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問智慧

今天有個學生到我的辦公室來，她這個學期修知識論，是第一次修我的課，對知識論亦一無所知。她問了我一些問題，我盡量答她；我們的交談頗有趣，以下讓我用對話形式寫出。

學生：教授，你今天講 the Gettier problem 講得很有趣，我相信自己大致明白；我來是問你一個也不知道是不是相關的問題。你在堂上講的是「甚麼是知識？」（"What is knowledge?"），我想知道你會不會也講「甚麼是智慧？」（"What is wisdom?"）。

我：如果我可以簡單直接地答你，答案是「不會」。不過，我想反問你，你為何有此一問？

學生：噢，我想是因為我認為知識和智慧有關，或智慧是知識的一種吧。

我：知識和智慧的確有關，因為對某些事情的智慧包含了對那些事情的相關知識，但我不會說智慧是知識的一種 --- 智慧是超越知識的。讓我再問你，假如我講「甚麼是智慧？」，你期望會學到些甚麼？

學生：不就是期望學到甚麼是智慧嗎？

我：哈哈，對，對，讓我這樣問吧，假如我只是分析「智慧」這個概念，或給出一個「智慧」的定義，你會認為足夠嗎？

學生：在你問我之前，我沒有想過，你現在這樣問，我想我會說不足夠。

我：那麼，你期望我還會教你些甚麼呢？

學生：唔，我期望你還會教我怎樣才可得到智慧。

我：這個我可沒有能力教你了！我根本不相信有甚麼得到智慧的方法，一些可以傳授給別人的方法；知識可以教，智慧卻不能教。告訴你一個秘密，其實我沒有甚麼智慧。

學生：哲學不就是愛智（the love of wisdom）嗎？我對哲學有興趣，就是因為我想得到智慧；你是個哲學家，怎會沒有智慧呢？

我：我說我沒有智慧，那不是說我沒有追尋智慧，不是說我不愛智慧。我追尋，但還未得到啊！這個追尋的過程已可以是哲學。哲學只是愛智慧，哲學不是擁有智慧；愛，因此追尋，但追尋卻未必會尋著。

學生：你這個講法很有趣，但老實說，也令我失望，因為那即是說我讀完四年哲學也可能一點智慧也得不著。

我：對，不要說四年，有些哲學家到老死也沒有甚麼智慧，有的只是一大堆的哲學著作。

學生：那麼，你是不會在知識論講智慧的了，不過，你可不可以至少給我一個「智慧」的定義？

我：這個不容易呀！讓我這樣說吧，但不要當這是個定義，當是我約略解釋甚麼是智慧好了 --- 智慧是知道在甚麼時候應該做甚麼事和應該怎樣做，而且不只是知道，還能做到。

學生：但怎樣才知道？怎樣才做到？

我：你是又在問我怎樣才可得到智慧了！我已答了你不知道啊！

學生：哈哈，是的。謝謝。

智慧 --- 尋找一個恰當的比喻

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這樣解釋「智慧」：「智慧是知道在甚麼時候應該做甚麼事和應該怎樣做，而且不只是知道，還能做到。」當時我已強調這不是定義，而只是「略解釋甚麼是智慧」；我現在仍然接受這個約略的解釋，可是，不得不承認的是，這個解釋不但過於簡單，還嫌片面，因為它只是 (約略) 解釋了怎樣才算是有智慧，但沒有觸及以下這些關於智慧的重要事實：

-          有些說話表達了智慧，但明白這些說話不等於得到了這些說話表達的智慧。

-          智慧不能直接傳授，至少不能像傳授書本知識或手工技能那樣，老師講解了，你明白後，接著做些練習，便可以充分掌握所學的。

-          從來沒有「智慧神童」(但有音樂神童、數學神童、繪畫神童等) 這回事，另一方面，一個人的人生經驗無論多豐富，也不保證能從中得到智慧，有不少人到年紀老邁時不但沒有智慧，甚至思想幼稚之極。

-          有些「智慧」你一早學了，以為自己已完全明白，然而，要待到某年某月某日，你才突然發覺，自己之前其實不明白，現在才是真正地明白。

這些事實都互有關連，也沒有甚麼爭議之處，不過，要抽象地解釋為何智慧有這些特質、怎樣才是「真正地明白」，我沒有信心能做到；退而求其次，如果可以給一個恰當的比喻，也許已足以將這些事實貫穿起來，幫助我們了解「智慧」。

先談一談個人的經驗。高深的道理不講，就是「一葉障目」、「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非成敗轉頭空」等簡單的人生智慧，雖然我一早便聽過，但是到了中年以後才真正明白，才對我的思想言行有影響。此外，有時看到朋友在待人或做學問方面的缺失，好心告誡或給些建議 (例如「難懂的書或文章要慢慢讀，邊讀邊細想，不能只粗略快讀一遍；讀了而不明白，可說等於沒有讀過」) ，即使對方認為我說得有道理，多謝我提供的「智慧」，說會努力改善，可是，三五年後，再看他們，卻是依然故我，那些缺失絲毫沒有改正。也許有人會說當年的我和這些朋友都只是知而不行，但關於智慧，我認為還是王陽明的說法才對：「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傳習錄•卷上》) 未能身體力行的，不是智慧，只是空談。

Iris Murdoch 說：「正如柏拉圖在《斐羅德篇》結尾時指出，話語本身不含有智慧；話語在特定的時間向特定的人說，才可能產生智慧。」(The Sovereignty of Good, p.32) 她對《斐羅德篇》的詮釋可以有爭議，但她這樣理解「智慧」，卻是對極了 --- 話語可以用來表達智慧，但不是每個明白這些話語字面意思的人都會得到智慧；特定的人要在特定的時間才會真正明白這些表達智慧的說話，因而得到智慧。問題是：怎樣的人？甚麼時間？

我不懂得怎樣直接回答這兩個問題，而且仍然沒有說清楚怎樣才是「真正明白」。我在上文說要找尋一個恰當的比喻，其實我已想了很久，最近才想到一個算是滿意的比喻。「智慧」的說話好比地圖上的標誌，可以指示方向或地點，可是，這些標誌要放在特定的地圖上才有指示的作用，放在不同的地圖，會指向不同的方向或地點；此外，要對於已有一張地圖、並且會使用該地圖的人，這些標誌才會左右他們的行動。有些人的人生地圖起初比較粗略 (不一定是一張大地圖，也可以是多張大小不一的地圖)，某些「智慧」的標誌放上去也沒有指示的作用，要等到地圖畫得細緻到某個程度了，這些標誌才有適當的脈絡，可以指導人生、改變思想和行為。至於那些人生組不成地圖、或有地圖而不用的人，無論年紀多大，任何「智慧」的標誌都不過是抽象的符號，不會影響他們的言行。

智慧的智慧

我人無智慧，卻懂得講貌似有智慧的說話，今天就以「智慧」為題，講幾句，希望尋求智慧者看了之後，可以得到些表面的啟迪：

「記住，很多有智慧的人都從來沒有尋求過智慧。」

「智慧隨街都有，俯拾即是，不過拾了對自己也可能沒有用處。」

「能夠得到然後又再失去的，便不是智慧。」

「不要把智慧當作導盲犬；真正的智慧會令你的瞎眼重開。」

「假如你沒有其他煩惱，千萬不要因為自己缺乏智慧而感到煩惱。」

「你有的智慧，你願意給我我也未必拿得住；到我拿得住的時候，可能已不必求你給我。」

「智慧不能保證快樂，如果智慧和快樂兩者只能擇其一，選擇智慧不一定是有智慧的表現。」

「智慧是可以包裝的，包裝得好，便容易被人視為有深度；不經包裝，便有人會嗤之以鼻，認為不過是老生常談。」

「無智慧和有智慧的分別，有點像餓和飽的分別。小餓不好受，大餓更不好受；剛剛飽就好了，太飽也是受罪。」

對不起，哲學幫不到你

網友問我可否推薦一些人生哲學和存在主義的書給他看，中英文都可以，我想了一會，建議他試讀以下這幾本，都是寫得有趣味和論點深刻的，而且不難懂：

Thomas Hurka,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Susan Wolf, Meaning in Life and Why It Matters

Søren Kierkegaard, The Present Age

Valerie Tiberius, The Reflective Life

我還順便提到唐君毅的《病裏乾坤》，說記憶中這本書不錯、值得一讀 (至於那本造作之極的《人生之體驗》，我是不會推薦的；《人生之體驗續篇》少了造作，論點較平實深刻，但不及《病裏乾坤》真切) 。

網友此問，是由於他有些人生問題不懂得怎樣處理，感到困惑，希望讀些哲學書聊以慰藉，也許還能從中得到體會。假如網友沒有說「聊以慰藉」，而是希望能透過讀哲學書而解決那些問題，我未必會推薦書給他看，因為這個希望大多會落空。

如果困擾你的是你個人生命中要面對的問題，如果你向哲學尋求的是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解決方法，那麼，即使這些問題可以和哲學扯上關係 (例如面對一個關乎道德的兩難抉擇、感到生活失去方向、不肯定自己是否真的愛某人、經常有自殺念頭)，我會對你說：「對不起，哲學幫不到你。」

哲學可以幫助你分析問題，也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概念和不同的角度，讓你對自己的問題有新的和較全面的理解；恰當的分析和較全面的理解都可以幫助你避免錯誤的答案和不可行的方法，然而，對於個人生命中要面對的問題，哲學始終不能直接提供答案或解決方法。

為甚麼哲學這麼「無用」？Rush Rhees 在 "'The Right Answer'" 一文 (收於 Rush Rhees, Moral Questions, pp.65-74) 有幾句說話，我認為可以作為這個問題的最佳答案：

哲學可以指導人生嗎？你在尋求指導時，面對的是甚麼難題和困擾呢？當你想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做時，你尋求的是怎麼樣的答案？我認為不論是哪一類 (有系統的) 研究，都不能為這種煩惱提供指導，這是因為在你令它成為「答案」之前，沒有任何東西是「答案」。(pp.68-69)

我這樣理解 Rhees 的意思：人生問題的答案不是「在那裏」(out there) ，讓你去尋找，找到了，問題便解決；人生問題的答案，因人而異，即使兩個人的問題看似相同，也不一定有相同或類似的答案，要看這兩個的人性情、經歷、知識、潛質等，還要看他們對問題的理解和願意走的方向 --- 沒有預定的標準答案，只有靠自己「活出來」的答案。

其實不只哲學，對於個人生命中要面對的問題，任何其他學科都同樣「無用」、同樣不能直接提供答案或解決方法。不少人期望哲學能解決人生問題，也許是因為他們相信哲學提供的是智慧 (「哲學」一詞的希臘文本義不就是「愛智慧」嗎？)，而解決人生問題靠的就是智慧。如果「智慧」只是指知性上的了解，那麼我們在哲學裏是可以找到智慧的，但這樣的智慧並不能解決人生問題，因為「知」不一定能指導「行」，而解決人生問題非「行」不可。

然而，我不認為智慧只是知性上的了解，智慧是：知道在甚麼時候應該做甚麼事和應該怎樣做，而且不只是知道，還能做到。在這個意義下的「智慧」，哲學不能提供智慧，很多哲學家並沒有智慧 (講得天花亂墜、故作高深的則多的是)；智慧，還是要靠自己「活出來」的。

三種飛蛾

在臉書見到一篇貼文，標明是取自楊絳《一百歲感言》 ：

「保持知足常樂的心態才是淬煉心智，淨化心靈的最佳途徑。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於物質的勝利，這便是人生哲學。

一個人經過不同程度的鍛煉，就獲得不同程度的修養、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搗得愈碎，磨得愈細，香得愈濃烈。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 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寫得很好，而且表達的大概是沒有人會不同意的見解；第二段尤其優美，讀到「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誰能不為之動容？

我到網上查看全文，原來其他段落都平平無奇；還有，據說《一百歲感言》不是楊絳所寫，乃「多事之徒」拼湊而成，難怪各段落的文風和質素都不一致。

無論是不是楊絳寫的，上面兩段文字，也可以被視為一位百歲老人經歷人生各種高低起跌而得的智慧。問題是，這些道理不少人都懂，就算之前沒想過，別人一說出來，也大多會立刻明白和同意；這種懂和明白，跟百歲老人的智慧有甚麼分別？

讓我用飛蛾作比喻來回答這個問題。飛蛾撲火，自取滅亡；人生有很多的「火」，例如無止境的慾望、得不到的愛情、名成利就的機會、覬覦的權力、源於怨毒和嫉妒的滿足感，有不少人撲向這些「火」，卻不知道這可能會毀滅他們 --- 這些是盲目的飛蛾。

另一種是無奈的飛蛾，他們明白那些「人生之火」的危險，卻仍然控制不了自己，一面說「火啊！火啊！不要撲過去」，一面卻沒有停止拍翼，直衝火頭。他們抽象地明白一些人生智慧，但這些智慧在他們的生命裏是無力的，只是思想上的點綴。

最後一種是止息的飛蛾，年紀大了，他們僥倖沒有被各種「人生之火」燒毀，現在遠遠望著其他燈蛾撲火，自己則斂翼不動。假如只是老得想動也動不起，那仍然不是智慧，只是無奈上的無奈；假如是即使能夠飛動而依然樂於止息，那才是真正的智慧。然而，年老的止息的飛蛾，未必能夠分清楚自己屬於那一種；別人的判斷，也一樣不可靠。

其實，對於年老的飛蛾來說，有智慧沒智慧都分別不大了，因為自己反正快要死去，而且智慧是傳不下去的，只能靠個人的體會。最有智慧的，是拋開智慧，細味自己內心的淡定與從容。

智慧和地圖

我希望自己有智慧，卻不喜歡講智慧，因為沒有甚麼好講；別人講時，我也大多避之則吉，因為聽下去十之八九是浪費時間。

究竟甚麼是智慧？我不知道怎樣界定，只能用比喻來表達我的了解：智慧就像地圖，有了它你不會迷路，知道哪裏可進、哪裏可退、哪裏是此路不通、哪裏是暢通無阻、哪裏是停息之處、哪裏是避難之所。當然，你可能只是在某類事情或人生某些方面有智慧，那麼你有的只是一張區域地圖；假如你有整體的人生智慧，你有的便是一張全市總圖。

智慧不好講，因為每個人因應自己的處境和問題，需要的地圖都未必一樣；換句話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沒有一張人人適用的地圖。還有，在你沒有意識到自己需要地圖的時候，就算有人給你一張引路明圖，你也不會覺得管用；即使你願意看一眼，也大多不會明白地圖和自己的處境有甚麼關係。

知道一張地圖是地圖，當然不是難事，可是，要看出地圖和自己的處境有何關係，並進而使用地圖引路，那便不是易事了。有時候，真的要迷途一下，才可了解一張地圖如何有用；單是集中講解地圖，對很多人來說都沒有甚麼用處。

你可能會問：「你說不喜歡講智慧，為何又講了這麼多？」其實，我以上完全沒有表達了任何智慧，我只是作了個比喻而已。

思與智

牟宗三在〈哲學的用處〉一文（收入牟著《時代與感受》）裏說哲學的用處是「智潤思」，這三個字是他從《大學》的「富潤屋，德潤身」變化出來的，我的理解與牟老不盡相同，亦沒有打算闡述或批評他的看法，以下只是借他這個三字來發揮一下。

「思」這裏指哲學思考，不是天馬行空、不著邊際地玄想，而是慎思明辨、循序漸進、深入探索和嘗試解決一些宇宙和人生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問題。「智」可指智力或智慧，假如指的是智力，哲學的作用應該是「思潤智」；假如指的是智慧，便可以說「智潤思」，但這不是哲學的作用，而是哲學的自律。

先說「思潤智」。哲學思考能夠「滋潤」智力，幫助智力的發展和發揮，因為哲學思考就像智力的舉重，問題越抽象複雜，思考得越深入細緻，智力要舉的就越重；加重不能心急，但只要有恆心和耐力，久而久之，能舉的重量始終會逐漸增加。除了直接訓練智力，哲學思考還可以「滋潤」智力運用的成果，例如科學和數學，令人對這些成果有一個更高層次或旁觀者清的了解（那就是科學哲學和數學哲學了）；甚至哲學本身，作為智力的成果，也可以得到這種「滋潤」（那就是哲學的哲學了）。

哲學思考，尤其是由小問題做起、注重條分縷析和嚴謹論證的英美哲學，一不小心，便能入不能出，流於捨本逐末、見樹不見林、視工具（例如邏輯）為目的、捧技匠為名家；因此，研究哲學者時刻不可或忘哲學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目的是智慧 --- 關乎宇宙和人生的智慧。雖然智慧不能純粹靠哲學思考得來，但哲學思考可以幫助人得到智慧，而以智慧為目的，又可以反過來約束哲學思考，令哲學思考免於過份繁瑣枯燥，這可算是「智潤思」；得到智慧的哲學家，其智慧自然會流注到他的哲學思考中，豐富之，潤澤之，那就當然是「智潤思」了。

（偶讀牟老的文章，記起年前和一位也是教哲學的好友談到分析哲學的種種限制，思緒一起不能止，因而成文。）

蘇格拉底的知與不知

蘇格拉底在柏拉圖對話錄《申辯篇》裏有一句說話非常著名，一般的英譯是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中譯是「未經審視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有些人對這句話不以為然，認為缺乏反思的生命也可以是值得活得、甚至可以是很有意義的。這個批評不無道理，不過，蘇格拉底這句說話有另一個譯法，我不知道是否更忠於原文，但明顯較有說服力："The unexamined life is unworthy of a human being" （「未經審視的生命是配不起人類的」）。未經審視的生命可能仍然值得活，卻配不上人類。人過著這樣的生活，就像狗過著蜘蛛或蚯蚓的生活，是不配的；好比你明明有能力看質素高的文學或科學書籍，卻終日看八卦雜誌，浪費了你的腦袋（雖然八卦雜誌可能是值得看的）。

（圖片來源： https://historymadeeveryday.wordpress.com）

《申辯篇》的一個重點是探討蘇格拉底的智慧：為甚麼根據神諭他是最有智慧的人？如果他真的是最有智慧，他所知的是甚麼呢？蘇格拉底知道的顯然包括「未經審視的生命是配不起人類的」，說這是他的智慧，應該是合理的。然而，有另一句說話，也被當作是蘇格拉底的名言，也被視為蘇格拉底智慧的表現，也有不少人以為是出自《申辯篇》：英譯是 "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中譯是「我知道自己一無所知」。這句說話比「未經審視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問題更大。

有些人認為這句說話的最大問題是自我推翻（self-refuting）：如果蘇格拉底知道自己一無所知，他便不是一無所知；可是，既然蘇格拉底不是一無所知，他便不是知道自己一無所知（「S 知道 P，而 P 為假」是不可能的）。我倒認為這句說話不必理解得那麼死板（literally），它有另一個版本，英文是 "All I know is that I know nothing"，中譯就是「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無所知」，可以理解為「除了知道自己一無所知之外，我便一無所知」，這樣說沒有自我推翻，正如說「除了吃過一塊餅乾，我今天沒有吃過任何東西」沒有自我推翻一樣。

當然，這樣理解仍然是有問題的，因為蘇格拉底根本不會只知道「我一無所知」，他知道的事物可多呢，例如他知道他是蘇格拉底、知道自己居住的城邦是雅典、知道自己正在受審等等。也許蘇格拉底認為他所知的都不是重要的知識，所以可以算作不知（不是真知灼見）？可是，《申辯篇》至少有一處是蘇格拉底明確表達自己所知的，而他表達的知識顯然是重要的：「無論是神祇還是人類，違背及傷害比自己優秀者，都是壞透和可恥的。」（29b）假如蘇格拉底說「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無所知」是為了表示謙虛，那便未免有點虛偽了！

幸而蘇格拉底根本不曾在《申辯篇》或其他柏拉圖對話錄說過這句話。《申辯篇》22d 有一句驟眼看和「我知道自己一無所知」意思一樣，G. M. A. Grube 的英譯是 "I was conscious of knowing practically nothing"，不過，將這句放在上下文的脈絡中理解，便知道意思是不同的："Finally I went to the craftsmen, for I was conscious of knowing practically nothing, and I knew that I would find that they had knowledge of many fine things. " 蘇格拉底在這裏說自己一無所知，很明顯只是指自己缺乏手工藝人擁有的那種實用知識。

在《申辯篇》裏，蘇格拉底終於明白為何神諭是對的，他的確是最有智慧的人，但不是因為他知道的特別多，而是因為他不像其他人那樣，明明不知道的，卻以為自己知道，明明不懂的，卻以為自己懂；蘇格拉底的智慧在於有能力分辨知與不知，懂與不懂，從而意識到自己知識的限制。他能有此智慧，是因為他過的是 an examined life。

智慧 Recycling

戰無不勝的，是高手；懂得判斷何時該戰、何時不該戰的，是高人。

假如你因為不重名利而視自己為人上人，你不過是用「不重名利」來代替名利。

聰明之極的人宜有艱苦而得的學問，否則他的聰明將無所約束，令他浮淺自大。

只要你高過身邊的小雞，便可能有鶴立雞群的感覺，縱然你事實上只不過是一隻公雞。

一個好色的男人，在色誘下必然露底；一個虛浮的人，無論裝扮成如何有智慧，給他一群崇拜者，他自會現形。

空洞的讚美猶如無益的零食，人人都喜歡，嚐一點無妨，但多數人都不能拒抗吸引，最後是弄壞了自己。

假如你的心胸如活潑澄明的流水，即使別人的刻薄言辭是刀刃，亦不過是抽刀斷水水更流。

不講道理的人，是猛獸，就算你有馴獸的能力，也極可能會給牠們咬傷。

寧做一株獨立的小蘆葦，也不做一棵大樹的寄生蟲。

（有點聰明的人，即使沒有真智慧，也可以寫出貌似有智慧的說話；懶惰一點的，甚至不用自己想，只須巧妙地抄襲前人的雋語，來個智慧 recycling，也可能博得別人一讚。以上幾則是智慧 recycling 的示範，我從很多人視為「俗品」的《菜根譚》裏找出幾句較深刻的說話，改頭換面；假如不說明，讀者可能會以為我頗有智慧，其實我有的不過是小聰明。）

有涯無涯

中學時的中文課本有《莊子》〈養生主〉一文的節錄，是由原文的開頭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止，並另有篇名，叫〈庖丁解牛〉。當時要整篇課文背誦，到現在我還可以背到六、七成。

記得最清楚的，當然就是開頭那幾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老師說這是很有智慧的說話，大概也解釋了一番，那時年紀輕輕加上受慣了填鴨式教育，老師說甚麼都接受了，以後每次見到這幾句說話，都有一種「那真是有智慧」的感覺。

其實，莊子這幾句說話，我當年是沒有可能領會的，對我來說也不會有任何作用。我讀書求學，算是以有涯隨無涯嗎？如果算的話，難道要我輟學然後逍遙養生去嗎？此外，我還未過獨立自主的生活，人生仍有一段好長的路，前面似有無限的機會、不盡的可能，我會理解「吾生也有涯」的意思嗎？就算理解了，我會因而更懂得過活嗎？

即使是對一個積極進修以充實自己的人，莊子這幾句說話也不見得是甚麼智慧。假如你有個朋友想學西班牙文或讀些心理學，並自覺很有上進心，你應該勸她不要以有涯隨無涯嗎？甚麼也不去學的人，就比樣樣都想學的人更自由、更有人生智慧嗎？

莊子這幾句說話，是對中了求知毒的人才是智慧，因為那是解藥，沒有中毒的，要解藥來作甚？所謂中了求知毒，就是只知用學問來衡量自己的價值，因而在學問的追求上貪得無厭，被求知這一活動束縛了自己，無論讀了多少書，學問有多大，都得不到心靈上的自由，只一學問的奴隸耳！這樣的一個人，讀到莊子之語，便可能悚然以驚，醒覺到自己求知心態之虛妄。醒覺之後，不必停止求知，但沒有了游盡學海的野心，不會拼命撥水衝刺，可游可憩，可有可無，這就是自由了。

《余英時談話錄》句摘短評

 

上月得知《余英時談話錄》已出版，便立即在網上訂購，收到書後立即閱讀。這本書真好看，以令我手不釋卷的程度來說，更勝《余英時回憶錄》；這大概是由於《余英時談話錄》除了敘事論人，還有更多談學問講道理的地方，令我覺得趣味更豐富。

本來打算看完書後寫篇文章評論，但終於打消念頭，因為這本書內容有點蕪雜，不容易寫條理分明的書評。然而，書裏有不少句子或段落是我有看法或感想的；最後決定將其中較突出的摘錄下來，逐一寫點評論或讀後感，不成文章，聊作記錄。

「約翰 · 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 的基本功夫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從康德的歷史慢慢發展出來。普通人去聽羅爾斯的課，是聽不懂的，只能聽到表面的東西。」（頁23-24）

§ 其實不只是羅爾斯，任何其他哲學名家的課，「普通人」也是「聽不懂的」，如果「普通人」指的是沒有較高程度哲學知識的人。羅爾斯講課的內容主要是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而「普通人」對政治和道德都擁有不少概念，所以聽羅爾斯的課「能聽到表面的東西」；換了是形上學、知識論、科學哲學或黑格爾哲學，「普通人」大概連「表面的東西」也聽不到了。

「王浩 […] 在美國的老師蒯因（Willard V. O. Quine, 1908-2000）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分析哲學第一把手，前半葉是羅素。王浩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時候已經把蒯因的著作讀得很熟了。」（頁36）

§ 王浩在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數學系，但蒯因的哲學著作在1940年代末才陸續發表，重要的哲學論文之中，最早的應該是1948年的 "On What There is"，而極為有名和影響力巨大的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則發表於1951年；名著 Word and Object 更後，出版於1960年。其實，即使余英時那句「把蒯因的著作讀得很熟了」指的只是蒯因的邏輯學著作，我也很懷疑是否準確。蒯因的 Mathematical Logic 於1940年出版，他的一些邏輯學論文比這早幾年發表，但在抗戰期間的西南聯大不會迅速取得這些材料，以致王浩讀到。

「我私下最喜歡看哲學的書，大陸的哲學與英美的哲學完全不同，這一部份我很少寫過，因為這不是我的本行，我沒有這個專門訓練。但這是我的背景，我在處理史學上的許多問題，不能沒有哲學上的東西。」（頁37）

§ 「[中國]大陸的哲學與英美的哲學完全不同」這個說法，三四十年前肯定是對的，但到今時今日恐怕已不適用：現在中國大陸不少哲學研究者的研究項目與研究方法都是英美式的，而由中國到英美讀哲學 PhD 的人，在知識的銜接上不見得有特別大的困難。

§ 其他人文學科和一些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都需要一點「哲學上的東西」，不獨史學如此。 

「我不覺得中文就不能寫學術論文，只能用英文寫論文實際上是崇洋心理在作怪；寫成英文就不得了，中文就不算什麼。我要打破這個觀點。」（頁44）

§ 中文當然能寫學術論文，而且不限於中國哲學的東西——用中文寫西方哲學也可以寫得很好。問題是，中文的學術期刊在制度上仍然不及歐美的那麼嚴謹完備，這方面還須要急起直追。我這樣說並非崇洋。

「真正懂歷史，要懂得具體的人，具體的事情，具體的結構。光是在書房裡念書，永遠看不到人性的深處。」（頁61）

§ 這個提醒，對讀哲學的人可能更加重要，因為哲學可以抽象得完全脫離現實，卻有可能同時令人覺得超然在上、俯瞰全世界，其實不過是 armchair philosopher 而已，有很多重要的具體細節都看不到。

「我在哈佛大學已經待過，知道哈佛怎麼回事了，哈佛對我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吸引力。我已經不需要靠哈佛的名望來抬高自己了。」（頁68）

§ 這是很坦白的話。在哈佛大學待過，而且不但是讀書，還當教授，那身上的哈佛光環便明顯不過了；但光環與實際是兩回事，哈佛的實際環境，余英時知道是「怎麼回事」，不覺得一定要留在那裏。最後一句特別有意思，他一方面直接承認「哈佛的名望」有「抬高自己」的作用，另一方面則間接表示還是實力最重要——像他這樣有實力的人，「已經不需要靠哈佛的名望來抬高自己了」。

「美國許多英文系出身的人後來都是研究中文，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就是如此。搞英美文學在美國沒法教書，像夏志清學得那麼好，也沒有辦法教英美文學，寫完博士論文趕快看中國東西，非轉行不可。」（頁78）

§ 「沒有辦法」四字有點語焉不詳，但可以估計余英時指的是一種學術偏見在作祟：英美學術界不接受華人（或是所有非歐美人士？）教英美文學。我不知道這是否屬實，但相信余英時不是信口開河，他說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其實有些華人也認為歐美人士沒有能力真正了解中國傳統文學和哲學，這是同一類的偏見。

「在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是不能忽視的，在小說一直占重要的位置。沈從文跟張愛玲不是一回事。」（頁80）

§ 我並非不喜歡張愛玲的作品，只是一向覺得她被一些人捧得太高了。「沈從文跟張愛玲不是一回事」這句話我同意，其實更好比較的是蕭紅和張愛玲，我會拾余英時牙慧說「蕭紅跟張愛玲不是一回事」；沈的《邊城》和蕭的《呼蘭河傳》都寫得很深刻，我在張的作品裏見不到這種深度。

「後世看來，錢鍾書的成就不能跟陳寅恪比，他念書比陳寅恪多，那是真的，而且看得很細，可他沒有建構出任何東西來。」（頁90）

§ 余英時說的「不能跟陳寅恪比」，是指學術成就，而學術成就的大小取決於有多大的建樹；建樹，即創新而能啟發有關的研究。然而，如果「學問」指的只是知識量，也許錢的學問比陳的大。無論如何，余英時並沒有抹煞錢鍾書的學術貢獻，在這幾句後強調「錢鍾書寫的東西大有參考價值，尤其是他的《管錐編》是很好的參考書」。

「普林斯頓臥虎藏龍，有些是我們根本不懂得領域，如果曉得的話，每一領域都有極了不起的人物。」（頁112）

§ 余英時在這幾句之前寫的是納殊（John Forbes Nash Jr.），即電影 A Beautiful Mind 描繪的那位博弈論天才數學家。余英時雖與納殊同在普林斯頓，但他到納殊拿諾貝爾獎後才知道有這位人物；可見學術聲望與名氣是多麼小圈子的事。

§ 所謂臥虎藏龍，當然不只是普林斯頓，美國所有頂尖學府都是這樣。這令我記起楊牧散文〈柏克萊精神〉裏的這幾兩句：「隔桌那四位啃著三明治的糟老頭，個個都得過諾貝爾獎。」

「教授的著作出版一定要在很高水準的地方，不是隨便出版，而且每一本出版的書，都是經過專家審核的，不通過就不會出版的，不管你有多大名氣，都不相干的。這種制度化是非常穩定的，大學出版社尤其是守得很嚴，這樣才能使研究傳統不斷。」（頁125）

§ 歐美的情況大致如此，但華語世界的學術出版就遠遠未達這樣的水平，尤其是缺乏嚴謹的評審機制。不過，即使在歐美，名氣大的教授出版著作還是比較容易的。

「我覺得沒有真正的『國學熱』可言。真正的學是不能熱的。學要冷冷清清長期做，如果要帶一個『熱』，就可以不考慮了。」（頁137）

§ 余英時說的「學」，明顯指的是學術研究，那當然「要冷冷清清長期做」；可是，如果一般大眾對國學突然大感興趣，買書來讀、參加講座等等，那麼稱之為「國學熱」也無不可。其實，學術圈也是有熱潮的，例如某某題目或某某理論突然很多人研究，那就是一個「熱」；對於這種「熱」，學者須要特別警惕，不要只是為了跟風而去研究——熱潮過後，可能發覺浪費了不少時間，一場空。

「現在中國的學者動不動就稱『國學大師』，還是精神空虛吧。這是最大的問題，學術界的人也是精神空虛，總要有一些東西填補，變成一個大師的話，當然就得到很大的滿足感了。[…] 現在的大師太多了，就是通貨膨脹，錢貶值了，什麼都是大師，就沒有意義了。人人都是大師，那誰是小師呢？」（頁139）

§ 崇拜或仰慕大師的人太多了，否則不會有那麼多「大師」。這是中國大陸「假大空」文化的一例，但已污染整個華語世界，不少知識人∕文化人很隨便稱一些學者或作家「大師」，委實可悲。

「[殷海光] 學術上也受到很大限制，同時思想上也談不上深刻，即使在當初看來也很膚淺。[...] 他並不是有很大的學問，只是有一股不屈不撓的精神。」（頁173-174）

§ 人格精神與知識學問是可以分開的，不能因為敬佩一位學者在政治上表現的人格精神，就連他的學問也看得很高。我同意余英時對殷海光那「思想上也談不上深刻」和「不是有很大的學問」的判斷；記得曾跟一位敬佩殷海光的朋友表達過這個評價，他很不以為然，大概還認為我不懂殷海光的哲學。

「我們不得不承認金庸是一個天才，後來沒有第二個人寫得跟他一樣好。當年梁羽生和他齊名，我覺得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比他差太遠了。」（頁188）

§ 都說金梁的武俠小說齊名，但齊的只是名，而實則不齊。我也看過很多梁羽生，那是在看完金庸後退而求其次，看的時候滿足感大為不及。無論在情節安排、人物描寫還是武功想像，梁羽生確實比金庸「差太遠了」；皆因金庸是寫武俠小說的天才，而梁羽生不是。天才不可企及，第二名也還是遙遙落後。

「我從來不把任何個人當神一樣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我都很欣賞，很尊敬，但我不覺得我要崇拜某一個人 […] 我也不會自愧不如，因為我天生就只有這麼多本錢，只有這麼多才力，這不是我能決定的，這是遺傳決定的，還有跟我的環境有關係。[…] 總而言之，盡力完成自我，同時也知道尊重別人，這是所謂『博學知服』，即是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的最好辦法。」（頁227-228）。」

§ 崇拜某一個人，雖然不是 literally 把他「當神一樣看」，但也差不多了，就是全盤接受對方的見解，絕不敢批評，遇有其他人批評則極力維護，甚至有維護宗教的味道。佩服、欣賞、喜歡，可以，但都與崇拜不同。世上根本沒有人值得其他人崇拜，而且崇拜總是盲目的，實乃知識人的大忌。

「有人學問好，聰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情。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聰明，中國古人講，這個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罵人的話，是讚美的話。」（頁240）

§ 甚麼是智慧？智慧與知識的分別在哪裏？也許聰明的人會竭力尋求答案，但斷不能單憑聰明便找到。學問好而智慧不高的，大有人在。人生在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智慧，我想我已錯過了年輕時可以掌握的智慧；現在步向老年，有時靈光一閃，好像領悟到甚麼，因而對人生的看法有了改變。其實可能不是靈光一閃，而是積累的人生經驗突然受到外在的刺激（例如看書時讀到一個句子），因而獲得一種綜合的了解。這能不能說是智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靈世界多了一點自主和自由。

「要注意胡適有兩個學術生命，一個在美國，一個是在中國，我們看到都是他的中文著作，很少人研究他的英文著作。他的英文著作是非常頌揚中國文化的，非常佩服孔子、孟子、朱熹，他認為中國文化裡有科學的精神，有民主、自由的追求，但是沒有到制度化的層面。」（頁262）

§ 我喜歡胡適，自問讀他的著作已夠多了，但幾乎全是中文的，只看過他一兩篇英文文章。Springer 出版過一套三冊的 English Writings of Hu Shih，分成 "Literature and Societ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和 "National Crisis and Public Diplomacy" 三大類別，共收了87篇文章，我幾乎全沒看過。看來我對胡適的學問與觀點的認識沒有我自以為的那麼深。

「全世界文明有一個時期，會忽然『跳』一下，一跳之後所謂的高級文明就出現了。這其中當然存在一個問題，因為要承認某些文明是比較高級的。如果以政治上的角度來說，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但事實就是如此。」（頁298）

§ 如果堅持所有文明都只是各有各的特色，不能比較高低，那就是一個專橫和武斷的立場。文明可以比較高低，正如人可以比較優劣；可是，我不認為有一套必定要使用的絕對標準，用來評定不同的文明的高低。A 文明可以在某些標準下（例如科技先進的程度）高於 B 文明，卻在另一些標準下（例如與大自然的和洽程度）低於 B 文明。

「我 […] 只是感覺人不能沒有這樣一個超越的世界。如果沒有的話，現實世界的一切都是肯定的，就是不能批評任何東西。只有一個世界的狀況就是如此，必須要有另外一個世界才能批評現實世界中種種不滿意的行為，否則我們怎樣會說理想和現實呢？超越的世界就是我們理想之所在。」（頁300）

§ 為甚麼要有一個超越的世界，我們才有所憑藉去批評現實世界中令人不滿的東西？為甚麼理想一定要寄託於超越的世界？余英時這裏說的，有太多哲學假設，但又沒有點出來，所以我讀來甚不暢快。我的看法是，價值和理想都可以存在於現實世界，當然這也有哲學假設，說來話長。

「柏拉圖說，"idea"（理型）是理想的東西，並不是真實存在的，但是你要按照理想的東西去做。」（頁306-307）

§ 對柏拉圖理型論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柏拉圖絕非認為理型「並不是真實存在的」；反之，他認為理型才是最真實存在的東西。我不大相信余英時會犯這個低級錯誤。也許是他說得不清楚，而訪問者李懷宇誤解了他的意思？

「現在年歲愈高，愈覺得人間最難得的是親情和友情，其他皆為浮雲過眼，不足掛懷。」（頁318）

§ 這是余英時說的話，但不在正文，而是錄於李懷宇寫的〈後記〉。最近幾年我對這個看法有越來越深刻的體會，難道人要待到老了——或快老了——才會明白所謂事業成就只是過眼雲煙？

「哲學有甚麼用？」

Y. t. Chan (下稱「陳君」) 在〈哲學有甚麼用？〉一文對哲學作為大學主修學科提出了幾個重要的問題，陳君是哲學人，文章雖以疑問出發，但結論大抵上還是正面的，肯定了「哲學配合其他學科，可以發揮威力」，認為哲學可以幫助我們「破除俗世偏見，重新反思善惡、美醜、得失、高下、成敗和優劣，拓展眾生的思考闊度和深度，再推而廣之，慢慢就會改變社會的文化和風氣，減少過分功利和沈溺於物慾的需索。我們才有較大機會看見一個更多元、更綠色、更少壓迫、更有創意、更有生活質素的世界出現。」

然而，陳君的論點我不盡贊同，這大概是源於我們對哲學和大學教育都有不同的理念。以下所說的，主要是藉著回答陳君提出的問題而表達我的理念；此外，陳君引用了我兩段文字，都有誤解，我也順便澄清一下。

「哲學有甚麼用？」這個問題，哲學人也許會簡單地回答：「有，例如提高思考及分析能力、培養獨立和勤於反省的精神、鼓勵有創意和不受傳統束縛的思想。」這個回答陳君不會反對，但他在文章裏提出的主要問題其實是關於社會資源分配的：「讀哲學可以為興趣，不必計較實際利益，但不可不知，哲學的教育和推展有賴大學成全，哲學系設於大學之內，亦靠政府撥款支持。若哲學對社會的貢獻成疑，負責任的政府有必要重新檢視撥款準則，務求善用公帑——例如把省下來的資助用於扶貧——大有理由削減哲學系的資源，甚至乾脆殺系。」

對於這個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陳君認為上述哲學人的答案是不足的，因為「培養批判思考能力，社會學和人類學都有理論資源，幫學生深入分析和挑戰主流思想」，而且「就算哲學訓練對智力的開發有特殊貢獻，非其他學科可比，也不等於哲學系有存在之必要。哲學的知識大可濃縮，成為其他學系的必修或選修科。這樣做，可節省資源，並讓更多學生接受哲學的特別思考訓練，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他認為「相信哲學系有存在必要的人，須向公眾解釋，用四年制的課程栽培一個人，勝過抽取當中精粹，獨立成科。換言之，要論證全面的哲學教育，在塑造一個人的知性和感性方面有何獨到之處，另外設法說服公眾，哲學系對社會對大學的意義和貢獻不容抹煞」。

陳君有此質疑，看來是由於他對哲學的理解頗為偏狹，主要著眼於哲學對個人在知性及感性方面的培育，和對社會的即時效用，卻忽略了哲學在人類文化發展的重要作用。哲學不只是個人的「愛智」，哲學反思是人類整體在思想上的進步之源；假如人類歷史上沒有哲學，沒有各大哲學家的影響，我們現在的社會必然不會 (在思想上) 如此進步。哲學的漫長歷史和各大哲學家的思想顯然都是十分值得學習的，但豐富精深，不可能「濃縮，成為其他學系的必修或選修科」，而哲學在大學裏成為主修學科，也能較方便訓練出未來的重要哲學家；因此，贊成哲學在大學裏成為主修學科，毋須特別舉證，舉證責任反而是在那些反對哲學在大學裏成為主修學科的人身上。

還有，陳君似乎將哲學與人生、政治、和社會問題扣得太緊，忘記了很多哲學問題都難以和生活上的實際問題拉上關係，例如知識論、形上學、語言哲學、科學哲學、邏輯哲學裏的大多數問題都是「超級離地」的，但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這些哲學範圍裏的知識都值得學習，研究這些哲學問題也可能對人類文化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除非我們認為大學不過是職業技能訓練學校，否則，在大學教育的討論脈絡裏，「哲學有甚麼用？」跟「文學有甚麼用？」、「歷史學有甚麼用？」、「藝術有甚麼用？」、「音樂有甚麼用？」、「考古學有甚麼用？」、「人類學有甚麼用？」、「理論物理學有甚麼用？」等問題一樣，都不難回答。無奈的是，現在的世界大勢所趨，卻是越來越多人視大學為職業技能訓練學校。

陳君的文章還提到「學術世界的異化和功利化，使哲學學者疲於奔命地做研究，但求符合官方規定的學術出版指標，遠離真實世界和人生的哲學訴求」，這是個真實而嚴重的問題，是哲學專業化 (即大多數哲學家都要在大學教授哲學) 後難以避免的，但問題複雜，不能三言兩語講清楚，以後有機會才另文討論吧。

最後讓我澄清陳君對我兩段引文的誤解。第一段是：「哲學可以幫助你分析問題，也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概念和不同的角度，讓你對自己的問題有新的和較全面的理解。恰當的分析和較全面的理解都可以幫助你避免錯誤的答案和不可行的方法，然而，對於個人生命中要面對的問題，哲學始終不能直接提供答案或解決方法。」

陳君評曰：『這個講法還未道破哲學有哪些與別不同之處——或許王教授在別處詮釋過而只是我不知道——當中「哲學」二字，用「神學」、「社會學」、「心理學」或「人類學」來取代，亦無不可。富懷疑精神的人會問：哲學地處理問題，在解惑方面，究竟有何特色，有何過人之處？受過哲學訓練與否，分別何在？在應付人生的難題時，受過哲學訓練有何優勝（或不足）之處？如果沒有分別，為甚麼還要涉獵和鑽研哲學？』其實我這段只是針對那些相信在哲學可以直接找到人生問題答案的人，指出他們的希望會落空，我完全沒有意圖藉這幾句說話解釋哲學獨特之處。

第二段是：『不少人期望哲學能解決人生問題，也許是因為他們相信哲學提供的是智慧 (「哲學」一詞的希臘文本義不就是「愛智慧」嗎？)，而解決人生問題靠的就是智慧。如果「智慧」只是指知性上的了解，那麼我們在哲學裏是可以找到智慧的，但這樣的智慧並不能解決人生問題，因為「知」不一定能指導「行」，而解決人生問題非「行」不可。』

陳君評曰：『無論東方或西方，皆不乏哲人，諸如老莊、釋迦牟尼或蘇格拉底，他們對人生的苦難俱有洞見，為世人指點迷津。他們算不算為人生問題找到答案呢？以王教授之見，似乎不算，因為他對「答案」有很嚴格的要求，要去到「藥」到「病」除的地步。』其實我不是對答案要求特別嚴格，我只是指出，無論是哪一個哲學家的洞見，你讀了也只是知，他的答案未必適合你，由於不適合，所以你便行不出來。根據這個了解，老莊、釋迦牟尼、或蘇格拉底的答案是他們的答案，未必能幫助你解決你的人生問題。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副題是「為一切人又不為任何人所作的書」，「為一切人」，那是就討論的人生問題而言；「不為任何人」，那是就人生問題的答案而言 --- 我們都有相同或類似的人生問題，但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你要在自己人生的脈絡裏去尋找自己的答案，然後行出來，才會解決問題。

普羅米修斯的抗命 --- 評曾鈺成議員的〈不顧後果〉

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撰文為希臘神話人物艾皮米修斯翻案，認為他只是「警覺性不足而被宙斯利用了。他的過錯只是無心之失，而不是出於對人類的惡意」；曾議員還怪罪冒險為人類盜取火種的普羅米修斯，說他「做事不顧後果而給人類惹禍 [...] 人類要承受宙斯施加的苦難，完全是因為普羅米修斯觸犯了天規」。這真是奇哉怪也的論斷，反映的也許只是曾議員與眾不同的思考方式和道德觀。

宙斯拒絕給人類火種，令人類生活無端多添困苦不便(註)，本屬無理；普羅米修斯有先見之明，知道人類需要用火才可以活得像人，因此冒著被宙斯懲罰的險而盜取火種，這種為人類謀福祉的抗命行為，明顯是值得敬佩的。曾議員卻認為普羅米修斯「有先見之明，有高度智慧」，「應當知道宙斯心胸狹隘而擁有巨大權力，知道他自己根本沒有力量和宙斯對抗」，因此盜取火種就是「不顧後果」了。

其實，普羅米修斯豈止有先見之明和高度智慧，根據希臘神話，他根本就能預知未來！假如普羅米修斯只是能預知未來，他也許會做出「不顧後果而給人類惹禍」的事，可是，除了能預知未來，他還有高度智慧，而且一心為人類謀福祉；那麼，他仍然決定盜取火種，便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他知道火對人類是如何的重要，即使預見後來人類會受到的種種禍害，他仍然肯定整體來說有火遠勝無火，因此應該抗命盜取火種。

假如普羅米修斯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他仍然值得敬佩，因為他的動機仍然是為人類謀福祉，明知「自己根本沒有力量和宙斯對抗」而仍然抗命，真是勇者的典範！此外，假如他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只憑智慧來做合理的估計，便很容易會低估了宙斯的霸道無理和艾皮米修斯的愚蠢魯莽；那麼，人類後來所受的苦難，也是不能怪他的。

至於艾皮米修斯，不止是「想在後面」、後知後覺，簡直是「用屁股思考」（屁股也在「後面」）！所謂「用屁股思考」，就是根據自己的地位來決定立場及行動。艾皮米修斯也許並沒有忘記普羅米修斯警告他切不可接受宙斯的禮物，只是懾於宙斯高高在上的權力，不敢拒絕禮物而已；另一方面，他也是受不住潘朵拉美色的誘惑，結果照單全收，包括那潘朵拉的盒子。

結論：曾鈺成議員翻案失敗，人類要責怪的，不是勇敢抗命的普羅米修斯，而是沒骨氣、乏定力的艾皮米修斯。

(註) 普羅米修斯的神話有不同版本，內容比這兩句說的複雜很多，我在這裏只能簡言之。

搶鹽蠢不蠢？

兩個謠言，令部份香港市民搶購食鹽，推高鹽價，不只香港，大陸和澳門也有相同情況。謠言一，日本的核輻射可能波及鄰近地方，包括香港；謠言二，多吃食鹽可以抗輻射。這兩個謠言都有專家出來澄清，強調並不屬實；搶鹽的行為也被批評為愚昧無知、貽笑大方。

一向甚有高見的網友文少獨排眾議，撰文解釋為何搶鹽一點也不蠢，而且是民間智慧的表現；他所指的民間智慧就是「寧可信其有」和「執輸行頭慘過敗家」。以下是文少的主要論點（文少看來不似說反話，如有曲解，請指正）：

- 一般市民沒有能力判斷專家學者的說法是否可靠。
- 食鹽這麼便宜，又可以存放很久，而且反正平時煮食也要用，多存也無妨。
- 如果專家說對了，大量存鹽者也沒甚麼損失；如果專家錯了，沒搶鹽的就悔之已晚。（這像極了 Pascal’s Wager！）

他的結論是：十元八塊，買個有備無患，是除笨有精。

這個推論看似有理，但想深一層，卻有以下問題。假如有另一謠言出現，說多吃食鹽會加強輻射在人體的破壞力，那麼，「寧可信其有」這民間智慧便失去指導作用了，因為我們不能同時相信食鹽抗輻射和食鹽加強輻射的破壞力。

文少可能會說，這另一謠言只是一個虛構的情況，根據我們實際上有的相關資料，搶鹽仍是上策。可是，我們有的相關資料又豈只是第一段所說的那兩個謠言和專家的澄清之言呢？至少以下這個也是相關資料：食鹽吃得太多對人體有嚴重損害，甚至致死。假如你相信這個（絕大部份人都相信的），同時又相信食鹽抗輻射，而你又不蠢，你便會問：要吃多少食鹽才有抗輻射作用？這有三個可能的答案：

1. 不須特別多吃，像平常吃的量就夠了。
2. 只需多吃一點點，但不會到損害人體的程度。
3. 要大量地吃，大量到損害人體的程度。

如果是 1 或 2，你便沒有需要儲存大量的食鹽，去搶鹽不但無必要，而且會推高鹽價，那就有點蠢了。如果是 3，你便要先選擇寧願受輻射而死還是吃鹽過量而死，不先想想這個就貿貿然去搶鹽，也還是有點蠢的。

（以上講的是純粹因為謠言而最先去搶鹽的人。假如搶鹽已成風，你家裏剛巧用光了食鹽或只餘少量，不趕快去買便恐怕短期內會買不到，這時去搶購，則合情合理。又或者你先知先覺，一聽到謠言即估計到很快會有搶鹽的情況，便立刻去買鹽，以防家裏沒有鹽煮食，這也不蠢。）

存在與偉論

在英文網誌寫了篇講祁克果論蘇格拉底的，其實祁克果的哲學完全不合我的口味，只是當年對存在主義有興趣時看過他的一些著作，現在辦公室的書架（「冷宮」）還有好幾本他的書；早幾天在辦公室吃午餐時，隨手取下 The Diary of Søren Kierkegaard 翻閱，竟看到不少喜歡的段落，例如論蘇格拉底那段，細味一會，便即興寫出那篇短文。

當年讀祁克果，連一知半解也談不上，尤其記得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第一章開始時講 “What is the self?”，看得我如墮五里霧中，比較有領會的，還是那本 The Diary of Søren Kierkegaard。

以下這一段，跟英文網誌論的那段有關連，亦很值得深思（我譯的是英文翻譯，是譯上譯，希望仍能大致表達原文的意思）：

「一個人越是將精神氣力放在日常生活上，便越不會對應該如何過活大發偉論。蘇格拉底就是一個好對比，他深深明白到那些美妙的偉論和出色的演講不但不能引領我們深入自己存在的實況，反會令我們偏離，而我們存在的實況是：我們每天要面對的是各種瑣細的問題，而不是一些精彩的情景和令人著迷的事情。」

蘇格拉底沒有大談人生智慧，祁克果也沒有，因為他們都知道每一個人都要在自己的存在實況裏透過踏實的生活逐步體會和掌握智慧，沒有人可以保證你會得到智慧，亦沒有人可以代勞。

六恕和人生智慧

有些做人的道理，可說顯淺之至，可是，如果沒有相應的經歷、領悟、和體會，便不過是一些看得明白、同意其為真的語句，卻不是自己的人生智慧。

今天隨手從書架取下呂坤的《呻吟語》來翻看，讀到以下一段，沒有甚麼精深之處，一看便懂，甚至可以說是早已知道的道理，只是沒有這樣有條理地表達出來而已：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後可罪也已。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人，體人而後怒人。」(卷六〈人情〉)

然而，今天讀到這幾句平平無奇的說話時，我卻有心靈被打動之感；那是一種難以言傳的感受，只能用比喻來稍為形容：就好像看著幾頁交響樂譜，只可以隱約想像那些音符譜出的複雜旋律、想像各種樂器如何配合和產生甚麼音樂效果，卻突然有人播放那交響曲的演奏，聽後強烈地感到那音樂的真實。今天讀到這「六恕」，有的正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感覺，強烈地感到「對，就是這樣！」，覺得自己的心靈已經可以「容下」這幾句說話，讓其中道理融入我的生命之中。

為甚麼會在此時此刻有此感受？我不肯定，但應該是基於我這幾年的經歷和人際關係 (多數是好的，但也有些壞的)，當然亦與思考及反省有關；總之是各因素互相配合，才令這「六恕」的道理如此打動我。正因為這樣，假如你讀了上面「六恕」那段文字，不認為有甚麼打動人心之處，我不會覺得奇怪；假如你過了一段日子，重讀那段文字，卻忽然有和我類似的感受，我也不會覺得奇怪。

我自問一向律己以嚴，熟悉我的朋友想必贊同；可是，我的一大缺點是對別人也嚴，總是做不到待人以寬，這是不熟悉我的朋友也領教過的。是我知道應該待人以寬、卻做不到嗎？王陽明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傳習錄》卷上) 根據這個標準，我以往便不算是真的知道應該待人以寬。

人生智慧不只是一些真的語句或真的命題 (true propositions)，Raimond Gaita 在 Good and Evil: An Absolute Conception (Routledge 2004, 2nd edition) 裏有一段說得真好，可以用來補充王陽明所說的：

「在道德的事情上 (雖然這不限於道德的事情) ，要達致更深入的了解，我們便需要有接受這了解的深度，而這深度不只是一個在我們頭腦裏貯存命題的地方 --- 神可以一瞬間在那裏放入一些命題；這深度，是透過生命經歷而達致的個人的特性。」(p. 267)

維根斯坦的虛榮心

人生的智慧，要有所領悟已不容易，要貫徹實行便相當困難，而難乎其難的，是將那智慧融會到生命和人格裏，成為自然而然的一部份，不須強迫自己去實踐，而是舉手投足間都能表現出來。

就算是哲學家，可以講出滿有智慧的說話，啟迪眾生，也有不少只是說得漂亮，卻沒有相應的行為，更遑論生命和人格的改變了。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虛榮心是一個好例子。維氏是哲學界公認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近代哲學家，脾氣古怪，不擅與人相處；不過，從他的筆記和書信看，他是個反省力很強的人。據他的學生 M. O’C. Drury 記述，維根斯坦憎惡知識份子的虛榮心，認為擺脫虛榮心比起在哲學上得享大名來得重要。他曾經對 Drury 說：「受損的虛榮心是世上最可怕的力量，是極度邪惡的根源。」還說：「哲學家不應比水喉匠更受人尊敬。」（見 Rush Rhees (ed), Recollections of Wittgenstein, p.77）

然而，維根斯坦始終是過不了虛榮這一關。他非常重視自己的哲學研究成果，引以為傲，並因此而動輒懷疑其他哲學家盜用了他的研究成果。他的《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在他死後才出版，但他生前曾經想過盡快出版此書，就是因為他擔心別的哲學家先他一步，發表了類似的觀點，令他得不到應有的賞識。

他曾經為《哲學研究》寫過幾個不同的前言，其中一個有以下幾句：

「我不得已而知悉我的研究成果（我在課堂、草稿、和討論中傳達的）被人多番誤解、或多或少歪曲了或者弄得顯淺，而且正在流傳。這傷害了我的虛榮心，令我感到不能自已。」（見 Ray Monk, Ludwig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 p.413）

維根斯坦不是不知道這是虛榮心作祟，卻仍然是不能自已！後來他變本加厲，指名道姓懷疑另一知名哲學家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 抄襲他，甚至酸溜溜地說：「遲早我的著作會被認為是抄襲卡爾納普的。」（見維根斯坦在 1932年給 Moritz Schlick 的一封信）

說卡爾納普抄襲維根斯坦，實在是冤哉枉也；他的確是受維根斯坦影響，但那跟抄襲是兩碼子的事（詳情可見 David Stern, “Wittgenstein versus Carnap on physicalism: a reassessment”）。假如維根斯坦虛榮心輕一點，便不會那麼容易錯怪卡爾納普；事實上，他不但指責卡爾納普，甚至在多年之後，仍然防範卡爾納普，劍橋的學生問他拿講義或筆記時，他也會力求那些講義或筆記不會落入卡爾納普的手中（見卡爾納普的自述）。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的是：哲學家也不過是凡人，不要對他們的品德修養期望過高。

憤世與理想

美國諧星George Carlin曾經這樣形容憤世嫉俗的人(cynic，以下簡稱「憤世者」)：「在每一個憤世者的表面之下，都可以找到一個失望的理想主義者。」這個說法，對中年或以上的憤世者而言，大抵不錯。這些人年青時追求理想，卻失敗了，或是對這個世界有一些理想的看法，後來發覺與現實不符，甚至因此而得到慘痛的教訓；到中年時覺得已無力挽救和沒有時間去改變甚麼，結果人生態度大變，對人和對這個世界都失去信心，凡事往壞處想，不會積極參與改善社會，是為憤世嫉俗。

然而，有些人年紀輕輕便已憤世嫉俗，應該不是失望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為何會變得憤世嫉俗呢？這有兩個可能：一、他們所處的環境令他們認為自己連追求理想的機會也沒有；二、他們受一些憤世嫉俗的人影響，誤以為那是看透世情和人生百態，是一種智慧，因而樂於模仿。

如果是第二個情況，也許一下當頭棒喝，便足以令年青憤世者態度改變；例如另一位美國諧星Stephen Cobert以下的一番話，可能會有此效果(那是Cobert在一間大學的畢業禮致辭，說話的對象正是一群年青的大學畢業生）：

「憤世嫉俗的態度會被裝扮成智慧，但其實距離智慧遠之又遠矣！這是因為憤世者不會從經驗借鑒，憤世嫉俗的態度只是一種自我蒙蔽；他們拒絕接受這個世界，因為害怕這個世界會傷害他們或令他們失望。憤世者只會說不，但說好或說是，才有機會成就大事。」

可是，如果是第一個情況，憤世嫉俗的根便深得多，年青憤世者的態度很難會給改變過來。香港的一些年青人似乎正是這樣 --- 這個城市在九七後政治、經濟、民生都每況愈下，年青人在各方面都感到壓抑，覺得沒有發展機會，甚至覺得前途黯淡；由此而變得憤世嫉俗，這是不難理解的。

問題是，假如越來越多香港的年青人變得憤世嫉俗，香港便更難有翻身的機會，因為改變要靠年青人的理想、信心、熱誠、和衝勁，而這些都是憤世者缺乏的。這會成為惡性循環 --- 惡化的社會環境令年青人憤世嫉俗，而這些憤世者的存在又令社會環境進一步惡化... 寫到這裏，不禁黯然。

《蘋果日報》反智嗎？

林沛理撰文痛斥《蘋果日報》『傲慢地對待它的讀者，侮辱他們的智慧，「軟銷」反智，日復一日地削弱讀者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相信這不是他今天才有的看法，他這次出擊，是受了《蘋果日報》的一篇報導刺激。該報導的標題是「女煙民捱撞捲電車底危殆」（最終不治），而「女煙民」正是林沛理認識了二十五年的老朋友。

對林沛理來說，他的朋友當然不能用「女煙民」三個字來概括（即使她真的經常吸煙），但《蘋果日報》用了這個標籤，便可以配合報導裏所說的「現場遺下香煙和（打）火機」及「只顧吸煙，沒留意轉燈衝出路面肇禍」，而令讀者覺得對事件的前因後果有一個清楚明確的理解。林沛理認為這是「亂貼標籤、製造刻板形象、附和社會偏見，以及將揣測裝扮成推理」；尤有甚者，是報導裏的「女煙民」這個標籤，「把一個飛來橫禍、遭到大不幸的人的僅有尊嚴都要奪去」。

林沛理的切膚之痛，不難明白，他的指斥亦大多理直氣壯，然而，對於他認為《蘋果日報》反智，則值得商榷。不錯，林沛理沒有說《蘋果日報》提倡反智，只是說它軟銷反智，但問題在那個「反」字，那是一種立場，而《蘋果日報》的報導手法根本不反映它有反智這一立場，亦不反映它推銷這個立場。說《蘋果日報》迎合讀者的口味和能力以增銷量，庶幾近矣；說它反智，則難以成立，而且將主要問題岔開去了。

不像美國，香港沒有反智的風氣，很少人會懷疑知識和理性的價值、甚至認為那只是知識份子的玩意。香港人不反智，《蘋果日報》無須因商業考慮而標榜反智，亦沒有其他理由要軟銷反智。這裏有幾個問題可以問：《蘋果日報》不是反智，但為甚麼還要採取那些低智的報導手法？假如《蘋果日報》的低智報導手法是基於它對大多數讀者的口味和能力的估計，而它的銷量很高，我們應該說它侮辱讀者的智慧，還是應該說它準確估計讀者的智慧？林沛理說《蘋果日報》「日復一日地削弱讀者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這其中的因果關係是不是那麼直接呢？會不會其實是一個互為因果、惡性循環的關係？

我不是要為《蘋果日報》開脫，只是想指出：《蘋果日報》低智報導手法的問題，並不只在於一份報章應負甚麼社會責任那麼簡單。

題外話：林沛理這篇文章不時在中文詞語後面括上一個英文對應詞語，其實大多都不必要（尤其是「瞥伯」後面那個 "peeping Toms"，真是多餘）。此外，稱呼 Blaise Pascal 為「犬儒哲學家」，也有點不明所以。

莫強求

許冠傑歌仔有唱「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其實這兩句說話自古有之，《增廣賢文》有錄 。我不信命，所以命裏有時命裏無時云云，對我來說是廢話，對很多人而言則可以是方便的借口，失敗時、怠惰時、失之交臂時、行差踏錯時，一句「命也乎」，心裏會好受很多。

然而，即使是不信命的，也會覺得那「莫強求」三字有點智慧在裏頭。甚麼智慧呢？那卻不好說。它不是勸戒我們要無欲無求，因為莫強求不表示不求。莫強求是指求到某個程度仍得不著，便應放棄，還堅持求下去者，便是強求。強求有何不妥？去到這個程度，求而得之的機會已很低，甚至是零，那麼求下去的困難和阻力必大，容易令人躁進心亂，繼而屢屢犯錯，到最後仍然是失敗時，對己對人的傷害和打擊都比一早放棄更大，不划算。

這是智慧，但可以只是空談，因為要做到莫強求，就要有能力判斷甚麼時候已是去到應該放棄的程度，而有這種能力的人實在很少。加上當局者迷，即使你有能力替別人判斷甚麼時候應該放棄，到判斷自己的情況時，你亦很可能會失準，繼續強求下去。

又是一個知易行難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