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說學院哲學

現代的哲學家絕大部份是大學裏的哲學教授，所謂「學院哲學」，就是這些教授們做的哲學研究。大學教授除了教書，還得有學術著作，才可以保住教席，而在學術出版制度化之後，能幫助他們保住教席的學術著作，就一定要是學術期刊的論文或是由學術出版社出版的專書；不獨哲學一科如此，其他學科亦然。

還有，不只學術出版制度化，學術交流也制度化了，現在的哲學家除了可以於師友間討論問題，還可以參加由大學或學術組織舉辦的大大小小、本地或國際、定期或非定期的學術會議或研討會，或發表論文，或評論別人的論文，參與者不必事前相識，交流後也不一定保持聯繫。

任何制度都必有其弊端，哲學在專業化和制度化後，產生了一些可稱為「論文生產機器」的哲學家；這些哲學家為了增加自己的期刊論文數量，以保住教席或升職，便不管是否對打算寫作的題目有興趣，也不管題目是否重要，只要認為寫成的論文被期刊接納的機會較高，便會花時間和精力去研究了。由於有這些「論文生產機器」，哲學期刊裏有不少論文是跟風之作；有些只顯作者聰明，其實小眉小眼，在無謂的枝節上大做文章；另一些則為了擺出功架以示嚴謹，結果流於繁瑣，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然而，根據我在英美哲學界十多年的經驗，我不認為大多數英美哲學家是「論文生產機器」（歐陸哲學家的情況我不大清楚）。首先，我自己就不是：我從不跟風，絕不研究自己沒有興趣的題目；雖然我不疏懶，但是旁騖太多，因此也從來沒有專注於盡量增加期刊論文的產量（我亦絕少參加學術會議，嫌其拘謹）。其次，我認識的英美哲學界同輩中也甚少是「論文生產機器」，大多是跟我一樣，只研究自己有興趣的題目。至於是我師長輩的著名哲學家，我敢說一個「論文生產機器」也沒有。

也許有人會質疑，既然拿 tenure 和升職都要看期刊論文產量，在這樣的壓力下怎能不妥協？對這個問題我有三點回應：一、妥協而成為「論文生產機器」者當然有，我指出的只是他們不是大多數；二、只研究自己有興趣的題目，也可以在申請 tenure 或升職前出版了足夠的期刊論文；三、不少大學，尤其是頂尖的，對教授的著作是重質過於重量，例如我的老友 B 在芝加哥大學拿 tenure 時，就只得四、五篇期刊論文和與我（及另一位朋友）合編的一本書。

李天命對學院哲學家嗤之以鼻，認為『以往的哲人，由整個皇貴階層或士庶階層或知識分子階層的廣大範圍內產生，卓然挺立，啟迪眾生，在社會上光芒四射。晚近的「哲學家」，由小小校園內的哲學教授當中產生，在小圈子裡互相安慰，在社會上無聲無息。其上焉者多屬學究，其下焉者俱為學混。』（見《哲道行者》）單就西方哲學史來說，他對「以往的哲人」的看法是浪漫化兼過份簡化；只要讀一讀 D. W. Hamlyn 的 Being a Philosopher: The History of a Practice，就會知道哲學家這一身份的種種歷史變化，並了解哲學專業化是如何產生和利弊何在。

以往的社會環境不同，哲學家的身份、活動、和影響力自然跟現在的有異，但以往的哲人並不是大多「在社會上光芒四射」，例如斯賓諾莎（Spinoza），他在生時就是「在社會上無聲無息」，康德（Kant）亦不見得是「啟迪眾生」（試問有多少人看得懂他的著作？），分析哲學的鼻祖弗雷格（Frege）也是死後才有影響力，而且只限於英美分析哲學家和數理邏輯家的小圈子。

學院哲學家中固然有「論文生產機器」，可是，以「其上焉者多屬學究，其下焉者俱為學混」這兩句說話企圖來個一網成擒，顯然是醜化兼過份簡化了。事實上，學院哲學現在是百花齊放，各師各法；有人專研一項、越鑽越深，有人兼容並蓄、既精且博；有些研究是極其抽象或形上（例如邏輯哲學和分析形上學），有些則關乎日用倫常或現實制度（例如應用倫理學和法律哲學）。

哲學到了今天，沒有變成了死哲學，反而是更加蓬勃兼多樣化了。當然，哲學從來都是小眾的興趣，以往是小眾，現在也是；以往的哲學不是死哲學，現在的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