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忍菜式

早兩天我們的人文學中心（Humanities Center）邀請了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的俄語教授 Darra Goldstein 到來演講，講題是「盛宴與饑荒：俄羅斯飲食文化一千年」。Goldstein 是位出色的講者，演講內容十分有趣，介紹了俄羅斯飲食的特色，講解了俄羅斯的歷史文化與飲食的關係，引用了一些文學名著為佐證，當然還展示了大量圖片（只可惜沒有試食！）。演講後舉手發問者眾，我是其一，但我問的是一個十分實際的問題：我知道 Goldstein 很熟悉三藩市（她的博士學位是在史丹福拿的，當年經常到三藩市），便問她三藩市有沒有食物質素高、但不太昂貴的俄羅斯餐廳；她想了一想，推薦了位於 Balboa Street 和 5th Avenue 的 Katia's Russian Tea Room。我從沒吃過俄羅斯菜，下次到三藩市時一定要試一試這間餐廳。

演講前的晚餐，我有份出席，坐在 Goldstein 對面，因此有機會和她多談一點飲食之道。我們少不免談到中國的飲食文化，原來她吃過不少的中國地方菜，而且到過中國多次，最早的一次竟是在改革開放後不久的八十年代初。她問了我一個問題：中國菜裏是不是真的有「猴子腦」這道菜式？她說很難想像有人會吃得下活生生的猴子的腦袋、一邊吃一邊聽到猴子的慘叫。我只能回答傳說中有這道菜式，但我從未見過，也不相信那是一道宴客的菜式，因為一上菜便可能會嚇跑不少客人。不過，我補充說我倒知道有一道殘忍的中國菜式是有人會吃的，就是「炸活魚」（也叫「半活魚」或「呼叫魚」）：用猛火大鑊滾油炸熟魚身，魚頭卻不放進油裏，上碟時魚頭還是生的，魚的嘴唇會間歇開合。Goldstein 聽得目瞪口呆，似乎不大相信魚身被炸熟而魚頭仍然會動。我問她敢不敢吃這道菜，她說自己的好奇心很強，也試過不少奇怪的菜式，可能有膽量吃一兩口。

第二天 Goldstein 還帶領了一個小組討論會，討論 "cuisine" 這個概念。討論會開始之前，我走到她身旁，問她有沒有興趣看「炸活魚」是怎樣的；她點頭表示有興趣，我拿出 iPad，給她看一條我剛找到的短片：

她邊看邊搖頭，看完後說她高估了自己 --- 這道菜她是怎樣也吃不下的。旁邊一位同事好奇，問我們看的是甚麼短片，我便將「炸活魚」描述了一次，然後問他看不看那短片，他立刻耍手搖頭，表示絕不會看；這「膽小鬼」，連看也不敢，更不用說吃這道殘忍的菜式了。

順便一提，威廉姆斯學院是美國數一數二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跟長春藤名校同樣難考入，但香港人中聽過威廉姆斯學院的相信不會多。

為中共塗脂抹粉的超級高手

上星期跟同事 G 談起香港的佔領運動和中國的政治狀況，他推薦我看 Eric X. Li 去年的 TED talk "A Tale of Two Political Systems"。我不知道 Eric X. Li 何許人也，上網一查，才知道他有點來頭：中國出生，中文名字是「李世默」，八十年代才到美國，於柏克萊加州大學畢業後，在史丹福拿了 MBA，然後在復旦大學取得國際關係及公共事務博士；九十年代末開始搞投資公司，不但在商界大展拳腳，還不時在英文的報章雜誌發表政經評論。我見到這個 TED talk 的題目，心想那不外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那一套吧；然而，G 極力推薦，說那演講十分動聽和有說服力，我在 TED 的網站又看到這個演講的觀看人次竟近二百萬，於是好奇心頓起，決定一看。

誰知在看這個演講前，發現李世默於十月初在 Washington Post 發表了一篇評論香港雨傘抗爭運動的文章，題目很長："The umbrella revolution won't give Hong Kong democracy. Protesters should stop calling for it." 讀完這篇文章後，我對李世默十分反感，因為文章失實和不公允之處甚多，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就顯然是未搞清楚便胡亂評論。例如他將香港的佔領運動跟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相提並論，誣捏佔領者的目的是推翻政府，還說香港的傳媒推波助瀾、為佔領者打氣（看來他是以《蘋果日報》代表了香港所有傳媒）；此外，李世默刻意美化中共提出的「普選」方案，只講一人一票，不提嚴格的篩選機制。還有其他誤導之處，不一一枚舉了。

我向 G 提及李世默這篇文章，他說已看過了，認為寫得不錯；我一聽 G 這麼說，心裏禁不住說了句：「原來騙外國人這麼容易！」當然，我接著忙不迭向他解釋李世默的文章如何不盡不實。G 聽後做了個恍然大悟的表情，然後問我對他推薦的那個 TED talk 有何評價，我這樣回答：「未看，但已沒興趣看了。」

過了兩天，還是好奇心勝了，我終於看了那個 TED talk。果然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那一套，李世默還極力替中共一黨專政歌功頌德，吹噓經濟發展不在話下，連中共官員的選拔和晉升制度也推崇備至；習近平嘛，當然是有才有德、苦幹勤奮、從低做起，三十年後終於出頭！貪污、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嚴重問題，只用兩三句說話輕描淡寫帶過，至於壓制言論自由、逼害異見人士，更是隻字不提了。

為中共塗脂抹粉，李世默可說是超級高手。他挾著美籍華人的身份，說一口流利英語，看樣子不過四十左右，儀表堂堂，一副才俊的模樣，演說技巧高超，拋出數據和論證之餘又懂得間之以幽默，很合英美人士的口味，難怪這個演講這麼受歡迎 --- 英美人士愛聽，李世默的塗脂抹粉便成功了。

大家不妨看看李世默這個演講，自行判斷：

同是出生於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黃亞生寫了一篇文章反駁李世默，值得一讀：

"Why democracy still wins: A critique of Eric X. Li's 'A tale of two political systems'"

梁振英口中的「青年工作」

根據《南華早報》的報道，梁振英早兩天接受傳媒訪問時，對於為何參加佔領行動的多是年青人，他這樣解釋：香港政府對青年工作或許有盲點，過去十幾年這方面工作做得不好。那「青年工作」四字真妙，因為這個詞語組合不是一般香港人慣用的（大概除了社工），梁振英這一用，便露出了他的共產黨思維 --- 所謂「青年工作」，就是對年青人實行共產黨愛說的「思想改造」。

我在網上找到《共青團90年資料庫》（竟是正體字的），其中一個資料類別是「三代領導核心論青年工作」，讓我隨便引幾段給大家看看共產黨說的「青年工作」是怎麼一回事：

毛澤東：「思想政治工作，各個部門都要負責任。共產黨應該管，青年團應該管，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管，學校的校長教師更應該管。」

鄧小平：「一部分青年人對社會的某些現狀不滿，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注意引導，不好好引導就會害了他們。[...] 帶好新一代，否則就會帶壞一代人。弄不好會使矛盾激化，會出大亂子。」

江澤民：「希望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同志，要高度重視教育和青少年學生的思想工作。[...] 總之，抓好教育和青少年學生的思想工作，直接關係到我們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能否取得成功，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否取得成功，大家都要從這樣的高度來認識問題，開展工作。」

香港政府兩年前強推國民教育失敗，現在又打算向中學的通識科「開刀」，要削減其中的政治內容，甚至將這科改為選修，為的就是要做好梁振英口中的「青年工作」。香港中學的通識科課程也許有不少有待改善之處，但學生從這科多少可以學到點獨立思考和批判思考；梁振英為了做好「青年工作」而針對通識科，並不是「胡亂出招」，反國民教育的同道看來又要出力了。

不受教的學生

有教無類，是教學的理想，但無論是多麼有教學熱誠、多麼有耐性的老師，都有可能遇到不得不放棄的學生。對我來說，資質不好的學生，我樂意教，你學得多少我就教多少；懶惰的學生，我樂意教，我會想盡辦法令你得到學習的樂趣，希望你因而勤力一點；甚至自以為了不起的井底之蛙，我也樂意教，目的是要幫助你有朝一日由蛙變鳥、得見海闊天空。然而，有一種學生會令我「舉手投降」，由得他們甚麼也學不到。

我會形容這種學生為「不受教」，這個學期的知識論一科就有一個不受教的學生。所謂「不受教」，是指他根本完全聽不進老師說的，對任何問題都好像早有定見，課本讀物讀過之後必定有自己「獨特」的了解，無論老師怎樣講解，他都不會改變自己的看法；如果老師的見解跟他的不同，他一是曲解老師而堅持老師的見解跟他的「其實一樣」，一是索性說「老師你錯了」，總之就是不會改變自己的看法。

我這個不受教的學生正是如此。有一次，我解釋了一個相當複雜的論證之後，他舉手發表了對其中一個前提的看法，我說他理解錯了，然後花了五分鐘解釋他錯在哪裏；誰知他聽完之後竟說：「你的說法跟我的基本上相同啊！」於是我又花了五分鐘解釋他的理解和我的有何分別，但那五分鐘是白花了，因為他仍然堅持兩者「基本上」一樣。我見其他學生已感到不耐煩，便對這學生說：「這一點我們暫且擱下吧，因為我還有其他的材料要講解；如果你有興趣，可以下課後到我的辦公室繼續討論。」他沒有來，但下一課時故態復萌，歷史重演，又跟我爭論，又是堅持他的理解跟我的沒分別（雖然事實上是明顯不同）。另一次，我們在討論 Allan Gibbard 的一個論點，他舉手表達他的理解，說他同意 Gibbard；我說他理解錯了，這次他接受我的解釋，接著高聲說：「那麼 Gibbard 這個論點便是錯的！」。

不受教的學生不一定自以為了不起，他們的問題是只會從內而外表達，不懂從外而內吸收，可以說是患了「思考上的自閉症」。對於這種學生，只要肯定是「病情不輕」的，我現在的做法是「盡快打發」，隨便說句甚麼 "That's an interesting point" 便算，絕不糾纏，免得浪費自己和其他學生的時間。

原來，屈穎妍只算懂得幾個中文字

屈穎妍不斷發表文章反對佔領運動，歪理連篇，套用一位網友的說法，「駁佢又嘥氣唔駁又勞氣」，本來費事嘥氣，不過，看到最近的一篇〈原來，我們已經民不聊生〉，實在忍不住了，雖然已經有人寫了有力的文章反駁，我還是決定另寫一文，再斥其非。

屈穎妍將佔領者比作劫賊和綁匪，企圖藉此說明佔領者用的「釋出善意」四字並不恰當；她振振有詞地問：「綁匪原本要割下人質整隻耳朵，如今只割下耳珠，算不算善意？」我奇怪她為甚麼不索性將佔領者比作變態色魔向受害人「釋出善意」，答應只強姦而不殺人滅口 --- 變態色魔這樣說自己「釋出善意」，更不恰當啊！強姦、搶劫、綁架、和佔領全都是犯法呀，如果佔領者可以比作存心不良、只為私利的劫賊和綁匪，為甚麼不可以比作存心不良、只為滿足獸慾的變態色魔呢？

對，佔領者是非法佔領，但違法不一定絕對不當；判斷其是其非，須要考慮違的是甚麼法，為了甚麼而違。要說明這點，不一定要談到公民抗命的理據，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便夠了：你和朋友遠足，朋友不小心跌傷，傷勢頗重。附近的馬路很少汽車經過，你好不容易截停了一輛，請求司機送你朋友到醫院；誰知此人毫無惻隱之心，竟然拒絕。你情急之下制服了他，強搶他的車，離去前留下食水、食物、和金錢，並給他聯絡電話。搶車是犯法，但你是為了救人逼不得已；如果用「釋出善意」來形容你開車去醫院前對司機的舉動，不會不恰當吧？由此可見，違法和釋出善意不一定有抵觸。

如要作類比，佔領者不是更像這位逼不得已搶車的人，而不像劫賊、綁匪、或變態色魔嗎？

屈穎妍認為「管你用什麼堂皇理由，霸路就是霸路，就是犯法，犯法的過程即使包含善意，頂多能拿來作上法庭時的求情理由，不可能成為你的籌碼」，說得真是冠冕堂皇，卻混淆了公民抗命的抗爭過程和公民抗命者有可能承擔的法律後果：抗爭過程中可以討價還價，這不影響抗爭者違法這一事實，亦不表示抗爭者否認自己須要承擔法律後果。

屈穎妍揶揄佔領者稱公民廣場是屬於公民的：「大眾銀行是不是大眾的？是的話大家一起進去搶錢；公眾殮房是不是公眾的？是的話我們不如一起進去睡睡。」這是本末倒置，可笑的其實是她自己。「公民廣場」不是正式名稱，指的是香港政府總部東翼入口門前的廣場，本來就是開放給市民自由進出的，而且市民曾經多次在這裏集會表達訴求（例如反國教和港視發牌事件）；因此，說公民廣場屬於公民，是恰當不過的，那地方是否叫「公民廣場」，根本不重要。

至於「香港果真民不聊生嗎？」這個問題，屈穎妍指出香港在某雜誌的「全球二十五大宜居城市」榜排名十三，而且評分「是根據犯罪率、醫療福利、包容度、公立學校教育、營商環境、文化產業、綠化面積等因素」，意思當然是「說香港民不聊生，簡直荒謬」。然而，「民不聊生」不一定用來形容人民的物質生活慘絕，也可以泛指人民在生活上有很多困擾。蘇東坡《上神宗皇帝書》主要是勸告皇帝「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反對王安石新法，裏面說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指的就不是人民吃不飽穿不暖，而是人民生活得不安心。以這個意義來理解學生說的香港「民不聊生」，即使仍然是有點誇張的說法，卻絕不算荒謬。

屈穎妍說自己「算懂得幾個中文字」，卻原來，連這句也不準確，正確的說法是她「只算懂得幾個中文字」--- 加一「只」字，才能點出她是如何的無知。

關於撤退與失敗的一點思考

雨傘佔領運動持續，雖然佔領者的意志和聲勢到現在仍然沒有明顯減弱，然而，除非佔領行動發展為大家都不願見到的暴動，否則，佔領者遲早要和平撤退；無論是大規模一起撤退，還是不同激進程度的佔領者先後撤退，對於爭取真普選，爭取貫徹一國兩制以保衛香港有別於大陸的文化和制度，關鍵的問題是佔領者是否帶著失敗之心而撤退。

何謂成功？可謂失敗？沒有一定的答案，不同的人著眼點有異，在這件事上自然會接受不同的成敗標準；我想談的是心理，只要你同意這場抗爭需要轉為持久戰，而且形式也可能要改變，那麼，你便不得不注意這點：這一次視撤退為失敗，才最有可能引致真正的失敗（這裏我用的失敗標準是「最終甚麼也爭取不到，香港繼續走向與大陸同化之路」），因為自認失敗者難以再度奮發，那便沒有足夠的人打持久戰；反之，假如撤退而沒有失敗之心，甚至認為已取得階段性的勝利（至少已展示了年青人的政治意識、意志、和抗爭力量），保住了戰意，才有打持久戰的條件。

因此，我十分反對一些好戰的「勇武」之士鼓吹「撤退即失敗」之說，這些人之中有些好作網上軍師，指指點點，儼如行軍佈陣，視這次抗爭為一場將會勝敗分明的戰爭，大有只許勝、不許敗的心態，堅持不勝不撤，甚至妄想不撤便會勝利。假如越來越多佔領者聽從這些網上軍師，真是後果堪虞。

當然，何時撤退為最適合，實難定奪，但即使不是在最適當的時機撤退，即使撤退得不夠漂亮，只要不抱著「撤退即失敗」之心，只要撤退後有打持久戰的意志，以這次佔領行動所見的香港年青人質素，我有信心說一句「香江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佔領運動同時是證成過程

香港的雨傘佔領運動已持續了兩個多星期，接下去會怎樣發展？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怎樣才算成功？如果失敗了，應該怎樣做？這些問題我都不懂得回答。至於提供策略，我更沒資格了；不過，有一點我倒想特別強調一下，這大概也不是我獨到之見，但值得寫出來。

佔領運動爭取的是真普選，為甚麼真普選對香港（的將來）那麼重要呢？如果只是說「因為民主很重要」，未免過於簡略，而對於不認為民主重要的香港人，這個答案甚至完全沒有說服力。要說服這些香港人，難道要向他們講解民主的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s）和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s）嗎？但這種抽象的論述恐怕也難以改變普羅大眾的看法。然而，這種論述並不必要，因為雨傘佔領運動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證成（justification）的過程，證明爭取真普選的重要，也顯示了非用較激烈的大規模行動不可。

參與佔領運動的眾多香港人不會有完全相同的訴求，然而，有一點相信他們都有共識：香港現時的政治制度令香港逐漸「禮樂崩壞」，包括官商勾結、地產商壟斷經濟、官官相衛、傳媒自我審查、廉政公署今非昔比、政府漠視民意、政治打壓日益明顯和嚴重。爭取真普選，就是要從政治制度的改變來扭轉這個「禮樂崩壞」的情況，因為一個有民意代表性的政府必然要受民意監察，也必須回應大部份市民的訴求，絕不能只隨政府內少數人的意願而行。沒有人能保證有了真普選後的政府一定能扭轉現在「禮樂崩壞」的情況，但真普選至少是一個變好的必要條件。

假如這個共識是錯的，香港並非正在「禮樂崩壞」，那麼，佔領運動便出師無名；我說佔領運動同時是證成過程，意思就是佔領運動彰顯了香港「禮樂崩壞」情況之嚴重，我們看到的包括：

- 警方拘捕運動的學生領袖，搜查他們的住宅，查扣電腦，並且將他們拘留四十八小時，要出動人身保護令才放人。

- 有涉嫌黑社會分子多次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警員在場時毆打示威者。

- 涉嫌受僱人士公然包圍一間傳媒機構，阻止報紙運出；即使有法庭禁制令，在場警員卻不執法，甚至有人當場撕毀禁制令。

- 一班警察將一個示威者拉去暗角，拳打腳踢，而影到警員暴行的傳媒機構有明顯的自我審查動作。

- 梁振英政府完全沒有跡象打算回應參與佔領運動的眾多香港人的訴求，只是用盡各種手法打擊佔領運動。

佔領運動的確引致不少市民生活上的不便，有些人甚至蒙受相當大的經濟損失，他們有怨言，相信大多數參與佔領者都明白，亦因此而有歉意。然而，除非你先認定了甚麼學生被人利用和外國勢力作祟，又或者你完全不在乎上述的「禮樂崩壞」情況繼續惡化，不介意將來住在一個言論不自由、貪污嚴重、諸事靠走後門的地方，否則，你便應該支持爭取真普選。也許你贊成爭取真普選，卻不認為佔領運動是最佳的爭取方法，那麼，你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提出呢？如果沒有，你可能說到底只是不能忍受佔領運動帶給你的不便，妄想有一個「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爭取方法。

兩個故事說佔領

讀者 cat 留言，講了一個故事，用來比況她對「雨傘佔領行動」的看法；這個看法，相信有不少香港人認同。以下是她說的故事：

「話說有一個人的父親得了重病，大夫看後，說這病已入膏肓，藥石無靈，或許割股療親還能孝感上蒼。那人聽罷，馬上把弟弟拉來，起刀便割。弟大驚，狂掙扎！這人按著弟弟說，割股療親，天下美事！

後記家暴對話檔案：

兄： 老豆唔掂啦，其他方法都試過啦，無用㗎。得割股未試過咋。唔通你想老豆死？

弟： 我唔信呢啲迷信嘢，割咗都無用。你要割割自己。

兄： 我無話唔割自己，但點都要割埋你。割我一個無用㗎。

弟： 如果有用你割你自己都可以感動上天。你唔好迫我啦。我怕痛，會死人㗎一個唔小心。老豆都唔會想我咁樣醫佢。救人都唔係靠殺人救。

兄： 你無人性㗎，全世界都講孝道，你咁不孝你唔係人。我點都要割你㗎啦。

弟： 救命呀～～～～～

最後細佬死咗。老豆都死咗。大佬割完股跛咗無死到，去咗坐監。」

也許是不肯定我明白她的故事，cat 再留言，補充了幾句：「無論大哥是否出於一片丹心，一片孝心，他的行為是霸道的。大佬唔係咁做㗎！」

我對佔領行動的看法不同，讓我另說一個故事吧，也是關於兩兄弟的，不過，行動的是年青有衝勁的弟弟，反對行動的是已人到中年的哥哥：

「話說兩兄弟同住百年祖屋，有農田牲口，算是生活豐足。

他們只有一口井，但供給的水倒足夠使用。誰知有一天井水有點異味，看起來也沒有從前的清澈；起初兄弟兩人都不以為意，可是，井水慢慢地越來越混濁，異味也越来越重了。

弟弟認為這口井的水遲早不能飲用，農田牲口亦會受影響，到時便不能繼續在這裏住了，他們的經濟條件亦會隨之變壞。哥哥卻認為井水的情況未必會惡化，既然現在仍可飲用，就不必過於擔心，況且打井不是易事，就算有新井，井水也未必清澈沒異味。

弟弟決定嘗試打一口新井，試了幾處都不成功，卻將祖屋周圍多處弄得一團糟，不但塵土飛揚，堆起的泥土還阻礙出入。哥哥不但沒有幫手，還嫌打井的事影響他的日常起居，口出怨言，更認定弟弟必然會失敗告終。

弟弟堅持嘗試，找不到新井誓不罷休；對於引起哥哥生活上的不便，他其實有歉意，還向哥哥道歉了。哥哥不體諒他，他感到委屈，然而，他深深相信，只要打到一口井水清澈的新井，到時受益的不只是他自己，還有哥哥。」

這故事沒有笑點，也不夠戲劇化，可以說不及 cat 的故事「精彩」，但對我來說，卻更真實感人。

響應霍韜晦先生呼籲

霍韜晦老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香港知識分子何在？---論當前世界政治的躁動與香港學生「佔中」》傳閱甚廣，似乎得到不少人擊節讚賞；他在文章的結尾這樣呼籲：

「香港的知識分子何在？有血性、有歷史感、有綜觀全域能力的知識分子何在？香港已出現危機，不是要說些公道話嗎？」

晚輩很同意「香港已出現危機」，心想自己好歹也算是個知識分子，生於香港長於香港，雖然沒有綜觀全域的能力，但自問有血性，也不乏歷史感；因此，即使是衝著霍先生那「香港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光環及老前輩的身份，我也決定響應他的呼籲，就他這篇文章「說些公道話」：這篇文章寫得十分差勁，連像樣的哲學系本科生的習作都不如。

當然，本人毫不德高望重，不能像霍先生的文章那樣，所謂「論點」，都是他老人家說了算；以下且讓我詳細解釋霍老的文章差在哪裏。

文章的副題是『論當前世界政治的躁動與香港學生「佔中」』，看似只有兩大論題，其實一半篇幅都是寫另一論題，就是批評民主制度。雖然霍老寫得不清楚，但這三個論題在文章裏的關係倒不難看出：當前世界政治的躁動，其中一個主因是民主「被奉為普世價值，使得人人以為實行民主就帶來幸福」（論題一），而由於民主不過是「這個時代的迷幻藥」，只是個「迷惑人」的「幌子」（論題二），因此，『香港學生的「佔中」，理由就不充分，因為完全沒有必要這樣抗爭』（註） ，即是說，沒有必要為得到民主而這樣抗爭（論題三）。

由是觀之，論題二貫串另外兩個論題，因此，只要論題二站不住腳，整篇文章便散了，不及格。

霍先生有沒有提出論據支持論題二呢？看似有，其實無。他花了不少篇幅來批評美國對外政策和不光明手段，彷彿這樣就等於批評民主，然而，就算他對美國的批評全對，那也不表示美國本土內的民主制度實行得不成功（當然，成功與否都有程度之分），更不表示民主並不勝過其他制度（例如中國的極權制度）。退一步說，即使美國本土內的民主制度實行得不成功，那仍然不表示民主制度不可取，只是在這個國家實行失敗而已。文章裏提到的分離主義和一些全球性的難題，例如資本主義的腐敗、能源危機、環境污染、貧富懸殊等，更不能簡單地怪罪於民主制度。要有理有據地批評民主制度，不能像霍先生那樣只看表象、盡舉些搔不著癢處甚至不相干的例子；他問「民主究竟是甚麼？」，問得好，不過，從這篇章的水準看來，恐怕他並不懂得回答。

霍老慨嘆「香港竟然沒有頭腦清醒的人，只知隨別人的笛子起舞，太可憐了」，言下之意是清醒的只有他一人而已。他形容參與雨傘抗爭運動的香港人「像中了蠱」，其實他那自命獨醒才「像中了蠱」--- 中了中國民族主義的蠱。與其磨刀霍霍批評民主，倒不如繼續「韜光養晦」，不要再寫這種不像樣的文章，以免貽笑大方了。

（註） 香港人爭取普選的抗爭運動並沒有佔領中環，而且不是由發起「佔領中環」者領導，因此不宜稱為「佔中」，以下我會用「雨傘抗爭運動」代之。

同儕異議

英美哲學的知識論在最近十年有一個新興的論題，就是「異議」（“disagreement” ）；「異議」之所以成為哲學論題，是因為它可以發生於「知識上的同儕」（“epistemic peers” ，也稱 “epistemic equals”）之間。如果兩個人在智力、思考訓練、背景知識、有關的專門知識、和對問題的用心程度都相同或非常接近，他們便是知識上的同儕（以下間中會簡稱為「同儕」）；如果有明顯的差異，相對優越的那位可以稱為「知識上的（相對）優者」（“epistemic superior”），另一位則可以稱為「知識上的（相對）劣者」(“epistemic inferior”)。知識上的優者和劣者之間的異議很容易解釋 --- 那是由於他們有知識上的差異，只要消除這些差異，他們便會達致相同的見解。然而，當異議發生於同儕之間，這個解釋便不適用了。這裏有兩個問題可以討論：

(1) 怎麼會有同儕之間的異議？

(2) 如果你視異議者為同儕，你應該怎樣對待自己的見解（保持不變、加以修正、轉為中立）？

這個論題的文獻不算多，有興趣的可以看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的兩本論文集：

Richard Feldman & Ted Warfield (eds), Disagreement

David Christensen & Jennifer Lackey (eds), The Epistemology of Disagreement

如果只是想略知這個論題的梗概，可以一讀 Thomas Kelly 的論文“The Epistemic Significance of Disagreement” 。

我對這個論題的興趣越來越大，雖然還未到研究的程度（手頭上的研究已太多），但已將它放進我教的「知識論」一科，以期教學相長。

最近因為香港的抗爭運動而跟不少人討論政治，令我對「異議」這個論題感受良多，其中最令我慨嘆的有兩點：現實世界裏的爭論很多時都不是發生在知識上的同儕之間，但依然往往極難化解，因為很難消除知識上的差異；另一方面，有些人其實是知識上的同儕，本來也是這樣互相看待，可是，一有較重要的異議，其中有人便會立刻重新評估異議者，而視對方為知識上的劣者。

有沒有人認為自己一定是知識上的優者，而從不視他人為知識上的同儕？有的，幸而我遇過的不多。

四類不可與論之人

政治議題當然容許理性討論，但相信不少人都有過這樣的經驗：與某人討論某政治議題，起初大家都好像認真討論，誰知很快對方便好像根本沒有心聆聽、或者好像怎麼也聽不明白你說的；最後很可能是不歡而散，輕則心存芥蒂，重則反目成仇。這種沒有真正溝通而傷感情的「討論」，如果對手是親人或朋友，真是不值得，可免則免；就算只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至少是浪費了寶貴的時間，仍然是不值得的。

我稱這些人為「不可與論之人」，根據我的經驗，至少有四類（同一人可以屬於多過一類）：

(1) 立場先行：這類人之所以不可與論，是因為他們的立場像石碑上的刻文，絕不會改變。他們不是先有理由和證據，才接受一個立場，而是先有了立場，才去找「理由」或「證據」去支持；對於相反的立場，他們會先認定你的立場為錯，然後想盡辦法去駁斥你的理由和證據 --- 你的理由和證據，無論多合理多強，他們都不會接受，寧願誤解或加以扭曲，總之就是不會被你說服。用邏輯的語言說，你的肯定前件（modus ponens），必會變成他們的否定後件（modus tollens）。

(2) 情緒主導：這類人對你的立場或論點不只反對，還帶有強烈的負面情緒，感到厭惡、憤怒、甚至憎恨，有時連帶對你也有類似的負面情緒。無論他們怎樣扮冷靜討論，主宰他們說甚麼的，是情緒，不是頭腦。一般而言，這類人會因為情緒的擾亂而思考不清晰，不但每每誤解你的論點，連自己的論點也會表達得亂七八糟；只要「討論」持續，他們早晚會爆發，由「討論」變成破口大罵。

(3) 爾醉我醒：這類人之所以不可與論，是因為他早已認定「糊塗的是你，清醒的是我」--- 相信你是被人利用或蒙蔽，或相信你是由於其他因素而有嚴重的偏見。他們跟你「討論」，只是想「點醒」你，好讓你看到「真相」。無論你對他們說甚麼，他們都會用「你被人利用了」、「你被人蒙蔽」、「你有嚴重偏見」等理由來「解釋」為何不接受你說的。如果你強調自己清醒，他們當然會指出「醉了的人不會認醉」（事實上，清醒的當然也不會認醉）。

(4) 指點江山：這類人不多，卻最討厭。這樣的人最懂得裝模作樣擺出理性討論的姿態，大條道理，一堆論證；你以為跟他平起平坐討論，誰知他其實相信自己比你高明百倍，甚至是無人能出其右，認為你應該聽他的，他完全沒有必要聽你的。如果你不同意他，你不是無知，就是愚蠢；他跟你「討論」，不過是想讓你知道他如何高明而已。這類人自以為見解獨到，自以為高高在上看通一切，在自己想像的世界中指點江山運籌帷幄，不知多滿足。

遇上這四類人（當然有可能判斷錯誤），最佳的做法是話不還口，最多說聲「好走」。

心繫香江

這幾天除了必要做的事情，我幾乎甚麼也沒有做，是沒心情做，大部份時間都花在關注還在進行中的香港人政治抗爭運動，主要是看臉書，因為臉書的消息最快，當然也有看香港和英美報章的報道，總之就是不想錯過任何有關消息。我太太亦不遑多讓，其實是猶有過之 --- 警察施放催淚彈那晚，她因為擔心更壞的事情會發生，幾乎徹夜不眠，而我早在催淚彈出現前便支持不住要睡了。上一次我們兩人一起這麼關注一件政治事件，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那種似曾相識卻又恍如隔世、憂心忡忡卻又帶點興奮的感覺，非筆墨所能形容。

這場運動的發生，是時也，勢也，不是任何人或任何組織可以策劃得來的；會怎樣發展，結局如何，皆難逆料。到目前為止，參與的香港人表現出的文明質素及和平手段，只能用「令人讚嘆」四字來形容，足令所有香港人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我不想浪漫化這場運動，亦不敢樂觀，因為現時仍然危機重重，中共及香港政府寸步不讓，使用「拖」字訣；這邊廂參與運動的人隨時會支持不住，由於群龍無首，最終或散或亂，甚至內鬥。現在這個膠著的情況，是令人十分擔憂的。

我多麼渴望自己有良策可獻，可是，現在的形勢實在太複雜、太多變數了，雖然有些做法我認為有充分理由反對（例如暴力手段和標榜「打到共產黨」），但如何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局，我實在全無頭緒。我絕無諸葛孔明之才，也不是甚麼謀略家，我只是個讀哲學和教書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既然不知，就不多說了，不過，香港人爭取的，我絕對支持，雖然不期望短期內會成功，但相信爭取才有希望，不抗爭就一定失敗。

 

以上我用了「政治抗爭運動」一語而不用「佔領中環」，因為我認為這場運動已遠遠超越了原先「佔領中環」的構想，實在不宜再稱為「佔領中環」。有人稱之為 ‘the umbrella revolution’, 但說這是一場革命，似乎是言過其實了；我較喜歡 ‘the umbrella movement’ 這稱呼 --- 祝福香港人撐著雨傘前進，不懼風橫雨狂，可以早日收傘，一天光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