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中國人 • 三段政治交談

最近我們一家三口不約而同跟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談及政治，這三段簡短的交談，形成有趣的對比，值得寫下來留個記錄。

先說阿樂的。他的學校每年都有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交換生，今年阿樂跟其中一位稍為混熟了，竟談起政治來，而且是敏感話題：六四事件和中國有沒有民主。原來這位中國年青人是中共洗腦教育的成功產品，他相信六四事件完全是當年大學生的錯，是他們先暴力起來，政府才逼不得已鎮壓，而且死傷甚少。至於中國有沒有民主，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只是認為中國式的民主不同西方的民主，因為西方的民主不適用於中國獨特的政治及經濟環境。阿樂對六四事件的認識不夠深入，所以只是簡略地告訴這位同學他所知的，然後集中解釋為何「中國式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這位同學倒肯虛心聽下去，雖然聽後有點茫然，阿樂也不肯定他明白和接受了多少。

媽媽昨天跟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同事吃午餐，大概是有感於香港的民主訴求和近日之動盪, 竟也談到中國的「民主」。這位同事只有二十多歲，來了美國一兩年，而且不會久留，很可能明年便會返回中國。他們談到中國的國民教育，媽媽忍不住用「洗腦」二字來形容，想不到這位同事會同意，並說她以前也相信中國有民主、在政治上十分進步，但在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後，才認識到甚麼是真正的民主，才明白到以前相信的所謂「中國式的民主」，只是自己盲目接受了的政治宣傳。

早兩天我出席大學裏的一個聚會，碰到一位同事的太太，她和丈夫都來自中國大陸，而且已在美國生活了二三十年。不知怎的我們談到了香港學生為爭取普選而罷課，她深深不以為然，知道我支持學生的行動後，她竟問：「你們以前給英國人統治時，為何不爭取民主，現在回歸中國了，才來爭取？」我正想回答，誰知她接著說：「我認為那些不滿意中國統治的香港人，應該移民去英國，繼續被英國人統治。」於是，我無言了。

我想，希望，始終應該放在年青人身上。

慢的境界

太極拳由慢練起，但初時的慢是勉強的，只是故意將簡單的動作拖慢，卻沒有能力做到慢中應有的變化；如此勉強地慢練，是苦差，拳姿因而拖沓呆滯。然而，不經過「勉強的慢」，便不能做到「自然的慢」，前者是方法，後者是追求的境界。

《太極拳經》說的「一舉動周身俱要輕靈，尤須貫串」和「周身節節貫串，無令絲毫間斷」，如果練到了，就是「自然的慢」；例如手臂一提起，看似一個動作，其實指、腕、肘、肩都做了表面不容易看到的動作，有如微波暗湧中的一浪接一浪，分而不斷，有這麼多的動作，自然就可以運用這麼多的時間。反觀初練時「勉強的慢」，那動作就只是一條手臂提起，甚麼變化也沒有。不過，只要肯用心慢練，細心體會，始終能夠將手臂「拆散」，分開了指、腕、肘、肩之後，貫串便有著落；做到節節貫串時，由於其中有微妙的變化，動作雖慢，卻能輕靈。達到了「自然的慢」的境界後，便能快慢自如了（陳式太極可快可慢，其實各家太極亦可以這樣）。

同樣道理，也適用於哲學。維根斯坦這樣說：「在哲學，勝出的是跑得最慢的那位。」還說：「哲學家見面時應該這樣互相打招呼：慢慢來呀！」（見 Culture and Value, pp.34 & 80）讀哲學，起初要用「勉強的慢」的方法，強迫自己慢讀細想，來回往復地思考重點和論證，盡力分析，不斷告訴自己問題沒有表面看到的那麼簡單。起初即使慢下來，也只能看到粗枝大葉，但只要肯虛心用心，用功一段日子之後，便能多看到一些精微細緻之處，除了見樹葉、見葉脈，也能見樹、見樹林，逐漸達到「自然的慢」的境界。

最近領悟到，這「勉強的慢」和「自然的慢」，原來也適用於待人接物。有些說話和行為，只要你勉強自己慢下來，多想幾次才決定，也許便不會說不會做了，並因此而避過不少麻煩。以我的性情而言，最初的慢，肯定是勉強的，但運用了這個「勉強的慢」的方法後，對於須要決定怎樣反應的事情，我逐漸能夠考慮得全面一些；多了考慮，便自然地慢下來了。也許不少人一早已明白這個道理，自然而然地三思而後行；余生也魯，到了這把年紀才有此領悟，但總好過執迷不悟。

崇拜和佩服

余英時最近接受《天下雜誌》訪問，談到崇拜和佩服的分別，說自己一輩子沒有崇拜過任何人，並指出崇拜一個人就像是對這個人有宗教熱情似的，視這個人為十全十美，有如信徒之視教主；他認為真正在知識上求上進的人是不會這樣崇拜一個人的，但仍然可以佩服某些人。

這個看法我同意之極，以下說的是我想到的幾點補充。這裏說的崇拜和佩服，只限於知識學問，因此，即使是崇拜某人而視他為十全十美，這「十全十美」一般來說也是限於知識學問上的；例如崇拜某位哲學家，便只是相信他在哲學上十全十美、絕不會犯哲學上的錯誤，而不會認為他在道德上也十全十美、甚至每一方面都超越所有人，否則，那就簡直是視他為神人了！不過，在知識學問上崇拜某人，很容易連帶將他有關的能力或優點誇大，例如相信他智力超高、記憶力特強、學習時舉一反三等等。

佩服某人，則沒有這種近乎宗教熱情的態度，只是認為他（在有關方面）遠遠勝過自己，值得努力看齊；正如眼見對方已站立於高樓高處，望盡天涯路，自己在較低層仰望之餘，油然生出急起直追之感。假如不只是佩服，而是崇拜，便會認為對方高不可攀，是屬於另一個境界的，不是身處高樓高處，而是飄然於雲端月上，發出普照的光輝，可望而不可即；面對崇拜的對象，有的不是看齊的衝動，而是叨光的滿足。

即使只限於某一方面，世上也無十全十美之人，因此，崇拜某人，多少帶點盲目和偏頗，否則總會看到那人的一些缺點；崇拜之情一旦形成，便會令人對崇拜的對象喪失批判能力，於是只有單方向的全盤接受。有趣的是，雖然崇拜的對象會令崇拜者感到渺小，但崇拜者又會因為自己的「信徒」身份而感到與眾不同，於是容易有「叨光式的自大」。佩服人則不同，只會令人感到不足，佩服的人越多，便越感到自己的不足；感到不足，並不等如自卑，甚至可以同時感到自負 --- 佩服某些人，和認為自己勝過不少人，是沒有矛盾的。

說起來，我曾經最接近崇拜的，是維根斯坦，那是二十來歲時的事；當年讀了他的著作，其實不太懂（誠實點說：幾乎完全不懂），但看過幾本他的傳記後，便著迷了。幸而到了讀研究院時，這個近乎崇拜的態度便逐漸消失了，現在只是喜歡維根斯坦的後期哲學，而並不崇拜他。另一方面，年紀越大，我佩服的人越多，隨便舉的便有：王國維、錢穆、胡適、陳寅恪、余英時、Bernard Williams、Saul Kripke、Barry Stroud、Samuel Scheffler、P. F. Strawson、Fred Dretske。這，算是進步吧！

科學哲學教學拾趣

同事 Z 休假，他教的「科學哲學」這個學期由我代教。那是通識課程而不是哲學主修的科目，只是導論的程度；我對科學及科學哲學一向都甚有興趣，雖然這不是我的研究專長，但經年累月讀過的有關書籍和資料不少，加上跟 Z 合作寫過一篇科學哲學的論文，我自問有足夠的認識任教這科，因此，當系主任問我可否代教時，我立刻欣然答允。

已上了四星期的課，我慶幸自己應承代教，因為不但在備課的過程學到了不少新的知識（例如全球暖化的科學資料），而且授課是十分過癮的事。我本來就喜歡教書，這班的學生（約四十人）主修的學科大都是科學或和科學有關的，要令他們關心科學哲學的問題，或至少覺得有興趣，並不太難，而我很快便做到了 --- 大部份學生上課時都很留心，到了第二個星期，已有不少學生主動舉手發問，還有三四個學生不時在課後留下來，追問在課堂裏自己聽得不夠明白的地方。

學生有興趣，我便教得特別起勁，比平時更「肉緊」，說話抑揚頓挫，有時幾近手舞足蹈；雖然我授課時有點表演的意識，但教學的熱情不是造作出來的，假如不是這樣有興趣的學生，我的表現便不會一樣。以我的經驗來說，老師的教學熱情很明顯能感染學生，令他們不期然會加把勁。

得科技之助，我不必「齋講」，可以在十五二十分鐘講解之後，播一條五六分鐘的有關短片，調劑調劑；而適用的短片，在 YouTube 極容易找到（YouTube 有很多和科學有關的高質素短片），不必是內容嚴肅的，有教學作用和娛樂性兼備的短片也不難找到，例如這一條關於美國傳媒如何報道全球暖化的短片：

此外，如果我想知道學生對某一問題的意見，卻又擔心他們會因為問題的內容而未必樂意舉手表達，便可以到 polleverywhere.com，即時鍵入一條選擇題；學生只須取出手機，以 SMS texting 選擇答案，我便可以即時在螢幕看到他們的大多數意見。例如昨天我問他們 “Do you think evolution is just a theory?”，假如不是用這個「不記名」的方法，那些答“Yes”的學生恐怕會保持緘默（答“Yes”的學生只有兩成左右）。

我發覺這班學生雖然大多數是學科學的，但對科學的理解都過份簡單，以為科學就是用一套標準的科學方法去尋求事實；希望這個課程能擴闊他們的眼界，讓他們明白到科學研究並不是那麼簡單和理想的。

一星如月的風燈 --- 讀周保松《政治的道德》

香港正值風雨飄搖，前景陰晦，而談論政治的文字，大多不是攻訐謾罵，就是刻薄揶揄；多看了，能不心煩？因此，讀罷周保松的《政治的道德》，頓感氣息清新，精神為之一振。雖然此書探討的是政治哲學而不是現實中的政治議題，但其中論及的概念和問題，不少都和政治現實息息相關，例如自由、平等、容忍、金錢與自由的關係、和貧富懸殊的問題。此外，周保松亦示範了態度著緊而神經沒有繃緊的理性討論，不是談笑，也非用兵，認真而從容，探求真理，卻完全沒有「真理在我」的氣焰。一位學者的一本書，尤其是哲學書，也許極其量只是政治黑夜中的一顆小星；然而，遇上合適的讀者，它自能發出足夠的光，一星如月，也像引路的風燈。

這本書為自由主義辯護，雖然不難看出書中不少理念深受羅爾斯（John Rawls）影響，但它不只是闡述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其中不少論點、論證、和例子都是作者獨到之見，可以說，這是周保松版本的自由主義。除了解釋和論證自由主義，周保松還強調要將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作者也稱之為「市場自由主義」）分別開來；這個工作他做得特別好，令讀者從兩者的分別，更清楚認識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內容。

聽說周保松的教學技巧出色，深受學生愛戴；這本書條理分明、清晰易懂、例子生動有趣，可見此說非虛。不過，這不表示此書內容盡皆顯淺，只屬導論式的入門書；作者做到的，是深入淺出，而書中的一些討論是相當細緻的，例如批評柏林（Isaiah Berlin）的價值多元論（value pluralism）未能導出選擇自由的重要。

周保松在書中也介紹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哲學家對自由主義的看法以及他們的有關理論和觀點，包括諾齊克（Robert Nozick）、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泰勒（Charles Taylor），和金里卡（Will Kymlicka）。從這方面看，《政治的道德》的確可以當作是一本政治哲學入門書來讀；本來對政治哲學毫無認識的讀者，讀完此書之後，可能會對政治哲學的興趣大增。

世上並無完美的書，以下是一點批評。我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立場跟周保松的十分接近，他的論點我大都贊同。可是，書中其中一個重要的論點，我卻有點懷疑。周保松認為「在我們生活的世界，金錢的多寡直接影響每個人自由的多寡」，甚至說「沒有錢就沒有自由 [...] 所以，有錢人較窮人的確自由得多」（p.138）。這說法驟聽有理，可能很多人會同意，但他們同意的，未必就是周保松的意思。

一般人認為的「沒有錢就沒有自由」和「錢能買到自由」，意思也許不過是金錢能換取空閒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例如有錢請傭人做家務，便可以用本來做家務的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從周保松給的例子看，他似乎不是這個意思。他是這樣界定「自由」的：「當一個人能免於外在干預或強制而按照自己的意願行動時，他就是自由的。」（p.156）他的意思大概是：假如你想做 X，但有外在干預或強制，令你做不到 X，那麼你便是沒有做 X 的自由。問題是：缺乏金錢，是不是一種外在干預或強制？周保松認為是，但他的論證和例子未能說服我。

且看周保松給的這個例子：

「試想像如果有一天你不幸成為流浪漢，身無分文且飢寒交迫，於是你想有一塊麵包。但站在麵包店前，你因為沒有錢，所以你不能免於店員阻撓而取得一塊麵包。如果你強取，店員會報警。然後，這位富豪可憐你，給你十元，你再次走進麵包店，將錢遞給店員。店員於是不再阻止你，還將麵包遞上。也就是說，這十元，令你獲得了擁有那塊麵包的自由。這是否說明，你和億萬富豪在市場中，享有的自由其實不一樣？富豪的錢，能令他免受法律強制已打開無數本來關上的門，而這些門，你卻一道也打不開，因為你沒錢。」（p.147）

事實上，你和富豪都同樣有買麵包的自由，你得到十元後去買麵包，沒有遇到任何干預或強制，令你買不到麵包，就是行使你買麵包的自由；你之前不是沒有買麵包的自由，只是沒有錢買麵包。富豪有買麵包的自由，也有錢買麵包，但他跟你一樣，都沒有強搶麵包的自由（即強搶麵包的行為會受到干預或強制）；假如富豪有錢不用而強搶麵包，店員一樣會報警阻止他。說到這裏，仍然看不到富豪和你「享有的自由其實不一樣」。

周保松的看法似乎是富豪有「擁有那塊麵包的自由」，而你則沒有這自由；我不肯定這看法合理 --- 假如沒有錢買麵包就是沒有「擁有那塊麵包的自由」，那麼，我便沒有自由擁有勞斯萊斯房車（當然沒錢買）或比華利山的豪宅（更加沒錢買），而香港的年青人便不只是沒能力買樓，而且是沒有自由擁有樓宇單位了。我認為較合理的看法是，沒有錢買麵包只是沒有能力或條件擁有那塊麵包，而不是沒有自由擁有那塊麵包。這當然不是否定貧富懸殊是一個大問題，我懷疑的只是這問題是否應該被視為自由不均的問題。

最後不得不提《政治的道德》的附錄，這是周保松在微博跟廣州中山大學學生及其他網上參與者討論的紀錄，論題是自由與社會公義，而這場網上討論的緣起，是周保松原定在中山大學的三場演講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給取消了。從這個紀錄可以見到問的水準高，答的揮灑自如；以下兩個問答尤其令我感動，就以這麼有意思的引文來結束這個書評吧！

「問：在一個沒有自由和低智的國度，討論這些太奢侈了。

周：那我們就一起努力，令它變得不再奢侈。

問：老師，我還想問中國人配得上享有自由嗎？幾千年來，中國人更多是屈從和奉承，特別是1949年後。

周：配的。我們每一個人都配享自由，配享有尊嚴地生活，配享一個公平的中國。我們一定要有這樣的信念。我從來不相信甚麼中國人的國民性就是劣質這類說法。我們今晚這樣認真的思想討論，本身就足以證明我們配享自由。」

七傷拳與謬誤俠

金庸小說裏精彩的武打描寫多不勝數，但我最喜歡、重看過不下十次的，是《倚天屠龍記》裏張無忌神功初成、在光明頂代明教力戰各大派的那一場。這場武打值得談的地方不少，例如張無忌露了一手七傷拳，力挫崆峒派；這在整場武打中不算是重頭戲，不過，我從中亦看出一些道理。

張無忌任由宗維俠和常敬之以七傷拳打他，分毫無損，但崆峒派的唐文亮仍然不肯罷休，對張無忌說：「你露一手武功，倘若崆峒派及不上你，那才無話可說。」於是張無忌表明學過七傷拳，然後「走上前去，砰的一拳擊出，突然間眼前青翠晃動，大松樹的上半截平平飛出，轟隆一響，摔在兩丈之外，地下只留了四尺來長的半截樹幹，切斷處甚是平整」。

七傷拳本來不是這種外露的陽剛功夫，傷人於內損，表面看不出的；張無忌這樣做，是因為「倘若單以七傷拳震碎樹脈，須至十天半月之後，松樹枯萎，才顯功力」，難以「威壓當場」。他「使出七傷拳勁力之後，跟著以陽剛猛勁斷樹」，便有目共睹，不必解釋，在場的無論懂不懂七傷拳，都會知道他厲害；懂七傷拳的，只要走近一看，便會見到「樹幹斷處脈絡盡皆震碎，正是七傷拳練到最深時的功夫」，也不得不服了。

圍攻光明頂的各派人士中，肯定是庸手居多，高手甚少。這些庸手只有能力欣賞像一拳斷樹這樣簡單、卻又看似威力強大的武功；至於像九陽神功和乾坤大挪移那麼高深的武功，這些人也最多只能夠從效果上欣賞，其中武學上的精深奧妙之處，他們當然完全不會明白。你要說服他們你是高手，便要露他們看得懂的一手；此外，這些人認為是高手的，則未必是真正的高手，而不過是精於如何「露一手」的人而已。

寫到這裏，我不期然聯想到哲學漫畫的討厭人物 Fallacy Man（既然‘Batman’是「蝙蝠俠」，‘Fallacy Man’就譯為「謬誤俠」吧）：

（圖片來源：http://existentialcomics.com/）

謬誤俠以找出別人犯的思考謬誤為志業，一有機會便會「露一手」批判思考，例如：

（圖片來源：http://existentialcomics.com/）

有些人眼見謬誤俠這些批判思考的「厲害」招數，便會以為他是「思考方法的高手」，讚賞兼羨慕，甚至依樣畫葫蘆，記下一大串謬誤名稱，動輒批評人「語意不清」、「預設不當」、「攻擊稻草人」等等，令人不勝其煩，討厭之至。

其實，甚麼是「思考方法的高手」？我也不清楚。哲學研究對思考的要求極高，那麼，哲學家是否都是「思考方法的高手」呢？那當然要看「思考方法的高手」是甚麼意思了，但我沒有興趣弄清楚；我只知道高明的哲學家思考得很深刻細緻，而且有時由於處理的問題太困難和複雜，在表達論點時未必能夠做到十分清晰精確；然而，他們討論問題時不會只是努力尋找對方的謬誤，以「擊敗」甚至「誅殺」對方為目的 --- 他們的著眼點是如何解決正在處理的哲學問題，而不是要顯示自己是「高手」。

高明的哲學家不會做 Fallacy Man，不會刻意「露一手」，因此，他們的高明之處就不是一般人能夠容易看得出。那麼，高明的哲學家會不會犯思考謬誤？當然會，但他們犯的謬誤不會是明顯的，就算被別的哲學家指出了，亦不會覺得是很丟臉的事，甚至還要多謝對方讓自己有機會改善有關的論證。這可不是我一廂情願的想像，高明的哲學家之間的討論，我在研究院那幾年見得多了（每兩三星期便有著名的哲學家來演講和討論），他們都完全符合我上述的描寫。

我跟哲學系很多位同事都經常有哲學討論，我們也許算不上是高明的哲學家，但在我們之中，你一定不會找到 Fallacy Man。

一位邏輯學家的政治偏執

華人學者中對數理邏緝有創發式貢獻的，屈指可數，我想到的只有王浩和沈有鼎；王浩的老師金岳霖名氣很大，但他的貢獻是介紹和推廣數理邏輯，創發則闕如。三人中王浩的學術成就最高，他在哈佛師從 Quine，不出兩年便完成博士學位，是第一位拿哈佛 Junior Fellowship 的華人，任教過的大學包括哈佛和牛津（牛津著名的哲學講座 John Locke Lectures 已有六十多年歷史，第二屆的講者就是王浩）；除了建構邏輯系統，他還對電腦的發展有貢獻，也深入研究 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s ，有所發明（順帶一提，王浩跟 Gödel 是好朋友）。

這樣出色的一位邏輯學家，在政治上卻沒有獨到的眼光和準確的判斷。胡適曾經和王浩「交過手」，他在1952年4月2日的《日記》裏記載了這件事：

『下午在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的 Boston 年會上，讀了一篇短文，題為“ From the Open Door to the Iron Curtain ”。讀了之後，即有中國親共的學生兩人（一為趙國鈞，一為□□）站起來質問反駁，其一人「氣」得說話四面打旋！其一人問：「你不信中國現在比從前強（ stronger ）了嗎？」我說：“ No! ”他又說：「中國不比從前更獨立了嗎？」我大聲說：
“ No! ”』

根據余英時的〈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這段文字裏姓名留空「□□」的是王浩，那是余英時從一位當時在場者得到證實的。胡適指王浩是「中國親共的學生」，則是錯了 --- 王浩那時已在哈佛任教。

余英時說『王浩受父親影響，從中學起已信仰馬克思主義，他的「親共」是根深柢固的』；王浩在1952年仍然受中共政治宣傳迷惑，不足為奇，可是，（根據余英時）「直到1976年以後他對共產黨的幻想才開始破滅」。1976年乃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年，十年浩劫，那時中共建國已近三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已發生過多次政治鬥爭，中共政權的猙獰面目早已清楚露出；王浩對共產黨的幻想到這時才「開始破滅」，可算後知後覺。由此可見，無論學問多高，也未必能幫助一個人消除偏執，尤其是如果那學問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數理邏輯。

當然，這跟王浩的性格也可能有關係。Quine 在自傳 The Time of My Life 裏有一段是描述王浩的，相當有趣，可資參考，我試譯如下：

「王浩重返哈佛，和我們共事。他活得並不快樂，儘管一直都成功和幸運。我在1945年第一次和他通信時，他在中國生活得不愉快，想到美國來。在哈佛他是一位出色的研究生，但由於覺得生活沒有保障，所以不開心。他認為只要有學術著作和拿到博士學位，一切便會不同；兩者他都做到了，而且還成為研究員學會[Society of Fellows]的初級研究員。然而，他因為獨身而仍然不快樂，所以便跟漂亮而能幹的年青地質學家 Yenking[找不到中文原名]結婚。婚後他又不快樂了，兩人便分居。當初級研究員的第三年，他走到蘇黎世與伯奈斯[Paul Bernays]一起做研究，並在那裏寫信告訴我，他得到快樂的唯一希望，就是在哈佛獲得教席。我們聘任了他，而且不要求他教任何他不想教的東西，可是，他仍然不快樂。他安排了一年休假，去了巴勒斯公司[Burroughs]工作，想看看自己是否會喜歡電腦行業。最後他接受了牛津的高級講師教席，那是1964年的春天，當時我們正短暫地合作找出產生無限序數的俐落方法。在那個時候，他已經公開對西方表示不滿和堅定支持紅色中國。」

教席坎坷路

最近讀了幾篇報導和一些網上討論，都是關於博士太多、教席太少的問題，令我不期然想起久違的研究院同學 E。上次跟他見面，是在一個維根斯坦研討會，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E 是經常參加研討會的，但我卻從來都不喜歡這種活動，當了教授十二年，只出席過這一個研討會，還是因為搞手是老友，我不好意思拒絕邀請；因此，雖然我和 E 在研究院時也算相熟，這麼多年來我們就只見過這一次面。

想起 E，是因為到現在他仍然未有固定教席，十二年來都是當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每幾年便轉一間大學。他已過了不惑之年，這個年紀還找不到 tenure-track 教席，恐怕找到的機會已十分渺茫了。每次想起他，我都有點傷感。

E 找不到 tenure-track 教席，是因為他不濟嗎？肯定不是。他不但系出名門（哈佛本科，柏克萊博士），而且在當年是各同學中表現較突出的，還有比一般同學多的推薦信（連 Hilary Putnam 也替他寫），大家都以為他會找到一個研究型大學 --- 甚至名校 --- 的教席。事實上，他得到的面試比其他同學都多，可是，他就是那麼倒霉，每個競爭的教席都輸給了別人，第一份工作是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從此便倒霉下去，十二年後當的仍然是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他同屆的同學，大多在研究型大學找到教席，其中一位現在已貴為哈佛哲學系的系主任了。

然而，E 自己也要負點責任的，因為這麼多年來他堅持慢工出細貨，論文改了又改，力求完美，發表的論文很少。假如最初那幾年他已經在高水準的期刊發表了好些論文，往後的路便很可能不一樣。到了現在，即使他願意改變，已經太遲了。

說起來，在這教席坎坷路上，我和 E 同走了一小段。他只比我早一屆，在我第三年找工作時，他也在找，而且面試比我多。有一個教席我們都得到面試，是威斯康辛大學的其中一個校區（不是最出名的麥迪遜），最後得到教席的是我，但我沒有接受，因為我得到另一個教席，就是現在任教的加州州立大學（其中一個校區） --- 有朋友認為我應該接受威斯康辛大學那個教席，可是，我實在太喜歡加州，而且極不願意在威斯康辛這麼寒冷的地方居住，因此，對我來說這個抉擇一點也不困難。

找教席難，E 的遭遇說明了一點：只要稍為不幸運，就算你條件很好，也會找不到固定教席。當然，也有些人異常幸運，條件不太好也找到固定教席，但這樣的例子很少。無論如何，正如麥兜媽媽麥太說：「靠自己有料解決啲嘢就梗係好啦，不過，運氣都好緊要喎！」

普羅米修斯的抗命 --- 評曾鈺成議員的〈不顧後果〉

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撰文為希臘神話人物艾皮米修斯翻案，認為他只是「警覺性不足而被宙斯利用了。他的過錯只是無心之失，而不是出於對人類的惡意」；曾議員還怪罪冒險為人類盜取火種的普羅米修斯，說他「做事不顧後果而給人類惹禍 [...] 人類要承受宙斯施加的苦難，完全是因為普羅米修斯觸犯了天規」。這真是奇哉怪也的論斷，反映的也許只是曾議員與眾不同的思考方式和道德觀。

宙斯拒絕給人類火種，令人類生活無端多添困苦不便(註)，本屬無理；普羅米修斯有先見之明，知道人類需要用火才可以活得像人，因此冒著被宙斯懲罰的險而盜取火種，這種為人類謀福祉的抗命行為，明顯是值得敬佩的。曾議員卻認為普羅米修斯「有先見之明，有高度智慧」，「應當知道宙斯心胸狹隘而擁有巨大權力，知道他自己根本沒有力量和宙斯對抗」，因此盜取火種就是「不顧後果」了。

其實，普羅米修斯豈止有先見之明和高度智慧，根據希臘神話，他根本就能預知未來！假如普羅米修斯只是能預知未來，他也許會做出「不顧後果而給人類惹禍」的事，可是，除了能預知未來，他還有高度智慧，而且一心為人類謀福祉；那麼，他仍然決定盜取火種，便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他知道火對人類是如何的重要，即使預見後來人類會受到的種種禍害，他仍然肯定整體來說有火遠勝無火，因此應該抗命盜取火種。

假如普羅米修斯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他仍然值得敬佩，因為他的動機仍然是為人類謀福祉，明知「自己根本沒有力量和宙斯對抗」而仍然抗命，真是勇者的典範！此外，假如他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只憑智慧來做合理的估計，便很容易會低估了宙斯的霸道無理和艾皮米修斯的愚蠢魯莽；那麼，人類後來所受的苦難，也是不能怪他的。

至於艾皮米修斯，不止是「想在後面」、後知後覺，簡直是「用屁股思考」（屁股也在「後面」）！所謂「用屁股思考」，就是根據自己的地位來決定立場及行動。艾皮米修斯也許並沒有忘記普羅米修斯警告他切不可接受宙斯的禮物，只是懾於宙斯高高在上的權力，不敢拒絕禮物而已；另一方面，他也是受不住潘朵拉美色的誘惑，結果照單全收，包括那潘朵拉的盒子。

結論：曾鈺成議員翻案失敗，人類要責怪的，不是勇敢抗命的普羅米修斯，而是沒骨氣、乏定力的艾皮米修斯。

(註) 普羅米修斯的神話有不同版本，內容比這兩句說的複雜很多，我在這裏只能簡言之。

哈佛的特大光環

這麼多年來我跟來自不同地方(主要是中港台)的華人有交往，得出一個印象，就是在很多華人父母心目中，哈佛大學的光環比任何名牌大學的都要大，連耶魯、史丹福、和普林斯頓也要輸那麼一點點。這個印象，在我們參觀哈佛時算是得到印證。

我們到東岸參觀的每一間大學，都安排了參觀者的大集會，介紹大學和解釋申請入學應注意的事項，大多是集會後才分成小組參觀校園；哈佛的集會是最多人的，少說也有二三百人（暑假期間一星期五天都有這樣的集會和參觀，可見人數之多），比其他大學多至倍計。那天我們早到，到達時演講廳內只坐了約五六十人，卻幾乎全是亞洲人，有不少看得出是華人；到集會開始時，我環顧了一下，發覺那二三百位出席者中，仍然大多數是亞洲人，至少有七成，就算其中兩成不是華人，華人也佔了一半！我們參觀的其他大學 --- 包括耶魯和普林斯頓 --- 都沒有這個情況，可見希望子女入讀哈佛的華人父母特別多。十多年前有一本書名為《哈佛女孩劉亦婷：素質培養紀實》，相當引（華）人注目；據說這本書在中國大陸特別暢銷，假如書名是《普林斯頓女孩劉亦婷：素質培養紀實》，銷量恐怕會差一些。

到東岸參觀大學，已是個多月前的事，而且寫過有關文章；今天才寫哈佛，是因為早兩天在阿樂學校的新學期家長會裏發生了一些小插曲，令我想到哈佛的特大光環。（我沒有出席家長會，以下所述是阿樂媽媽告訴我的。）

阿樂的學校只有十多位華人學生，而這些學生的家長有不少是互相認識的；他們大多都聽聞阿樂的成績優異，由於申請大學的時間將至，有些甫一見面便直接問及阿樂打算申請哪些大學。對於這個問題，媽媽通常都只會給一些含糊的答案，以免讓人覺得阿樂很有把握似的，例如說「會申請其中幾間 UC 和一些東岸的大學」；問的人一般都知道適可而止，不會查根究底。可是，這天有位家長卻好像看不出人家在迴避問題，不斷追問下去，終於直接問：「他會不會申請哈佛大學？」

媽媽正在考慮要不要直接回答，更有趣的事情發生了。通常學生不會跟家長一起出席，但這位家長的兒子卻陪她一起到家長會；據阿樂說，這位同學一向不大懂得如何跟人交往（英文的 ‘socially awkward’意思比較準確），當他聽到自己的母親問及哈佛大學，竟搶著回答！我怎樣也估不到他會這樣說的（大意如此，譯為中文）：「阿樂的成績的確很好，但不要怪我這麼說，哈佛只收十全十美的學生，而阿樂還不是十全十美，所以不應該申請哈佛！」媽媽趁機笑了一笑，便不答那問題了。

這位同學並非妒忌阿樂才這麼說，他為人憨直，平時對阿樂表現得相當佩服，甚至在父母面前不時稱讚阿樂；他這樣說，是因為他相信哈佛大學高不可攀，連他認為是學校裏最優秀的學生也配不上！阿樂被哈佛取錄的機會的確不高，但這不是重點；我想指出的是，這位同學對哈佛大學的認識不會深，他之所以有「哈佛只收十全十美的學生」這個（錯誤的）看法，大概是受了父母及親朋戚友的影響。

幸而阿樂沒有這個看法，他對各大學的評價是根據閱讀過的大量資料，和考慮到自己打算主修的學科；他明白到哈佛的名氣可能是最大，但那不表示哈佛是最好的大學，更不表示哈佛是最適合他的大學。事實上，哈佛並不是阿樂的 dream school。

順便一提，我們參觀哈佛大學時，見到極多遊客，在校園各處都見到。這次我還約見了一位在哈佛任教的朋友，據她說，哈佛不只是在暑期才有這麼多遊客，平時也有很多，多到令她覺得煩厭。當然，我們見到的遊客中，也有不少是華人。

資優兒童十年後

阿樂在幼稚園時已有老師建議他考加州教育局一個名為“GATE Program”的甄別試，“GATE” 是“Gifted and Talented Education”的縮寫，通過考試者，就會被歸類為「資優兒童」，可以受到特別的教育。阿樂在一年級時考了這個試，由二年級開始接受所謂「資優教育」，直到八年級，都是在一個全是資優兒童的特別班，而且是同一班同學，約三十人，到升上高中時才各散東西。

二年級到現在的十二年級，轉眼已十年了。早兩天跟阿樂談起那些「資優班」裏的同學，雖然大部份都跟阿樂不同學校，或同校卻修不同的科目，但不少還有來往；沒來往的，也可以從其他同學得知他們的近況。我好奇問阿樂這些同學現在的學業如何，他說除了兩三位成績不錯，其餘都很普通，有些甚至十分差勁。

何解接受了七年特別教育的資優兒童，升上高中後竟然大都成績並不優異？其實不難解釋。上述那個甄別試，不過是一個智商測驗；所謂「資優」，指的只是智商高過某一水平而已（如無記錯，應該是智商高過135即為「資優」）。然而，即使是智力過人，還要配合其他條件，才會學業成績優異；至於將來是否有成就，看的仍然不會只是智力 --- 智力極其量只是一個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我有一兩位智力高超、極之聰明的朋友（至少比我聰明），學甚麼也快上手，卻遠非堅忍不拔之輩，也不懂得自律，所以學到難處便容易放棄，或自欺欺人當自己學懂了，可算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阿樂也舉了三位「資優」同學做例子，兩女一男，以說明單憑智力是不足夠的：一位女同學升上高中後只顧扮靚和拍拖；另一位女同學的 stress tolerance （阿樂的用語）極低，很容易因為功課和考試而感到壓力過大；至於男的那位，由於有一位成績出眾、考入頂級名校的姊姊，他似乎為了避免跟姊姊比較，有意無意選擇了「走另一條路」，沒有努力讀書。

當然，讀書失敗也可以事業有成，我想說明的，只是智力之不可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