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29

昆德拉論友誼與政治


米蘭 ‧ 昆德拉(Milan Kundera)一直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今年已經九十一歲了,而諾獎只頒給在生之人,所以他得獎的機會很渺茫。早兩天看到昆德拉獲得卡夫卡獎(Franz Kafka Prize)的消息,這是個重要的文學獎,總算能減少幾分我為他感到的不值(莫言和昆德拉,哪個比較高明,不是明顯不過嗎?)。

昆德拉的作品我大部份讀過,全都喜歡,特別欣賞他對人際關係有極其敏銳的觀察,並對其中涉及的複雜心理有很深刻的了解。讀他的小說,有一種很特別的過癮,我不知該怎樣形容,也許可以做個比喻吧:本來看見的景象只是朦朦朧朧,依稀能辨認輪廓,但過昆德拉小說這個鏡頭,焦點便變得準確,突然看清楚了景象。

我的昆德拉小說都放在大學辦公室裏,家裏只有他的四本文集。知道他得獎後,我拿出文集 Encounter  來重讀了幾篇短文。原著是法文,出版於2009年,翌年英譯本出版,我看的是英譯本。我想談一下講友誼與政治的那篇 "Enmity and Friendship",因為我不完全同意昆德拉的看法。

這篇文章的結尾描寫了一張照片,相中人是法國詩人 René Char 和德國哲學家 Martin Heidegger,在一起散步,拍攝時間是二戰之後。兩人是朋友,但二戰期間,Heidegger 的立場親納粹,而 Char 則參與反納粹的法國抵抗運動。兩人的友誼沒有因為政治的對立而斷絕,所以才有戰後一起散步拍照之事。文章的最後一句是「我很喜歡這張照片」(這是譯上譯,但由於文意不複雜,應該不會太不準確;下同)。昆德拉在文章有這斬釘截鐵的兩句:「沒有比為政治而犧牲友誼更愚蠢,我很自豪自己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他喜歡 Char 和 Heidegger 那張照片,應該是由於兩人沒有為政治而犧牲友誼吧。

昆德拉這篇不是哲學文章,不過,他有為這個立場辯護,其中一段近乎論證:

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學會了將友誼置於所謂「信念」之下,甚至還帶有道德正確的傲慢腔調。一個人要非常成熟才明白到,我們為之爭辯的意見其實不過是我們贊成的假設,必然是不完美的,很可能是短暫的,只有頭腦非常偏狹的人才會宣稱那是確實無誤的,或宣稱那是真理。跟對信念的幼稚忠誠不同,對朋友的忠誠是美德也許是唯一的美德,是碩果僅存的。

這裏有一個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無論你的信念多深刻、多重要,都不應該武斷(dogmatic),不應該有「手握真理」的態度,不應該肯定自己絕不會錯;那樣你才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看法,在須要修正時修正,在應該放棄時放棄。然而,信念不只是「意見」,不只是接受自己認為是真的命題,而是無可避免地有價值觀(values)的成份;價值觀不必以武斷的態度來支撐,但有滲透性,在日用倫常、舉手投足之間自然流露,並支配人生的重要安排。因此,對信念的忠誠不一定如昆德拉所言,是幼稚的,反而可以是非常深刻的。

兩個人在政治信念上的衝突,往往包括價值觀的衝突;很多時候是由於政治信念的衝突,才發現價值觀的衝突。如果兩人是朋友,伴隨著這樣的發現而來的是慨嘆:「原來你是這樣的人!」、「你竟然變成這樣!」、「我看錯你了!」。有些友誼的確能消解這種價值觀的衝突,但友誼不保證有如此強大力量只要兩人對自己政治信念的忠誠都很深刻,價值觀的衝突便同時是激烈的;在這個情況下,友誼便很難保得住了。這樣為政治而犧牲友誼,是無可奈何,但我不認為是愚蠢的。

我想起了一位大學同學,我們曾經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