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與 Quine 的一席話

余英時是我素所佩服的史學家，W. V. O. Quine 則是二十世紀英美分析哲學的重鎮，因此，當我在余老〈中國近代史上的胡適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一文裏見到他談及與 Quine 的一席話時，便精神為之一振！。然而，細讀之下，不禁有點失望，雖然這段文字上下文的相關討論，依然給了我不少啟發。

那是1970年前後，余英時和 Quine 同時參與了哈佛燕京學社的一些委員會工作，兩人有機會聊天。余英時在文中這樣形容 Quine：

『他的數理邏輯和語言哲學，我完全外行，但是我大體上了解他的哲學立場。他可以說是繼杜威之後在美國提倡「科學方法」最力的人。』

頭兩句應該不是自謙之辭，而是事實描述 --- 史學家不懂數理邏輯和語言哲學，正常不過。至於余英時是否大體上了解 Quine 的哲學立場，那要看「大體上」到哪個程度；假如是非常籠統的了解，也許他並沒有說錯。令人失望的，是最後那句，因為 Quine 不但沒有竭力提倡科學方法，他在著述裏根本甚少直接討論科學方法，而且這一點不難查究清楚。我雖然讀過不少 Quine 的著作，但談不上是研究 Quine 的哲學，以下且容我引一位專家之言為佐證：

“But what can [Quine] tell us about ‘scientific methodology’? Not a lot really. His writings contain a few scattered and diffuse comments on the matter, but all of a rather minimalist nature.” （見 Alan Weir, “Quine’s Naturalism”，收於 G. Harman & E. LePore (eds), A Companion to W. V. O. Quine）

有些專欄作家在報章寫文章可以「無一字有來歷」，簡直是「創意無限」，因為他們的目的大多只是爭取讀者，讀者看得開心便成，弄錯的資料極少人會留意到，而且很快會被遺忘（例如陶傑早兩天說羅素的《為甚麼我不是基督徒》是「二十世紀影響西方最大的論著」，就是「笑死人冇命賠」的胡說八道，見〈點錯主教〉）。余英時可不是專欄作家，而是奉行「必須字字有來歷」的大學者，對於不是自己本行內的論斷，由於出錯機會較大，就更加應該查證；余英時寫出來的文字，可說有信譽保證，因此，他犯的這個錯誤，是怎樣也說不過去的。

當然，這個錯誤相對於文章的整體，並不重要，不會影響文章的主要內容；即使單就余英時與 Quine 的一席話而言，這個錯誤也無甚影響，因為他們談的主要是「哲學是不是和大眾脫了節」的問題，與 Quine 是否提倡科學方法無關。然而，學問研究要求一絲不苟，就算是小處、甚至是無關痛癢處，也絕不應該馬虎；這個態度也許是與大眾「脫節」，卻是學問研究的不二法門。這一點，余老想必同意。上述那個錯誤，只是他偶一失手，不過多少也令我這個「粉絲」有點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