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何其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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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看了港台節目《哲學有偈傾》討論「時間觀念」那一集，本來我甚少看電視，也不喜歡清談節目，但「時間觀念 / 概念」是我近年特別感興趣的哲學問題，加上參與討論者有中文大學的張錦青教授，是一位我欣賞的哲學家，也是我的好友，因此便捧場了。看後沒失望，整個一小時長的討論都清晰有趣，雖然涉及的概念及論證相當抽象，但主持人談笑間條分縷析，舉重若輕，相信留神聆聽的觀眾大多聽得懂。

看罷節目，順便看了看觀眾留言，欣賞和稱讚的當然有，可是，有些留言批評主持人沒能力說明深奧的概念，甚至有罵他們表達得亂七八糟的。我心裏立時的反應是：「有些人，自己聽不明白的，一定怪人講不清楚，而不反省一下會不會是自己理解力不足或是背景知識不夠。」這樣的人，在網上隨處可見，匿名或用假名的特別多。

另一些負面留言則顯出留言者輕視哲學，認為「時間」應該是物理學家討論的問題，不容搞哲學的人置喙。這些留言者恐怕是沒有細心收看節目內容，聽不到主持人已解釋了哲學家和科學家在研究「時間」時的重點有何不同：哲學家主要是做概念的釐清及分析（所以節目的題目是「時間觀念」），科學家則是直接研究物理現象。這裏我不妨補充一點：除了概念分析，哲學家也提出對時間的看法，加以論證支持，但這些看法和論證很少與科學有直接衝突，而是屬於形上學，已超出了經驗觀察和科學實驗的範圍。

也許會有人反駁說：「既然是超出了經驗觀察和科學實驗的範圍，那就是玄想了，和吹水有甚麼分別？」分別可大了，吹水可以隨便說，哲學的形上學論證則往往有嚴謹的邏輯，細緻的分析，而且論證所支持的看法能幫助我們對世界（或世界某些重要方面）有深刻和別開生面的了解。世界何其複雜，科學能夠研究及解釋的，未必就是世界的全部；形上學研究及解釋的，可以是世界的某些部份或面向，而不必與科學有衝突。

世界包括人世，即由各種社會和文化現象組成的人之世界。說到世界何其複雜，當然不能撇開人世來講；不過，我們雖然知道人世很多事物都極其複雜，但很可能仍然遠遠低估了人世的複雜程度，因為有些事物習以為常，其複雜性逐漸隱而不顯。哲學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幫助我們看到和了解世界 ¾ 尤其是人世 ¾ 隱而不顯的複雜性。

美國哲學家約翰 · 塞爾（John Searle）在《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裏舉了一個精彩的例子，以說明人世隱而不顯的複雜性：「試想想以下一個簡單的情景：我走進巴黎的一間咖啡店，選了一張枱坐下；侍應生過來，我說了一句不完整的法文；我說 "un demi, Munich, á pression, s'il vous plaît"，侍應生便送來一杯啤酒，我喝了，在枱上留下一些錢，然後離去。」（p.3）這個例子的精彩處，正在於它的內容平凡不過：如此平凡的情景，看似簡單，其實非常複雜，要理解它，一定要先掌握一大堆概念，例如「餐廳」、「侍應生」、「法文句子」、「啤酒」、「金錢」、「付款」，而這些概念又不能獨立於很多的其他概念，例如「食物」、「服務」、「僱員」、「價錢」、「語言」、「經營生意」；這個情景的存在，還要依靠一些有關的事實，例如餐廳的東主要得到法國政府發牌才可以營業、顧客不付款便溜走是犯法的、侍應生明白（絕大部份）顧客的語言。此外，這個情景涉及價值判斷，例如侍應生的服務態度好不好、餐廳的佈置是優雅抑或庸俗、啤酒是上等還是劣質；這些價值判斷的標準從何而來、是否客觀，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時刻意識到世界何其複雜，便較能欣賞不同的視角（perspectives），不那麼容易變得武斷和自以為是。容我再引以前引用過的羅素名言作結：「當今之世最壞的事，大都是源於過份的確信。」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8年9月8日）

張岱吐槽賀知章

 

張岱《陶庵夢憶》〈日月湖〉一篇寫到唐朝詩人賀知章，頗多貶辭，但讀來有趣。

日月湖其實是兩個湖，「日湖圓，略小，故日之；月湖長，方廣，故月之」，「日之」和「月之」二語用得巧妙。日湖有賀少監祠，供奉的正是賀知章。張岱隨即描述祠裏的賀知章像，只兩句，便埋伏了下文的直接批評：「季真朝服拖紳，絕無黃冠氣象。」賀知章字季真，「朝服拖紳」，就是明明確確當官的模樣；「黃冠」指的是道士，「絕無黃冠氣象」的意思就是完全沒有修道之人的氣質。當官而沒有修道之人的氣質，不是很正常嗎？應該是，但賀知章辭官還鄉的理由是要做道士，而且有祠受人供奉，如果不過是一般的高官，那就有點不配了。

賀知章最著名的詩是《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張岱採用的版本「少小」作「幼小」，「兒童」作「兒孫」）張岱就賀知章辭官還鄉一事也數落了他幾句，說他「乞鑒湖歸老，年八十餘矣」，而「八十歸老不為早矣」，可偏偏「時人稱為急流勇退，今古傳之」；「急流勇退」的稱讚，也是名實不副啊！

以上都不算是賀知章的錯，因為他沒有裝模作樣騙人家稱讚他；他當他的官，到八十多歲才辭官，那是他的自由，而「當道士」可以只是辭官的藉口。世人推崇和供奉賀知章，那是世人的膚淺無知而已。

張岱在這篇小品對賀知章最直接的批評，是針對他「求沖舉之術」的故事（「沖舉之術」即飛昇成仙之術）：

季真曾謁一賣藥王老，求沖舉之術，持一珠貽之。王老見賣餅者過，取珠易餅。季真口不敢言，甚懊惜之。王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乃還其珠而去。則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唐書》入之〈隱逸傳〉，亦不倫甚矣。 

張岱對賀知章的鄙夷，在於「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當官不等於是富貴利祿中人，因為有清廉的官，一生兩袖清風；但賀知章對於已贈人的一顆寶珠也念念不忘，可惜它被用來換取不值錢的餅，可見他是「慳吝未除」，甚至是深入骨髓的慳吝。張岱認為賀知章是富貴利祿中人，卻被列入《唐書》〈隱逸傳〉，是不倫不類的。

然而，「求沖舉之術」的故事並不載於正史，而賀知章以放達疏縱稱著，更有「金龜換酒」的事跡；那可不是野史，有李白的文字為證：「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歿後對酒，悵然有懷而作是詩。」（《對酒憶賀監二首並序》）。這樣的人，應該不會念念不忘已贈人的一顆寶珠吧？

張岱似乎是用「求沖舉之術」的故事來證明「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如果他真的用意如此，那恐怕是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而已。

梁漱溟論中西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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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讀了梁漱溟的一篇短文，題為「中西學術之不同」，是他在1930年代初與學生談話的記錄；其中特別有趣的是他花了頗長的篇幅論述中醫與西醫之不同，頗有見地。

文中「西醫是走科學的路，中醫是走玄學的路」兩句，當然是一語中的，但這大概是對中西醫有少許了解的人都同意的——西醫醫學已明顯發展為科學的一支，日益進步，不斷有突破，而中醫則仍然是以一大堆陰陽五行的概念為基礎，是堅固不變的古老傳統。梁漱溟有見地之處，在於他對「溝通中西醫學」的看法：

我最初曾想：「如果都只在一個對像上研究，雖其見解說法不同，但總可發現有其相同相通處。」所以在我未讀醫書前，常想溝通中西醫學。不料及讀後，始知這觀念不正確，中西醫竟是無法可以溝通的。雖今人仍多有欲溝通之者（如丁福保著《中西醫通》，日人對此用工夫者亦甚多）。但結果亦只是在枝節處，偶然發現中醫書上某句話合於科學，或發現某種藥物經化驗認為可用，又或發現中醫所用單方有效，可以採用等。然都不能算是溝通。因其是徹頭徹尾不同的兩套方法。單站在西醫科學的立場上，說中醫某條是對了，這不能算是已融取了中醫的長處。若僅依西醫的根本態度與方法，而零碎的東拾西撿，那只能算是整理中醫，給中醫一點說明，並沒有把中醫根本容納進來。要把中醫根本容納進來確實不行；那樣，西醫便須放棄其自己的根本方法，則又不成其為西醫了。所以，最後我是明白了溝通中西醫為不可能。 

然而，梁漱溟並不是肯定中西醫永遠是兩套醫學：

如問我：中西醫根本不同之點既在方法，將來是否永為兩套？我於此雖難作肯定的答覆，但比較可相信的是，最後是可以溝通的，不過須在較遠的將來。較遠到何時？要在西醫根本轉變到可以接近或至溝通中醫時。中醫大概不能轉變，因其沒有辦法，不能說明自己，不能整理自己，故不能進步，恐其只有這個樣子了。只有待西醫根本方法轉變，能與其接近，從西醫來說明它，認識它。否則中醫將是打不倒也立不起來的。

如果這個情況在將來真的發生，梁漱溟認為雖然是實現了「西醫根本轉變到可以接近或至溝通中醫」的條件，但其實是「中醫歸了西醫」，理由是「中醫不能解釋自己，認識自己，從人家才得到解釋認識，系統自然還是人家的」。

「中醫不能解釋自己，認識自己」、「不能說明自己，不能整理自己」這幾句，有點語焉不詳；以我的理解，這是很深刻的看法。西醫已納入了現代科學的框架，而現代科學有一套自我了解的概念和原則，例如對實驗的重視、對客觀性的堅持、對偽科學的警惕、對「共識 (concensus)」的追求等等，這些都是中醫（及其玄學基礎）所缺乏的；中醫的自我檢討往往變成了自圓其說，結果就是「不能轉變」、「不能進步」。

說到這裏，梁漱溟看來是一味揚西醫、貶中醫，其實不然。他說的「西醫根本轉變到可以接近或至溝通中醫時」，指的是「待西醫對生命有所悟，能以生命作研究對像時」，而這個說法是基於他對西醫的批評：「西醫研究的對像為身體而非生命 [...] 依我觀察，現在西醫對生命認識不足，實其大短。因其比較看人為各部機關所合成，故其治病幾與修理機器相近。」可是，梁漱溟說的「生命」，並不只是指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但究竟所指為何，卻又不清不楚；當他說到「生命力」時，那就有更重的神秘意味了：

恢復身體健康，須完全靠生命自己的力量，別無外物可靠。外力僅可多少有一點幫助，藥物如果有靈，是因其恰好用得合適，把生命力開出來。如用之不當，不唯不能開出生命力，反要妨礙生命的。

這樣一來，梁漱溟還是走不出中醫的玄學思維，只是說得更為抽象和簡單而已。難怪他對中西醫的最終評斷是：「這兩條路，結果中國的這個方法倒會占優勝。」

名校與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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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美國的一則大新聞是耶魯、史丹福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多間名牌大學的招生欺詐案，涉及金額高達二千五百萬美元。其中一家涉案者為了安排孩子入讀耶魯，竟花了一百二十萬美元，單是賄賂一校隊教練便要用上四十萬美元；耶魯大學幾天前宣布撤銷該學生的入學資格，這家人學位金錢兩失，還惹上官非，可謂慘淡收場矣。

案中那些用金錢打通名牌大學門路的手段（例如行賄、造假、作弊）都是犯法的，不過，有財有勢的人用錢幫助子女入讀名校，大有合法途徑。隨著這件招生欺詐案的廣泛報道，網上議論紛紜，當然少不免論及這些合法途徑；其中不少人談到的，是有關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 (Jared Kushner) 當年入讀哈佛大學的兩件事：(1) 庫什納的富豪父親在1998年捐了二百五十萬美元給哈佛；(2) 中學和 SAT成績都毫不出色的庫什納在1999年入讀哈佛。有個邏輯謬誤叫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簡稱 "post hoc fallacy"），英譯是 "after this, 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如果你認為 (2) after (1)，therefore (2) because of (1)，大概除了庫什納及其家人，沒有人會說你犯了 post hoc fallacy。

當然，利用這條合法的金錢之路入讀名校的有錢人，庫什納不是唯一的一位。另一方面，也不是捐錢夠多便一定得到名校接納，大毒梟的錢一定不行；同是1998年的二百五十萬美元，假如是社會地位不高的暴發戶捐出，恐怕未必收效。美國名牌大學的收生要求之高，有一個標準的形容詞："highly selective"（全美二千多間大學，只有約五十間被視為 highly selective）；名校接受捐款而預留學位，看來也是 highly selective 的。

名牌大學為甚麼要「貪」這些捐款呢？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因為這涉及大學的傳統、運作模式、資源分配、學術競爭等不同因素。無論如何，關於名校與金錢，有一個誤解是應該澄清一下的。美國的私立名牌大學學費很貴，哈佛2018-2019年的學費是US$46,340，加上住宿及其他費用是US$67,580（即五十多萬港元一年）；比哈佛更貴的也有，例如威廉姆斯學院 (Williams College) 2018-2019年的全費是US$69,950，明年增至US$72,270。有些人以為名校學費那麼貴，光是收學費已有錢賺，其實不然，因為這些大學花在每個學生的錢比收到的學費為多，即是每個學生都是「蝕本貨」。以我較熟悉的威廉姆斯學院為例（小兒正在該校就讀），根據校方剛發出的資料，明年用在每個學生的平均金額是US$117,000，比收回來的費用少US$44,730。

此外，這些私立名牌大學都會按學生的家庭收入來定學費，一般而言，家庭全年收入超過二十五萬美元才要交全費，否則收入越低、學費越少（本人就是受惠者），每年都有付很少學費甚至費用全免的學生就讀。這方面史丹福大學最慷慨，在2016年開始新收費政策：家庭全年收入少於十二萬五千美元的，免學費；少於六萬五千美元的，學費及住宿費等全免。由於有不少學生受減費之惠，這些名校不但不能藉收學費賺錢，還大大蝕錢。

是不是因為這樣，名牌大學才貪圖「買位」的捐款？不是。這些名校都擁有巨大財富，哈佛富可敵國，不計其他資產，只計捐贈基金 (endowment) ，已是約四百億美元的巨額；耶魯稍有不及，捐贈基金約三百億美元；香港人不大認識的名校聖母大學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捐贈基金亦屬驚人，有一百三十多億美元；就算是沒有研究院、學生人數只有二千餘的威廉姆斯學院，捐贈基金也有近二十八億美元，早兩三年推動籌款六億五千萬美元，一下子便籌到了。這些名校如此有錢，就算不接受「買位」的捐款，也絕不會有入不敷支的問題；事實上，單靠投資和校友的無償捐款，名牌大學的財富已能每年都增加，越滾越大；接受「買位」的捐款，除了金錢，肯定還有其他考慮（例如捐款者的影響力）。

說到財富，英國的名牌大學遠遠不及美國的，牛津劍橋的捐贈基金，連哈佛耶魯的三分一也沒有；有些算是名校的英國大學，簡直可說是窮，例如華威大學 (University of Warwick)，捐贈基金竟然不到六百萬英鎊，美國一間普通的州立大學也有錢得多，例如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捐贈基金超過七億美元。為何有這麼大的分別？這恐怕也沒有簡單的答案，要研究一下才會有合理的判斷。

（原載於《蘋果日報》2019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