅），人們才會覺得他們是香港人。很多懂流利粵語的基層南亞裔人，一般人也會當他們是異類。」

庫斯克只是點出這個現象，卻沒有探究為何有此現象：為甚麼同是非華裔，同是居港多年，同是能操流利粵語，中產階級的被（一些香港人）視為「非華裔香港人」，從事低收入工作的則被視為「阿差」？說到底，這也是當不當你是自己人的問題 --- 認為你是優質的，便較容易接納你為自己人；認為你不那麼優質，便較容易著眼於你跟「我們」相異之處（例如膚色），而當你是「外人」了。

「自己人 vs 不是自己人」的劃分，是人之常情，在群體生活中有其作用，有時甚至是必需的。然而，當這個劃分伴隨的是群體之間的嚴重矛盾和衝突時，我們便有必要思索以下的問題：我們是因為某群體裏的人行為不為我們接受，所以將他們劃成「不是自己人」；還是因為我們早已（由於各種因素和影響）將他們劃成「不是自己人」，所以他們的行為特別容易不為我們接受？這個「不是自己人」的群體，是否真的那麼單一，以致我們有理由對這個群體裏的人「一視同仁」（「不是自己人」當然可以再分成幾類，但對每一類我們仍然可以問這個問題）？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尤其是在香港現時這個複雜的政治環境，但正因為如此，這些問題的答案對「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都同樣迫切和重要。

（註） 雖說討論的是「誰是香港人？」，其實香港大部份居民都不會懷疑自己是不是香港人；這裏就假定這些（大多）是貨真價實的香港人，對於這些香港人，問題嚴格來說不是「誰是香港人？」，而是「誰也是香港人？」。

天真與邪惡之間

剛讀完劉子健的《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對北宋的政治和歐陽修多了一點認識。劉子健是宋史專家，曾任教於史丹福及普林斯頓，這本已是他五十年前的舊作，但關於歐陽修的專著不多，對這位精彩的歷史人物有興趣者，都不應錯過這本紮實的小書。

宋朝文人中，除了蘇東坡，最吸引我的就是歐陽修，不只因為他多才多藝，古文詩詞皆精，好金石考古，撰《新唐書》（與宋祁合著）及《新五代史》；還因為他從政超過四十年，曾經位高權重，愛扶掖後進，對宋朝政治和文化都有莫大影響，卻又長期捲入黨爭，三次被貶，甚至先後被政敵誣陷與外甥女及兒媳亂倫，幾至身敗名裂。劉子健在全書最後一段這樣總結歐陽修的一生：

「轟轟烈烈的一生政治經歷，幾經政潮，屢歷風險... 從歐陽修的經歷，看到經學興而求致用，古文興而議論更犀利，士大夫權力提高而反不穩定。總之，儒家思想雖已部份實現，而官僚政治的糾紛，反因而愈變愈壞，至於不可收拾！」

歐陽修少年得意，心懷大志，肯定是個有政治理想的人物，這從他後來的種種政治活動清楚可見。年少時他也許有點天真，認為自己的政治理想不難實現，然而，當官當得久了，他自然逐漸看清了政治現實，認識到周圍的限制，學懂了妥協，亦知道怎樣運用手段以達到目的。他不再天真了，但也沒有變成邪惡；在天真與邪惡之間，一個有機會實現政治理想的人還是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 偉大的政治家和改革者，都是在這裏煉出來的。在政治上歐陽修算不上偉大，但也絕不是個失敗者。

走筆至此，聯想到今天看見陶傑的文章〈我的卡夫卡〉。他在文中說「天真的人，絕不可以從政」，那只是說對了一半：天真的人，假如一路天真下去，的確不應從政，否則累己害人；但從政的人可以開始時天真，然後逐漸成熟，認清現實，學懂玩政治。至於陶傑說的「當最壞的人對好人的心理瞭如指掌，好人對邪惡一無所知，好人全無防範的意識和能力」，則是全對了；不過，世界比這複雜得多，因為世上不只有好人和壞人，更多的是不能簡化地用「好」或「壞」來形容，而這些人之中，有些具備改變世界的氣質和能力，可以在天真和邪惡之間大有作為。這世界除了希特拉和毛澤東，還有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