鸚鵡學者與不智的劍

港大校委會否決任命陳文敏為副校長，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這符合我早前悲觀的預測；不過，事情發生了，仍然難免憤慨和痛惜，不是為了陳文敏（我們讀同一中學，但不相識），也不只是因為港大的獨立自主失守（我是港大校友），更因為這件事標誌著我關心的香港進一步制度崩壞。

當然，對這件事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報章和網媒上看到的言論中，如果是批評陳文敏或反對任命他為副校長的，大多空泛無力，或只是重複建制派的一些 talking points。這些言論的作者，有些還是學者教授，不禁令人奇怪，以這些學者教授的學術訓練，怎會寫出那樣低水平的文章（報紙文章雖然短小，但也有水平高低之分）？

陳文鴻博士在上星期發表的〈李天命批〉一文，就是個好例子。這篇文章的大部份內容只是複述或引用李天命的言論；堂堂學者，竟然甘於做隻鸚鵡！為甚麼陳文鴻學舌的是李天命而不是其他人呢？合理的猜想是，因為他認為李天命是「從語言的邏輯來批判現時流行的政治謬誤」的權威；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要是李天命看到「鸚鵡學者」的這篇文章，便理應拔出「思方劍」，刺出一招「你犯了訴諸權威的謬誤」了！

李天命批評的，是陳文敏在今年初發表的文章〈政治干預大學自主和言論自由〉；陳文鴻的複述和引文，已囊括了李天命的主要論點（好鸚鵡！）：

「陳文敏之強調左派攻擊他是因他可能出任大學副校長，屬訴諸動機的謬誤。以此推演說干預院校自主，且是所有大學的自主，過於推論。[...] 由某學者被批評，跳至壓制言論，侵害核心價值，[...] 恰恰犯上了上綱作大的謬誤。」

除了甚麼甚麼謬誤，李天命的批評當然少不了嘲笑揶揄，例如「讓人捧腹」和「讓明眼人扼腕嘆息」，以及一些有武俠意味的形容，例如「第一句便溢出了氣急敗壞之情 [...] 只消無懈可擊的話，便該智珠在握而氣定神閑的」。

指出謬誤，甚至嘲笑揶揄，只要合理中的，都無可厚非（至於那些武俠比喻，是品味問題，我只能說我實在吃不消）。問題是，陳文敏這篇文章不是要單篇立論，證明左派攻擊他是因他可能出任大學副校長、證明院校自主受到干預、證明香港人言論受壓制等等；這篇文章是要放在整件事的脈絡裏來理解的：陳文敏寫這篇文章時，港大任命副校長的風波已發展了一段時間，他根據自己有關這件事的經歷和觀察（例如左派報章對他和香港法律學院的不斷攻擊）作出了「政治干預大學自主和言論自由」的判斷；陳文敏這篇文章不是要證明他的判斷是對的，而是基於這個判斷來回應一些攻擊，因此，這些回應才是文章的主要內容（例如討論港大法律學院的學術表現），佔了超過三分二篇幅。。

陳文敏那「政治干預大學自主和言論自由」的判斷可能是錯誤的，然而，即使他真的判斷錯誤，那也不見得是由於他犯了李天命說的那些謬誤；要批評陳文敏的判斷，不能只看他的這篇文章，而是要分析整件事的有關各方面，包括分析左派報章的攻擊內容。李天命的批評，不但是不見森林，連樹木，他也是只注目於枝葉，看不到主幹。

我不喜歡用劍來比喻思考方法，因為對我來說，思考方法很多時候都是用在自己身上，防止自己犯錯；用來指出別人的錯謬時，也毋須有對敵或比試的心態 --- 用來互相砥礪豈不美妙得多？就算思考方法利如倚天劍，假如落在剛愎自用、小器自大的滅絕師太手裏，又怎會是一把智劍呢？

學問的志趣與機緣

不時有人問我當年為甚麼對哲學有志趣，以致有動力一路讀上去，但我都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學問的志趣這回事，很難解釋，除了性情，也許只能籠統地說要看機緣 --- 即使有適合的性情，如果不是湊巧遇上那些人、經歷那些事，如果不正正是在那時那刻遇上和經歷，恐怕不會形成志趣。也許這是說了等於沒說，不過，這至少說明了學問的志趣不單單是培養的事，當然更不可能勉強。

留意，我說的不只是學問的興趣，而是學問的志趣，即興趣加上繼續追求的志向。學問的興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養，不過，也要配合性情；假如性情只適合文學，要培養對科學的興趣，恐怕難以成功。雖然興趣能幫助志向形成，但沒有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對某學問有興趣卻沒有繼續追求的志向者，並不罕見。志向是不是也可以培養？也許可以透過培養興趣來間接培養志向，但難保成功；至於直接培養志向，我是深感懷疑的。

由於有這個了解，所以我沒有嘗試培養兒子對任何學問的志趣，我甚至沒有特別培養他的興趣。我任由阿樂從小就自由探索，沒有因為我自己研究哲學和對文學及歷史也有興趣，便刻意培養他對文史哲的興趣。阿樂媽媽的做法和我一致，例如帶他到圖書館時，只會留意他對甚麼科目特別有興趣，然後替他揀些好書，而不會勉強他看任何的書。

阿樂對學問的興趣轉變過幾次，初中時對心理學有興趣，稍後轉向歷史學，到中學時轉向國際關係，然後是政治學和經濟學。這麼多年來，我只是教過他一些基本的邏輯和批判思考，和送給他一本 Christopher Hitchen 的 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除此之外，沒有嘗試影響他對學問的追求。他的學問志趣，主要是他的性情和機緣的結果。

阿樂在威廉姆斯學院雙主修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 和英國文學 (English Literature，其實譯作「英文文學」會恰切些)。他對英國文學的志趣，主要是由於讀 IB 時遇上的老師；那位老師畢業於衛斯理學院 (Wellesley College) ，學術水平和對學生的要求都比一般老師高，阿樂在她指導下寫的 IB 論文是討論論文是討論米爾頓 (John Milton) 的詩史《失樂園》(Paradise Lost)，結果成績十分好，也令他對文學更感興趣。

阿樂在威廉姆斯的第一個學期便選了一課但丁的專題討論，那是 upper divison 的課，而且是 seminar，本來是不適合一年級學生修的，但阿樂在學期初跟這課的教授面談過後，教授認為他有能力修這課，便額外收了他，令他成為這二十五人一班的第二十六人。有趣的是，阿樂因為修了這一課而要讀一些有關決定論 (determinism) 的哲學材料；有一天，他傳給我一個短訊，問及有關 Daniel Dennett 對決定論的看法，我當然非常樂意作答。這，也是一個機緣。

談到機緣，不得不提另一個巧合：我正在讀陳懷宇的《在西方發現陳寅恪》，在收到阿樂的短訊後，我讀到陳書中關於白璧德 (Irving Babbitt) 的一節：原來白璧德在到哈佛任教前，曾在威廉姆斯學院教了一年 (1893)，教的正是但丁專論！

沒有書香的環境

生於書香世代的家庭，家裏張眼抬頭見到的，隨時是書，祖父母、父母、叔伯等都飽讀詩書、或至少是經常看書談書之人，在這樣的環境成長，而養成愛看書的習慣，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在書香環境成長的人終究不多，有些人欠缺這種環境卻仍然愛看書，這習慣是如何養成的呢？這個問題當然沒有一個簡單而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以下我只是提供一些有關因素，不能解釋所有例子，但多少有點解釋力。

我相信任何已有能力看書的孩子，只要符合以下四個條件，即使沒有書香的環境，也很有機會養成愛看書的習慣：

-  有好奇心

-  有看書的時間（即使一天只得一個半個小時，也算是有時間）

-  有選擇看甚麼書的自由

-  沒有太多其他的娛樂

我沒有列「有可看的書」為條件，因為現在的人即使家裏沒有書，也很容易在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或書店裏找到可看的書。

四個條件中，好奇心最重要，因為這是看書的主要推動力。大多數小孩子天生都有好奇心，可惜在上學後，這種自然的好奇心很容易被填鴨式教育扼殺；此外，大量功課和考試，也令孩子的課餘時間少得可憐，一有時間便想到玩了。不過，如果能保持好奇心，縱使有其他的娛樂，看書也會成為娛樂的一種，至少有機會在孩子的娛樂時間裏佔一部份。

有些孩子有好奇心，也有時間看書，可是，一些著意子女要「贏在起跑線」的家長，會決定他們看些甚麼課外書（當然是些「有用」或能「增加課外知識」的書），不給子女選擇的自由（「不准看武俠小說，那是浪費時間的書！」）。這樣一來，「看課外書」變成了另一種功課，是被逼的，自然難有樂趣；於是，學校制度和混飯吃的老師還未完全扼殺的好奇心，也會給這樣的家長消滅了。

回想我的童年，雖然父母的教育程度都很低，沒有書香的環境，但以上四個條件我都符合了 --- 我好奇心重，父母完全沒有管我看甚麼書；當年讀書功課不多，也沒有很多其他的娛樂，看課外書的時間不會少。此外，我家住廉租屋邨，那裏有一間頗大的公共圖書館，因利乘便，對我從小養成愛看書的習慣，也有很大的幫助。

然而，我總有點懷疑，愛看書這個傾向可能有些遺傳性。我父親只讀過兩年私塾，職業是小巴司機（也做過的士司機）；雖然我小時候從沒見過他看書，但記得他天天看報紙時整份都看過，而且看得很入神。有趣的是，他晚年時竟有一段時間要求我介紹一些儒家的經典給他看；我從自己的藏書中選了幾本給他，到現在還記得其中兩本是鵝湖雜誌社出版的《孟子義理疏解》和《大學中庸義理疏解》（他把書都看完了，但我沒有跟他討論，不知他看懂多少）。也許父親根本有愛看書的傾向，只是一直礙於各種原因沒有付諸行動而已。

我家四兄弟姊妹都有看書的習慣，說不定多少有點遺傳。我兒子也是一早已養成這個習慣，不過，除了是可能的遺傳，我還給他提供了一個書香的環境 --- 他可以說是在書堆裏長大的。

神人和才子

陳懷宇的《在西方發現陳寅恪》有一節（「哈佛園中多英傑」）提到趙元任的「學術履歷非常驚人」、在哈佛讀書時亦頗出風頭，引起我興趣，便在網上進一步查看有關趙元任的資料。我以前只知趙元任是語言學家，一查之下，才明白陳懷宇那「非常驚人」四字絕無誇張。

趙元任在康乃爾大學讀本科時主修數學，兼修物理學和音樂；可是，他在哈佛拿博士學位，讀的卻是哲學（論文題目是 "Continuity: A Study in Methodology"）！雖然他沒有主修物理學，但在康乃爾當過一年物理系講師，可見物理學程度應該相當不錯。然而，他後來的主要學術研究，既不是物理學，也不是哲學，而是語言學，並先後在耶魯、哈佛、密歇根大學、和柏克萊加州大學當語言學教授。

趙元任的音樂造詣頗高，能歌能作曲，並曾在夏威夷大學講授音樂。至於他的語言能力，亦堪稱「非常驚人」；據說他能講三十多種漢語方言，至於外文，他自己這樣說：「在應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沒有問題。至於一般用法，則日本、古希臘、拉丁、俄羅斯等文字都不成問題。」（見《清華大學志》下冊）請留意，「俄羅斯」後還有個「等」字。

這簡直是神人！「神人」也許是太高不可攀的稱呼，另一個可以用來形容趙元任的詞語，是「才子」。「才子」一詞，在香港給濫用了，有被稱為「才子」的，其才華學識恐怕只夠當趙元任的書僮！趙元任是真正的才子，不在於他學歷高，也不只在於他才華出眾、興趣廣泛、學問淵博，還因為他待人處事不拘一格、富幽默感，往往流露出舉重若輕的瀟灑。讀趙元任的回憶錄《從家鄉到美國》（學林出版社），便很容易感受到他的這種氣質；例如英國哲學羅素訪華時演講，由趙元任當翻譯，他這樣描寫自己的工作：「我照著己意大加引申說明...... 以譯員的身份講，比主講人講，更有樂趣，因為譯員講後才引起觀眾反應。」（p. 160）

還有一段十分有趣的，也和羅素有關。在羅素訪華那段時期，趙元任和楊步偉結婚，沒有盛大的婚宴或隆重的儀式，只請了胡適及另一好友到家裏吃晚飯和當證婚人。在回憶錄裏描述過這個簡單的「婚禮」之後，趙元任提到羅素：「後來我問羅素先生我們結婚的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稱："足夠激進"。」（p. 165）真是妙問妙答！

除了眾多學術著作，趙元任還翻譯了 Lewis Carroll 的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和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阿麗思漫遊鏡中世界》）；馮睎乾說這翻譯是「神作」，並認為「當時全中國真的只有趙才能譯， 那需要數學家特有的幽默和童真」（私下談話），他點出的「幽默和童真」，應該也包含在我說的那種舉重若輕的瀟灑中。

也許這只是我個人對「才子」一詞偏執的理解，也許我不過是選擇了這個詞語來表達我對有才華的人的期許：才子，是一種有姿采的人，為人間帶來的，應該是彩虹，而非陰雨。

三本書是三個世界

我看書不是看完一本才看另外一本的，而是同時有幾本書在看，少則三本，多則五六本。拿起一本書，我最多看四十五分鐘，然後換另一本看；如果有三小時的看書時間，我通常會先後看了四五本書。對我來說，這是最佳的看書方法 --- 看得最快、吸收得最好、也記得最多。當然，這個方法不是人人適用。

最近看的其中三本書，形成一些有趣的對比，值得談一談。第一本是以色列歷史學家 Yuval Harari 的暢銷書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剛剛看完，整體評價是：非常有趣，前半比後半精彩，雖然馬虎和過於臆測之處不少，但仍然值得一讀。

第二本是旅美中國學者陳懷宇的《在西方發現陳寅恪》，剛開始看。早前我要求一位朋友推薦幾本中文書給我看（這位朋友其實應該稱為「網友」，因為我跟他素未謀面，只在網上認識），他推薦了三本，陳懷宇的是其一；由於我對陳寅恪一向甚感興趣，於是便先看這本。這本書假如不是這位朋友推薦的，我很可能看幾頁便作罷，因為作者的文字沙石甚多，看得我相當不舒服；不過，基於我對推薦者的信任，我還是看下去了，so far so good。

第三本是美國著名哲學家 Nelson Goodman（1906-1998）的Ways of Worldmaking，1978年出版；這本書是我於1990年歐遊時在倫敦買的，全本看過一遍，還留下不少記號，但書的內容我現在已忘記得一乾二淨了！不過，有一件事我倒記得，就是我當年跟博士論文導師 Barry Stroud 談及此書時，他對 Goodman 在書中表達的哲學觀點很不以為然；由於我當時完全信服 Stroud，因此再沒有把這本書放在心上。這學期我們系內的讀書組有同事建議看這本書，其他同事大多贊成，於是我也只好重看；誰知一看之下，發覺原來 Goodman 的觀點十分契合我現在的看法，很能刺激我的哲學思考；在讀書組討論時也拼出不少火花，過足哲學論辯的癮。

這三本書，可以說是三個不同的世界（Goodman 所說的 "worldmaking"  意義下的「世界」）。Harari 提供的，是一個宏觀的歷史視野，沒有甚麼論證，細節亦闕如；然而，即使你不全盤接受 Harari所說的，他提供的視點仍然能令你看到一些在人類發展史上重要的、以前從未為人注意的重要方面。

陳懷宇談的主要是陳寅恪這個人，追求的，是這個人一生的真相 --- 陳寅恪一生的大事和有關的細節；因此，這本書注重的，是求真。在書裏，陳寅恪的一生固然是放在東西方學術交流和相互影響的大脈絡裏，然而，書的精神始終是力求呈現真相的細節 --- 從細節建立大體，再從大體了解細節。

Goodman 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 understanding。他提供的，是大大小小的概念分別，但這些不是「為分而分」的概念分別，不是學術遊戲，而是能幫助我們對自己所處的（種種）世界有一個系統的、追本溯源的了解；在這種了解裏，細節不重要，洞見（insight）才重要。

一葉障目，只專注於自己學術專長研究的學者，越鑽越深，其實也同時是變得越來越狹隘，以為從自己的視野可以看到真相的全部。多涉獵不同領域的研究，便較容易能夠知道自己的限制，了解到真相不易尋，可以有不同的 understanding，人也因而謙卑不少。

威廉姆斯學院印象

八月底，我們一家三口從加州飛到麻省；那是父母將兒子送到遠方入學之旅，兩老回來後，便是空巢生活的開始。

其實我們不是直接飛去麻省，因為最接近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的機場在紐約州的奧爾巴尼（Albany），所以要先飛去奧爾巴尼，然後從那裏駕車到威廉斯敦（Williamstown），即學院所在的小鎮。

雖然這是我們第一次踏足這所大學，但自從阿樂被錄取後，這幾個月來，威廉姆斯便一次又一次給我們十分良好的印象。首先，學院對任何查詢的反應都是既迅速又周到，大大小小的問題都輕易解決了。六月期間，距離開學還有兩個多月，但阿樂已選好了第一個學期修的課；有一天，他竟然收到其中一課的教授傳來的電郵，是給他建議，認為他明年甚至更後才修這一課，對他會更適合（阿樂當然接納建議）。威廉姆斯的師生比例之低全美數一數二（1 : 7），在這種對學生的關照中，可見其作用。

開學前一星期，威廉姆斯在南加州和北加州都有一個 send-off party（可譯作「送行派對」吧），前者在洛杉磯，後者在三藩市，邀請今年入學的新生及家長參加。三藩市近一點，但也要駕三小時的車；我有點嫌遠，可是，阿樂表示很想出席，於是我便們決定陪他一起去。結果證明這個決定是明智的。

派對在 University Club of San Francisco 舉行，但沒有搞得故作有氣派，只是提供一些小吃和飲品，主要是讓新生（和家長）在開學前互相認識；負責人也沒有長篇大論，只是簡略交代了派對的目的，然後請幾位正在就讀或已畢業的學生分享在威廉姆斯的經驗。見到那些年青人甫一見面便談個不停，好像一下子便熟絡了，眾家長也輕鬆起來，互相交談，氣氛令人感到相當愉悅。我和幾位家長的對話亦頗有趣，有一位竟跟我談了好一會柏拉圖和尼采！

由奧爾巴尼駕車到威廉斯敦，差不多要一小時。我以為是經高速公路去的，誰知幾乎全程是小路，其中一大段還是彎彎曲曲的山路；我看著沿途的環境，見一路都只是山和樹，心想那威廉斯敦可真隔涉啊！

到達威廉斯敦，我們先到旅館，跟學院不過一街之遙。放下行李後，我們便步行到學院；由於接近旅館的這一邊沒有甚麼特別的建築物，我們走了數分鐘仍然覺得這校園平平無奇。不過，轉了一個彎之後，眼前一亮，見到好幾幢甚有古典氣息的建築物；校園的中心部份頗大，有很多草地，都經過細心打理，一片一片的青蔥，配上古典式的建築，令人頓然覺得身處在一所名副其實的學院裏。聽說這裏秋天更美，我們十月時會來探望阿樂，到時便知道秋色中的威廉姆斯有多美了。

（圖片來源：https://c1.staticflickr.com/）

搬東西入宿舍那天，見到很多威廉姆斯的學生，除了新生，也有義務幫手的其他學生，大都活力充沛，笑容可掬，樣子都很醒目的。整個學院給人一種既與眾不同、卻又平易近人的感覺；連校長和一些大學高層致辭時，也是隨和之極，不但互以名字稱呼（而不是尊稱 'President'、'Dean' 、或 'Professor' ），亦沒有誇耀大學排名或學生成就等，只是平平實實提點學生和家長應該注意的事。

我說威廉斯敦是個小鎮，究竟小到甚麼程度呢？全鎮只有一盞交通燈，因為需要交通燈的大街只有一條（跟其他美國小鎮一樣，這條大街當然就叫 'Main Street' 了 ）！阿樂在這所「與世隔絕」的學院，應該可以專心致志讀四年書吧！

最強的問題和最強的答案

我校幾年前改革重組通識課程，「哲學導論」被摒出通識的選修課，哲學系只得由原本每學期開六七班「哲學導論」，減為兩班，我也由那時開始再沒有教這一課了。其實我是不願的，因為我很喜歡教「哲學導論」；不過，由於系內教學人手分配的限制，我只得割愛。

我喜歡教「哲學導論」，除了因為課程內容的編排特別自由（任何主要的哲學問題和哲學家都可以包括在內，只要保持導論的程度便成），還因為可以向完全不認識哲學的學生介紹這一學科引人入勝之處。我的往績不錯，幾乎每次都有學生因為修了我的「哲學導論」而決定主修哲學（也許有讀者會認為我是害了那些學生，我只能這樣回應：在美國，主修哲學不等於就業前景黯淡；有興趣的不妨一讀這篇短文，發表於財經雜誌 Forbes，時為2008年，美國經濟正陷於低潮："SellingYour Philosophy Degree" ）。

對我來說，教學的滿足感主要來自學生讓我知道他們因我的教導而眼界開了、有新的了解、或是修正了從前過份簡單的看法。教「哲學導論」比較容易給我這種滿足感，因為教的內容不太深，學生聽懂的不少，但同時是他們聞所未聞的，令他們有較強烈的被 enlightened 的感覺（有些人愛說的「受教了」，要表達的也許就是這種感覺）。

教「哲學導論」時，我愛找機會問學生兩個問題，問答過程和我提供的答案和解釋，往往令一些學生流露出這種被 enlightened 的感覺。那不是甚麼深奧的哲學問題，而且也不能完全當真，目的只是刺激學生思考和反省。那兩個問題是：「甚麼是最強的問題？」（"What is the most powerful question?"）和「甚麼是最強的答案？」（"What is the most powerful answer?"）；我先問第一個問題，討論一會和解釋「正確」答案後，才問第二個問題。

通常會有一兩位學生提出有趣或機靈的答案，例如說最強的問題就是「甚麼是最強的問題？」，我必然會追問「為甚麼？」（"Why?"）；無論提出答案的學生怎樣回答，我也會繼續問「為甚麼？」。如此這般追問幾次「為甚麼？」之後，我便會提供「正確」答案：最強的問題就是「為甚麼？」。

學生聽到這個答案後，幾乎每次都會有人立刻問「為甚麼？」；我會先稱讚那位學生懂得活學活用，然後這樣解釋說：『「為甚麼？」是最強的問題，因為無論對方怎樣回答，你也可以繼續用這個問題問下去，直到對方不懂得回答為止。』

然後，我會立刻臉帶笑容補充：『對於這個答案，你當然可以繼續問「為甚麼？」，不過，如果你這樣做，等於是用行動來說明我的答案是對的；因此，你現在可以閉嘴了（you can shut up now）。』其他學生的反應通常是哄堂大笑，而問「為甚麼？」的那位學生也就「識做」，笑而閉嘴了。

第二個問題的「正確」答案是「看情況」（"It depends"）。我的解釋是：『這是最強的答案，因為除非對方問你的是簡單的事實問題，否則，世界這麼複雜，回答「看情況」總是對的；甚至你對問題的答案完全沒有頭緒，答「看情況」仍然是對的！』。

其實，這個「最強的問題」和「最強的答案」的說法，有一個難題：對於「甚麼是最強的問題？」，如果答「看情況」，還可以追問「為甚麼？」嗎？如果可以，「看情況」這個答案看來便不那麼強了；如果不可以，「為甚麼？」這個問題便不是「無論對方怎樣回答，你也可以繼續用這個問題問下去」了。

這個難題，從來沒有學生提出過，都是我點出後，他們才恍然大悟，然後再一次流露出被 enlightened 的感覺。

從漢族中心到大一統理想 --- 讀葛兆光《何為中國？》

假如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對一位台灣人、香港人、或西藏人（換作新疆人也可以）說「我們都是中國人」，得到的反應很可能都是：「不，你是中國人，我不是！」然而，這同一的反應所表達的看法和情緒，卻不盡相同。台灣人可能只是要表明台灣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共國」，以別於有歧義的「中國」）統治，但香港人和西藏人不能否認被中共國統治這個事實，表達的，是不甘願被中共國統治。此外，西藏人認為自己的文化獨立於中國文化，而台灣人也許會認為台灣和中共國都同屬於中國文化，但也可能會認為台灣更能代表中國文化；至於香港人，大概會認為香港的文化只有一部份屬於中國文化，不過，如果是一位所謂本土派的香港人，則會相信中國文化（他們會稱之為「華夏文化」）在中共國已幾乎消失殆盡，反而在香港保存得最完整。

這些有關「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問題和爭議，有很長很深的歷史根源；關心這些問題，卻對其歷史根源沒有認識，便很容易陷於主觀意願與不滿情緒的糾纏中，甚至因而提出自以為是、其實荒謬可笑的政治主張。如果想彌補這方面知識的不足，可以細讀葛兆光的《何為中國？--- 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雖然這是一本小書，只有約一百八十頁，但內容十分充實，是消化了大量史料和文獻而寫成的，顯出治學功力不凡；論點清晰有力，提出的視點和概念分別亦對思考有關問題大有幫助。

首先，葛兆光指出中國不只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頁29，以下頁數會省去「頁」字)：「一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始終有延續性的中國，很早就被確立起來」(4)，至少「漢族文明的同一性、漢族生活空間與歷代王朝空間的一致性、漢族傳統的延續與對漢族政權的認同」(22)，都是不容否認的。蒙元和滿清的確帶來一定程度的「胡化」(131)，而且這兩個時期的中國歷史「超越漢族中國這個中心」(19)，不過，我們亦不應該「忽略了在蒙古時期和滿清時代裏，漢族文化的籠罩、影響和延續」(21)。

葛兆光認為「自古以來漢族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脈和核心」(113)，這一點應該沒有爭議。漢族中國的「民族認同、國家意識和文化取向」，在秦漢大一統時代「第一次凝固成型」(120)。然而，直到宋代，漢族中國的國家意識都不強，這是由於古代中國人的「天下」觀念，他們以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37)，「而四邊無論是文明還是在財富上，都遠遠低於中央，應該受到中央的制約與管轄」(42) ，因此『不太有所謂「外國」意識，也不太有所謂「國際」秩序』(5) ，只有「邊疆」，卻無「邊界」(63)。

到了宋代，「中國和鄰居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北方的遼和西北的夏，後來的女真與更後來的蒙古，逐漸使大宋成為「諸國」中的「一國」』(64) ，大宋產生了「對異族文化的高度警惕」(128) ，「開始在國家（朝廷）和士紳（地方）雙重推動下，逐漸重新建立了以漢族傳統、儒家倫理為中心的文化同一性」(130) 。這個發展被蒙元的統治打斷，到了明朝的「去蒙古化」運動，才接續下去，「中國的文化世界再一次凝固與重建」(132) 。

這「三次凝固」，「續漸形成漢族中國文化的主軸和邊界 (135)。假如「中國」只是指「漢族中國」，假如中共國的邊界和明朝的一樣，那麼，「中國」和「中國文化」這兩個概念便不會像現在那樣，引發那麼多的爭議。現實是，滿清大大擴張了版圖，使「中國變成了滿、蒙、漢、回、苗諸族的共同帝國」(11) ，於是「政治領土的範圍」和「文化認同的空間」(57) 不再重疊；「相繼而起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承繼了清帝國的民族與疆域」(77)，也就同時承繼了有關的民族和疆域問題。

雖然晚清有不少革命者「以漢族民族主義作為推翻清王朝的動員力量」(78) ，但中華民國成立後，由於『無論任何人當政都無法承受「割地」、「裂國」的罪名』(81)，終於以「五族共和」為建國方略。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揮之不去的「大一統」理想，那「始終是古今中國的政治理想甚至夢想」，從秦漢到滿清，「無論國力強弱，都在做大一統帝國的夢」(163) 。當然，現在的中共國也不例外，一樣是追求大一統，雖然大致維持了滿清的版圖，但沒有令五族融和，滿清遺下的民族和疆域問題並沒有解決。

其實，連葛兆光自己也似乎未能完全擺脫大一統的理想。他強調的所謂「中國文化的複數性」(111)，雖說是出於擔心『隨著中國的「膨脹」，中國會出現重返傳統，強調國學，高唱愛國的趨向』(111) ，繼而演變成「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134)，可是，這個「複數性」的說法是有問題的：如果是已融和了的民族和文化，那就應該被視為單數，例如漢族文化就是融和了「各種種族、思想、文化和地域」(120) 而形成的，成為單數；如果是未能融和而仍然有重要而明顯分別、甚至有衝突的，例如西藏文化和漢族文化，那麼，強調「中國文化的複數性」，也許不過是大一統理想的借屍還魂而已。

創新和進步

過去四五十年，科技的創新異常快速，而且越來越快；這些創新的科技大都能令我們的生活越加方便和舒適，因此，除了期待更快更多的創新科技，我們還很容易會將創新和進步等同起來。然而，創新真的等於進步嗎？

其實，反例並不難找。「進步」的意思，就是「變得比從前更好」，然而，有些創新的科技，只是改變了我們做事的方式，卻未必同時可以幫助我們把有關的事情做得更好；例如用微波爐煮食，快是快了，可是，吃到的食物不會因此而變得更好，我們反而會多吃了味道和營養都欠佳的加工食物。

另一個值得談的例子是電子書。我的一位比較守舊的朋友一直拒抗電子書，認為紙本書才是真正的書；最近他要到德國幾個月，做學術研究，由於要帶去的書不少，他終於屈服，買了一部 Kindle，雖然隨後只是買了十多本電子書，但這些書的紙本版都是非常厚重的，這部 Kindle，令他此行省便了不少。還有，他用過電子書之後，才知道在電子書做書籤、寫筆記、搜尋字詞、和查字典等都方便無比，令他大為讚嘆，後悔不早一點加入使用電子書的行列。

那麼，電子書應該不是「創新即進步」的一個反例了吧？且慢！電子書雖然有種種方便，但相對於傳統的紙本書，整體來說是否進步了，並不容易判斷。

中國人有一句說話：「衣不如新，人不如舊。」這裏說的「人」，不單是指個別的人，還可以擴而充之，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感情；衣服是死物、外在的，可以隨時變換，而人及人情都是獨特的，可以寫入自傳，無可替代。電子書絕不能勝過紙本書的，是其中能裝載的關係和感情 --- 一本我父親寫滿眉批而且曾經親自教我細讀的書、一本我的初戀情人在上面題了字送給我的書、或一本曾經伴我渡過特別孤獨艱難的日子的書，都是載滿記憶和情感的，沒有任何一本其他的書可以代替。(當然，一件衣服也可能會載滿記憶和情感，但由於衣服本身缺乏有意義的內容，發生這個情況的機會低很多。)

如果我們整全地(holistically) 看待創新的科技(或其他方面的創新)，將創新放在歷史、文化、社會、及生活整體的大脈絡裏來評價，而不只是分析地(analytically) 注視每一件創新科技的全新功能，也許我們便不會那麼過分簡單地將創新和進步等同起來了。

人的世界是人情的世界，有時候，的確是新不如舊的。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5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