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8月10日) 早上收到恩師巴理
· 史特魯德 (Barry Stroud) 辭世的消息，雖然早已知道他的健康情況是命不久矣，兩個月前寫的一篇〈最後一面〉成了準確的預言，但聽到壞消息後還是難過得很，整天也提不起勁來。現在已是夜深，感到睡前非寫一篇悼念文章不可，否則定必輾轉難眠。
當年到柏克萊加大讀博士、初上這位老師的課時，已跟其他同學叫他
"Barry"，因此從來沒有稱呼他 "Professor Stroud"。Barry 是我的 first year
seminar 導師（另一位導師是 Hannah Ginsborg），全班只有六位學生，我們整個學期主要讀 C. I. Lewis 的 Mind and the World Order，讀得很精很細，每星期要寫一篇二、三千字的文章，每堂都有深入的討論，那是極嚴謹的哲學訓練，也奠定了我對
Barry 的敬慕。其實我到柏克萊之前已讀過 Barry 的名著 Hume (Routledge,
1981) ，對他處理哲學問題那舉重若輕的能力已有頗深刻的印象；親炙之後，更加佩服。
Barry
的哲學史功力十分深厚，除了是休謨專家，對康德哲學也素有研究，發表過不少討論康德知識論和形上學的論文。他在哈佛讀博士時雖然不是由 Quine 指導論文（他的論文導師是
Morton White），但上過不少 Quine 的課，後來也有繼續研究 Quine 的哲學。受 Quine 影響甚深的 Donald Davidson 在八十年代開始到柏克萊任教，與
Barry 成為同事，Barry 對 Davidson 的哲學漸感興趣，研究得相當深入。另一位 Barry 堪稱專家的哲學家是維根斯坦，他那篇著名的論文
"Wittgenstein and Logical Necessity" 是研究維根斯坦者必讀的；這篇論文有趣兼有啟發性，我讀過至少四五次（Barry
的維根斯坦 graduate seminar 我上過兩次，是我日後自己研讀維根斯坦的基本訓練和出發點）。不過，Barry 最有名的還是對懷疑論的研究，他那本
The Significance of Philosophical
Sceptic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可算是這個題目的經典；即使你對懷疑論本身興趣不大，這本書也值得讀，因為你能從中學習到怎樣
philosophize。
Barry
是一位很有個性的哲學家，置哲學時尚於不顧（是的，哲學也有時尚），從不隨波逐流，只研究自己認為重要的問題。他的文風亦很有特色，條分縷析，卻一點也不刻板枯燥，有種娓娓道來的味道；偶爾好像是重重複複，其實不然，因此能迫使有尋根究底精神的讀者慢下來，反覆閱讀和思考。這種文風有點像
G. E. Moore，但文采過之和流暢得多；而和 Moore 一樣，Barry 的哲學著作是不適合急功近利之徒閱讀的（讀他的著作像品茗，但有些人讀哲學書的心態像喝汽水）。
要懂得欣賞
Barry 的哲學，便不得不了解到他的所有哲學研究背後都有一個根本的疑問，就是：哲學究竟能帶給我們甚麼樣的認識或了解？換句話說，Barry 雖然整生從事哲學研究，但對哲學的可能限制由始至終有很強烈的意識（這個意識在
The Quest for Re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一書表現得尤其明顯）。因此，當 Jason Bridges，Niko Kolodny 和我替 Barry 編輯紀念文集時，將書名定為
"The Possibility of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Barry 是感到「深得我心」的。
我稱
Barry 為「恩師」，不但因為他有以教我，對我的哲學發展有莫大影響，還因為他待我實在很好。當年我找教席失意，柏克萊的資助又完了，不知如何是好，Barry 主動幫忙，替我安排了一份類似臨時講師的工作，好讓我多待一年，我很感激和感動，至今難忘（結果找到一份
visiting assistant professor，不用留在柏克萊）。
Barry
有一個只有熟朋友才知道的愛好，是不容易估到的，就是他愛讀 Jane Austen 的小說，經常重讀。我以前覺得 Austen 的小說極悶，婆婆媽媽的，但那是多年前的印象；為了向
Barry 致敬，我決定重讀 Pride and Prejudice 和 Sense and Sen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