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身攻擊的範例

【讀者中不喜歡看我談自己的，請集中看解釋 ad hominem 那些部份。】

批判思考裏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概念，英文（其實是拉丁文，但已納入英文用語）是 "ad hominem"，中文譯作「人身攻擊」或「訴諸人身」，指的是一種思考謬誤：不直接駁斥對方的論點或論證，而只是攻擊對方的個人特點，例如動機、性格、態度、學歷、社會地位、過往的行為等，並且當這做法是對那些論點或論證的合理批評。雖然說是簡單的概念，但也有三點須要注意：

▪   並非凡是攻擊對方的個人特點便是犯了 ad hominem 的謬誤，如果沒有當這些攻擊是在合理地批評對方的論點或論證，便不是思考上犯錯，而純粹是在言語上攻擊對方（我們在日常對話中指某甲「人身攻擊」某乙，很多時候都只是這個意思）。

▪   如果對方的論點或論證內容與他的個人特點有關，那麼攻擊他這個（或這些）特點便未必是犯了 ad hominem 的謬誤。

▪   那些被攻擊的個人特點，不必是對方事實上有的；犯 ad hominem 謬誤者可以是誤會了對方，也可以是誇大，甚至是無中生有。

（圖片來源：http://persuasionwq.weebly.com）

為甚麼我忽然有興致談這個簡單的批判思考概念？原因無他，就是剛剛身受「人身攻擊」謬誤之害，而且犯謬誤者很可能是與我相識的人，卻用了化名，令我不禁覺得有點耐人尋味。

事緣我那篇〈香港警隊安可以為善？〉被《立場新聞》轉載後，第一個留言就是批評我的，而且極其嚴厲：

我的文章主要是指出劉業成一知半解地引用《道德經》，也間接批評了香港警隊。這位「習達平」（近平只是近，這位仁兄或仁姐厲害了，已達）沒有反駁我的論點，只是一味攻擊我的動機和人格。說我的「一些言論明顯有曲意迎合之嫌」，那不只是針對這篇文章，還包括我以前的言論，卻沒有解釋和舉例。最可笑的是「明顯有曲意迎合之嫌」，通常我們說「有 X 之嫌」，即 X 並不明顯；「習達平」這個寫法，是既要讀者感到「明顯」二字的力量，卻又不想擔上「沒有證據」之指責，所以同時戴上「之嫌」這個頭盔。至於「不要為虛名小利所惑而喪失學者的基本良知底線」，也是「戴頭盔」的寫法，事實上是說我為虛名小利所惑，但用了勸說的語氣，那就容易脫身了。這伎倆貫徹到最後的「望慎思之！人可以無才華，但不可以無廉恥！」，像是好言相勸，但有多少個讀者會不覺得我是被罵為「無廉恥」呢？

為甚麼這個留言是 ad hominem，而不只是在言語上攻擊我？因為留言是對我那篇文章的反應，在這個語境中最合理的看法是：留言是在批評我的文章。此外，除了攻擊我的動機和人格，「習達平」還擺出客觀論說的姿態，說甚麼「人的一生在歷史長河中很短 …… 將來時空變幻又如何以此文字面對自己同行乃至後代？」云云（雖然這與我文章論點的關係也是不清不楚的），也是在空泛地批評我的文章。

「習達平」說我「本是同學中才華出眾的一個」，那是自認是我的同學了。會不會是冒認，來個先揚後抑？我相信不是。我不敢說自己有才華，但在大學時確是有點風頭，如果不是大學同學，應該不會這樣形容我。如果真的是老同學，卻藏頭露尾來人身攻擊我，恕我直言：我看不起你！

香港警隊安可以為善？

香港臨時警務處副處長劉業成那封「致同袍們」公開信，看來情文並茂、義正詞嚴，相信深深感動了很多警察 。我不是警察，看罷此信只覺得作者矯情造作，令我有點想吐；尤其是「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這兩句引文（出於《素書》；順便一提，這是中國前總理溫家寶不只一次引用的句子），「守職」的標準就讓劉業成用你們警界的理解去定吧，但「處義」這麼高的道德褒揚卻不由得你濫用 ─ 證據不確鑿的不說，單是明顯的濫捕和亂打市民，你們就不配稱那個「義」字！

公開信的結尾引用了《道德經》第七十九章的「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劉業成真是胸有墨水啊！他接著寫的「我們不祈望所有香港人都認同我們執法的決心」，顯示他引文的重點是「必有餘怨」，但他可有注意到，「安可以為善」是反問句？這三句的意思是：如果情況到了「和大怨，必有餘怨」的地步，便已不可以為善。香港警隊已不可以為善了！為甚麼？且聽我解經。

雖然《道德經》這幾句在傳統的註釋大多是從「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角度來理解，但讀者不必過分囿於這個角度，否則容易忽略文句中較豐富的含義。「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的其中一層意思是：執政者和執法者（以下簡言「執法者」）根本不應該讓人民的大怨積成；大怨不同一般的不滿，而是令人民因受苦而生的憤恨，源於統治或執法上根本的不當。因此，如果這些不當的做法不改，那麼即使人民的大怨給某些方法緩和了，仍必有餘怨；而更重要的是，這些緩和方法只是虛與委蛇，並不真的是與民為善 ─ 只要執法者的不當做法一日不改，他們便一日不可以與民為善。

《道德經》第七十九章「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之後接著的幾句是：「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警察當然不是聖人，但這裏說聖人所做的，其實不過是執法者應做之事。契，符信也；左右兩契，立約雙方各執其一。這是個比喻，執法者的權力，好比手執左契的人有權利追討合約訂明的事項。「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意思不是有合約在手也不去追討，而是追討要用恰當的方法，即下文說的「有德司契」，不會用責難、威逼、甚至更離譜的方法。警察執法也一樣，是要守規矩的，有所為有所不為，不應過分，以執法之名胡作非為。

與「有德司契」對比的，是「無德司徹」；「徹」字難解，眾說紛紜，這裏我採用高亨《老子正詁》的說法：「徹，疑當為殺。」因二字篆文形近而誤，而且《道德經》第七十四章有「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兩句，與此解法暗合。如果是「無德司殺」，那就與「有德司契」形成鮮明的對比：無德的執法者不以恰當的方式執法，而往往胡作非為，就像討債的不惜傷人、甚至殺人！香港警察，是有德還是無德，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是太明顯了嗎？

黃藍家人

今早醒來，一看手機，WhatsApp 的家人群組正在「討論」政治。我說的家人，是至親的兄弟姊妹及其配偶，沒有更親的了。大家都是香港人，還有甚麼政治問題好討論呢？當然是在各抒黃藍之見。其實，不久前各人已同意不再在這群組談政治，免傷感情；可是，今天群組中有人因為看到警察在將軍澳拘捕了一名十二三歲的「示威」男童，忍不住出聲，傳了圖片，評句「我覺得好痴線」，於是爭論便展開了。

猶幸最後沒有弄至不快，好險！我一直只做旁觀者，因為我覺得參與這樣的「討論」是浪費時間。大家都知道對方的立場，甚至可以準確估計到誰對甚麼事會有甚麼反應或意見；大家亦知道無論說甚麼也不會改變對方的立場，藍不會變黃，黃不會變藍（兩個月前可能還有這樣的想像，但現在應該已幻滅了）。因此，這樣的「討論」不會改變甚麼，也不會加深相互了解，不是浪費時間是甚麼？不但是浪費時間，還有可能弄至關係破裂，何苦？

也許有人認為此乃大是大非，就算是家人，也不可姑息，應該直斥其非，伸張正義。我不敢說這個看法是錯的，但對我來說，家人始終是家人，有親情，有重疊的經歷，有共同生活的烙印，有可以一起回味的種種往事；當然很難對每一個家人都是親情一樣的厚，但即使是稍薄的親情，也是有相當韌力的。試想想，就算是一個與你性情不相投、甚至互不喜歡的家人，在他或她有重大危難而需要你幫忙時，你會毫不關心、斷然拒絕嗎？我肯定自己不會。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這就是我理解的親情。

（友情會不會也有這樣的韌力？如果是一起成長、推心置腹的知己，應該和家人的親情相差無幾。可是，朋友之間較容易有「志不同，道不合，則分道揚鑣」的情況，往日的肝膽相照，可以因為今天的政見之異而勢不兩立；雖然難免感到可惜，但仍然覺得那是應做的事。）

黃藍之別，大多數只是見解上的分別，除非黃的是前線的抗爭者，而藍的是防暴警察，那才會有行動上的衝突。黃藍家人，互相看到的不過是對方「思想上的錯誤」，而不是誰做了甚麼傷天害理之事，因此，不必隨便用道德語言來指斥對方。由於家人的黃藍立場而感到失望，那是難免，但個人的思想各有前因，對家人寬容一點，那是親情的表現。

以上所說，黃藍皆適用。其實，我的家人群組裏只有一個是藍的；一個已嫌太多，一個已感奈何，但親情還在，這是我最想說的。

悼念恩師巴理 · 史特魯德

今天 (8月10日) 早上收到恩師巴理 · 史特魯德 (Barry Stroud) 辭世的消息，雖然早已知道他的健康情況是命不久矣，兩個月前寫的一篇〈最後一面〉成了準確的預言，但聽到壞消息後還是難過得很，整天也提不起勁來。現在已是夜深，感到睡前非寫一篇悼念文章不可，否則定必輾轉難眠。

當年到柏克萊加大讀博士、初上這位老師的課時，已跟其他同學叫他 "Barry"，因此從來沒有稱呼他 "Professor Stroud"。Barry 是我的 first year seminar 導師（另一位導師是 Hannah Ginsborg），全班只有六位學生，我們整個學期主要讀 C. I. Lewis 的 Mind and the World Order，讀得很精很細，每星期要寫一篇二、三千字的文章，每堂都有深入的討論，那是極嚴謹的哲學訓練，也奠定了我對 Barry 的敬慕。其實我到柏克萊之前已讀過 Barry 的名著 Hume (Routledge, 1981) ，對他處理哲學問題那舉重若輕的能力已有頗深刻的印象；親炙之後，更加佩服。

Barry 的哲學史功力十分深厚，除了是休謨專家，對康德哲學也素有研究，發表過不少討論康德知識論和形上學的論文。他在哈佛讀博士時雖然不是由 Quine 指導論文（他的論文導師是 Morton White），但上過不少 Quine 的課，後來也有繼續研究 Quine 的哲學。受 Quine 影響甚深的 Donald Davidson 在八十年代開始到柏克萊任教，與 Barry 成為同事，Barry 對 Davidson 的哲學漸感興趣，研究得相當深入。另一位 Barry 堪稱專家的哲學家是維根斯坦，他那篇著名的論文 "Wittgenstein and Logical Necessity" 是研究維根斯坦者必讀的；這篇論文有趣兼有啟發性，我讀過至少四五次（Barry 的維根斯坦 graduate seminar 我上過兩次，是我日後自己研讀維根斯坦的基本訓練和出發點）。不過，Barry 最有名的還是對懷疑論的研究，他那本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ical Sceptic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可算是這個題目的經典；即使你對懷疑論本身興趣不大，這本書也值得讀，因為你能從中學習到怎樣 philosophize。

Barry 是一位很有個性的哲學家，置哲學時尚於不顧（是的，哲學也有時尚），從不隨波逐流，只研究自己認為重要的問題。他的文風亦很有特色，條分縷析，卻一點也不刻板枯燥，有種娓娓道來的味道；偶爾好像是重重複複，其實不然，因此能迫使有尋根究底精神的讀者慢下來，反覆閱讀和思考。這種文風有點像 G. E. Moore，但文采過之和流暢得多；而和 Moore 一樣，Barry 的哲學著作是不適合急功近利之徒閱讀的（讀他的著作像品茗，但有些人讀哲學書的心態像喝汽水）。

要懂得欣賞 Barry 的哲學，便不得不了解到他的所有哲學研究背後都有一個根本的疑問，就是：哲學究竟能帶給我們甚麼樣的認識或了解？換句話說，Barry 雖然整生從事哲學研究，但對哲學的可能限制由始至終有很強烈的意識（這個意識在 The Quest for Re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一書表現得尤其明顯）。因此，當 Jason Bridges，Niko Kolodny 和我替 Barry 編輯紀念文集時，將書名定為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Barry 是感到「深得我心」的。

  

我稱 Barry 為「恩師」，不但因為他有以教我，對我的哲學發展有莫大影響，還因為他待我實在很好。當年我找教席失意，柏克萊的資助又完了，不知如何是好，Barry 主動幫忙，替我安排了一份類似臨時講師的工作，好讓我多待一年，我很感激和感動，至今難忘（結果找到一份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不用留在柏克萊）。

Barry 有一個只有熟朋友才知道的愛好，是不容易估到的，就是他愛讀 Jane Austen 的小說，經常重讀。我以前覺得 Austen 的小說極悶，婆婆媽媽的，但那是多年前的印象；為了向 Barry 致敬，我決定重讀 Pride and Prejudice 和 Sense and Sensibility。

大是大非昭然若揭 小眉小眼視線難移

在美國這邊一早醒來，第一時間上網看香港的消息，擔心的是昨天 721遊行後可能有嚴重事件發生。果然有事發生，有示威者遊行後衝擊西環中聯辦，晚上警方與示威者在上環爆發衝突，發放多輪催淚彈，有報道說警方曾發射橡膠子彈驅散示威者。這些都可說是意料之內的事，因為在類似情況下已發生過多次；真正的「大件事」，發生地點不是金鐘、中環、西環或上環等地，而是當天沒有遊行活動的元朗西鐵站：數以百計手持棍捧等武器的白衣人衝入西鐵站，毆打站內市民，出手狠辣，甚至走入車廂內攻擊，據說是專挑穿黑衣的市民來打，因為那些很可能是參加過遊行後回家的市民。【補：看過很多視像記錄後，已可以肯定白衣兇徒不是只打穿黑衣的。】

這些白衣兇徒的暴行，非筆墨能形容，但在網上很容易找到不同人士拍到的視像記錄，《立場新聞》記者拍到的最為詳盡（這位記者也被打傷了）；看過之後，除非你已被偏見閉塞腦袋，又或者你心腸本來就壞，否則一定會被激起一定程度的義憤。此大是大非，明顯不過，不容歪曲。

不容歪曲，卻偏偏有人企圖歪曲，或至少是企圖轉移視線。帶頭的，當然是香港政府。22日凌晨 35分，政府發出聲明，主要有兩部份。第一部份譴責衝擊中聯辦的「激進示威者 (radical protesters)」，形容他們「一連串的暴力行為 (a series of violent acts)」 是「令人髮指和暴力的 (outrageous, violent)」；第二部份是關於元朗襲擊事件，卻沒有譴責，只是報告事件，說「有人聚集在港鐵車站月台及車廂內， 襲擊乘客，導致衝突及有人受傷 (some people congregated at the platforms of the MTR station and train compartments, attacking commuters. It led to confrontations and injuries)」，何等「簡潔」（沒說有多少人聚集，沒說乘客如何被襲擊）而「客觀」（沒有「令人髮指」或「暴力」等價值判斷）的描述啊！假如沒有留意和跟進這兩件事，單看這聲明，對比這兩部份，便很可能得出一個結論，或至少是一個印象：第一件事明顯很嚴重，第二件事未必嚴重。

然而，相信被政府這個聲明誤導的人不會很多，大概就只有那些已被偏見閉塞腦袋或心腸本來就壞的人。重要的事要說三遍：這是非常清楚的大是大非，這是非常清楚的大是大非，這是非常清楚的大是大非。

政府以外，有一些人用另外的小眉小眼方式企圖轉移視線，又或者是用來自我蒙蔽。他們對元朗兇徒集體襲擊市民事件的反應不是譴責兇徒的暴行，而是第一時間拿梁家傑那句「暴力有時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出來搶白，暗示梁的言論鼓勵暴力。姑勿論梁家傑說的是對是錯，元朗襲擊市民事件與他完全沒有因果關係，那也是顯而易見的。此時此勢，歪理滔天，雖是明顯不過的事實，也有需要點明。

還有一種轉移視線的說法，也是小眉小眼，也是全無說服力。這樣說的人不多，但我不幸見到。這些人通常都是扮客觀理性，骨子裏即使不是藍絲，也至少有親建制的傾向。他們的說法是：你們這些人只看見元朗的暴徒，卻無視示威者也有暴力行為，例如昨天示威者佔據中環一帶馬路，有一輛客貨車被路障阻礙，司機下車與示威者理論，卻被示威者群毆受傷，客貨車被示威者砸爛擋風玻璃和車尾玻璃等。我相信支持反送中運動的人中絕少會認為這司機被打（和客貨車被破壞）肯定是應該的，而這件事與元朗襲擊市民事件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前者不是事先有計畫的行動，被打的只有一人，而且其中很可能有誤會。示威者到目前為止最「暴力」的行為，就是毀壞立法會，此外便是被警察打時還擊，而且暴力程度和警察的沒得比（警員斷指事件還未弄清楚，不評論）。人人都可以大聲譴責暴力，超級賤人何君堯也可以，但在大是大非之下，所謂暴力，不能一概而論。

黃沐恩《情動於中》序

沐恩邀請我寫序，我沒有立刻答應，因為我要先判斷他這本書寫得是好是壞，才可以決定。如果是壞書，卻仍然接受邀請寫序，要麼真心批評，直指其壞，這樣的序會得罪作者；要麼假意讚好，視作應酬，這樣的事我做不出來。寫序其實是一種推薦形式，因此，世間書序大多對作者有褒無貶，分別在於那讚賞之語有多真誠而已。我的原則是講真話，所以不會為壞書寫序。

我現在為這本書寫序了，運用簡單的邏輯推論，當知我認為這是一本好書。全書共九章，我看了兩章後已能判斷沐恩寫得好，於是回覆他，答應寫序，然後把餘下七章讀完。讀時，趣味盎然；讀後，獲益良多。這序，我是寫得相當起勁的。

（圖片來源：https://www.chineseupress.com）

人人都有情緒，而不同的情緒在各式各樣的情況對人的行為有或大或小的影響；一言以蔽之，情緒根本就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部份。要了解自己，了解人生，就不得不了解情緒。情緒是個重要的題目，可是，相對於其他重要題目，討論情緒的書不多，適合一般讀者看的更少；中文的，就更少之又少；中文而堪稱好書的，可能一本也沒有。這個現象應該如何解釋，當然不能在這個序深究，我只想指出，《情動於中》是一本少有（甚至是絕無僅有）的探討情緒的中文好書。

雖然這本書以一般讀者為對象，卻不折不扣是專家之作。沐恩的學術訓練是哲學，博士論文寫的正是情緒哲學（philosophy of emotion）；而我第一次留意到沐恩的學術著作，就是見到他在國際哲學期刊 Philosophical Studies 發表的一篇情緒哲學論文。擁有如此紮實的有關學術背景，沐恩寫這本書自然得心應手。

我說的「擁有如此紮實的有關學術背景」，不單指哲學，因為情緒的研究早已是跨學科的（interdisciplinary），即使寫的是哲學論文，也必須研讀其他有關學科的著述。沐恩在書中展示了他對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學和神經科學（neuroscience）等有關學科的認識，介紹了不少理論和實驗，而且以有趣的手法寫出，絕無枯燥之弊。此外，書中用了大量文學、歷史、電影及音樂的例子，圖文並茂，除了增加讀者的閱讀趣味，亦顯出作者的博學多聞。

此書雖然採取每章論述一種情緒的形式，看似各章獨立，其實結構嚴謹，層層推進，用作者自己的話說，是「以哲學研究為骨幹，論證情緒既具有身體性的 一面、亦具有理性的一面，兩者在先天基因與後天環境的影響下， 不斷建立一層又一層的交互關係，從而形成看似矛盾的情緒的各種特質」（p.xvi）。讀者一章一章讀下去，自會感到對人類的情緒了解得越來越深，最後得到一幅大圖像。然而，作者在「結語」不忘提醒讀者，雖然這本書揭示了情緒的複雜性，但「情緒的複雜性卻遠遠超越本書所覆蓋的範圍」（p.345）。無論如何，我敢斷言，如果你對情緒素無研究，而想對情緒有多一點的認識，這本書絕不會令你失望。

2019年5月21日寫於加州奇科

最後一面

上星期三，仍在中國旅遊，人在北京，收到壞消息電郵：我的博士論文導師 Barry Stroud 被診斷出腦內有一個很大的腫瘤，醫生預計他只能多活兩三個月。雖然 Barry 已八十四歲，但一直以來都精力十足，退休後被 recalled 繼續教書，也沒有停止過哲學研究，經常出席學術會議，發表論文，還正在寫新書；因此，他忽然得重病的消息，不但令我難過，還頗感意外。（「只能多活兩三個月」的估計是假設他不做手術，但手術風險高，而且結果會令 Barry 的腦部功能大退，他不願意以這狀態繼續存活。）

傳來消息的是老同學 Jason Bridges，Jason 是 Barry 眾多學生中跟他最親近的，兩人不時通電話，所以這壞消息 Jason 最早得知。他在電郵裏說過幾天會飛往柏克萊探望 Barry，並表示希望我和另一位同學 Niko Kolodny 能與他同往，因為他知道 Barry 見到我們三人一起探望他，會特別高興。我們三人數年前合編了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Reflections on the Thought of Barry Stroud (Oxford University, 2011)，關於這本紀念文集，Barry 不止一次對我們說 "It means a lot to me"。我當然立即答應同往，幸好已是旅遊的最後兩天，趕得及回美國與 Jason 和 Niko 會合。（結果 Jason 因事延遲了，我們待到今個星期六才探望 Barry，即香港「二百萬零一人」大遊行前一天。）

 Niko 畢業後在哈佛教了三年便被柏克萊「撬」了回來任教，由 Barry 的學生變成同事，所以探望 Barry 他最方便。我們先在他家集合，然後一起到 Barry 的家去。我開了兩個半小時車才到達 Niko 的家，但比起 Jason 要由芝加哥飛來，那就不算甚麼了。Niko 和我都對 Jason 說不知道見到 Barry 時該怎樣表現、說些甚麼，Jason 的回應是：「他應該會和我們講哲學，大家自然交談就可以了。」

到了 Barry 家，先是他女兒出來迎接，我們在客廳待了十分鐘，才見到 Barry 坐在輪椅上，由護士推出來。第一眼看到他，只見他臉容衰倦，比我數年前見他時蒼老了很多，我心裏禁不住一陣難過。然而，寒暄了一兩分鐘後，Barry 便向我們闡述他近日有關 "first-person plural" 的哲學思考，然後開始精神起來，逐漸恢復昔日講書和討論哲學時的神采。接著我們便一路談哲學，互有答問，談了個多小時。Jason 果然了解 Barry。

從 "first-person plural"， Barry 談到 Thomas Nagel 最近的一篇論文 "Moral Reality and Moral Progress"，因為裏面有些看法與 Barry 的接近（他還順便提到 Nagel 上星期來探望他，兩人討論了那篇論文）。我指出 Barry 有關 "first-person plural" 的見解可以從 Davidson 的一些看法得到印證，我們便談了一陣 Davidson，然後 Barry 解釋他為何認為 Davidson 和 Wittgenstein 有相通之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 Stroud, "Davidson and Wittgenstein on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收入了他的文集 Seeing, Knowing, Understanding） 。

Jason 提到 On Certainty 裏的一些概念，Barry 便比較起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和 On Certainty  來，說前者章節段落都是悉心安排的（至少 Part I 是這樣），有 development，可以看到其中的 philosophizing，但後者只是集合了一些沒有清楚關聯的段落，而且論點重覆之處甚多，其實算不上是一本書。

已記不起怎樣談到了 Anscombe。Barry 說他曾經用 Anscombe 的 Intention 做研究生 first-year seminar 的教材，全班叫苦連天，因為這本一百頁不到的小書實在太難理解，但最後大部份學生都覺得那是十分值得花時間和心力去讀懂的書。接著 Niko 分享了一點他讀 Intention 的經驗。從 Anscombe 我們自然談到了 Geach（兩人是夫婦），Barry 說 Geach 的 Mental Acts 寫得極好；我記得他以前不止一次提過這本書，都是大讚，但我到現在還未看，也許是時候「的起心肝」拿來讀了。

最後我們談了一點 Strawson 和 McDowell，呀，還有 Nietzsche 和 Adorno，因為 Barry 問我有沒有些新的哲學興趣，我便說自己在讀 Nietzsche 和 Adorno，然後講了一點點 Adorno 的哲學概念。

我記性不好，以上憑記憶寫的，恐怕有遺漏；我決定盡力回想，寫出來，是留個記錄，因為這次會面對我來說意義重大 ― Barry 是我的恩師，不但有以教我，對我的思想有巨大影響，還待我很好，而這一次卻很可能是我和他最後一次見面了。

我們沒有談及 Barry 的病情，在探望前我問 Jason 知不知道 Barry 怎樣看待死亡，他說 Barry 曾經表示自己不怕死，但害怕失去思考力。在談話中只有一次幾乎觸及 Barry 現在的情況：我用 eternal recurrence 做例子來說明為甚麼我對 Nietzsche 感興趣，當我說出 "eternal recurrence" 時，Barry 突然指了指自己，然後點了兩下頭。他的意思應該是：對於 Nietzsche 在 The Gay Science 提出的那個 eternal recurrence 的問題，他的答案是 "Yes!"（我沒有向他求證，因為心想不必，而且當時的談話脈絡不容許我那樣做）。這令我聯想到 Wittgenstein 臨終時說的那句話："Tell them I've had a wonderful life!"。

道別時，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在整個交談中 Barry 都很冷靜，沒有激動過，可是，道別時他再一次多謝我們合編那本紀念文集，接著忽然哭了，邊哭邊說了兩句我聽不清楚的話。（到這一刻，我想起他那老淚縱橫的樣子，仍然心有戚戚焉。）最後最後，他對我們三個說："Keep going, I mean continue to do what you're doing in philosophy." Barry 在送給我的一本書（他的著作）裏寫的題詞也是 "Keep going!"。老師，請放心，我會繼續的，儘管我對哲學的熱愛未必及得上你。

到三藩市看莫奈（兼看高更）

上星期六與內子及一位朋友到三藩市金門公園內的笛洋美術館（de Young Museum）看 "Monet: The Late Years" 畫展。此程有朝聖意味，山長水遠，由我家開車到三藩市，一程需三個多小時，來回就是七個小時了。門券要預訂，不算貴，每人三十五美元，限定時間入場（但任由逗留多久）；我們訂了早上十時的門券，由於擔心同日出發可能有交通延誤，所以決定早一天去，在柏克萊附近找一酒店過夜，翌日開約半小時車便可抵達美術館。星期五那天晚飯還吃了頓好的，中式。

星期六早上到了金門公園，美術館附近已泊滿了車，好不容易才找到泊車位，幸而距離美術館只是約十分鐘步行之遙。進館時，展覽廳內已有很多人，但不算擠，雖到處人聲可聞，大多是談論眼前畫作，但不至於吵耳。

  

展覽的莫奈作品約五十件，由不同的美術館和私人收藏借出，主要是 1913 至 1926年所畫（莫奈於 1926年去世），全是印象派風格的。一次過看到這麼多件莫奈作品，十分難得。

我們每件作品都仔細地看，駐足良久，先近看，然後遠看，再近看，然後再遠看。遠者，是距離二三十呎。遠看和近看的分別堪稱神奇，那些池塘景象，近看只是一團團顏色，遠看卻明顯是水色和倒影，暗香浮動，連其中的睡蓮也頓然活起來了；有一幅畫的其中一小處近看只是四五點黃色的顏料，好像胡亂塗上去的，不知是甚麼東西，遠看，原來是隱隱透過樹葉的陽光，很明顯的。

展覽廳內除了莫奈的畫作，還有頗詳盡的文字介紹，字體也大，說明作品的創作背景及莫奈當時的生活與經歷。對於不熟悉莫奈生平的參觀者，這些文字介紹很能幫助欣賞展品。

莫奈喜歡畫系列，同一系列裏的作品，有些看來很相似，其實重點不同，要用心看，才可以看出主要的分別。這個展覽裏，有些十分相似的作品並列，好讓參觀者比較。這樣的比較，是很有趣的藝術鑑賞活動。

欣賞畫作，一定要看實物。只看畫冊或複製品，不可能真正欣賞到作品之美，因為單是作品的大小，已能決定看者的觀感；莫奈很多作品都極大幅，看實物與看畫冊，根本是兩回事。此外，複製品的顏色與原作總有分別，而且要看實物才看到畫家的筆法。看完展覽後，買了一本特別為這展覽而印製的畫冊，印刷精美，然而，看過展品後，翻開畫冊便只能興味索然了。

笛洋美術館這個月同時展出高更的作品，看完莫奈，走上一層便是高更，不必另外買門券；雖然我不特別喜歡高更的作品，但機會難得，自然不會錯過。這次展出的除了高更的畫作，還有他的雕塑和陶藝作品，相當豐富。在一幅題為 "Breton Girl"（1889）的畫作介紹裏，看到高更寫給梵高關於這幅畫的幾句說話，挺有意思的："I try to put into these desolate figures the savagery that I see in them, and that's in me too. Here in Brittany the peasants have a medieval look about them. The costumes are also almost symbolic, influenced by the superstitutions of Catholicism."

同一天看到兩位偉大藝術家的作品，來回七小時的車程是絕對值得的。

令我失望的《隨園食單》

我愛下廚，也愛看書，但不知何故，袁枚那本大名鼎鼎的《隨園食單》，我到最近才第一次看，看後只能說：「失望！」

我期望看到甚麼呢？我既愛下廚，當然是期望看到可以付諸實行的食譜，多學幾個巧手好菜，可是，《隨園食單》記錄的大部份烹調方法，說得好聽點，是非常精簡；說得難聽嘛，就是粗枝大葉。如果依著這些粗略的食譜來做，非得大大自行腦補不可。因此，即使是兩個技藝相若的廚子依著《隨園食單》裏同一個食譜來做，做出來的菜餚也可能色、香、味都大相逕庭。

 讓我隨便舉三個例子：

慶元豆腐 - 將豆豉一茶杯，水泡爛，入豆腐同炒起鍋。（〈雜素菜單〉）

燒羊肉 - 羊肉切大塊，重五七斤者，鐵叉火上燒之。味果甘脆，宜惹宋仁宗夜半之思也。（〈雜牲單〉）

捶雞 - 將整雞捶碎，秋油、酒煮之。南京高南昌太守家制之最精。（〈羽族單〉）

很難想像那道慶元豆腐的味道會好到哪裏，假如用泡爛的豆豉來炒豆腐也能成美味，必定有祕訣，那煩請清清楚楚寫出來好嗎？燒羊肉的「食譜」只寫了三大步驟，切、叉、燒，至於如何調味，請讀者自行揣摩好了。那句「宜惹宋仁宗夜半之思也」可以令讀者推想到宋仁宗很喜歡吃羊肉，可是，與其幫助讀者增加歷史的趣味知識，倒不如將烹調之法寫得詳細一點。那道捶雞有寫調味了，挺簡單的，就是醬油加酒，但如何捶，怎樣才算捶碎（是整隻雞，難道連骨頭也要捶碎？），用多大的火煮，煮多久，都沒有講；這「食譜」只有二十二個字，卻有十二個字與烹調之法無關。

另一些烹調方法的描寫除了過份簡單外，還有莫名其妙之處，例如：

排骨 - 取勒條排骨精肥各半者，抽去當中直骨，以蔥代之，炙用醋、醬，頻頻刷上，不可太枯。（〈特牲單〉）

排骨煮熟後，去骨不難，但這裏的做法是炙，即由生肉燒烤成熟肉；生的排骨，骨和肉相連等很緊（不似雞肉，去骨容易），如何「抽去當中直骨」，連我這個烹調經驗豐富的人，也給考起了。

不過，《隨園食單》裏也有寫得較為詳細的食譜，例如：

白煨肉 - 每肉一斤，用白水煮八分好起出，去湯；用酒半斤，鹽二錢半，煨一個時辰。用原湯一半加入滾乾，湯膩為度，再加蔥、椒、木耳、韭菜之類。火先武後文。又一法：每肉一斤，用糖一錢，酒半斤，水一斤，清醬半茶杯；先放酒，滾肉一二十次，加茴香一錢，收水悶爛，亦佳。（〈特牲單〉）

這個食譜說明了各步驟的烹煮時間和火候，而材料及調味的份量亦清楚，應該可以照著做（未試過，所以不知煮出來是甚麼樣子和味道），但《隨園食單》裏像這樣較為詳盡的食譜是少之又少。

剛在一篇網上的文章裏看到這個說法，就是袁枚原來不懂烹調，只是個飲食界的王語嫣而已！我在網上搜查了好一會，也不能肯定此說是否屬實；然而，如果屬實，再加上袁枚在《隨園食單》的序裏說的一個細節，那便能解釋為何他寫的食譜詳簡不一，而且大多非常簡略。袁枚在序裏沒有說是自己下廚，而是說「每食於某氏而飽，必使家廚往彼灶觚，執弟子之禮。四十年來，頗集眾美」；他是吃到好的，便叫家裏的廚子到吃處去學，自己只是寫下食譜。學的不是他，下廚的更不是他，廚子學成後回來報告，既然知道主人不懂烹調，也就不必說得那麼詳盡了；如果廚子那天心情好多說了幾句，又或者是袁枚好奇之下多問了幾句，那麼，記錄的食譜便較詳細了。袁才子，為何你不每個食譜都多問幾句呢？

省下的時間

小數怕長計，時間亦如是。今天開車到大學教書時，忽然想到自己多年來在交通上省下的時間，粗略一計，原來是個不能小覷的數字。

我住在只有約十萬居民的 college town，這裏沒有繁忙的交通，塞車是罕見之事，如果塞車，一定是因為發生了交通意外。由我家開車到大學，只需十五分鐘左右；一來一回，也不過是半個小時而已。假如住在三藩市或洛杉磯等大城市，上下班花在交通上的時間動輒便是一兩個小時 — 車程加上塞車，一程超過四十五分鐘是等閒事。大城市和小鎮在這方面的分別，一天就是一個小時或更多。其實，即使在公共交通發達的香港，上下班一程花四十五分鐘也是很普遍的。

（圖片來源：https://elpais.com）

我住在這 college town 已十七年了，教書時間表一直維持在星期一、三、五早上，正午之前已回到家裏，隔天休息，相當自在。一個學期有十五星期，一年兩個學期，即三十星期，每星期三天，需要開車到大學教書的日子合共九十天。跟大城市比較，這九十天，我每天省下一小時，一年便省下九十小時，幾乎等於四天，那是不少的時間啊！十七年，那就是合共六十多天，即兩個月；如果只計睡眠以外、可以活動的時間，一天是十六小時，那麼，這十七年我在交通上便省了三個月啊！

因此，不要看輕二三十分鐘的時間，如果可以累積的話，積少，始終成多。我也不談甚麼「切莫浪費時間」的大道理了，因為怎樣才算浪費，難有客觀標準，例如用 Facebook 算不算浪費時間呢？我老婆大人覺得是，我卻認為那是我發表意見和交朋結友的好方法，令我生活的內容豐富了不少，絕非浪費時間。其實，「節省時間」和「不浪費時間」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省下時間，不過是無形中多了時間，至於這多出的時間怎樣運用，那是另一回事；節省時間不等於不浪費時間，因為你可以將省下的時間浪費掉。最好當然是節省而不浪費。

節省時間有不同的方法，例如從大城市搬到小鎮居住，便可以在交通上像我那樣省下不少時間；不必親力親為的事便交給別人做，是另一個節省時間的好方法；甚至只是做事手腳俐落一些（這是可以鍛鍊出來的），也可以省下不少時間，因為即使一次只能省下十分鐘，如果是經常做的事，那時間還是會積少成多的。

試想想，要是每天都能以各種方法省下合共三十分鐘，一年下來，就會多出十一天了（以十六小時可以活動的時間為一天來計算）。往事已矣，正如祈克果所言，life must be lived forwards，到了我這年紀，重要的是向前看，繼續盡力活得精彩；假如我還有二十年可活（絕不算貪心），而每年也能省下十一天，那便是多出了二百二十天，足夠時間寫一本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