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言高論

在網上讀到〈余英時談治學經歷〉一文，洋洋三萬餘字，乃余英時口述，何俊記錄，娓娓道來，由童年經驗、求學歷程、師承取向，講到治學方法和現代史學研究的常態，旁及人物評價及對新儒家的看法，非常精彩，我一口氣讀完，有如見其人之感。

全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余英時談到楊聯陞對他的影響：

「[楊聯陞]研究所得都是從中國原始文獻中摸索整理出來的。我受他的指導，才知道做學問必須字字有來歷。我以前有些放言高論的傾向，以後便改變了。我記得第一次向楊先生問學是在我入研究院以前，身份還是“訪問學人”。我在香港寫了一篇論東漢政權與士族大姓關係的長文，我當時並不知道楊先生早有《東漢的豪族》的名作。到哈佛後，才有朋友告訴我。我趕快將文稿送請楊先生指正，他叫我到他的辦公室，讓我讀他的“豪族”大文，同時他閲讀我的長稿，兩人同時進行，十分有趣。[...] 在香港時我受錢[穆]先生影響最大最深，注重通識，喜歡講大問題，因為錢先生擅長宏觀論斷，又能抓住要點，能用一兩句警策的話籠罩全局。這都是我想學的。但我尚無學力，這樣做是危險的，楊先生的淵博和謹嚴在此恰好是對病下藥，把我從懸崖邊上救了回來。」

放言高論有甚麼問題呢？先講清楚「放言高論」的意思：「放言」，就是毫無約束地發表意見（說話或是書寫）；「高論」在這裏的意思並不是「高明的見解」，而是陳義很高，自以為講的道理很高深獨特，人所不及。「放言高論」的問題在於「放言」，由於發表意見時毫無約束，為了語不驚人死不休，便容易理據不足，甚或有語意不清、邏輯混亂之處，到頭來落得只是自鳴得意，或者能騙得一些無知的人一時的讚賞，卻令識者搖頭。

余英時點出了「放言高論」乃做學問的大忌，楊聯陞那「必須字字有來歷」的原則，在史學研究足以約束「放言」；到學問大成，到時作宏觀論斷，便是真正的高論 --- 高明的見解 --- 而非故作高深了。

哲學追求深度和洞見，讀哲學的人也許會因此而較容易放言高論，在這方面應該特別警惕。跟史學不同，哲學不受「必須字字有來歷」的約束，也不必像科學那樣，可以用實驗結果來約束；看來，能約束哲學的放言高論，唯有邏輯和對論證的嚴格要求 --- 放棄了這些限制，哲學便很容易淪為「高檔的吹水」。

其實，最不受約束的放言高論，是政治論述，只要對象適合，就算是胡說八道，也有人視作醍醐灌頂。當然，政治論述不是做學問，放言高論在所難免，不過，假如連基本的邏輯也不守，甚至是瘋言瘋語，仍然是應該批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