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尖大學的非頂尖學生

美國的頂尖大學入學競爭激烈，很多學業成績優異兼課外活動表現出色的學生也被拒諸門外，然而，那不表示被這些大學錄取的學生必然是頂尖的（「頂尖」一詞，這裏是從俗的用法，不必深究；「頂尖大學」指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名校，「頂尖學生」指學業成績和有關表現都異常出色的學生）。

頂尖大學的非頂尖學生中，最顯眼的是那些因為某項運動出色而被錄取的學生。這些學生的學業成績大多不算好，有些甚至可以說頗差；頂尖大學錄取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他們加入各式校隊（籃球、美式足球、袋棍球等等），代表大學出賽。有些特別優秀的中學生運動員甚至會得到這些大學主動招攬，只要學業成績不是差得太過份，也沒犯過事，就有學位預留給他們。

以往，美國的頂尖大學，尤其是私校，學生大多是白人，但大約四五十年前開始，這些大學的學生逐漸多元化 (diversified) ；多元化了的不但是學生的族裔，還有學生來自的社會階層。多元化當然不是自然發生，而是校方收生政策改變的結果，涉及複雜的社會和政治因素，這裏不談了；無論如何，我認為整體而言，學生多元化是好事。為了多元化，大學會刻意錄取一些少數族裔或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這些學生中不乏頂尖的，可是，有不少成績只屬一般，被錄取，主要是受惠於多元化的收生政策。

除了少數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多元化的收生政策還惠及「第一代」的學生 (first-generation students) 。所謂「第一代」，指的是家裏從沒有人讀過大學（至少是上溯幾代也沒有）；即使是白人，家境富有，只要屬於「第一代」，入學申請便會加不少分。如果是少數族裔，來自低收入家庭，兼且是「第一代」的學生，被頂尖大學錄取的機會便大大提高。

頂尖大學的非頂尖學生還包括一些政要和富豪的子女，他們被錄取的原因，大概不用解釋了。要哪個級數的政要，捐錢要大筆到甚麼程度，才可以在頂尖名校「留位」給子女，我不清楚，但這類學生的存在，已不是秘密。我們倆老剛到過威廉姆斯學院探望兒子，留了幾天，閒談間阿樂便提到在學院裏新認識的朋友中，有一位是某國元首的兒子，另一位則來自政治世家，祖父當過州長，父親也是從政的；阿樂還說，學院裏至少有幾個學生是來自中國的富二代，大多一身名牌，令他敬而遠之。

頂尖大學而有非頂尖的學生，不是美國特有的現象；美國以外的名校未必有學生多元化的政策，但只要捐的錢夠多，或是政治地位夠高，要送子女到這些名校就讀，不會是很困難的事。這一點，相信不會有很多人感到出奇；其實，單看香港富豪的子女兒孫有不少都在名牌大學畢業，這現象便可見一斑了。

維根斯坦哲學三喻

不是所有哲學家都認為哲學研究是很了不起的事，維根斯坦甚至這樣說：「哲學家不應比水喉匠享有更高的威望。」（見 M.O'.C. Drury, "Some Notes on Conversations with Wittgenstein"）這位被譽為二十世紀數一數二重要的哲學家並不認為哲學研究有重大的價值或意義！

羅素寫過一本哲學入門書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他在一九一二年的一封信裏談及維根斯坦對這本書最後一章的看法，這一章的標題正是 "The Value of Philosophy"：

「他對這一章感到討厭的，是它說哲學有價值。他認為喜歡哲學的人自會探究哲學，其他人則不加理會，這是這樣吧了，而且哲學研究是可以終止的。」

雖然維根斯坦這樣看哲學，也曾經終止自己的哲學研究，走到奧地利山區當了幾年小學教師；然而，他對哲學的態度從來一點也不馬虎，思考哲學問題時必定全力以赴，因為「哲學是他最強的動力」（羅素在同一封信裏這樣形容他）。他是哲學天才，卻不認為哲學研究是容易的事；他脾氣古怪，卻不會孤芳自賞而不屑跟別人討論哲學。

以下是維根斯坦談及哲學時所作的三個比喻，可以用來進一步說明他怎樣看哲學：

「一個不參與討論的哲學家，就像一個從不上台比賽的拳手。」（見 M.O'.C. Drury, "Conversations with Wittgenstein"）

由此可見他認為跟別人討論是哲學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面。然而，這個拳擊的比喻卻不表示他認為哲學討論有如互相對敵，目的是要擊倒對方 --- 研究哲學時的注意力應該只放在研究的哲學問題上，而不是放在自己或討論的「對手」上。

如果你視哲學研究為一種比賽，維根斯坦會提醒你「在哲學裏，比賽的得勝者是跑得最慢的那一位。換句話說：最後到達終點者勝」（Culture and Value, p.14）他這樣說，大概是因為哲學問題都極其複雜，容易令人思想混亂，誤入思考歧途；因此，哲學研究不能貪快，不可以「速戰速決」，要慢慢來，但不是為慢而慢，只是不得不慢。

由於維根斯坦充分意識到哲學的難處，他不會認為自己對所處理的哲學問題瞭如指掌，自己的看法就是對的，可以高高在上指點別人；反之，他經常感到迷失，曾經這樣形容自己思考哲學問題時的苦況：「我問了無數不相干的問題。但願我能砍出一條路來，走出這個森林！」（Culture and Value, p.67）

這三個比喻，對研究哲學的人是很好的提醒。

思辨和思辯

哈佛哲學教授 Michael Sandel 的暢銷書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有兩個中譯本，一是樂為良譯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雅言文化 ），另一是朱慧玲譯的《公正：該如何做是好？》（中信出版社）；樂譯的副題完全不符合原著的意思，朱譯雖然不是另作副題，但也不十分準確，如果譯為「甚麼是正當的行為？」或「怎樣做才合乎道德？」，便更能點出那個 'right' 字的道德含義。不過，我想談的不是翻譯問題，而是樂譯副題裏的「思辨」二字。

樂譯用了「思辨」這個詞語，也許是為了點明這是一本討論哲學問題的書 --- 思辨是哲學的精神所在，或至少是哲學重要的一面。「思辨」究竟是甚麼意思呢？是「慎思明辨」的簡寫嗎？《中庸》有這幾句：「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裏「慎思」和「明辨」只是並列，沒有說明兩者的關係。我認為哲學的思辨，是以「慎思」為方法，「明辨」為目的 --- 沒有「明辨」作為目的的「慎思」是空泛的，沒有「慎思」作為方法的「明辨」是徒勞的。

「慎思」就是小心運用邏輯和批判思考的方法，盡量理性和客觀地思考及推論，盡量不受偏見和情感的影響；「明辨」就是能夠辨別概念和經驗資料的細微之處，應分則分，該合則合，沒有混淆，進而能夠分辨是非對錯。當然，哲學問題都十分複雜，不容易做到「明辨」，但只要堅持「慎思」，即使未能解決任何哲學問題或沒有甚麼創見，至少也不會胡說八道，將妄語推銷為灼見。

曾經見過有人將「正義：一場思辨之旅」誤寫為「正義：一場思辯之旅」，「思辨」和「思辯」，有重要的分別嗎？我認為有的。哲學裏辯論是重要的，但辯論只是方法，不是目的，而辯論的勝敗更不是研究哲學的人應該關心的。如果你只是關心辯論的勝敗，在哲學辯論時力求只勝不敗，還力求盡速取勝（所謂「秒殺」是也），那麼，你有的也許只是「思」和「辯」，而沒有「辨」--- 就算你勝了，就算你從沒有敗過，你也不過是一個思辯的匠人，而不是一位思辨的智者。

影響因子與哲學研究

自從李輝公開談論期刊論文的影響因子 (impact factor) ，聲稱自己的因子是陳文敏教授的二百倍之後，大眾對大學裏的「學術評估」認識多了一點，但未必能從中窺見這個制度的弊端。陳健民教授在《明報》剛發表的文章〈因子遊戲與社會責任〉，正正點出了大學太重視影響因子，對香港這樣的一個地方的學術研究有甚麼壞影響。

陳教授並沒有一味抹煞學術期刊和影響因子的學術評估作用，他以下所說的我也同意：

『學者的地位當然難逃學術群體亦即同儕間的評價，用出版文章數量乘以「影響因子」的確是一套「客觀科學」的評估方法，如果單看「研究表現」來比較學者的能力，不能不說這是最權威的指標。』

然而，他這篇文章主要是為了指出這個制度對香港學術研究有一個壞影響：

『這種追求在最高「影響因子」的期刊發表文章的結果，是香港學者對本土研究卻步，大學在聘任年輕社會學教授時寧願「投資」在研究美國、中國或者跨國研究的學者，主要是看重其在高「因子」期刊發表文章的潛能。但香港的《基本法》、房屋、移民、民主化、身分認同、社會衝突、貧富懸殊、文化保育等等問題迫在眉睫，卻因為連紮實的基礎研究都缺乏而無法進入深度的公共對話和政策辯論。』

其實，這個制度的弊端不止於此。我只講自己較熟悉的哲學研究：如果一位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只有中文著述，沒有在會刊登中國哲學研究的國際期刊（例如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發表過論文，那麼，這位學者便幾乎不可能在香港的大學找到哲學系的教席。我說「幾乎不可能」而不是「不可能」，因為以我所知還有中文大學這個例外；香港其餘的大學，如果有哲學系，而且有教中國哲學的教授，那些教授一是西人，一是曾經發表過國際期刊論文的華人。

當然，西人研究中國哲學，有些是十分出色的；我認為上述指出的是一個弊端，是因為這個制度排斥了另一些出色的中國哲學學者 --- 那些不會寫英文論文的。現在就算一位只有中文著述的學者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比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三者合一還要高明，甚至有同行的一致推崇，要在香港的大學找到一個助理教授的職位，恐怕也是機會渺茫！

用中文可以寫出高水平的哲學研究，這不只限於中國哲學，我用中國哲學研究做例子，只是方便更鮮明地點出問題所在。哲學研究不應該被語文所限，不難想像一位研究道德哲學或政治哲學的學者水平極高，嘔心瀝血用中文寫成一本巨著；這無可置疑是學術成就，可惜的只是不懂中文的人不會看，也大概不會有人肯花心力將它翻譯為英文或其他語文（除非作者像牟宗三那樣，已有國際聲名）。

也許有人會說，用中文寫的哲學論文或哲學書，無論有甚麼創見，學術影響只限於華人地區，不會有國際影響，這始終是個重要的分別。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因為學術上的國際影響不一定是更大的影響；試比較以下兩者：

(1)  一篇研究韓非子哲學的國際期刊論文，被其他國際期刊論文引用過二十多次，但研究韓非子哲學的華人學者沒有人讀過這篇論文。

(2)  一本研究韓非子哲學的中文書，出版後影響了不少研究韓非子哲學的華人學者，其中一些甚至因為讀了這本書而改變了看法和研究方向。

是 (1) 的學術影響較大，還是 (2)？我認為是 (2)。相信有人會認為這個比較不公平，因為例子裏的英文論文只被引用過二十多次；是否不公平，也許值得斟酌，但在這裏我只能指出一點：大部份在國際哲學期刊發表的論文，被引用的次數都少於三十。

我不在香港教學，也不是研究中國哲學，而且一直有在國際哲學期刊發表論文；然而，以上所說，不是完全與我無關。從前為了拿 tenure 和升職，我也是不得不寫期刊論文，寫時也不得不考慮寫的題目是否主流（因為會影響被接納的機會）。五年前升了正教授後，我仍然有寫期刊論文，但心境已完全不同了，因為沒有了從前非寫不可的壓力；我現在寫，只是因為我喜歡寫，因為寫的純粹是我喜歡研究的題目。我還騰出時間寫那本跟中大劉創馥教授合著的《宗哲對話錄》（快完成了），皆因我認為寫這本宗教哲學的書很有意思；在大學的「學術評估」，這本書是不計的（或計得很輕） --- 不是期刊論文，而且是用中文寫的。

林鄭月娥的膽量

香港立法會否決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食水含鉛事件，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總結發言時，好像很機智地將諺語「人到無求品自高」改成「官到無求膽自大」，用來形容自己有膽承認制度有不足不善之處，有膽指出事件被政治化，有膽冒着被批評護短的風險、為公務員討回公道。林鄭擺出義正詞嚴的樣子，真是官威十足：

然而，從她所說的，我們就是偏偏見不到她的膽量何在！

「官到無求膽自大」這「金句」，也許真的有點道理，但用在林鄭的身上，卻不見得恰當。「官到無求」的「無求」，只是就官的身份而言，否則便應該泛說「人到無求」；官的無求，大概就是不求升職加薪，不求上司讚賞，不求有更大的權力和資源等等。具備了這些無求，一位官大人會因此而在哪些方面變得大膽呢？當然不是在投資、愛情、飲食、健康、旅遊等與做官無直接關係的事情上變得大膽；官到無求膽自大，就是不怕做出一些當官者一般不敢做的事，例如自把自為、堅持個人立場而不理會上司的指令。

林鄭形容自己「有膽」做的，在香港現時的政治環境，肯定不是當官者一般不敢做的事，何膽大之有？承認制度有不足不善之處，會因此而丟官嗎？當然不會！指出食水含鉛事件被政治化，不但絕對不損官位，反而可能會得到梁特首甚至是來自北京的讚許。至於被批評護短，已完全談不上是甚麼風險了，因為這些批評只會被林鄭當耳邊風。

假如林鄭月娥順應民意，在調查食水含鉛一事上為民請命，說出冒犯梁振英的話，那才是真正的大膽。她在這件事上的真正看法，我們不能肯定；不過，就算她心裏十分不贊同梁振英政府的做法，她會有膽量說出真話嗎？相信讀者心裏有數。

略談哲學期刊的論文評審

今天在臉書見到一位頗有名的哲學家盛讚一篇剛發表的期刊論文，看題目，立刻覺得似曾相識，然後便記起，原來是我曾經替這份期刊評審過的，並推薦發表。我對這篇論文特別有印象，因為在我評審過的期刊論文中，至今只有這一篇是我毫無保留推薦發表的。

這篇論文並不是甚麼偉大的傑作，只是一篇算是出色的分析哲學論文，論證有力，條理分明，例子恰當，討論的問題不算煩瑣，放在一個較大的哲學問題的脈絡裏，有點建樹，如此而已。然而，要做到這樣，也不容易；我評審過的期刊論文絕大部份都有明顯的缺點，因此，我大多建議期刊不接納，另有少數則建議修改和重投 (revise and resubmit) 。

一篇哲學期刊論文的投稿通常有兩位或三位評審人（註），全都是相干的專家，要他們一致推薦發表，論文才會被期刊接納。假如評審人的意見各走極端，一人極力推薦，將論文讚得天上有地下無，另一人卻對論文評價甚低，期刊有時會在做決定前多邀一位評審人，以平衡意見（我知道有這個做法，因為這情況發生過在我身上，期刊編輯告訴我要多邀一位評審人才可以決定）。

我每次收到評審的邀請，那篇論文都是我研究範圍內的，而我並非有名氣的學者，因此，我相信每份期刊都有一個專家的資料庫，否則不容易每篇論文投稿都很快找到相干的專家做評審人。有些期刊還有一個輔助的做法：如果邀請的評審人（因事忙或其他理由）拒絕替期刊評審，期刊會要求她或他推薦另一位專家做評審人。（順便一提，我沒有發表過研究維根斯坦的論文，但 MIT Press 有一次竟然邀請我評審一本討論維根斯坦的專書！我相信是我的一位哲學界朋友兼維根斯坦專家認為我有能力評審這書稿，因此推薦我，可見專家的推薦是很有力的。）

當教授以來，我每年都收到評審期刊論文的邀請，少則一個，多則三四個邀請，大多來自  Philosophical Studies、Synthese、和 Erkenntnis 這三份哲學期刊。評審期刊論文是吃力 不討好的事，因為不但沒有任何報酬，而且對拿 tenure 或升職都沒有絲毫幫助。還有，除非是馬馬虎虎不負責任，否則評審一篇論文是十分費時的事；推薦發表的報告也許容易寫一點，因為只須約略說明論文的優點便可，可是，如果建議期刊不接納，那便要小心翼翼逐點指出論文的不是。我曾經寫過一份評審報告，足足三頁長 (single line spacing) ，只因覺得不是寫得這麼詳盡，便不足以支持「不推薦發表」的決定。

既然吃力不討好，為何不拒絕所有邀請？接受邀請，是視之為對哲學界的一種服務；如果人人都拒絕邀請，誰來當評審人了？當然，如果邀請太多，也還是要間中拒絕的；我有幾次因為太忙，不得不拒絕期刊的評審邀請。最特別的一次是 Mind  的邀請，Mind 是英美分析哲學數一數二的期刊，邀請我評審論文，我應該感到榮幸，不過，我還是拒絕了，因為那篇論文極長，文稿長達八十多頁！單是看一次已經要花很多時間，更何況要評論？人生苦短，我只好 'say no' 了。

最後，我有一點建議給打算投稿哲學期刊的哲學界後進。哲學期刊論文的評審應該是雙盲的 (double-blind)，即是作者不知道評審人是誰，評審人也不知道作者是誰。可是，如果你將投稿的論文放在網上（例如個人網頁），評審人很容易可以查到作者是你；假如你的評審人好奇上網一查（我從來不會這樣做），而你既沒名氣，也不是在世界級名校任教，評審人對你的印象可能因此受影響，對你的論文會較苛嚴。當然，不一定會這樣，但小心起見，最好還是不要把投稿的論文放在網上了。

（註）我只是談英美分析哲學的期刊，歐陸哲學的期刊我不熟悉，但估計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聲討李輝

今天在臉書轉貼了一份聯署的呼籲，標題是《香港學界聯署譴責李輝》，由於沒有標明發起人是誰，而且內容措辭非常嚴厲，立刻引起一些猜疑；有人用「伏味甚濃」來形容，提醒「大家還是小心為上」，有些人甚至認為聯署是假的。我同意聯署應該列出發起人，希望發起人遲些會表明身份；無論如何，這一刻我至少可以說這份聯署不是假的，更不是甚麼陰謀 --- 在聯署公開之前，一位有份量的學者聯絡過我，告知聯署計劃，並讓我看過聲明的內容，問我是否支持。

有些朋友認為李輝只是小人物，這份聯署顯得抬舉了他，會令他「聲名大噪」，甚至會令中聯辦更加重用此人，反而益了他名利雙收。我的即時反應是：這人水平如此低（其實我說的是「呢條廢柴」），如果中聯辦重用他，不是壞事啊！至於出名，也是有美名和惡名之分的，這份聯署大概不會令「理虧」副教授得到更多人崇敬吧？

也有朋友認為不應該針對李輝這一個人，否則，恐怕便有需要聯署譴責李天命或王晶了。王晶不是學界中人，李天命已退休，他的言論不反映任何香港學術機構的狀況。李輝則不同了，他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現任副教授，他的理虧言論針對的是香港大學的學術自主；譴責李輝，就是要讓大眾知道，香港大學百年基業之岌岌可危，不但可以從副校長任命這樣的大事看出，也可以從有李輝這樣低水平的副教授看出。譴責李輝，是希望能收以小見大之功。

李輝水平之低，聯署的內容已解釋得很清楚。其實，在三年前的國民教育一役，李輝已露了底，寫文章講邏輯，外行充內行，犯的都是低級錯誤，是大一學生也不應該犯的，我已為文駁斥，現在不妨重溫一下：〈李輝教授的稻草人大陣〉。

一言以蔽之，就是李輝根本「未夠班」當港大的副教授。我們擔心的，當然不只是港大現在有一個李輝，而是港大在不久的將來會有很多很多個李輝。

博雅教育與科學

在威廉姆斯學院的臉書專頁看到一些像是甚麼晚會的照片，細看之下，才知道那是學院籌款活動的啟動晚會 (launch party) 。對上一次這樣的籌款活動，已是十二年前的事，當年的籌款目標是四億美元，結果達標；這一次的目標更誇張，是六億五千萬美元，但相信一樣會達標，因為到啟動晚會那天，學院已籌得三億七千四百萬美元了！

一間只有約二千學生的文理學院，為何竟然需要籌這麼大筆的款項？（更有趣的問題也許是：一間小小的學院，憑甚麼能籌到數億美元？）當然，錢多好辦事，沒有機構會嫌錢腥；然而，可能有人會認為實行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education) 的文理學院沒有研究院，不需要大型先進的科學設施和實驗室，錢多了，也不過是儲起來放進捐贈基金 (endowment) 吧了。

事實上，博雅教育是文科與理科並重的，因此，「文理學院」這名稱比「博雅學院」沒那麼容易引人誤解，以為只重文科。博雅教育不提供的是專業訓練，強調的是全面教育；不過，學生在文科和理科之間仍然是有所偏的，不但有很多學生主修物理和化學等「硬科學」，而且所接受的科學教育絕不會比研究型大學的差。這些主修「硬科學」的學生，有不少畢業後會考入研究型大學的研究院，最後成為科學家。

文理學院既然有「硬科學」，自然有科學設施和大大小小的實驗室，不時需要更新，花的錢不會少。以下這條雖然是威廉姆斯學院的宣傳短片，但從中也可以略見頂尖文理學院裏的科學教育是怎樣的一回事：

寫到這裏，不妨順便一談林行止早兩天發表的〈痛定思痛日本爭上游    重科學輕博雅成趨勢〉；這篇文章討論的是日本的大學教育，裏面有這幾句：

『說日本輕文科重科學的指令「切合時代需求」，香港尤其是內地應予倣效，肯定會引來嘹亮反對之聲，但只要冷靜思考、理性分析，便知這是實用實際對經濟 有益有建設性的教育路向。 [...]  在現今科網資訊泛濫且無所不包無奇不有的年代，許多毋須實驗及實際操作的文科科目的知識，都可由學生直接從電腦上汲取，而這亦是大學可在這些方面減輕「負擔」的理由。 [...]  大學重科學輕人學必成趨勢，因為這是一國一地在這個「美麗新世界」求生存覓發展之正道！』

我不得不說句「不敢苟同」。林行止在這篇文章裏似乎將科技等同科學，這好比將專業訓練等同大學教育，都是偏狹之見。日本的問題是不是在於科學教育落後，我不知道，可是，以「重科學輕人學」為解救之道，我認為並非正路。重科學，不一定要輕人學；美國最頂尖的大學，包括研究型大學及文理學院，從來都沒有「重科學輕人學」，但美國的科研沒有因此而落後，反而是領先。強調批判思考和反對過早專精的博雅教育也許更能培養出頂尖的科學家，即使並非「更能」，至少是「也能」，大學教育根本沒有減少提供人文學科的理由。

在林行止的「美麗新世界」裏，所有大學都應該是理工學院。不過，就算是鼎鼎大名的麻省理工學院，也還是有 Schoo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的，學生可以主修的學科包括文學、歷史、和哲學；為了「切合時代需求」，MIT 是否應該把這個 School 殺掉呢？

平平實實看哲學

近日由於香港著名哲學家李天命罕有地評論港大校委會否決副校長任命事件，引起爭議，忽然有不少人談論起哲學來，可惜表達的多是誤解、甚至是偏見，例如視哲學為超級「離地」、自鎖於象牙塔最幽暗之處的玄談，或貶之為只講究概念分析和語理分析的雕蟲之技。以下讓我提出幾點對哲學較平實的看法，希望能澄清一些誤解：

(1) 「甚麼是哲學？」這個問題，正如「甚麼是藝術？」、「甚麼是音樂？」、和「甚麼是詩？」等，沒有簡單而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 --- 簡單的答案過於籠統，複雜的答案必有例外。據說英國哲學家 G. E. Moore 對「甚麼是哲學？」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指向自己書房裏一排排的書架，然後說：「哲學就是所有這些書所關於的。」("It is what all these are about.") 他的意思應該是：這些書，你讀得夠多，讀得懂，自然會知道甚麼是哲學（儘管你未必能夠得用言語表達清楚）。如果要了解哲學，與其追問「甚麼是哲學？」，不如開始讀一些哲學好書。

(2)  哲學很多樣化，有不同的範圍，不同的進路；哲學不一定虛玄，也不一定注重分析。例如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分別便很大，不但關懷的問題不盡相同，處理的方式亦大異。若只看當代西方哲學，可大約分為分析哲學 (analytic philosophy) 和歐陸哲學 (continental philosophy)；前者較靠攏科學，注重分析，後者則較接近文史，大刀闊斧。就算只看分析哲學裏的知識論 (epistemology)，也有 formal 與否之別；formal epistemology 強調形式工具（例如符號邏輯、概率計算、和決策理論）的重要，這不是所有研究知識論的學者都會認同。總之，哲學是百花齊放，有興趣的人有很多選擇。

(3)  哲學不一定「離地」，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固然和現實世界的一些重要問題息息相關，就算是看似虛無縹緲的形上學 (metaphysics)，有些看法（例如對 personal identity 的看法）也可以決定我們如何回答一些現實的問題（例如某人是否有權承繼遺產）。

(4)  跟其他學科一樣，讀哲學有讀得高明的，也有讀得一塌糊塗的；卓然成家的寥寥可數，就算是深入研究者，大多數不過是有少許建樹而已。也跟其他學科一樣，現在的哲學研究有知識上的分工 (intellectual division of labor) ，研究某一哲學問題的學者，很多都只集中研究問題的一方面，其他方面則要依靠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

(5)  也許並沒有哲學真理 (philosophical truth) 這回事，究竟有沒有，這本身已是一個哲學問題。然而，即使沒有哲學真理，也不表示在哲學裏可以隨便胡言亂語；也不表示哲學不能提供一些視點，讓我們對世界和人生建立一些能幫助我們立身處世的看法。

(6) 哲學家（註）之間的交流，甚少有比拼的意識，大多只是透過論辯來澄清自己的看法；重要的不是誰勝誰敗，而是有沒有對討論的哲學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從而能夠改善自己的論點和論證。此外，就算對自己的看法有信心，也不會是一勞永逸或有「定於一尊」的心態，因為哲學問題是無底深潭，只要是真的在 philosophize，遲早會發現自己的看法有不足之處。誠如維根斯坦所言：『哲學問題有這個形式：「我不知何去何從。」』("A philosophical problem has the form: 'I don't know my way about'."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section 123)

（註）「哲學家」一詞，這裏是 'philosopher' 的中譯；因此，不必「到家」，也可以是哲學家。

好吃的和該吃的

飲食是文化的重要一環，大抵上文化越進步的地方，對飲食也越講究。有趣的是，所謂講究飲食，其實有兩方面，但這兩方面卻很容易有衝突：第一方面是講究飲食給人的滿足感，於是有「好吃」和「不好吃」的分別，甚至除了味道之外，還追求其他感官上的滿足，要求食物「色、香、味、形、器」俱全；第二方面是基於宗教、人生哲學、或健康和養生等的考慮，講究飲食的節制，於是有「該吃」和「不該吃」的分別。好吃的，不一定該吃；不該吃的，卻往往好吃。當「好吃」和「該吃」有矛盾時，有些人會感到那是人生的折磨！

中國人愛吃，有「民以食為天」之說，而中國飲食文化之豐富，例如菜式和烹調方法之多樣化和食材之包羅萬有，舉世聞名，因此有「珍饈百味」這個詞語；能跟中國媲美飲食文化之豐富的，恐怕只有法國。

儘管中國人有愛吃 --- 甚至可說是貪吃 --- 的飲食文化傳統，而且宗教的影響亦不像西方的那麼深刻和強烈，可是，對於飲食的節制，卻是自古已有明文規定，例如《論語•鄉黨》便記載了「食殪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等等基於不同考慮的「不食」規限。到了宋明理學，理論上的規限就更大了，宋儒朱熹便說過：「飲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語類•卷十三》)  朱子主張「存天理，去人欲」，那簡直是完全抹煞了「好吃」的追求，認為飲食只是為了維持生命，可說是美食的禁慾主義了。

我用了「美食」一詞，這反映了中國人認為上佳的飲食乃是美事；除了「美食」，中文還用「美味」來形容味道好的食物，也有「美酒佳餚」這個詞語，可見飲食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可以上升到美感經驗的層次。事實上，當「好吃」和「該吃」有矛盾時，無論「不該吃」是基於健康的考慮還是理學的道德要求，大多數中國人還是會秉承「民以食為天」的傳統，讓現實的「好吃」壓倒理論的「不該吃」--- 那些甚麼「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學規條，在現實上是起不了約束作用的。

這也許能解釋為甚麼中國人會吃狗肉：原因很簡單，因為狗肉美味。中國人認為「背脊朝天皆可吃」，即是凡不是人的動物皆可吃。不忍心殺生嗎？沒問題，只要不用自己落手殺便可；孟子也不過是說「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卻沒有認為不該吃肉，只是建議我們「遠庖廚」而已。依這個心態，甚至養狗的人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吃狗肉，只要吃的不是自己養的狗、也不用自己殺便成了。

雖然中國的飲食文化影響了亞洲很多其他地方，但說到愛吃的程度，中國人還是無人能及的。例如日本人對飲食便節制得多，曾經有一段長時間全國禁止食肉；韓國人也愛吃，甚至比中國人更愛吃狗肉，可是，在味道和營養之間，他們還是比較重視營養的。

那麼，中國人是否為了口腹之慾便完全不顧身體健康？那倒不是。中國人有「進補」這個概念，雖然也是本於「預防勝於治療」的原則，但不是西方式的持續保持飲食的均衡和營養。「進補」是中醫的概念，講究陰陽五行、時令季節、和個人體質，在特定的時候吃一些特別的食物以「補身」，例如產後進補和冬天進補。這些補身的食物有時會加入中藥，所謂「藥膳」也。還有一點，大概不會令人感到驚奇：這些補身的食物，有不少是非常美味的！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5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