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論容忍與自由

 

早陣子跟朋友談到胡適著名的文章〈容忍與自由〉，今天想重看，翻查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十二冊《胡適文集》，才發覺胡適有兩篇〈容忍與自由〉，都是 1959 年發表的；第一篇（下稱〈容忍1〉）在 3 月 20 日刊於《自由中國》第二十卷第六期，第二篇（下稱〈容忍2〉）是胡適在同年 11 月 20 日在《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演講的內容，文章在 12 月 1 日刊於《自由中國》第二十一卷第十一期（我以前只讀過前者）。

胡適對容忍與自由的看法，主要表達於〈容忍1〉。〈容忍2〉提到了〈容忍1〉，除了進一步闡述「容忍與自由」的主題，便是談到毛子水和殷海光對〈容忍1〉的回應以及雷震的一篇相關文章。〈容忍2〉很明顯應該放到台灣當時政治環境的脈絡去理解，因為接著發生的就是「雷震事件」；然而，若只是探討胡適對容忍與自由的看法，大可撇開這個脈絡不談。

也許有人會認為胡適的看法很簡單易明，不必甚麼探討。其實胡適的表達有含糊之處，沒有表面看來那麼清晰，有些讀者可能會誤解他的意思。就以「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句話為例，如果只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便可能得出胡適不同意的看法。胡適這句話的意思，並不包含「容忍的價值比自由的價值更高」，也不包含「假如容忍與自由兩者只能得其一，那便應該選擇容忍，放棄自由」—— 假如一個社會人人都有容忍的雅量，但缺乏一些重要的自由（例如參與政治的自由），這在胡適眼中肯定是惡劣的社會。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近乎口號，我認為主要是為了修辭效果而說的；它的意思，其實不過是「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1〉）、「無論古今中外都是這樣：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容忍2〉）。容忍固然可以被視為美德，但它的重要性，更取決於它和自由的關係：容忍是自由的必要條件（這說法太粗略，但我不在這一點上討論下去了）。假如自由不是那麼重要，容忍的重要性即使仍在，也要大減。有點弔詭地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因為自由極為重要。

另一個可能的誤解，是認為胡適以自我懷疑作為容忍的基礎或理據，而「自我懷疑」指的是懷疑自己的見解或信念。引起這個誤解的，大概是兩篇文章裏的這幾句：「不容忍的態度是基於『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容忍1〉）、「人們自己往往都相信他們的想法是不錯的，他們的思想是不錯的，他們的信仰也是不錯的：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容忍2〉）。可是，如果已有這種自我懷疑，那便毋須對相反或敵對的看法容忍了，因為你已有足夠的思想彈性去認真考慮對方的看法。容忍之為容忍，正在於我認為自己對、對方錯，但（即使有權力）也不去打壓對方。

這裏應該特別注意的，是「認為自己對」並不等於「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容忍1〉），後者在「認為自己對」之上還多出了一種絕對的、獨斷的態度，是這種態度令人對異見不容忍，而放棄這種態度並不須要同時懷疑自己的看法。知識論裏有一個立場是 fallibilism，就是認為我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 fallible 的，所作的判斷或看法都可能有錯，或不能被嚴格證明為真；可是，接受 fallibilism 的哲學家大部份都不是懷疑論者（skeptic）。容忍的基礎不是自我懷疑，而是放棄絕對肯定的態度。

有時我們真的非常肯定自己的看法正確，例如「地球是圓的」，而且有足夠證據支持自己的看法，而對方相信「地球是平的」，那肯定錯誤；在這情況下，我們還應該容忍嗎？我想胡適的答案是「應該」。他會提出的理據是：就算對方肯定是錯的，仍然有言論自由；容忍是言論自由的必要條件，而「言論自由為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2〉）。當然，容忍並非沒有限制，正如自由不是沒有限制一樣；但要詳論這些限制，便要另寫一篇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