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一本哲學書

近日重讀 Bernard Williams 的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一天讀十頁，三星期便讀完。這已是我第三次讀這本書，第一次讀時還是哲學「初哥」，囫圇吞棗勉強看了一遍，其實完全看不懂；第二次是當博士生時，看得明白了，但仍然覺得很深，讀得相當辛苦；這第三次，不覺得深了，可是，還得慢慢讀，因為 Williams 的行文轉折含蓄，很多論點都十分精微（subtle），即使是重讀，也絕不能速讀，否則便會錯過很多精彩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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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重讀這本書呢？有幾個原因：最近偶然讀到幾篇論及 Williams 的文章，都對他有很生動的描述，令我忽然很懷念這位老師，腦海不期然浮現他講課和討論時的音容和風采，自然而然拿起他這本最重要的著作來翻看；誰知一看，便停不了，想將全書看完，因為書中討論的不少問題都是我最近比較著意思考的（例如書名指的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這個大問題）；還有，Williams 的哲學風格很能感染我，每次讀他，我都會得到一種難以名狀的哲學動力，想更努力於哲學思考，弄清楚那些自己特別關心的哲學問題。

我重讀過的哲學書不只這一本，Williams 的另一本書， Mor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我也讀過三次；隨便想想，重讀過的哲學書還有 Wittgenstein 的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P.F. Strawson 的 Individuals: An Essay o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Saul Kripke 的 Naming and Necessity，和 Barry Stroud 的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ical Scepticism。

我認為讀哲學的人，應該至少有一本可以至少重讀三次而仍然大有得著的哲學書。一本這樣的書，可說既是自己哲學思考的源頭，重讀，是飲水思源；也是哲學思考的甘泉，重讀，會得到滋潤和活力。這本書還可以作為進步與否或進步多少的測試 --- 如果重讀也不覺得比第一次讀時容易理解，或不覺得理解得更多更深入，你便可能是原地踏步了。

哲學這科很有趣，有可能（可以說是很容易）越讀得書多，便越糊塗；就算沒有變得糊塗，也是無甚進步。有些人不斷讀新的哲學書，卻從不重讀任何一本，那麼，即使哲學功力無甚進步，也不容易發覺，甚至因為書讀多了，便理所當然認為自己已有很大的進步。這些人欠的，就是一本可以一讀再讀三讀的哲學書。

臉書裏的江湖

《墳場新聞》引出的「文學綜援」紛爭，我的看法很簡單：政府應否資助文學發展，並非黑白分明，值得討論；可是，說這種資助只會「養懶人」，指責接受政府資助出書的作家是拿「文學綜援」、是「寄生蟲」，只要查一查他們拿到的資助是多麼小的金額，就知道這批評是如何的不公道了。至於文學的功能、詩文的好壞標準、和香港文學的質素等問題，當然十分複雜，大家不應該期望《墳場新聞》這種形式的文章能夠嚴肅和深入地探討這些問題。

這場紛爭，可算是茶杯裏的風波，除了上述的簡單見解，我沒有甚麼好補充的；倒是韓麗珠評論這件事的〈其實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文，我讀後不無感慨，尤其是最後兩段，：

「在臉書裡，弱勢者傾向對同樣弱勢或更弱勢的人抽刃，起因可能並非惡意（雖然終於會達成一種惡意），只是人性的角落裡需要衝突，在衝突之中，才能引起極端的愛和恨，自己才能同時成為加害者和受害者，讓讀著的人在等候一輛列車的時候、上課的時候、在工作中開小差的時候、會議的途中、跟朋友吃飯的同時、任何想要逃離當下的時候，讀到那段狀態，飛快地，按一個讚，同時經歷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快感，好像經歷了很多，雖然，其實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或許，這就是我近日想要關掉臉書的原因。人要切實地生活，首先減少虛擬的互動。」

的確，臉書裏的鬥爭，很多都是弱勢者「對同樣弱勢或更弱勢的人抽刃」，例如本土派對所謂「左膠」；相對於政府和建制派，鬥爭的兩方都是弱勢者而已。然而，我不同意這種鬥爭是為了「引起極端的愛和恨」，從而「同時經歷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快感」；我認為這種鬥爭的目的是要成為「相對的強者」--- 臉書裏有一個江湖，而江湖的存在就是為了給大家打打殺殺的機會，而打打殺殺的目的就是為了決定誰是「老大」或誰的勢力最大。

對，臉書裏有江湖。這江湖，有門派，有烏合之眾，有嘍囉，有受僱的殺手，有教主或掌門人式的人物，有奸徒，有俠士，有偽君子，有真小人，有集體攻擊，有個人暗殺，有人想揚名立萬，有人想大隱於市。無論如何，有江湖就有紛爭，而沈醉於江湖的紛爭之中，會有一個危機，就是忘記了自己始終不過是弱勢者。到得贏了江湖，輸了江山時，悔之已晚矣！

我沒想過關掉臉書，不是因為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是因為我相信在臉書裏也可以「切實地生活」--- 只要特立獨行，不慕名利，不結朋黨，不懷惡意，不記舊仇，這個小小的江湖，是個鍛煉人格的好場所。

閒話癡肥

今天跟阿樂討論癡肥的問題，不是煞有介事地討論，只是兩父子閒聊，由一個話題扯到另一話題，不知怎的，就談到了癡肥。我們說的癡肥，沒有甚麼嚴謹的定義，只是泛指非常肥胖，例如肥胖到前臂粗過一公升汽水瓶或臀部大過椅面；如果只是中年發福式的圓頭粗腰，我們不會稱之為「癡肥」（當然，發福可以發展到發脹，變成癡肥）。

阿樂首先說：「我真不明白為甚麼有人會容許自己的身體發展到癡肥的程度！發胖是漸進的，而且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會變成癡肥；因此，發胖的人應該胖到某一程度便有所警覺，然後想辦法防止自己繼續胖下去。」

我說：「也許有些人根本不介意肥胖，甚至不介意癡肥呢...」我還未說完，阿樂已急不及待回應：「那我們就只談那些介意肥胖、介意癡肥的人吧！」我接著說：「好吧，只談這些人。就算他們已經有所警覺，想防止自己繼續胖下去，甚至想到辦法，可是，他們大多沒有實行這些辦法的意志力，於是便繼續發胖，終於變成癡肥。」

阿樂對這個解釋不盡滿意，反駁說：「如果不想肥胖，更不想癡肥，那已經是一種動力，應該足以推動他們去實行減肥的辦法；還有，如果只是剛開始發胖，要減肥應該不會太難吧？」

我說：「我相信有你說的這種人，剛發胖便有所警覺，然後決心減肥；不但有這意圖，還付諸實行，例如多做運動和注意飲食。不過，大多數人都不是這樣的，他們不只後知後覺，還意志薄弱。你也許是將人看得太理想化了！」

阿樂沒有反駁，一臉沉思的樣子，像在消化我的論點，我趁機立刻補充說：「還有，正如你剛才所說，發胖是漸進的，這也解釋了為甚麼發胖的人大多後知後覺，沒留意自己已經肥胖了不少 --- 他們每天照鏡，都不會覺得自己胖了，直到有一天驚覺自己已經相當肥胖時，要減肥已不是容易的事。」

阿樂說：「如果真的不想癡肥，不容易也要做呀！」我說：「人的適應力很強，到自己變成癡肥時，便會逐漸適應，終於會接受癡肥的自己。」阿樂立刻回應說：「我一定不會適應，一定不會接受癡肥的我。」我笑說：「不要這麼肯定，假如你真的變成癡肥，到時你很可能便接受到那個癡肥的自己！你現在不能接受的，只是想像中的癡肥的你；正因為你不能接受那個想像中的癡肥的你，你才勤於運動。」阿樂隨即說：「你也是這樣啊！」我答道：「對，我也一樣，不要說癡肥，就是想像自己有個大肚腩，我也不能接受... 」阿樂這時樂了，說：「你貪靚！」我只得說：「你也是啊！」阿樂的反應不出我所料：「遺傳你的！」

後生可畏

人年紀大了，思想容易僵化，不必等到七老八十，中年以後，便難免有此傾向。這與教育程度和學識沒有一定關係，有些很有學問的人，亦有老來思想僵化的毛病，除了基本的立場和看法紋風不動，接受新穎事物和創新見解（即使與自己的看法沒有抵觸）的能力也大大減弱。

如果思想僵化了，大多只能在原有的框架內堆疊，雖然仍可以有知識的增長，卻不會有任何重大的改善，甚至連範圍的廣闊也沒有。思想上的根本改變，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而改變亦不一定是好事，但我說的是改善，不只是改變。思想僵化了，便不會有根本的改變；沒有改變，當然就沒有改善了。

有些人未到中年，思想便已僵化，然而，年青人的思想事實上比較有彈性，只要思想未僵化，遇上適當的刺激，便有機會來個翻雲覆雨的大改變；就算沒有大改變，也較容易擴闊自己的知識範圍和視野。孔子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語》〈子罕〉）我認為後生之可畏處，正在於他們的思想仍然富有彈性，能創新，能改善，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見解，這些都是來者勝於今的本錢。

我很喜歡跟年青人交往，感受他們的朝氣和生命力，讓他們的不同見解衝擊我那些可能已開始僵化的看法，希望能藉此保持思想的彈性，從而有機會改善。因此，對我來說，在大學教書的一大好處，就是可以跟大量的年青人有思想交流。雖然我是老師，他們是學生，但我從來不會在思想上「欺壓」他們，不會只要他們聽我說的；我會盡量理解他們的想法，即使是我不同意的，我也可能會受到衝擊而重新思考自己的見解。

其實，就算只是我在臉書上認識的年青人，便至少有幾位是十分可畏的後生，各有所長，二十來歲已識見過人，回想自己同年紀時，真是大大不如。跟這樣的年青人交流，自然能刺激思考，我還不時直接從他們學習到新的東西，不亦樂乎？

基於知識優越感的反宗教態度

對我有點認識的朋友都知道，我年青時曾經是基督徒，而且是基要派的；也知道我現在的立場是反宗教，寫文章批評某些宗教信念和教徒行為時下筆辛辣、毫不留情。然而，他們未必知道的，是我不會一竹篙打盡所有宗教 --- 對不同的宗教我會有不同的看法；當然，有些宗教我根本認識不深，不會隨便批評。我最痛恨的、批評得最狠的，只是那些力圖將自己的宗教觀念和價值（例如反演化論和反同性戀）強加於別人身上的個別教徒和宗教團體。

雖然我不會一竹篙打盡所有宗教，也同意宗教有其正面的功用，更明白一些人的確需要宗教的慰藉，可是，我相信如果這個世界沒有宗教，整體而言會美好一點（甚至美好得多）。這不只是我的一個信念，而是我經過長時間觀察和思考所得出的結論；不過，若要論証，恐怕要寫一篇至少數千字的長文了。以後有興致時也許會寫這樣的一篇文章，今天我想多講幾句的，反而是一種我非常不認同的反宗教態度。

我稱這種態度為「基於知識優越感的反宗教態度」。有這種反宗教態度的人，往往高舉「科學至上」旗幟，因為自己的科學知識而有一種優越感，並以為自己是由於擁有科學知識而反對宗教，認為宗教信徒只是無知或愚蠢（或兩者皆是）才相信宗教。這種人從科學知識得到優越感，並透過反宗教進一步加強這種優越感，而這加強了的知識優越感又令他們更熱衷於反對宗教。他們的反宗教態度，最後便可能淪為一種獨斷論（dogmatism），跟他們取笑的宗教獨斷論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事實上，不少宗教信徒既非無知，也不愚蠢，有些甚至是頂尖的科學家、數學家、哲學家、或其他學科的學者。他們之所以有宗教信仰，是由於各種因素，不能一概而論，沒有一個簡單的解釋；他們的宗教信念即使是錯的，也不表示他們是無知或愚蠢。

我不知道有多少反宗教的人有這種基於知識優越感的反宗教態度，但我至少領教過一位。這位仁兄一向擺出「科學至上」的姿態，有一次我跟他談到宗教，提到 Alvin Plantinga 的 modal ontological argument；我說這論證相當有趣和精密，值得思考一下，誰知這位仁兄連約略知道這論證內容的興趣也沒有，立刻嗤之以鼻，然後「聲大大」說 ontological argument 是十分可笑的論證。姑不論傳統的 ontological argument 是否可笑，我可以肯定地說，Plantinga 的 modal 版本即使仍然是無效的論證，卻一點也不可笑。這位仁兄表現出的，已近乎是獨斷論；另一方面， Plantinga 的學識和思考力，以我的判斷，比他高出不可以道里計。因此，雖然我也是反宗教的，也不同意 Plantinga 的立場，但我覺得可笑的，是這位有科學知識優越感的仁兄，而不是 Plantinga。

懷疑者與懷疑論者

英文詞語 'skeptic' 一般譯作「懷疑論者」，也有人譯為「懷疑者」，看來分別不大，然而，我認為有理由將「懷疑論者」和「懷疑者」的意思分開；英文的 'skeptic' 跟 'doubter' 也應該有相應的分別：a doubter 只是懷疑者，a skeptic 才是懷疑論者。請留意：以下我說的未必完全符合這些詞語的實際用法，我提出的，只是一個合理的分別。

假如我告訴你香港某位政論名人是中共的間諜，你對這說法表示懷疑，甚至在我提出相當有力的證據後，你的懷疑絲毫不減，因為你是這位政論名人的「粉絲」，並且深信他的立場一直都是反共；那麼，對於我這個說法而言，你只是懷疑者，而不是懷疑論者。

假如我告訴你我勤練《易筋經》和《洗髓經》，已經打通任督二脈，盡排體內毒素；去年身中劇毒，也是靠練此神功，才不藥而癒，現在健康無比，以後也不會患癌。你對我說的深表懷疑，要求我提出證據支持「身中劇毒」和「不藥而癒」之說，並解釋所謂「體內毒素」其實是甚麼東西；你還表明，只要我提出的證據夠充分，解釋得夠清楚，你便會接受我說的，不再懷疑。那麼，對於我說的易筋洗髓神功，你便不只是懷疑者，而是懷疑論者。

凡是對某事物有懷疑的，都是懷疑者，不過，一個懷疑者可能只是針對這一特定的事物才抱懷疑態度，換了另一事物，即使情況相若，他又未必會懷疑了。例如我告訴你另一政論名人是中共的間諜，而且提出的證據差不多，但這次你卻立刻接受，完全沒有懷疑。

「懷疑論者」的「論」，不是指態度，而是指一種方法論或思考的方式（可稱為「懷疑論」）：沒有理據支持（而非不證自明）的說法，都應該懷疑；理據越少，應該懷疑越大；此外，越異乎尋常的說法，便需要越強的理據來支持（extraordinary claims require extraordinary evidence）。一個懷疑論者對某事物有懷疑，只是運用這種思考方式的結果，而不是因為他針對這一特定的事物；如果另一事物情況相若，他知道之後，會同樣懷疑。

依此分別，如果你懷疑疫苗的功效，甚至相信疫苗的害處遠遠大於益處，但你卻採用花藥（flower remedies）和順勢療法（homeopathy），完全沒有懷疑它們的功效，那麼，你對疫苗的懷疑，顯然不是運用懷疑論的結果。說疫苗的害處遠遠大於益處，甚至說疫苗是毒針，那是越異乎尋常的說法，因此需要異乎尋常的理據來支持；可是，反疫苗人士提出的所謂理據，不但遠遠達不到「異乎尋常」的標準，而且往往是 confirmation bias 和 cherry picking 的結果。因此，反疫苗人士只是疫苗的懷疑者，而不是懷疑論者；推動他們反疫苗的，恐怕是心理因素多於理性思考（也有人是企圖從中得益的，例如一些所謂自然療法醫師）。

弱者報仇，強者寬恕，智者忘懷

在網上看到一句格言式的說話："Weak people revenge, strong people forgive, intelligent people ignore." 出處不詳，不妨這樣中譯：「弱者報仇，強者寬恕，智者忘懷。」（"Ignore" 直譯是「忽略」或「無視」，但譯作「忘懷」，似乎更切合智者的氣質。）道理看似顯淺，但可以發揮的地方不少。事實上，這幾句說話頗吻合我的經驗；以下除了講道理，也表達了我的切身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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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有云：「君子不念舊惡。」可是，另有一句卻是：「有仇不報非君子。」君子豈非左右為難乎？其實兩個說法可以沒有矛盾：「有仇不報非君子」的仇，應該是大仇，而且義在己方；「君子不念舊惡」的惡，應該是小惡，至少不會要求高到是大惡，尤其是作惡者乃不義之人。

弱者報仇，不同於君子報仇，而不同之處正正在於報的是小仇小惡，例如被人無理針對、惡意批評、或散播流言來中傷。為甚麼說報這種仇的是弱者呢？因為弱於自我肯定的人才會這麼著意於小仇小惡，才會這麼著意於報這種仇；他們很容易有給人「擊倒」的感覺，而要透過反擊（即報仇），將對方「打倒」，才可以重新肯定自己。

至於「強者寬恕」和「智者忘懷」，都可以作為「君子不念舊惡」的解讀：如果「不念」是「寬恕」的意思，那麼「君子」就是「強者」；如果「不念」是「忘懷」的意思，那麼「君子」就是「智者」。

強者能夠寬恕，是因為他們的自我肯定夠強，不但不容易給人「擊倒」，甚至強到可以完全不覺得受到傷害，就像一個肌肉結實的壯漢給三歲小孩拍打，全不覺痛。既然不覺得受到傷害，不覺「痛」，自然就容易寬恕對方了。

智者的自我肯定程度未必及得上強者，然而，他們一樣可以做到不被「擊倒」，不覺得受到傷害，因為他們懂得轉移注意力，不去想那些小仇小惡，當那些攻擊他們的人不存在。有些智者是自然而然如此，有些則要經過刻意的自我訓練，才能逐漸做到忘懷。

我自問不是有仇必報的弱者，卻也不是容易做到寬恕的強者；這幾年我在慢慢學習智者之道，有點眉目，有點進步，雖然不敢自詡智者，卻總算是找到了應對的方向。

另有一種人，對於合理的批評也不能接受，並念念不忘要向批評者報復；這種人，連「弱者報仇」的弱者也不如，只是心胸狹窄的小人而已。

「不會排除有此可能性」

據報章報道，香港一名醫護人員在接種流感疫苗後，出現重肌無力症（myasthenia gravis）的病徵；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在接受訪問時表示，沒有醫學研究證明流感疫苗會引致有關症狀，不過，他「不會排除有此可能性」。

高永文這樣回應，合理之至，任何接受過科學訓練的人都應該這樣回應。「不會排除有此可能性」是英文 "wouldn't rule out/exclude the possibility" 的直譯，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不是好中文，說「有可能」便夠清楚，而且簡潔得多。然而，「有可能」是否真的可以完全表達「不會排除有此可能性」的意思？在很多語境裏都可以，但在高永文接受訪問的這個脈絡裏，答案是「不可以」。

這裏有兩個事實：

(a) 沒有醫學研究證明流感疫苗會引致重肌無力症。

(b) 沒有醫學研究證明流感疫苗不會引致重肌無力症。

雖然高永文沒有明確指出(b), 但他說的「不會排除有此可能性」，正是基於這個事實。科學研究（當然包括醫學研究）講究的是證據，不會止於指出可能性。簡言之，如果有證據支持 p，這些證據同時可以減低 ~p 的可能性；如果證據強到足以證明 p，這些證據便可以排除 ~p 的可能性。高永文說不會排除「流感疫苗會引致重肌無力症」的可能性，表達的正是「沒有證據證明流感疫苗不會引致重肌無力症」。這個證據與可能性的關係，用「有可能」三字是不足以表達的。

同理，基於(a)，高永文也可以說不會排除「流感疫苗不會引致重肌無力症」的可能性。因此，高永文那句「不會排除有此可能性」根本完全沒有指出流感疫苗和重肌無力症有任何因果關係，他只是在說話中表現了科學人應有的謹慎。

順便一提，今天在臉書無意中看到香港一位著名反疫苗人士的偉論，那是對高永文「不會排除有此可能性」一語的反應：「睇下高永文點講啦，D疫苗宗教狂熱分子！搞清楚科學係咩先啦...」這個反應，只能用「笑料」來形容。高永文一句說話，竟然令此人那麼奮亢，誰才是狂熱分子，清楚不過；更可笑的是他叫人搞清楚科學是甚麼 --- 如果他明白科學如何運作，便不會對高永文那句說話如獲至寶了。

毒地板

早兩天收到一位朋友的電郵，問我有沒有看這星期的 60 Minutes；原來這個電視時事節目剛報道了「毒地板」的問題，朋友知道我家的木地板是最近幾年才鋪的，也許會受影響，所以好心通知一聲。

我收到電郵後便匆匆到 60 Minutes 的網頁查看，但因為正忙著要完成幾件工作，只粗略看了文字報道，竟看漏了一個重要的分別，令我虛驚了一會：報道裏說的有問題地板，是強化地板（laminate flooring），那是合成製品，不同我家鋪的那種真木地板。

毒地板之毒，在於它含有過量的甲醛（formaldehyde），這是已經證實能致癌的物質。報道中的毒地板都是 Lumber Liquidators 零售的，這是一間美國公司，共有三百多間門市，遍佈美國四十六個州。這公司售賣的主要是真木地板，但也有售賣強化地板；由於強化地板價錢便宜不少，而且比真木地板更耐用，因此頗受歡迎，單在加州，便有數以萬計的住屋鋪了 Lumber Liquidators 售賣的強化地板。可是，這些強化地板被驗出甲醛含量超標，超過加州法例規定的安全含量上限數以倍計，最嚴重的甚至超標二十倍！

為甚麼會這樣？當然和利潤有關。這些甲醛含量嚴重超標的強化地板都是中國製造的，在中國製造，成本低很多，但質量控制卻做得很差，根本沒有人會監管產品的甲醛含量。由於成本大大減低，利潤因此增加，於是 Lumber Liquidators 的股價由 2011年的每股13美元升到 2013年的每股 119美元，升幅不可謂不驚人。Lumber Liquidators 賺大錢，卻令不知底蘊的消費者付出健康為代價。

中國製造的產品隨時有毒，這已是常識。然而，這些有毒產品之所以流通於中國之外，問題的根源卻不只是在中國。我一早已盡量避免購買中國製造的產品，這次也算幸運，沒有受毒地板影響；可是，如果情況沒有根本上的改變，始終也是避無可避，遲早「領嘢」。

諸葛亮情意結

早兩天在網上讀到一篇 Wharton School 教授 Philip E. Tetlock 在 2011年接受的訪問，談的主要是他的政治心理學名著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這本書出版已十年了（他寫這書時在 Berkeley 任教），但一點也沒有過時，仍然可以令讀者大開眼界；對於那些有「諸葛亮情意結」的人，這本書實在不可不讀，讀完除了會對世界有較真確的認識，說不定還會有一種心靈上的解放。

所謂「諸葛亮情意結」，就是以為世上有像《三國演義》裏的諸葛亮那樣神機妙算、料事如神的人。有「諸葛亮情意結」的人又分兩種，第一種的心理糾結較輕，只是視某（些）人為諸葛亮式的神人，因而佩服崇拜；第二種則自比諸葛亮，以為甚麼政治、經濟、國際大事以及歷史發展都給自己料中了，洋洋自得，沾沾自喜，其實不過是自欺欺人。

Tetlock 的研究歷時約二十載（1984年至 2003年），對象是近三百位各界的專家，要求他們對所屬專業範圍的事情做各種預測，結果是專家的預測並不比瞎猜來得準確。Tetlock 的另一發現是這些專家大多並不擅於計算概率，很多時候是「靠估」，因此差誤可以很大（概率計算的結果經常不符合直覺，很難「靠估」而準確）。

Tetlock 不但要求這些專家作出預測，他設計的問題還可以分析出他們如何作出預測、知道預測錯誤後會有甚麼反應、以及如何評估對自己意見不利的新資料。他的分析結果是：專家的心理無異於常人，就是只想猜對，不想猜錯，並因此而經常將「事後孔明」在心理上轉化為「事前孔明」，有意無意「記錯」（misremember）自己之前的說法，以誇大預測的準確程度；假如有人批評他們的預測其實不準，他們隨時會惱羞成怒，攻擊批評的人。

然而，Tetlock 沒有把這些專家一概而論，他借用政治哲學家 Isaiah Berlin 著名的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比喻，將專家分成兩類：第一類是刺蝟，只有一個大看法或大理論，以為放諸四海皆準，因此信心十足，不容易接受自己預測錯誤；第二類是狐狸，他們沒有大理論，着眼於細節，所知較多較雜，卻因而在預測時較小心謹慎，不會隨便口出大言，自以為諸葛亮再世。Tetlock 的研究結果是：狐狸的預測較刺蝟的來得準確。

當然，不準確的預測並不等於不合理的預測，我們在知道預測準確與否之前，只能就其合理程度來評價，而做預測的人，亦只能盡量合理而已。可是，這世界並不凡事合理，合理的預測經常都不準確。預測仍然可以做，仍然應該盡量合理，只要不被諸葛亮情意結所困，便不會為這個無常多變的世界多添煩惱紛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