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6

最後一面


上星期三,仍在中國旅遊,人在北京,收到壞消息電郵:我的博士論文導師 Barry Stroud 被診斷出腦內有一個很大的腫瘤,醫生預計他只能多活兩三個月。雖然 Barry 已八十四歲,但一直以來都精力十足,退休後被 recalled 繼續教書,也沒有停止過哲學研究,經常出席學術會議,發表論文,還正在寫新書;因此,他忽然得重病的消息,不但令我難過,還頗感意外。(「只能多活兩三個月」的估計是假設他不做手術,但手術風險高,而且結果會令 Barry 的腦部功能大退,他不願意以這狀態繼續存活。)

傳來消息的是老同學 Jason Bridges,Jason 是 Barry 眾多學生中跟他最親近的,兩人不時通電話,所以這壞消息 Jason 最早得知。他在電郵裏說過幾天會飛往柏克萊探望 Barry,並表示希望我和另一位同學 Niko Kolodny 能與他同往,因為他知道 Barry 見到我們三人一起探望他,會特別高興。我們三人數年前合編了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Reflections on the Thought of Barry Stroud (Oxford University, 2011),關於這本紀念文集,Barry 不止一次對我們說 "It means a lot to me"。我當然立即答應同往,幸好已是旅遊的最後兩天,趕得及回美國與 Jason 和 Niko 會合。(結果 Jason 因事延遲了,我們待到今個星期六才探望 Barry,即香港「二百萬零一人」大遊行前一天。)


 Niko 畢業後在哈佛教了三年便被柏克萊「撬」了回來任教,由 Barry 的學生變成同事,所以探望 Barry 他最方便。我們先在他家集合,然後一起到 Barry 的家去。我開了兩個半小時車才到達 Niko 的家,但比起 Jason 要由芝加哥飛來,那就不算甚麼了。Niko 和我都對 Jason 說不知道見到 Barry 時該怎樣表現、說些甚麼,Jason 的回應是:「他應該會和我們講哲學,大家自然交談就可以了。」

到了 Barry 家,先是他女兒出來迎接,我們在客廳待了十分鐘,才見到 Barry 坐在輪椅上,由護士推出來。第一眼看到他,只見他臉容衰倦,比我數年前見他時蒼老了很多,我心裏禁不住一陣難過。然而,寒暄了一兩分鐘後,Barry 便向我們闡述他近日有關 "first-person plural" 的哲學思考,然後開始精神起來,逐漸恢復昔日講書和討論哲學時的神采。接著我們便一路談哲學,互有答問,談了個多小時。Jason 果然了解 Barry。

從 "first-person plural", Barry 談到 Thomas Nagel 最近的一篇論文 "Moral Reality and Moral Progress",因為裏面有些看法與 Barry 的接近(他還順便提到 Nagel 上星期來探望他,兩人討論了那篇論文)。我指出 Barry 有關 "first-person plural" 的見解可以從 Davidson 的一些看法得到印證,我們便談了一陣 Davidson,然後 Barry 解釋他為何認為 Davidson 和 Wittgenstein 有相通之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 Stroud, "Davidson and Wittgenstein on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收入了他的文集 Seeing, Knowing, Understanding) 。

Jason 提到 On Certainty 裏的一些概念,Barry 便比較起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On Certainty  來,說前者章節段落都是悉心安排的(至少 Part I 是這樣),有 development,可以看到其中的 philosophizing,但後者只是集合了一些沒有清楚關聯的段落,而且論點重覆之處甚多,其實算不上是一本書。

已記不起怎樣談到了 Anscombe。Barry 說他曾經用 Anscombe 的 Intention 做研究生 first-year seminar 的教材,全班叫苦連天,因為這本一百頁不到的小書實在太難理解,但最後大部份學生都覺得那是十分值得花時間和心力去讀懂的書。接著 Niko 分享了一點他讀 Intention 的經驗。從 Anscombe 我們自然談到了 Geach(兩人是夫婦),Barry 說 Geach 的 Mental Acts 寫得極好;我記得他以前不止一次提過這本書,都是大讚,但我到現在還未看,也許是時候「的起心肝」拿來讀了。

最後我們談了一點 Strawson 和 McDowell,呀,還有 Nietzsche 和 Adorno,因為 Barry 問我有沒有些新的哲學興趣,我便說自己在讀 Nietzsche 和 Adorno,然後講了一點點 Adorno 的哲學概念。

我記性不好,以上憑記憶寫的,恐怕有遺漏;我決定盡力回想,寫出來,是留個記錄,因為這次會面對我來說意義重大 ― Barry 是我的恩師,不但有以教我,對我的思想有巨大影響,還待我很好,而這一次卻很可能是我和他最後一次見面了。

我們沒有談及 Barry 的病情,在探望前我問 Jason 知不知道 Barry 怎樣看待死亡,他說 Barry 曾經表示自己不怕死,但害怕失去思考力。在談話中只有一次幾乎觸及 Barry 現在的情況:我用 eternal recurrence 做例子來說明為甚麼我對 Nietzsche 感興趣,當我說出 "eternal recurrence" 時,Barry 突然指了指自己,然後點了兩下頭。他的意思應該是:對於 Nietzsche 在 The Gay Science 提出的那個 eternal recurrence 的問題,他的答案是 "Yes!"(我沒有向他求證,因為心想不必,而且當時的談話脈絡不容許我那樣做)。這令我聯想到 Wittgenstein 臨終時說的那句話:"Tell them I've had a wonderful life!"。

道別時,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在整個交談中 Barry 都很冷靜,沒有激動過,可是,道別時他再一次多謝我們合編那本紀念文集,接著忽然哭了,邊哭邊說了兩句我聽不清楚的話。(到這一刻,我想起他那老淚縱橫的樣子,仍然心有戚戚焉。)最後最後,他對我們三個說:"Keep going, I mean continue to do what you're doing in philosophy." Barry 在送給我的一本書(他的著作)裏寫的題詞也是 "Keep going!"。老師,請放心,我會繼續的,儘管我對哲學的熱愛未必及得上你。


5 則留言:

  1. 感人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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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re isn't this book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in iBooks store 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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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eternal re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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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看到「分甘同味」裡《譴責這次衝擊前,請先問一問…》其實這次港人反對專制獨裁浪潮的起因無疑是因為林鄭奉行了專制獨裁所為而引致的結果。
    這是非常明顯的因-果關係。港人在「接受專制獨裁所為」與「反抗專制獨裁所為」的選擇中是被逼不得而唯有選擇了後者。

    造成今天結果之「始作俑者」無疑是林鄭(連中共駐英國大使都說不是中央叫的)。要追究責任無疑其始作俑者是最大的負責人和問責者;沒有這個其始作俑者,也就沒有這個反抗浪潮以及其引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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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看到網頁右邊「分甘同味」裡《為什麼許多中國人反對香港的抗議活動?》一文,原因相信有二:
    一是理念不同;二是因既得利益者。
    這個Cecilia Zhang「她讀的是一所美國名校,從外國媒體獲得新聞,過去四年來一直在香港金融業工作,沒有從香港搬回內地的打算。」她應該是中國目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
    通常某種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由於是得益於,或至少是眼下得益於該種制度;比如貪官,在未被捉去坐牢前,也是獨裁權力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因為有獨裁權力才有貪的條件,否則中國的工薪階層若單靠工資收入的話,相信難以維持「讀的是一所美國名校」所需的資金;
    他/她們由於是受益於或眼下受益於這種制度因而大多會支持那樣的制度。當然,若貪官被捉去坐牢後或許會另當別論。
    而有一點或者可以肯定的是,若然許多香港人或者香港年青人也與Cecilia Zhang那樣有足夠金錢「讀的是一所美國名校,....一直在香港金融業工作」而不是「居者無其屋」的話,抗議活動大概就不會發生了。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理念的不同。大陸受專制管治70年,香港受英國管治99年,兩者在對社會管治的理念上有顯著的不同。前者是一黨專政,是黨治的黨國一體;後者是民主立法,法治而非黨治。
    兩地多年來在這兩種顯著不同的理念影響下,再加上大陸的互聯網封鎖和黨的宣傳影響,令不少大陸人認為民主就是無政府主義,認為人不可以「冇王管」,而信奉「黨」就是管人的「王」。
    但為數不少的港人(至少是參與抗議遊行的人)則與大陸人所信奉的理念完全不同。他們大概是不認同香港應該像大陸那樣可以由一個人話事。
    這或者就是「為什麼許多中國人反對香港的抗議活動?」之理念以及部份是既得利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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