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燦輝教授的訪問說起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張燦輝教授接受《01哲學》訪問，語出驚人，談笑間，當代哲學家盡在張教授腳底。例如他說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不是世界一級哲學大師，就算只限於德國哲學界，也不過是二級哲學家；我不熟悉哈伯瑪斯的哲學，但至少知道他對當代歐美哲學和社會學影響巨大，學術地位數一數二。然而，我無意反駁張教授「哈伯瑪斯不是一級哲學大師」的說法，因為我素來討厭「大師」這個浮誇的稱謂，也不懂得怎樣將哲學家分等級；哈伯瑪斯對哲學的貢獻，就留待歷史判斷好了。

哈伯瑪斯只是一個例子，張教授的主要論點是當代哲學沒有像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等承先啟後、開宗立派的大哲學家 (以下簡稱「大哲學家」)。大哲學家的出現，沒有甚麼規律，可以同時代有幾個，也可以二三百年不遇，端看歷史和文化的發展。西方哲學史二千多年裏，由蘇格拉底計起，能稱得上「大哲學家」的，不過二十多人而已；就算當代真的沒有大哲學家，也不表示以後都沒有，說不定數十年後有一橫空出世的大哲學家，開出一條哲學的新大道。

說是這麼說，但至少就英美哲學 (大體上仍可稱為「分析哲學」) 而言，大哲學家出現的機會其實不高，因為英美哲學已發展出分工的模式，絕大部份哲學家都集中研究某一範圍內的哲學問題，其中一些的研究範圍甚窄，例如只研究知識論裏的證據主義 (evidentialism) 和信念的倫理 (the ethics of belief)，不像以往的哲學家那樣同時研究幾個大範圍；如果只是研究一個小範圍，即使在這個小範圍內有重大貢獻，甚至開創先河，也稱不上是大哲學家吧？不過，沒有大哲學家，哲學一樣可以以分工合作 (包括科際合作) 的形式繼續發展，就像英美哲學現在那樣。

談到英美哲學，當然不得不提張教授另一驚人之論：分析哲學只是語言哲學和後設倫理學 (meta-ethics) ，完全忽略生死和人生意義的問題 (以下簡稱「人生哲學」)，是一套「太監哲學」。張教授的意思大概是人生哲學乃哲學之根本，捨棄根本，猶如被閹割 (或自我閹割)。人生哲學是否哲學之根本，這本身已是一個 (後設) 哲學問題，有爭議，絕非不證自明。無論如何，我至少同意人生哲學是重要的，也發表過一篇討論人生意義的長論文，證明我沒有忽略人生哲學；此外，雖然英美哲學有一段長時期的確少有哲學家討論人生哲學，但這個情況已改變了，現在有不少英美哲學家對這方面的問題感興趣，出版的著述頗豐富，看 Thaddeus Metz 著 Meaning in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一書的參考資料，便可略窺一二。

張教授錯得最離譜的，是認為分析哲學只是語言哲學和後設倫理學，就正如香港的一些人認為分析哲學等如語理分析，這是嚴重過時的看法。分析哲學現在是百花齊放，語言哲學和後設倫理學仍然重要，但知識論、形上學、規範倫理學 (normative ethics) 、心靈哲學 (philosophy of mind)、科學哲學、哲學史研究等，同樣重要，配上科際整合，有長足的發展，跟數十年前的邏輯實證論和日常語言哲學，已不可同日而語。

張教授談到哲學專業化後出現的種種問題，這是訪問裏最有意思的一部份。現在的哲學家絕大多數是大學教授，受大學的制度約束和行政人員施壓，publish or perish，須要不斷出版期刊論文和書籍，大量「無謂」的哲學著作因而產生。「無謂」者，是指這些著作是為了出版而寫，有些研究的問題是「作出來」的，根本沒有多大意思；另一些則跟風隨波，但求增加論文被期刊接納的機會，至於是不是自己認為重要的研究，已變得不重要。事實上，每次我翻閱哲學期刊，見到的大多是「無謂的論文」，就算是屬於我研究範圍的，也有很多可以不理。然而，質素高的期刊論文並非沒有，也許二三十篇中，只有一篇不是「無謂」的，但這已足夠令我們不至於徹底悲觀，支持我們相信哲學在這個制度下仍然可以慢慢發展。

張教授也談到哲學不受大學重視的這個現象，可是，不受重視的，不單是哲學，而是整個人文學科，只是在哲學較為明顯而已。人文學科被輕視，這是全球的趨勢，只要看看連美國頂尖學府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也打算關閉他們的人文學中心 (Humanities Center) ，就可知問題之嚴重。這個狂瀾，恐怕哲學不可能獨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