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談話錄》句摘短評

 

上月得知《余英時談話錄》已出版，便立即在網上訂購，收到書後立即閱讀。這本書真好看，以令我手不釋卷的程度來說，更勝《余英時回憶錄》；這大概是由於《余英時談話錄》除了敘事論人，還有更多談學問講道理的地方，令我覺得趣味更豐富。

本來打算看完書後寫篇文章評論，但終於打消念頭，因為這本書內容有點蕪雜，不容易寫條理分明的書評。然而，書裏有不少句子或段落是我有看法或感想的；最後決定將其中較突出的摘錄下來，逐一寫點評論或讀後感，不成文章，聊作記錄。

「約翰 · 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 的基本功夫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從康德的歷史慢慢發展出來。普通人去聽羅爾斯的課，是聽不懂的，只能聽到表面的東西。」（頁23-24）

§ 其實不只是羅爾斯，任何其他哲學名家的課，「普通人」也是「聽不懂的」，如果「普通人」指的是沒有較高程度哲學知識的人。羅爾斯講課的內容主要是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而「普通人」對政治和道德都擁有不少概念，所以聽羅爾斯的課「能聽到表面的東西」；換了是形上學、知識論、科學哲學或黑格爾哲學，「普通人」大概連「表面的東西」也聽不到了。

「王浩 […] 在美國的老師蒯因（Willard V. O. Quine, 1908-2000）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分析哲學第一把手，前半葉是羅素。王浩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時候已經把蒯因的著作讀得很熟了。」（頁36）

§ 王浩在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數學系，但蒯因的哲學著作在1940年代末才陸續發表，重要的哲學論文之中，最早的應該是1948年的 "On What There is"，而極為有名和影響力巨大的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則發表於1951年；名著 Word and Object 更後，出版於1960年。其實，即使余英時那句「把蒯因的著作讀得很熟了」指的只是蒯因的邏輯學著作，我也很懷疑是否準確。蒯因的 Mathematical Logic 於1940年出版，他的一些邏輯學論文比這早幾年發表，但在抗戰期間的西南聯大不會迅速取得這些材料，以致王浩讀到。

「我私下最喜歡看哲學的書，大陸的哲學與英美的哲學完全不同，這一部份我很少寫過，因為這不是我的本行，我沒有這個專門訓練。但這是我的背景，我在處理史學上的許多問題，不能沒有哲學上的東西。」（頁37）

§ 「[中國]大陸的哲學與英美的哲學完全不同」這個說法，三四十年前肯定是對的，但到今時今日恐怕已不適用：現在中國大陸不少哲學研究者的研究項目與研究方法都是英美式的，而由中國到英美讀哲學 PhD 的人，在知識的銜接上不見得有特別大的困難。

§ 其他人文學科和一些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都需要一點「哲學上的東西」，不獨史學如此。 

「我不覺得中文就不能寫學術論文，只能用英文寫論文實際上是崇洋心理在作怪；寫成英文就不得了，中文就不算什麼。我要打破這個觀點。」（頁44）

§ 中文當然能寫學術論文，而且不限於中國哲學的東西——用中文寫西方哲學也可以寫得很好。問題是，中文的學術期刊在制度上仍然不及歐美的那麼嚴謹完備，這方面還須要急起直追。我這樣說並非崇洋。

「真正懂歷史，要懂得具體的人，具體的事情，具體的結構。光是在書房裡念書，永遠看不到人性的深處。」（頁61）

§ 這個提醒，對讀哲學的人可能更加重要，因為哲學可以抽象得完全脫離現實，卻有可能同時令人覺得超然在上、俯瞰全世界，其實不過是 armchair philosopher 而已，有很多重要的具體細節都看不到。

「我在哈佛大學已經待過，知道哈佛怎麼回事了，哈佛對我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吸引力。我已經不需要靠哈佛的名望來抬高自己了。」（頁68）

§ 這是很坦白的話。在哈佛大學待過，而且不但是讀書，還當教授，那身上的哈佛光環便明顯不過了；但光環與實際是兩回事，哈佛的實際環境，余英時知道是「怎麼回事」，不覺得一定要留在那裏。最後一句特別有意思，他一方面直接承認「哈佛的名望」有「抬高自己」的作用，另一方面則間接表示還是實力最重要——像他這樣有實力的人，「已經不需要靠哈佛的名望來抬高自己了」。

「美國許多英文系出身的人後來都是研究中文，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就是如此。搞英美文學在美國沒法教書，像夏志清學得那麼好，也沒有辦法教英美文學，寫完博士論文趕快看中國東西，非轉行不可。」（頁78）

§ 「沒有辦法」四字有點語焉不詳，但可以估計余英時指的是一種學術偏見在作祟：英美學術界不接受華人（或是所有非歐美人士？）教英美文學。我不知道這是否屬實，但相信余英時不是信口開河，他說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其實有些華人也認為歐美人士沒有能力真正了解中國傳統文學和哲學，這是同一類的偏見。

「在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是不能忽視的，在小說一直占重要的位置。沈從文跟張愛玲不是一回事。」（頁80）

§ 我並非不喜歡張愛玲的作品，只是一向覺得她被一些人捧得太高了。「沈從文跟張愛玲不是一回事」這句話我同意，其實更好比較的是蕭紅和張愛玲，我會拾余英時牙慧說「蕭紅跟張愛玲不是一回事」；沈的《邊城》和蕭的《呼蘭河傳》都寫得很深刻，我在張的作品裏見不到這種深度。

「後世看來，錢鍾書的成就不能跟陳寅恪比，他念書比陳寅恪多，那是真的，而且看得很細，可他沒有建構出任何東西來。」（頁90）

§ 余英時說的「不能跟陳寅恪比」，是指學術成就，而學術成就的大小取決於有多大的建樹；建樹，即創新而能啟發有關的研究。然而，如果「學問」指的只是知識量，也許錢的學問比陳的大。無論如何，余英時並沒有抹煞錢鍾書的學術貢獻，在這幾句後強調「錢鍾書寫的東西大有參考價值，尤其是他的《管錐編》是很好的參考書」。

「普林斯頓臥虎藏龍，有些是我們根本不懂得領域，如果曉得的話，每一領域都有極了不起的人物。」（頁112）

§ 余英時在這幾句之前寫的是納殊（John Forbes Nash Jr.），即電影 A Beautiful Mind 描繪的那位博弈論天才數學家。余英時雖與納殊同在普林斯頓，但他到納殊拿諾貝爾獎後才知道有這位人物；可見學術聲望與名氣是多麼小圈子的事。

§ 所謂臥虎藏龍，當然不只是普林斯頓，美國所有頂尖學府都是這樣。這令我記起楊牧散文〈柏克萊精神〉裏的這幾兩句：「隔桌那四位啃著三明治的糟老頭，個個都得過諾貝爾獎。」

「教授的著作出版一定要在很高水準的地方，不是隨便出版，而且每一本出版的書，都是經過專家審核的，不通過就不會出版的，不管你有多大名氣，都不相干的。這種制度化是非常穩定的，大學出版社尤其是守得很嚴，這樣才能使研究傳統不斷。」（頁125）

§ 歐美的情況大致如此，但華語世界的學術出版就遠遠未達這樣的水平，尤其是缺乏嚴謹的評審機制。不過，即使在歐美，名氣大的教授出版著作還是比較容易的。

「我覺得沒有真正的『國學熱』可言。真正的學是不能熱的。學要冷冷清清長期做，如果要帶一個『熱』，就可以不考慮了。」（頁137）

§ 余英時說的「學」，明顯指的是學術研究，那當然「要冷冷清清長期做」；可是，如果一般大眾對國學突然大感興趣，買書來讀、參加講座等等，那麼稱之為「國學熱」也無不可。其實，學術圈也是有熱潮的，例如某某題目或某某理論突然很多人研究，那就是一個「熱」；對於這種「熱」，學者須要特別警惕，不要只是為了跟風而去研究——熱潮過後，可能發覺浪費了不少時間，一場空。

「現在中國的學者動不動就稱『國學大師』，還是精神空虛吧。這是最大的問題，學術界的人也是精神空虛，總要有一些東西填補，變成一個大師的話，當然就得到很大的滿足感了。[…] 現在的大師太多了，就是通貨膨脹，錢貶值了，什麼都是大師，就沒有意義了。人人都是大師，那誰是小師呢？」（頁139）

§ 崇拜或仰慕大師的人太多了，否則不會有那麼多「大師」。這是中國大陸「假大空」文化的一例，但已污染整個華語世界，不少知識人∕文化人很隨便稱一些學者或作家「大師」，委實可悲。

「[殷海光] 學術上也受到很大限制，同時思想上也談不上深刻，即使在當初看來也很膚淺。[...] 他並不是有很大的學問，只是有一股不屈不撓的精神。」（頁173-174）

§ 人格精神與知識學問是可以分開的，不能因為敬佩一位學者在政治上表現的人格精神，就連他的學問也看得很高。我同意余英時對殷海光那「思想上也談不上深刻」和「不是有很大的學問」的判斷；記得曾跟一位敬佩殷海光的朋友表達過這個評價，他很不以為然，大概還認為我不懂殷海光的哲學。

「我們不得不承認金庸是一個天才，後來沒有第二個人寫得跟他一樣好。當年梁羽生和他齊名，我覺得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比他差太遠了。」（頁188）

§ 都說金梁的武俠小說齊名，但齊的只是名，而實則不齊。我也看過很多梁羽生，那是在看完金庸後退而求其次，看的時候滿足感大為不及。無論在情節安排、人物描寫還是武功想像，梁羽生確實比金庸「差太遠了」；皆因金庸是寫武俠小說的天才，而梁羽生不是。天才不可企及，第二名也還是遙遙落後。

「我從來不把任何個人當神一樣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我都很欣賞，很尊敬，但我不覺得我要崇拜某一個人 […] 我也不會自愧不如，因為我天生就只有這麼多本錢，只有這麼多才力，這不是我能決定的，這是遺傳決定的，還有跟我的環境有關係。[…] 總而言之，盡力完成自我，同時也知道尊重別人，這是所謂『博學知服』，即是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的最好辦法。」（頁227-228）。」

§ 崇拜某一個人，雖然不是 literally 把他「當神一樣看」，但也差不多了，就是全盤接受對方的見解，絕不敢批評，遇有其他人批評則極力維護，甚至有維護宗教的味道。佩服、欣賞、喜歡，可以，但都與崇拜不同。世上根本沒有人值得其他人崇拜，而且崇拜總是盲目的，實乃知識人的大忌。

「有人學問好，聰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情。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聰明，中國古人講，這個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罵人的話，是讚美的話。」（頁240）

§ 甚麼是智慧？智慧與知識的分別在哪裏？也許聰明的人會竭力尋求答案，但斷不能單憑聰明便找到。學問好而智慧不高的，大有人在。人生在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智慧，我想我已錯過了年輕時可以掌握的智慧；現在步向老年，有時靈光一閃，好像領悟到甚麼，因而對人生的看法有了改變。其實可能不是靈光一閃，而是積累的人生經驗突然受到外在的刺激（例如看書時讀到一個句子），因而獲得一種綜合的了解。這能不能說是智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靈世界多了一點自主和自由。

「要注意胡適有兩個學術生命，一個在美國，一個是在中國，我們看到都是他的中文著作，很少人研究他的英文著作。他的英文著作是非常頌揚中國文化的，非常佩服孔子、孟子、朱熹，他認為中國文化裡有科學的精神，有民主、自由的追求，但是沒有到制度化的層面。」（頁262）

§ 我喜歡胡適，自問讀他的著作已夠多了，但幾乎全是中文的，只看過他一兩篇英文文章。Springer 出版過一套三冊的 English Writings of Hu Shih，分成 "Literature and Societ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和 "National Crisis and Public Diplomacy" 三大類別，共收了87篇文章，我幾乎全沒看過。看來我對胡適的學問與觀點的認識沒有我自以為的那麼深。

「全世界文明有一個時期，會忽然『跳』一下，一跳之後所謂的高級文明就出現了。這其中當然存在一個問題，因為要承認某些文明是比較高級的。如果以政治上的角度來說，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但事實就是如此。」（頁298）

§ 如果堅持所有文明都只是各有各的特色，不能比較高低，那就是一個專橫和武斷的立場。文明可以比較高低，正如人可以比較優劣；可是，我不認為有一套必定要使用的絕對標準，用來評定不同的文明的高低。A 文明可以在某些標準下（例如科技先進的程度）高於 B 文明，卻在另一些標準下（例如與大自然的和洽程度）低於 B 文明。

「我 […] 只是感覺人不能沒有這樣一個超越的世界。如果沒有的話，現實世界的一切都是肯定的，就是不能批評任何東西。只有一個世界的狀況就是如此，必須要有另外一個世界才能批評現實世界中種種不滿意的行為，否則我們怎樣會說理想和現實呢？超越的世界就是我們理想之所在。」（頁300）

§ 為甚麼要有一個超越的世界，我們才有所憑藉去批評現實世界中令人不滿的東西？為甚麼理想一定要寄託於超越的世界？余英時這裏說的，有太多哲學假設，但又沒有點出來，所以我讀來甚不暢快。我的看法是，價值和理想都可以存在於現實世界，當然這也有哲學假設，說來話長。

「柏拉圖說，"idea"（理型）是理想的東西，並不是真實存在的，但是你要按照理想的東西去做。」（頁306-307）

§ 對柏拉圖理型論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柏拉圖絕非認為理型「並不是真實存在的」；反之，他認為理型才是最真實存在的東西。我不大相信余英時會犯這個低級錯誤。也許是他說得不清楚，而訪問者李懷宇誤解了他的意思？

「現在年歲愈高，愈覺得人間最難得的是親情和友情，其他皆為浮雲過眼，不足掛懷。」（頁318）

§ 這是余英時說的話，但不在正文，而是錄於李懷宇寫的〈後記〉。最近幾年我對這個看法有越來越深刻的體會，難道人要待到老了——或快老了——才會明白所謂事業成就只是過眼雲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