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930

鸚鵡學者與不智的劍


港大校委會否決任命陳文敏為副校長,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這符合我早前悲觀的預測;不過,事情發生了,仍然難免憤慨和痛惜,不是為了陳文敏(我們讀同一中學,但不相識),也不只是因為港大的獨立自主失守(我是港大校友),更因為這件事標誌著我關心的香港進一步制度崩壞。

當然,對這件事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報章和網媒上看到的言論中,如果是批評陳文敏或反對任命他為副校長的,大多空泛無力,或只是重複建制派的一些 talking points。這些言論的作者,有些還是學者教授,不禁令人奇怪,以這些學者教授的學術訓練,怎會寫出那樣低水平的文章(報紙文章雖然短小,但也有水平高低之分)?

陳文鴻博士在上星期發表的〈李天命批〉一文,就是個好例子。這篇文章的大部份內容只是複述或引用李天命的言論;堂堂學者,竟然甘於做隻鸚鵡!為甚麼陳文鴻學舌的是李天命而不是其他人呢?合理的猜想是,因為他認為李天命是「從語言的邏輯來批判現時流行的政治謬誤」的權威;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要是李天命看到「鸚鵡學者」的這篇文章,便理應拔出「思方劍」,刺出一招「你犯了訴諸權威的謬誤」了!

李天命批評的,是陳文敏在今年初發表的文章〈政治干預大學自主和言論自由〉;陳文鴻的複述和引文,已囊括了李天命的主要論點(好鸚鵡!):

「陳文敏之強調左派攻擊他是因他可能出任大學副校長,屬訴諸動機的謬誤。以此推演說干預院校自主,且是所有大學的自主,過於推論。[...] 由某學者被批評,跳至壓制言論,侵害核心價值,[...] 恰恰犯上了上綱作大的謬誤。」

除了甚麼甚麼謬誤,李天命的批評當然少不了嘲笑揶揄,例如「讓人捧腹」和「讓明眼人扼腕嘆息」,以及一些有武俠意味的形容,例如「第一句便溢出了氣急敗壞之情 [...] 只消無懈可擊的話,便該智珠在握而氣定神閑的」。

指出謬誤,甚至嘲笑揶揄,只要合理中的,都無可厚非(至於那些武俠比喻,是品味問題,我只能說我實在吃不消)。問題是,陳文敏這篇文章不是要單篇立論,證明左派攻擊他是因他可能出任大學副校長、證明院校自主受到干預、證明香港人言論受壓制等等;這篇文章是要放在整件事的脈絡裏來理解的:陳文敏寫這篇文章時,港大任命副校長的風波已發展了一段時間,他根據自己有關這件事的經歷和觀察(例如左派報章對他和香港法律學院的不斷攻擊)作出了「政治干預大學自主和言論自由」的判斷;陳文敏這篇文章不是要證明他的判斷是對的,而是基於這個判斷來回應一些攻擊,因此,這些回應才是文章的主要內容(例如討論港大法律學院的學術表現),佔了超過三分二篇幅。。

陳文敏那「政治干預大學自主和言論自由」的判斷可能是錯誤的,然而,即使他真的判斷錯誤,那也不見得是由於他犯了李天命說的那些謬誤;要批評陳文敏的判斷,不能只看他的這篇文章,而是要分析整件事的有關各方面,包括分析左派報章的攻擊內容。李天命的批評,不但是不見森林,連樹木,他也是只注目於枝葉,看不到主幹。

我不喜歡用劍來比喻思考方法,因為對我來說,思考方法很多時候都是用在自己身上,防止自己犯錯;用來指出別人的錯謬時,也毋須有對敵或比試的心態 --- 用來互相砥礪豈不美妙得多?就算思考方法利如倚天劍,假如落在剛愎自用、小器自大的滅絕師太手裏,又怎會是一把智劍呢?

20150926

學問的志趣與機緣


不時有人問我當年為甚麼對哲學有志趣,以致有動力一路讀上去,但我都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學問的志趣這回事,很難解釋,除了性情,也許只能籠統地說要看機緣 --- 即使有適合的性情,如果不是湊巧遇上那些人、經歷那些事,如果不正正是在那時那刻遇上和經歷,恐怕不會形成志趣。也許這是說了等於沒說,不過,這至少說明了學問的志趣不單單是培養的事,當然更不可能勉強。

留意,我說的不只是學問的興趣,而是學問的志趣,即興趣加上繼續追求的志向。學問的興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養,不過,也要配合性情;假如性情只適合文學,要培養對科學的興趣,恐怕難以成功。雖然興趣能幫助志向形成,但沒有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對某學問有興趣卻沒有繼續追求的志向者,並不罕見。志向是不是也可以培養?也許可以透過培養興趣來間接培養志向,但難保成功;至於直接培養志向,我是深感懷疑的。

由於有這個了解,所以我沒有嘗試培養兒子對任何學問的志趣,我甚至沒有特別培養他的興趣。我任由阿樂從小就自由探索,沒有因為我自己研究哲學和對文學及歷史也有興趣,便刻意培養他對文史哲的興趣。阿樂媽媽的做法和我一致,例如帶他到圖書館時,只會留意他對甚麼科目特別有興趣,然後替他揀些好書,而不會勉強他看任何的書。

阿樂對學問的興趣轉變過幾次,初中時對心理學有興趣,稍後轉向歷史學,到中學時轉向國際關係,然後是政治學和經濟學。這麼多年來,我只是教過他一些基本的邏輯和批判思考,和送給他一本 Christopher Hitchen 的 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除此之外,沒有嘗試影響他對學問的追求。他的學問志趣,主要是他的性情和機緣的結果。

阿樂在威廉姆斯學院雙主修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 和英國文學 (English Literature,其實譯作「英文文學」會恰切些)。他對英國文學的志趣,主要是由於讀 IB 時遇上的老師;那位老師畢業於衛斯理學院 (Wellesley College) ,學術水平和對學生的要求都比一般老師高,阿樂在她指導下寫的 IB 論文是討論論文是討論米爾頓 (John Milton) 的詩史《失樂園》(Paradise Lost),結果成績十分好,也令他對文學更感興趣。

阿樂在威廉姆斯的第一個學期便選了一課但丁的專題討論,那是 upper divison 的課,而且是 seminar,本來是不適合一年級學生修的,但阿樂在學期初跟這課的教授面談過後,教授認為他有能力修這課,便額外收了他,令他成為這二十五人一班的第二十六人。有趣的是,阿樂因為修了這一課而要讀一些有關決定論 (determinism) 的哲學材料;有一天,他傳給我一個短訊,問及有關 Daniel Dennett 對決定論的看法,我當然非常樂意作答。這,也是一個機緣。

談到機緣,不得不提另一個巧合:我正在讀陳懷宇的《在西方發現陳寅恪》,在收到阿樂的短訊後,我讀到陳書中關於白璧德 (Irving Babbitt) 的一節:原來白璧德在到哈佛任教前,曾在威廉姆斯學院教了一年 (1893),教的正是但丁專論!

20150924

沒有書香的環境


生於書香世代的家庭,家裏張眼抬頭見到的,隨時是書,祖父母、父母、叔伯等都飽讀詩書、或至少是經常看書談書之人,在這樣的環境成長,而養成愛看書的習慣,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在書香環境成長的人終究不多,有些人欠缺這種環境卻仍然愛看書,這習慣是如何養成的呢?這個問題當然沒有一個簡單而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以下我只是提供一些有關因素,不能解釋所有例子,但多少有點解釋力。

我相信任何已有能力看書的孩子,只要符合以下四個條件,即使沒有書香的環境,也很有機會養成愛看書的習慣:

-  有好奇心
-  有看書的時間(即使一天只得一個半個小時,也算是有時間)
-  有選擇看甚麼書的自由
-  沒有太多其他的娛樂

我沒有列「有可看的書」為條件,因為現在的人即使家裏沒有書,也很容易在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或書店裏找到可看的書。

四個條件中,好奇心最重要,因為這是看書的主要推動力。大多數小孩子天生都有好奇心,可惜在上學後,這種自然的好奇心很容易被填鴨式教育扼殺;此外,大量功課和考試,也令孩子的課餘時間少得可憐,一有時間便想到玩了。不過,如果能保持好奇心,縱使有其他的娛樂,看書也會成為娛樂的一種,至少有機會在孩子的娛樂時間裏佔一部份。

有些孩子有好奇心,也有時間看書,可是,一些著意子女要「贏在起跑線」的家長,會決定他們看些甚麼課外書(當然是些「有用」或能「增加課外知識」的書),不給子女選擇的自由(「不准看武俠小說,那是浪費時間的書!」)。這樣一來,「看課外書」變成了另一種功課,是被逼的,自然難有樂趣;於是,學校制度和混飯吃的老師還未完全扼殺的好奇心,也會給這樣的家長消滅了。

回想我的童年,雖然父母的教育程度都很低,沒有書香的環境,但以上四個條件我都符合了 --- 我好奇心重,父母完全沒有管我看甚麼書;當年讀書功課不多,也沒有很多其他的娛樂,看課外書的時間不會少。此外,我家住廉租屋邨,那裏有一間頗大的公共圖書館,因利乘便,對我從小養成愛看書的習慣,也有很大的幫助。

然而,我總有點懷疑,愛看書這個傾向可能有些遺傳性。我父親只讀過兩年私塾,職業是小巴司機(也做過的士司機);雖然我小時候從沒見過他看書,但記得他天天看報紙時整份都看過,而且看得很入神。有趣的是,他晚年時竟有一段時間要求我介紹一些儒家的經典給他看;我從自己的藏書中選了幾本給他,到現在還記得其中兩本是鵝湖雜誌社出版的《孟子義理疏解》和《大學中庸義理疏解》(他把書都看完了,但我沒有跟他討論,不知他看懂多少)。也許父親根本有愛看書的傾向,只是一直礙於各種原因沒有付諸行動而已。

我家四兄弟姊妹都有看書的習慣,說不定多少有點遺傳。我兒子也是一早已養成這個習慣,不過,除了是可能的遺傳,我還給他提供了一個書香的環境 --- 他可以說是在書堆裏長大的。

20150922

神人和才子


陳懷宇的《在西方發現陳寅恪》有一節(「哈佛園中多英傑」)提到趙元任的「學術履歷非常驚人」、在哈佛讀書時亦頗出風頭,引起我興趣,便在網上進一步查看有關趙元任的資料。我以前只知趙元任是語言學家,一查之下,才明白陳懷宇那「非常驚人」四字絕無誇張。

趙元任在康乃爾大學讀本科時主修數學,兼修物理學和音樂;可是,他在哈佛拿博士學位,讀的卻是哲學(論文題目是 "Continuity: A Study in Methodology")!雖然他沒有主修物理學,但在康乃爾當過一年物理系講師,可見物理學程度應該相當不錯。然而,他後來的主要學術研究,既不是物理學,也不是哲學,而是語言學,並先後在耶魯、哈佛、密歇根大學、和柏克萊加州大學當語言學教授。

趙元任的音樂造詣頗高,能歌能作曲,並曾在夏威夷大學講授音樂。至於他的語言能力,亦堪稱「非常驚人」;據說他能講三十多種漢語方言,至於外文,他自己這樣說:「在應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沒有問題。至於一般用法,則日本、古希臘、拉丁、俄羅斯等文字都不成問題。」(見《清華大學志》下冊)請留意,「俄羅斯」後還有個「等」字。

這簡直是神人!「神人」也許是太高不可攀的稱呼,另一個可以用來形容趙元任的詞語,是「才子」。「才子」一詞,在香港給濫用了,有被稱為「才子」的,其才華學識恐怕只夠當趙元任的書僮!趙元任是真正的才子,不在於他學歷高,也不只在於他才華出眾、興趣廣泛、學問淵博,還因為他待人處事不拘一格、富幽默感,往往流露出舉重若輕的瀟灑。讀趙元任的回憶錄《從家鄉到美國》(學林出版社),便很容易感受到他的這種氣質;例如英國哲學羅素訪華時演講,由趙元任當翻譯,他這樣描寫自己的工作:「我照著己意大加引申說明...... 以譯員的身份講,比主講人講,更有樂趣,因為譯員講後才引起觀眾反應。」(p. 160)

還有一段十分有趣的,也和羅素有關。在羅素訪華那段時期,趙元任和楊步偉結婚,沒有盛大的婚宴或隆重的儀式,只請了胡適及另一好友到家裏吃晚飯和當證婚人。在回憶錄裏描述過這個簡單的「婚禮」之後,趙元任提到羅素:「後來我問羅素先生我們結婚的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稱:"足夠激進"。」(p. 165)真是妙問妙答!

除了眾多學術著作,趙元任還翻譯了 Lewis Carroll 的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和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阿麗思漫遊鏡中世界》);馮睎乾說這翻譯是「神作」,並認為「當時全中國真的只有趙才能譯, 那需要數學家特有的幽默和童真」(私下談話),他點出的「幽默和童真」,應該也包含在我說的那種舉重若輕的瀟灑中。

也許這只是我個人對「才子」一詞偏執的理解,也許我不過是選擇了這個詞語來表達我對有才華的人的期許:才子,是一種有姿采的人,為人間帶來的,應該是彩虹,而非陰雨。


20150918

三本書是三個世界


我看書不是看完一本才看另外一本的,而是同時有幾本書在看,少則三本,多則五六本。拿起一本書,我最多看四十五分鐘,然後換另一本看;如果有三小時的看書時間,我通常會先後看了四五本書。對我來說,這是最佳的看書方法 --- 看得最快、吸收得最好、也記得最多。當然,這個方法不是人人適用。

最近看的其中三本書,形成一些有趣的對比,值得談一談。第一本是以色列歷史學家 Yuval Harari 的暢銷書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剛剛看完,整體評價是:非常有趣,前半比後半精彩,雖然馬虎和過於臆測之處不少,但仍然值得一讀。

第二本是旅美中國學者陳懷宇的《在西方發現陳寅恪》,剛開始看。早前我要求一位朋友推薦幾本中文書給我看(這位朋友其實應該稱為「網友」,因為我跟他素未謀面,只在網上認識),他推薦了三本,陳懷宇的是其一;由於我對陳寅恪一向甚感興趣,於是便先看這本。這本書假如不是這位朋友推薦的,我很可能看幾頁便作罷,因為作者的文字沙石甚多,看得我相當不舒服;不過,基於我對推薦者的信任,我還是看下去了,so far so good。

第三本是美國著名哲學家 Nelson Goodman(1906-1998)的Ways of Worldmaking,1978年出版;這本書是我於1990年歐遊時在倫敦買的,全本看過一遍,還留下不少記號,但書的內容我現在已忘記得一乾二淨了!不過,有一件事我倒記得,就是我當年跟博士論文導師 Barry Stroud 談及此書時,他對 Goodman 在書中表達的哲學觀點很不以為然;由於我當時完全信服 Stroud,因此再沒有把這本書放在心上。這學期我們系內的讀書組有同事建議看這本書,其他同事大多贊成,於是我也只好重看;誰知一看之下,發覺原來 Goodman 的觀點十分契合我現在的看法,很能刺激我的哲學思考;在讀書組討論時也拼出不少火花,過足哲學論辯的癮。

這三本書,可以說是三個不同的世界(Goodman 所說的 "worldmaking"  意義下的「世界」)。Harari 提供的,是一個宏觀的歷史視野,沒有甚麼論證,細節亦闕如;然而,即使你不全盤接受 Harari所說的,他提供的視點仍然能令你看到一些在人類發展史上重要的、以前從未為人注意的重要方面。

陳懷宇談的主要是陳寅恪這個人,追求的,是這個人一生的真相 --- 陳寅恪一生的大事和有關的細節;因此,這本書注重的,是求真。在書裏,陳寅恪的一生固然是放在東西方學術交流和相互影響的大脈絡裏,然而,書的精神始終是力求呈現真相的細節 --- 從細節建立大體,再從大體了解細節。

Goodman 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 understanding。他提供的,是大大小小的概念分別,但這些不是「為分而分」的概念分別,不是學術遊戲,而是能幫助我們對自己所處的(種種)世界有一個系統的、追本溯源的了解;在這種了解裏,細節不重要,洞見(insight)才重要。

一葉障目,只專注於自己學術專長研究的學者,越鑽越深,其實也同時是變得越來越狹隘,以為從自己的視野可以看到真相的全部。多涉獵不同領域的研究,便較容易能夠知道自己的限制,了解到真相不易尋,可以有不同的 understanding,人也因而謙卑不少。

20150915

威廉姆斯學院印象

八月底,我們一家三口從加州飛到麻省;那是父母將兒子送到遠方入學之旅,兩老回來後,便是空巢生活的開始。

其實我們不是直接飛去麻省,因為最接近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的機場在紐約州的奧爾巴尼(Albany),所以要先飛去奧爾巴尼,然後從那裏駕車到威廉斯敦(Williamstown),即學院所在的小鎮。

雖然這是我們第一次踏足這所大學,但自從阿樂被錄取後,這幾個月來,威廉姆斯便一次又一次給我們十分良好的印象。首先,學院對任何查詢的反應都是既迅速又周到,大大小小的問題都輕易解決了。六月期間,距離開學還有兩個多月,但阿樂已選好了第一個學期修的課;有一天,他竟然收到其中一課的教授傳來的電郵,是給他建議,認為他明年甚至更後才修這一課,對他會更適合(阿樂當然接納建議)。威廉姆斯的師生比例之低全美數一數二(1 : 7),在這種對學生的關照中,可見其作用。

開學前一星期,威廉姆斯在南加州和北加州都有一個 send-off party(可譯作「送行派對」吧),前者在洛杉磯,後者在三藩市,邀請今年入學的新生及家長參加。三藩市近一點,但也要駕三小時的車;我有點嫌遠,可是,阿樂表示很想出席,於是我便們決定陪他一起去。結果證明這個決定是明智的。

派對在 University Club of San Francisco 舉行,但沒有搞得故作有氣派,只是提供一些小吃和飲品,主要是讓新生(和家長)在開學前互相認識;負責人也沒有長篇大論,只是簡略交代了派對的目的,然後請幾位正在就讀或已畢業的學生分享在威廉姆斯的經驗。見到那些年青人甫一見面便談個不停,好像一下子便熟絡了,眾家長也輕鬆起來,互相交談,氣氛令人感到相當愉悅。我和幾位家長的對話亦頗有趣,有一位竟跟我談了好一會柏拉圖和尼采!

由奧爾巴尼駕車到威廉斯敦,差不多要一小時。我以為是經高速公路去的,誰知幾乎全程是小路,其中一大段還是彎彎曲曲的山路;我看著沿途的環境,見一路都只是山和樹,心想那威廉斯敦可真隔涉啊!

到達威廉斯敦,我們先到旅館,跟學院不過一街之遙。放下行李後,我們便步行到學院;由於接近旅館的這一邊沒有甚麼特別的建築物,我們走了數分鐘仍然覺得這校園平平無奇。不過,轉了一個彎之後,眼前一亮,見到好幾幢甚有古典氣息的建築物;校園的中心部份頗大,有很多草地,都經過細心打理,一片一片的青蔥,配上古典式的建築,令人頓然覺得身處在一所名副其實的學院裏。聽說這裏秋天更美,我們十月時會來探望阿樂,到時便知道秋色中的威廉姆斯有多美了。


(圖片來源:https://c1.staticflickr.com/)

搬東西入宿舍那天,見到很多威廉姆斯的學生,除了新生,也有義務幫手的其他學生,大都活力充沛,笑容可掬,樣子都很醒目的。整個學院給人一種既與眾不同、卻又平易近人的感覺;連校長和一些大學高層致辭時,也是隨和之極,不但互以名字稱呼(而不是尊稱 'President'、'Dean' 、或 'Professor' ),亦沒有誇耀大學排名或學生成就等,只是平平實實提點學生和家長應該注意的事。

我說威廉斯敦是個小鎮,究竟小到甚麼程度呢?全鎮只有一盞交通燈,因為需要交通燈的大街只有一條(跟其他美國小鎮一樣,這條大街當然就叫 'Main Street' 了 )!阿樂在這所「與世隔絕」的學院,應該可以專心致志讀四年書吧!

20150912

最強的問題和最強的答案


我校幾年前改革重組通識課程,「哲學導論」被摒出通識的選修課,哲學系只得由原本每學期開六七班「哲學導論」,減為兩班,我也由那時開始再沒有教這一課了。其實我是不願的,因為我很喜歡教「哲學導論」;不過,由於系內教學人手分配的限制,我只得割愛。

我喜歡教「哲學導論」,除了因為課程內容的編排特別自由(任何主要的哲學問題和哲學家都可以包括在內,只要保持導論的程度便成),還因為可以向完全不認識哲學的學生介紹這一學科引人入勝之處。我的往績不錯,幾乎每次都有學生因為修了我的「哲學導論」而決定主修哲學(也許有讀者會認為我是害了那些學生,我只能這樣回應:在美國,主修哲學不等於就業前景黯淡;有興趣的不妨一讀這篇短文,發表於財經雜誌 Forbes,時為2008年,美國經濟正陷於低潮:"SellingYour Philosophy Degree" )。

對我來說,教學的滿足感主要來自學生讓我知道他們因我的教導而眼界開了、有新的了解、或是修正了從前過份簡單的看法。教「哲學導論」比較容易給我這種滿足感,因為教的內容不太深,學生聽懂的不少,但同時是他們聞所未聞的,令他們有較強烈的被 enlightened 的感覺(有些人愛說的「受教了」,要表達的也許就是這種感覺)。

教「哲學導論」時,我愛找機會問學生兩個問題,問答過程和我提供的答案和解釋,往往令一些學生流露出這種被 enlightened 的感覺。那不是甚麼深奧的哲學問題,而且也不能完全當真,目的只是刺激學生思考和反省。那兩個問題是:「甚麼是最強的問題?」("What is the most powerful question?")和「甚麼是最強的答案?」("What is the most powerful answer?");我先問第一個問題,討論一會和解釋「正確」答案後,才問第二個問題。

通常會有一兩位學生提出有趣或機靈的答案,例如說最強的問題就是「甚麼是最強的問題?」,我必然會追問「為甚麼?」("Why?");無論提出答案的學生怎樣回答,我也會繼續問「為甚麼?」。如此這般追問幾次「為甚麼?」之後,我便會提供「正確」答案:最強的問題就是「為甚麼?」。

學生聽到這個答案後,幾乎每次都會有人立刻問「為甚麼?」;我會先稱讚那位學生懂得活學活用,然後這樣解釋說:『「為甚麼?」是最強的問題,因為無論對方怎樣回答,你也可以繼續用這個問題問下去,直到對方不懂得回答為止。』

然後,我會立刻臉帶笑容補充:『對於這個答案,你當然可以繼續問「為甚麼?」,不過,如果你這樣做,等於是用行動來說明我的答案是對的;因此,你現在可以閉嘴了(you can shut up now)。』其他學生的反應通常是哄堂大笑,而問「為甚麼?」的那位學生也就「識做」,笑而閉嘴了。

第二個問題的「正確」答案是「看情況」("It depends")。我的解釋是:『這是最強的答案,因為除非對方問你的是簡單的事實問題,否則,世界這麼複雜,回答「看情況」總是對的;甚至你對問題的答案完全沒有頭緒,答「看情況」仍然是對的!』。

其實,這個「最強的問題」和「最強的答案」的說法,有一個難題:對於「甚麼是最強的問題?」,如果答「看情況」,還可以追問「為甚麼?」嗎?如果可以,「看情況」這個答案看來便不那麼強了;如果不可以,「為甚麼?」這個問題便不是「無論對方怎樣回答,你也可以繼續用這個問題問下去」了。

這個難題,從來沒有學生提出過,都是我點出後,他們才恍然大悟,然後再一次流露出被 enlightened 的感覺。

20150907

從漢族中心到大一統理想 --- 讀葛兆光《何為中國?》


假如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對一位台灣人、香港人、或西藏人(換作新疆人也可以)說「我們都是中國人」,得到的反應很可能都是:「不,你是中國人,我不是!」然而,這同一的反應所表達的看法和情緒,卻不盡相同。台灣人可能只是要表明台灣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共國」,以別於有歧義的「中國」)統治,但香港人和西藏人不能否認被中共國統治這個事實,表達的,是不甘願被中共國統治。此外,西藏人認為自己的文化獨立於中國文化,而台灣人也許會認為台灣和中共國都同屬於中國文化,但也可能會認為台灣更能代表中國文化;至於香港人,大概會認為香港的文化只有一部份屬於中國文化,不過,如果是一位所謂本土派的香港人,則會相信中國文化(他們會稱之為「華夏文化」)在中共國已幾乎消失殆盡,反而在香港保存得最完整。

這些有關「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問題和爭議,有很長很深的歷史根源;關心這些問題,卻對其歷史根源沒有認識,便很容易陷於主觀意願與不滿情緒的糾纏中,甚至因而提出自以為是、其實荒謬可笑的政治主張。如果想彌補這方面知識的不足,可以細讀葛兆光的《何為中國?--- 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雖然這是一本小書,只有約一百八十頁,但內容十分充實,是消化了大量史料和文獻而寫成的,顯出治學功力不凡;論點清晰有力,提出的視點和概念分別亦對思考有關問題大有幫助。


首先,葛兆光指出中國不只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頁29,以下頁數會省去「頁」字):「一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始終有延續性的中國,很早就被確立起來」(4),至少「漢族文明的同一性、漢族生活空間與歷代王朝空間的一致性、漢族傳統的延續與對漢族政權的認同」(22),都是不容否認的。蒙元和滿清的確帶來一定程度的「胡化」(131),而且這兩個時期的中國歷史「超越漢族中國這個中心」(19),不過,我們亦不應該「忽略了在蒙古時期和滿清時代裏,漢族文化的籠罩、影響和延續」(21)。

葛兆光認為「自古以來漢族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脈和核心」(113),這一點應該沒有爭議。漢族中國的「民族認同、國家意識和文化取向」,在秦漢大一統時代「第一次凝固成型」(120)。然而,直到宋代,漢族中國的國家意識都不強,這是由於古代中國人的「天下」觀念,他們以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37),「而四邊無論是文明還是在財富上,都遠遠低於中央,應該受到中央的制約與管轄」(42) ,因此『不太有所謂「外國」意識,也不太有所謂「國際」秩序』(5) ,只有「邊疆」,卻無「邊界」(63)。

到了宋代,「中國和鄰居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北方的遼和西北的夏,後來的女真與更後來的蒙古,逐漸使大宋成為「諸國」中的「一國」』(64) ,大宋產生了「對異族文化的高度警惕」(128) ,「開始在國家(朝廷)和士紳(地方)雙重推動下,逐漸重新建立了以漢族傳統、儒家倫理為中心的文化同一性」(130) 。這個發展被蒙元的統治打斷,到了明朝的「去蒙古化」運動,才接續下去,「中國的文化世界再一次凝固與重建」(132)

這「三次凝固」,「續漸形成漢族中國文化的主軸和邊界 (135)。假如「中國」只是指「漢族中國」,假如中共國的邊界和明朝的一樣,那麼,「中國」和「中國文化」這兩個概念便不會像現在那樣,引發那麼多的爭議。現實是,滿清大大擴張了版圖,使「中國變成了滿、蒙、漢、回、苗諸族的共同帝國」(11) ,於是「政治領土的範圍」和「文化認同的空間」(57) 不再重疊;「相繼而起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承繼了清帝國的民族與疆域」(77),也就同時承繼了有關的民族和疆域問題。

雖然晚清有不少革命者「以漢族民族主義作為推翻清王朝的動員力量」(78) ,但中華民國成立後,由於『無論任何人當政都無法承受「割地」、「裂國」的罪名』(81),終於以「五族共和」為建國方略。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揮之不去的「大一統」理想,那「始終是古今中國的政治理想甚至夢想」,從秦漢到滿清,「無論國力強弱,都在做大一統帝國的夢」(163) 。當然,現在的中共國也不例外,一樣是追求大一統,雖然大致維持了滿清的版圖,但沒有令五族融和,滿清遺下的民族和疆域問題並沒有解決。

其實,連葛兆光自己也似乎未能完全擺脫大一統的理想。他強調的所謂「中國文化的複數性」(111),雖說是出於擔心『隨著中國的「膨脹」,中國會出現重返傳統,強調國學,高唱愛國的趨向』(111) ,繼而演變成「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134),可是,這個「複數性」的說法是有問題的:如果是已融和了的民族和文化,那就應該被視為單數,例如漢族文化就是融和了「各種種族、思想、文化和地域」(120) 而形成的,成為單數;如果是未能融和而仍然有重要而明顯分別、甚至有衝突的,例如西藏文化和漢族文化,那麼,強調「中國文化的複數性」,也許不過是大一統理想的借屍還魂而已。

20150904

難以代入的喬峰


金庸武俠小說裏的武功描寫天馬行空之餘,同時具體仔細、活靈活現,讓讀者很容易根據描述而想像(visualize)那些武功招式或武打場面;想像得越清晰細緻,便越容易代入其中的一些角色。讀者喜歡代入的,一般來說,自然是武功絕頂的正派主角,例如我每次看《倚天屠龍記》,讀到張無忌神功初成、在光明頂獨力逐一打敗各大派高手的那一場,都或多或少會代入張無忌;這種代入的想像,令閱讀武俠小說的滿足感更大。

我會代入的,當然不只是張無忌,還有郭靖、楊過、令狐沖等,甚至連脂粉氣過重的段譽和土頭土腦的虛竹,也可以代入;金庸筆下的男主角,只有兩位是我完全無法代入的,就是喬峰和韋小寶。這裏我只集中講武功絕頂的正派主角,因此可以不談韋小寶,但喬峰這個有趣的例外,很值得花點筆墨討論(喬峰在小說的後半復名「蕭峰」,但我還是喜歡叫他「喬峰」)。

喬峰,真英雄也!武功蓋世,降龍十八掌難逢敵手,且重情重義,英氣逼人(酒量奇大,千杯不醉,也要加分),單看他勇闖少林寺武林大會時之豪邁及身手,便足以令人神往不已;他一聲長嘯,對三大高手說:「慕容公子、莊幫主、丁老怪,你們便三位齊上,蕭某何懼?」然後三招之間快速逼退了三人,豪氣勃發,大聲道:「拿酒來!」這麼神勇及揮灑自如,誰人能及?

如此英雄,我卻難以代入,何解?我認為有兩個因素。首先,喬峰一出場已是天下數一數二的武林高手,不像郭靖、楊過、令狐沖、段譽、和虛竹等,不但開始時武功平庸,而且要經歷過奇遇,才成為絕頂高手。變化的過程,可以令讀者逐漸投入,像自己也在慢慢變得武功高強一樣;至於奇遇,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純粹是運氣好,因此可以 幫助投入角色(我們很容易想像自己中彩票,但不容易想像自己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或成功的實業家,也是同一道理)。

然而,這不能完全解釋為何我不能代入喬峰,因為胡一刀和苗人鳳也是一出場已是絕頂高手,我卻可以代入他們 --- 不是一開始便能代入,但小說讀下去,便漸漸能代入(不過,如果是胡一刀和苗人鳳交手,我一定是代入胡一刀而不是苗人鳳)。難以代入喬峰的另一個因素,是喬峰有身份認同的問題:他是契丹人,卻在大宋成長,究竟應該視自己為漢人還是契丹人?喬峰的悲劇,亦在於這個身份認同的問題。一個有身份認同問題的人,有一種不穩定或難以確定的性質,讓讀者隱約覺得「我不真的知道他是誰」,因此便難以代入。

雖不能代入喬峰,但金庸小說裏我最喜歡的角色,仍然包括這位悲劇英雄。


20150901

創新和進步


過去四五十年,科技的創新異常快速,而且越來越快;這些創新的科技大都能令我們的生活越加方便和舒適,因此,除了期待更快更多的創新科技,我們還很容易會將創新和進步等同起來。然而,創新真的等於進步嗎?

其實,反例並不難找。「進步」的意思,就是「變得比從前更好」,然而,有些創新的科技,只是改變了我們做事的方式,卻未必同時可以幫助我們把有關的事情做得更好;例如用微波爐煮食,快是快了,可是,吃到的食物不會因此而變得更好,我們反而會多吃了味道和營養都欠佳的加工食物。

另一個值得談的例子是電子書。我的一位比較守舊的朋友一直拒抗電子書,認為紙本書才是真正的書;最近他要到德國幾個月,做學術研究,由於要帶去的書不少,他終於屈服,買了一部 Kindle,雖然隨後只是買了十多本電子書,但這些書的紙本版都是非常厚重的,這部 Kindle,令他此行省便了不少。還有,他用過電子書之後,才知道在電子書做書籤、寫筆記、搜尋字詞、和查字典等都方便無比,令他大為讚嘆,後悔不早一點加入使用電子書的行列。

那麼,電子書應該不是「創新即進步」的一個反例了吧?且慢!電子書雖然有種種方便,但相對於傳統的紙本書,整體來說是否進步了,並不容易判斷。

中國人有一句說話:「衣不如新,人不如舊。」這裏說的「人」,不單是指個別的人,還可以擴而充之,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感情;衣服是死物、外在的,可以隨時變換,而人及人情都是獨特的,可以寫入自傳,無可替代。電子書絕不能勝過紙本書的,是其中能裝載的關係和感情 --- 一本我父親寫滿眉批而且曾經親自教我細讀的書、一本我的初戀情人在上面題了字送給我的書、或一本曾經伴我渡過特別孤獨艱難的日子的書,都是載滿記憶和情感的,沒有任何一本其他的書可以代替。(當然,一件衣服也可能會載滿記憶和情感,但由於衣服本身缺乏有意義的內容,發生這個情況的機會低很多。)

如果我們整全地(holistically) 看待創新的科技(或其他方面的創新),將創新放在歷史、文化、社會、及生活整體的大脈絡裏來評價,而不只是分析地(analytically) 注視每一件創新科技的全新功能,也許我們便不會那麼過分簡單地將創新和進步等同起來了。

人的世界是人情的世界,有時候,的確是新不如舊的。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5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