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面

上星期三，仍在中國旅遊，人在北京，收到壞消息電郵：我的博士論文導師 Barry Stroud 被診斷出腦內有一個很大的腫瘤，醫生預計他只能多活兩三個月。雖然 Barry 已八十四歲，但一直以來都精力十足，退休後被 recalled 繼續教書，也沒有停止過哲學研究，經常出席學術會議，發表論文，還正在寫新書；因此，他忽然得重病的消息，不但令我難過，還頗感意外。（「只能多活兩三個月」的估計是假設他不做手術，但手術風險高，而且結果會令 Barry 的腦部功能大退，他不願意以這狀態繼續存活。）

傳來消息的是老同學 Jason Bridges，Jason 是 Barry 眾多學生中跟他最親近的，兩人不時通電話，所以這壞消息 Jason 最早得知。他在電郵裏說過幾天會飛往柏克萊探望 Barry，並表示希望我和另一位同學 Niko Kolodny 能與他同往，因為他知道 Barry 見到我們三人一起探望他，會特別高興。我們三人數年前合編了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Reflections on the Thought of Barry Stroud (Oxford University, 2011)，關於這本紀念文集，Barry 不止一次對我們說 "It means a lot to me"。我當然立即答應同往，幸好已是旅遊的最後兩天，趕得及回美國與 Jason 和 Niko 會合。（結果 Jason 因事延遲了，我們待到今個星期六才探望 Barry，即香港「二百萬零一人」大遊行前一天。）

 Niko 畢業後在哈佛教了三年便被柏克萊「撬」了回來任教，由 Barry 的學生變成同事，所以探望 Barry 他最方便。我們先在他家集合，然後一起到 Barry 的家去。我開了兩個半小時車才到達 Niko 的家，但比起 Jason 要由芝加哥飛來，那就不算甚麼了。Niko 和我都對 Jason 說不知道見到 Barry 時該怎樣表現、說些甚麼，Jason 的回應是：「他應該會和我們講哲學，大家自然交談就可以了。」

到了 Barry 家，先是他女兒出來迎接，我們在客廳待了十分鐘，才見到 Barry 坐在輪椅上，由護士推出來。第一眼看到他，只見他臉容衰倦，比我數年前見他時蒼老了很多，我心裏禁不住一陣難過。然而，寒暄了一兩分鐘後，Barry 便向我們闡述他近日有關 "first-person plural" 的哲學思考，然後開始精神起來，逐漸恢復昔日講書和討論哲學時的神采。接著我們便一路談哲學，互有答問，談了個多小時。Jason 果然了解 Barry。

從 "first-person plural"， Barry 談到 Thomas Nagel 最近的一篇論文 "Moral Reality and Moral Progress"，因為裏面有些看法與 Barry 的接近（他還順便提到 Nagel 上星期來探望他，兩人討論了那篇論文）。我指出 Barry 有關 "first-person plural" 的見解可以從 Davidson 的一些看法得到印證，我們便談了一陣 Davidson，然後 Barry 解釋他為何認為 Davidson 和 Wittgenstein 有相通之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 Stroud, "Davidson and Wittgenstein on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收入了他的文集 Seeing, Knowing, Understanding） 。

Jason 提到 On Certainty 裏的一些概念，Barry 便比較起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和 On Certainty  來，說前者章節段落都是悉心安排的（至少 Part I 是這樣），有 development，可以看到其中的 philosophizing，但後者只是集合了一些沒有清楚關聯的段落，而且論點重覆之處甚多，其實算不上是一本書。

已記不起怎樣談到了 Anscombe。Barry 說他曾經用 Anscombe 的 Intention 做研究生 first-year seminar 的教材，全班叫苦連天，因為這本一百頁不到的小書實在太難理解，但最後大部份學生都覺得那是十分值得花時間和心力去讀懂的書。接著 Niko 分享了一點他讀 Intention 的經驗。從 Anscombe 我們自然談到了 Geach（兩人是夫婦），Barry 說 Geach 的 Mental Acts 寫得極好；我記得他以前不止一次提過這本書，都是大讚，但我到現在還未看，也許是時候「的起心肝」拿來讀了。

最後我們談了一點 Strawson 和 McDowell，呀，還有 Nietzsche 和 Adorno，因為 Barry 問我有沒有些新的哲學興趣，我便說自己在讀 Nietzsche 和 Adorno，然後講了一點點 Adorno 的哲學概念。

我記性不好，以上憑記憶寫的，恐怕有遺漏；我決定盡力回想，寫出來，是留個記錄，因為這次會面對我來說意義重大 ― Barry 是我的恩師，不但有以教我，對我的思想有巨大影響，還待我很好，而這一次卻很可能是我和他最後一次見面了。

我們沒有談及 Barry 的病情，在探望前我問 Jason 知不知道 Barry 怎樣看待死亡，他說 Barry 曾經表示自己不怕死，但害怕失去思考力。在談話中只有一次幾乎觸及 Barry 現在的情況：我用 eternal recurrence 做例子來說明為甚麼我對 Nietzsche 感興趣，當我說出 "eternal recurrence" 時，Barry 突然指了指自己，然後點了兩下頭。他的意思應該是：對於 Nietzsche 在 The Gay Science 提出的那個 eternal recurrence 的問題，他的答案是 "Yes!"（我沒有向他求證，因為心想不必，而且當時的談話脈絡不容許我那樣做）。這令我聯想到 Wittgenstein 臨終時說的那句話："Tell them I've had a wonderful life!"。

道別時，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在整個交談中 Barry 都很冷靜，沒有激動過，可是，道別時他再一次多謝我們合編那本紀念文集，接著忽然哭了，邊哭邊說了兩句我聽不清楚的話。（到這一刻，我想起他那老淚縱橫的樣子，仍然心有戚戚焉。）最後最後，他對我們三個說："Keep going, I mean continue to do what you're doing in philosophy." Barry 在送給我的一本書（他的著作）裏寫的題詞也是 "Keep going!"。老師，請放心，我會繼續的，儘管我對哲學的熱愛未必及得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