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妓與文妖

林語堂寫過一篇小品文〈文妓說〉，批評的是靠攏軍閥以圖權利的學者文人；他用龔自珍〈平均論〉裏的「盜聖賢市仁義」一句來形容這些人，並引用蕭伯納的話來說明：

「像許多的律師、政客、教員、牧師，天天運用他們的技巧智能來出賣他們的良知，與這比起來，妓女之一天賣身兩三鐘頭真不算一回事。」（竟然包括教員！）

然而，蕭伯納這段說話只有「市仁義」之意，並沒有表達龔自珍那句裏的「盜聖賢」。「市仁義」，就是出賣良知，做出不仁不義之事；「盜聖賢」則是裝出聖賢的模樣，用現代的和較廣義的說法，就是保持美好的形象，例如表現得好像站在大眾的一邊，講的是歪理卻又義正詞嚴，或表面是嬉笑怒罵針砭時弊、其實是收了錢寫的政治文章等等。

學者文人不必「盜聖賢」，只要肯不顧面子，不怕人鄙夷，以一管筆賣文兼賣良知，唯利是圖，左右逢迎，就是「市仁義」了，像妓女賣身，已堪稱「文妓」。至於同時「盜聖賢」者，反而不像妓女，倒像是淫婦扮端莊，躲在貞節牌坊後不斷紅杏出牆。這種學者文人，不應該稱為「文妓」，較恰當的稱呼是「文妖」--- 能迷惑人心，令人誤以為他們是仁義之士。

做文妓易，當文妖難，因此，文妖的價錢通常高一些。無品缺德的學者文人通常會盡量做文妖，功力高的，一路妖下去；功力不及的，則早晚露出原形，由文妖降格為文妓。至於降格後取價是否會隨之而減，那又不一定了，因為有些人看久了文妖的文字，現在雖然知道他們不過是文妓，仍然會慣性閱讀，即使所得的不過是娛樂。

父子談身型

約大半年前，阿樂開始做肌肉鍛煉，自發的，他做了一段時間我才發現 --- 他關上房門做掌上壓和各式仰卧起坐，簡直是不動聲色。後來他要求跟我到健身室舉重，只要有空，一定和我同往，而且越舉越重，做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我便知道他是來真的。

三四個月前，阿樂還自資買了一個可以掛在門框上做引體上升的小器械，幾乎每天都用，引得我也不想「輸蝕」，沒有去健身室的日子，便問他借來用。無論功課多忙，阿樂都堅持抽時間出來健身，寧願犧牲一些睡眠時間；媽媽看在眼裏，心疼了，認為他做得太多，竟怪罪於我：「跟你一模一樣，簡直是 obsessive！」

阿樂這麼勤力鍛煉肌肉，當然是因為有顯著的效果。有一次我見到他在鏡子前「欣賞」自己的腹肌，臉帶微笑，好像很滿意；他發現我望著他，有點不好意思，我則豎起拇指表示讚賞。

這天我們閒談，我忍不住問他：「你天天鍛煉肌肉，就是為了身型好看一點？」阿樂不假思索便答道：「當然啦！」好一個青春無敵的答案！想不到他還反問我：「爸爸你去健身，不是為了身型好看些嗎？」我這件老餅兼哲學人本來想作些理由否認，以免顯得膚淺，例如說只是為了強身、做運動時可以思考問題等等，但知道兒子已看通爸爸，只好學著他的語氣說：「當然啦！」可是，少了他那份青春氣焰，總覺答得沒有力量。誰知阿樂接著說：「爸爸，以你這把年紀，能夠保持這樣的身型，已很棒了！」說時豎起拇指表示讚賞，算是「回敬」我，真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阿樂還談到他的同學 S 最近越來越胖，比去年的身型「向橫發展」了幾乎三分一。我說：「可能他不介意呢！不是人人都像你和我那麼注重自己的身型。」阿樂答道：「不是的，他也注重身型，不止一次對我說要減肥，不過光說沒做罷了！其實減肥十分容易，只要減少食量，多做運動便成了，不是嗎？」於是我乘機「教訓」他：「沒你說得那麼容易！你要知道，對很多人來說，意志力是一個問題；此外，每個人的身體都不同，做運動的效果未必一樣。還有，就算你說得對，也不可以在 S 面前那麼說，以免令人難堪。」阿樂回應得倒爽快：「當然沒有對他這樣說，你當我傻的嗎？」

策略文章

政治評論裏有一類文章可稱為「策略文章」，作者不是真的在評論或討論問題，而是為了透過文章的影響力達到政治目的；因此，這些文章的內容不一定是作者的真心見解，討論的也可以只是個偽議題，甚至引用的資料（有意或無意地）不盡不實，但對作者來說，這些都不重要，只要能推動策略便成了。

只要能影響目標讀者，達到推動政治策略的目的，就是成功的策略文章。當然，要能影響目標讀者，最好就不讓他們知道文章的目的只是要影響他們，否則令他們起戒心，效果就會減弱；這有點像在說謊前沒理由先表明「我要欺騙你」，以免謊話白說。不過，有些早有立場的人倒不介意受策略文章影響；他們沒有獨特見解，這些策略文章對他們來說不啻是引路明燈，令他們更清楚自己的方向。

策略文章，最好是由言論領袖來寫，那樣才較容易在自己這方造成一呼百應的效果。假如言論領袖同時是學者教授之類，被認為是有識之士，那麼，文章的影響力便可能伸延到相對中立的人士，說不定可以吸納一些新的支持者。

策略文章受到批評時，尤其是當批評來自政治對手，作者可以用「這只是策略文章」或「這是政治文章，不是學術論文」來打發；就算對方指出了文章裏的邏輯或事實錯誤，作者也可以這樣回應，甚至只是對批評嗤之以鼻，擺出一副「你不懂政治」的姿態。

政治，的確難懂，但培養出分辨策略文章的能力，對這種文章加強戒心，便較不容易受人煽動或愚弄，總有點自我保護的作用。

原創的策略文章其實不容易寫得好，要有點學識見地才成。那些拾人牙慧，寫文章講來講去三幅被的，只配叫做「寫手」；等而下之只懂破口大罵煽動仇恨的，連寫手也不如，只能稱為「打手」。

「歷史系博士研究生馮煒光」

香港政府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在個人臉書評論日前的所謂「驅蝗行動」，他的評論內容不談也罷，倒是他的自稱相當突兀，可以用作「學術頭銜心理學」的好例子。

馮煒光這樣寫：「作為一個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我注意到：英國人撤出殖民地前後，總有人刻意挑族群矛盾令前殖民地不得安寧。大家不可不察。」雖然「博士研究生」不是頭銜，但和「博士」這學術頭銜好像相距不遠，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算是「準頭銜」了。馮煒光本來可以只說「我是研究歷史的」，他現在這個說法，是在拋學術頭銜了，不，是在拋準學術頭銜。連準頭銜也要拋，假如他拿到博士，大家可以期待他說「作為一個歷史系博士，我 ...」。

拋學術頭銜是基於甚麼心理呢？當然有炫耀成份，還有的是希望能增加自己說話的份量。然而，拋學術頭銜其實相當不智，因為大多會令人反感，而且主動提醒敵人一個他們可以攻擊的地方。學術頭銜有甚麼好攻擊？人家第一時間就會去看看你的頭銜是哪裏拿的，像馮煒光，便給人在臉書「起底」，指明他是在中國武漢市的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讀博士。華中師範大學在中國算不上是頂尖的，跟世界級的名校比較，更是望塵莫及；只是將校名列出來，不著一字，就已將馮煒光矮化了。

就算你是在哈佛或牛津讀博士或拿到博士學位，人家要攻擊的，一樣可以出手，揶揄你，說不明白為何以你這樣低的水準，也可以入讀頂尖學府，真是影衰那間大學，不知道論文是不是請槍的等等。當然，即使你沒有拋學術頭銜，別人也可以這樣攻擊你，但你沒有炫耀在先，不得體的是攻擊你的人，而不是你。

那麼，拋學術頭銜會不會增加說話的份量？這個社會看重頭銜的人不少，這些人大概會因為你的「博士」或「教授」頭銜而肅然起敬，或至少覺得你的說話有力些；不過，以我在學術界這麼多年的經驗，經常拋學術頭銜的人（有些甚至堅持要別人稱他們「博士」或「教授」），十之八九好打有限。

不必再問「什麼是中國人？」

拜讀本土派健筆孔誥烽教授鴻文〈什麼是中國人？〉，不無感慨：很多時候，政治論述都不過是為了效果，能有實質影響，甚至只要能鼓動或在精神上支持同路人，便足夠了；文章討論的問題，即使煞有介事，洋洋灑灑，其實只是幌子而已。孔教授討論的「什麼是中國人？」，正是這樣的一個幌子。

孔教授引經據典，大談種族民族主義的起源、中華民族「想像的建構」、大漢族的排滿意識、五族共和的主張、中共的公民民族主義觀、改革開放後種族民族主義觀的復興，如數家珍，然後得出這個大概沒有什麼人會反對的結論：「1911年之後百多年來，如何定義中國人，仍是爭論不休的題目。若再加入美國、新加坡等地的海外華人一併考慮，問題便變得更為複雜。」

然而，像大多數「幌子政論」一樣，孔文的結尾才是真章：

『下次有人再以「大家都是中國人」召喚你我時，我們不妨帶引對方進入一場思辨之旅，反問：什麼是中國人？你搞清楚怎樣界定中國人了嗎？至少我們也可以用港女的氣勢回應：「你自己仲有咁多嘢未搞清楚，咪嚟煩我啦！」』

這是針對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的人，例如早前因此禍從口出的香港藝人官恩娜。假如要先搞清楚怎樣界定「中國人」，才可以（在某些語境）使用「中國人」一語，那麼，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的確不妥。可是，請不要忘記，那些一聽到「大家都是中國人」便心火起的人，都會堅持「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孔教授提出的霸氣一問，一樣可以向這些人招呼：「什麼是中國人？你搞清楚怎樣界定中國人了嗎？」孔教授學識豐富，頭腦清晰，難道連這麼簡單的一點也想不到？

孔教授在文章裏沒有提及這些堅持「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本土派，但如果不是因為這些人的言論，「大家都是中國人」這句話怎會在香港引起激烈爭論？孔教授又怎會有需要寫這篇鴻文？假如「中國人」一語由於定義不清而不應隨便使用，那麼，無論說的是「大家都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都可能不妥（註）。假如對「中國人」一語可以各自表述，那麼，未搞清楚應該怎樣界定「中國人」，並不成其為指責別人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的理由。孔教授為何只針對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的人？

那些堅持「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本土派，關心的可不是「什麼是中國人？」這個問題；他們只是強烈反對別人將他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簡稱「中國人」或「強國人」）歸為一類，這才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這句說話的真義。孔教授在文章裏好像很學術地討論「什麼是中國人？」，骨子裏不過是要支持「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這個本土立場；否則，以他在文中提出的論點，根本沒有理由只針對說「大家都是中國人」的人。

看穿了本土派只是用「什麼是中國人？」做幌子，下次有本土派要求你先搞清楚怎樣界定「中國人」，你也不妨用港女的氣勢回應：「慳啲啦！」

  

（註）當然，「中國人」一詞的意義未含混到令我們難以判斷「法國人是中國人」的對錯。順便一提，孔教授用的「華人」一語，不見得比「中國人」有較精確的定義。

一個關於知識的思想實驗

根據一項最新的調查，超過四分一的美國人（應該是只計成人）以為太陽環繞地球運轉；這是小學生也不應犯的錯，美國人為何無知至此？

調查是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做的，即使未必完全可靠，也不會太離譜。美國二十五歲或以上成人中，教育程度達中學畢業的約有 86%，假如上述調查可靠，美國便有不少人是讀完中學也不知道地球環繞太陽運轉；這是最基本的天文知識，必在學校課程之內，這些「無知的美國人」為何好像沒學過似的？

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如果真的要研究，便先要了解美國的文化和教育制度；以下我只是提出一個很簡單的猜想，然後建議大家做一個思想實驗，用來反省自己對某些知識的態度。

那些中學畢業而不知道地球環繞太陽運轉的美國人，也許在老師教授這知識時，無心裝載，左耳入右耳出，因為他們認為是否知道地球環繞太陽運轉，根本沒所謂，對他們的生活沒有絲毫用處或影響。事實上，這想法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對的 --- 試問有誰會因為不知道地球和太陽的運轉關係而在工作或生活上受影響？（如果在人前弄錯了，可能會成為笑柄，但發生的機會不高，因為平時談話絕少會談到地球和太陽的運轉關係。）

然而，有些人會認為知識不一定要有用才應該擁有；有些知識是常識，例如「地球環繞太陽運轉」（至少是現代人的常識），即使無用，也應該知道，否則便是太無知了。假如你認為自己有一些無用卻應該擁有的知識，你有多珍惜這些知識呢？以下的思想實驗可以幫助你回答這個問題：

先找一個例子，是你認為無用卻應該擁有的知識，不必是「地球環繞太陽運轉」，可以是「水是 H2O」、「鋼琴有八十八個鍵」、或「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等等，你自己選，只要你認為那是無用卻應該擁有的知識便可以了。選好了例子，你便想像有人提議用金錢來交換你這無用的知識，只要你答應，他便付錢，然後用高科技儀器將那知識從你腦中剔除，不留半點痕跡，過程也絕無痛苦。你要多少錢才肯交換？（假如是視錢財如糞土的人，可以用其他有價值的東西來代替金錢，例如時間 --- 放棄無用的知識，以交換可用的時間或健康地活長一點。）

如果你是一位中產人士，卻肯為數千元放棄「地球環繞太陽運轉」這應有的知識，你所謂的「應有」，其實並沒有甚麼份量。

「脫根」與「植根」

CK 在〈放棄廣東話有因〉一文談到一位準備舉家移居外國的朋友，寧願孩子和香港沒有情感上的聯繫，忘記自己是香港人，因此不讓孩子學講廣東話 --- 孩子雖然仍在香港，卻只會說英語。為何不想孩子情繫香港？因為相信香港的環境會越變越壞，如果孩子將來仍然關心香港，便會多了一個不開心的原因；切斷了跟這個地方的感情連繫，孩子的人生會簡單和快樂一點。

CK 形容這個想法是『要為孩子「脫根」，讓他做個黃皮白心的「外國人」』，其實，更準確的形容是為孩子「杜根」（「防微杜漸」的「杜」），不讓根長出來；沒有在香港的根，就不必「脫根」了。然而，如果根已生，就算不是很深，也很難完全脫清，即使是到了天涯海角，也會想起只有在香港才吃得到的那碟地道的叉雞飯，也會因為香港出了隻狼振英而閉翳。

也許有人會問：「這些人那麼記掛香港、關心香港，怎麼不索性回香港居住？」這令我想像自己當年問偷渡來港、卻仍關心惠陽鄉下的老爸：「你那麼關心鄉下，怎麼不回去居住？」他可能會兜巴星過來，反問：「我返鄉下，帶埋你好唔好呀？」。人生的抉擇，可不能只考慮一個因素。

「脫根」難，「植根」同樣難。我兒子在美國出生成長，雖然家裏講廣東話，他到現在還能說能聽，也到過香港很多次，但他不覺得自己的根在香港，正如我不覺得自己的根在惠陽。我沒有向兒子灌輸「我是香港人」的觀念，因為他事實上不是香港人；就算我那麼做，也不會成功，因為「根」是要在香港生出來的，才可能到了外國仍然不斷。

我的香港根脫不了，但我絕不會引以為憾。

朋黨心理學

古人論朋黨的文章，最有名的是歐陽修的《朋黨論》，文采固然飛揚矣，卻不過是門面文章，以內容而言，遠不及唐代李德裕寫的那篇同名文章。李文短小精幹、言簡意賅，對朋黨形成的心理因素，分析得尤其透徹。

歐陽修認為「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但這黑白分明的劃分，解釋不了為何以同道為朋的人，為了捍衛自己那方的「道」，可以變得非理性、咄咄迫人、甚至手段低下，一點也不君子。李德裕引用東漢仲長統的三句說話，便解釋了這個現象：「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隙。」

因為政治見解不同而有所爭論，這是自然不過的事。要言詞著力而絕不動氣，始終如一地客觀冷靜，那是很難做到的事；風動，幡便動，由於激烈的爭論而互生反感，對同道的人相應地增加親切之感，這也是很自然的事。這「愛憎」，這親切感和反感，而不只是志同道合道不同不相為謀，才是朋黨的凝聚力 --- 親切感是內聚力，反感是外迫力，於是便形成了朋黨的圈。

由於朋黨的形成有這樣的心理因素，朋黨之間便容易產生怨隙。先有反感，朋黨形成後，同仇敵愾，這反感只會增強，不會減輕。反感增強後，對方甚麼言詞行動，看在眼裏都是不對的；有時雙方明明對某事的意見大同小異，卻只著眼於小異之處，大做文章，大同而可合作之處，便視而不見了。

怨氣累積，嫌隙越來越多、越來越大，於是爭論變成鬥爭，反感變成仇恨。仇恨作祟，即使本來是君子的，也可能會變得非理性、咄咄迫人、甚至手段低下；至於本來就不是君子的，李德裕形容得很精彩：「小才小勇，祗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為怪哉？」

李德裕和歐陽修都寫了《朋黨論》，前者力陳朋黨之為害，後者奢談君子朋黨的好處，事實上兩人都是朋黨中人，都因為參與朋黨而吃了不少苦頭，幾乎招致殺身之禍。李德裕對朋黨的看法是對的，可是仍然不免墮入朋黨，可見在政治上特立獨行之難矣哉。

一圖三解

在網上看到這樣的一幅圖：

（圖片來源：http://alternatives-inc.com/change）

相信一般的理解是圖中三人表達了三種不同的人生態度，但此圖還可以用來說明另外兩個現象。且聽我一一道來。

（一）人生態度

同樣的半杯水，在悲觀的人眼中，是半空，樂觀的人看來卻是半滿。水有半杯，這是客觀的事實，卻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說是半滿，沒錯，說是半空，也對。然而，不同的看法，會產生不同的情緒，引發不同的行為，影響生活質素。悲觀和樂觀本身也許沒有對錯可言，不過，假如是無緣無故的悲觀或沒根沒據的樂觀，便很可能會徒添煩惱或失望了。

還有一種人生態度，就是圖中那個飲水者代表的：既非悲觀，也非樂觀，對生活問題是見招拆招，有水便飲，有飯便吃；盡量做到因時制宜、腳踏實地，不作非分之想，沒有杞人之憂。境界高的，是既會積極進取，亦能隨遇而安。

（二）政治

假如圖中兩人的不同意見，是代表沒有（或難以判斷）客觀對錯的政治立場，那麼，飲水者便是政治的機會主義者，看準政治形勢，從中謀取權力、金錢、名譽等私利。

政治立場相反的人打生打死，各自堅持己見，絕不退讓，甚至視對方為妖魔，因此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加以打擊，往往實事做不成，甚至兩敗俱傷。機會主義者在旁觀戰，有需要時煽風點火，或暫時靠攏其中一方，但可能會隨時變臉倒戈，為的，就是要「喝到那杯水」。

（三）哲學

圖中兩人的爭論也可以代表不少人眼中的哲學問題：無無謂謂、為拗而拗、沒完沒了，將本來簡單的，講得異常複雜，令人頭昏腦脹，卻又永遠不會有確實的答案。

飲水者代表的，自然就是遠離哲學的象牙塔、活在現實世界的人；他們口渴時便飲水，知道水的各種用途，準時交水費，或者會考慮到節約用水，但斷斷不會去思考甚麼關於水的哲學問題，因為那樣做是浪費生命。

當然，我不得不說一句，哲學問題不是這樣的；要明白我的意思，你就要先暫時放下那杯水，過來跟我討論討論。

五不爭

呂坤有「五不爭」之說：

「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節，不與盛氣人爭是非。」（《呻吟語》〈應務〉）

所謂「爭」，有二義，在「爭富」、「爭貴」、「爭名」，意思是爭奪；在「爭禮節」和「爭是非」，指的是因意見不同而有爭執。這「五不爭」，不是勸人與世無爭，勸人不要爭富、爭貴、爭名、爭禮節、爭是非，而是指出如果去爭，也要特別顧忌某一類人，最好就是不跟他們爭，所謂避之則吉，否則吃虧的是自己。何解？因為他們或處心積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或不守常規，難以預計，或情緒失控，一發不可收拾，大多容易做出過份的事。

「居積人」一心一意累積財富，一切向錢看，見錢開眼，錢大過天；囤積居奇、牟取暴利、巧取豪奪等手段，對他們來說，是常識。你跟這些人「爭富」，就是阻他們發達，豈有不除你而後快之理？

「進取人」這裏指的不只是積極、努力、有上進心的人，而是那些不擇手段向上爬的人。這種人，可以踩著其他人而上，為了上位，跣人一鑊篤你背脊落井下石都視作等閒，真是不惜一將功成萬骨枯。跟他們爭？你嫌命長了。

「矜飾人」愛面子，裝模作樣，好出風頭，往往是自高自大之輩；自命不凡，不可一世，最忌的是給人搶了風頭，或名氣被人蓋過，或給人指出錯誤而丟臉。你不必直接跟他們爭名，只要做了一些事情令他們覺得失威，他們也可能惱羞成怒，蓄意報復。

「簡傲人」是那些刻意離經叛道、企圖驚世駭俗的人，這種人倨傲放肆，不按牌理出牌，言行往往不守常規、出人意表；跟他們在禮節上起爭執，是浪費時間，雖然後果未必會太嚴重，但也輕則被取笑作弄，重則壞了手頭上的事，不值得。

最可能有即時危險的，是遇上「盛氣人」。這種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氣，假如他們手上有槍，而給你觸怒了，便隨時會拔鎗射你；沒槍，也會揮拳相向；不是「好打得」的，亦少不了破口大罵。跟「盛氣人」爭辯，誰是誰非是其次，只要爭辯的語氣變重，或只是一兩句嘲諷的話，他們便會動怒，很可能小事化大；本來只是茶杯裏的風波，卻被怒氣吹得要在江湖了斷。

嚴守「五不爭」，自可明哲保身。

【補：每次我寫關於修身立德、處世做人的文章，都會有人問我：「你自己又如何呀？會不會也有那些毛病？」這次我先答了，省卻多事者的一問：我不居積、不進取、不矜飾、不盛氣（至少是在與人爭辯時），但不得不承認有幾分簡傲；不至於離經叛道、倨傲放肆，卻間中不守常規、不理世俗目光。所以呢，最好不要跟我「爭禮節」！】

蠢女人才會喜歡喜歡蠢女人的男人

有人說男人大多喜歡蠢女人，是耶非耶，實難定奪，因為這至少要看「蠢女人」指的是怎麼樣的女人。然而，有一點相當清楚：即使一個男人表明喜歡蠢女人，他也不會純粹因為一個女人蠢而喜歡她。喜歡蠢女人的男人，應該是將蠢看成是一個額外的「優點」；吸引他們的女人，或是樣貌討好，或是性格可人，或是跟自己興趣投合，或是有錢 ... 總之就不只是蠢。說他們喜歡蠢女人，只是指他們有這種想法：樣貌不錯，好啊！如果蠢就更好了（如此類推）。

那麼，喜歡蠢女人的男人所謂的「蠢」，又是甚麼意思呢？是指學歷或智力低嗎？看來不是，因為很多男人介意的，只是女人的學歷或智力高過自己；他們不會特別喜歡沒怎麼讀過書或蠢鈍愚拙的女人。他們所謂的「蠢」，大概是指沒機心、不難哄、思想行為都簡單直接、對男朋友或丈夫盲目信任，因而容易控制擺佈；一言以蔽之，是「走不出本大爺五指山」的那種。

這樣的「蠢」，是和高學歷及高智力沒有矛盾的；一位物理學女博士或智商有資格入 Mensa 的女人，也可以完全符合上述「蠢」的條件。喜歡蠢女人的男人，寧可和這樣的女人一起，也不要一個學歷和智商低得多、卻一點也不「蠢」的女人。這類男人，最忌的也許是像王迪詩那樣的女人（我指的是王迪詩文章裏塑造的那個「王迪詩」），真是「郁下條尾」她便知道你的意圖，自己的所思所想、一舉一動，在她眼底都無所遁形。

是不是大多數男人都喜歡（這個意義下的）蠢女人？我相信不是，但至少有一些男人是這樣的。這些男人為甚麼喜歡蠢女人？是因為他們要主導、要有自由、要有秘密、要做兩人關係中掌握權力的那位。這樣的男人，視男女關係為人際角力的一種，不會讓你深入了解，甚至不太可靠，不宜付託終身，只有蠢女人才會喜歡 --- 蠢，所以看不出他們喜歡蠢女人，看不出他們的潛在問題。

清晰與全面

朋友在臉書貼出一張圖片，很有意思，雖然所表達的道理十分顯淺，大多數人都明白，但往往不會應用到自己身上：

站在圓柱體和牆之間、而只是望著藍色牆的人，大多不會想到牆上的影像是圓柱體的投影。牆上的形象十分清楚，是正方形；如果你認為那是立方體的投影，牆上影像的清晰程度不會令你懷疑，而只會加強這個看法，於是你便不會去設想其他的可能。假如你轉頭望向另一面牆，看到圓形的投影時，可能會非常詫異，不明白剛才為何那麼肯定，竟然沒想到圓柱體的可能！

清晰和全面是兩回事，看得一清二楚，也可以只是看到片面，甚至是假象 --- 視覺假像（optical illusions）大多一清二楚，沒有模糊之處。引申到簡單視覺經驗以外的觀察和見解，情況一樣；你觀察到的，清楚到不得了，於是你根據這觀察形成見解，觀察的清晰程度不會令你懷疑，而只會加強這個見解，於是你便不會去設想其他的可能。然而，如果你有機會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或者看到全面，你便可能會發覺自己的見解是多麼的扭曲。

問題是，為甚麼我們不轉頭看看「另一面牆」？部份原因正正是你看到的實在太清晰了，不過，還有其他可能的原因：你早已選擇了只望著一個特定的方向；有人故意擋著「另一面牆」，令你看不到「另外的影像」；有很多人和你一起看著「同一面牆」，看到「同一的影像」，同樣清晰，於是互相肯定；你要盡快行動，因此要盡快有確定的看法，沒時間做全面的觀察和考慮。

很多時候，因為環境的限制，我們只能看到「一面牆」、「一個影像」；如果你退一步設想，懷疑自己所見的可能不是真相，其他人也許會覺得你多餘，認為「事實擺在眼前，沒有甚麼好懷疑」。這時候，假如你開始解釋「清晰和全面是兩回事」，你得到的很可能不是欣賞，而是鄙夷。

狠 • 痞 • 書生氣

余英時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一文有幾句說話，對寫政論的書生來說，是很重要的提醒：

『毛澤東屢屢誡人莫要「書生氣」，那真是「見道」之語。[...] 大致說來，共產黨內的「成功者」起碼必須具備兩大要訣，一是「狠」字訣，一是「痞」字訣。這正相當於毛澤東在自我估價時所說的「虎氣」和「猴氣」。佔上風時則盡量「狠」，「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落下風時則盡量「痞」，撒賴使潑，包括三呼政敵萬歲，讓對方摸不清自己的底細。如此則可以化險為夷，渡過難關。知識份子如果真要保持「書生氣」，則往往執著於「理想」、「原則」、「骨氣」之類；有了這些精神負擔而仍糊糊塗塗地投身於邊緣人團體的激烈權力鬥爭之中，安得不招殺身之禍？』

雖然這裏談的是共產黨的權鬥，但可以引申到寫政論，因為吃虧的同樣是有書生氣的人。有書生氣的人投身政治，捲入權鬥，可說是死路一條：講理想、原則、骨氣、人格、公義、理性，甚至奢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遇著人家耍手段、玩權術，要痞時即痞，要狠時即狠，看風駛艃，趕盡殺絕，真是書生死去亦懵然。

有書生氣的人寫政論，大概不會招殺身之禍（雖然難保一定不會），但一樣是吃虧給既狠且痞的人。政治爭論不是學術研究，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效果；能說服更多的人，便算贏了。有書生氣的人追求真理，嚴分對錯，講究證據和邏輯，務必條分縷析，論證嚴謹，一般人根本跟不上，不是覺得你捉字蝨，就是認為那是象牙塔裏的空言。寫政論而懂得「狠」「痞」二訣的人，虎猴雙形，罵時罵得狠，一副義正詞嚴的模樣；出錯了，則轉移視線，或偷換概念，或耍賴皮，或搬龍門，很容易又矇混過去了。假如書生不甘心，傻得以為真理越辯越明，到給人死纏難打時，才驚覺身在泥漿，不在擂台，悔之已晚矣！

不過，做書生之事，不必帶書生之氣：不將自己看得那麼高，不期望言論能影響大局，不執著別人的認同，只是不吐不快，暢所欲言；再加兩分放浪形骸、玩世不恭，那就無處惹塵埃了。