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7

世界何其複雜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剛看了港台節目《哲學有偈傾》討論「時間觀念」那一集,本來我甚少看電視,也不喜歡清談節目,但「時間觀念 / 概念」是我近年特別感興趣的哲學問題,加上參與討論者有中文大學的張錦青教授,是一位我欣賞的哲學家,也是我的好友,因此便捧場了。看後沒失望,整個一小時長的討論都清晰有趣,雖然涉及的概念及論證相當抽象,但主持人談笑間條分縷析,舉重若輕,相信留神聆聽的觀眾大多聽得懂。

看罷節目,順便看了看觀眾留言,欣賞和稱讚的當然有,可是,有些留言批評主持人沒能力說明深奧的概念,甚至有罵他們表達得亂七八糟的。我心裏立時的反應是:「有些人,自己聽不明白的,一定怪人講不清楚,而不反省一下會不會是自己理解力不足或是背景知識不夠。」這樣的人,在網上隨處可見,匿名或用假名的特別多。

另一些負面留言則顯出留言者輕視哲學,認為「時間」應該是物理學家討論的問題,不容搞哲學的人置喙。這些留言者恐怕是沒有細心收看節目內容,聽不到主持人已解釋了哲學家和科學家在研究「時間」時的重點有何不同:哲學家主要是做概念的釐清及分析(所以節目的題目是「時間觀念」),科學家則是直接研究物理現象。這裏我不妨補充一點:除了概念分析,哲學家也提出對時間的看法,加以論證支持,但這些看法和論證很少與科學有直接衝突,而是屬於形上學,已超出了經驗觀察和科學實驗的範圍。

也許會有人反駁說:「既然是超出了經驗觀察和科學實驗的範圍,那就是玄想了,和吹水有甚麼分別?」分別可大了,吹水可以隨便說,哲學的形上學論證則往往有嚴謹的邏輯,細緻的分析,而且論證所支持的看法能幫助我們對世界(或世界某些重要方面)有深刻和別開生面的了解。世界何其複雜,科學能夠研究及解釋的,未必就是世界的全部;形上學研究及解釋的,可以是世界的某些部份或面向,而不必與科學有衝突。

世界包括人世,即由各種社會和文化現象組成的人之世界。說到世界何其複雜,當然不能撇開人世來講;不過,我們雖然知道人世很多事物都極其複雜,但很可能仍然遠遠低估了人世的複雜程度,因為有些事物習以為常,其複雜性逐漸隱而不顯。哲學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幫助我們看到和了解世界 ¾ 尤其是人世 ¾ 隱而不顯的複雜性。

美國哲學家約翰 · 塞爾(John Searle)在《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裏舉了一個精彩的例子,以說明人世隱而不顯的複雜性:「試想想以下一個簡單的情景:我走進巴黎的一間咖啡店,選了一張枱坐下;侍應生過來,我說了一句不完整的法文;我說 "un demi, Munich, á pression, s'il vous plaît",侍應生便送來一杯啤酒,我喝了,在枱上留下一些錢,然後離去。」(p.3)這個例子的精彩處,正在於它的內容平凡不過:如此平凡的情景,看似簡單,其實非常複雜,要理解它,一定要先掌握一大堆概念,例如「餐廳」、「侍應生」、「法文句子」、「啤酒」、「金錢」、「付款」,而這些概念又不能獨立於很多的其他概念,例如「食物」、「服務」、「僱員」、「價錢」、「語言」、「經營生意」;這個情景的存在,還要依靠一些有關的事實,例如餐廳的東主要得到法國政府發牌才可以營業、顧客不付款便溜走是犯法的、侍應生明白(絕大部份)顧客的語言。此外,這個情景涉及價值判斷,例如侍應生的服務態度好不好、餐廳的佈置是優雅抑或庸俗、啤酒是上等還是劣質;這些價值判斷的標準從何而來、是否客觀,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時刻意識到世界何其複雜,便較能欣賞不同的視角(perspectives),不那麼容易變得武斷和自以為是。容我再引以前引用過的羅素名言作結:「當今之世最壞的事,大都是源於過份的確信。」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8年9月8日)

20211125

張岱吐槽賀知章

 

張岱《陶庵夢憶》〈日月湖〉一篇寫到唐朝詩人賀知章,頗多貶辭,但讀來有趣。

日月湖其實是兩個湖,「日湖圓,略小,故日之;月湖長,方廣,故月之」,「日之」和「月之」二語用得巧妙。日湖有賀少監祠,供奉的正是賀知章。張岱隨即描述祠裏的賀知章像,只兩句,便埋伏了下文的直接批評:「季真朝服拖紳,絕無黃冠氣象。」賀知章字季真,「朝服拖紳」,就是明明確確當官的模樣;「黃冠」指的是道士,「絕無黃冠氣象」的意思就是完全沒有修道之人的氣質。當官而沒有修道之人的氣質,不是很正常嗎?應該是,但賀知章辭官還鄉的理由是要做道士,而且有祠受人供奉,如果不過是一般的高官,那就有點不配了。

賀知章最著名的詩是《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張岱採用的版本「少小」作「幼小」,「兒童」作「兒孫」)張岱就賀知章辭官還鄉一事也數落了他幾句,說他「乞鑒湖歸老,年八十餘矣」,而「八十歸老不為早矣」,可偏偏「時人稱為急流勇退,今古傳之」;「急流勇退」的稱讚,也是名實不副啊!

以上都不算是賀知章的錯,因為他沒有裝模作樣騙人家稱讚他;他當他的官,到八十多歲才辭官,那是他的自由,而「當道士」可以只是辭官的藉口。世人推崇和供奉賀知章,那是世人的膚淺無知而已。

張岱在這篇小品對賀知章最直接的批評,是針對他「求沖舉之術」的故事(「沖舉之術」即飛昇成仙之術):

季真曾謁一賣藥王老,求沖舉之術,持一珠貽之。王老見賣餅者過,取珠易餅。季真口不敢言,甚懊惜之。王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乃還其珠而去。則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唐書》入之〈隱逸傳〉,亦不倫甚矣。 

張岱對賀知章的鄙夷,在於「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當官不等於是富貴利祿中人,因為有清廉的官,一生兩袖清風;但賀知章對於已贈人的一顆寶珠也念念不忘,可惜它被用來換取不值錢的餅,可見他是「慳吝未除」,甚至是深入骨髓的慳吝。張岱認為賀知章是富貴利祿中人,卻被列入《唐書》〈隱逸傳〉,是不倫不類的。

然而,「求沖舉之術」的故事並不載於正史,而賀知章以放達疏縱稱著,更有「金龜換酒」的事跡;那可不是野史,有李白的文字為證:「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歿後對酒,悵然有懷而作是詩。」(《對酒憶賀監二首並序》)。這樣的人,應該不會念念不忘已贈人的一顆寶珠吧?

張岱似乎是用「求沖舉之術」的故事來證明「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如果他真的用意如此,那恐怕是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而已。

20211121

梁漱溟論中西醫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剛讀了梁漱溟的一篇短文,題為「中西學術之不同」,是他在1930年代初與學生談話的記錄;其中特別有趣的是他花了頗長的篇幅論述中醫與西醫之不同,頗有見地。

文中「西醫是走科學的路,中醫是走玄學的路」兩句,當然是一語中的,但這大概是對中西醫有少許了解的人都同意的——西醫醫學已明顯發展為科學的一支,日益進步,不斷有突破,而中醫則仍然是以一大堆陰陽五行的概念為基礎,是堅固不變的古老傳統。梁漱溟有見地之處,在於他對「溝通中西醫學」的看法:

我最初曾想:「如果都只在一個對像上研究,雖其見解說法不同,但總可發現有其相同相通處。」所以在我未讀醫書前,常想溝通中西醫學。不料及讀後,始知這觀念不正確,中西醫竟是無法可以溝通的。雖今人仍多有欲溝通之者(如丁福保著《中西醫通》,日人對此用工夫者亦甚多)。但結果亦只是在枝節處,偶然發現中醫書上某句話合於科學,或發現某種藥物經化驗認為可用,又或發現中醫所用單方有效,可以採用等。然都不能算是溝通。因其是徹頭徹尾不同的兩套方法。單站在西醫科學的立場上,說中醫某條是對了,這不能算是已融取了中醫的長處。若僅依西醫的根本態度與方法,而零碎的東拾西撿,那只能算是整理中醫,給中醫一點說明,並沒有把中醫根本容納進來。要把中醫根本容納進來確實不行;那樣,西醫便須放棄其自己的根本方法,則又不成其為西醫了。所以,最後我是明白了溝通中西醫為不可能。 

然而,梁漱溟並不是肯定中西醫永遠是兩套醫學:

如問我:中西醫根本不同之點既在方法,將來是否永為兩套?我於此雖難作肯定的答覆,但比較可相信的是,最後是可以溝通的,不過須在較遠的將來。較遠到何時?要在西醫根本轉變到可以接近或至溝通中醫時。中醫大概不能轉變,因其沒有辦法,不能說明自己,不能整理自己,故不能進步,恐其只有這個樣子了。只有待西醫根本方法轉變,能與其接近,從西醫來說明它,認識它。否則中醫將是打不倒也立不起來的。

如果這個情況在將來真的發生,梁漱溟認為雖然是實現了「西醫根本轉變到可以接近或至溝通中醫」的條件,但其實是「中醫歸了西醫」,理由是「中醫不能解釋自己,認識自己,從人家才得到解釋認識,系統自然還是人家的」。

「中醫不能解釋自己,認識自己」「不能說明自己,不能整理自己」這幾句,有點語焉不詳;以我的理解,這是很深刻的看法。西醫已納入了現代科學的框架,而現代科學有一套自我了解的概念和原則,例如對實驗的重視、對客觀性的堅持、對偽科學的警惕、對「共識 (concensus)」的追求等等,這些都是中醫(及其玄學基礎)所缺乏的;中醫的自我檢討往往變成了自圓其說,結果就是「不能轉變」、「不能進步」。

說到這裏,梁漱溟看來是一味揚西醫、貶中醫,其實不然。他說的「西醫根本轉變到可以接近或至溝通中醫時」,指的是「待西醫對生命有所悟,能以生命作研究對像時」,而這個說法是基於他對西醫的批評:「西醫研究的對像為身體而非生命 [...] 依我觀察,現在西醫對生命認識不足,實其大短。因其比較看人為各部機關所合成,故其治病幾與修理機器相近。」可是,梁漱溟說的「生命」,並不只是指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但究竟所指為何,卻又不清不楚;當他說到「生命力」時,那就有更重的神秘意味了:

恢復身體健康,須完全靠生命自己的力量,別無外物可靠。外力僅可多少有一點幫助,藥物如果有靈,是因其恰好用得合適,把生命力開出來。如用之不當,不唯不能開出生命力,反要妨礙生命的。

這樣一來,梁漱溟還是走不出中醫的玄學思維,只是說得更為抽象和簡單而已。難怪他對中西醫的最終評斷是:「這兩條路,結果中國的這個方法倒會占優勝。」

20211109

名校與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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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美國的一則大新聞是耶魯、史丹福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多間名牌大學的招生欺詐案,涉及金額高達二千五百萬美元。其中一家涉案者為了安排孩子入讀耶魯,竟花了一百二十萬美元,單是賄賂一校隊教練便要用上四十萬美元;耶魯大學幾天前宣布撤銷該學生的入學資格,這家人學位金錢兩失,還惹上官非,可謂慘淡收場矣。

案中那些用金錢打通名牌大學門路的手段(例如行賄、造假、作弊)都是犯法的,不過,有財有勢的人用錢幫助子女入讀名校,大有合法途徑。隨著這件招生欺詐案的廣泛報道,網上議論紛紜,當然少不免論及這些合法途徑;其中不少人談到的,是有關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 (Jared Kushner) 當年入讀哈佛大學的兩件事:(1) 庫什納的富豪父親在1998年捐了二百五十萬美元給哈佛;(2) 中學和 SAT成績都毫不出色的庫什納在1999年入讀哈佛。有個邏輯謬誤叫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簡稱 "post hoc fallacy"),英譯是 "after this, 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如果你認為 (2) after (1),therefore (2) because of (1),大概除了庫什納及其家人,沒有人會說你犯了 post hoc fallacy。

當然,利用這條合法的金錢之路入讀名校的有錢人,庫什納不是唯一的一位。另一方面,也不是捐錢夠多便一定得到名校接納,大毒梟的錢一定不行;同是1998年的二百五十萬美元,假如是社會地位不高的暴發戶捐出,恐怕未必收效。美國名牌大學的收生要求之高,有一個標準的形容詞:"highly selective"(全美二千多間大學,只有約五十間被視為 highly selective);名校接受捐款而預留學位,看來也是 highly selective 的。

名牌大學為甚麼要「貪」這些捐款呢?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因為這涉及大學的傳統、運作模式、資源分配、學術競爭等不同因素。無論如何,關於名校與金錢,有一個誤解是應該澄清一下的。美國的私立名牌大學學費很貴,哈佛2018-2019年的學費是US$46,340,加上住宿及其他費用是US$67,580(即五十多萬港元一年);比哈佛更貴的也有,例如威廉姆斯學院 (Williams College) 2018-2019年的全費是US$69,950,明年增至US$72,270。有些人以為名校學費那麼貴,光是收學費已有錢賺,其實不然,因為這些大學花在每個學生的錢比收到的學費為多,即是每個學生都是「蝕本貨」。以我較熟悉的威廉姆斯學院為例(小兒正在該校就讀),根據校方剛發出的資料,明年用在每個學生的平均金額是US$117,000,比收回來的費用少US$44,730。

此外,這些私立名牌大學都會按學生的家庭收入來定學費,一般而言,家庭全年收入超過二十五萬美元才要交全費,否則收入越低、學費越少(本人就是受惠者),每年都有付很少學費甚至費用全免的學生就讀。這方面史丹福大學最慷慨,在2016年開始新收費政策:家庭全年收入少於十二萬五千美元的,免學費;少於六萬五千美元的,學費及住宿費等全免。由於有不少學生受減費之惠,這些名校不但不能藉收學費賺錢,還大大蝕錢。

是不是因為這樣,名牌大學才貪圖「買位」的捐款?不是。這些名校都擁有巨大財富,哈佛富可敵國,不計其他資產,只計捐贈基金 (endowment) ,已是約四百億美元的巨額;耶魯稍有不及,捐贈基金約三百億美元;香港人不大認識的名校聖母大學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捐贈基金亦屬驚人,有一百三十多億美元;就算是沒有研究院、學生人數只有二千餘的威廉姆斯學院,捐贈基金也有近二十八億美元,早兩三年推動籌款六億五千萬美元,一下子便籌到了。這些名校如此有錢,就算不接受「買位」的捐款,也絕不會有入不敷支的問題;事實上,單靠投資和校友的無償捐款,名牌大學的財富已能每年都增加,越滾越大;接受「買位」的捐款,除了金錢,肯定還有其他考慮(例如捐款者的影響力)。

說到財富,英國的名牌大學遠遠不及美國的,牛津劍橋的捐贈基金,連哈佛耶魯的三分一也沒有;有些算是名校的英國大學,簡直可說是窮,例如華威大學 (University of Warwick),捐贈基金竟然不到六百萬英鎊,美國一間普通的州立大學也有錢得多,例如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捐贈基金超過七億美元。為何有這麼大的分別?這恐怕也沒有簡單的答案,要研究一下才會有合理的判斷。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9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